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海企业与科技》2002年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认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张镇昌[2](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当前,学界对渔业企业的研究,多集中在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方面,较少涉及渔业企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渔业企业的历时性研究。渔业企业是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连接鱼产品从渔船到餐桌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推动渔业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作用特点。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的渔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并结合文献分析的办法将北海市的渔业企业的发展脉络变迁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从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以及进入21世纪后这三个时间阶段的不同时期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变迁进行分析,厘清渔业企业在不同时期的任务、效能、遇到问题和应对措施,并通过梳理同时期国内不同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状况,尝试对北海渔业企业进行评价,提出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路径。文章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为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奠定基础。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北海市渔业企业体系在建立后对恢复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却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凸显企业经营管理的问题。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至21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在经济体制改革下逐步发展成熟,开拓了远洋渔业,提升了渔业经济发展质量。改革开放后,渔业企业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在完成该任务过程中,传统的渔业企业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同时期也衍生了新的乡镇渔业企业系统。在这一阶段,暴露出传统渔业企业出现竞争能力下降、涉外渔业事件影响企业发展以及海洋资源衰退等问题。究其原因,是企业内部管理,海域国际政治关系与该时期海洋过度捕捞等相关联。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实行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国内外的贸易沟通、打开远洋渔业局面、延长渔业产业链和涉足非渔产业,加快构建侨港镇渔业企业体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第三部分,21世纪后北海渔业企业有了发展新方向,渔业经济得到转型发展,成为实现“海洋强国”战略的动力引擎。新时代下渔业企业有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走出去”的时代任务和条件,国家海洋发展战略下实现转型升级等发展目标定位,这一时期传统企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民营企业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渔业产业的主角。却也需要面对渔业资源衰退引发的连锁反应、传统企业没落、国家部分渔业政策紧缩下企业转型生产的阵痛和走向国际阻碍重重等问题,其中既有企业内部管理机制的缺陷,也有政府政策措施及落实力度不足和复杂的国内国际存在的社会原因。为突破新时代下的发展障碍,渔业企业自身从多元发展、科技创新、响应“走出去”战略、扩大交流圈、紧贴国家发展政策、回馈社会等六个方面提高企业发展质量进行自我解困。第四部分,分别阐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东海、黄海和渤海这三大海区渔业企业发展的简要状况,同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构建与发展所发挥的社会功用从奠定北海在南海区的渔业地位、带动个体渔民发展、维护国家海洋权益话语权等三个方面进行评价。最后,从政府政策施政、企业内部动力和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共同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进一步促进渔业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施庆[3](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国逐步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外资政策,为外资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政策环境。外资政策的演进既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客观要求,又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资政策演进历经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等标志性阶段。在演进的历程中呈现出动态的特征,外资政策的引导从排斥外资到吸收外资、投资区域从沿海地区到内地深入、利用外资方式从“引资”——“择资”——“导资”的趋势转变。外资政策的演进,有益于进一步引导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朝着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推进,有助于彰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显着优势,更有利于我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展示我国的智慧经验。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积极利用外资政策引导外资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局;通过净化外资政策话语环境,从而有效治理错误认知;推动外资政策与时俱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必须立足十四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外资政策的调整应与优化营商环境和新发展理念相适应,在对待内外资一视同仁的问题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外资政策进一步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外资产业结构升级。
宛晴[4](2021)在《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能够直观反映企业现阶段真实的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还有助于揭示企业未来的发展态势。会计信息因此也成为各类市场交易主体评判企业内在价值、制定相应交易方案、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成为企业为实施机会主义行为而加以扭曲操纵的对象。考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探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途径是财务会计研究领域亘古不变的核心话题。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化大生产与劳动分工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生产的组织形式。单一企业难以覆盖生产的全部流程,由各个专业化企业所构建的供应链体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实现基础。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与效率不仅影响企业的短期经营业绩,更关系到其长期竞争优势。上述趋势强化了大客户与供应商企业之间同进共退、休戚与共的关系。为维护生产秩序与提升供应链体系效率,大客户亟需掌握企业真实经营与财务状况,制定预期供应链投资决策,监督与遏制企业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诸多管理实践表明大客户具备强烈动机监督企业提升其会计信息质量。然而现有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的结论却莫衷一是,部分研究发现大客户对于会计信息的依赖反而会激发企业的信息操纵倾向,即大客户的监督并非总是有效。究其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客户数目、销售收入占比等客户个体经济规模特征,将大客户的监督能力简单归因于其在企业市场份额或预期收入实现过程中的重大地位,难以考察监督成本的潜在影响。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全新视角。大量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影响经济主体监督成本与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立足于大客户的地理空间区位特征,使用地理邻近性刻画大客户的监督成本并且分析其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客户特征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研究中的争议。鉴于此,本文首先使用规范分析法,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了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构建“地理邻近性-监督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逻辑。随后以2009-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按照如下步骤实证检验大客户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的关系:第一,本文对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进行整理与分析。在详尽阐述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获取与构建过程之后,本文报告了大客户集中程度与大客户与企业间地理距离的分布特点,用以明确使用地理邻近性衡量大客户监督成本的现实基础。第二,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操控性应计项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绝对值衡量会计信息可靠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可靠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更容易陷入经营危机或是产生财务错报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可靠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可靠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三,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盈余反应系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相关性。而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较为成熟、发展前景较为明确时,大客户的会计信息相关性需求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相关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第四,本文考察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之间的关系。结合前文所构建的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使用改进后Basu模型所计算出的Cscore指数衡量会计信息稳健性,建立OLS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客户地理邻近性能够提升会计信息稳健性。分别从大客户监督动机与公司治理水平两个方面分析作用机制后发现,当企业属于耐用品行业或专有资产投资水平较高时,大客户对企业的负面消息更为敏感,其会计信息稳健性需求也越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而当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时,地理邻近性对于大客户监督能力的改善作用更强,此时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理论贡献方面,本文不仅为客户特征相关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空间区位层面的观察视角与度量指标,从产品市场行为主体出发完善会计信息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同时将大客户纳入地理邻近性研究主体范围中,拓展了新经济地理学在财务会计领域的研究范畴。指导实践方面,本文同样具备积极意义。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制定投资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大客户地理空间区位特征,利用距离企业较近的大客户在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方面的积极作用,提升决策效率;对于公司管理者而言,应当基于自身供应链地理区位特征,合理利用自身谈判优势监督与改善供应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升供应链整体效率;对于监管者而言,应当基于企业大客户地理区位特征设置针对性的监管策略,改善市场信息环境。
