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古代刻石立碑保护环境的历史考察（论文文献综述）
孙元成[1]（2021）在《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汉代器物铭文是指传世和出土的刻铸在汉代器物上的文字。铭文与墨书不同,墨书指书写在器物上的文字。由於铜镜铭文具有较强的美化性和装饰性,需专门考察。墨书、铜镜铭文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只是根据需要,文中个别之处或涉及墨书与铜镜铭文。本文旨在以汉代器物铭文为主要研究材料,对其中的异体字进行考察,总结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和特点,说明汉代器物铭文在汉字构形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异体字是指在一个稳定文字系统内变异的构形,它们记录同一个词或语素,并且读音相同或相近。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一套由构形成分组成的、不断变化和协调的构形机制。笔画、构件是常见的构形成分。根据构件功能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为构件简省与增繁的异体字、构件位移的异体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构形变异为异体字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复杂多变的文字。构形成分是携带意义的、按照一定层次从构形中离析出来的构形要素,它们的功能各异,彼此相互影响。构形成分在汉代器物铭文构形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构形调节和完善。依据异体字构件数量的一致性,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可分为构件简省的异体字、构件增繁的异体字;根据异体字构件组合关系的共性,可分为构件相对位置改变而同一构件方向没有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没有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变化的异体字、构件相对位置改变且同一构件方向调换的异体字;参照异体字构件形态的更替,可分为形声字、双声字、部分是形声字而部分是双声字、非形声字构件替换的异体字。这三种异体字分别在数量、组合关系、形态等构件功能上较一致。从构件功能一致性出发对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分类是可行的。变异为异体字产生提供了必要途径,变异构形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相同是形成异体字的基础。变异影响构形。构形成分变异引起构形趋异和类同,类化、音化是两种不同的变异过程及变异结果。类化主要表现为字内类化和字际类化。音化促进非形声字向形声字、形声字向双声字或与原来构形有别的形声字转变。与原来构形所表示的词或语素义不同的类化、音化构形不是异体字构形。异体字由构形变异产生,异体字不是汉字构形变异的唯一结果。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是动态演进的文字,构形成分的调整和运行影响构形关系。器物铭文文字的形态和结构从早期汉字构形演变而来,与汉代文字构形密切相关,这体现了构形的历史演进和承袭更新。所以,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关系既包含同一历史时期使用的汉字构形关系,又涵盖了不同历史时期构形的传承和演变关系,这展示出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传承和共时认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语的字词关系。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类化字存在部分交叉,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笔画与构形里的饰笔、借笔或有重叠。这些问题也体现了异体字构形复杂和多变。
陈斯亮[2]（2020）在《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文中认为本文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清乾隆时期的学者型官员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成就,以毕沅在陕西开展的古迹保护活动为研究主线,穿插论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归纳总结了毕沅古迹保护的主要特征,继而将以他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遗产保护进行比较,并专门探讨了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研究中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毕沅及清代古迹保护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剖析考察,并得出5点结论。研究成果在广度、深度及可信度方面与以往相比有较显着提升。本文首先分析了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对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的事迹进行了总体性论述,介绍了毕沅游历考察270余处古迹的概况,评述了毕沅的代表性着作《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和他倡导编修的方志,梳理出毕沅在为官25年期间所保护的215处古迹。以毕沅所保护古迹的类型为划分依据,依次研究了陵墓、坛庙、城垣这三类受到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古迹,又选取3处无相关保护制度约束的其他类型古迹进行分析。在陵墓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陵墓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毕沅保护陕西187座陵墓的相关背景、事件始末、保护措施及历史意义,论述了毕沅保护唐昭陵的9年历程、6项举措及历史意义;在坛庙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坛庙保护的观念及制度,论述了毕沅整修华阴西岳庙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具体措施、工程经费、成果绘制等问题;在城垣保护方面,介绍了清代城垣保护的观念及制度,分析了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修缮风潮和当时陕西城垣的修缮概况,论述了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工程始末、修缮理念、主要方法、具体措施和历史意义;在其他类型的古迹中,选取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作为代表性个案,分别从保护事件始末、保护措施、保护特点、历史意义及思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由此归纳了毕沅古迹保护的5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图景。此外,分析了毕沅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所反映的时代理念以及其保护方法背后的行为逻辑。通过与历代古迹保护人物的比较,认为毕沅是清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中国本土开展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次,文中阐述了清代古迹保护在思想、制度、机构、学者四方面的情况,尝试对其历史意义进行重新审视和客观评价,并将其与17-19世纪的欧洲和民国时期进行逐项对比,探寻外来理论与本土体系融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研究认为,清代古迹保护体系颇为独特,既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它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最后,文中通过分析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恒久期望和阶段性问题,认为清代古迹保护和毕沅的相关事迹,不仅能够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提供了历史素材和实施经验,也能够利用这些古代遗产保护智慧去探索创造性转化思路,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为今日提供更丰富的启示。
