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该读:为了关心中国经济的前途──《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评介(论文文献综述)
杨贤敏[1](2021)在《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文中认为《经济周报》是1945-1949年间上海出版发行的对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理论性经济刊物。目前,该刊物已有相关纸质版和电子版出版发行,但学术界对其缺乏专题系统研究。《经济周报》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主要内容是对这一时期国内外经济问题和经济理论进行了理论性和现实性的综合研究报道。例如,关于国内经济问题中的农业问题、对外贸易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关于国际经济问题中的美国与英国、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问题;关于古典经济学派和现代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等等。本文运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助拉斯韦尔“5W”理论对《经济周报》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并从资料收集、主题内容及文化传媒等方面,深刻揭示了其学术理论价值和进步意义,同时也希望相关研究方法对这一时期其他大众传媒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学术启发和借鉴。
刘倩[2](2021)在《李斯特与近代中国》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第一个向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提出挑战的经济学者。李斯特的主要经济理论包括国家经济学理论、生产力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尤以其保护主义最为出名,其被称为保护贸易派的学者。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为不少后进国家吸收借鉴,包括德国、美国、日本、俄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爱尔兰等国,都曾以李斯特学说为经验,逐渐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李斯特由此而颇具影响力。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尤以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为甚。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中国关税自主权丧失,在国际贸易上一直处于入超之地位,加以国内外政治形势动荡,国内工商业在夹缝之中求生存。留学时潮一时兴起,为国内学者了解世界开通了新的门路,留日学生、留学欧美生的增多,近代中国学人得以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为改变国内经济困境,以留学生为主体,西方经济学说逐渐被引入中国,李斯特经济学说亦是在此西学东渐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晚清民初,李斯特经济学说处于初期传播时期,主要以报刊所载文献介绍最多以及译介书籍中有所论及,此阶段李斯特学说传播极具零散性特点。20世纪20年代,为李斯特学说在华传播的关键阶段。译介着作对李斯特的论述较为详细,出现了不少专门叙述李斯特的文章。1922年马寅初的演讲《马克斯学说与李士特学说二者孰宜于中国》为近代学人首次公开宣传李斯特学说。以1925年刘秉麟的《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和1927年出版的王开化翻译李斯特的着作《国家经济学》标志着李斯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系统传播。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李斯特经济学说进一步扩散,不少国内学者着作对李斯特学说有所论及,并基于自身之理解进行分析。尤其以抗战以后,国内学者论着逐步取代国外译作,在李斯特学说传播上占据主导地位。李斯特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的特征,其传播路径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形相适应。李斯特学说传入中国后,近代中国学人对李斯特本人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李斯特各类学说的解读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在近代学人眼中,李斯特本身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有浓重爱国情怀的人物。学界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来源,对其保护贸易学说、国家主义学说、生产力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说、经济学研究方法都进行了不同层面的阐释,与外引文献相比,这些评判一方面与外国学者的看法有一致性,同时亦有国内学者自身之独立见解,他们在学术层面的种种思考,表明中国经济学研究在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近代学人分别将李斯特与亚当·斯密、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了对比,从谈论他们在西方经济学史上的地位,到探讨他们具体学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但最终之落脚点即在于将三者之学说与中国实际经济情形相结合,区分各类经济学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学术争论的背后是种种现实层面的考量,民族情感、现实困境与学术思辨的相互交融,形成多维度的互动。近代学人受李斯特学说影响,呼吁保护关税,要求收回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关税自主运动。民国建立初期,南京国民临时政府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政策,北京政府亦致力于保护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承继了北京政府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抗战时期,形成了天然的保护机制。战后,大多数学人认同中国实行保护政策,但国民政府为附和美国,不顾当时中国经济之实际,实行自由贸易,这不得不进一步恶化了战后国内的经济形势。民国时期的保护政策带有明显的李斯特特征,说明李斯特学说着实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近代学人从李斯特学说中获得启发,利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以相对主义的世界观为榜样,将学说与实践相结合,更注重经济学的致用功能,与中国古代“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承接,种种迹象表明李斯特在近代中国具有明显的感染力。
傅辰晨[3](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陈杰[4](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提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陈龙[5](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认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马晨莲[6](2019)在《《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西学”是晚清以来中国文化思潮中与“中学”相对的一个概念。在近代中国,西学的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强势入侵和国人被迫主动学习的过程进行的。这种传播是一种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侵入,其影响范围广泛而深入,由表层器物文化层面到中层制度文化层面直至深层精神意识文化层面。