张文瀛[5](2020)在《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优化及协同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一带一路”、“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的提出,“公转水”、“公转铁”和“散改集”等政策的推行,我国交通运输行业越发重视发展多式联运,强化集装箱运输的系统化应用,这一趋势为集装箱和多式联运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环境,也促使内河集装箱铁水联运业务蓬勃发展。研究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优化和协同策略,不仅可以推动内河综合运输业务自身的变革,推进内河多式联运组织的优化与标准的建立,还可以实现内河运输与陆路运输、内河与海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合作,实现集装箱在联运网络上的高效移动与系统优化。本文综合运用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不确定规划方法、排队论、博弈论等基础理论,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计算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的网络优化、货流分配、运输方案优化及组织协同四个方面的问题。(1)界定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提出了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内涵,并将其表达为“内河内部干线转运”和“内河外部支线分流”两个层面的系统构成,同时将轴辐式网络与其结合,给出了内河集装箱轴辐式多式联运网络框架,基于网络的边和节点的拓扑结构抽象原则,构建了多模式分层次立体化的拓扑结构模型。(2)研究整个内河集装箱联运系统的网络优化问题。利用不确定分布方法刻画了联运网络的多维不确定性,构建了基于不确定规划的双目标优化模型,推导出了期望值目标函数和机会约束的确定性等价形式;再结合Epsilon约束方法和文化基因算法,设计了混合智能算法;然后通过长江干线联运网络实例和TR网络数据对模型和算法进行了验证,结合灵敏度分析,探讨了集装化系数和转运节点数量对最优时间和成本目标值的影响,结果表明集装化系数越小,集装化程度越高,单位运输时间所需要的运输成本越低,因此提高内河多式联运的集装化程度,有助于联运系统的降本增效。(3)研究集装箱在内河外部集疏过程中所形成的支线分流网络的货流分配问题。通过综合考虑分流枢纽、内河枢纽节点和运输通道的三重容量限制,利用minmax决策准则构建了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模型,再引入线性化技术将原模型转化为线性规划模型;并在分枝定界法的基础上采用切割平面方法,设计了分枝切割法进行求解;接着,以长江沿线集装箱集运分流网络为算例进行研究,通过灵敏度分析,探讨了不同容量限制对最优目标值和货流分配网络演化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水路直运通道容量值的增加,内河在货流分配方案中承担的运输量越多,越能大幅度降低总运输费用,因此提高内河的通行能力,有助于实现集装箱多式联运供求总量均衡、联运网络货源配置最优。(4)研究集装箱在内河干线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过闸拥堵、船舶通过时间长、运输效率低等运输方案优化问题。应用M/M/c排队论,描述了船舶在内河的过闸排队过程,采用两阶段建模思想分别建立了双目标路径优化模型和运输模式选择模型;并针对路径优化模型,利用改进的分枝定界算法进行求解,针对模式选择模型,利用时间成本对比分析法,进而得到优化的联运方案;再以长江干线的三峡枢纽港作为案例,结合灵敏度分析,探讨了排队等待时间对联运方案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内河干线运输过程中,可以通过多运输模式的选择降低船舶等待时间;最后,对翻坝联运、水水过驳模式与传统水运做了相关指标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这两种模式均能够减少船舶待闸时间,因此通过提高升船机数量及载运量,加强翻坝公路、铁路通道的建设,有助于提高内河干线转运效率。(5)研究非对称信息下的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组织协同策略问题。围绕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经营人和各承运人之间的协同关系,构建了基于期望和熵决策准则的不确定双层规划模型;再针对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设计了两步优化算法,以此分别获得了最优激励合同的清晰表达式;结合算例分析,探讨了非对称信息对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合同设计和收益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激励系数随风险规避水平增加而降低,信息价值随风险规避水平增加而增加,多式联运经营人(MTO)获取信息的意愿也随风险规避水平增加而变得强烈。因此,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MTO作为联运服务集成商及联运方案决策者,通过引入最优合同机制,对组织整体收益进行合理分配,是优化内河多式联运组织协同的较佳策略。论文图57幅,表38个,参考文献162篇。
杜琛[6](2020)在《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基于条件逻辑模型和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经验分析提出衡量地区间吸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优势的指标和权重,并构建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机制,为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寻找最优区位提供分析框架和操作方法,同时为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评估和选择具有地区优势、发展潜力的产业以及寻找与自身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差距较小的瞄准目标提供参考。本文以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1)提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特征和异质性维度,并据此进行样本筛选和样本分类;(2)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特征和区位分布特征提出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采用条件逻辑模型检验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因素的影响效应和区域差异性;(3)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主导因素;(4)综合分析两个模型的估计结果,确定以产业特征、技术优势和创新优势作为区位效用评价的一级指标,构建以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5)以高技术制造业6个细分产业为例,对各省级区域进行区位效用评价和层级分类,得出各细分产业新生企业在省域尺度下的最优区位。主要结论:(1)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的主导因素是地区创新优势。其中,创新产出是衡量地区创新优势最重要的指标;(2)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高工资、高文化服务水平和技术交易活跃的区位来提高技术优势。衡量地区技术优势指标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工资水平、文化服务水平、技术交易规模;(3)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国各经济集团对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吸引力存在显着差异。在技术优势和产业特征相同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吸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优势最大,其次为长江中游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存在明显的劣势;(4)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以区位效用评价和层级分类为核心,首先,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通过区位效用评价确定所属产业下所有备选区域的区位排名,基于区域之间的异质性对地区进行层级分类后,企业通过选定层级来确定备选集,结合可利用的政策集对层级内的各个备选方案进行成本分析,在可接受成本范围内选择区位效用最高的方案。在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层级体系中,江苏省和山东省位于医药制造业新生企业的第一层级,陕西省位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新生企业的第一层级,广东省位于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新生企业的第一层级,广东省和江苏省位于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新生企业的第一层级,河北省和江苏省位于信息化学品制造业新生企业的第一层级。
李鑫[7](2020)在《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文中指出经济领域的竞争是国家间综合实力竞争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各国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随着时代发展,出口管制政策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手段措施不断多样化,因其隐蔽性好,一直被各国所青睐。美国施行出口管制政策经验丰富,除经济领域外,也常将其运用于政治、军事、国防等领域,出口管制政策服务于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特点十分鲜明。受国际形势变化及美国自身国家战略调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宽严交替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特点在高科技领域更为明显。虽然面临来自美国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仍取得快速发展和瞩目成绩。因此,探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产品出口的影响机理、具体路径、影响程度,不仅在理论上有利于丰富和拓展出口管制政策的研究边界,还在实践上有助于中国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和企业实力。但是,由于美国出口管制的政策公开性不足、在产品层面的精准测度长期缺乏,部分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使得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定量评估、特别是对企业微观行为研究不足。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根据公开数据构建了对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可测度指标,并借鉴工具变量识别策略开展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我国企业微观绩效的因果评估。