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结构畸形是制约中西部发展的根本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唐磊[1]（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价值追求,是衡量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尺度,对公平的向往是人类追求幸福的需要,始终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来,实现社会公平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不懈追求,更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中,必须正视的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就是要以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平发展为目标,从而激发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从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步前进;就是要始终把全体人民的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离不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理论指导。本文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为研究主题,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实践路径,认清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以及其重要意义。全文除导论外共有六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相关概念,通过对公平、公平观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概念进行辨析和界定,开启了本文的研究。第二部分是梳理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为理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公平观为理论直接来源、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观为文化土壤,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第三部分是总结、概括、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应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对解决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科学化、系统化思考的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以“中国梦”为目标方向,为公平地实现全体中国人民梦想搭起了舞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为准则,铸就公平的信念;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着力点,推动社会公平达到新的高度;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战略部署,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共同进步;以共享发展理念为本质要求,指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具体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在推动社会公平的实践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以发展眼光、全局视野、战略思维规划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平的蓝图,以点带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全面落实,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更加公平的期盼。第四部分是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和意义。本文通过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与新自由主义公平观、社群主义公平观、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观进行对比性研究,再次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是全方位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公平观的中国方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意义,从理论角度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社会公平的样板;从实践角度看,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有助于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张延曼[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取得了显着进展,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显着。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发达城市和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带动力度发挥不足、带动意愿不强、带动机制不健全,致使当前城乡发展依然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本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宗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探索城乡发展新动力、新方向、新模式。在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对城乡关系进行历史性、全面性梳理,并站在全局性、战略性高度,提出了推动中国发展迈上新台阶的“城乡融合发展”战略。随着2019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2019年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8个部门和单位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并印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等举措的陆续实施和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正越来越多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与支撑。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通过对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深刻挖掘,有助于更好地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更好地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而更好地助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在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的基础上,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围绕对城乡差距现状的揭示,以及对差距形成因素的深层次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城乡之间、城乡各要素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的各种协调、统筹、融合发展关系;对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存在的如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机制不健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体制不合理、城乡要素配置以及治理结构不均衡、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等等一系列制度问题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对于拥有几千年城乡渊源的文明古国而言,对于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的中国来说,如何能够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加快实践创新的制度调整,找出一条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本文共有六章。第一章绪论部分。重点描述研究的时代背景和政策背景,挖掘研究的理论意义并阐明实践价值,对国内外关于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同时对创新之处以及不足进行归纳总结。第二章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其一是对相关概念的梳理,按照历史逻辑对城乡关系、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以及城乡融合概念进行界定;其二阐述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的理论奠基: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思想,列宁关于城乡发展制度的思想,毛泽东对城乡发展制度的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其三是对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这部分主要为论文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整个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割制度体系,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城乡历经曲折发展进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新时代以来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的逐渐形成。这部分主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制度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第四章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具体从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的外在表现、当前城乡发展制度体系的不尽完善,以及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深层次原因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剖析。这部分主要阐述当前中国城乡发展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第五章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这里针对前一章提到的现实问题,指出中国实施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必然性。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第二,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第三,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第四,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这部分主要阐述在新时代中国发展中构建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必然选择。第六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首先,强调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及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这部分首先从宏观上对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进行把握,而后分别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三个角度,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该如何完善。
王玲[3]（2020）在《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文中指出有关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人在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改变或不改变的途径,其核心关注点主要在于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存续。为此,目前学界对此议题的解释框架倾向于在“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单向度的推演。其研究逻辑大致可以概括为“阶层地位→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学业成就”的关系链条,而一旦这一链条中的某些环节（特别是“阶层地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学校环境”这两个环节）被打破,将会制约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研究发现,在对“文化资本→学校环境”发生影响的过程中,文化资本是通过两条中介路径（认知性的能力与非认知性的惯习）影响学业成就,但这一解释模式的背后其实是由一种稳态的社会结构做支撑的。本文认为,中国现代化以来的教育模式是动态的。以动态的视角看待中国人的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我们看到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学生等一直处于变动的教育过程中。单以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为一个考察范围,我们便可以发现,中国高考方式改革所带来的相应制度不停地随之改变已成为常态。所以,要想研究动态中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首先还是要对日常现实中关于教育过程与社会流动关系问题的经验事实,包括国家政策、相关文件、典型案例进行关注、梳理和深度剖析。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社会分层、家庭背景等因素依然非常重要,但此时其重要必须以改变中的其他因素为前提。那么,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自传统到现代社会以来,在通过教育选拔人才上的大一统模式。