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儒学的变迁

一、晚明儒门学风之变异（论文文献综述）

王君露^[1]（2021）在《明清时期我国民间道德教化范本的生成与应用 ——以功过格为例》文中提出

高晓立^[2]（2021）在《论顾炎武的诗学思想》文中认为

高子芹^[3]（2021）在《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

渠嵩烽^[4]（2021）在《高攀龙文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攀龙是明代理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兼具学人、党人和文人的三重身份。作为晚明学术发展转捩时期的重要人物,其一生崇仰程朱理学,力矫王学末流空疏蹈虚之弊,在晚明学术界乃至明清思想史上均产生过重大影响。同时,高攀龙怀抱匡时救世的理想,深度参与晚明政治,最终身陷党祸,自沉而死。高攀龙在文学上的光芒向来为其理学成就和政治名节所遮掩,导致学界对高攀龙文学研究的成果少之又少。高攀龙文学作品数量庞大,体裁丰富,成就斐然。而且高攀龙的文学创作与其学人和党人的身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极具研究价值。本文第一章对高攀龙家世生平进行研究。近年来,学界在研究高攀龙理学思想时已就其家世生平进行了考察,但本文发现依然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高攀龙性格和思想的形成受家人影响很大。祖父高材是高攀龙一生景仰的道德楷模。高攀龙效法祖父清正廉明的作风、刚直不阿的品性、孤直傲岸的气节。尤其高攀龙恬淡自然的心性、终生不近二色的行为及崇儒反佛的思想与高材淡泊朴素、不近声色、不纳僧道巫优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但高材性格爽朗,言行豪迈,而高攀龙性格峭整,行事拘敛,与之不类。而本文通过考察王世贞为高攀龙嗣父高校所作墓志发现,高校性格峭整恭谨,高攀龙与之相类。高攀龙自幼为嗣父母抱养,其性格应受高校影响较大。高攀龙为后世学者津津乐道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则与嗣母朱夫人的信仰价值有很大关系。高攀龙生平研究以时间作为主线,分别对其进学师承、早期交游、讲学活动和立朝大节四个方面进行考察,重点关注高攀龙理学思想的形成和政治活动的参与,为接下来的文学研究作铺垫。第二章探讨高攀龙文学思想及其理学渊源。高攀龙与其他明代理学家一样不喜欢谈论诗文,但仍然可以从其繁富芜杂的着述中?绎出较为明晰的文学思想。高攀龙文学思想分为三个方面:文道观、诗文创作观和文学批评观。文道观探讨文道关系,是高攀龙文学思想的总纲,分为道本文末和文道一体两个方面。前者强调道是统摄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的总价值,见道是一切文学活动的旨归。后者虽不否认道的根本地位,但充分肯定文学在道统摄下的价值发挥。高攀龙认为天下大任系于文章之士,而且常用穷理、修身的方法教导别人如何作文,甚至用文章之道反过来指导别人修身进学,体现了高攀龙较为开明的文学观。高攀龙诗文创作观分为三个方面:诗文遣情与性情于正、无意而工与自然本色、穷而后工与患难透性。每一方面的前者是高攀龙诗文创作的思想,后者是相对应的理学渊源。高攀龙文学批评观分为两部分,即以德论文和明理正学。高攀龙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不仅从道德品质着眼,而且极其看重作家的学术素养,这种批评观与人伦即理及学术为本的理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三章对高攀龙的诗歌进行研究。高攀龙是东林学派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不以诗名,却饶有诗才。本章首先从地域和传统两个方面探讨高攀龙诗歌创作的背景。从地域来看,晚明江南诗学流派纷呈,争鸣激烈,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成为主流。虽然东林学派诗人内部的诗歌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但他们基本上都坚守古典主义诗学传统。从传统来看,明代性理诗人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诗学传统。这一诗学传统可归纳为《诗经》风雅传统、效陶传统、崇杜传统以及宋明理学家诗人内部因袭传统四个部分,其中崇杜传统的表现较为复杂。晚明江南其他多数诗派和性理诗人极度推崇陶诗,形成了吴地文人慕陶、效陶的风气。人生志趣、诗学风尚和地理环境是形成吴中效陶之风的三大因素。在高攀龙的周围,同样形成一个以陶诗为宗尚的文学群体。他们以陶为宗、相互激赏的情形构成了晚明吴中拟陶风气的一个缩影。本文从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陶诗语词的效仿以及对陶诗意象的袭用三个方面探讨了高攀龙的效陶诗。