首先,本文按照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程度划分了四个等级的标准,通过借鉴巴拉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根据美国在高科技产品层面实际出口的份额差异构建一个衡量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用以测算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出口管制程度,并将与中国同级别国家的管制程度作为对华出口管制的工具变量。其次,收集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经济复杂度实验室,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知识产权局的相关数据,在企业层面开展了对研发创新、产品出口质量和企业增加值出口的实证检验。再次,在上述分析和实证中证明美国对华高科出口管制政策确实存在,且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比较确切的发现了对中国企业产品研发和出口的影响效果及机制。最后,根据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产生影响的效果及本文结论,深入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产品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机理、影响程度和政策效果。全文共分八个章节,各章节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根据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及思路,包括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总结已有研究不足,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的问题和研究价值。本章从国际政治竞争格局相关理论入手,探析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之间的联系,重点对中美关系背景下的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贸易政策服务于国家战略,而出口管制政策是美国对外战略重要手段之一。最后,分别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研发、出口质量和出口增加值率三个层面进行文献梳理。第三章,重点对出口管制政策的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进行阐述,明确本文的研究界限,清晰掌握研究内容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趋势。第四章,阐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介绍了本文的核心变量指标设定的主要思路和检验过程,并对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管制程度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第五章,从实证角度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创新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并未完全达到美国预期,中国政府和企业会通过选择共克时艰,企业收到相关领域的补贴和加大主动投资,最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研发水平上的提升。第六章,重点研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发现出口管制政策的实施使得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受管制政策限制,中间产品投入受阻,企业生产链条受影响,导致出口产品质量下降。第七章,探究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管制政策提升了企业产品的出口增加值率,可能的机制是综合了管制政策对研发和产品质量的影响,得益于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得到提高。第八章,对本文主要研究结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从不同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陈瑾[8](2020)在《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出口的动态转换,则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或缺。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出口的稳定增长及出口企业动态有效配置资源,我国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对其作了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关于这些税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的动态调整,相关研究却很少。对这些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和动态调整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政策制定还是对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文献对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较少研究其他税收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因此,对其它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特别是一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两个税种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考察这两类税收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削减,都将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的削减,将降低出口市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同时对出口市场净进入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将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转换;(4)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5)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论文由10个章节构成。第1章-第10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贡献总结如下。第1章对税收与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并对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做了介绍。第2章大致介绍中国财税体系改革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实际的减税效果。第3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经典的Melitz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并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在特定参数假定下,对模型做了模拟,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第4-6章分别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对企业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反映了资源在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配置,第4章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增值税改革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显着地降低了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行业平均出口退出率,但对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了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上升,从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研发创新、增强行业集中而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抑制了出口进入,使得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均下降。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增值税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会显着影响企业出口动态,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4章可能是第一个就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进行考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章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更多的同期政策冲击、采用了多种估计方法以增强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影响渠道上看,本章不仅量化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还提出并检验了增值税改革影响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的两个渠道。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增值税改革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不仅对国内企业有效,对于改善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第5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企业增值税的削减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6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削减对企业-HS8位数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第5和第6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上讲,这两章内容有可能是国内外首篇从税收角度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文献,现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却鲜有研究涉及税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两章内容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效果,再利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估计,不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更能有效地估计企业生存时间,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从研究结果上讲,这两章内容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表明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企业行为、稳定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两章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第7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类似于企业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8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提升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第7和第8章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第一,这两章内容可能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首篇文献。