王洋[3]（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认为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徐世平[4]（2020）在《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金石拓片,在金石学产生、兴盛、发展、复兴的过程中,拓片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拓片不仅为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史料,也是古人临池的范本类型之一。随金石学而兴起的拓片题跋,从最初的卷册形式为主,到清代乾嘉金石学复兴、碑学兴起,整纸拓的题跋、悬挂、欣赏,逐渐成为新的时尚。历来对于金石拓片题跋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史料的价值,兼及书法品评。而以现代的设计角度来观照这一传统的艺术样式,则有许多新的发现。金石拓片的题跋作品中,拓片是主,题跋为宾,围绕拓片展开的题跋,毫无疑问是学术和艺术的高度融合。通过对宋、元、明、清、民国以来留下的大量金石拓片题跋作品的分析、研究,在看似不经意的题跋中,却蕴含着诸多的设计因素。由此可知,拓片本身既有金石的设计基因,又有拓片的传拓工艺,还有文人为了题跋而预留空间的设计。至于题跋中的设计因素就更加丰富了,从内容到形式,都需要设计。内容包括题跋文体的选定、叙述的角度、文字的长短等。形式则包括题跋书体与风格、位置与大小都要遵循一定的形式构成规律,不是简单的叠加或填空。对称与平衡、变化与统一、调和与对比、渐变与突变、节奏与韵律、动感与静感、比例与尺度等设计原理均为拓片题跋提供了支持。而世俗的伦理次序,一定程度上支配着题跋位置的前后、高低、左右、上下等,对形式的影响不可忽视。印章从印文拟定、印风印式及钤盖都充满了设计,对于题跋形式是极大的补充和完善,有时会起到点睛的作用,使画面醒豁,神采斐然。题跋纸墨色彩及界格的设计,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形式感。题跋空间一般在原拓纸和另纸两层为多,也有和绫纸形成三层空间的题跋,这对于设计的要求就更高了。金石拓片题跋的经典设计案例,结合了配画、临帖、钩摹等手段,经过精心的装潢设计,使拓片题跋的审美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通过对《兰亭序·兰亭诗》《石鼓文》手卷、《熹平石经》《四欧堂》册页、《西岳华山庙碑》整纸拓,以及全形拓中六舟的《博古清供图》《古砖花供图》《剔灯图》《六舟礼佛图》、吴大澂《愙斋集古图》的拓片题跋解析,进一步印证了设计不可或缺的作用。总而言之,金石拓片题跋综合了金石拓片作为文字和图像载体本身具有的审美,还有传拓过程中产生的传拓工艺之美,最后融合文人艺术家诗文、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之美。而能将这些因素巧妙糅合的关键就在于设计,没有设计的统摄,将是散乱无序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或过于随意或过度设计,不免潦乱繁琐,我们正可引以为戒。如何运用设计把握好度的分寸,妙为布白,留有余地,处理好虚实关系,使拓片与题跋浑然一体,便成为当下现实的关切。
赵咏秋[5]（2020）在《汉代女教所见理想女性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汉代基于整体社会秩序的强化,针对两性关系确立起一套完整的规范体系,这奠定了传统理想女性形象的基本特质。先秦时期散见于《诗经》《周易》等典籍的“男女有别”“男外女内”以及以阴阳乾坤比附社会人事的观念为汉代所承袭、发扬。秦代在刻石、法律以及《教女》简中都体现了对理想女性行为的规范。这些观念是汉代理想女性形象建构的基础与铺垫。汉代女教对理想女性形象有一个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家庭、社会精英、国家权力三个层面。首先,家庭是女性最主要的活动场域,女性在家内接受礼法、文化及各种技能教育,受到家训的教诫,这些内容代表了对女性不同社会身份的培养。其次,以汉儒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在文化和社会建设上有较高的话语权。梳理他们对两性秩序的论证,对理想女性的评判以及对“窈窕淑女”形象的再建构,可一窥汉儒对理想女性的期许。最后,以旌表和法律为代表的国家权力,是较为强制的力量。它们通过对理想女性的嘉奖和对非理想女性的惩处,表达了国家层面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规范。然而,理想女性观念并非完全与女性生活实态趋同。“阴阳和合”、“夫妻一体”观念,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格局,以及现实生活中诸如身份等级、长幼次序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汉代女性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于内外秩序的弹性空间中。将理论与女性实际行为相联系,方能昭示汉代性别秩序的复杂性,加深对汉代理想女性形象建构的认识。
马丛丛[6]（2020）在《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东灵岩寺存留碑刻数量众多,佛教史领域的研究对此关注并不多。本文建立在对碑刻实物拍照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家图书馆及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年拓片的影像资料,对灵岩寺的碑刻内容作了整理与研究。由一手材料出发,完整而详实地研究了灵岩寺的历史,并将其分为以下阶段:一、晋唐灵岩寺的兴起与发展。山东佛教的开拓以前秦皇始元年（351）僧朗入泰山、居金舆谷为开端。僧朗建造的朗公寺在隋代时更名神通寺。灵岩寺山上有巨石,远观类老和尚持锡杖,后附会“朗公说法、顽石点头”。唐李邕碑刻记载,晋宋之际法定禅师创立灵岩寺。方山之阴的神宝寺则由明法师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始建。后人多将神宝寺的建造年代误以为灵岩寺。隋文帝赐华阳王为施主重兴灵岩寺,入唐以来逐渐兴盛。垂拱四年（688）慧赜的塔记,是寺院现存最早的碑刻。北宗禅神秀的弟子降魔在灵岩兴起饮茶之风。唐武宗灭佛,灵岩寺山下寺院被毁,方山证明功德龛尚存。住持从惠重建寺院。二、宋金时期的十方灵岩寺。宋初灵岩寺施行甲乙制,即师徒相传的住持制度。延珣受学志雅,琼环传位重净。熙宁年间,灵岩寺改为十方制:不拘一宗一派,采取由各地推举、朝廷任命的方式。永义、行详先后住持。熙宁六年（1073）,云门宗仰天元公为初祖,灵岩寺开启代际传承体制。其后临济宗黄龙派主导灵岩寺。重确正觉为黄龙慧南的弟子,第八代妙空净如、第九代定光道询、第十代寂照法云皆为黄龙派。第十一代大明法宝嗣法青州希辩,为曹洞宗第十六祖。曹洞宗在灵岩寺逐渐站稳脚跟。惠才、浦涤皆传法曹洞。三、元代曹洞宗大盛。万松行秀为金代朝廷所重,入元后门下弟子有雪庭福裕、林泉从伦、清安德方、复庵圆照等人。雪庭独立门庭,创“福慧智子觉”等七十字辈传承体系。其余万松门人字辈相同,元代时有“正思惟妙”,暂称林泉系。两条体系在灵岩寺各有传承,分别独立宗统。宗统的字辈传承,在僧人出家时,由所取的法名体现。法统由僧人的授记师父传授,开堂时须禀明师承并传法,所收弟子的辈分以法统为准。宗统与法统是贯穿宗教生活的两条重要系统。四、明清宗派的衰落与转折。元代末年,寺院经济实力下降,曹洞宗逐渐衰落。秋江洁在灵岩寺继续弘扬曹洞宗,弟子雪轩道成入其门下。道成在明前期受诸位皇帝青睐,默照禅也受到尊重。道成传法本空通悟,其后字辈排行有“至理妙悟”,暂称秋江系。各地僧官的设置,层级更加严密。游方的僧人减少,本地出家众增多,佛教僧众逐渐纳入儒家伦理体系。成化四年（1468）,灵岩寺重开山,更名崇善禅寺。古奇至珎为第一代住持。明代的僧人以雪庭系与秋江系并存。雪庭系的主要力量是“周洪普广宗道”字辈的弟子。明代后期各地民众兴起朝山进香、斋供灵岩的风俗。民众组成香会施斋供僧。他们希望借斋供仪式达到积累功德、护国佑民、荐祖祈福保安的目的。斋供僧人以曹洞宗雪庭系为主。除此之外,第五章主要解决了四个问题:（一）涤公开堂疏的阮元题记内容,不仅有补于现存《阮元年谱》,作为段松苓乙卯年赴灵岩寺访碑的实证,还可正先前张鉴《雷塘庵主弟子记》“甲寅年五月灵岩山题名”一说。（二）结合灵岩寺与戒台寺两通同新塔铭,得出同新嗣法清安德方,而非此前误传的林泉从伦。（三）根据少林寺与灵岩寺留存的两通息庵碑、墓塔林的贞公塔铭等碑刻,可以发现灵岩寺的息庵碑并非日僧邵元“撰并书”,而是由定岩改写、野云篆额并书。（四）依据《慧公禅师道行之碑》与《方山璧公禅师寿碑》两通碑刻,可以明确定岩住持灵岩时间为1335-1348年。这在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定岩住持灵岩寺的下限,进而断定大元国师法旨碑立于1341年。