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之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及“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近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终刊的近45年间,在不同的重大历史时期,其办刊宗旨和方针始终紧随历史和时代的变迁不断革新变化,从创刊时,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到关注时政与发表言论的“舆论前沿阵地”“舆论的顾问者”,再到“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最终以“阐明学术为主旨”,始终坚持传播世界新知的初心,为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而努力探索。《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涉及领域广且专。不仅记录和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变化与西方科学文化知识,还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人文社会思想。通过对《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进行量化分析,其西学传播进程总体呈现:初创期(1904-1911)积极与开放;发展期(1912-1926)反思与争鸣;成熟期(1927-1938)构建与传播;衰退期(1939-1948)失色与衰落等阶段性特征;逐渐形成审慎理性,温和渐进;开放自由,兼容并蓄的思想性特征。在西方社会思潮、文化思想与近代中国知识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东方杂志》在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西方新文化、西方新式教育、西方自然科学和西方宗教等各个方面都站在时代最前沿发声,始终是引领风潮,针砭时弊、建言献策的先锋。择取若干问题专题研究,以点为中心全面关照。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历史背景中纵向分析,另一方面将《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置于时代背景中横向考量,进行历史反思与现代意义思考。对当今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复兴路径及增加中国文化的世界话语权和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介入,《东方杂志》站在中西社会性质差异比较的视角上,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东西文化,认为历史和生存环境不同与社会性质的差异导致文明的差异,东西文明一“动”一“静”,各有所长又各俱不足。主张保守中国“旧”传统文化自身特色,吸纳借鉴西方“新”文化精髓,并进行调和互补,温和改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反对盲目激进。认为“新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新旧”相续,以成调和。应根据客观事实“拣择”调和。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接续主义和保守主义态度。《东方杂志》认为欧西近代文化是一种“物质文化”,而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调和统整西方“物质”文化的流弊,是中国增强国力和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将中国“国粹”摒弃而输入西方之“物质文明”,会将东方“精神文明”的根基毁灭无存。如能将西洋文明融合成功,不仅可以改善中国文化,还可以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绳”,统整全世界文化。《东方杂志》调和、协统的文化思想。具体表现为中国文化优越论、精神救国论、新旧调和论、动静调和论、精神物质协力调和论、互助论、第四种文化观等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思想主张。在社会政治及思想的传播方面,《东方杂志》不拘泥身份与派别,广纳百家言说,既推崇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和政治实践,也刊译社会主义思潮的言论和主张。以平民色彩的民主思想表现和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广泛传播西方社会制度,译介各种社会思想和思潮。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介之一,以客观译介、学理分析、积极传播为特征,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主义等24个社会主义流派都有大量译介和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高峰期,客观上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其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思潮的传播,起初是心态的自然流露。《东方杂志》创刊人之一张元济曾是“维新变法”参与人,始终坚持“革除弊政”“变法求新”的观点。希望通过“辅助教育为己任”循序渐进启导国民,开化民智,达到国富民强的理想。张元济的变革思想与清末立宪派内的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的主张正相契合。主办者们一开始就对《东方杂志》寄予了言论救国的政治期待,使之成为晚清立宪派主要的舆论阵地。持一种“立宪救国论”的态度对宪政制度及思想进行译介与“鼓吹”,这也是《东方杂志》办刊期间唯一的一次政治立场激进倾向。然而《东方杂志》对宪政的传播也由“鼓吹”到失望,最终转向批驳和抨击的态度。“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政体,也结束了进行中的君主立宪政体,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前车之鉴与本身理性和审慎的办刊理念,使得《东方杂志》政治传播思想和主张趋于理性和成熟。虽然后来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及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平台,积极传播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等西方民主制度和思想,但多以学理分析和知识传播为主流。近代史上西方传教士大批量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中国社会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五大宗教并存的社会状态。《东方杂志》创刊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迅速发展及因中西观念差异而引起的“晚清教案”频发时期。创刊号上便设置了宗教专栏,对西方基督教和其引起的“晚清教案”问题进行传播与探讨。知识性译介西方宗教概念、历史和文化,学理性探讨和研究西方宗教学术成果,全面客观反映“晚清教案”问题。不仅启蒙了国人对西方宗教及宗教文化的认知,同时也为知识群体提供了发表对宗教问题、社会问题自由言论的平台。尤其关于“晚清教案”问题,《东方杂志》所刊载的文章和言论始终处于社会最前沿。凭借其时代敏感性和客观译介与学理分析的传播思想,引发了国人寻求解决宗教问题,探索中国宗教前途的热议与思考。东方学人用言论和文章传达着对中国宗教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注,可谓是当时社会中仅有的传播媒介。《东方杂志》这种临历史风潮变幻而独具的审慎理性、自由开放、兼容并蓄的思想传播态度,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温和渐进、借鉴吸收的文化改良主张,值得当今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和文化振兴借鉴与思考。
