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与媒体创新（纲要）

一、中国入世与传媒创新(提纲)（论文文献综述）

李青^[1]（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刘倩^[2]（2015）在《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之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一直以来,技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的发展引发的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强烈地呼唤着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完善与优化,而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的研究越来越重要。然而在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发展中,却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虽然投入巨大,但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创新导向性存在问题。第二,规管机构内部存在矛盾,导致利益分化。第三,新媒体技术标准发展参与者关系不稳定,这其中存在国际化和本土实力的角逐,也有联盟引发的利益纷争。第四,用户需求和媒体的作用没有得到重视。本文对CMMB,TD-SCDMA,HTML5等新媒体技术标准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深度访谈,探寻了对新媒体技术标准产生影响的因素及其影响过程,并讨论了如何合理有效促进新媒体技术标准形成与扩散的策略与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介绍研究的缘起和背景以及意义。第二部分是第二章,文献探讨和理论框架。通过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相关的理论梳理以及对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回顾,对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进行了阐述。第三部分是第三章,提出了具体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以及相关案例的选择依据,最后对访谈对象和信度效度评估也进行了描述。第四部分是第四,五章,也是本文的研究主体,分别对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期和扩散期,从行动者网络构成,以焦点行动者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关系稳定性分析,做出了研究和总结。第五部分是第六章,对前两章的发现进行了总结,认为：行动者网络没有共享好利益；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以及无法达到完全一致的共识是行动者网络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规管系统需要更有效配置资源,协调不同机构关系,尊重市场规律；创新资源应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重视媒体运作和用户需求；市场系统需要遵守一定规律：关注尊重每一个参与者利益,不盲目扩张,联盟策略需注重长期利益。最后做了研究不足的补充和未来的展望。

肖佳^[3]（2014）在《《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新媒体迅猛发展、媒体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地方党报面临严峻的生存现状。《长沙晚报》在白热化的竞争环境下逆势而上,推出多个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报道,实现了阅读率稳定增长的突破性进展。本文以《长沙晚报》2011年至2013年的新闻专题报道为研究样本,采用个案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结合在报社的亲身实践和深度访谈,对该报新闻专题报道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和把握。首先,在搜集的部分新闻专题报道策划案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晚报》新闻专题的策划选题、角度和组织调控进行分析得出:该报专题策划直接体现了报纸的办报理念和编辑思想,近三年来呈现出策划走向常态化、力度在增强、策划机制不断成熟和完善等特点和规律。从报道内容、报道形式和传播效果三个维度进一步分析《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的利弊得失可以发现:该报专题报道在内容上注重预热,讲究权威性、本土性和贴近性,善于挖掘深度且讲求实效,并在舆论引导、关注民生和社会镜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形式方面,该报善于利用专版、专栏、头版头条、编者按、评论、综述等多种报道方式和新闻体裁,有效地丰富了新闻专题报道形式,尤其是在新闻图片和新媒体的应用上,《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有诸多可供借鉴之处:注重发挥新闻图片的视觉张力,借力微博、微信、微视、二维码等新媒体手段实现全媒体、立体化传播。在资料搜集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本文认为《长沙晚报》的新闻专题报道在策划与传播过程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实施报道策划时存在应急机制滞后、策划落实虎头蛇尾、独立的评价监督机构缺位等问题,这就势必影响了其报道专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对此本文提出了加快应急反应机制和调控机制建设、完善评价与反馈体系、借力“外脑”与创新挖潜等几个方面的改良意见。旨在进一步提升《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水平,并为其他地方纸媒的新闻专题报道提供借鉴。

