发挥优势才能发展——代序

一、发挥优势就能发展——代序（论文文献综述）

谢小平^[1]（2021）在《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乡绅”在现代文学是一种多元而复杂的存在。作为“历史的中间物”,乡绅形象因时空的区隔和作家独特的创作理念,而呈复杂样态。本文以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文本细读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着力探析乡绅在现代文学里的复杂样态是如何建构与流变的。在此基础上,由形象建构、话语模式推及叙事伦理。由前所述,本文认为,乡绅书写以多元而复杂的风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创作实践。而就其文学史的意义而言,既在于它对“人”与人性内在的深度探寻,还在于它独特的美学品格给今日文学创作和研究以丰厚滋养。本文由三部分组成,绪论、论文主体五章以及结论。绪论部分首先陈述了选题来由及意义。其次,是对乡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类概述。最后,对本文的研究对象进行概念界定。论文主体部分共五章。第一章立足于文本细读,从“关系”着手,分别从家庭、族群以及城乡三个维度出发,重点挖掘乡绅的多元面相及其身份复杂性。第二章重点从社会学与文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视野出发,着重探查乡绅与乡村秩序在政治、文化以及经济三个维度上的互动。较之于前两章的动态考察特征,第三章和第四章则试图沉静下来,从静态角度切入。通过不同创作视角的切近,探察乡绅的主体性身份与其背后精神空间、物质空间的关联;探察不同作家对乡土社会的整体感知,及其在乡绅形象差异化建构背后的个性化创作追求。在互文性参照中,探析现代乡绅形象书写的不同特征。在第三章的基础上,第四章重在探析作家在文本创作里所持之叙事伦理。最后,我们结合前四章的研究内容,对现代文学的乡绅形象,及乡绅形象书写的社会意义,文学审美价值得失,作整体把握。为扩充研究的纵深视野,本文从文学史的纵向视野出发,爬梳文学发展脉络,进一步探讨了乡绅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的变体——新乡贤。结语部分,本文从文学史的视野出发,就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的艺术特性和价值意义等作了一定的归纳总结。

张英祺^[2]（2021）在《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刘云若是民国时期的通俗小说家与名报人,一生创作小说近五十部,曾为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等副刊撰稿人,并担任《北洋画报》主编和《星期六画报》等40年代盛行的小报副刊主笔,在写作小说的同时发表了大量杂感时评。目前学界的研究视角广博,针对刘云若的研究也愈加多元化,但就其具体研究内容而言,则多是针对刘云若小说而展开的研究,对刘云若杂感时评专门的研究文章少之又少,更未有人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对刘云若的小说和杂感时评展开关系研究。由于出自同一作家的笔下,分属不同文体形式的小说与杂感时评往往存在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联系。本文在整理刘云若杂感时评和经典小说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文本对照,试图寻找二者的异同之处,进而探究二者相互交错的关系对刘云若创作的影响。本篇论文主要分四部分来写:第一部分主要从创作内容入手进行研究。凭着对天津的熟悉和感情,刘云若在创作上大都取法周遭。无论是小说还是杂感时评,其创作素材都来源于天津这座城及城中的人与事,这是二者在内容上的相同之处。但小说与杂感时评又因不同的文体特征而在具体的文本演绎中呈现出差异性。这一部分主要从典型的人物、事件与富含文化隐喻的空间三方面展开具体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从写作技法方面进行研究。杂感时评突出的特点是议论与说理,而刘云若小说中惯用的“闲笔”恰是杂感时评议论功能的贯穿与转化,小说中为了做到通俗易懂而特意以举例子、打比方等手法进行阐述的方式可以说是杂感时评说理功能的延伸,此外,其作品在技法方面的一大特色是笔调随性,融汇庄谐两种笔墨。第三部分主要是对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小说中独具特色的语言进行研究。无论是其小说语言还是杂感时评的语言都经历了由文白杂糅到现代白话的转化过程,语言的修饰减少,呈现出谈话交流的特征,同时其作品语言的幽默的风格存在着由付诸“归哏”到幽默性讽刺的内在转化。第四部分主要从思想内蕴上进行研究。小说是以旁观的方式冷静地叙述,到了杂感时评中则更多地融入了自己真实的经历与感受。刘云若的杂感时评与小说中所蕴含的思想具有多重性,并且随着时代环境的变更而变化。在二三十年代,由于画报普遍重视趣味性与刘云若本身具有名士气与洒脱气,这使得他的创作具有一种消闲色彩。然而经历八年沦陷后,刘云若开始思考文学在精神上对人生的引领作用。