葛宣冲[7](2019)在《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以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随之进入快车道。国有企业作为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天然场域,应当且必须成为我国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标杆和榜样,进一步彰显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本质特征。本文以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围绕企业民主制度建设是什么、为什么需要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如何实现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三大问题进行谋篇布局。其基本研究思路是: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相关概念、理论与经验入手,理清企业民主制度与经济民主制度的逻辑关联,对改革开放前后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进行爬犁,剖析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试图整体把握当前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主要目标与基本方式,以期澄清学术界和理论界对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认识的歧义和误区,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寻求智慧资源和思想启迪。全文共分为导论和五个章节。导论部分主要阐释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背景与意义,梳理了其国内外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了研究中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第一章为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概述。在对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相关概念界定的前提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企业民主制度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理论与西方企业民主制度的理论,并简要概括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经验,为论文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支撑。第二章为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在界定民主制度的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对经济民主与经济民主制度、经济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两对范畴的逻辑关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经济民主制度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企业民主制度作为经济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在理论维度上与经济民主制度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实践维度上并非完全受制于经济民主制度。本章的研究完成了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第三章为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与问题。在廓清国有企业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进行了全景式地深入研究。这一研究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逻辑起点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第四章为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本章从认识误区、政策偏差、经验匮乏三个维度,剖析了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存在问题的内在机理、历史局限,初步找到了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病根”,为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第五章为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路。本章依据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从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主要目标、基本方式三个方面,提出了颇具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思考。
吴芳[8](2019)在《19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以及国内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苏联“计划经济”思想传入中国。1930年代中国传播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媒介是以时事政论刊物、党派机关刊物和各类专业型学术研究刊物为主,传播成员则大体包括新闻记者,赴苏联考察游历的共产党员和国民政府官员等。就传播内容而言,传播成员主要从辨析“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的异同、解读苏联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宣传苏联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单纯的赞扬或贬抑苏联计划经济的角度或方式对苏联“计划经济”思想作了较为广泛的介绍和宣传。19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思想传播的主要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关注从而对苏联充满艳羡之情,同时也坚定了他们期望学习苏联,走计划经济道路的决心和信心。苏联“计划经济”思想的传播也推动了一些国民政府官员对计划经济的认同,受此影响,国民政府开始确立战时计划经济体制并优先发展重工业。
竟辉[9](2018)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一时间,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兼而有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擘画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景象。然而,社会思潮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政治诉求、系统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抑或侵蚀。在犹如万花筒般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就是衍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确定政治制度意向的社会思潮。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程度和思想分化裂度的不断加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激烈论战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心忧虑和认识分歧,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双方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但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毋庸置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较量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通过对中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学理概述,阐释了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流变过程,同时分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心理基础,从而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新左派思潮与西方新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发展脉络、存在形式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嬗变历程、表现样态,能够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特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演进所凸显的只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样化图景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多样化图景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并非孤立的个体,二者同其他社会思潮存有密切联系。