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生存困境及如何摆脱困境

一、阮籍的生存困境及其解脱方式（论文文献综述）

郭小稳^[1]（2014）在《王维与园林》文中指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的王朝，跨越唐朝盛世的王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诗人，更是一位在书、画、乐、园林等方面都有丰硕成就的人。他的诗歌为人吟诵、他的画作为人模仿、他的音乐为人流传、他的园林为人游赏、他的故事为人传唱。他是一个”全面的典型”；他是一个独立的范式；他奠定了“唐音正宗”；他设计并建成了着名的文人园林——辋川别业，开辟了自然山水与文化结合的辋川模式，尝试了中国自然山水园向文人园的转型；他对后世文人园有着巨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对王维的研究集中在从文学角度去分析王维的思想和作品，并且研究得比较充分，分析得也比较透彻，研究的水平比较高，然而缺乏了从造园的角度去对王维这个造园家的研究，缺乏作为一个专业的园林设计工作者对于王维的园林观的研究。本课题就从王维的生平经历、思想转变、交游场所、个人喜恶等方面来分析那个时代的文人对园林的看法，并从他留下来的诗集、绘画、文章、园林来分析他的造园方法，系统地、元素化地分析他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再结合诗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生平经历等来分析和研究作者的园林审美观。对造园家王维的立体化分析，让我们了解了唐朝那个时代中国园林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解读了中国古典园林时期的园林建设审美与倾向，推进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的造园学理论，对现代的风景园林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吕丹^[2]（2012）在《魏晋玄学与阮籍散文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魏晋玄学的盛行使得魏晋时代具有独特的精神面貌。阢籍用行动与文章表达着玄学的精神,这使得阮籍的人和文都充满着独特的精神魅力,也渗透到他的散文创作中。本论从魏晋玄学概论、阮籍散文研究、阮籍和嵇康散文比较研究、阮籍散文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这几个方面来谈魏晋玄学与阮籍散文创作的关系。