虽然作为这一模式本身,也是可以稳定的,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教育平等的教育理念逐渐推进,必然导致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不断调整,而牵动了学校的相应配合和调整,但已处于市场化中的各个学校也会有自己的社会运营考量,以致于最终带动了备考的学生及家庭的教育策略上的调整。为此,我在研究框架中提出一个“政策—学校—家庭”的三边联动理论假设,以考察在此联动框架中什么样的教育过程会带来什么样的升学效果。若以这一理论假设为起点,本文倾向认为,中国教育获得的过程,不仅仅取决于家庭背景的阶层再生产,还与国家教育制度的规定、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随之而来学校的应对等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这一框架的合理性认识又必须建立于中国的历史演变、国家特征、文化传统与考试所形成的特点之上。只有从此视角出发,才可能比较真实地揭示出中国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的基本方式。通过对三边联动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国家教育政策将设计与制定出学生的培养模式与人才选拔制度;（2）处于具体执行机构的各个层级的公立学校在接受国家政策指令下又需要在社会上赢得优质学校的声誉;（3）学生个人与家长应变则是一切以升学为主旨的调整,并由此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再回到政府相关部门,为下一步的教育理念做出新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循环关系一方面表现出国家与社会都希望寻求一种接近教育公平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市场尤其是家庭及其备考学生又会以博弈的方法寻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从理论上可以认为:（1）政府的地区调控能力会降低文化资本在中国各地区原本可能发挥的作用;（2）应试教育会再一次降低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优势,包括高等院校密集的城市不一定比普通中小城市在学习上更占优势。更有甚者,文化资本拥有量雄厚的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尚需要主管部门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才能使学生享受到进入优质大学的名额;（3）中国家长和学生几乎都明白的道理是,任由教育理念而调整的和学校规定的政策来实现个人的教育提升是不现实的,这是教育改革举步维艰的地方,因为在此三边关系中,学校教育、学校老师指令和学校布置作业始终是解决升学的法宝,但面对联动中的政府要求,其学校及家庭的做法也就是寻求到其形式上的合理性。对照这一框架而言,家庭文化资本的解释力度只限于在一个确定的区域或一个特定的范围内,比如同一所城市、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内部,而在以国家和省地市的比较中,这一解释框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此,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中国的教育获得与社会流动中所发生的不平等与各种乱象,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与社会框架中因教育政策的改变与学校、家庭应对的博弈中产生的。其结构上的掣肘远比家庭与学校两者间复杂得多,但其宏观调控能力却不靠社会自身的调节,而在国家的决策之中。
陈文林[4]（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重要地位、发展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等的认识不断深化,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这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性应对社会公正新情况、新问题的行动指南。它对于有效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和有力克服在公正问题上的错误观念,进一步形成新时代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开创和谐文明公平正义发展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正观、马克思主义公正观、毛泽东公正观以及西方社会公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理论基石、理论准备和有益借鉴。中国传统公正观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防止两极的中庸思维方法、“民本,”、“均平”、“抑高举下”等重要思想,有许多值得吸取的科学合理成分,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文化因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公正观强调要从生产方式本源来认识社会公正,应当把保障人民平等权利、促进人的发展作为公平正义的根本目的,把社会公正问题的解决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根基。毛泽东公正观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和制度及其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的平等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提供了理论准备。西方社会公正观重视个人权利,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在实现个人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方面也有不少合理成分,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有益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文化和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依据。从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与理论内容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经历了从形成到丰富、再到新发展的历史过程。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一脉相承,不断推进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与时俱进的基本特征。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的四重基本内涵,即发展是前提,共同富裕是目标,人民民主、按劳分配和适度平衡是基本原则,制度建设是保障,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基本形成。江泽民、胡锦涛逐步把公平正义提升到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历史任务和本质要求层面,指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主张通过建设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反腐败、治党、保护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极大丰富。习近平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纳入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既从理论上深刻阐释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这一矛盾统一体的性质和结构,又在实践中通过整体性战略谋划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路径和方案,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实现了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公平正义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认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主要由六大板块构成:即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理论系统。从公平正义的地位看,中国共产党在认识的高度和深度上均超越了西方对公平正义的定位,提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责任。从公平正义的目标看,依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公平正义的远期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公平正义的规则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发展经济视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将效率与公平相统一作为处理发展经济与促进社会公平这两个社会主义重大任务关系的基本原则;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三位一体”视为公平正义的运行性规则;并以共享规则、短板规则和兜底规则的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促进平等和实现共同富裕。从公平正义的覆盖领域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观念和政策已经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领域全覆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从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条件和组织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法治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体制机制。从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看,引导人民形成公平正义共识,以改革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营造理性、有序、渐进追求公平正义的良好社会氛围,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是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凝心聚力,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王锐[5]（2019）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的研究思路,较为系统地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历程,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是我国开展经济建设的历史前提。这个历史前提的实现并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经历了十四年抗日战争与三年国内战争的洗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卓绝、排除万难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七十年的探索历程依据经济建设工作在全部工作中的地位进行划分,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建设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经济建设的方式转变为高度集中化、组织化的生产方式的过程。第二个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到世纪之交。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的阶段。这一阶段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极大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先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显示出市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个阶段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阶段。我国市场化的改革,逐步从单纯的经济体制改革,上升到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趋势日益突出。经济建设在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的同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进程的系统考察和思考,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只有让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有财富,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二是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我国的综合优势体现在全党全国对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有正反两方面经验、经济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规模效应以及社会主义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三是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进一步实现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出多种所有制结构,并且不断健全法制体系为我国的所有制多样化提供持续保障。四是适合国情的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作用下,改革成为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我国改革的动力性体现在改革能够释放红利,而改革的稳定性体现在渐进的改革方式上。五是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必备条件。这个条件性体现在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实践中对深化改革具有促进作用,而闭关自守无异于自取灭亡。六是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并且使经济工作作风不断改善。本文所总结的我国经济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人口众多、工业体系完善、市场体量宏大等多个方面的规模优势,取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水平的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主体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分散化到高度体制化、组织化再到逐步走向自主发挥能动性的独立化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所有制的不断健全,通过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最大限度的赋予劳动者以获得感,以此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释放和发展。从宏观层面,实施改革和开放两大基本国策的良性互动,实现改革促进开放、开放推动改革,共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当然,上述各个经验的发挥,离不开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离不开党对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离不开方方面面的顶层设计,这不仅是我国过去、当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