我们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基本立场、现实评价、政治主张等方面相对立,但并不排斥它们在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现代建构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融通之处。反观20余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其深刻的论争背景、宏大的论争主题、丰富的论争内容和嬗变的论争过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纷争乱象。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是在实践的操作性方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变量,它们针对的虽是同样的中国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关怀。囿于各自理论逻辑的依附性、政治逻辑的排他性和思维逻辑的教条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既有理论主张上的误区和偏差,也有价值认知上的分野和悬殊。这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模式、社会性质、改革开放、自由平等和全球化进程上。显而易见,这种内在的价值裂变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境遇,从比较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各自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整体上把握二者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合关系,继而重点剖析和论证它们潜在的意识形态危害。然而问题在于,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评价都要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和所经的阶段来进行。众所周知,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而且还要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则遵循、方法探求和目标建构三个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
吴福平[10](2018)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需要自由和自由意志,同时必须要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和能力。批判和反思可以为自由意志筑起一道“防火墙”,可以防止自由意志溢出现实世界或者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之外,进而失去交往的合理性和行动的合理化。这也正是本研究以自由意志(求善)、反思(求真)和批判(求美)作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的根本原因。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唯有马克思主义在对古典哲学和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中,让“自由”进入了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的实践长河,也让我们认清了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对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文化观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昭示的真、善、美的理想是真正的、内容意义上的文化原动力。在此基础上,首先是致力于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其次,构建了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图,试图揭示文化原动力的核心要素:自由意志、批判和反思在“超”(S)文化态”、“合”(I)文化态、“和”(H)文化态、“纯”(P)文化态等四种“文化形态”,以及在学习力、革新力、凝聚力、传播力等四种文化软实力中的传导机制和基本规律,揭示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的传播路径和作用机理;其三,运用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模型,通过对柏拉图“理想国”与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动力的分析,试图进一步奠定国家文化动力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思路。同时,对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多元文化动力、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意志精神文化动力、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动力以及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动力的核心要素、运行机制、传播路径展开了深入剖析和探索性案例研究。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本质的认识,有助于扬长避短,吸收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明成果,丰富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我国当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文化强国建设提供学理基础和文化支持。
二、该读:为了关心中国经济的前途──《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评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该读:为了关心中国经济的前途──《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评介(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1.2 学术史回顾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1.4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2 《经济周报》概况 |
2.1 创办背景 |
2.2 创办经过 |
2.3 办刊宗旨 |
2.4 栏目设置 |
2.5 发行情况 |
2.6 经费来源 |
3 《经济周报》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 |
3.1 作者群体 |
3.2 读者群体 |
3.3 良好的编读互动 |
4 《经济周报》关于国内经济问题研究 |
4.1 农业问题研究 |
4.2 对外贸易研究 |
4.3 通货膨胀研究 |
小结 |
5 《经济周报》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研究 |
5.1 英美等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5.2 苏联与东欧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5.3 部分亚洲国家经济问题研究 |
小结 |
6 《经济周报》关于经济理论与实践方法评介 |
6.1 《经济周报》涉及的经济理论学派 |
6.2 经济方法的研究 |
小结 |
7《经济周报》的特点、地位、学术价值及影响 |
7.1 办刊特点 |
7.2 所处地位 |
7.3 学术价值 |
7.4 积极影响与局限性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经济周报》作者简况表 |
致谢 |
(2)李斯特与近代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由来 |
二、选题论证 |
三、学术史回顾 |
四、学术要点 |
五、相关界定 |
第一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李斯特及其学说的传播 |