徐世平^[3]（2020）在《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石拓片,在金石学产生、兴盛、发展、复兴的过程中,拓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拓片不仅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也是古人临池的范本类型之一。随金石学而兴起的拓片题跋,从最初的卷册形式为主,到清代乾嘉金石学复兴、碑学兴起,整纸拓的题跋、悬挂、欣赏,逐渐成为新的时尚。历来对于金石拓片题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史料的价值,兼及书法品评。而以现代的设计角度来观照这一传统的艺术样式,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金石拓片的题跋作品中,拓片是主,题跋为宾,围绕拓片展开的题跋,毫无疑问是学术和艺术的高度融合。通过对宋、元、明、清、民国以来留下的大量金石拓片题跋作品的分析、研究,在看似不经意的题跋中,却蕴含着诸多的设计因素。由此可知,拓片本身既有金石的设计基因,又有拓片的传拓工艺,还有文人为了题跋而预留空间的设计。至于题跋中的设计因素就更加丰富了,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设计。内容包括题跋文体的选定、叙述的角度、文字的长短等。形式则包括题跋书体与风格、位置与大小都要遵循一定的形式构成规律,不是简单的叠加或填空。对称与平衡、变化与统一、调和与对比、渐变与突变、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比例与尺度等设计原理均为拓片题跋提供了支持。而世俗的伦理次序,一定程度上支配着题跋位置的前后、高低、左右、上下等,对形式的影响不可忽视。印章从印文拟定、印风印式及钤盖都充满了设计,对于题跋形式是极大的补充和完善,有时会起到点睛的作用,使画面醒豁,神采斐然。题跋纸墨色彩及界格的设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题跋空间一般在原拓纸和另纸两层为多,也有和绫纸形成三层空间的题跋,这对于设计的要求就更高了。金石拓片题跋的经典设计案例,结合了配画、临帖、钩摹等手段,经过精心的装潢设计,使拓片题跋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通过对《兰亭序·兰亭诗》《石鼓文》手卷、《熹平石经》《四欧堂》册页、《西岳华山庙碑》整纸拓,以及全形拓中六舟的《博古清供图》《古砖花供图》《剔灯图》《六舟礼佛图》、吴大澂《愙斋集古图》的拓片题跋解析,进一步印证了设计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金石拓片题跋综合了金石拓片作为文字和图像载体本身具有的审美,还有传拓过程中产生的传拓工艺之美,最后融合文人艺术家诗文、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之美。而能将这些因素巧妙糅合的关键就在于设计,没有设计的统摄,将是散乱无序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或过于随意或过度设计,不免潦乱繁琐,我们正可引以为戒。如何运用设计把握好度的分寸,妙为布白,留有余地,处理好虚实关系,使拓片与题跋浑然一体,便成为当下现实的关切。

王蕾^[4]（2020）在《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文中研究说明韩少功,作为新时期中国文坛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湖南作家,他凭借对现实人生的真切体验以及对文学创作地不断深入,通过近半个世纪的文化实践和审美反思,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论文试图去解读韩少功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价值追求,以及在具体的创作指向中把握他独特的精神世界。韩少功的精神世界丰富而深邃,这其中,鲁迅、沈从文以及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成为了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精神向导。因此,论文将通过上述几位作家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分别从韩少功的文化启蒙、文学寻根、文学思想建构的开放性与多样性等方面来进行阐释和论证,以深度剖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具体来说,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是在他坚持不懈的人文关怀、独辟蹊径的思维方式以及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之中完成的。因此,论文的四个章节也将从上述几个维度来进行展开。论文的第一章将主要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缘由。第一部分以韩少功人生历程中的四个主要阶段为时间纵轴,阐释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具体路径。韩少功丰富的人生体验以及文学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特定文化语境,既是他独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方式形成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创作思想形成的外部条件。第二部分将具体解读韩少功对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定位。第三部分将侧重分析韩少功创作思想形成的构成之源、主要内涵和突出特征。一方面他受“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的浸染,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坚守着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之责。另一方面,鲁迅、沈从文、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理论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形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精神导向作用。第二章到第四章将对韩少功创作思想的“构成之源”及价值追求的具体表现作详细的论述。第二章将集中论证韩少功在鲁迅精神指引下文化“启蒙”意识的自觉形成。本章的第一节将鲁迅生存意义上的价值选择“火与剑”式的激烈批判与韩少功“中和”式的坚持与抵抗进行比较,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阐释他们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及价值立场的坚守。第二节将对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和韩少功笔下知识青年的人生轨迹和前途命运进行关注,试图去审视不同时代背景下知识群体生存境遇的异同。章节的最后,对鲁迅与韩少功在文化“启蒙”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方式进行比较,将“国民性”批判作为鲁迅与韩少功的精神联结,重点突出韩少功对鲁迅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继承与开拓。第三章将“寻根”作为本章的论述基点。沈从文对“生命优根”的执着追寻,对韩少功的文学“寻根”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第一节将对“寻根”母题进行简要探析,解读传统寻根视域下“优根”与“劣根”之选所产生的不同文化意义,并分析“寻根”视域下湖湘文化与巫楚文化的联系与区别。第二节与第三节将分别论述沈从文的“乡下人”寻根与韩少功的“外乡人”寻根,在比较他们各具特色的“寻根”路径中,重点分析韩少功新时期文学“寻根”所产生的时代意义。第四章将重点分析韩少功在米兰·昆德拉小说理论指引下个人创作思想的建构以及具体表达。八十年代中期,韩少功译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至中国内地并引起强烈反响,韩少功本人也深受昆德拉创作思想的影响。从对“存在”的找寻、文体试验的践履,到拒绝“媚俗”坚守住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价值立场……韩少功在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中一次次智慧地完成生命的独行之路,“倔强”地守候一份人文知识分子的“初心”。总之,本论文意在超越以往有关韩少功研究的单一路径和思维范式,主要采用综合归纳与比较分析、微观研究与宏观阐述结合一体的方法,对韩少功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思想的价值追求做全面的阐释与解读,并以此为基点,借以能够拓宽学界对韩少功研究的路径。如此,或许能够获得更多的学术空间和理论启示。