付海莲[6]（2019）在《共享发展论》文中研究表明共享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吸取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核心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发展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各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落感”或“被剥夺感”的基础之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加大;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遗留下大批历史欠账,整个社会文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推进共享发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成为一种伦理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方面的现实诉求。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共享发展理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共享发展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论述了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共享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此外,本文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对共享发展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注重把理论的功能引向实践的领域,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特别是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详细论述,总结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实现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共享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其次,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化解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需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共享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思想流变中,蕴含着丰富的共享思想萌芽,充分体现出共享是人类一直以来的理想价值追求。共享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共享相关的有益思想、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而提出的科学发展新理念。共享发展是内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因,普惠性和公平性是其基本属性,实质上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本上是要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整体协同性、开放包容性和人民主体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方向,为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境:一是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二是由于利益博弈和利益瓜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逐步呈现出利益分化的格局,增加了整合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三是目前我国共享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缺陷,给共享发展的实现带来了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四是受以往财富分配关系中固定思维的影响,人们对共享发展的认知还存在一些误区和偏差。如何更好地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课题。尽管不同国家由于文化、历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发展的方法和路径各不相同,但各个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入手,总结他们兴衰成败和发展得失的经验教训,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突破困境,使共享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必须在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从多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第一,要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追求发展是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要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转变发展方式、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在整体推进中实现我国的整体性发展,以此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第二,要健全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要加强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体系建设,为共享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体系保障。第三,要建立共享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在充分把握共享发展内涵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建立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并加以科学合理的运用,为推进更高层次的共享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行动指南。第四,要高扬共享发展的精神。共享发展的精神是新时代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塑造和构建共享发展精神,以共享发展精神引领新时代的共享发展实践。共享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切实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改革发展行动之中。尽管当前我们在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聚合起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在共建共享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陈世海[7]（2019）在《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地区寻求发展出路,是当前我国社会流动领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移民搬迁后,少数民族嵌入到汉族的日常生活之中,与本地村民混合居住而构建了新的生活场域,形成了民族互动的多种样态。本研究在嵌入视角下,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对自发从凉山欠发达地区搬迁到相对发达的宝乡汉族农村而形成的彝汉民族互动现象开展了研究。文章包括导论等八个部分,主要从物质生产、日常交往、民族文化、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嵌入视角下的民族互动研究,主要研究发现有:当发展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自发搬迁到相对发达的汉族农村时,便形成了嵌入式民族混居场域;在阶层结构上,因资源占有、职业分布、价值理念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外来的少数民族往往在整体层面嵌入在了社会结构的底层,这种“底层结构嵌入”是双方社会互动的基本前提;与此同时,汉族生活习惯、社会规则等方面也从文化、价值、规范等角度嵌入到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之中,形成了“双重嵌入”的局面,这种局面既为双方社会互动提供了条件,又限定了行为规范、制度约束的协商空间。居住和种植空间的交叉分布,为双方日常交流以及生产方式的互动提供了条件。在种植内容和种植工具方面向汉族融合,是少数民族在形成文化震惊与差异体验的“内驱力”,以及借助社会支持力量等“外助力”完成技术学习后的双重合力驱动下的行为,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自适应”以及由习惯主导转变为效用主导的理性选择;在互动中的语言使用方面,当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时,哪个民族群体处于高社会阶层,其语言便同其社会地位一样,拥有吸引其他民族自觉学习、使用的力量;在礼物往来中,互惠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出现,礼物的受和授往往依据其社会阶层的位置而决定,除去授受双方礼物数量、价值以外的净值,体现出来的是结余方更高的社会阶层、权力和声望;在民族文化方面,外来小民族群体与本地大群体文化中差异大、甚至带有“危险性”元素的文化特质,最易在外群体压力和内群体自我纠正机制下被同化,相比于内隐文化（如宗教信仰）而言,外显文化（如民族服饰）更容易被同化。在底层嵌入的格局下,外来少数民族群体与本地汉族群体在总体上可能构建出“示好型社会关系”和“梯度型社会关系”等社会关系形态,也存在少量的“和谐型社会关系”和“排斥型社会关系”;经济社会文化的本源性差距是影响双方社会关系的面上原因,而人际交往能力、为人处事方法则是影响社会关系的点上原因;一般来说,有过与汉族人互动经验,具备随和、老实、谦卑、勤劳、肯出力等性格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容易得到本地人接纳;在后天形成的嵌入式生活中,群体规模、文化、发展程度差距较大的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心理和行为方面的鸿沟,没有治理和服务层面的介入,这种鸿沟通常难以依靠自身力量予以弥合。文章综合以上研究发现,对少数民族嵌入汉族地区的社会互动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以供后续研究予以批评。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后天生成的民族混居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研究指出:当异质性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体嵌入到规模更大的汉族群体时,原先的社会治理结构将变得更为复杂。涉及到民族问题的治理经验缺乏,特别是缺乏对嵌入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和议事规则的了解,对于开展民族治理将造成较大障碍。而嵌入的少数民族群体过分执着于与本地文化差异较大、甚至会给本地人带来心理或潜在人身威胁的传统和文化特质,将更容易引起大群体的排斥,并反过来影响自身在本地的可持续发展,更将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通常来说,地方管理者受本地稳定发展的“大局观”限制,会在多重比较和博弈后生成“不出事逻辑”,以此为基础,运用体制内动员、多部门联合、法理与协商等多种治理手段,化解因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矛盾纠纷。而事实上,这种治理理念和方法都存在弊端,难以应对民族嵌入后的社会格局。要突破这种状况,需要重新界定“大局意识”,将管控式思维转变为服务性思维,吸纳本土精英和嵌入精英,激发内源性发展力量,强调自组织建设,在专业社会组织的配合下,以需求为导向开展综合化、专业化、本土化服务,完善治理结构,才能达到善治的最终目标。
周芸帆[8]（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和农村贫困实际,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开展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由“发展”带动“减贫”的阶段转而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途上,中国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辉煌,但伴随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也正逐步彰显。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认真审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赋予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一是为从“人民”和“发展”的角度解释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困境,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难题,针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疴”与“新疾”,突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目的性,强化农村贫困治理的人民主体性,确定将防止贫富分化、促进内部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重点和关键任务,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与新期望,也有助于把发展中的问题消灭在发展中。二是为引领时代进步和实现世界整体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减贫领域开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先后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打赢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全新境界,也承担起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三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进入了攻坚期,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难度也大大加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村贫困治理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符合时代条件、反映时代脉动、突出时代主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农村贫困治理理念和方案,在更好地指导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得到发展与创新。