刘军^[4]（2013）在《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我国新闻网站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传媒集团,国际话语权缺失。新华网作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的一员,具有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追求自身的盈利和发展,另一方面也肩负着舆论引导、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在世界网络媒体舞台上宣传中国国家形象的职责。但是,新华网等中央新闻网站的发展与国际主流新闻网站的发展水平相差较远。中国传媒向全球发展是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传媒企业如何实现跨国扩张,如何实现跨国多元化。作为国家重点新闻网站的代表,新华网是国家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参与国际舆论竞争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新华网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对于提升中国传媒的国际传播力及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就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展开研究,首先对西方传媒集团的国际化道路进行梳理回顾,并结合国内新闻传媒的国际化现状,总结出值得借鉴的国际化传播经验。其次,运用PEST方法及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新华网外部战略环境,同时,对新华网的内部资源和能力进行评价,进而借助SWOT分析剖析公司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的优势、劣势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再次,在内外环境分析和SWOT分析的基础上,使用战略决策相关方法制定出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是：立足于自身的发展阶段,结合传媒产业发展的特征态势,做出合理化的国际化战略抉择。最后,对这一战略决策的实施和控制进行了分析。本文的创新点是将文化的因素引入到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研究当中,提出了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化战略,并有针对性的规划出每一阶段的实施目标,摒弃传统的国际化战略决策中的机械主义原则,对战略实施过程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机遇做出了预计,根据灵活动态协调的原则设计出战略实施的反馈与调整机制。

张莉^[5]（2012）在《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选择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工具,从历时性角度梳理中国广电传媒三十多年改革进程中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制度演进；从共时性角度将广电业改革与报业改革进行对比,研究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变化关系以及各方利益博弈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的影响,探析中国广电传媒改革的角色扮演,在文化体制改革与数字传播背景下展望广电传媒改革的未来路径。本研究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为何缺乏改革的动力?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充分的解答,必须进一步思考以下两个问题：在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制度供给与广电传媒改革的制度需求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利益博弈以及对广电传媒改革进程产生怎样的影响?相对于“改革先行者”——报业,广电传媒改革扮演了何种角色以及为何会扮演这种角色?本研究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的未来改革路径如何发展?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政策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与飞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广电传媒的功能和属性逐步发生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财源结构已无法满足广电传媒事业发展的需要,传媒业只有依靠自我赢利来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传媒的市场化发展便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必要性。就广电业而言,开展广告经营活动成为广电传媒市场化的起点；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则为广电传媒市场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无论是广告经营活动的开展,还是混合型体制的确立,广电传媒的市场化进程基本因循报业,因为这样既能降低广电传媒制度创新的风险与成本,同时也能保证广电传媒收获丰厚的市场利益。因此在这个阶段,“收益”大于“成本”的利益博弈驱动了广电传媒改革的“搭便车”行为,而“搭便车”所形成的既得收益也使广电传媒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需求。同样基于利益的考量,政府部门的政策出台滞后于广电传媒的创新实践行为,在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制度需求的情况下,诱致性制度变迁便成为这个阶段广电传媒改革的总体特征。1992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意味着我国正式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属性,也加快了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步伐,广电业迈入了产业化发展的新时期。作为高技术、高消耗、高风险的行业,广电传媒的产业化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以实现规模的扩张,仅仅依靠政府拨款和广告收入所形成的原始积累还不足以满足自身发展壮大的资金需求,组建广电集团便成为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在集团化改革阶段,与报业的“改革先行”相比,广电传媒再次“搭便车”。组建广电集团,广电业与政府有着各自的利益取向。但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传统保守思维模式的羁绊,政府并没有给广电传媒产业化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鼓励,相关产业政策出台往往滞后于广电传媒产业化改革实践,广电传媒的集团化发展仍被束缚在混合型体制的框架之下进行。因此,在混合型体制下,我国广电集团的事业属性注定集团化改革的收益低于预期；而既有体制造成的行业利益与政府部门利益之间的较量增加了广电集团市场交易的成本。从总体上看,我国广电传媒集团产业化程度偏低,表现为：广电集团产业属性的释放受到混合型体制的束缚；多元化经营程度不高；广电集团发展呈现出规模不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市场竞争不充分。在“收益”小于“成本”的利益权衡以及政府与广电业的“利益合谋”下,广电集团的组建被叫停,广电传媒的改革进程出现回缩。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文化单位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并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和中国传媒业前两次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文化体制改革是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触及到中国传媒业的核心制度层面——产权制度,而这正是混合型体制所回避的。政府基于规避改革风险、获取政治和经济收益而强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国传媒业则整体进入“后改革时代”,表现为：报业制度创新的脚步放缓,但仍有亮点；广电传媒改革则陷入原地徘徊。就广电传媒而言,混合型体制已使广电传媒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广电传媒自然缺乏制度创新的动力,并且有意识地在强化这种事业属性；而文化体制改革势在打破这种既得利益格局,广电业因此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反应平淡、态度消极。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广电业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对政府部门的激励性政策进行了消解,具体表现为：“频道总监负责制”成为栏目承包制的翻版；“制”与“播”的分而不离；“三网融合”流于形式；数字广电进展缓慢。通过改革路径的梳理可以看出,广电传媒的改革过程伴随政府与广电传媒的利益博弈。政府的利益诉求在于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实现“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广电传媒的利益诉求则是既要作为事业单位享受政策资源,又要作为企业单位获取经济利益。和报业的“改革先行者”角色相比,广电传媒改革始终扮演了“搭便车者”的角色,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因为制度的公共品属性容易导致制度变迁的“搭便车”行为；其次,规避改革风险、降低改革成本的动机驱使广电传媒改革“搭便车”；第三,对既得利益的满足使广电传媒自身难以产生制度创新的需求；最后,政府偏于谨慎的管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广电传媒的自主制度创新意识。总之,“搭便车”可以使广电传媒在规避改革风险与降低改革成本的同时尽享改革收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广电传媒的既得利益开始受到业外因素的影响,国外传媒集团的竞争压力也与日俱增。在“内挤外压”的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广电传媒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数字技术革命使广电生产力发展迅猛,旧有的广电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封闭的市场环境带给广电传媒的发展空间也必然是有限的。对于广电传媒而言,只有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敞开胸怀,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将传媒市场这块蛋糕做得更大,广电传媒才能从中分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必须突破原有的以计划体制和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广电体制,深层次的改革势在必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角度分析,制度创新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广电传媒的制度创新能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使我国的广电业真正与世界接轨,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盈利空间。在文化体制改革和数字传播背景下,广电传媒应整合省、市、县各级广电资源,在中央一级和省级（直辖市）层面上建立数字广电传媒集团,实行频道制管理,下设两个分支机构：事业性质的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和企业性质的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数字电台、数字电视台定性为国有事业单位,下设时政频道（率）和公共频道（率）,这样既保证了广电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宣传职能不发生偏离,也使公共利益得到保障。数字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商业频道（率）、节目制作公司、网络传输公司、广告公司及其他业外经营性实体单位,可广泛吸收业外资本进行商业化运作,通过参与市场竞争获取经济收入。这样的组织架构既符合文化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两分开”的产权制度改革要求；也顺应了数字传播时代对广电传媒发展提出的技术转型要求。本文最后以数字电视为例,具体探讨了频道制的管理模式,并提出发展数字商业频道（率）应当成为中国广电传媒新一轮改革的突破口。