对高攀龙理学诗的探讨则从“以物观物”的言理诗和“专以举道”的言理诗两个方面出发,并深度阐述这两种言理诗背后的理学思想,重点探讨高攀龙诗歌对理学的作用。诗本身高度凝练的语言、鲜明和谐的韵律、跌宕起伏的节奏使得艰深晦涩的理学思想在表达与再现的过程中具有了音乐美与艺术美。理学严密的逻辑性、思辨性与诗歌精整的体制、声律一拍即合。本章还着重对七律作为高攀龙主要言理诗歌体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章最后探讨了高攀龙其他类型的诗歌及其艺术特色,如纪行诗、赠答诗、祝寿诗、哀挽诗等。这些诗歌呈现出与拟陶诗、理学诗全然不同的风格,除祝寿诗外,其情感较少为理学思想所束缚,虽然学界对此关注不多,但其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第四章对高攀龙文章进行研究。高攀龙文章各体全备,以传统古文为主,同时兼具晚明浪漫主义文学倾向。高攀龙杂记与游记中的山水清音、祭文与像赞中的曲尽人情以及题跋与尺牍中的哲理意趣皆呈现出晚明小品文的审美趣向。同时,高攀龙理学思想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传统伦理道德高度吻合,其理学影响下的文学创作依旧以文质兼备、气格高古、义理纯熟的传统古文为主。寿文和墓文是其古文创作的主体。高攀龙对寿文进行了文学化和学术化改造。而高攀龙的墓文创作,或将名不见经传的墓主行迹融入到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或以极其琐碎细致的笔法描写人伦常情,或极力刻画小人物在时代中的人生遭际,由此给读者提供了审视晚明时代风气、学风转向、家庭伦理和社会制度的特殊视角。高攀龙序文包罗万象、广大精微。而其早期奏疏高谈阔论,所谈政治主张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晚年奏疏则务实稳健,呈现出前后风貌不一的特点。高攀龙理学着述特点显着。语录、札记体现了简明洗练的言说方式,说辨、讲义体现了严谨邃密的思辨精神,偶笔、论赞体现了沉酣浓郁的文学趣味。第五章探讨晚明党争对高攀龙文学创作的影响。高攀龙出仕的两个时期恰逢晚明党争的起点和高潮,他对政治始终保持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热情。因诗风整体效陶的缘故,高攀龙诗歌受党争影响不大。但万历党争影响下的记事文学创作呈现出激愤乖戾之风,而天启党祸中高攀龙的尺牍则流露出无奈、自责、悔恨与绝望交织的复杂思想。政治影响下的高攀龙文学创作与其醇熟精一的理学思想呈现背离之势。高攀龙文学在理学的影响下既遵循古典雅正的文学传统,又兼具深厚丰富的学术内涵,充满思辨性和逻辑性。在他的文学实践中,文体的表现功能也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但其对理学性情的追求、对人之常情的克制使得高攀龙文学普遍缺乏真情这一文学质素。而且对理学知识以及伦理道德的反复表达,使得其文学风貌由精深变为浅薄,由典雅落入俗套,充满了浓厚的说教色彩。高攀龙文学生动地记录了其理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并且为学术观点的表达提供了充分的艺术修辞。高攀龙文学与理学可谓关系紧密,互有影响。但因政治、世俗、真情的影响,其文学与理学又体现出背离的一面,这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的契机。高攀龙文学是东林文学的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与唐宋派相类,而与“后七子”不同。东林士人的政治理想和斗争精神为复社、几社全面继承,但在文学上并没有为他们留下丰富的理论遗产,所以他们在整体上继承了东林文学古典雅正的文学传统,但在具体文学主张上却兼收并蓄明代复古各家,从而掀起了明代文学最后一次复古主义高潮。

吕成震^[5]（2021）在《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文中提出明初重构中央权力体制的过程中,三大府之一的御史台被重新改造。御史台中侍御史的地位及作用逐渐降低最终被废置,而察院的地位不断提高,成为明代中央最高监察机关。明太祖在察院的基础上,将其更置为都察院,体现了明代御史以察为职的特色。明代为适应后中书省时代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以及处置地方司法案件的需要,将都察院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各按省分治刑名、监察等事务。河南道是都察院十三道之首道,主管监察河南布政司范围内的布、按、都司、王府等衙门。同时,河南道还带管监察在京外朝之礼部、都察院、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光禄寺等衙门,内府之司礼、尚膳、尚宝、直殿等监局,以及在京及直隶部分卫所、府州及盐运司等衙门。明代御史监察百官,为皇帝耳目之司,其选任最为严苛。