丁建雄^[5]（2020）在《庄子媒介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媒介思想是庄子传播思想研究的一部分。在庄子视域下,媒介是“心”的延伸。“心”是无形的,区别于有形的物质实体,侧重于精神世界,包含了道德、精神、情感、思想、信念等要素于其中。庄子尤为重视“心”——好似麦克卢汉重视的“中枢神经系统”——因为“心”才是真正的自己,其次是身体,而其他的一切外物则是“心”的附属以及身体的延伸,即媒介。可以说,在庄子那会儿就已有“万物皆媒”的观念了。媒介还包含了一部分无形之物,判别标准是看其是否“可易”,不可易者不是媒介,例如“道”、思想精髓、真情等不是媒介。如古语所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鹅毛是媒介,但情谊不是媒介。媒介之判断需举一反三。媒介并不是中性的,有冷媒介与暖媒介之分,这不在于媒介的使用者,而是在于媒介本身性质的冷暖。冷媒介危害“心”、冰冻“心”,会使人的情感和道德大大减少,最终异化成“机心”——机器般的心,人会变了像麻木不仁的资本家那样,甚至变成冰冷的机器人;暖媒介暖心,有温情在其中,不至于让人变得残酷无情。当然,冷暖媒介是相对而言的,通常冷媒介会转变成暖媒介,因为没有最冷的冷媒介,只有更冷的冷媒介。因而,使用媒介前要警惕媒介,特别是新媒介,避免媒介伤真性。这是最基本的,之后才能谈媒介使用的境界。一种境界是将媒介“无用”化,在使用过程中减少其功利价值,因为“无用乃大用”,会有你意想不到之妙效;第二种,是超越媒介之有待,立于无待之境,这时你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能像庄子那样无待于媒介,逍遥游世。第三种,融“道”于媒介之中,这样能将自身及媒介无限升华,无限接近于媒介运用的最高境界,这是再高的技术都不能企及的。庄子有许多媒介寓言,有的媒介有有形实体,有的是无形的。这些媒介如文字、书籍、弓箭、刀剑、渔具、鞭子、画画、火把、葫芦、竹竿、舟、车、锁、萧等,还有法律、朋友圈儿、“鬼”等等。这些媒介寓言皆贯穿着庄子的媒介核心思想在其中。庄子虽然是先秦诸子之一,生活在古代,但其媒介思想对当今被各种高端媒介所包围着的人们很有启发意义,需用心体会。

