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的 10 个路标

一、通向“罗马”的10个路标（论文文献综述）

司丽超^[1]（2021）在《基于价值评价的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策略及技术研究》文中认为山西省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其中不乏大量文物建筑。太原作为山西的省会,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建筑的保护已经成为太原文化大发展的重要举措。文物建筑的保护工作主要集中在对古建筑的关注,而对大量继续使用中的近现代文物建筑的价值少有挖掘,目前缺乏相应的学术研究与保护实践。由于缺少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全面的指导办法,保护和利用近现代文物建筑的过程经常依靠经验直觉,其结果必然造成大量近现代文物的破坏。本文基于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与评价的现实需求,通过对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现状的综合价值评价,以科学评价为手段解决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利用中的问题,以价值为核心促进近现代文物建筑评定与保护工作的制度化、合理化。本文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实践”的研究思路进行论述。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进行阐述,明确文章的研究对象为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其次,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论、法律条例及制度标准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目前我国近现代文物建筑评价认定与保护利用方面的不足。然后,研究并总结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的类型、分布、保护等级,依据调研数据归纳出近现代文物建筑的建筑特征及现状问题。以太原市近现代文物的特征为基点,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并参考现行规范标准,结合专家问询建议进而提取筛选出重要指标,试构建出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综合价值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逐层包含一级指标3个（人文历史价值、建筑本体价值、社会经济价值）、二级指标8个（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室内外环境、建筑结构、设备设施、建筑技艺、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以及23个三级指标,全面评价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价值,确定其保护和修复的重点方向。论文最后总结适用于太原市乃至山西省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策略与修复技术,提出关于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本体的修复技术和文物建筑的政策性保护措施。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大学堂旧址作为案例,对其进行价值评价,针对其评价结果总结其相对应的保护策略和技术措施。

赵庆波^[2]（2021）在《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可以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与尼采分别从资本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无主义危机。接续马克思和尼采的工作,我们要追问的是,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由现代技术而架构的日益紧密结合的世界时代,虚无主义的危机有没有进一步的加重呢?虚无主义是否扩张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呢?纵观20世纪的哲学历程,我们发现海德格尔与福柯的工作推进了虚无主义的哲学研究,两位哲学家从技术角度出发对今日的虚无主义危机提供了重要且独特的反思。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历史视域中对技术进行了本质规定,这种规定试图揭示技术时代正在发生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件:现代技术之本质把一切存在者都降低为可控制、可生产、可装备的资源物。整个人类星球进入了一种由技术之本质对其进行排序、规划的时代,人类被完全移交给了技术,成为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可随意取用和消耗的资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这种深刻理解开放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有效路径,当技术成为权力运转的新配置时,权力本身也会呈现其计算性、自主性、程序性等技术特征。福柯批判性的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解,这表现为福柯剥离了从一种存在论视角出发去言说现代技术的方式。谱系学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阐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特定的权力技术对主体是如何制作、控制、保障的。福柯的工作可以简述为两个命题:其一,技术全面包围身体;其二,技术主宰整体人口的生命过程。现代技术对人的资源化是凭借着特定的机制、操作、程序来实现,这些特定的合理性形式并不能缩减为某种大写的、先验的技术。技术政治对主体的操纵是精心制定的,现代政治通过特定技术实现了对主体的制作,乃至贮备,其目标在于高效的控制、管理、榨取生命资源,这乃是技术政治的本质特征。通过对技术与技术政治的探究,海德格尔与福柯共同指认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引发了严重的虚无主义危机。技术虚无主义有两层内涵:其一,人被技术驯化为功能化的机器了,或者说,人成为了技术化权力所塑造、控制、管理、保障、装备的技术化动物。这意味着人被技术体系降低为可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物了,人的神圣性、神秘性、崇高性被解构了;其二,技术对人本身的进攻,已不简单是把人塑造为功能化的机器了,而是对人本身的灭绝和制作,这具体体现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现代生物基因技术等把人降低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存在的基本意义被解构了。显然,海德格尔与福柯结合时代的具体境况,对虚无主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或权力技术会引发比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问题。海德格尔与福柯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为克服技术虚无主义提供了不同的方案。海德格尔终其一生走在一条追问存在的路上。对海德格尔而言,人只有与存在建立一种深层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福柯则提供了更为积极的实践策略。对福柯而言,抵抗式斗争、技术伦理能够为主体的存在敞开更多创造性的空间,使得主体去想象和建立新的存在形式。今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多元对话中开创其新的理论进路,以积极应对技术虚无主义的问题。对技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的,整合法兰克福学派与福柯的技术思想,可以更有效的推进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与改造。

