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

一、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文文献综述）

刘书吟^[1]（2021）在《老舍长篇小说民族意识研究》文中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以其独具特色的老北京市民文化书写被人们熟知,老舍在作品中通过描绘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活风俗画卷来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情感。本文以民族意识为切入点,探究老舍长篇小说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来源、多样态特征及对当代作家创作的影响。本文的第一章主要探究老舍长篇小说中民族意识的来源,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于传统儒道文化,这两种文化在老舍民族意识来源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老舍文学作品中表现在孝文化、女性文化以及官文化的书写之中。第二,来源于满族精神,世代传承的骁勇善战、坚毅隐忍的满族精神影响着老舍民族观的形成。第三,源于北京地域文化,独具特色的北京文化影响着老舍民族意识的形成。本文的第二章主要说明老舍长篇小说中民族意识的多样态呈现。首先,表现在老舍对于传统文化的审视,老舍肯定人性本善主体性地位,又对人性之恶加以反思,以具有前瞻性、现代性的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对虚妄无为的闲适生活态度进行反思。其次,表现在对于家国情怀的书写,老舍赞扬了以钱默吟、方宝庆等末世匠人对于家国气节的坚守,又将自己的期望寄予青年一代,青年是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中坚力量。最后,体现在对于满族民俗礼节的关注,老舍通过将满族民俗民情进行场景式展现,将读者带入情景之中,在表现封建制度下满族民俗中的人性美与人情美之时对腐朽落后的制度进行批判。本文的第三章主要探究老舍长篇小说中民族意识的文学形式探索及其影响,老舍在创作中改革传统小说普遍使用的章回体叙述模式,采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说书人方式进行文学叙述,增强文章表现力。同时,以《猫城记》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老舍对寓言体裁创作的实验性探索,文章以幽默诙谐方式表现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此外,老舍用源于人物现代白话来塑造角色,多方位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特点。老舍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意识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态度影响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对于北京传统民俗风貌和市民阶层等历史性书写成为京味文学的主要故事题材,老舍对民族性的现代反思也为当代文学带来新的思考视角。