邓弟蛟[7]（2020）在《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祠堂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建筑类别,蕴含有珍贵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建筑艺术和典章制度。而传统剧场作为古代民众的公共娱乐场所,又蕴含丰富的社会文化、美学精神、礼乐思想和道德理念。总体而言,中国宗祠剧场产生于明代,至清代趋于繁荣,民国时期走向衰落。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与夏言奏请嘉靖皇帝放宽对民间祭祖限制的奏疏密切相关,该奏疏对民间宗祠的建设以及宗族的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外在原因。此外,一方面,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推动了传统剧场在建筑形制上的进一步完善,而宗祠中“内神”与“外神”的共同祭祀,使的宗祠建筑更具庙宇建筑特性,因此民众在宗祠的建筑形制上,对庙宇剧场建筑形制加以借鉴。另一方面,明代家乐盛行,使得观众更青睐于私有化的观演场所,是明代宗祠剧场产生的内在原因。现存的三十六座明代宗祠剧场中,戏台建筑不饰雕刻,质朴大方。从宗祠剧场的修建来看,明代中后期,民众剧场观念淡泊,许多宗祠戏台为后期补修。从现存宗祠剧场的分布来看,江西地区占现存明代宗祠剧场的一半之多,这与明代弋阳腔的流行有很大关系。清代宗祠剧场走向繁荣,主要是由于清代中后期“花部”崛起,为宗祠剧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统治阶级认识到戏曲的教化作用,默许甚至主导在宗祠里面修建戏台,实行高台教化。此外,随着清朝政权的巩固,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也为宗祠剧场的修建提供了经济保障。总体而言,清代宗祠剧场呈现出南方多、北方少的分布特点。这一方面与宗祠数量本身就存在南方多、北方少的实际情况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南北方的民众在神灵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南方以家族祖先崇拜为主,而北方则以公众神灵崇拜为主。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宗祠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还包括戏台建筑地域性特征明显,尤其是“晴雨台”的出现,使戏曲演出活动不再受到天气的影响。而“雨厅”的修建,是继“看楼”之后,民众对观演场所改革后的结果,意味着宗祠剧场中的演剧活动,由“娱神”向“娱人”方向转变。其次,清代宗祠剧场建筑形制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表现出民众审美能力的提升和建筑技术的完善。至民国时期,宗祠剧场走向衰落,不仅宗祠剧场的开始数量减少,宗祠中演剧活动的规模和频率也有所下降,同时剧场的建筑形制也没有明显的改进和突破。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代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宗族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族田走向衰落。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宗族管理制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加上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宗祠失去了政府和法律有效的保护,没收和异化祠堂的现象严重,宗祠剧场的功能明显削弱。在建筑形制方面,传统宗祠剧场在选址上崇尚“风水”,其选址往往蕴含天人合一、刚柔相济的哲学思想。在平面布局上,根据宗祠剧场中戏台与宗祠其他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分离式”和“一体式”两种布局形式。在纵向布局上,宗祠剧场中轴线上由南往北依次为大门、戏台、享堂和寝堂,东西两侧为看楼。戏台台基略低于享堂,享堂台基略低于寝堂,而看楼二层则与戏台表演区基本处于同一平面。这种一层高于一层的纵向布局,既体现了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又反映了民众对观演关系的改进。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主要包括祭祀演剧、修祠续谱演剧、人生仪礼演剧、科举中榜演剧和罚戏等五种类型。其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庆贺戏、历史戏、公案戏、爱情戏、生活戏等。其中,历史戏和公案戏尤为民众喜爱,但庆贺戏则是宗祠剧场演剧的特色所在。从演剧目的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具有教化民众、娱乐族人以及祭祀祖先等多重目的。从演出规模上看,宗祠剧场的戏曲演出活动,规模较大,具有持续性的特点。此外,从演剧时间上看,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明显受到农事活动的制约。与宗祠剧场中族人热衷于观看戏曲演出的情况不同,在一些族谱族规中,对于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有的族谱对于“夜戏”的演出活动也加以禁止。与前两条戏曲“禁忌”所不同的是,“夜戏”演出虽然被官方训令和族规所禁止,但“夜戏”演出的剧目则常见于宗祠剧场的舞台题记中,呈现出官方与民间、族规与现实互相博弈的特征。
高元宦[8]（2020）在《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历史久远,文化资源丰富,碑刻即是历史留给山西的宝贵资源。山西历代流传碑刻众多,且多丰碑巨碣。北宋时,山西成为重要的文化重镇和经济强路,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存留大量重要碑刻。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山西北宋碑刻存目962通,现存197通,这些碑刻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仅为我们研究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也为我们研究山西古代历史提供了实物资料。本文以山西北宋碑刻为研究对象,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出发,意在考察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及探究山西北宋碑刻的特点、内容与价值,为进一步呼吁重视碑刻、保护碑刻打下基础。本文的主要内容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探讨山西碑刻的产生与发展。首先追述山西的历史地理沿革,进而分析山西碑刻产生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探究山西碑刻发展的条件,并对北宋以前山西碑刻的发展情况进行阐述。第二部分是整理与概述山西北宋碑刻的总体情况,分两节阐述。第一节主要分析北宋山西的社会环境并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存留状况进行叙述;第二节则着重对山西北宋碑刻进行综合考察,包括山西现存碑刻的统计、碑刻的年代分布及特点、碑刻的地域分布及特点三个方面,全面分析把握山西北宋碑刻的数量、分布及特点情况,为进一步研究其内容做铺垫。第三部分是本文探讨的核心和重点,即对山西北宋碑刻的内容进行探讨。首先根据碑刻的性质与内容,将山西北宋碑刻分为记事述颂、哀悼纪念、寺观庙宇、题名题记、其他等五大类,针对每一类碑刻都相应举例说明,简述其内容。其次则是挑选3通具有代表性的北宋碑刻对其进行碑文释读、内容解读等深层次的剖析,既而努力将碑刻所蕴藏的深层次内容挖掘出来。第四部分是探讨山西北宋碑刻的价值与保护。因山西北宋碑刻内容丰富,包含乡规民约、典章制度、诗歌散文、歌功颂德等,是集历史、文化、书法、雕刻等多重价值于一体的重要文献资料,对研究山西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因这些碑刻留存数量较少,许多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正加速减少甚至消失,因此,要想让它们能够长久保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保护。