邓晓芒^[3]（2020）在《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文中认为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由于涉及现代人普遍关心的人的问题,并且相对较为通俗平实,在学界和普通读者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由于思想中固有的局限性,他的论证多有不能自洽之处。第一,他在超越形式逻辑和日常语法方面,以及对"存在之历史"的思考上,都无意中借重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却自以为是对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形而上学"的"克服"。第二,他对"常人"的存在和语词的本质的追问本来是对语言分析哲学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但却将整个近代西方人道主义裹挟其中,形成了海德格尔式的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即认为人道主义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都是"对存在的遗忘",从而带来了现代社会的灾难;但同时却又无法否认他自己的这些观点本身仍然属于"人道主义"。第三,所谓"语言是存在之家"命题极其含糊,这里的语言不能理解为一般语言,只能理解为上帝的圣言（道）,而"人的本质"由此则被归结于"神的本质",真正的存在即神。尽管海德格尔极力否认自己的理论与上帝的关系,但仍然摆脱不了成为继黑格尔等人之后基督教神学的又一翻版（"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命运。第四,他对萨特等人的主体主义哲学的批判也是不成立的,他无法从理论上真正划清与萨特的界限,反而本人仍然走着一条主体性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对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规定始终是不清晰的,并且他自己也不能不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结果是,海德格尔一口气反了四个东西: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形而上学。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哪一个都没有真正反掉,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反叛的姿态。第五,他不承认自己的理论也是一种伦理学,认为那降低了自己的思维层次;他宁可认为自己是通过诗的"道说"而在寻求一条通往圣言之途。这是对一切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主体性、神学的超越,同时又是对伦理学、语言观、诗和思等的包容。

吕狂飚^[4]（2020）在《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社会,爱与教育的命运是同步的:当作为关系性的善的友爱被冷落时,教育便不再注重对人之友爱的培育,而是转向了对遵守、信任制度之人的培育;当作为人的本体论的爱被降格为欲望时,教育亦不再致力于提升人的爱欲,而是在肯定人的欲望的前提下,使自己沦为了培育和增强人满足其欲望的能力的“技术教育”。本文的目的并不只在于呈现爱与教育的这一现代命运;而更在于去思考爱和教育如何才能摆脱这一命运,进而恢复人的爱以及相应的教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文选择“回返”到柏拉图,研究《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的思路则是将爱的教育哲学放到灵魂论中来考察。为此,本文首先明确了柏拉图的爱欲论与灵魂论的关系,即对爱欲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何为好灵魂或好生活”的理解之上。接着,本文转向了《理想国》前四卷,并在“灵魂的形式秩序”的意义上阐明柏拉图对“好灵魂”的一种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的“爱欲的命运”。而通过对护卫者的友爱教育的分析,本文发现,这种教育并不能实现柏拉图所说的那种“形式的好灵魂”;并且,通过对“高贵的谎言”的求助,柏拉图暗示了某种区别于“形式的好灵魂”的“实质的好灵魂”。为了澄清与理解柏拉图所暗示的“实质的好灵魂”,本文转向了《理想国》第八、九卷。在这两卷中,柏拉图考察了四种恶的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并论证了“哲学家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通过对柏拉图的“考察”的分析,本文发现,“灵魂的爱的秩序”正是柏拉图用来考察城邦政体、灵魂和生活的“解释性和规范性的原理”;这种“爱的秩序”之实质在于“价值的秩序”。而通过对柏拉图的“论证”的分析,本文认为,哲学家的生活之所以是最好的生活,不是因为哲学家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而是因为哲学家的爱欲始终向着“真理和存在”敞开;而其他人的“爱欲”则在不同的意义和程度上关闭了“真理和存在”。为了厘清柏拉图所说的“真理和存在”以及致力于培育“实质的好灵魂”的“哲学家教育”,本文最后转向了《理想国》第五、六、七卷。通过对“哲人王”设想的解读表明,在“哲学家的灵魂的秩序”作为城邦的政治秩序和人的灵魂的秩序的“规范性的原理”的意义上,“哲学家教育”即是教育的“规范性的原理”,“教育之本质”。而借助于从海德格尔对“真理和存在”的理解中所获得的“解释框架”,本文进一步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清了柏拉图在对“哲学家”的界说中所说的“真理”,其通过“太阳比喻”和“线段比喻”所暗示的“善”,以及通过“洞穴比喻”所暗示的“教育之本质”。