杨晶晶[9]（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李宇峰[10]（2018）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视域下新中国教育公平历史演进及其经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平是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指向,且内在于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追求。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事关民族复兴与人民福祉,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学科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时代需要,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公平发展道路,使中国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在总结这些经验基础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理论。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教育公平发展道路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每当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时,中国教育公平事业就能够平稳健康发展;每当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存在偏差时,中国的教育公平实践就会遇到问题和曲折。可见,中国教育公平的健康发展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基础之上的,一部中国教育公平史背后矗立着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二者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因此,本篇论文从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史视角来梳理新中国教育公平的历史演进,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指导中国教育公平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并以新中国探索教育公平发展道路的鲜活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全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展开阐述:第一部分阐述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教育公平的演进,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教育公平的最初探索和实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此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渐找到、接受、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它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决定它是追求公平正义的政党,据此方能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克服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中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构成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制度保障,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公民的教育权利公平问题。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正确理解及其指导下的教育公平实践形成新中国教育公平发展的良好开端,也是奠定中国教育公平的制度基础并开启初步实践的阶段。但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教育水平的落后和教育资源的匮乏,公民教育机会公平问题依然存在,一些落后地区还比较突出。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文化大革命”（1966）到恢复高考前（1977）中国教育公平的演进,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读及其对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的部分解答出现了偏差,主要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做出了错误理解,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社会上,人被分为不平等的“阶级”群体,中国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不再平等,进而影响到教育机会公平。加之,当时提出“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高等院校一度下放停办,严重影响了一代人的大学教育。所有这些使我国教育公平事业发展遭遇短期曲折。不过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和教育资源的丰富,公民教育机会公平问题相对于建国初期有所改善。第三部分论述了从恢复高考（1977）至今中国教育公平的演进,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正义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教育公平理论与实践。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中国共产党解决公平问题的工作重心与面临的时代问题也随之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列问题,从理论与实践上共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其中便包涵了解决我国社会公平、教育公平问题的内在逻辑:从“共同富裕”,到“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以人为本”,再到“包容性增长”和“共享”理念,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思想的理解以及对中国教育公平的思考发展到了新的阶段,这些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体制扭曲、体制漏洞或体制真空,使中国教育公平仍然存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的权利不公平和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这一时期是中国探索教育公平发展新历程的阶段。第四部分主要结合之前三部分所述新中国教育公平的历史演进,总结我国教育公平发展的基本经验:第一,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作为指导中国教育公平发展的理论基础;第二,以五大发展理念作为落实中国教育公平的观念基础;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尽力缩短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减少体制扭曲、体制漏洞和制度真空,降低教育公平的问题发生率,缩短教育公平的问题高发期;第四,用中国探索教育公平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理论。
二、经济结构畸形是制约中西部发展的根本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结构畸形是制约中西部发展的根本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论文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概念释义 |
| 2.1 公平 |
| 2.1.1 公平的概念辨析 |
| 2.1.2 公平的重要作用 |
| 2.2 公平观 |
| 2.2.1 公平观的类型 |
| 2.2.2 公平观的特点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 |
| 2.3.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内涵 |
| 2.3.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特征 |
| 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渊源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观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观 |
| 3.1.2 列宁的公平观 |
| 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公平观 |
| 3.2.1 毛泽东思想中的公平观 |
| 3.2.2 邓小平理论中的公平观 |
| 3.2.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公平意蕴 |
| 3.2.4 科学发展观中的公平意蕴 |
| 3.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平观 |
| 3.3.1 儒家的公平观 |
| 3.3.2 道家的公平观 |
| 3.3.3 墨家的公平观 |
| 3.3.4 法家的公平观 |
| 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条件 |
| 4.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形成背景 |
| 4.1.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4.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 4.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思想基础 |
| 4.2.1 汲取历史经验 |
| 4.2.2 立足客观事实 |
| 4.2.3 尊重科学规律 |
| 4.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逻辑理路 |
| 4.3.1 历史现实逻辑 |
| 4.3.2 价值演变逻辑 |
| 4.3.3 理论发展逻辑 |
|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性质 |
| 4.4.1 人民性 |
| 4.4.2 民族性 |
| 4.4.3 实践性 |
| 4.4.4 开放性 |
| 5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主要内容 |
| 5.1 目标方向:中国梦 |
| 5.1.1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条件 |
| 5.1.2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必由之路 |
| 5.1.3 公平是中国梦实现的“指路牌” |
| 5.2 行为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5.2.1 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底蕴 |
| 5.2.2 公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 |
| 5.3 着力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
| 5.3.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公平的阶段目标 |
| 5.3.2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公平的不竭动力 |
| 5.3.3 全面依法治国是社会公平的法治保障 |
| 5.3.4 全面从严治党是社会公平的政治保证 |
| 5.4 战略部署:“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
| 5.4.1 以经济建设奠基社会公平的物质基础 |
| 5.4.2 以政治建设铸造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石 |
| 5.4.3 以文化建设构建社会公平的理想信念 |
| 5.4.4 以社会保障体系编织底线公平 |
| 5.4.5 以生态文明建设维护代内、代际公平 |
| 5.5 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 |
| 5.5.1 公平是共享发展理念的题中之义 |
| 5.5.2 公平是共享发展理念的价值遵循 |
| 5.5.3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5.6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 |
| 5.6.1 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
| 5.6.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实践路径 |
| 6.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总体规划 |
| 6.1.1 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维护起点公平 |
| 6.1.2 以社会主义法治保障过程公平 |
| 6.1.3 以社会主义民生建设促进结果公平 |
| 6.1.4 以社会公平保障体系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
| 6.2 以点带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具体落实 |
| 6.2.1 实施精准扶贫兜牢社会公平的底线 |
| 6.2.2 严明党规党纪锻造推动社会公平的主体力量 |
| 6.2.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平 |
| 6.2.4 深化法治改革提供社会公平的制度保障 |
| 6.2.5 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社会公平 |
| 6.2.6 以“中国方案”促进国际公平 |
| 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本质超越和意义 |
| 7.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对西方公平观的本质超越 |
| 7.1.1 对新自由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 7.1.2 对社群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 7.1.3 对民主社会主义公平观的超越 |