张蓬^[2]（2021）在《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中国“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新式教育制度、白话文教科书新文学选文、新文学作品教学等方面的分析,发掘新文学在酝酿、发生、发展中与“国文教育”之间的互动影响。“新文学”借助教育制度奠定了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通过国文教科书编写加速了传播,影响了学生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形成,奠定了其经典地位,同时“新文学”也全面推动了国文教育改革,加快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新文学”与中学“国文教育”之间的关系纷繁复杂,主要体现在教育改革、知识生产与传播、文学创作、经典形成等方面。为了清晰地呈现出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从“文学”“教育”的双视角,以国文教育的基本构成要素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经典形成,旨在通过以上分析促进当下文学教育中对“新文学”作品的正确认识和科学选择,为学生的文学修养培养等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参考。本文共分五章,尝试从现存国文教育制度文件、发行量大且出版权威的代表性国文教科书等方面入手,进行细致的史料分析,探究中学“国文教育”与“新文学”之间在文学传播、知识生产、经典形成、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第一章通过对清末民初教育制度演变的考察,论证了学制和教育宗旨的变迁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的媒介、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确立了“新文学”在“国文教育”中的“知识身份”地位。第二章以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传播为研究内容,阐述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如何通过国文教科书进行传播。其中政府教育部门的权力、教科书编写者的个人兴味制约着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的筛选,也影响了新文学知识的生产。从1920年代“新文学”开始进入国文教科书,到1940年代战争背景下,“国定本”以党化教育的名义对新文学作品的排挤,再到开明新编国文读本坚决选用新文学作品以反抗“国定本”的压制,都体现了国文教科书对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形成的推动作用。第三章论述了新文学对国文教学改革的促进。从“问题教学法”、“道尔顿制”实验到“精读”“略读”法,新文学选文帮助国文教育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新文学也促进了国文教育的作文教学改革,教科书中的新文学作品成为学生写作训练的范文,不仅促进了学生现代文体意识的形成,也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中学的作文教学中被强化,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得到了考试制度的官方认可,自身的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第四章分析了新文学作家的文学创作与国文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新文学作家倡导白话文,自主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为学生带去新文化、新思想。从教经历也为作家提供了创作素材,他们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作品,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新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文教育的改革、发展,加速了国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第五章探讨了国文教育在现代文学作品经典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现代语文教科书中那些不可缺少的现代文学“经典篇目”,其“经久不衰”的原因除了作品本身的经典本质外,在经典形成的过程中,还有教育、政治等其他外部力量的参与,它们的共同作用形成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对于“新文学”来说,“国文教育”是一个最佳的传播途径。清末以降的学制改革和教育宗旨演变为新文学进入国文教育领域提供了先决条件,国语运动作为新文学和国文教育的桥梁,以“国语统一”为共同目的,实现了新文学与国文教育的全面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新文学也借助国文教育这一途径,推行新文学、新文化、新思想,促进了现代文学审美观念及书写范式的形成。但是受到教育权力机制的约束和教育者个人视野及志趣的影响,国文教育对新文学存在着“限制性”选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新文学作品价值的认识。不过从最终的结果来看,二者之间的互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文学促进了国文教学改革,引领了民国教育的新风尚,加速了其现代化进程。在二者互动的过程中,新文学选文培养了学生的现代文体意识,使新文学的知识地位、知识形象在国文教育中被强化,新文学知识体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王珂^[3]（2020）在《论老舍中短篇小说的传奇性特征》文中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对于传统文学并非一种断裂性存在,在论述中国现代小说在西方影响下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叙事特征的同时,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承袭关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老舍小说之所以至今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便与其小说的中国传统通俗小说叙事风格紧密相关。中国小说来自于“说书”,老舍本人也喜欢这种叙事模式。而“传奇”作为中国传统小说的重要叙事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老舍的创作思维和审美追求,他有意无意地将古代传统的传奇叙事模式带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从而造就了其小说的传奇性色彩,这种传奇性色彩在他的中短篇小说中尤为明显。传奇性无疑为其小说带来了某种程度的神秘或奇异的审美品格,从而在总体上为老舍的现实主义文学渲染了几分浪漫主义色彩,给其作品赋予了特殊的艺术价值和魅力,而对其传奇性的解读正是为了拓新对老舍小说独特性艺术特征的认识。本文分为两章展开,第一章从老舍中短篇小说的情节内容及小说背后的传奇归旨入手。小说的传奇性并不意味着都是传奇而不现实的故事,老舍将传奇与现实做了融合,传奇中蕴含现实,现实里又透露传奇。传奇故事背后的寓言性又透露着老舍创作的价值归属,对文化的反思寓于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之中。第二章是老舍中短篇小说传奇性的建构方式,包括修辞形态和人物塑造两方面。修辞形态包含说书情境、反讽、语言的民间传统,修辞形态是重要的传奇因素和来源。另外,人物是故事的核心,传奇人物塑造同样也是小说的灵魂。本章节从这两个维度解释了为何老舍的中短篇小说会富有传奇性特征。