宋展云^[3]（2012）在《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绚丽夺目的时代,也是魏晋风度形成的时期。政局的分裂与统一,地域文化的保守与创新,文化中心的迁移与转换,南北士人的冲突与交流,使得魏晋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时而凸显、时而淡化。魏晋时期复杂多变的地域文化格局为本课题的展开创造了前提条件。本文以“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为题,将魏晋文学上溯至汉末中原文学新风的兴起,下延到晋宋之际江州隐逸文风的新变。论文分汉末、三国、西晋、东晋四个时段,对汉末魏晋时期不同地域文化差异对文学的影响,南北士人的文化交流与文学融合,文化中心迁移对文风新变造成的影响等诸多问题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不同地域文人群体、文学创作以及文风特点及其文化成因的梳理,以期从地域文化视角揭示魏晋文风演变的历史进程。本文主体部分共分四章,具体如下：第一章：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与文学发展。本章重点考察汉末文化中心的东迁对魏晋文化格局及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同时对汝颍地区文化与文学的兴起及其传播、荆州流寓士人文化及文风加以论述。汉末文化中心由西汉时期的关中地区向中原地区迁移,导致以经术及辞赋为代表的关中文化逐步衰微,而以清谈及抒情文学着称的中原文化日益兴盛,地域文化的兴衰更替对魏晋文学的新变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原文化的复兴以洛阳周边的汝南、颍川、南阳、陈留等地为代表,驳杂多元的中原文化对汉末士风及文风的演变颇有影响。汉末军阀割据,中原士人纷纷流寓各地,致使中原文化向荆州、冀州、辽东等较为边远的地区传播。其中,荆州士人以其“多张新帜”的学风以及“悲而不壮”的文风对汉魏之际的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流寓各地的文人群体会聚邺下,造成了建安文学的繁盛,同时也为西晋洛中文坛的兴盛创造了条件。第二章：三国吴蜀文化传统与文学发展。本章着重考察魏、蜀、吴三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状况,在对三国文化传统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又对研究相对冷寂的吴、蜀两地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文学创作成就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三国时期,邺下文坛秉承汉末汝颍新风,又经建安七子以及竹林名士的标新立异,中原文风趋于清俊华靡。相对而言,吴、蜀两地偏安一隅,学风趋于保守,文学发展也较为滞后。吴、蜀两国秉承两汉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儒家经世致用思想为重,文学创作成果也不够丰硕,但孙吴之四言诗、体物赋、应用散文以及蜀汉之应用散文尚有可观之处。吴、蜀文学虽然在创作数量以及文学成就上不可与曹魏文学同日而语,但作为三国文学的一部分,吴、蜀文学也不可小觑。西晋时期三国归晋,吴、蜀士人的文化贡献功不可没,这与两汉三国时期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孙吴时期江东文化士族的发展壮大,对两晋南北朝时期江东文化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学的交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三章：西晋南北文化交流与洛中文坛的兴盛。本章从南北文化交流角度考察西晋洛中文坛的兴盛,将西晋文学分为三个时期进行研究。前期为晋武帝泰始年间至太康九年当时的文坛领袖为张华,他推崇文学、奖掖后进,对魏、蜀、吴三国文士皆有提拔,这对晋初文学创作风潮的兴起以及文风的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中期为晋武帝太康九年至晋惠帝太安二年。太康末年,江东才俊二陆兄弟入洛,以二陆为首的南方士人群体与北方文士之间既有文化冲突又有交流,客观上促进了洛中文学的发展,洛中文坛因此呈现出“足俪邺都”的繁盛局面。通过南北士人的文化交流,南北文风也有所融合,三国时期吴地文学质朴平实的文风逐渐改变,从陆机文学创作的南北意象特点即可看出南北文风的融合。晋惠帝元康年间,西晋政局日乱,南方士人纷纷回乡,直至晋惠帝太安二年陆机被害,洛中文坛也逐渐消歇。后期为惠帝太安二年至晋愍帝年间,回乡的南方士人将清谈习气带至江左,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翰等。虽然西晋后期文坛日益衰微,但南方文学受到洛中文坛的影响而趋于清丽玄淡,这为东晋时期江东地区玄言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四章：东晋文学地域分布与文学嬗变。本章旨在揭示东晋文士的地域分布与文学创作之关系,文章在考察东晋时期建康、会稽、江州士人群体的地域分布及其文化特点的基础上,对东晋地域文化变迁与文风演变之关系加以梳理。东晋时期的三大文学中心分别代表着东晋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性特点：建武年间的建康地域以中兴文学主题为主,永和年间的会稽地域以山水玄言文学为主,而义熙年间的江州地域以隐逸文学为主。东晋初期的建康文坛受新都政局的影响,士人大多关心政治、揄扬风流,文学创作的庙堂色彩较为明显。东晋中期的会稽山水玄言文学为江左文风的典型,表达出侨寓士族群体疏远政治、逍遥自适的情怀。东晋后期的江州隐逸文学受到江州隐逸文化影响,寒门的文化身份以及动荡的政治局势,使得江州文士息心栖止、固穷守节。江州隐士群体的文学创作注重气节、长于比兴,表现出对汉魏抒情言志文学传统的复归,这对扭转东晋中期侨寓士族文学“淡乎寡味”的玄言诗风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魏晋文学是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并不断吸纳、融合各地域文化,最终形成了融汇南北文化的魏晋文风。南朝时期的建康、荆雍一带文化发达,以吴声、西曲以及宫体诗为代表的南方文学逐步取代中原文化影响下的魏晋文学,审美风尚也趋于柔靡清丽。