王雨^[6]（2020）在《易作霖语文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课题以易作霖的论着、收录易作霖教育思想的专着和相关研究论文为依据,对易作霖的语文教育实践和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挖掘易作霖的语文教育思想,探讨其对现今语文教育的启示,希望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这位语文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并从中获得启迪,更希望他的语文教育思想对深化当今语文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本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分为三章。论文主体部分概述如下:第一章论述了易作霖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通过分析易作霖生活的社会时代、家庭环境和自身经历,发现他的父亲和家风对其职业选择和性格养成有着重要影响。其教育思想的形成与时代文化浪潮、学制改革、语文学科的创建有着密切关联。其教育教学实践及同时代一批文化教育精英,对其教育思想的发展影响很大。第二章论述了易作霖的教研实践。他在国语研究工作中主张教授注音字母,用来统一国音并普及教育;他力求从矛盾现象中探寻语法规则,并将语法知识形成图解;他支持汉字改革,但坚决保留汉字。他还积极从事教材编辑工作,编写了大量的学生和教师用书,首创看图学读音教学法,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十分超前。第三章揭示了易作霖在语文教研实践过程中秉持的语言本位观,对现代语文教学仍有重要启发。当今语文课程要建立专业性标准,需要教材编写者、语文教师和学生树立语言本位观,通力合作,牢牢抓住语言知识。语言知识是语文教材的基本,教材要构建语言核心知识体系,设计可操作性的语言活动;语言知识是语文教师的专业性体现,教师要深入钻研语言本体性知识,将大学知识中小学化;语言知识是学生学好语文的法宝,学生要系统精细地学习语言核心知识,在语言实践中培养语言能力。最后结语概括了易作霖一生的主要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思想观念,总结了易作霖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新课程改革和教育现存部分问题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再次强调了语文的本真在语言,语文教师应该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素养,做一个研究型的专业的语文教师。

王晨仰^[7]（2020）在《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文中提出儒学、儒家和儒教这三个概念有何联系与区别?儒教是否为宗教?儒学的宗教性具体指的是什么?中国是否形成了“不具宗教之名而有宗教之实的儒教”?这些问题是自明末清初“礼仪之争”以及康有为的“孔教论”以来,近现代中国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大问题。关于儒学性质问题的讨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本文的研究,儒学、儒家和儒教这三个概念是儒文化的一体三面。“一体”者,其根于一也;“三面”者,各有侧重也。“儒教”一词本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固有的概念,在不断演变与发展下,这个词在今天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是“教化性儒教”,指的是作为中华文化主体的、一体三面儒文化中的一面;第二是“宗教性儒教”,指的是近现代以来儒学极端化发展产生的小范围宗教性团体;第三是部分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宗教论”,指的是将整个两千多年来的儒学视为宗教的理论。三者虽然同称为“儒教”,含义却大相径庭。在具体问题研究中,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儒教”一词的确切含义。学界在以往的讨论中,很多情况下陷入了“儒学与儒教”非此即彼、两相对立的模式化倾向:儒学要么就是宗教,要么就不是宗教,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华文化底色之一的儒学应该是非宗教的:汉代经学主体部分不是宗教,也没有产生成型的、信仰儒学的宗教;宋明理学或者“道学”主体部分也不是宗教;儒学的其他发展阶段,大多也没有孕育出成型的宗教。非宗教的儒学似乎也没必要被改造为宗教。事实上,一些学者设想中的“儒学宗教化”改造很可能脱离现实且难度极其巨大,在理论上似乎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在现实中的操作难度也比较大。而且,这种宗教化改造很有可能会降低儒学自身价值、阻碍儒学发展进步。对于那些已经存在于中国港澳台、日韩东南亚等地区的小范围“宗教性儒教”团体,我们可以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若能对“宗教性儒教”加以正确地引导,或许也可使其成为儒学现代化发展的有生力量之一。

顾超^[8]（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刘文辉^[9]（2019）在《“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学模式事关汉语教学的成败,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汉语教学中,传统的“分技能教学模式”在教学效率方面存在着不足,因此我们通过数年的理论探索,尝试构建出汉语教学的一种新型模式——“听说+读写”教学模式,并经过两年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证明该模式是有效的,是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检验的。本论文共分为4个部分,另加若干附录。第一部分为绪论与相关文献综述。首先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对象与方法,勾勒出全文的研究框架;其次对国内外现有教学模式,尤其是汉语及对外汉语教学界的教学模式主要成果进行了较为详实的综述,从而为本教学模式的全方位构建提供借鉴。第二部分是“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主要介绍了该教学模式的五大构成因素,即理论基础（包括认知主义、建构主义、自主学习、“输入”与“输出”假说、联结主义等各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现条件（包括课程设计、教师团队构建与培训、教材选用与改编、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等部分。同时,本文还归纳了该教学模式的6大特点,即:以多种理论为基础、结合汉语及汉语教学的特点、进行了较大规模且较长时间的系统实证研究、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语言技能的全方位配合、以强有力的“管理”作为辅助和保障。第三部分是“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的实验与结果。重点展示了运用对比教学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这一教学模式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与结果。研究发现:（1）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汉语总体水平提升更为显着（以新HSK5级成绩为标准）;（2）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听、说、读、写等各项语言能力进步明显;（3）实验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显着提升;（4）实验组学生对“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从实验时及实验半年后跟踪调查问卷数据所知）;（5）该模式效果与学生汉语基础无关,适用于汉语高水平及低水平的学习者。实验结果达到预期目标,该教学模式取得成功。第四部分是针对“听说+读写”教学模式所展开的讨论以及本文的结论。首先,结合第二轮教学实验的过程与结果证明该教学模式具有较广的适用性;其次,总结了这一教学模式对国内外汉语教学界的9点启示,并对未来该模式的进一步实施与推广提出6点展望;最后,对全文进行了总结。