狄蕊红[9]（2020）在《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澄观、宗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高僧交往甚深,对他们着述的传播和历史地位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参与了佛教典籍的撰写和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数万字着述。裴休所处的中晚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理论佛教转向民俗佛教的关键时期,他既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干预皇权对佛教的决策,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文化之精英,能深入领悟佛教义理。裴休的仕履变迁、家世背景、学佛历程、高僧交往、三教思想、信仰理路等,既体现了中晚唐士大夫的命运轨迹及其文化渊源,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佛教与儒道、生活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及其基本走向。在中晚唐的佛教发展史中,裴休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对裴休学界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政治仕途与佛教信仰作为裴休生命的两条主线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本文对裴休的研究也以这两个主干展开。第一章首先考证裴休的生平仕履和着述,力图穷尽史料,在繁杂琐碎的中晚唐史料中还原裴休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作品,依据现有史料将他一生划分为入仕前的少年苦读期、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期、三临藩镇的地方长官期、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期和垂暮晚年的罢相归隐期,这五个时期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与佛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裴休所留下的着述众多,但也因为史料的混乱而真假难辨,经过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已知裴休撰写诗歌、碑文、文论、奏疏等近三万字,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这些诗文也得益于佛教传播而存世。第二章研究裴休的家世及其家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裴休的佛教信仰是少年时期受家庭成员信仰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成年后家庭对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与裴氏其他成员延续了父亲裴肃搭建的佛教交往关系,官宦家族与地方佛教世代相继的交往促进了地方佛教的发展。第三章围绕裴休与高僧的交往展开,在裴休的不同政治阶段,与高僧的交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半生的中低层官员阶段多交往京师高僧,以研学佛理、撰写文论为主,后半生的高层官员阶段多交往地方禅僧,以助建寺院、阐扬佛法为主,他与高僧的交往对传播弘扬高僧佛学理论和促进禅宗地方传法中心在会昌法难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在中晚唐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背景下,裴休提出了独特的三教同道思想,裴休自幼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与高僧交往中不断研学佛理,他以儒释为主干兼摄道家思想,将儒释道三教圣人品格融合,以佛教心性哲学作为三教之道的核心、济世作为道之功用,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第五章力图探讨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架构与佛教实践,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过程与他仕途变迁密切相关,信仰的结构和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也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密切联系,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是他佛教信仰实践中的最后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中心考察中晚唐士大夫群体舍宅为寺行为背后的心理、政治、经济、信仰等综合性原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中国寺院文化产生的影响。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裴休实现了信仰实践的便利性与哲学理论的深度的兼顾、实现了政府宗教管理与个人信仰并举,完成了自性觉悟与儒家伦理对接,同时也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佛教中国化、三教思想融合、儒释关系、政教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项泽仁[10]（2020）在《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文中指出榜文是一种以传布政府命令为目标的下行文书,《元典章》中常见此类字眼表明其在蒙元政务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蒙元榜文碑是寺观、庙宇将收执的榜文摹刻于石而形成的一类碑刻。保存至今的榜文原件尚不多见,榜文碑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文书原貌,故可视作“准文书”加以利用。第一章为蒙元榜文与榜文碑。首先梳理榜文的历史源流,汉代的“扁书”与“粉壁”可视作“榜文”异名同质的早期形态。“榜文”的应用不晚于魏晋,其后为唐宋所继承,延至元明清。以收执对象为分类标准,可将蒙元榜文划分为一般型与针对型两类。后者为寺观、庙宇所收执,常被摹刻于石。通过分析桑原骘藏颜庙考察日记,指出其所谓“皇帝圣旨碑”实为“榜文碑”,文书起首语“皇帝圣旨里”应是其误判文书性质的直接原因。结合此例,指出金石学家对其他榜文碑定名的得失之处。检诸文献,寻得蒙元榜文碑20通,计榜文21道。制表登记各碑基本信息,并按语种数量、颁发机构、接收对象等原则简要分类。第二章为榜文碑综合研究,包含碑文、碑体与位置三个角度。碑文研究涵盖样式研究、内容研究两个方面。样式研究就格式、文体、字体、字号、日期、印章与花押七点展开论述。总结了早期与中晚期两种文书格式,分析了典雅文言与硬译文体并存的语言特征。多语文字的存在除提高榜文传播力,亦有证明文书源自官方,绝非伪造的功能。特定文字写以较大字号,具有醒目突出的效用,便于行人读取榜文内容。从落款日期上看,印榜得到一定普及。印章与花押因关涉文书效力,多以原貌模勒。内容研究以“嘉兴路儒人榜文碑”为例,指出起因与高层批示作为始终两端,是文书务必说明的部分。碑体研究分石质、形制两个方面。石质、环境与碑石能否存世密切相关。未见额、座,高度低于1米,且小于宽度的碑体可能原嵌于墙壁。除留意碑石所处外部空间,更关注榜文在碑石上所处的内部空间。与其他公文合刻一石,可视作寺庙为保护自身权益所进行的令典汇编。第三章为碑纸之间的转化研究,探讨榜文附丽载体发生质变的缘由及在此过程中新者之于旧者的存真、失真痕迹。就彼时而言,碑石制作带有公开、铭功的意图;及至日后,可在争讼中充当凭据。除平阙、醒目字号、印章、花押等显而易见的存真,对碑石外貌的考察更可揭示出误刻、漏刻、补刻、缩刻等失真痕迹。书本编纂以提取碑石文字为目的,期于考经证史或褒奖圣贤。质量参差,多有失真。碑石与书本作为后人作品,已绝非文书原件,使用时应格外谨慎。从公开、永续的角度来看,碑石的树立与书本的编纂可谓殊途同归。