周雪根^[4]（2010）在《清代吴江诗歌研究》文中指出清代,吴江地区涌现出了数以百计的诗人和诗集。这群诗作者中,有抗清义士,舍身取义；有遗民,誓不仕清；也有出仕新朝者,但多沉沦下僚、位卑言轻。有潇洒的豪士,有落拓的布衣寒士,也有风骚的隐者,各种身份,不一而足。相同的是,他们都能放笔抒怀,纵情吟咏,在清代江南诗坛上各放异彩。他们中,有的身经战乱,有的生际承平;有的抗争不止,有的甘于臣服,身世不同,境遇各异。他们的诗,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的慷慨悲歌,有的浅吟低唱；有的吟风咏月,有的感时伤乱；既有黍离之叹,又有庙堂之颂。然而综合来看,又大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吴地色彩,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共同的时代精神。清代,“文化高地”苏州府属吴江县,这里聚集着文学领域的精英,涌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学术潮流。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都呈现少有的异彩纷呈局面。但是目前对于吴江文学的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清代吴江诗歌研究,亟需进一步加强。目前学界对吴江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女性、戏剧研究。在对作家个案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叶燮、吴兆骞等个别大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抗清义士吴易、遗民诗家朱鹤龄、顾有孝、王锡阐和仕清诗人计东、吴兆骞、叶燮、徐釚、潘耒以及郭麐等的诗歌创作进行了研究,在诗歌创作研究的同时对朱鹤龄的诗歌理论、叶燮体大思精的美学着作《原诗》、选家顾有孝、徐釚、袁景辂的诗学观以及吴雷发、李重华、郭麐的诗话着作进行了研究；接着以清初女诗人姚栖霞、周羽步、随园女弟子汪玉轸、吴琼仙为个案对清代吴江闺阁诗人进行了研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清代吴江地区文献整理和总集编纂成为风尚,也取得了累累硕果。鉴于此,本文将该地文人所编诗文总集进行统计归类,举例分析此种盛况出现的原因、意义和影响,此为本文最末部分。该部分分析了四种总集编纂状况：一是唐诗选本;二是其他朝代诗文总集编纂；三是地方诗文结集；四是家族文献编纂。在诗歌创作研究、诗歌理论批评研究以及分析文献编纂兴盛现象的基础上,文章论述了吴江诗歌在清代的盛况,揭示了它对清代诗歌、清代文学的建设繁荣乃至对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的完整性和昌盛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南美花^[5]（2008）在《“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文学比较研究 ——“代表人物”为中心》文中指出本文对中国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与朝鲜高丽时代“海佐七贤”的代表人物为中心进行文学比较研究。“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以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成为代表的风流名上,他们放荡不羁,因不满暴政,逍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在朝鲜高丽时代也产生了类似的文学团体,在武臣政权黑暗统治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海佐七贤”（毅宗二十四年,一一七零年）,为其中的代表。两者相隔近千年,但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在两种异质文化的背景下,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都产生于社会环境极其险恶的背景下,他们曾有过显赫的家庭背景,从小就有“济世志”的豪情壮志,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政权交替文人遭受迫害的社会政局极为混乱的时代,作为文人他们的人生理想难以实现,他们对现实不满却不敢说出来,又为了自身人格不与统治者妥协,这样的现实带给他们内心的痛苦,为了从黑暗的世俗中解脱出来,他们试图从隐逸生活中求得精神的自由,探求生命的真谛,远离世俗隐居自然,却最终没能摆脱世俗的纠缠,得不到真正的人生自由,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使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孤独与苦闷,失落的情怀。鉴于“竹林七贤”中阮籍与嵇康的作品多,“海佐七贤”中李仁老与林椿的文学成就最大,本文结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以两个文学团体的核心人物为中心进行文学比较研究。魏晋时期与朝鲜高丽中期是社会历史上政治极为混乱时期也是文人遭受迫害极为严重的时期,在这样的时代里,往往伴随着人屈从于政治,人性泯灭,个性消亡,而“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的文人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也极力去探求生命的价值,把苦难灵魂的生命悲歌演绎得如此深沉、厚重,不得不使人产生强烈的感情共鸣。论文通过“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文学比较研究欲阐明在社会坏境极其残酷的血腥的年代产生远离世俗,寄情于自然山水的隐居文学是必然的趋势这一普遍的原理。