李春苗^[4]（2020）在《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在老舍的经典剧作《茶馆》中,出现了大大小小共70多个人物,构成了独特的市民生活景观。“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里,各色旧人物纷至沓来,演绎了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悲喜剧般的人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研究《茶馆》中的人物形象在老舍文学整体框架中的谱系关系,可以加深对老舍人物塑造规律的把握,更为深入地理解《茶馆》艺术魅力经久不衰的原因,发掘《茶馆》中的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本文以《茶馆》中的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这三位中心人物以及三类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人物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老舍现实主义写作态度的把握,探寻这些人物形象在老舍文学世界中的发展规律。以《茶馆》中的人物为原点,追溯某一个体或群体在老舍创作中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力图形成一个以《茶馆》中人物为支点的谱系关系。通过梳理《茶馆》中的人物谱系,丰富《茶馆》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从文本出发,论文第一章对王利发、常四爷、秦仲义这三个人物形象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将此前老舍作品中具有相似家庭背景、生活方式、人生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形象一一撷取出来,以时间为经,串联出老舍文学中以这三者为代表的人物的发展线索。老舍作品中的人物来源于他的毕生经历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以王利发为代表的小铺子掌柜,以常四爷为代表的正直旗人和以秦仲义为代表的有志有识之士,自老舍创作之初,就一直是他关注的对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老舍或寄予温和的审视,或寄托热切的希望,抑或赋予抱憾的唏嘘,使他们有了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内涵。论文第二章主要对《茶馆》中底层平民形象进行谱系化的梳理与把握。老舍生于北京城的贫民阶层,长在胡同里的大杂院。《茶馆》里的平民形象正是取材于他生来所属的城市贫民阶层。大杂院这一特殊的生活环境使老舍自幼便得以接触城市底层的各色人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成为他写作时的人物原型。《茶馆》中的各类平民人物,与老舍文学中的平民群像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人物长廊中最为独特的一隅。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老舍一生丰富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积累都对他的创作观念以及创作姿态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进而也影响着他在《茶馆》中的人物塑造。通过呈现旧时代的横断面,老舍对那些根源于他生命之流的旧人物进行了细细的回忆、深刻的反思,更寄托了他一生的忧与爱、悲与歌。因此,研究《茶馆》中的旧人物在老舍文学世界中起到的总结性意义,对全面观照老舍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李玫玫^[5]（2020）在《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异族”建立的王朝,同时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建立一个大一统帝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层面的民族问题:要统治一个以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汉族人为主、边疆地带又有着势力强大的蒙、回、藏等民族的国家,在面对汉族时,一方面要学习先进文化,争取正统地位的继承权;一方面也要警惕汉族文化的“腐蚀”,在这种文化包围中艰难地维持满洲民族的主体性;而在面对其他边疆民族时,同作为异族,清朝皇帝与整个满洲统治民族则扮演了与历代汉族皇帝不同的角色,满洲民族的族群性得到了丰富和凸显。清朝定鼎北京二百六十载,最终在内外夹击、风急浪紧的形势中覆灭,在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世界现代化潮流发生主动或被动交流的时候,在促使中国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同样留下了复杂的民族问题:一方面,由于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不断地复辟,满洲贵族、遗老遗少还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了伪满洲国;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来的“边疆中国”叙述在其“继承者”国民党的民族思想那里留下“后遗症”,给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带来了许多的变数。谁是这些问题最恰当又最深刻的思索者?老舍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作为一位北京城旗兵家庭出身的满族作家,同时也是“进步作家”,老舍的创作和思想上包含了“革命”与“民族”这两个二十世纪关键词的复杂关系,他自身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最开始时因为革命排满风气带来的民族创伤而讳言自己的满族身份,到抗战时期面对外侮时以中华民族的认同“压倒”满族认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自信坦然地以满族历史的讲述者、满族文化的反思者的心态,创作出《茶馆》、《神拳》、《正红旗下》等经典传世之作。这三部作品都是历史题材,《茶馆》和《正红旗下》是老舍创作中较为少见、同时也非常大规模地描写晚清以来旗人的世风人情以及他们的经历遭遇的作品,而《神拳》则表现了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也是老舍直面中国与外国民族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样的判断下,本文认为老舍建国后的作品《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中的满族/民族书写非常重要。在这三部作品中,老舍都将目光放在了晚清,可以看出他对自己民族的问题进行追溯的努力。如果说在《茶馆》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旗人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堕落、民族认同的迷惘上,在《神拳》中,满族的问题表现在满洲统治者政治的腐化和军事的失败上,那么在《正红旗下》中,满族的问题则更加深刻地表现在文化上,表现在普通旗人吃喝玩乐的日常生活中。这三部作品体现的是老舍对于近代以来满/汉/洋三者关系的整体思索,它们在表现和处理民族问题时贯穿着两条共同的主线,就是“反帝叙述”和“穷人叙述”,这是老舍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历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方法论”。通过这样的写作,老舍为自己取得了对民族进行陟罚臧否的文化自信,也为满族找到了表达自己的方式,确立了一种主体性。因此,本文的正文部分则以对这三部作品中满族书写的具体分析组成:对《茶馆》进行分析,抓住作品中几位重要的旗人形象,通过老舍对这些人物的塑造与借他们之口对民族关系与历史问题的表述,探索老舍创作《茶馆》时在民族意识的左右下对于历史认知的错位;对话剧《神拳》进行分析,通过老舍对于义和团的情感和评价去探索老舍的民族心理,阐述这种新的民族精神的发现如何影响他对革命的认知;分析《正红旗下》中的文化描写,考察所谓的“二百年旗人文化”的内涵,以及它在塑造民族意识中的作用。通过这样的考察,本文认为,在这三部作品中,作家的文艺思想与时代的政治要求得到较好的结合,老舍通过对于民族的书写,也讲出了深入人心的革命故事。这是老舍自身文学之路的又一座高峰,也是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民族的问题的一个成功解答。