税收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即对出口企业国内增值税退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这一问题,很少考察企业所得税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对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或长期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更少。本章的研究丰富了税收与贸易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这两章得到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丰富结果,这些结果论证了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较好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具体而言,即企业所得税改革造成的公平税负环境,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内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出口竞争力(出口持续时间)的增长。这就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行业优先、区域为辅”的原则的合理性和绩效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撑,对国家企业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章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角度,利用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影响。本章关注的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了企业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异质性。本章还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9章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本章是第一篇考察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文献,丰富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和产品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本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以及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并且还考察了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影响机制上,本章研究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10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作了总结,并阐述了其对出口稳定增长政策以及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本论文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给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启发式模型,并进一步在经典的Melitz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下纳入企业所得税,给出了分析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一般模型,并在特定参数下,模拟分析了一国减税和两国竞争性减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这一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纳入企业增值税和拓展到动态情形。第二,本文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从出口进入退出动态、出口持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调整动态三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机理、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从而丰富了财政与贸易的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方面,对税收制度与贸易的研究较少,即使最近出现了少量关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只是从企业静态出口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动态角度考察税收制度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结论,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财政与贸易文献的重要补充,对推进财政与国际贸易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得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结论,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削减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比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净进入率,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降低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还延长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转换,同时向高技术产品转换;(4)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文还从区域、行业、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异质性角度对这些结论做了延展和深化。这一系列结论,在文献中尚未见到。因此,本文的研究评估了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论证了两种税制改革实现了其宗旨和目标及其经济合理性,从而为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张焱[9](2020)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文中提出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经济运行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能源的短缺是社会动荡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接连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输出组织(简称“欧佩克”)因不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中东政策,对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的措施,这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从几美元一桶迅速提高到30多美元一桶。进而导致缺油国家的工业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出现了因为石油短缺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中国是少油国家,经济发展所需石油基本依靠国外进口,在石油主导权被中东以及西方国家掌控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犹如悬着一把利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正是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煤炭是中国主要的消费能源,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煤炭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日益突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的矛盾问题,并将该问题定位为中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经济发展、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发展绿色能源势在必行。本文以中国绿色能源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由九个章节组成,每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并提出了研究框架,最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首先对绿色能源和产业政策两个关键词的内涵和概念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的关系。然后对本文的理论基础做了介绍,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产业管制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其次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综述:一是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二是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研究综述;三是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四是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第三章:本章阐述了以水能、风能、太阳能和核能为代表的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现状,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发布的所有与绿色能源产业相关的政策文本,然后从文本数量、颁发部门等方面对政策文本进行了统计,最后从财政政策、税收优惠政策、价格补贴政策三个方面对所有的政策进行了归类分析。第四章:本章对美国、德国、日本三个发达国家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支持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梳理。经过梳理与比较后发现,为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通常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技术与研发激励等政策工具。最后阐述了国外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启示。第五章:本章首先从理论角度分析了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机制,同时提出了促进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导向和市场导向两个方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路径进行了分析。第六章:本章首先在第五章的基础上阐述了绿色能源企业的成长路径,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本章通过“民众能源问题政策倾向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除此之外,本章通过实证还系统地研究了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第八章: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先来测定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曲线,对二者之间的发展趋势进行判断。然后加入城镇化、产业结构等因素通过构建ECM模型对我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做出进一步分析。第九章:本章首先对全文进行了概括总结,得出了五个结论。然后从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联系四个方面进行政策建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的特征是宏观规划类文本过多,微观执行类文本过少;税收优惠政策数量过少。(2)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对企业效益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企业投资、研发支持与劳动力投入对企业效益呈正向的影响关系。通过企业经营类别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补贴对太阳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风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企业融资对风能企业呈正向影响,而对太阳能企业影响作用不明显。