宋凤玲^[6]（2008）在《阮籍赋及散文研究》文中认为阮籍是魏晋时期的玄学名士,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阮籍本有“济世志”,可残酷的现实终使其无法施展,在对时局的悲悯和对自身的伤悼中,达到了高举遗世、不与世俗合流的人生境界。他擅长诗歌创作,同时他的赋和散文也非常出色,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阮籍赋常常托物言志,含蓄而确切地表现了魏晋易代之际的悲愤、忧伤、无可奈何的感情,体现了任性放达,纵情为文的特点。阮籍散文中体现的是阮籍对人生问题的哲学思考,也因此体现了文人的理性精神。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首次出现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是作家生命和思想的觉醒时期,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魏晋南北朝三百年学术思想,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个人自我觉醒是已。”这要求我们研究魏晋时期作家作品时要把握时代特征和作家的思想特征。作者的思想会通过作品体现出来,因此对于文本的解读至关重要,但是,对文本的解读不能完全停留在文本上,也不能停留在个人化的反应上。对文本的解读还要求我们能够对文本的美学趣味,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等作出分析和判断。本文在把握阮籍生活的时代特征和其思想特征的前提下,紧扣文本对阮籍赋及散文的美学价值跟艺术特点浅做探讨。本文正文共分三个部分,另有一个前言。前言部分梳理当代学者有关阮籍的研究状况,主要分析阮籍赋及散文的研究侧重点及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说明选定此论题的意义。第一章分析阮籍生活的时代和他的思想特征,指出探究阮籍心态的形成与时代背景及其个人人生经历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下文分析阮籍的赋与散文做好铺垫。第二章从阮籍的赋作分析入手,主要从“托物寄情,抒写易代之悲”、“缘情作赋,情感委婉曲隐”、“任气为文,形式灵活自如”三个方面分析阮籍赋作艺术形式上的特点。然后把它们跟两汉赋作进行纵向比较,总结归纳出阮籍赋的特色及社会价值跟美学价值。第三章对阮籍的散文采用紧扣文本方式,分析文本的美学趣味,分别从哲学意蕴、美学价值和艺术特色三个方面阐述阮籍散文的独特魅力。另外,对阮籍的应用文体也从写作特色上稍作分析。我认为这篇论文主要创新点在于:紧扣文本,分析了阮籍赋的艺术特色,指出了其赋作中“任气为文,形式自由灵活”的特点。在对阮籍散文的研究中,着重分析了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意蕴和美学价值。凡牵强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米晓燕^[7]（2008）在《阮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中研究指明1995—2007年的阮籍研究在生平思想、诗文赋创作、文学史地位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对此加以总结,可以推动阮籍研究的深入开展。

米晓燕^[8]（2008）在《阮籍诗歌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由六部分组成,其中除绪论和结语外,中间四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绪论回顾阮籍的研究情况,说明本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第一章阮籍生平与诗文创作分期阮籍生平经历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家世的渊源注定了阮籍早年对儒家思想的尊崇。笔者认为,陈留阮氏作为当时的大家族,整个家族是世奉儒学的,因此阮籍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来转而为名教与自然的分离,则完全是他生活的特殊时代促成的结果。本文将阮籍的生平和诗文创作分为壮志昂扬、怀珠自安和意气消沉三个时期,这三个不同时期,阮籍的诗文创作也体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点。第二章阮籍思想与诗文创作玄学与儒学是阮籍思想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并直接作用于他的创作。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玄学”,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玄学发展,另外作为魏晋之际的哲学家,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玄学”,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玄学发展,并在创作和生活行为上给后世以极大的影响。运用丰富的“言”、选取广阔的“象”、创造深广的“意”,是玄学思想影响阮籍诗歌形成的特点。阮籍的诗中多处表现了他对儒家思想的认同,而且儒家思想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尽管后来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但其诗的题材选择、早期人生理想的表现、诗歌中的讽刺手法,以及诗歌形式等等,均可见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章阮籍五言诗研究82首五言《咏怀》诗代表着阮籍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按照感情表达的不同,它们可以分为孤寂忧伤、无常苦闷、奋发昂扬、忧虑愤懑、讥讽嘲弄、无奈平和六个方面。以求尽量清晰的表述阮籍的诗歌,从而为下文阮籍五言诗的特点分析做好基础。“玉温醴醇,意味深厚”是其五言诗的总体风格,可以细分为:悲慨忧愤、自然质朴、言近旨远、深远宏放几个方面;朦胧变化、富于想象是其诗的抒情特点,同样从开创了五古抒情组诗的体例、朦胧于复杂变化的内心表达、悠游于想象的美好世界这几个方面来谈;意象丰富、典故精当则是则是其写作特色,重点对其诗歌中出现的意象特点和点古怪运用的特点来谈。82首五言《咏怀》诗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抒情组诗的体例,这一诗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第四章阮籍四言诗研究阮籍名下的四言《咏怀》共13首,通过文献加以分析,并从文本出发根据其典故、意象的运用,以及作者诗歌语言的相似性来分析,笔者认为均为阮籍所作。四言诗的表达方式和反映的思想与五言诗都有些不同,这些不同表明,四言与五言有着一定的文体分工:四言为正统,多表现正统思想,五言则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里表达更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其四言诗表现出与嵇康有所不同的风貌,这和诗人的个性,及创作从习惯和成就是分不开的。结语对本文的研究作出简要总结。另外,笔者整理的《阮籍家族谱系图》、《阮籍评论资料选编》和撰着的《阮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分别作为附录一、二、三,置正文之后。