朱风晴^[6]（2020）在《老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文中指出在老舍的市民世界构建中,知识分子是其中的重要结构成分,形成了老舍创作中独特的知识分子形象体系。老舍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新旧过渡的文化人、现代知识分子以及寄托理想的知识分子。从身份认同的角度看,以上三类知识分子都属于认同型知识分子。他们身上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文化认同,依据各自的选择走上不同的道路,以此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新旧过渡之间的知识分子依然认同于传统社会的价值观,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完全用现代文化构建自身的知识系统,但是缺乏文化整合的能力,永远跟着时代潮流走,呈现出价值观层面的两极分化,属于文化上的单面人。还有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寻找身份认同时,陷入了转型时期矛盾而复杂的认同危机。潜藏在表层叙述话语之中的,是老舍作为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面临的国民性改造、革命与责任、民族生存等问题的思考,也反映出他在这个过程中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文章紧接着探讨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老舍的思想发展对知识分子主题与人物塑造的规定与影响。旅英时期老舍将中英两国国民性格放在同一个时空下对比,将改造国民性格和国民精神提高到了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体现出作家知识分子心态的成熟,具有了深刻反思民族文化、进行批判的力量。在山东任教时期的老舍,思想转变为先改造社会,再改造国民性,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更其深化,根据生活的本来面目来反映社会生活,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于思想政治运动的疏离使得老舍对于革命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的态度。抗战时期的老舍投身民族战争的时代洪流,形成了为抗战服务的文艺观,“国家至上”的爱国意识和为抗战牺牲的民族精神成为这一时期的创作主题。他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也体现了向左翼文学靠拢的趋势,《鼓书艺人》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他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成熟的革命者孟良形象,从这部作品开始,老舍正式由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进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

姜一凡^[7]（2020）在《“俗世”理想的幻灭 ——论老舍小说中的“城市书写”》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老舍的文学创作和他所生活的北京密不可分,老舍与北京的联系也常常是老舍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之一。不过,单一的现实主义研究思路已经对老舍研究产生了桎梏。因此,本次研究以美国学者利罕提出的“文学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城市实现了双重构建”研究思路作为理论依据,通过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以老舍小说中的北京,以及其笔下的人物命运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详细讨论北京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老舍对于这座城市在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间的书写与记录,试图寻找出在老舍如何在作品中反映出了与北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特性,以及文本与城市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双重构建。以上述研究思路作为切入点,本着能够使老舍研究跳出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与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为其带来的桎梏的初衷,本次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范围、研究现状、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通过梳理城市发展与文学史发展的关系,确定城市空间与小说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确定本次研究的理论依据;第三部分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详细论证老舍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以及其作品中不同层面的幻灭结局;最后在第四部分中系统分析老舍小说中的幻灭结局同彼时北京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客观联系。