陈承新^[6]（2012）在《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文中提出正确地引导政治意识健康发展以适应现代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试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执政党和政府有效地引导政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探索执政党和政府正确引导政治意识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各部分内容概述如次：导论部分首先对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引导、政治意识引导与政治社会化等涉及论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作出界定与辨析，其次从理论诉求和现实诉求两个方面阐述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第三对政治意识研究和政治意识引导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最后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状况。首先从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确立背景和内涵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相关实证考量三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基本情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指导性政治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层面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政治意识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离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尚有距离，人们展现出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其次分析了当前政治意识引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政治意识公信力不高、政治思想传播不畅、政治意识引导的策略和手段有待更新以及执政党自身政治意识有待提高，制约了执政党和政府引领、调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向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进程。第二章紧随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分析了政治意识引导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系列经济配套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内在局限构成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意识引导的制约性影响；保障公民知情权、政治参与、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制度欠缺导致了政治系统层面对政治意识新问题新变化时的制度性回应迟滞；降低民族自信后的盲目崇洋、遭受挫败后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以及由来已久的封建残余意识等尚不成熟的社会心理也阻碍了社会对主导政治意识的真正认同和接受；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低潮徘徊和西方敌对势力加紧“颜色革命”的多元攻势则营造了政治意识引导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第三章阐述了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求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来帮助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动力、化解社会矛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民主与法制的现实发展困境也成为政治意识引导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共产党人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执政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执政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都对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促进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提出了迫切诉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成本、历史与现实基础以及相关社会心理都表明政治意识引导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联，为应对目前国家安全遭受的政治意识威胁，也迫切需要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第四章在立足于认清制约政治意识引导的深层次原因和提升引导能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意识引导过程中应该担当起的作用。首先，从发展完善政治理论内容和提高政治理论大众化水平的角度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其次，从大众传媒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变革、文化产品的优化供给、利用典型事件分析推动政治意识引导的地区互动和国际互动等几个方面改善政治意识引导方法。再次，通过厘清需求并配套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利用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主导政治社会化进程。第五章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关键主体入手，论述执政党如何提升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第一，执政党成员需要从明确政治理论学习重要性和明晰学习重点着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第二，深入研究引导政治意识的规律，重点研究如何夯实政治意识引导的客观基础的规律、如何把握政治意识引导的客体的特征规律、如何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意识的规律、如何改进引导方式的规律等。第三，立足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认识政治意识引导的重要性，通过妥善协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提高执政党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全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为例的研究，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引导问题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尝试将政治意识引导作为一个可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希望政治意识引导研究范式能够与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等理论研究范式形成互补。全文的重点在于试图揭示政治意识引导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脉路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新路。