从河南道御史的履历中可以看出,明代御史选任对于选人的出身、年资、年龄、才学等方面皆有特殊的要求。而河南道掌道御史的选任则更为严格。明中后期都察院为稳定发挥河南道的职能,逐渐将河南道掌道一职差职化。这使得由他道御史改任河南道御史的情况逐渐增多,各道御史之间的流动性大为增加。明代各道御史任官中遵循亲族回避、籍贯回避、管差回避等回避原则,以保障监察职能的发挥。此外,明代御史的出途多以升迁为主,河南道掌道御史的出途更为显贵,往往得以内升小九卿。明中期以后御史迁转过快以及内外升转比例的失衡也造成了京官的壅滞,加剧了政治纷争。明代河南道所辖职务繁多,既包括作为御史的一般职能,如刑名覆核、照刷文卷、纠弹、言事等,还逐渐参与到明代官员的考满、京察、朝觐考察、军政考察、会推、年例等事务中,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河南道对内外官员任满的考核是分理都察院院务的体现,弥补了明代部分内外官员无堂官考核的缺陷。在明代内外考察事务中,河南道主要负责对被考官员的发单咨访工作,同时与吏科、考功司公同协商初拟考评意见,为部院定考提供依据。此外,河南道还与吏科一同行使科道拾遗的权力,通过汇集、表达科道意见的方式对部院考察的过程进行监督。在会推及科道年例升转中,河南道及吏科等科道力量凭借着自身权势的上升,逐渐通过舆论监察的形式对会推及年例的拟定施加影响。河南道因其职能的繁重,逐渐成为明代“台班之领袖”。河南道的职权与明代中央及地方衙门的权力交织在一起,相互碰撞、彼此影响。在都察院内部,河南道随着职能的膨胀与堂上官的关系日渐密切,同时又因河南道具有考察诸道的职能及首道的地位,河南道逐渐有统协于诸御史之上的趋势。明代科与道之间虽职能各有所侧重,但是对于中央部院的监察,两者职能多有重叠。河南道对明代吏治的参与和监察一定程度上侵夺了吏科的权力。河南道等道臣参与明代考察、会推等事务,侵夺吏部职权的同时,亦有弥补行政系统自身管理职能不足的作用。都察院与吏部之间既协同合作又彼此制衡,但是嘉靖以后部院之间多有为职掌相争的情况。礼部是河南道所带管监察的衙门,礼部衙门所犯刑名卷宗皆由河南道分理。河南道有着监察礼部事务、纠察礼部官员、参与议礼咨访等方面的权力。在刑名方面,都察院与刑部之间既有审刑上的职能分工,同时都察院还对刑部审刑有监察覆核的作用。此外,从河南道与刑部河南清吏司的分管范围来看,二者基本相同,体现了明代中央部院十三司道的分属范围划分的一致性。河南道还对兵部军政考察、武举等事务有着拾遗纠察的作用。河南道与明代中枢权力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对决策的建言、权力行使的规谏与纠驳等方面。河南道等十三道之公议影响着决策意见的形成,但是皇帝对于言官建言、纠驳有着最终决裁的权力,制约着其职能的行使。内阁亦可以对中枢决策施加影响进而干预科道权力的行使,不过河南道等科道官对会推阁臣有着咨访监督的作用,亦得制衡阁臣。两者彼此制衡的同时亦有言官攀附结纳阁臣的现象。此外,河南道本具备监察司礼监等内府衙门的职权,但是随着司礼监等内官权力的上升以及明代“以内制外”的政治格局的影响,河南道等外廷实际上并不具备制约内廷的能力。河南道与地方权力的关系,一方面主要体现在河南道对所属地方刑名的审理和监察上,另一方面还体现在河南道对巡按、监司的考核与监督上。明代通过设立巡按御史,构筑起一条中央对地方垂直监察的通道。这条通道逐渐凌驾于各层级政务传递的体制及地方原有的监察体制之上,并推进了明代按察司职能的转变。河南道所掌回道考察、保举咨访、考察地方官员等方面的职能,与巡按御史、按察司等地方官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都察院监督巡按御史及地方按察司官的得力助手。明末都察院曾尝试通过河南道加强对巡按御史的监督和控制,以期严明举劾,澄清地方吏治。但是,受制于政局的变动,河南道并未真正起到考核、制约巡按御史的作用。明代河南道有着职能不断扩大、职权逐渐异化的演变趋势。河南道职权的扩大,一方面来自于都察院内部院务的分派,另一方面来自科道言官集体。其职权的演变并非单由本身监察权扩大所造成的,还受到了来自本衙门及外部政治环境的多重影响。河南道职能的异化表现在其部分职能的行使超出了监察的范围,有着直接参与部分行政事务的趋势。此外,河南道御史本身亦存在一定程度上腐化的现象。河南道在明代考察、言路以及举劾等方面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晚明各党争夺的焦点。明代科道咨访职能运作的背后蕴含了公议、公论的政治价值。在明代政治中,吏科、河南道等言官是掌握公论的主体,这种公论对于进退官员有着极大的舆论压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明代科道官权力不断膨胀、话语权不断提升的内在价值支撑。但是,晚明科道不过徒持公论之名,毫无公论之实,甚至以公论之名挟制政府,干扰政治秩序,加剧了明末政治的内耗。