二、对中国古代刻石立碑保护环境的历史考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中国古代刻石立碑保护环境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异体字的界定 |
| 第二节 研究材料 |
| 一、汉代器物铭文材料 |
| 二、非汉代器物铭文材料 |
| 第三节 相关研究概述 |
| 一、清代之前及清代的研究 |
| 二、民国至今的研究 |
| 第二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构形成分 |
| 第一节 构形成分的性质 |
| 第二节 构形成分的作用和功能 |
| 第三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类型 |
| 第一节 构件简省和增繁的异体字 |
| 第二节 构件位移的异体字 |
| 第三节 构件替换的异体字 |
| 第四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产生 |
| 第一节 异体字的产生途径 |
| 第二节 异体字的产生过程 |
| 一、类化与非类化 |
| 二、音化与非音化 |
| 第五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历时演变与共时认同 |
| 第一节 历时演变 |
| 一、研究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历时演变的主要内容 |
| 二、分析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历时演变应注意的问题 |
| 第二节 共时认同及共时认同与历时演变的关系 |
| 第六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的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异体字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
| 一、促进语音研究 |
| 二、反映词汇演变 |
| 三、揭示语法现象 |
| 第二节 异体字对文献研究的意义 |
| 一、对出土文献研究的意义 |
| 二、对传世文献研究的意义 |
| 第七章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语字词关系 |
| 一、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 |
| 二、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汉代器物铭文中的字词关系 |
| 第二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类化字 |
| 第三节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与构形中的饰笔和借笔 |
| 结语 |
| 附录一 汉代器物铭文字形来源 |
| 附录二 引用书籍及简称 |
| 附录三 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字例简表 |
| 凡例 |
| A |
| B |
| C |
| D |
| E |
| F |
| G |
| H |
| J |
| K |
| L |
| M |
| N |
| P |
| Q |
| R |
| S |
| T |
| W |
| X |
| Y |
| Z |
| 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後记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1.1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经验值得梳理和发掘 |
| 1.1.2 文化遗产保护的“古代智慧”有待创造性转化 |
| 1.1.3 研究对象选取及范围界定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 |
| 1.3.1 针对传统古迹保护的争论与反思 |
| 1.3.2 清代古迹保护的研究现状 |
| 1.3.3 对于毕沅及其幕府的研究现状 |
| 1.4 主要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资料及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所借助的资料 |
| 1.5.2 主要研究方法 |
| 1.6 研究框架 |
| 2 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时代氛围及相关典籍 |
| 2.1 古迹观念的演变及内涵扩大化 |
| 2.2 清代古迹保护的时代氛围及其高峰时期——乾隆朝 |
| 2.2.1 较高的古迹维修频次 |
| 2.2.2 巨额的古迹保护经费支出 |
| 2.2.3 浓重的访古考据氛围 |
| 2.2.4 广泛的古迹保护参与范围 |
| 2.3 清代与古迹保护相关的典籍及操作流程 |
| 2.3.1 “正刑定罪”的根本之法——《大清律例》 |
| 2.3.2 “设范立制”的典章汇编——《大清会典》和《清朝通典》 |
| 2.3.3 “轨物程式”的部门法规——工部各类则例 |
| 2.3.4 清代古迹修缮的基本流程 |
| 3 毕沅古迹保护事迹总述 |
| 3.1 毕沅及其幕府概述 |
| 3.1.1 毕沅生平及为官经历概述 |
| 3.1.2 毕沅在诸多领域取得的成就 |
| 3.1.3 毕沅幕府对古迹保护的重要支持 |
| 3.2 毕沅所处时代的陕西 |
| 3.2.1 乾隆时期陕西疆域及行政区划 |
| 3.2.2 乾隆时期陕西主要官员及其职责 |
| 3.2.3 乾隆时期陕西人口、粮储及财政收入 |
| 3.2.4 陕西境内清代以前古迹数量 |
| 3.3 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总览 |
| 3.4 毕沅对古迹的游历考察 |
| 3.5 毕沅与古迹相关的研究及创作 |
| 3.5.1 陕西古迹之总览——《关中胜迹图志》 |
| 3.5.2 陕西碑刻之辑考——《关中金石记》 |
| 3.5.3 毕沅组织编修的陕西地方志 |
| 3.5.4 毕沅以陕西古迹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
| 3.6 毕沅对古迹开展的保护实践 |
| 3.7 小结 |
| 4 毕沅对陕西陵墓的保护及整修 |
| 4.1 清朝对历代陵墓的态度和差异性保护 |
| 4.2 清朝陵墓保护的相关制度及措施 |
| 4.2.1 岁奏制度 |
| 4.2.2 祭祀制度 |
| 4.2.3 守护制度 |
| 4.2.4 维修制度 |
| 4.2.5 惩罚制度 |
| 4.3 毕沅对陕西百余座陵墓的保护 |
| 4.3.1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背景及缘起 |
| 4.3.2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始末 |
| 4.3.3 毕沅为陕西陵墓开展的五项保护措施 |
| 4.3.4 毕沅为陕西陵墓立碑情况 |
| 4.3.5 与立碑相配合的其他保护措施 |
| 4.3.6 毕沅保护陕西陵墓的历史意义 |
| 4.4 毕沅对唐太宗昭陵的保护及修缮 |
| 4.4.1 毕沅保护唐昭陵缘起 |
| 4.4.2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九年历程 |
| 4.4.3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六项举措 |
| 4.4.4 毕沅保护唐昭陵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
| 5 毕沅对陕西坛庙祠宇的保护及整修 |
| 5.1 清代的祭祀观念与祭祀场所 |
| 5.1.1 清代国家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1.2 清代地方祭祀的空间载体 |
| 5.2 清代坛庙保护的相关制度 |
| 5.2.1 祭祀制度 |
| 5.2.2 巡查守护制度 |
| 5.2.3 保养维护制度 |
| 5.2.4 修缮制度 |
| 5.2.5 惩罚制度 |
| 5.3 毕沅对华阴西岳庙的整修 |
| 5.3.1 修缮工程背景 |
| 5.3.2 修缮工程始末 |
| 5.3.3 修缮理念及具体举措 |
| 5.3.4 工程经费及来源 |
| 5.3.5 《华岳庙全图》的绘制与进献 |
| 5.3.6 毕沅修缮西岳庙的特点及历史意义 |
| 6 毕沅对陕西城垣的保护及整修 |
| 6.1 清人对待城垣的态度 |
| 6.2 清代城垣保护制度 |
| 6.2.1 岁奏制度 |
| 6.2.2 勘察及审核制度 |