张海洋^[7]（2012）在《从《星期柒新闻周刊》看报纸周末版变革创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历史上看,我国报纸周末版的革新经历了兴起、高潮和调整三个阶段。现如今的报纸周末版市场陷入低潮,存在三个巨大的反差：一是国内报纸周末版的萧条与欧美星期天刊的繁荣形成的反差；二是报纸周末版的“薄”与工作日版的“厚”形成的反差；三是现在周末版的萎靡不振与上世纪90年代兴盛局面形成的反差。《星期柒新闻周刊》正是在周末版市场萧条的背景下兴起、发展起来的。2008年1月20日,《现代快报》进行改版,推出11个版面的《星期柒新闻周刊》；2009年2月8日,《星期柒新闻周刊》从《现代快报》独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品牌。《现代快报》创办《星期柒新闻周刊》,既是应对南京报业市场同质化竞争的重要举措,也是革新报纸周末版的有益尝试。作为报纸周末版的新形态,《星期柒新闻周刊》采取了哪些不同以往周末版的革新措施?报纸周末版的未来又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关注和尝试解决的。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报纸周末版的革新历史,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史实依据。然后分析了《星期柒新闻周刊》的革新特点,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最后,笔者从宏观的视角,对周末版革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周末版革新的策略和目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市场和功能的双重缺失是周末版市场不景气的重要原因,充实内容、改变发行模式、培养读者阅读习惯应是周末版的革新方向。渐进性创新和突破性创新两大策略各有优劣,报纸周末版不能单纯追求发行量,而应将影响力作为革新的目标。

李春丽^[8]（2010）在《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新闻节目发展问题与策略研究 ——以甘肃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电视业作为中国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媒,其近30年来的迅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在辉煌的背后也潜在着不少隐忧。随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电视传媒在体制转型、传播定位、经营改革等方面都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东西部电视媒体在实力和传播影响力上的差距日益扩大。身处中央台和城市地方台夹缝中,面对发达地区媒体强大市场竞争压力的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媒体如何在改革中找到适合自身地位的传播定位方向,以实现发展的新突破,是一个值得媒体从业人员认真思考的问题。本论文从上述问题出发,主要进行了三项工作:1.以兰州地区电视媒体的市场竞争现状为样本进行分析,挖掘地方城市电视台“民生新闻”的崛起对我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启示意义,以及这两者对省级电视媒体新闻传播定位的压力与启示。2.通过对甘肃省市部分媒体业内人士、传播学者和公共管理学者的访谈,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出发,找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媒体的代表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并从转变政府管理理论、改革政府管理机制和引进先进管理方法等方面,探索解决经济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媒体新闻节目创新发展的方法。3.通过案例分析,对解决欠发达地区省级新闻节目发展困境的对策进行验证。