(3)中国民众对绿色能源的支持度较高,对电价问题比较关心。大多数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也比较强,为了保护环境,降低环境污染,宁愿多承担部分用电成本也支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4)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水平及能源知识、环境意识等因素对民众支付意愿的影响随着能源类型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异性。对于可再生能源来讲,女性支持的概率较高,而对于核能则男性支持概率更高;年龄对两种能源的影响作用一致,随着民众年龄的上升,民众支持绿色能源的概率是下降的;收入因素对于两种能源的影响结果也是一致的,随着收入的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支持概率都会上升;受教育程度与能源知识均对民众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受教育程度因素对核能支付意愿的影响并不显着;拥有环保意识会提高民众对可再生能源的支付意愿,而对于核能来说这一因素的影响并不显着。(5)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向右上倾斜的“N”字型,且没有拐点,表明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加入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进一步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双向影响关系,即绿色能源的消费量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提高,国家经济发展总量的扩大和发展质量的提升都会促进绿色能源的发展;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作用,但在短期内影响力度较小,在长期内影响力度逐渐增大。本文创新点有三:(1)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在宏观、企业微观与民众个体微观三个层面对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2)数据开发的创新。本文中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个体微观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的途径来获得的,这具有独一无二性。在对数据进行整理之后,首先针对民众对绿色能源政策的态度倾向、民众对绿色能源的偏好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形成了一个有关能源公共政策的调查报告。其次,使用probit计量模型,对影响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对绿色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创新性论证。本文通过时间序列模型对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得出,绿色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会像煤炭能源会出现“增长极限”的问题,绿色能源消费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可持续的。
林晓琪[10](2020)在《B公司西部地区进口整车物流方案优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B公司运往西部地区的进口整车面临如下问题:一是总运输成本较高;二是运输周期长导致西部市场的需求无法及时响,进而产生相关的缺货成本;三是整车运输过程中产生质损的风险较大,发生重大质损事故频率高,这不仅使得进口整车的后期维修成本增加,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上述问题导致运往西部地区的进口整车物流效益差、西部地区进口整车的市场竞争力低。针对目前B公司的进口整车运往西部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本文侧重对B公司运往西部市场的进口整车物流方案进行优化。首先,本文分析了B公司进口整车的运输现状及现有运输方案存在的问题,针对现有运输方案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然后,本文结合进口整车运输的特点、西部地区的进口整车运输面临的问题、中欧班列的相关政策,提出了对B公司进口整车运往西部地区的物流方案进行优化的思路。目前,进口整车全部通过海运的国际运输方式运达国内,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中欧班列的国际运输方式,对覆盖西部地区的VPC构建整数规划选址模型,再通过遗传算法求解出能有效覆盖西部市场的VPC选址城市。最后,将优化前后的进口整车物流方案在运输成本、运输周期和质损风险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优化后的方案在运输成本、运输周期以及质损风险方面都有明显改善,西部地区的进口整车物流效益明显上升。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进口整车物流效益得到了充分的平衡。
二、《沿海企业与科技》2002年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沿海企业与科技》2002年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一)学术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研究综述 |
(一)国内关于海洋渔业经济的研究 |
(二)国内关于渔业企业的研究 |
(三)关于国外渔业企业的研究 |
四、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实地调查法 |
五、相关问题的必要说明 |
(一)渔业企业的概念界定 |
(二)选取北海市作为研究点的缘由 |
(三)文章中涉及的主要渔业企业信息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北海渔业企业的基础奠定 |
一、构建渔业企业体系的必要性 |
(一)恢复和发展渔业经济 |
(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现实需要 |
(三)构建渔业经济体系是重要任务 |
二、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构建完善 |
(一)水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 |
(二)渔船修造体系的构建 |
(三)综合性国有海洋捕捞企业的成立与成长 |
三、北海渔业企业在渔业生产中的社会效用、困境及原因分析 |
(一)渔业企业产生的社会效用 |
(二)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问题 |
(三)上述问题的原因分析 |
四、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的突破 |
一、改革开放后的新任务 |
(一)助推渔业经济的市场化转型 |
(二)推动渔民就业,释放生产活力 |
(三)顺应改革开放时代潮流,焕发新生活力 |
二、改革开放后至21 世纪前北海渔业企业体系的变化 |
(一)改革开放以来至21 世纪前传统渔业企业的新变化 |
(二)形成新的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三、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面临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一)国有企业优势下降 |
(二)渔业涉外事件的损失和海洋资源减少 |
(三)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 |
四、经济体制改革中渔业企业的应对措施 |
(一)改革管理制度 |
(二)加强与国内外的贸易沟通 |
(三)开拓远洋捕捞新局面 |
(四)渔业产业链延伸和非渔产业拓展的发展实践 |
(五)努力建构新兴乡镇渔业企业体系 |
五、本章小结 |
第三章 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转型发展 |
一、21 世纪以来渔业企业的历史定位和新形势 |
(一)渔业企业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
(二)时代为渔业企业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 |
(三)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催生渔业企业转型升级 |
二、21 世纪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特征 |
(一)传统企业为时代所淘汰 |
(二)民营企业成为行业产业的龙头引领 |
三、渔业企业在困境中前行 |
(一)渔业企业发展中所遇问题 |
(二)渔业企业所遇问题的原因 |
(三)渔业企业自我解困的主要举措 |
四、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概况及对北海渔业企业的评价和建议 |
一、国内其他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情形 |
(一)东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 |
(二)黄海区渔业企业的发展状况 |
(三)渤海区渔业企业的状况 |
二、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区域地位和现实作用 |
(一)有利于奠定北海在南海地区渔业地位 |
(二)有利于带动个体渔民发展 |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在海洋权益中的话语权 |
三、新形势下北海渔业企业发展的路径 |
(一)政府须加强对渔业企业政策等的支持 |
(二)渔业企业自身要提升发展的内力 |
(三)构建渔民与渔业企业命运共同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一) 国内研究成果 |
(二) 国外研究成果 |
(三) 研究述评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内涵与渊源 |
一、外资政策的内涵 |
(一) 外资政策的含义 |
(二) 外资政策的类型 |
(三) 外资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二、我国外资政策的理论来源 |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观 |
(二) 列宁关于外资的论述与苏联的实践经验 |
(三) 毛泽东利用外资的设想与实践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化进程 |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1978-1991) |
(一) 初步制定相关外资法规 |
(二) 对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1992-2000) |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二) 政策实施领域拓宽 |
三、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2001-2012) |
(一) 修订完善相关外资政策并继续颁布新的法规 |
(二) 推进产业升级进程,政策指向对吸收外资提出更高要求 |
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外资政策的转变阶段(2013-至今) |
(一)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相关政策措施的完善 |
(二) 全国范围内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完善外资区域政策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和经验 |
一、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一) 从排斥外资到主动利用外资 |
(二) 引导外商投资范围从沿海地区转向内地 |
(三) 引导招商引资转向招商导资 |
二、我国外资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一) 外资政策调整要引导外资服务于国内经济大局 |
(二) 净化外资政策话语环境,有效治理错误认知 |
(三) 推动外资政策与时俱进 |
第四章 新时代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的思考 |
一、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政策 |
(一) 完善外资政策,塑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 |
(二) 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落实内外资一视同仁 |
二、更好促进外资政策与新发展理念的结合 |
(一) 引导“共享”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二) 引导“协调”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三) 引导“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外资政策 |
三、以优化外资结构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外资政策 |