| 6.2.3 维修制度 |
| 6.2.4 工程验收及报销制度 |
| 6.2.5 保固及赔修制度 |
| 6.2.6 预防性保护制度 |
| 6.3 乾隆时期的全国性城垣整修风潮 |
| 6.4 乾隆中后期陕西城垣整修概况 |
| 6.5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整修 |
| 6.5.1 西安城垣概述 |
| 6.5.2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始末 |
| 6.5.3 毕沅对西安城垣的修缮理念和主要方法 |
| 6.5.4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五项举措 |
| 6.5.5 毕沅整修西安城垣的历史意义及影响 |
| 7 毕沅对其他类型古迹的保护及整修 |
| 7.1 毕沅对西安碑林的保护及整修 |
| 7.1.1 西安碑林概况 |
| 7.1.2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始末 |
| 7.1.3 毕沅整修西安碑林的六项举措 |
| 7.1.4 毕沅整修碑林的历史意义和后续影响 |
| 7.2 毕沅对崇圣寺的保护及整修 |
| 7.2.1 崇圣寺概况 |
| 7.2.2 毕沅重修崇圣寺始末 |
| 7.2.3 毕沅重修崇圣寺的四项举措 |
| 7.2.4 毕沅整修崇圣寺的主要特点 |
| 7.3 毕沅对灞桥的两次重建和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7.3.1 灞桥概述 |
| 7.3.2 毕沅修建灞桥始末 |
| 7.3.3 毕沅第一次重建灞桥的举措 |
| 7.3.4 毕沅第二次重建灞桥的构想 |
| 7.3.5 毕沅恢复汉唐名胜的愿望 |
| 8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时代理念及历史地位 |
| 8.1 毕沅古迹保护的基本特征 |
| 8.1.1 重视古迹价值的发掘——尤以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为主 |
| 8.1.2 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 |
| 8.1.3 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 |
| 8.1.4 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的古迹保护模式 |
| 8.1.5 以构建“理想天下”图景作为古迹保护的长远目标 |
| 8.2 毕沅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所反映的时代理念及行为逻辑 |
| 8.2.1 毕沅的古迹保护与其时代之间的关系 |
| 8.2.2 从先贤不朽到古今相承——清代陵墓保护与家国信仰的构建 |
| 8.2.3 信仰符号与等级秩序——清代坛庙保护及修缮的内在逻辑 |
| 8.2.4 安危、赈济、观瞻——清代城垣保护的矛盾性及价值取向 |
| 8.2.5 激进的复兴——以“改造”为古迹赋予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
| 8.3 毕沅在中国古迹保护历史上的地位 |
| 9 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多维比较 |
| 9.1 清代古迹保护思想及多维比较 |
| 9.1.1 清代古迹保护的思想 |
| 9.1.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 |
| 9.1.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的思想 |
| 9.1.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2 清代古迹保护制度及多维比较 |
| 9.2.1 清代古迹保护的制度规程 |
| 9.2.2 欧洲同时期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制度及法规 |
| 9.2.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3 清代古迹保护机构及多维比较 |
| 9.3.1 清代古迹保护的相关机构及人员 |
| 9.3.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
| 9.3.3 民国时期古物保护机构 |
| 9.3.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多维比较 |
| 9.4.1 清代古迹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2 17-19 世纪欧洲文化遗产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3 民国时期文物保护学者及学术成果 |
| 9.4.4 比较结果与反思 |
| 9.5 反思:清代古迹保护与欧洲及民国的对比结果 |
| 10 清代古迹保护及毕沅事迹的现实启示 |
| 10.1 古今文明的重大变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需求 |
| 10.2 文化遗产保护的恒久期望、阶段性问题与应对 |
| 10.3 清代古迹保护的现实启示 |
| 10.3.1 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 |
| 10.3.2 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 |
| 10.3.3 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 |
| 10.3.4 重视文化信仰的隐形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 |
| 10.3.5 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 |
| 10.3.6 关注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 |
| 10.3.7 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 |
| 10.3.8 聚焦遗产保护的前提与目标——国泰民安 |
| 11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 2: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国家发明专利 |
| 附录 3: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 |
| 图录 |
| 表录 |
| 附表 |
| 附文 |
| 附图 |
| 致谢 |
（3）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术语阐释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术语 |
| 二、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考证 |
| (二) 图像分析 |
| (三) 物质文化 |
| (四) 数据整理 |
| 三、研究目的及现实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现实意义 |
| 第一章 拓片与金石学 |
| 第一节 传拓的产生 |
| 一、传拓技艺产生的背景与条件 |
| 二、传拓技艺的产生 |
| 第二节 拓片的传播 |
| 一、石刻拓片 |
| 二、铜器铭文拓片 |
| 三、刻帖拓本 |
| 第三节 以拓片为中心的金石学 |
| 一、史传和遗刻互考 |
| 二、对书法的品评 |
| 三、研究的成果 |
| 第四节 拓片题跋风气的形成 |
| 一、已有的题跋种类 |
| 二、从卷、册到整纸的题跋 |
| 第二章 拓片的设计 |
| 第一节 拓片工艺的设计 |
| 一、拓片中的金石工艺设计 |
| 二、传拓法中的设计 |
| 第二节 文人对拓片的设计 |
| 一、精拓 |
| 二、构图形式的设计 |
| 第三章 题跋的设计 |
| 第一节 题跋内容的设计 |
| 一、解读拓片是设计的前提 |
| 二、题跋内容的设计 |
| 第二节 题跋形式的设计 |
| 一、书体与风格的设计 |
| 二、形式设计的基本规律 |
| 第三节 印章的设计 |
| 一、印风与印式的设计 |
| 二、钤印的设计 |
| 第四节 色彩在题跋中的设计 |
| 一、墨色的设计 |
| 二、纸色的设计 |
| 第四章 拓片装潢及三层空间的题跋设计 |
| 第一节 拓片装潢形式的设计 |
| 一、诸多设计因素的植入 |
| 二、拓片常见装潢形式的设计 |
| 第二节 三层空间的题跋设计 |
| 一、原纸题跋的设计 |
| 二、拓纸以外第二层空间的题跋设计 |