文星^[9]（2009）在《新世纪中国传媒竞争与发展趋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中国传媒竞争与发展格局为切入点,对我国传媒竞争与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发展趋势取向和体制转制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我国传媒经济总量增长明显势头迅猛。传媒诸元市场份额也相应的在加大,正在积极建立一种“竞合共赢”的关系。格局是趋势的相对成形与凝结,格局之中必然隐藏着新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我国传媒竞争与发展内外影响因素的分析,积极探索隐藏于格局之下新的发展趋势与体制趋势,以期对我国传媒的发展有所裨益。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我国传媒竞争与发展的格局,紧接着分析影响我国传媒竞争与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然后论述我国传媒的竞争特征与发展趋势取向,最后聚焦探讨我国传媒体制转制,期待为我国传媒的竞争与发展提供些许参考。本文的主要观点有三:1.中国传媒现阶段的竞争特征是:第一,多元并存,但蛋糕需重新切分。第二,受众本位,传媒对受众的尊重与回报。第三,强体壮身,走向集簇与联姻。2.中国传媒的发展趋势取向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上看,都将围绕传媒消费行为、传媒价值取向、传媒价值链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中心展开。3.中国传媒的体制转制使得一些经营性的事业型新闻单位获得企业公民的身份,政府须时刻守望国家公共话语权。

马汇莹^[10]（2008）在《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文中研究说明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香港与内地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两地社会制度不同,大众传媒的性质、角色和功能也不尽相同,都存在着如何应对对方冲击的问题。这种交流和互动独具特色,是跨境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有助于理解不同社会如何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内地大众传媒系统如何应对香港因素的冲击。十年来,这种冲击已经变得更为频繁、直接、有力。研究发现,中央政府改变了部分新闻传播政策,香港因素是促使这些变化发生的重要压力来源之一。这些变化意味着传媒开放的边界不断被推进。但香港方面较为主动,中央政府较为被动。这些政策有时缺乏稳定,显示出政府对新闻开放欲进又退的矛盾心态。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具有不均衡的特点,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并不是经济越发达,就必然会越开放。这取决于当地领导人的思想,也取决于中央政府是否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内地传媒组织与香港传媒的正式合作刚刚起步。但在新闻观念、管理规则、实践业务方面均明显受到香港传媒的影响,广东电视是最明显的例子。风凰卫视是一国两制制度最明显的受益者,它给内地传媒带来竞争压力同时也推动新闻改革。由于政策保护,两地传媒真正的竞争还远未开始。

二、中国入世与传媒创新(提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入世与传媒创新(提纲)（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新媒体技术标准的形成与扩散之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论文提纲范文）

（7）从《星期柒新闻周刊》看报纸周末版变革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8）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新闻节目发展问题与策略研究 ——以甘肃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新世纪中国传媒竞争与发展趋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入世与传媒创新(提纲)（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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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长沙晚报》新闻专题报道研究[D]. 肖佳. 湖南大学, 2014(03)
• [4]新华网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化战略研究[D]. 刘军. 安徽大学, 2013(05)
• [5]1978-2011：中国广电传媒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制度分析视角[D]. 张莉. 武汉大学, 2012(01)
• [6]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D]. 陈承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02)
• [7]从《星期柒新闻周刊》看报纸周末版变革创新[D]. 张海洋. 南京师范大学, 2012(03)
• [8]欠发达地区省级电视新闻节目发展问题与策略研究 ——以甘肃省为例[D]. 李春丽.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0(03)
• [9]新世纪中国传媒竞争与发展趋势研究[D]. 文星. 湖南大学, 2009(02)
• [10]一国两制下的大众传媒：互动、边界与开放 ——回归十年香港与内地的新闻文化交流[D]. 马汇莹. 复旦大学, 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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