汪淑霞^[9]（2008）在《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文中指出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言行、创作及思想,是魏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表现,他的作品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因而他与同时代的、不同时代却有相似命运的文人有着共同心声。1994年以来的阮籍诗赋研究,基本延续着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视角多元化,并朝着立体化、层次化的良性势头发展。

熊斌^[10]（2007）在《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是魏晋玄学的主要特征。从正始玄学的王弼对能作为统治者的圣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经竹林玄学的阮籍、嵇康对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到西晋玄学的郭象将两者合二为一，标志着魏晋玄学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的最后完成。本文以魏晋玄学的发展为顺序，先后论述了王弼、阮籍、嵇康、郭象关于精神境界的有关思想。其间又暗含着魏晋玄学的哲学主题从政治问题转向人生问题这一线索。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一、魏晋玄学与精神境界。这一部分首先对精神境界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然后分析和论述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突出了人的精神境界问题的原因。二、王弼“以虚为主”的精神境界。从“以无为本”的哲学前提出发，王弼认为能作为统治者的圣人应该是“与道同体”，“应物而不累于物”的，王弼对理想的圣人人格的塑造说明他所关注的仍然是政治问题。三、阮籍、嵇康的“越名任心”的精神境界。时代的悲苦迫使阮籍、嵇康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二人都走向了对精神自由的追求。阮籍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的精神的“乌何有之乡”，要求一种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而嵇康从自然的感性生命出发，追求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但他们两人都无法摆脱现实而陷入精神上的苦痛和焦虑。阮籍、嵇康将魏晋玄学的主题从政治问题转向了人生问题。四、郭象的“玄冥之境”。世界万物都是独立存在和发展而无所资借的，这就叫“独化”，而“独化”的基础就是万物各自的“性分”。万物“独化于玄冥之境”这一根本性的命题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各安其分”。“玄冥之境”不但指的是国家社会的整体和谐，也指个人的精神境界。郭象哲学是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的统一。五、魏晋玄学精神境界的意义。这一部分主要说明了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在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指出魏晋玄学对人的精神境界的探索将中国哲学与文化从外向型转向内敛型以及对中国士族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阮籍的生存困境及其解脱方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阮籍的生存困境及其解脱方式（论文提纲范文）

（1）王维与园林（论文提纲范文）

（2）魏晋玄学与阮籍散文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代吴江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文学比较研究 ——“代表人物”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阮籍赋及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阮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论文提纲范文）

（8）阮籍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论文提纲范文）

四、阮籍的生存困境及其解脱方式（论文参考文献）

• [1]王维与园林[D]. 郭小稳. 天津大学, 2014(05)
• [2]魏晋玄学与阮籍散文创作研究[D]. 吕丹. 黑龙江大学, 2012(06)
• [3]汉末魏晋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D]. 宋展云. 扬州大学, 2012(07)
• [4]清代吴江诗歌研究[D]. 周雪根. 苏州大学, 2010(10)
• [5]“竹林七贤”与“海佐七贤”文学比较研究 ——“代表人物”为中心[D]. 南美花. 延边大学, 2008(04)
• [6]阮籍赋及散文研究[D]. 宋凤玲. 山东师范大学, 2008(09)
• [7]阮籍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米晓燕. 绥化学院学报, 2008(02)
• [8]阮籍诗歌研究[D]. 米晓燕. 广西师范大学, 2008(09)
• [9]1994年以来阮籍诗赋研究综述[J]. 汪淑霞.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10]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D]. 熊斌. 南昌大学, 2007(06)

标签：文学论文;  王维论文;  玄学论文;  散文论文;  阮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