| 三、第三层绫纸的空间设计 |
| 第五章 拓片题跋经典设计案例解析 |
| 第一节 手卷题跋设计举例 |
| 一、刻帖手卷题跋的设计——以《兰亭序·兰亭诗》卷为例 |
| 二、碑学以后的手卷题跋设计——以《石鼓文》为例 |
| 第二节 从黄易《熹平石经残石》到吴湖帆《四欧堂》册页的设计 |
| 一、黄易《熹平石经残石》册页的设计 |
| 二、吴湖帆《四欧堂》册页的设计 |
| 三、册页设计的全面升华 |
| 第三节 四明本《西岳华山庙碑》整纸拓题跋的设计 |
| 一、题跋人物及年表 |
| 二、世俗伦理观对于题跋形式的影响 |
| 三、视觉形式影响下的题跋设计 |
| 第四节 全形拓题跋设计举例 |
| 一、全形拓常见形式的题跋设计 |
| 二、全形拓与绘画三维空间的设计 |
| 结论 |
| 尾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图版目录 |
| 表格目录 |
| 附录 |
| 后记 |
（5）汉代女教所见理想女性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女教”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21世纪 |
| (二)第二阶段:21世纪以后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一)资料来源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汉代以前的理想女性形象 |
| 第一节 先秦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 |
| 一、《诗经》中以“窈窕淑女”为代表的理想女性形象 |
| 二、《周易》中阴阳观念对理想女性的定位 |
| 第二节 秦代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 |
| 一、官方对理想女性行为的倡导 |
| 二、北大秦简《教女》所体现的理想女性形象 |
| 第二章 汉代女教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建构过程 |
| 第一节 汉代家庭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
| 一、汉代女性的家庭教育内容 |
| 二、汉代家训对女性的教诫及影响 |
| 第二节 汉儒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
| 一、汉儒对理想性别秩序的塑造 |
| 二、汉儒对女性的评判标准 |
| 三、汉儒对“窈窕淑女”形象的再建构—以《毛诗序》、郑玄笺为基础 |
| 第三节 汉代国家权力对女性形象的建构 |
| 一、官方对女性的旌表 |
| 二、汉律对女性的惩戒 |
| 第三章 汉代理想女性形象与女性生活实态的差异 |
| 第一节 汉代理想女性形象与女性生活实态的差异现象 |
| 一、悍妻、妒妇现象 |
| 二、女性干政现象 |
| 三、私通、淫乱现象 |
| 四、改嫁、再嫁现象 |
| 第二节 理想女性形象与实际出现差异的原因探讨 |
| 一、性别意识中“和合”“一体”的观念 |
| 二、政治格局中女性行为的积极意义 |
| 三、社会现实中多重秩序与标准的制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方向 |
| 第三节 研究资料及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晋唐灵岩寺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朗公传说的由来 |
| 一、僧朗入泰山 |
| (一) 僧朗生平 |
| (二) 泰山金舆谷 |
| 1、金舆谷之争 |
| 2、玉符山之辨 |
| 3、金舆谷之会 |
| 二、灵岩寺与朗公石 |
| 第二节 法定祖师与隋唐灵岩寺 |
| 一、法定祖师 |
| (一) 李邕与《灵岩寺碑颂并序》碑 |
| (二) 法定建寺 |
| 1、法定其人 |
| 2、建寺年代 |
| 二、隋唐灵岩寺 |
| (一) 隋代灵岩寺的复兴 |
| (二) 唐代前期灵岩寺的兴盛 |
| 1、慧赜 |
| 2、降魔藏 |
| 3、慧崇 |
| 4、小龙虎塔及其散石 |
| 5、李邕碑中的唐代灵岩寺 |
| (三) 会昌灭佛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宋金时期的十方灵岩寺 |
| 第一节 从甲乙徒弟院到十方寺院 |
| 一、北宋初期的甲乙制 |
| (一) 延珣 |
| (二) 琼环 |
| (三) 琼信 |
| (四) 重净 |
| 二、十方体制的确立 |
| 第二节 代际传承的开创 |
| 一、临济宗黄龙派 |
| (一) 重确正觉 |
| (二) 妙空净如 |
| (三) 定光道询 |
| (四) 寂照法云 |
| 二、曹洞宗的开启 |
| (一) 大明法宝 |
| (二) 惠才 |
| (三) 浦涤 |
| 三、其后的住持 |
| (一) 法仁 |
| (二) 广琛 |
| 1、结交达官仕宦、文人墨客 |
| 2、守护常住寺产、图画四至 |
| 3、厘定灵岩寺史、刊之有据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元代曹洞宗大盛 |
| 第一节 万松行秀 |
| 第二节 雪庭福裕系 |
| 一、足庵净肃 |
| 二、足庵净肃门人 |
| (一) 古岩普就 |
| (二) 智举 |
| 三、古岩普就门人 |
| (一) 无为法容 |
| (二) 息庵义让 |
| (三) 子贞 |
| 第三节 林泉从伦系 |
| 一、林泉从伦及其门下 |
| (一) 桂庵觉达 |
| (二) 桂庵觉达门人 |
| 1、定岩德慧 |
| 2、方山思璧 |
| 二、清安德方及其门下 |
| (一) 月泉同新 |
| (二) 宝峰顺及其门人 |
| 1、涌泉智慧 |
| 2、思让 |
| 3、思泉 |
| 4、思亨 |
| (三) 正广 |
| 三、复庵圆照门下 |
| (一) 广福 |
| (二) 月庵福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宗派的衰落与转折 |
| 第一节 曹洞宗的衰落与僧制加强 |
| 一、曹洞宗的衰落 |
| (一) 曹洞领宗峪溪海常 |
| (二) 秋江洁 |
| 二、僧官制度的加强 |
| 第二节 儒家伦理化下的谱系传承 |
| 一、本空通悟 |
| 二、无疑至信 |
| 三、达宗本通 |
| 第三节 明代中期的重开山 |
| 一、古奇至珎 |
| 二、诺庵理然 |
| 三、净堂洁公 |
| 第四节 明代后期的朝山与斋供 |
| 一、朝山斋僧 |
| 二、集体斋主——香会 |
| 三、斋意 |
| 四、受斋僧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灵岩寺诸问题研究 |
| 问题一 新见灵岩寺阮元石刻题记及其价值 |
| 问题二 元僧月泉同新新证 |
| 问题三 灵岩寺息庵碑托名邵元考 |
| 问题四 大元国师法旨碑年代补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灵岩山图 |
| 2、历代住持一览表 |
| 3、年表 |
| 4、碑刻目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综述 |
| 四、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章 中国宗祠的发展沿革 |
| 第一节 先秦以前的宗庙 |
| 第二节 从两汉墓祠到唐代家庙 |
| 第三节 从宋元家祠到明清祠堂 |
| 第二章 明代宗祠剧场的出现 |
| 第一节 明代宗族制与宗祠的普及 |
| 第二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产生 |
| 第三节 明代宗祠剧场的特征 |
| 第三章 清代宗祠剧场的繁荣 |
| 第一节 清代宗族制与宗祠的兴盛 |
| 第二节 现存清代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清代宗祠剧场的发展 |
| 第四章 民国宗祠剧场的衰落 |
| 第一节 民国宗族制度的变革 |
| 第二节 现存民国宗祠剧场 |
| 第三节 民国宗祠剧场式微缘由 |
| 第五章 宗祠剧场的建筑形制 |
| 第一节 宗祠选址与平面布局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建筑结构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装饰艺术 |
| 第六章 宗祠剧场的演剧活动 |
| 第一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类型 |
| 第二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内容与声腔 |
| 第三节 宗祠剧场的演出特点 |
| 第七章 族谱中的戏曲禁忌 |
| 第一节 禁止家族妇女“烧香看戏” |
| 第二节 族人职业选择中的“优伶”禁忌 |
| 第三节 明令禁止与屡禁不止的“夜戏”演出 |
| 第八章 家族戏班与庙宇剧场的互动——以修水县三元班为例 |