| 7.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论意义 |
| 7.2.1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
| 7.2.2 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
| 7.2.3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实现社会公平的样板 |
| 7.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现实意义 |
| 7.3.1 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氛围 |
| 7.3.2 有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 |
| 7.3.3 有助于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时代背景 |
| 1.1.2 政策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城乡关系 |
| 2.1.2 城乡二元结构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 |
| 2.2 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奠基 |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发展思想 |
| 2.2.2 列宁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 |
| 2.2.3 毛泽东对城乡发展的理论探索 |
| 2.2.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制度理论 |
| 2.3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和借鉴 |
| 2.3.1 空间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影响 |
| 2.3.2 当代西方城乡融合实践反思与参考借鉴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发展的制度变迁历程 |
| 3.1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8):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以及固化 |
| 3.1.1 “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执行 |
| 3.1.2 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建立推动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 |
| 3.1.3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强化加剧了城乡分割体制的固化 |
| 3.2 改革开放后(1978-2012):城乡固化状态在曲折发展中破冰 |
| 3.2.1 家庭承包制的推进与乡镇企业的崛起缓解了城乡关系 |
| 3.2.2 城市及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激化了城乡再度分离 |
| 3.2.3 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的固化状态 |
| 3.3 新时代以来(2012-至今):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体系逐渐形成 |
| 3.3.1 “三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 |
| 3.3.2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双轨推进 |
| 3.3.3 城乡发展逐步走向全面融合新格局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性短板及原因探析 |
| 4.1 现行制度下城乡发展差距 |
| 4.1.1 城乡居民在收入、消费与就业上的差距 |
| 4.1.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及管护投入差距 |
| 4.1.3 城乡教育资源投入以及家庭教育的差距 |
| 4.1.4 城乡医疗服务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差距 |
| 4.2 当前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不尽完善 |
| 4.2.1 城乡人口和土地要素治理体系失衡 |
| 4.2.2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管护不统一 |
| 4.2.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机制不健全 |
| 4.2.4 城乡产业布局和发展平台不够完善 |
| 4.3 城乡发展出现制度性短板的原因分析 |
| 4.3.1 历史上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生及影响 |
| 4.3.2 理论上对西方城乡发展的认识出现偏差 |
| 4.3.3 实践中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呈复杂性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构建与完善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
| 5.1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
| 5.1.1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的打通是根本 |
| 5.1.2 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是目标 |
| 5.1.3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实现是途径 |
| 5.1.4 城乡普惠金融服务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保障 |
| 5.2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有利于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 5.2.1 有利于实现工业现代化在城乡之间的双向突破 |
| 5.2.2 有利于发挥农业现代化促发展的根基保障作用 |
| 5.2.3 有利于利用信息化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新鲜活力 |
| 5.2.4 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为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
| 5.3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 |
| 5.3.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把握城乡融合发展方向 |
| 5.3.2 在农业和农村优先发展中打破城乡失衡困局 |
| 5.3.3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打造城乡特色融合模式 |
| 5.3.4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坚持人民群众的共享发展 |
| 5.4 城乡融合发展制度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
| 5.4.1 城乡产业融通发展制度促进发展的平衡化充分化 |
| 5.4.2 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
| 5.4.3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的完善路径 |
| 6.1 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
| 6.1.1 做好“三农”工作推动乡村振兴 |
| 6.1.2 合理利用存量空间搞好城市建设 |
| 6.1.3 发展产业群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 6.1.4 满足居民在城乡安居的自由选择 |
| 6.2 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制度性通道 |
| 6.2.1 加强城乡居民户籍统一管理 |
| 6.2.2 完善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 |
| 6.2.3 放宽农村集体土地入市条件 |
| 6.2.4 构建工商资本持续入乡机制 |
| 6.3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基本权益保障制度 |
| 6.3.1 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平等就业同工同酬 |
| 6.3.2 健全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住房保障制度 |
| 6.3.3 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公平教育 |
| 6.3.4 完善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体制机制 |
| 6.4 建立健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体制机制 |
| 6.4.1 构建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机制 |
| 6.4.2 搭建特色小镇联结城乡发展平台 |
| 6.4.3 创建农业产业园区促进城乡融合 |
| 6.4.4 实现城乡生产与消费多层次对接 |
| 6.5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3）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章 理论定位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社会学的几种研究框架 |
| 第二节 理论定位:三边联动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以政策调整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高考的形成 |
| 第二节 统考、扩招和自主招生 |
| 第三节 地区间的平衡 |
| 第四章 以学校应变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重点学校制度 |
| 第二节 就近入学制度 |
| 第三节 学校考核、排名与生源 |
| 第四节 民办学校与补习学校 |
| 第五章 以学生备考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夹缝中求生存的考生及家长 |
| 第二节 “高考工厂”:以毛坦厂中学为例 |
| 第三节 “追梦工厂”:以衡水中学为例 |
| 第六章 三边联动的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教育公平的理念与现实 |
| 第二节 “文化资本”的解释限度 |
| 第三节 “寒门贵子”的教育过程与阶层塑造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理由及意义 |
| 1.1.1 选题理由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1.4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1 历史的方法 |
| 1.4.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 1.4.3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 |
| 1.5 基本概念 |
| 1.5.1 公正 |
| 1.5.2 公正观 |
| 1.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 |
| 1.6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问题指向 |
| 2.1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巨大成就 |
| 2.2 社会各领域的不公正问题 |
| 2.2.1 区域、城乡、行业和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
| 2.2.2 腐败问题 |
| 2.2.3 民生问题 |
| 2.2.4 生态正义问题 |
| 2.3 思想领域的错误公正观 |
| 2.3.1 平均主义的公正观 |
| 2.3.2 效率至上的公正观 |
| 2.3.3 个人权利至上的公正观 |
| 第3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思想来源 |
| 3.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民族文化渊源 |
| 3.1.1 中国古代公正观 |
| 3.1.2 中国近代公正观 |
| 3.1.3 中国传统公正观评析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批判性思维 |
| 3.2.2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主要内容 |
| 3.2.3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逻辑进路 |
| 3.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准备 |
| 3.3.1 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公正的根本保障 |
| 3.3.2 权利平等是社会公正的主要内容 |
| 3.3.3 按劳分配、利益兼顾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3.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重要借鉴 |
| 3.4.1 批判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公正观 |
| 3.4.2 借鉴视域下的社群主义公正观 |
| 第4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历史发展 |
| 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形成与发展的依据 |
| 4.1.1 经济依据 |
| 4.1.2 制度依据 |
| 4.1.3 文化依据 |
| 4.1.4 社会依据 |
| 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发展阶段划分的依据 |
| 4.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主题的变化 |
| 4.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内容的变化 |
| 4.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形成 |
| 4.3.1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公正的根本前提 |
| 4.3.2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公正的实现过程和目标 |
| 4.3.3 人民民主、按劳分配、适度平衡是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
| 4.3.4 制度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丰富 |