(一) 外资政策应更好成为鼓励外资企业参股转型的保障 |
(二) 实施适度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外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1.2 制度环境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1.3.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 |
1.3.2 会计信息质量 |
1.4 研究意义与研究创新 |
1.4.1 研究意义 |
1.4.2 研究创新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2 文献回顾 |
2.1 客户特征相关研究 |
2.1.1 客户特征与企业业绩 |
2.1.2 客户特征与市场反应 |
2.1.3 客户特征与企业决策 |
2.2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2.2.1 宏观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 |
2.2.2 微观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2.3 地理邻近性相关研究 |
2.3.1 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2.3.2 间接利益相关群体地理邻近性 |
2.4 现有研究述评 |
3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对会计信息质量影响的机理分析 |
3.1 理论基础 |
3.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3.1.2 公司治理理论 |
3.1.3 交易成本理论 |
3.1.4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
3.2 大客户监督效应 |
3.3 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 |
3.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逻辑 |
3.5 实证方案 |
4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基本情况分析 |
4.1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数据获取 |
4.2 大客户经济规模分布 |
4.3 大客户地理空间分布 |
5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可靠性 |
5.1 研究假设 |
5.2 研究设计 |
5.2.1 样本选择 |
5.2.2 变量定义 |
5.2.3 模型设计 |
5.3 实证结果 |
5.3.1 描述性分析 |
5.3.2 相关性分析 |
5.3.3 单变量分析 |
5.3.4 回归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5.4.2 替换盈余管理指标 |
5.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5.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5.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5.4.6 内生性检验 |
5.5 作用机制分析 |
5.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5.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5.6 拓展性分析 |
5.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5.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5.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5.7 小结 |
6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相关性 |
6.1 研究假设 |
6.2 研究设计 |
6.2.1 样本选择 |
6.2.2 变量定义 |
6.2.3 模型设计 |
6.3 实证结果 |
6.3.1 描述性分析 |
6.3.2 回归分析 |
6.4 稳健性检验 |
6.4.1 替换大客户地理邻近性指标 |
6.4.2 替换检验模型 |
6.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6.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6.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6.4.6 内生性检验 |
6.5 作用机制分析 |
6.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6.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6.6 拓展性分析 |
6.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6.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6.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6.7 小结 |
7 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会计信息稳健性 |
7.1 研究假设 |
7.2 研究设计 |
7.2.1 样本选择 |
7.2.2 变量定义 |
7.2.3 模型设计 |
7.3 实证结果 |
7.3.1 描述性分析 |
7.3.2 相关性分析 |
7.3.3 单变量分析 |
7.3.4 回归分析 |
7.4 稳健性检验 |
7.4.1 替换大客户地理临近性指标 |
7.4.2 替换检验模型 |
7.4.3 考察第一大客户 |
7.4.4 考察制造业样本 |
7.4.5 控制企业经济综合区位影响 |
7.4.6 内生性检验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7.5.1 基于监督动机的截面分析 |
7.5.2 基于治理水平的截面分析 |
7.6 拓展性分析 |
7.6.1 企业市场竞争水平 |
7.6.2 大客户产权性质 |
7.6.3 大客户合作关系持续性 |
7.7 小结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优化及协同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论文选题背景 |
1.2 论文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1 内河干线集装箱联运和货品研究 |
1.3.2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网络及运输方案优化研究 |
1.3.3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货流分配研究 |
1.3.4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组织协同研究 |
1.3.5 研究现状综述分析 |
1.4 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1.4.1 研究内容 |
1.4.2 内容结构 |
1.4.3 论文创新点 |
1.5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1.5.1 研究方法 |
1.5.2 技术路线 |
2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分析 |
2.1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概述 |
2.1.1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内涵 |
2.1.2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构成要素 |
2.2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网络研究 |
2.2.1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多模式网络结构 |
2.2.2 网络拓扑结构抽象原则 |
2.2.3 多模式分层立体拓扑结构模型构建 |
2.2.4 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网络特点分析 |
2.3 内河多式联运系统优化问题分析 |
2.3.1 内河多式联运网络优化问题研究 |
2.3.2 内河多式联运货流分配问题研究 |
2.3.3 内河多式联运组织模式问题研究 |
2.3.4 内河多式联运组织协同问题研究 |
2.4 本章小结 |
3 不确定环境下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网络优化研究 |
3.1 内河集装箱轴辐式多式联运网络描述 |
3.2 问题描述 |
3.3 模型构建 |
3.3.1 不确定性理论 |
3.3.2 双目标优化模型构建 |
3.3.3 等价模型推导 |
3.4 算法求解 |
3.4.1 Epsilon约束方法 |
3.4.2 文化基因算法 |
3.5 算例分析 |
3.5.1 长江干线联运实例分析 |
3.5.2 大规模网络实验分析 |
3.6 本章小结 |
4 考虑容量限制的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货流分配优化研究 |
4.1 问题描述 |
4.2 模型构建 |
4.2.1 基本假设及参数定义 |
4.2.2 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模型构建 |
4.3 算法设计 |
4.3.1 分枝切割法概述 |
4.3.2 基于分枝切割法的求解策略 |
4.4 算例分析 |
4.4.1 算例数据 |
4.4.2 算例求解 |
4.4.3 灵敏度分析 |
4.5 本章小结 |
5 基于模式选择的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方案优化研究 |
5.1 问题描述 |
5.1.1 基于运输模式选择的内河联运路径优化问题 |
5.1.2 影响因素分析 |
5.2 模型构建 |
5.2.1 基本假设与参数定义 |
5.2.2 两阶段模型构建 |
5.2.3 模型转换 |
5.3 算法设计 |
5.3.1 分枝定界法概述 |
5.3.2 基于分枝定界法的求解策略 |
5.4 算例分析 |
5.4.1 长江三峡算例背景分析 |
5.4.2 算例数据 |
5.4.3 算例求解 |
5.4.4 灵敏度分析 |
5.4.5 对比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6 非对称信息下的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协同策略研究 |
6.1 问题背景 |
6.1.1 内河多式联运组织协同发展阶段分析 |
6.1.2 战略联盟协同阶段组织主体关系分析 |
6.2 问题描述 |
6.3 模型构建 |
6.3.1 假设及参数定义 |
6.3.2 不确定双层规划模型构建 |
6.3.3 两种信息情况下的模型转化 |
6.4 算法设计 |
6.4.1 信息对称情况下的求解 |
6.4.2 信息非对称情况下的求解 |
6.4.3 信息非对称对联运组织协同策略的影响 |
6.5 算例分析 |
6.5.1 算例分析 |
6.5.2 算例求解 |
6.5.3 灵敏度分析 |
6.5.4 多式联运协同管理启示 |
6.6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研究总结 |
7.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问题 |
1.1.2 研究意义 |
1.2 内容安排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 |
1.5 关键概念的界定 |
2 文献综述 |
2.1 企业异质性与外部环境 |
2.2 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 |
2.3 新生企业区位决策的研究方法 |
2.4 文献评述 |
3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3.1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特征分析和样本选择 |
3.1.1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特征与定义 |
3.1.2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特征 |
3.1.3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样本选择与分类 |
3.2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因素分类 |
3.2.1 市场类因素 |
3.2.2 政策类因素 |
3.2.3 文化类因素 |
3.3 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核心因素 |
3.3.1 地区技术优势 |
3.3.2 地区创新优势 |
3.4 变量选择与基本假设 |
4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模型与机制分析 |
4.1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决策的模型分析 |
4.1.1 条件逻辑模型的设定 |
4.1.2 条件逻辑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
4.1.3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区位主导因素的假设 |
4.1.4 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及验证性分析 |