褚昕怡^[8]（2020）在《1950-1960年代戏曲改革中老舍的京剧改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前后,以“改人、改制、改戏”为方针的戏曲改革运动在政府的主导下逐步展开。传统戏曲,作为一种生长在民间的艺术,涵纳着几百年来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和伦理观念,进而具备了深厚的接受基础。基于前期的创作经历和戏曲底蕴,老舍在1949年之后迅速成为了正式的“戏改”参与者。他的特殊性在于,同时作为偏爱民间资源的戏曲爱好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者出现。本文所关注的是,老舍在“戏改”期间的三部剧目改编作品中,在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同时,将会采用怎样的方式辨析、取弃和改造戏曲的民间文化资源和要素?会怎样处理民间文化资源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他的实践反映出创作主体在“一体化”格局中怎样的状态,又能提供怎样的启示?本文将采取文献分析法、个案研究法、细读法,结合《戏剧报》等旧报刊进入“戏改”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围绕三部戏曲文本的剧目渊源、改编基础和改编后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展开探究。全文主要有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相关的研究成果。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老舍加入1950-1960年代戏曲改革的经过及其颇为纠结的处境。第二章围绕1956年的新编京剧《十五贯》进行个案研究,在1956年相对宽松的文艺氛围中,老舍力图在这部作品中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和民间审美趣味的“并存”。第三章围绕1959年的新编京剧《青霞丹雪》进行个案研究。在这一案例中,主流意识形态同民间伦理达成了“协作”。第四章围绕1963年的新编京剧《王宝钏》进行个案研究。在日益激进化的“戏改”背景下,老舍倒向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度改动,对一部分民间伦理进行了“置换”,并尝试“改造”追求娱乐性的民间审美趣味。结语回顾了全文的论述脉络,认为我们之所以有必要对老舍的三部戏曲改编的过程进行详细考察,不仅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老舍在参与建构“人民的文艺”的过程中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对话、协商的经过,也在于他对“戏改”难题的尝试性解答中带来的经验和思考。

蒋菁^[9]（2020）在《论老舍前期小说的家庭伦理书写》文中研究指明在老舍前期创作的1926-1937的这段时间里,从家庭到社会都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剧变,人们对待家人的态度都无形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生转变。家庭伦理的书写是老舍主题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试图从伦理角度阐释在现代化冲击下人际关系的变化。此论题涉及的研究范围是指老舍作品中有关家庭伦理的内容,指家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作者自身的家庭伦理观念。所以本文以“老舍前期小说的家庭伦理书写”为题作为老舍小说研究的切入点,以前期小说为例,对文本呈现的家庭关系特点进行归类和整合,分析家庭成员关系间的相处特征,掌握老舍家庭伦理观念的多重性,从而更好地把握老舍小说的创作。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论证本选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别从选题的背景与意义,选题的相关研究综述和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部分着重讨论老舍前期小说家庭伦理书写的背景。老舍对家庭伦理的书写,不仅与作家的个人生活背景有关,也与社会时代大环境对作家的影响有关。这一部分采取社会历史批评的分析方法,试图从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两方面找出影响他家庭伦理书写的内外部原因。第三部分是梳理出老舍前期小说的家庭伦理关系间的不同特点。通过对老舍长短篇小说的细读,将小说中出现的家庭关系进行整合归类,分别从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其他关系（手足关系、亲戚关系）归纳整理,基本涵盖了前期小说中出现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通过分类解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点,揭示出亲子间的关爱与憎恨并存,夫妻关系的控制与依赖并存,手足和亲戚间的亲密与疏离并存,表现出了关系间的复杂交错的情感特征。第四部分是揭示老舍前期家庭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一方面从现代意识层面出发对传统家庭伦理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从传统伦理去看待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沦丧,同时又对这两个方面显现的积极因素予以认同,显示出老舍在面对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抉择中所体现出家庭伦理观念的多重性。第五部分是着重分析老舍前期小说家庭伦理书写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局限。独特价值在于探讨老舍家庭伦理书写承载的美学价值和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认识到老舍家庭伦理小说的独特意义。历史局限则是男性意识下保守女性观的残留。