| 4.4.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手段 |
| 4.4.2 从严治党、保护人权、民主法制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大举措 |
| 4.4.3 实现科学发展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 |
| 4.4.4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
| 4.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新发展 |
| 4.5.1 中国社会公正问题的理论剖析 |
| 4.5.2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践探索 |
| 4.5.3 习近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内在结构 |
| 5.1 社会公平正义的地位论 |
| 5.1.1 社会主义本质体现论 |
| 5.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 |
| 5.1.3 中国共产党执政责任论 |
| 5.2 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论 |
| 5.2.1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党认识公平正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武器 |
| 5.2.2 远期目标论 |
| 5.2.3 阶段性目标论 |
| 5.3 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论 |
| 5.3.1 发展经济论 |
| 5.3.2 效率公平统一论 |
| 5.3.3 “三位一体”论 |
| 5.3.4 共享论 |
| 5.3.5 短板论 |
| 5.3.6 兜底论 |
| 5.4 社会公平正义的领域全覆盖论 |
| 5.4.1 城乡区域公平 |
| 5.4.2 收入分配公平 |
| 5.4.3 教育公平 |
| 5.4.4 社会保障公平 |
| 5.4.5 公民权利公平 |
| 5.5 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论 |
| 5.5.1 党的领导保障论 |
| 5.5.2 制度保障论 |
| 5.5.3 法治保障论 |
| 5.6 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论 |
| 5.6.1 共识论 |
| 5.6.2 改革论 |
| 5.6.3 环境论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价值意蕴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理论价值 |
| 6.1.1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 |
| 6.1.2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支撑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的实践价值 |
| 6.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凝聚力量 |
| 6.2.2 为迎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到来奠定思想基础 |
| 6.2.3 为走出公平正义困境指明方向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三、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经济建设 |
| (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规模效应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6 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1949-1956 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制度准备 |
| 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状况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应对困难的经济措施 |
| 四、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确立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曲折(1956-1966 年) |
|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
| 二、经济上初步纠正“左”倾错误与庐山会议“反右倾” |
| 三、对国民经济和党内关系的调整 |
| 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和“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
| 五、“四清”期间的三年经济调整与三线建设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探索的严重挫折(1966-1976 年)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抓革命与促生产 |
| 二、国民经济发展跌入谷底 |
| 三、七十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 |
| 四、政治经济的全面整顿与粉碎“四人帮” |
| 小结 计划经济的建立和计划经济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二章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6-2002 年)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76-1982 年) |
| 一、经济建设的徘徊与思想解放的兴起 |
| 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国民经济调整 |
| 三、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 |
| 四、对外开放与特区建设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全面探索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82-1992 年) |
| 一、“三步走”七十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
| 二、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
| 三、推行财政、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
| 四、价格改革与整顿经济秩序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轨(1992-2002 年) |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探索 |
| 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 |
| 三、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
|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 |
| 五、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阶段性总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2002 年至今) |
| 第一节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转型(2002-2012 年) |
|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 |
|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 |
| 三、区域、城乡向协调发展转型 |
| 四、宏观调控机制向治理体系转型 |
| 五、对外开放向“开放型经济体”转型 |
| 第二节 经济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2012 年至今) |
| 一、“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战略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
|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 |
| 四、“新发展理念”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五、“一带一路”提升对外开放格局 |
| 小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时期的阶段性成就与经验 |
| 一、经济建设的阶段性成就 |
| 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阶段性总结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一、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
| 二、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
| 三、最大限度的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
| 第二节 充分发挥我国基本国情的综合优势 |
| 一、正确认识我国国情 |
| 二、充分发挥规模效应 |
| 三、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 |
| 第三节 多种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础 |
|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所有权理论 |
| 二、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得益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
| 三、健全法治体系为我国所有制的多样化持续提供保障 |
| 第四节 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一、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
| 二、改革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 |
| 三、渐进式改革是我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
| 第五节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 |
| 一、对外开放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
| 二、闭关自守无异于“慢性自杀” |
| 三、开放型经济体对国内深化改革具有“倒逼效应” |
| 第六节 党对经济工作的正确领导是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 |
| 一、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处于中心地位 |
| 二、党的领导在经济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民主集中制的优势 |
| 三、党的领导确保经济工作作风的不断改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共享发展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及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共享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
| 二、共享发展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需要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共享发展的初步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共享发展的重新探索 |
| 三、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落实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
| 三、对国外社会发展思想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借鉴 |
| 第二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属性和意义 |
| 一、共享发展的属性 |
| 二、共享发展的意义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
| 一、主体维度:全民共享 |
| 二、客体维度:全面共享 |
| 三、动力体系:共建共享 |
| 四、推进进程:渐进共享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整体协同性 |
| 二、开放包容性 |
| 三、人民主体性 |
| 第三章 推进共享发展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发展方式之困 |
| 一、高代价的发展方式消解了共享发展的后劲 |
| 二、创新能力不足削弱了共享发展的动力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的利益分化之困 |
| 一、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 |
| 二、利益差距逐渐扩大化 |
| 三、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公开化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之困 |
| 一、正确引导发展的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 |
| 二、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还不够顺畅 |
| 三、社会整合机制还不够完善 |
| 第四节 共享发展的认知偏差之困 |
| 一、把共享发展等同于发展成果的平均分配 |
| 二、把共享发展等同于坐享其成 |
| 三、否认共享发展的循序渐进性 |
| 四、认为共享发展是对效率的否定 |
| 第四章 如何推进共享发展:基于国际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洲福利国家“高福利”困境的教训及启示 |
| 一、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效与困境 |
| 三、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实践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拉美国家“拉美病”的教训及启示 |
| 一、“拉美病”的表现及特征 |
| 二、拉美各国发生“拉美病”的原因分析 |
| 三、拉美国家的发展实践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苏联民生建设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 一、苏联民生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
| 二、苏联民生建设失误的原因分析 |
| 三、苏联的发展实践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五章 实现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 |