应远马^[5]（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位涛^[6]（2020）在《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文中认为探索自然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自然的不断揭密使得人们足以相信（自然）科学技术能够给予人类幸福生活以最大的保证。伴随着科技进步而来的是人类理性（智）的“膨胀”和对自然的“控制”欲望,当自我理性成为我们生活和探索的唯一基础之时,其结果就是人的生活缺乏对更高（自然）原型的关照。也即人类的教化——通过“摹仿”原型来化育自身的活动所企及的高度的降低,同时这也意味着人的德性的平庸。或者说,正是由于整体性的“自然”从人类生活中的隐退,使得理性对“自然的物”的探索成为主流,人类追求卓越的教化之路被掩盖在物质欲求的满足之中。这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自然、德性与教化之间的关系,而其前提就是回到它们之间发生联系的初始性境遇之中。通过回溯我们发现,古希腊教化世界的演变正是人类理性不断觉醒,对更高意义上的、整体性的自然的观看,逐渐被人类理智和技艺的“控制”所取代的过程,而人类所创造的技艺世界却并没给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生活带来持续和稳定的意义,人的卓越被“误导”和消解,以至于平庸。面对这些问题,柏拉图做出了他的教化性的回应,而这种回应无疑对于当今我们的思考具有某种价值。在柏拉图的教化哲学体系中,整体性的“自然”充当了个体德性养成的根基,且自然的整体目的（善）使得个体人性的卓越体现于整体的生活之中,个体超越性的“整全成人”得以可能。他以宇宙论作为人的德性养成的背景和依据,以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深刻认识来作为教化的起点,并通过对城邦的自然的理解来认识人的教化的现实空间。在他的理解中,所谓的整体自然即是人——城邦——宇宙的一种整体性秩序,而人的德性就体现在对这种秩序的认识和理解所带来的个体灵魂秩序的和谐——“自然作为德性之源”。同时,凝聚和联结这种秩序的纽带就在于超越性的自然目的——善的理念成为个体在对自然的追问中寻求德性的价值引领。也即,柏拉图以目的论使得人的德性的养成既关注了自身的自然（有限性）,同时也关照到那些神圣性的宇宙自然目的,使人的教化成为一条贯通整体性自然的道路。在具体的教化路径中,他首先从对人的自然的教化开始。通过对人的身体的诗歌和体育的训练,使得个体的灵魂具备初步的秩序性,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体的身体性的德性;接着,通过理智性科目的引导,使得个体不断超越其有限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理性逐渐养成,对宇宙自然秩序的认识逐步清晰,理智德性不断增长,也使得个体灵魂的秩序与宇宙的自然秩序建立起了有意义的联结,灵魂不断上升;最后,通过哲学的学习和训练,使得个体灵魂超越身体性的束缚,而上升到善的理念关照之中,个体沉思性的德性得以养成;同时,个体的教化还有一个下降到现实城邦之中的过程,也即不断实现城邦秩序的和谐。这条教化之路最终的目的即是以个体的“灵魂之旅”把人的自然,城邦自然与宇宙自然贯通起来,从而实现个体德性的完善以及整体自然目的完成,使人成为一个基于而又超越“可朽”的身体自然,同时灵魂高贵、不朽的存在。由此,柏拉图通过对“自然”的追问建立起了一种整体性的德性之教的体系。在这种教化哲学中,个体的成长本身即是人的自然性（人性）的“生长”,一种灵魂中美善的引导和引发——灵魂秩序的不断和谐体现了人在整体宇宙运行之中的德性,是一种“人性”的教化。同时,人的自然通过与整体自然的关联与秩序的协调而超越了其有限性,从而实现了立足于自身自然,在整体自然目的关照中的人的卓越之路。在对终极目的——“善”的追问中,人的自然根基与神圣性同时显现在德性养成之中,无疑这是柏拉图所给予我们现时代教化的最大启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解决现时代的教化问题需要不断反思他的道路。