彭丹^[6]（2021）在《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虽然阳明学和道统论分别都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然而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研究一直以来却较为薄弱。固然从整体来看阳明学的确少谈“道统”一词,但阳明学者的道统意识却又十分强烈,具有道统意蕴的论述也十分丰富。本文紧紧围绕本质性与历史性两个道统论的关键维度,通过对不同类型道统思想的细致分析,以期勾勒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整体面貌。第一章总体讨论阳明学道统思想的由来、表现形式和发展轨迹。朱子学以凸显精神文化意蕴的道学来理解道统,阳明学继承了这一立场。不过在具体表述上,从阳明而下,阳明学者较多使用宗、脉这两个概念来表达自我的道统关切。其中,宗偏向本质型维度而脉偏向历史性维度。由所宗不同,阳明学可以分为以良知、仁、身、性概念为中心的四个道统思想类型,其中以致良知为宗和以求仁为宗是两种前后相继的主要类型。在以道学理解道统之外,基于对实际治理秩序的强调,随后晚明阳明学又出现了治、学二分,以治统摄学统的道统思想新局。第二章主要论阳明学对“十六字心传”的理解。“十六字心传”是朱子学道统思想的中心论点。阳明在朱子理学道统论的背景下,早期以源于“十六字心传”的心学为主旨论述道统,阳明后学不论具体立场为何,都不否认圣学为心学的基本观点。就道心人心的关系而言,阳明和大部分后学都持心即理的观点,对道心人心坚持一种天理人欲的对立理解;少数后学则将道心人心视为一种非一非二的体用关系。不过虽然立论各异,阳明学者都能将道心把握为主体性价值的内在根源,这就和朱子学的理解区隔开来。阳明学者也多有将中视为圣学之宗的提法。总体来说,“十六字心传”在阳明学道统思想中处于一个既重要又缺少独立性的位置,可以在总体上确定阳明学的道统思想是一种心学道统论,但不能以此判定各学者道统思想的具体意涵。第三章专论阳明学中以良知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起初以心学衡定圣学,在自身良知学成熟以后,便大肆宣讲良知学,以良知为中心定位圣学。阳明道统谱系的突出特点是推重颜子和周、程二子。阳明的大多数一传弟子接踵继武。浙中王门一传侧重揭示在中之体,江右王门一传关注工夫,归寂派王门一传偏重寂、静等观念,他们以良知学为核心各有侧重地建立各自的道统论述。良知学的道统地位在阳明从祀时达到了高峰。但是阳明二传弟子以后,除了一些浙中王畿后学以外,鲜少有以良知为中心而建立道统论述者。随着良知学权威的下降,良知道统论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第四章考察阳明学中以仁学为中心的道统思想。阳明在致良知之外,也特别重视一体之仁并在晚年大力提倡,但始终没有完全将其提至道统论述的层面。蒋信以万物一体为宗,在阳明弟子中独树一帜。在他们的影响下,以仁为宗的道统思想在二传以后弟子中得到了张扬。江右王门二传仁、心并重,浙中王门二传大力渲染仁体的宇宙意义,黔中王门注意发挥仁体合内外寂感的本质,天台一系的学者建立万物一体之仁的道统历史铺陈,泰州后学颜钧、何心隐则在道统中直接孔仁。这些学者的道统论述与致良知为宗者的不同就在于以求合内外的仁为旨归并以此来定义心体,在谱系上以仁学为中心而回归孔孟。此外,以修身为宗旨的道统思想将身体性作为道德实践的根本,宗性的道统思想以性为首出的观念,此二种道统思想可以视为仁学道统思想的同调。第五章讨论晚明阳明学道统思想的新局。阳明后学中主张三教合一论者有一种平视三教的正统主张,不特别标榜道传的儒家系谱,这以李贽、焦竑二人为代表。而更多的三传以后弟子以治、学两条线索组织道统论,治之统系虽以学为根本,却将学之统系兼摄。江右王门胡直后学邹元标、郭子章并列治、学两条谱系;浙中王门陶望龄的道统论也有着道事合一和道不即事的两条线索;泰州罗汝芳更是推尊明太祖,以孔孟之学佐唐虞之统的最早代表。在这几者之外,泰州后学杨复所与管东溟的道统理论,在鲜明地以治摄学的同时又融摄三教,将“道统”包含广大社会政治伦理秩序建立的意蕴表露的更为显豁。这样,代表治统的明太祖获得了超然的道统地位,道统中实际秩序治理的内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这也造就了道统被治统融合的风险。本文第六章观察阳明学的传道观与传道实践,这是从较为现实和对阳明学者自身较近的时间点中发见道统思想的特点。阳明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鲜明的任道意识,有的学者对道的承担意识还特别强烈。阳明学者的传道观有着丰富多样的内涵,既受到禅宗传灯观念和宗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又蕴含着道的普遍存在和独断承担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阳明后学对于孰为阳明后之正传意见分歧不一,主要有以江右、浙中、泰州三种看法,这表现了阳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地走向分化。和一般认为不同,总体上阳明学的传道实践并不非常普遍,只在浙中和泰州王门的若干人物中有所表现。最后余论论述本文的分析对理解阳明学历史发展逻辑和建设当代道统理论两个方面的启示。对道统思想史的阐释可以观察出阳明学与晚明学术发展的某些趋势与特点;而传统儒学本身要求道治合一的内在结构特质也值得当代道统建构论者深思。