| 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
| 二、转变发展方式,走低代价发展之路 |
| 三、推进我国的整体性发展 |
| 第二节 健全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 |
|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
| 三、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
| 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
| 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制度 |
| 第三节 建立共享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
| 一、建立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意义 |
| 二、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 |
| 三、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
| 四、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和运用 |
| 第四节 高扬共享发展的精神 |
| 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精神 |
| 二、坚持普遍受益的平等精神 |
| 三、开拓创新的改革精神 |
| 四、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
| 五、开放包容的合作共赢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及主题 |
| (一) 传统农村社区、空心化及其转型的可能路径 |
| (二) 少数民族扶贫与异地搬迁、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自发移民后的“嵌入式”生活 |
| 二、研究回顾与述评 |
| (一) 有关嵌入研究的回顾与梳理 |
| (二) 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与自发移民 |
| (三) 少数民族流动背景下的民族互动研究 |
| (四)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社会治理研究 |
| (五) 研究述评 |
| 三、研究的内容、价值、概念与思路 |
| (一)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的价值和创新 |
| (三)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田野点介绍 |
| (一) 县域经济社会概况 |
| (二) 宝乡经济社会概况 |
| 第一章 宝乡的空心化及彝胞的嵌入 |
| 第一节 民工潮与宝乡空心化 |
| 一、民工潮的形成与农村空心化 |
| 二、宝乡汉族的人口迁出及农村空心化 |
| 第二节 社会网牵引下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嵌入 |
| 一、彝胞的自发移民与全面嵌入 |
| 二、彝胞自发移民过程中的社会网运行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土地的流转与利用 |
| 一、彝胞对宝乡闲置土地的利用 |
| 二、闲置土地再利用的价值及其不确定性 |
| 第二节 从荞麦、背篓到水稻和扁担 |
| 一、种植内容的变化: 从荞麦到水稻 |
| 二、种植工具的变化: 从背篓到扁担 |
| 第三节 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一、城镇化与汉族农民工回流创造的兼业机会 |
| 二、农村里的“兼业型”农民工 |
| 三、兼业过程中的纠纷及底层抗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汉语的使用、习得及情境选择 |
| 一、彝胞在宝乡的日常语言使用 |
| 二、彝胞在宝乡的汉语习得 |
| 三、特殊情境下的语言使用 |
| 第二节 礼物交换: 从有来无回到礼尚往来 |
| 一、有来无回的礼物 |
| 二、有来有往的礼物交换 |
| 三、彝汉双方礼物交换的逻辑 |
| 第三节 留守与流动: 儿童的“战争与和平” |
| 一、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
| 二、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日常交往 |
| 三、汉族留守儿童与彝族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民族文化调适中的彝汉互动 |
| 第一节 “另类”服饰的演变与融合 |
| 一、彝族服饰的传统特征 |
| 二、彝胞服饰的呈现及汉族人的反应 |
| 三、彝族服饰向汉族融合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阴宅”恐惧与泛神信仰 |
| 一、凉山彝族的泛神化宗教信仰 |
| 二、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呈现 |
| 三、彝胞泛神化信仰在宝乡的演变逻辑 |
| 第三节 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一、火文化对凉山彝族的重要性 |
| 二、难以组织的火把节 |
| 三、“冷落”火把节的背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彝汉互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 |
| 第一节 “帮工”及其构建的社会关系 |
| 一、彝胞各种形式的“帮工”行为 |
| 二、由“帮工”所呈现的社会关系 |
| 三、“帮工”改进社会关系的拓展分析 |
| 第二节 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 |
| 一、族际通婚与民族关系的探讨 |
| 二、并不成功的民族通婚案例 |
| 三、不成功的通婚呈现出的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非常难得的守望相助 |
| 一、从互帮互助到守望相助 |
| 二、守望相助背后的交往选择 |
| 三、守望相助背后的深层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彝汉互动背后的农村社会治理 |
| 第一节 “提供帮助”还是“让人头疼”: 嵌入式生活的治理难题 |
| 一、治理难题的具体表现 |
| 二、治理难题的形成原因 |
| 三、治理难题背后的深层因素 |
| 第二节 “店大欺客”还是“客大欺店”: 治理中的主客反转 |
| 一、主客反转的诱因及文化基础 |
| 二、主客反转的治理方法与逻辑 |
| 三、主客反转引申出的治理反思 |
| 第三节 服务型治理的对策建议 |
| 一、当前宝乡的农村治理体系 |
| 二、彝胞的服务型需求 |
| 三、可能的服务型治理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结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 三、本研究的局限性 |
| 四、未来研究的可能性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完成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8）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反贫困路径、对策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治理的基本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规律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运行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2.1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 2.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 |
| 2.2.3 列宁贫困治理的实践思路 |
|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1 毛泽东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2 邓小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3 江泽民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4 胡锦涛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
| 3.1 建国初期广义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49-1977) |
| 3.1.1 实施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 3.1.2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 |
| 3.1.3 确立社会主义救济制度 |
| 3.1.4 阶段总结 |
| 3.2 改革开放初期小范围救济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78-1985) |
| 3.2.1 启动农村改革 |
| 3.2.2 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
| 3.2.3 实施专项扶贫计划 |
| 3.2.4 阶段总结 |
| 3.3 改革开放深化期大规模开发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86-2000) |
| 3.3.1 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问题 |
| 3.3.2 制定详细扶贫计划,成立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
| 3.3.3 鼓励自力更生,强化社会动员 |
| 3.3.4 阶段总结 |
| 3.4 新世纪以来攻坚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2001-2013) |
| 3.4.1 重新划定国家贫困县、贫困村适应新的扶贫形势 |
| 3.4.2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
| 3.4.3 巩固扶贫成果,缩小发展差距 |
| 3.4.4 阶段总结 |
| 3.5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 3.5.1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农村贫困治理的组织基础 |
| 3.5.2 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贫困治理道路 |
| 3.5.3 坚持人民立场,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农村贫困治理决策 |
| 3.5.4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贫困治理措施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实的新境遇 |
| 4.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具备的有利条件 |
| 4.1.1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
| 4.1.2 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
| 4.1.3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 4.1.4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发展共识已经形成 |
| 4.2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严峻挑战 |
| 4.2.1 国家富强之路仍有突出“短板” |
| 4.2.2 民族振兴面临崛起难题 |
| 4.2.3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诉求 |
| 4.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 |
| 4.3.1 群体发展差别维度 |
| 4.3.2 地区发展差异维度 |
| 4.3.3 城乡发展差距维度 |
| 4.4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难题 |
| 4.4.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 |
| 4.4.2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
| 4.4.3 减贫边际效益递减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思想的新内容 |
| 5.1 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 |
| 5.1.1 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 5.1.2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5.1.3 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
| 5.2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 |
| 5.2.1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
| 5.2.2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
| 5.2.3 实现人民的主体利益 |
| 5.3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
| 5.3.1 全民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5.3.2 全面共享,提升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
| 5.3.3 共建共享,凝聚社会合力 |
| 5.3.4 渐进共享,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 5.4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基本要求 |
| 5.4.1 现实关切和未来关照相呼应 |
| 5.4.2 整体进步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
| 5.4.3 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协调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战略 |
| 6.1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底线”任务 |
| 6.1.1 “六个精准”的治理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
| 6.1.2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效衔接 |
| 6.1.3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塑造“大扶贫格局” |
| 6.1.4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变“对上负责”为“对民负责”. |
| 6.1.5 总结与思考 |
| 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发展”要求 |
| 6.2.1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构建“富裕乡村” |