张祥^[7]（2020）在《“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究地域社区发展实践至少需关注两方面内容,一是其自然和人文特性,二是具体时空中的行动主体。此外,鉴于一定程度上,地域社区是一个开放系统,内外环境变化及其互动方式的变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地域社区,其发展实践形态存在明显差异,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梳理、揭示这一历程和表象来追寻其发展实践的活力之源。笔者的田野点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碌曲县郎木寺镇社区即行政区划上的郎木村。该地属于典型的藏边社区,境内一条小小的白龙江更是分出了甘、川两省。而这又与此地拥有两座互不统属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有关,即分别是甘肃一侧的达仓郎木赛赤寺和四川一侧的达仓郎木格尔底寺。寺院的修建,使该地逐渐成为一个有限区域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藏族牧民的部落地域到民族国家的统一版图,其地位始终如一。以此为基,结合不同时期的“环境”演变,郎木寺的发展实践大致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从经济上的民间交往开始,逐渐形成藏族为主,回汉民次之的多民族社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经过了国家权力的重塑和定型,发展实践也长期以国家主导的形式进行;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宗教文化和民间经济的复兴,在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下,逐渐走上更大规模的市场化。当下,旅游经济成为该地发展实践的一个主要动力,也对当地人（特别是藏族居民）的生计、生活产生了显着影响。怎样整合这一寺院社区所走过的动态、复杂的发展实践历程以及现实状况?笔者以为“神圣与世俗”可作为一个合理有效的分析框架,理由如下:第一,郎木寺社区的发展活力源于藏传佛教寺院的修建,传统的政教合一体制构建了神圣与世俗的本土互嵌模式。在社区经济发展层面,这种模式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第二,经过三十余年的演变,旅游业和旅游经济已深深嵌入寺院和社区当中,但在时间上有且仅有半年期。换句话说,夏季倾向于世俗性生产经营,冬季倾向于神圣信仰实践的大致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三,参与旅游经济的藏族居民在追求物质财富方面离不开神圣性的支持,世俗生活不断增长的经济压力又促使他们更加依赖于神圣性的护佑。总的来看,郎木寺作为一个藏边地域的寺院社区,神圣与世俗共生共存,其发展实践的内在活力来自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国家权力切断神圣一端,造就了世俗领域有秩序无活力的局面。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经调整和重建,寺院社区再度恢复活力,发展实践亦呈现出繁荣景象。当下,由于政府政策和过度商业化,对当地居民的生计生活带来的压力以及寺院所遭受的冲击,导致神圣与世俗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张力。