唐明贵^[7]（2021）在《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说明明代《论语》诠释,上承宋元之余续,下启有清一代之端倪,具有自身的时代特色。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论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阐释、利用和发挥,建构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他们对《论语》的阐述、利用、发挥,又促进了《论语》学的进一步发展与兴盛。后世学者对这一时期《论语》注本的研究,既有宏观的通史类、断代史类着作,也有微观的个人着作的探讨;既有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但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补充和完善的地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白宇辉^[8]（2021）在《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以文化哲学的视角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此探讨思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通过对中国传统农本社会的分析,解析明代儒家思想文化产生的根源,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整体把握,一方面,明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明代经济发展的形势以及新的动向都与传统儒家思想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明代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促进了经济的进步,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传统内容又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阻滞力。最后,对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更有利于我们探讨传统儒家思想与经济之间的同构和张力,有助于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建设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进一步厘清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下的文化冲突和文化整合机制,对我国的现代文化转型、文化输出和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李梦媛^[9]（2021）在《中国古代书法雅俗观嬗变研究》文中指出“雅”“俗”作为审美范畴,在中国历史上被普遍用于人物臧否和艺文鉴评。“雅”有正统、官方、优美、文雅、典雅等含义,“俗”则有风俗、流俗、粗俗、浅俗、庸俗等含义。立足具体的历史语境,结合社会文化及时代思潮,古代书法雅俗观在其生成与递嬗中的意涵是不断变化、不断丰富的,而书法美的意义和价值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证实。综合来看,古代书法“雅俗”品评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聚焦于“书”,“雅俗”是对笔墨语言及风格形式的评价;聚焦于“书家”,“雅俗”是对主体精神及人格学养的评价;二者并不割裂。通过对历代书论的爬梳,雅俗观既是书家对雅正传统和书脉统绪的认定,又包涵着书家高雅的精神旨趣和超越尘俗的审美理想。关于书法“雅俗”的探讨,可追溯到东汉,魏晋南朝在对书法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形成了诸多围绕“雅俗”的相关范畴、概念及命题。到了唐朝,随着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推崇,加之孙过庭等在理论上的进一步阐述,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得到了确立,帖学的雅正传统得以明确;其后,张怀瓘较为客观且辩证的看待王羲之书法,对书法“雅俗”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辨析,并提出“与众同者俗物”。宋明书法雅俗观大抵呈现三种旨趣:其一,北宋文人极重“雅俗”区分,探讨围绕主体德性学问之“雅俗”展开,以书写自然、表达自我精神为“不俗”;其二,“道统”影响下,朱熹、郝经、赵孟頫等人求雅求正、崇尚古法,郑枃、项穆致力于对书法正脉及书学统绪的梳理与总结;其三,心学背景下,“真”“生”“拙”“丑”“奇”等范畴成为理论讨论重心,主体之真性情、真本色成为破“俗”的方法论。清代碑学范式下,传统书学观和品评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碑学的合法化也导致了书法雅俗观的丕变。由于“雅俗”意涵也不是恒定不变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能相互转化,书法中还有着“过雅则俗”和“化俗为雅”的问题。