| 6.2.2 树立城乡等价思维,积极打造“幸福乡村” |
| 6.2.3 焕发乡风新气象,携手共筑“文明乡村” |
| 6.2.4 织牢社会“安全网”,统筹推进“和谐乡村” |
| 6.2.5 注重生态涵养,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
| 6.2.6 强化人才支撑,共同构筑“活力乡村” |
| 6.2.7 总结与思考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价值的新意蕴 |
| 7.1 赋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 |
| 7.1.1 符合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国际定位 |
| 7.1.2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1.3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同频共振 |
| 7.2 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
| 7.2.1 由减贫带动发展实现国家整体繁荣 |
| 7.2.2 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构筑社会合力 |
| 7.2.3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发展可持续化 |
| 7.3 契合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 |
| 7.3.1 “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
| 7.3.2 “内外兼施”推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向健康方向发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综述 |
| 三、相关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四、研究的断限与分期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概况 |
| 第一节 1949年以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演变 |
| 一、第一阶段:秦汉时期 |
| 二、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时期 |
| 三、第三阶段:明清时期至1949年 |
| 第二节 1949-1978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
| 一、长江流域水利开发与治理情况 |
| 二、长江流域农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三、长江流域工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环保体系初步构建时期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互动发展(1979—1991)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情况 |
| 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 |
| 三、环保理念与政策的发展变化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初步发展 |
|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
| 二、区域空间产业布局的变动 |
| 第三节 区域环境污染与环保治理 |
| 一、区域内环境污染情况及成因分析 |
| 二、环保政策的出台及治理 |
| 第四节 水环境的逐步恶化 |
| 一、水土流失的加重与治理 |
| 二、水体污染程度与变化特征 |
| 三、洪涝灾害的发生频次提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环保区域分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变化(1992—2001) |
| 第一节 转轨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状况 |
| 一、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 |
| 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革 |
| 三、环保政策体系的完善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的加速发展 |
| 一、经济加速发展概况 |
| 二、区域经济差异明显 |
| 三、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
| 第三节 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
| 一、农业生产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
| 二、乡镇企业生产环境问题突出 |
| 三、经济开发加剧生态环境破坏 |
| 四、水环境的污染与治理投入 |
| 第四节 水环境持续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的持续加重 |
| 二、水污染局部特征明显 |
| 三、洪涝灾害频发及成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环保多元共治体系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生态演变(2002—2015)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概况 |
| 一、规模化区域规划与环境保护 |
| 二、经济发展方式内涵的转变 |
|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推进 |
| 第二节 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 |
| 一、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 |
|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扩大 |
| 三、产业结构的演进特征 |
| 四、环境问题全面凸显 |
| 第三节 水环境快速恶化的表现 |
| 一、水土流失情况严峻 |
| 二、水污染流域恶化明显 |
| 三、洪涝干旱灾害加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
| 一、生态环境变化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修复带来的现实阻碍 |
| 三、对长江经济带地域生态环境的评价分析 |
| 第二节 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体制与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
| 一、区域管理缺乏统一制度安排 |
| 二、区域协调管理机制不健全 |
| 三、区域管理中环保投入不足 |
| 第三节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博弈 |
| 一、宏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
|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环境治理 |
| 三、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考 |
| 第一节 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特征 |
| 一、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反思 |
| 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演变历程 |
| 第二节 国外大河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启示 |
| 一、国外大河流域的开发模式 |
| 二、国外大河流域的发展模式 |
| 三、长江流域发展模式的借鉴与选择 |
| 第三节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思考 |
| 一、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对策 |
| 二、内涵的转变—从大开发到大保护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马克思主义理解史视域下新中国教育公平历史演进及其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研究概况 |
| (二)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及教育公平思想研究概况 |
| (三) 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研究概况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四、相关概念及关系阐释 |
| (一) 公平与社会公平 |
| (二) 教育公平 |
| (三) 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
| (四) 马克思教育公平思想 |
| (五) 马克思主义理解史 |
| (六)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与中国教育公平之间的关系 |
| 第一章 1949-1966:新中国教育公平制度基础的奠定及初步实践 |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及教育公平思想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公平观 |
| (三) 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 |
| 二、1949-1966年中国教育公平的发展 |
| (一) 为实现教育公平创造条件 |
| (二) 保证教育对象的广泛性 |
| (三) 1949-1966年中国教育公平的实践效果 |
| 第二章 1966-1977:中国教育公平的曲折与偏失匡正 |
| 一、1966-1977年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1966-1977年的主流思想观念 |
| 二、1966-1977年中国的教育公平实践 |
| (一) 不切实际强化阶级约束导致教育不公平 |
| (二) 知识分子所受不公正待遇导致教育不公平 |
| (三) 教育运行机制不合理 |
| 三、1966-1977年中国教育公平实践的偏失与匡正 |
| (一) 该时期中国教育公平实践的偏失 |
| (二) 对教育公平实践失误的匡正 |
| 第三章 1977-今:探索中国教育公平的新历程 |
|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一)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二)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三) 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理解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教育公平的新理解 |
| (一) 邓小平对教育公平的新理解 |
| (二) 江泽民对教育公平的新理解 |
| (三) 胡锦涛对教育公平的新理解 |
|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教育公平的新理解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教育公平实践的新发展 |
| (一) 邓小平对教育公平实践的新发展 |
| (二) 江泽民对教育公平实践的新发展 |
| (三) 胡锦涛对教育公平实践的新发展 |
|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教育公平实践的新发展 |
| 四、现阶段中国教育公平实践的成就与问题 |
| (一) 中国教育公平实践取得的成就 |
| (二) 中国教育公平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三) 教育公平问题凸显的原因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教育公平发展的经验总结 |
| 一、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是指导中国教育公平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一) 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物质基础保障 |
| (二) 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是教育公平的根本制度保障 |
| (三) 充裕的自由时间为教育公平提供现实时空保障 |
| (四) 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公平的核心价值追求 |
|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落实中国教育公平的观念基础 |
| (一) 教育公平发展要坚持创新发展理念 |
| (二) 教育公平发展要坚持协调发展理念 |
| (三) 教育公平发展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
| (四) 教育公平发展要坚持开放发展理念 |
| (五) 教育公平发展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 |
| 三、以全面深化改革缩短教育公平的问题多发期 |
| (一) 以全面深化改革还原扭曲体制恢复教育公平 |
| (二) 以全面深化改革弥堵体制漏洞重建教育公平 |
| (三) 以全面深化改革填补体制真空塑造教育公平 |
| 四、以中国探索教育公平的实践经验丰富发展马克思教育公平理论 |
| (一) 丰富马克思教育公平思想的理论内涵 |
| (二) 推动马克思教育公平理论的中国化和现代化 |
| (三) 增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理论的国际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经济结构畸形是制约中西部发展的根本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观研究[D]. 唐磊.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制度研究[D]. 张延曼. 吉林大学, 2020(08)
- [3]三边联动：中国的教育理念及其运行研究[D]. 王玲. 南京大学, 2020(09)
-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正观研究[D]. 陈文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5]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D]. 王锐.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共享发展论[D]. 付海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嵌入视角下宝乡彝汉民族互动研究[D]. 陈世海. 云南大学, 2019(09)
- [8]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D]. 周芸帆.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9]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10]马克思主义理解史视域下新中国教育公平历史演进及其经验研究[D]. 李宇峰.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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