4.2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分析 |
4.2.1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 |
4.2.2 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实例分析 |
4.3 实证结果 |
5 结论与建议 |
5.1 主要结论 |
5.2 政策建议 |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
附录B 各类企业认定的硬性标准 |
附录C |
附录D |
作者简历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绪论 |
1.1 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 |
1.2.1 研究思路 |
1.2.2 基本研究框架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1.3.1 理论研究方法 |
1.3.2 实证研究方法 |
1.3.3 案例研究方法 |
1.4 可能的创新、贡献和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及贡献 |
1.4.2 仍存在的不足 |
2.文献综述 |
2.1 经济竞争是大国竞争重要表现形式的相关研究 |
2.1.1 英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温和轮替的相关研究 |
2.1.2 英德重点在经济领域进行竞争的相关研究 |
2.1.3 美日关系调整与经济领域紧密度的相关研究 |
2.1.4 美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冷战的相关研究 |
2.2 贸易政策与国家关系相关理论研究 |
2.2.1 自由贸易理论的相关研究 |
2.2.2 贸易管制政策的相关研究 |
2.2.3 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关系的相关研究 |
2.2.4 贸易政策与国家战略的相关研究 |
2.3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双边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1 中美双边国际合作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2.3.2 中美双边竞争格局背景下的相关研究 |
2.3.3 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 |
2.3.4 出口管制政策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层面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1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及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2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研发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3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 |
2.4.4 出口管制政策对产品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相关研究 |
2.5 文献评价 |
2.5.1 现有研究特点 |
2.5.2 现有研究不足 |
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演化发展及潜在后果 |
3.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内涵界定 |
3.1.1 理论来源 |
3.1.2 基本概念 |
3.1.3 主要内容 |
3.1.4 限制目标 |
3.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演化发展 |
3.2.1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整体趋势趋于放松 |
3.2.2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的影响逐渐变小 |
3.2.3 出口管制政策随美国政府对华态度不断调整 |
3.2.4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可能再次趋于严厉 |
3.2.5 主要特点和发展趋势 |
3.3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事实影响及潜在后果 |
3.3.1 审批程序繁琐致使美国企业主动放弃对华出口 |
3.3.2 管制实施国企业创新和研发的积极性受挫 |
3.3.3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企业科技水平的提升 |
4.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和指标设定 |
4.1 美国对不同贸易国家分类方法 |
4.2 出口管制政策的测度方法 |
4.2.1 出口管制政策难于测度 |
4.2.2 借鉴经典研究方法设定研究思路 |
4.2.3 主要研究目标 |
4.3 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程度的测定 |
4.3.1 出口管制程度的指标设定 |
4.3.2 美国对中国和其他类别国家出口管制程度的比较 |
4.3.3 检验美国对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的测定 |
4.4 美国ATP管制程度的分类测算 |
4.4.1 分类别测算比较美国ATP产品管制程度 |
4.4.2 比较美国对不同种类国家及中国的管制程度水平 |
4.4.3 分类比较美国对不同等级国家十大类ATP管制程度 |
5.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研发的影响 |
5.1 研究背景 |
5.2 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3.1 研究方法 |
5.3.2 核心变量 |
5.3.3 数据来源 |
5.4 实证结果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5.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研发影响的机制检验 |
5.4.3 稳健性检验 |
5.4.4 异质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6.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6.1 研究背景 |
6.2 研究假设 |
6.3 研究设计 |
6.3.1 研究方法 |
6.3.2 核心变量 |
6.3.3 数据来源 |
6.4 实证结果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6.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质量影响的机制检验 |
6.4.3 稳健性检验 |
6.4.4 异质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企业产品出口增加值率的影响 |
7.1 研究背景 |
7.2 研究假设 |
7.3 研究设计 |
7.3.1 研究方法 |
7.3.2 核心变量 |
7.3.3 数据来源 |
7.4 实证结果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7.4.2 美国出口管制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率影响的机制检验 |
7.4.3 稳健性检验 |
7.4.4 异质性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8.结论及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2.1 国家层面 |
8.2.2 产业层面 |
8.2.3 企业层面 |
参考文献 |
图表索引 |
后记 |
致谢 |
(8)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税收、企业贸易行为与贸易福利的相关文献 |
1.2.2 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1.2.3 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 |
1.2.4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文献 |
1.2.5 税收与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相关文献 |
1.2.6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相关文献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论文结构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1.4 学术贡献 |
1.4.1 总体学术贡献 |
1.4.2 各章学术贡献 |
2.中国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政策转型的历程、内容和效果 |
2.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2.1.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内容 |
2.1.2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效果(以2004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
2.2 企业所得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2.2.1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和内容 |
2.2.2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效果 |
2.3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异同 |
2.4 小结 |
3.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异质企业贸易行为 |
3.1 出口贸易的分解 |
3.2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 |
3.3 企业所得税与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
3.3.1 包含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的异质企业模型 |
3.3.2 对称两国情形的均衡结果 |
3.3.3 非对称两国情形结果 |
3.4 结论 |
4.增值税改革与行业中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 |
4.1 引言 |
4.2 计量模型、指标和数据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4.2.2 数据 |
4.2.3 变量指标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4.3.1 基准估计结果 |
4.3.2 DID识别假设检验 |
4.3.3 稳健性检验 |
4.3.4 异质性分析 |
4.3.5 内生性问题 |
4.3.6 进一步分析 |
4.4 机制检验 |
4.4.1 影响机制一: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
4.4.2 影响机制二:增值税改革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
4.5 结论 |
5.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5.1 引言 |
5.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5.2.2 企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
5.3 计量模型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5.3.2 指标和变量 |
5.4 实证结果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5.4.2 稳健性检验 |
5.4.3 异质性分析 |
5.5 机制分析 |
5.6 结论 |
6.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6.1 引言 |
6.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6.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6.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生存的基本事实 |
6.3 计量模型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6.3.2 指标和变量 |
6.4 实证结果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6.4.2 稳健性检验 |
6.4.3 异质性分析 |
6.5 机制分析 |
6.6 结论 |
7.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7.1 引言 |
7.2 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 |
7.3 数据与描述统计 |