李敏^[10]（2021）在《“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末五子”是后七子派领袖王世贞命名的一个文学群体,成员包括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他们文学交游活动广泛,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辐射面广,影响者众。“末五子”处在七子派与公安派的过渡地带,在晚明文坛由复古向新变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们对七子复古派的文论主张多有矫偏救弊之举,同时不断调和“师古”与“师心”的矛盾,发挥了扭转文学流弊的作用。他们坚守文学有益于世用的原则进行创作,与晚明作家宣传人性解放的文风有根本性的差别,起到了对晚明世风振起的作用。本论文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说明“末五子”命名的缘起及作为群体研究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内容、重点、难点和创新点。第一章探讨王世贞命名“末五子”的意图及二者的依违离合。通过对“末五子”排序问题的分析,探讨王世贞的排名意图。第二章分析晚明文学思潮嬗变下,“末五子”的文学观念及其对晚明文学思潮的纠偏和折衷。第三章讨论“末五子”对明代博学思潮的接受及推进,聚焦李维桢、胡应麟诗文创作的博学特性。第四章第一节讨论晚明儒释道思潮对“末五子”的影响,从李维桢《续藏书序》两个版本的文字差异入手,分析他对狂禅派代表李贽的真实态度;第二节着重阐述屠隆的“三教合一”思想,屠隆与李贽的差异性特质,指出屠隆不属于狂禅派,从所掌握的材料出发,论证屠隆纵欲之说不成立,屠隆在生活上克欲寡欲,在作品中宣扬情欲的危害性,他是晚明世风的振起者。第三节重点讨论儒释道思想影响下的屠隆诗文创作。第五章分析在晚明复古文学思潮下,赵用贤、魏允中诗文创作中复古与新变的特点。第六章从文学交游的角度讨论胡应麟、屠隆、李维桢的文坛地位及影响。重点围绕他们的诗社活动、文坛盟主地位及对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展开分析。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晚明儒门学风之变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晚明儒门学风之变异（论文提纲范文）

（4）高攀龙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8）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古代书法雅俗观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晚明儒门学风之变异（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时期我国民间道德教化范本的生成与应用 ——以功过格为例[D]. 王君露.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论顾炎武的诗学思想[D]. 高晓立. 辽宁大学, 2021
• [3]清初诗歌黍离主题研究 ——以苏州府为中心[D]. 高子芹. 江南大学, 2021
• [4]高攀龙文学研究[D]. 渠嵩烽. 上海大学, 2021
• [5]明代都察院之河南道研究[D]. 吕成震. 吉林大学, 2021(01)
• [6]阳明学道统思想研究[D]. 彭丹. 山东大学, 2021(11)
• [7]明代《论语》诠释研究综述[J]. 唐明贵.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21(03)
• [8]明代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D]. 白宇辉.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9]中国古代书法雅俗观嬗变研究[D]. 李梦媛.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10]“末五子”与晚明文坛研究[D]. 李敏. 兰州大学, 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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