吴秀峰^[10]（2020）在《论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 ——以《二马》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与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在其作品中始终将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作为关注重点。然而,以往的研究很少关注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在《二马》等小说中,老舍的创作思维超越了单一的自我中心主义视野。他承认并尊重文化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不同文化对话的可能与必要。基于此,本文以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为研究内容,将论文主体分为四个部分:论文首先系统介绍了文化间性相关的理论背景与内涵,即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理论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人类面对多元文化相遇时的中间立场;强调了两个重要概念:视域融合与对话。其中,视域融合是指文化主体以包容性的视域来看待他者文化,对话则是指文化主体间在互相平等、尊重差异基础上的协商与交流。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述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的形成原因,包括满汉融合的文化记忆、中西文化的相遇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等。论文接着具体分析了老舍在《二马》等小说中是如何自觉地立足于文化间性,包容地审视民族与世界,即现代中国如何实现从“我”到“我们”的转变,以及英国人的殖民意识与种族歧视如何导致人性的泯灭。然后,论文通过对老舍小说中具有的世界性激情和对不同民族内在民族性问题的幽默表现,及其尝试打破异质文化间隔阂,力求达到人类性和谐的圆满状态的创作意图的分析,进一步说明老舍对文化间对话的不断寻求,是其展开对中国与世界、人性与道德审视的重要因素。最后,论文探究了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的价值:一是展示老舍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即在学习、模仿外国文学的同时,具有坚持民族独特性的思辨精神;二是体现古今东西关系的兼容与再平衡,既为现代性在世界性与本土化模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提供合理的设想,也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自我定位有所启示。综上所述,本文以小说《二马》为研究中心并向其它作品辐射,从世界文学与跨文化的视域出发,对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加以考察,揭示老舍作为世界性作家如何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探究他对于民族性问题与人类精神状态所做出的思考,进而管窥其作品中真正的文化内涵。

二、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文提纲范文）

（1）老舍长篇小说民族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老舍中短篇小说的传奇性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4）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5）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论文提纲范文）

（6）老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俗世”理想的幻灭 ——论老舍小说中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1950-1960年代戏曲改革中老舍的京剧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老舍前期小说的家庭伦理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10）论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 ——以《二马》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老舍文化反思的现代性（论文参考文献）

• [1]老舍长篇小说民族意识研究[D]. 刘书吟.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2]中国“新文学”与“国文教育”互动关系研究[D]. 张蓬.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论老舍中短篇小说的传奇性特征[D]. 王珂. 青岛大学, 2020(02)
• [4]老舍《茶馆》中的人物形象谱系探析[D]. 李春苗. 青岛大学, 2020(02)
• [5]革命与民族的分裂与弥合 ——以老舍《茶馆》《神拳》《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讨论[D]. 李玫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6]老舍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研究[D]. 朱风晴. 扬州大学, 2020(02)
• [7]“俗世”理想的幻灭 ——论老舍小说中的“城市书写”[D]. 姜一凡. 燕山大学, 2020(01)
• [8]1950-1960年代戏曲改革中老舍的京剧改编研究[D]. 褚昕怡.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9]论老舍前期小说的家庭伦理书写[D]. 蒋菁. 新疆师范大学, 2020(06)
• [10]论老舍小说的文化间性 ——以《二马》为中心[D]. 吴秀峰.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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