| 第一节 三帝殿及其神灵考述 |
| 第二节 庙宇剧场与家族戏班的互动 |
| 第三节 神养戏：三元班的生存策略 |
| 第九章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以云阳县彭氏宗祠为个案考察 |
| 第一节 彭氏宗祠及彭氏家族 |
| 第二节 蓝大顺之乱 |
| 第三节 乡村宗族与地方社会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现存宗祠剧场 |
| 附录二 中国宗祠剧场碑刻摘录 |
| 附录三 中国宗祠剧场戏台题记摘录 |
| 附录四 族谱所载戏剧史料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研究方法、拟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拟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山西碑刻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一节 山西的历史地理沿革 |
| 第二节 碑刻产生的自然人文条件 |
| 第三节 北宋以前山西碑刻的发展 |
|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山西碑刻 |
| 二、魏南北朝时期的山西碑刻 |
|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山西碑刻 |
| 第二章 山西北宋碑刻述略 |
| 第一节 北宋山西社会环境及碑刻概况 |
| 一、北宋山西的社会环境 |
| 二、北宋山西的碑刻概况 |
| 第二节 山西北宋碑刻综合考察 |
| 一、山西现存北宋碑刻列表 |
| 二、碑刻的年代分布及特点 |
| 三、碑刻的地域分布及特点 |
| 第三章 山西北宋碑刻的内容 |
| 第一节 山西北宋碑刻的内容分类 |
| 一、记事述颂 |
| 二、哀悼纪念 |
| 三、寺观庙宇 |
| 四、题名题记 |
| 五、诗词 |
| 第二节 重点碑刻内容解读 |
| 一、《女娲庙碑》 |
| 二、《汾阴二圣配享碑铭》 |
| 三、《狄青碑》 |
| 第四章 山西北宋碑刻的价值与保护 |
| 第一节 山西北宋碑刻的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文学价值 |
| 三、书法艺术价值 |
| 第二节 山西北宋碑刻的保护 |
| 一、保护现状 |
| 二、保护措施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及研究 |
| 三、现存问题 |
| 四、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裴休生平及着述 |
| 第一节 裴休生平仕履 |
| 一、寒窗苦读的少年时期(791-822) |
| 二、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822-841) |
| 三、三临藩镇,执掌一方(841-849) |
| 四、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849-856) |
| 五、垂暮晚年罢相归隐(856-864) |
| 第二节 裴休着述 |
| 一、裴休着述存佚 |
| 二、裴休着述分类及概况 |
| 三、裴休撰述的问题分析 |
| 第二章 裴休家世与佛教信仰 |
| 第一节 裴休世系辩证 |
| 一、裴休世系补证 |
| 二、裴休籍贯辨疑 |
| 三、疏勒裴氏辨疑 |
| 第二节 家庭环境对裴休信仰的影响 |
| 一、裴肃的生平事迹 |
| 二、裴肃对裴休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济源裴氏与佛教地方化发展 |
| 一、家世奉佛的济源裴氏 |
| 二、裴氏三代与越州的百年佛缘 |
| 三、济源裴氏对越州佛教影响范式 |
| 第三章 裴休与高僧的交往 |
| 第一节 中晚唐儒释交往的时代背景 |
| 一、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 |
| 二、儒释交往更趋深入 |
| 第二节 裴休与僧人交往的阶段及方式 |
| 一、京师高僧为主的前半生 |
| 二、地方禅僧为主的后半生 |
| 第三节 裴休与高僧交往的影响 |
| 一、政教关系之融洽 |
| 二、佛教思想之传播 |
| 三、地方传法中心之崛起 |
| 第四章 裴休的三教会通思想 |
| 第一节 唐代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 |
| 一、儒家对佛、道的融合 |
| 二、佛教对儒、道的融合 |
| 三、道教对儒、佛的融合 |
| 第二节 裴休的儒家思想 |
| 一、儒家思想来源 |
| 二、裴休的儒家思想 |
| 第三节 裴休的佛教思想 |
| 一、裴休佛教思想的形成 |
| 二、裴休对高僧思想的继承 |
| 第四节 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 |
| 一、对三教凡圣的会通 |
| 二、三教之道的会通 |
| 三、裴休三教同道思想的实践特点 |
| 第五章 裴休的佛教信仰及晚年实践 |
| 第一节 裴休佛教信仰的发展阶段 |
| 一、信仰形成期 |
| 二、信仰自觉期 |
| 三、信仰成熟期 |
| 四、信仰终结期 |
| 第二节 裴休佛教信仰的体系及逻辑架构 |
| 一、裴休佛教信仰的构成 |
| 二、裴休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 |
| 第三节 裴休晚年的信仰实践 |
| 一、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 |
| 二、中晚唐士大夫舍宅为寺的总体趋势 |
| 三、舍宅为寺心理因素分析 |
| 四、舍宅为寺而成的新佛寺文化形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10）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一)石刻研究热 |
| (二)研究基础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脉络梳理 |
| (二)增长点 |
| 三、取材与思路 |
| (一)取材 |
| (二)思路 |
| 四、概念界定 |
| (一)碑石与拓本 |
| (二)被摹刻本与书本 |
| 第一章 蒙元榜文与榜文碑 |
| 一、榜文概述 |
| 二、榜文碑 |
| (一)考辨与定名 |
| (二)概况与分类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榜文碑综合研究 |
| 一、碑文研究 |
| (一)样式研究 |
| (二)内容研究 |
| 二、碑体研究 |
| (一)石质 |
| (二)形制 |
| 三、碑石位置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碑纸之间 |
| 一、碑石的形成 |
| (一)制作碑石 |
| (二)存真失真 |
| 二、书本的形成 |
| (一)制作书本 |
| (二)存真失真 |
| 本章结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简称与全称对照 |
| 附录二 陈校本《元典章》涉及榜文条目表 |
| 附录三 碑文整理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科研经历 |
四、对中国古代刻石立碑保护环境的历史考察（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器物铭文异体字研究[D]. 孙元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兼论清代古迹保护的观念、制度及方法[D]. 陈斯亮.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01)
- [3]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
- [4]金石拓片题跋中设计因素的研究[D]. 徐世平. 苏州大学, 2020(06)
- [5]汉代女教所见理想女性形象建构研究[D]. 赵咏秋. 兰州大学, 2020(01)
- [6]山东灵岩寺史研究 ——以相关碑刻释读为中心[D]. 马丛丛. 山东大学, 2020(09)
- [7]中国宗祠剧场及其演剧活动调查研究（上）[D]. 邓弟蛟.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9)
- [8]山西北宋碑刻文献专题研究[D]. 高元宦. 河北大学, 2020(08)
- [9]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D]. 狄蕊红. 西北大学, 2020(07)
- [10]蒙元榜文碑整理与研究[D]. 项泽仁.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