麻诗梦^[8]（2020）在《马克思哲学语言的研究 ——“清洗”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哲学任务》文中指出本文基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背景对马克思哲学语言进行研究,旨在把“清洗”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哲学任务道说出来。语言勾连着存在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马克思说:“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这句话指出了语言何以成为人的实践活动的新方向,即从“历史的一度”,从人与自然原初的对象性的活动关系中重新考察语言。因此,其目标不在于搭建任何一种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瓦解这个独立的语言王国才是实践的真正任务。文章的内容章节编排如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了马克思哲学语言的批判前提,即黑格尔的范畴语言体系。通过阐释范畴语言与意识形式间的逻辑关系,得到了“理性语言之必然”的结论;并在进一步的审视后,发现了现实的对象性的缺失、与感性的断裂和历史是逻辑的历史三个问题;最后论述了费尔巴哈对思辨哲学语言的批判和批判的局限性。第二部分讨论了马克思哲学语言的基本内容。通过对思想史的重新梳理,明晰了在完整的哲学革命背景下,“语言革命”的存在论基本原则是“对象性的活动”,主要任务是“清洗”范畴语言体系,呈现出被范畴概念掩盖着的生产生活事实;并且重新审视了马克思的语言思想,对“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语言是思想的生命表现要素”和马克思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进行论述,突出作为人与自然、实践与思想之间的原初的关联性。第三部分阐述了马克思哲学语言的留白。主要对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语言思想进行比较,考察双方在讨论语言“原初性”问题上的共性与个性;两位思想家分别提供了两条不同的进路,在马克思那里,语言终将无法成为一个自足的体系,他指令要回到对象性的社会交往中去。

江午奇^[9]（2020）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文中指出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其此在形而上学辩护时,紧紧抓住“人的有限性问题”,一再强调康德是在为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而“实现”这种形而上学之任务的关键是要揭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上进行思考的?“人的有限性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此在形而上学或此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存在与时间》的?要弄清楚这些海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必须对海德格尔哲思道路进行一番勘察。珀格勒、克兹尔等许多海学研究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从发生诠释学视角,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因素,对海德格尔从1907年获得存在问题的激发开始直至1926年《存在与时间》完成的此在现象学探索道路进行了深入考察,把此“路”揭示为自身发展自身、自身赢获自身、自身诠释自身的活生生的动态进程。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邓晓芒^[10]（2020）在《迷失的“路标”——海德格尔《论■的本质和概念》评析》文中指出海德格尔力图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为形而上学寻求其原始根据,以便由这一根据出发来"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并开辟一条另类的存在论之路。为此他分析了亚里士多德的■一词在希腊文中的原始含义以及与其他一系列关键词汇的关系,排除了历来对亚里士多德自然观的目的论解释,而通过重新翻译强行引入了他自己的有关存在的遮蔽和解蔽的真理观。这些翻译和解释立足于他的先入之见,在文本上具有很大的牵强附会和六经注我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内在的不可摆脱的困境,即如果不走向虚无主义,就只能停留于传统形而上学。

二、通向“罗马”的10个路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通向“罗马”的10个路标（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价值评价的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策略及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4）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哲学语言的研究 ——“清洗”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哲学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9）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通向“罗马”的10个路标（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价值评价的太原市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策略及技术研究[D]. 司丽超. 太原理工大学, 2021(01)
• [2]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D]. 赵庆波. 山东大学, 2021(11)
• [3]对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的批判性评析[J]. 邓晓芒. 德国哲学, 2020(00)
• [4]好灵魂与爱的秩序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爱的教育哲学研究[D]. 吕狂飚.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2)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6]自然作为德性之源 ——基于目的论的柏拉图教化哲学研究[D]. 位涛.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7]“活”在神圣与世俗间 ——一个藏边寺院社区发展实践研究[D]. 张祥.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7)
• [8]马克思哲学语言的研究 ——“清洗”形而上学范畴体系的哲学任务[D]. 麻诗梦.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9]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D]. 江午奇. 山东大学, 2020(08)
• [10]迷失的“路标”——海德格尔《论■的本质和概念》评析[J]. 邓晓芒. 人文杂志, 2020(01)

标签：现象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柏拉图主义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