季念^[10]（2019）在《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42年5月14日在伦敦创刊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成功地将新闻与图像有机结合,实现文学与艺术“联姻”的周刊。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对中国和中国人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创刊后仅20天,即刊载了关于中国人的专题报道《中国的道光皇帝》。到1876年,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几乎涉及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伦敦新闻画报》在这三十多年中塑造的晚清中国人形象既丰满多样又极具典型性,对英国中产阶级读者乃至大英帝国臣民关于晚清中国人形象的认知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人形象报道中,用力最勤、着墨最多、关注度最高的无疑是在晚清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皇帝高官。就皇帝而言,《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了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和同治皇帝,并将他们置于晚清战乱不断、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观照,表现了道光皇帝强撑危局的艰难,咸丰皇帝苦心维持的不易,同治皇帝作为符号象征的无奈。就高官而言,它报道了耆英、斌椿、叶名琛、广州行商及其他官员群像,描绘了耆英在外交活动中的善变形象,表现了斌椿作为“中土西来第一人”的开放包容个性,浓墨重彩地对叶名琛进行了污名化。当然,《伦敦新闻画报》虽然格外重视皇帝高官,但其报道的中国人形象并不局限于此。它还报道了形形色色的下层人形象。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军人和中国百姓。就军人形象而言,它描绘了遇敌溃逃、英勇顽强、唯利残忍等不同类型的军人;就中国百姓而言,它表现了堕落麻木、礼貌友善、吃苦耐劳等不同品质的中国百姓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丰富而生动,这既得益于该报图文结合的特色,更得益于该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首先,在图像与文字的互释、互补与悖离中,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直观性、可感性和性格张力。其次,通过新闻观察者的叙述、新闻当事人的叙述、嵌套性叙述等多重叙述主体的透视,增强了新闻故事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与生动。再次,记者、画家将新闻背景与事实巧妙结合,或利用新闻背景阐明新闻事实,或利用新闻背景烘托新闻事实,不仅使画报中的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更加完整,而且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故事与中国人形象。《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作为一种西方视野中的“他者”形象,既非现实生活中中国人形象毫不走样地再现,也非西方人凭空想象的产物。它是记者在中国民间游历、战地目击、受传闻影响等亲历中国的印象,也是西欧对中国人美化性想象与丑化性想象的延续,是西欧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在它身上体现了大英帝国意识形态与媒介使命的混合,杂糅了商业利益至上与新闻客观、不列颠民族优越与新闻中立、中产阶级定位与新闻写实等矛盾对立的因素。《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书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曾影响了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认识和其他画报对中国人的关注,并提供了中国人形象研究的新参照物。其次,它具有较强的审美意义。它拓展了图文并重的审美空间和新闻画报的表现范围,提升了新闻画报的艺术品位。再次,它具有很强的当代价值。它既为当代社会观察和评价外国媒体中的中国人形象提供了视野,又为当代中国媒体报道外国人形象提供了启示,还对提升当代中国画报的图文艺术水平和质量提供了借鉴。

二、发挥优势就能发展——代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挥优势就能发展——代序（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论文提纲范文）

（5）庄子媒介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易作霖语文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论文提纲范文）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论文提纲范文）

四、发挥优势就能发展——代序（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文学中的乡绅书写研究[D]. 谢小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刘云若杂感时评与其小说的关系研究[D]. 张英祺.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D]. 徐世平. 苏州大学, 2020(06)
• [4]文学内外的求索：韩少功创作思想的追求[D]. 王蕾.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5]庄子媒介思想研究[D]. 丁建雄.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易作霖语文教育思想研究[D]. 王雨. 喀什大学, 2020(07)
• [7]儒教之争：再论儒学、儒家与儒教的分际[D]. 王晨仰. 吉林大学, 2020(08)
• [8]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9]“听说+读写”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证研究[D]. 刘文辉. 暨南大学, 2019(03)
• [10]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人形象（1842-1876）[D]. 季念. 湘潭大学,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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