7.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7.3.2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存估计的基本事实 |
7.4 实证分析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7.4.2 指标选取与衡量 |
7.4.3 实证结果 |
7.4.4 异质性分析 |
7.4.5 内生性问题 |
7.5 作用机制 |
7.6 结论 |
8.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
8.1 导言 |
8.2 数据处理与典型事实 |
8.2.1 数据及处理 |
8.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典型事实 |
8.3 计量模型、识别方法和变量指标选择 |
8.3.1 计量模型 |
8.3.2 控制变量选择 |
8.3.3 识别方法 |
8.4 实证结果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8.4.2 稳健性分析 |
8.4.3 异质性分析 |
8.5 机制分析 |
8.6 结论 |
9.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动态 |
9.1 引言 |
9.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9.2.1 数据及处理 |
9.2.2 描述性统计 |
9.3 实证分析 |
9.3.1 基准估计结果 |
9.3.2 稳健性分析 |
9.3.3 异质性分析 |
9.4 影响机制 |
9.4.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 |
9.4.2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机制 |
9.4.3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核心产品的影响机制 |
9.4.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机制 |
9.5 结论 |
10.结论和政策建议 |
10.1 全文总结 |
10.2 政策建议 |
10.3 论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框架 |
1.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概念界定 |
2.1.1 绿色能源 |
2.1.2 产业政策 |
2.1.3 绿色能源与产业政策 |
2.2 理论基础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2.2 市场失灵理论 |
2.2.3 产业组织理论 |
2.2.4 产业规制理论 |
2.3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2.3.1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综述 |
2.3.2 绿色能源企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2.3.3 民众对绿色能源支付意愿的研究 |
2.3.4 绿色能源消费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
2.4 本章小结 |
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现状 |
3.1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
3.1.1 中国水能发电产业 |
3.1.2 中国核电产业 |
3.1.3 中国风电产业 |
3.1.4 中国光伏发电产业 |
3.2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梳理 |
3.3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分析 |
3.3.1 财政政策 |
3.3.2 税收优惠政策 |
3.3.3 电价补贴政策 |
3.4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特征 |
3.5 本章小结 |
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借鉴 |
4.1 美国 |
4.1.1 美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1.2 美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2 日本 |
4.2.1 日本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2.2 日本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3 德国 |
4.3.1 德国绿色能源发展现状 |
4.3.2 德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的相关政策 |
4.4 国外绿色能源产业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
4.4.1 加强立法工作 |
4.4.2 重点运用税收优惠政策 |
4.4.3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
4.4.4 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 |
4.5 本章小结 |
5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动力机制与路径 |
5.1 相关概念 |
5.1.1 动力机制 |
5.1.2 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
5.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分析 |
5.2.1 产业成长与成长动力 |
5.2.2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5.3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动力因素 |
5.3.1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内部动力 |
5.3.2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的外部动力 |
5.4 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1 政府政策的传递过程 |
5.4.2 政府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3 市场导向绿色能源产业成长路径 |
5.4.4 政府导向与市场导向的协调 |
5.5 本章小结 |
6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企业层面 |
6.1 绿色能源企业成长分析框架 |
6.2 模型与数据 |
6.2.1 面板数据模型 |
6.2.2 变量定义 |
6.2.3 数据来源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6.3.1 实证结果 |
6.3.2 结果分析 |
6.3.3 基于实证结果的评价 |
6.4 异质性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7 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基于民众层面 |
7.1 相关研究回顾 |
7.1.1 国外研究 |
7.1.2 国内研究 |
7.2 调查问卷设计、内容及框架 |
7.3 调查问卷基本问题数据整理与分析 |
7.4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7.4.1 基本情况 |
7.4.2 调查问题 |
7.5 中国民众对可再生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7.5.1 理论基础和假说 |
7.5.2 数据及变量描述 |
7.5.3 中国民众绿色能源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
7.6 本章小结 |
8 中国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预测 |
8.1 理论基础 |
8.1.1 经济增长理论 |
8.1.2 增长极限理论 |
8.1.3 峰值理论 |
8.1.4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
8.2 文献研究 |
8.3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的测定 |
8.3.1 指标的选取 |
8.3.2 模型的选择 |
8.3.3 实证分析 |
8.3.4 研究结论 |
8.4 绿色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等多因素长期均衡分析 |
8.4.1 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 |
8.4.2 模型分析 |
8.4.3 研究结论 |
8.5 本章小结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9.1 结论 |
9.2 政策建议 |
9.2.1 完善绿色能源产业财税政策 |
9.2.2 改进绿色能源定价制度 |
9.2.3 加强绿色能源产业研发 |
9.2.4 强化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联系 |
9.3 本章小结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B公司西部地区进口整车物流方案优化(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1.1.4 创新点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整车运输现状研究 |
1.2.2 铁路运输整车现状研究 |
1.2.3 整车物流的VPC选址问题研究 |
2 相关理论概述 |
2.1 整车物流相关概念 |
2.1.1 整车物流的定义 |
2.1.2 整车物流的特点 |
2.2 整数规划模型理论及求解方法 |
2.2.1 整数规划模型理论 |
2.2.2 遗传算法介绍 |
3 B公司进口整车的运输现状 |
3.1 B公司介绍和进口整车现有运输方案 |
3.1.1 B公司背景介绍 |
3.1.2 B公司目前的进口整车运输方案 |
3.2 B公司目前运输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3.2.1 B公司目前运输方案存在的问题 |
3.2.2 B公司目前运输方案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4 B公司进口整车运输方案优化 |
4.1 汽车整备中心选址概述 |
4.1.1 汽车整备中心的概念及作用 |
4.1.2 汽车整备中心选址的原则和影响因素 |
4.2 中欧班列主要线路与城市分析 |
4.2.1 中欧班列的运营概况 |
4.2.2 中欧班列的主要线路和重点城市分析 |
4.2.3 中欧班列相关的补贴政策 |
4.2.4 中欧班列为整车运输提供了新机遇 |
4.3 中欧班列对整车物流的影响 |
4.3.1 西部市场VPC备选点分析 |
4.3.2 模型参数准备 |
4.4 西部市场VPC选址模型的建立 |
4.4.1 问题描述 |
4.4.2 模型假设 |
4.4.3 模型构建 |
5 西部地区VPC选址模型的求解 |
5.1 算法求解结果 |
5.1.1 遗传算法基本参数设置 |
5.1.2 遗传算法主要求解步骤 |
5.1.3 算法运行结果 |
5.2 结果分析 |
5.2.1 物流成本分析 |
5.2.2 运输周期分析 |
5.2.3 质损风险分析 |
6 结论和展望 |
6.1 研究结论 |
6.2 不足和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A 5个VPC备选点城市的计算数据 |
附录B 遗传算法程序部分源代码 |
作者简历及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沿海企业与科技》2002年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新中国成立以来北海渔业企业的发展研究[D]. 张镇昌.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资政策的演进及启示研究[D]. 施庆. 扬州大学, 2021(09)
- [4]大客户地理邻近性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D]. 宛晴.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5]内河集装箱多式联运系统优化及协同策略研究[D]. 张文瀛.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
- [6]新生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区位决策机制[D]. 杜琛.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7]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及出口的影响[D]. 李鑫.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8]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D]. 陈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研究 ——基于企业、民众和宏观三个层面的实证分析[D]. 张焱.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10]B公司西部地区进口整车物流方案优化[D]. 林晓琪.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