一、李斯特的生平与着作 |
二、李斯特的主要经济理论 |
三、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影响力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经济历史境况 |
一、清末民初中国的经济情境 |
二、20 世纪20 年代的经济情况 |
三、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经济情形 |
第三节 留学教育与西方经济学的在华传播 |
一、留学教育与经济学 |
二、西方经济学的在华传播 |
第二章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 |
第一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初步介绍 |
第二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系统引入 |
一、1925 年之前“简化版”的李斯特学说 |
二、20 年代后期李斯特经济学说广泛传播 |
三、李斯特经济学说的系统传入 |
第三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的进一步传播 |
一、译介着作对李斯特学说的传播 |
二、国内学者对李斯特的介绍 |
三、针对李斯特及其学说的专门研究 |
第三章 形象与阐释:对李斯特及其学说的评介与应用 |
第一节 李斯特其人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塑造” |
一、经济学者与实干家 |
二、爱国人物李斯特 |
第二节 近代学人对李斯特经济学说的阐释 |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的探讨 |
二、保护贸易学说的分析 |
三、国家主义的解读 |
四、生产力学说的阐述 |
五、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绍介与评价 |
六、学者谈论李斯特学说的影响力 |
第三节 近代外引文献中的李斯特及其学说 |
一、外引文献中的李斯特 |
二、外引文献中对李斯特着作及其学说的评判 |
第四章 李斯特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影响 |
第一节 近代学界论李斯特与亚当·斯密 |
一、学界谈论两者之原因 |
二、阐述二者存在的学术分歧 |
三、肯定二者学术地位及所存之共同点 |
四、关于“斯密道路”与“李斯特道路”的抉择 |
第二节 近代学界论李斯特与马克思 |
一、将二者视为经济思想史链条上的重要人物 |
二、近代学人对李斯特与马克思关系的论争 |
第三节 李斯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实际影响 |
一、保护贸易的呼声与近代经济的发展 |
二、近代经济学中的“德国传统”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近代以来李斯特及其着作译名变化表 |
附录二 、1901 年《译书汇编》所载之《理财学》 |
附录三 、《太平洋》所载王珽之《富兰利斯传Fricdrich List》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章节小结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章节小结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章节小结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章节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章节小结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章节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5)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一)党管党报 |
(二)全党办报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余论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西学传播的不解之缘 |
1.1 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发展脉络及历史嬗变 |
1.1.1 西学释义 |
1.1.2 西学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及文化变迁 |
1.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及其变化 |
1.2.1 “清末新政”促生《东方杂志》较早创刊 |
1.2.2 西学传播过程中《东方杂志》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
第二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及特征 |
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2.1.1 研究设计与方法 |
2.1.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内容量化分析 |
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特征 |
2.2.1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阶段性特征 |
2.2.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思想性特征 |
第三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主张 |
3.1 相对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 |
3.1.1 传统文化“优越”论 |
3.1.2 东方保守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
3.2 调和与渐进的文化改良主义 |
3.2.1 “新”与“旧”调和论 |
3.2.2 “动”与“静”调和论 |
3.2.3 “精神”与“物质”协力调和论 |
3.2.4 互助文化观与第四种文化 |
第四章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 |
4.1 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的媒体之一 |
4.1.1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 |
4.1.2 《东方杂志》马克思主义学说及社会主义思潮传播的第二个高峰期 |
4.2 《东方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介译及推进 |
4.2.1 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播 |
4.2.2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传播 |
4.3 《东方杂志》关于非马克思派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4.3.1 对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2 对法屛(费边)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3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传播 |
4.3.4 对法学的社会主义的传播 |
4.3.5 对于其它社会主义流派的传播 |
第五章 《东方杂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思潮的传播 |
5.1 晚清立宪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
5.1.1 君主立宪救国论 |
5.1.2 《东方杂志》对于宪政制度与思想的介译 |
5.1.3 由“鼓吹”——失望——批驳——抨击的态度转向 |
5.2 “不偏于政论之一方”的民主共和制及联邦主义的传播 |
第六章 《东方杂志》对西方基督教及“晚清教案”的传播 |
6.1 《东方杂志》西方宗教传播特征 |
6.2 全面关注与传播“晚清教案”的媒介 |
6.2.1 对“晚清教案”事件的客观呈现 |
6.2.2 引发了近代学人对中国宗教前途与命运的思考 |
第七章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启示 |
7.1 西学传播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失语”之殇 |
7.1.1 清初以前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
7.1.2 清末以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中话语地位的逐渐衰落与式微 |
7.2 《东方杂志》西学传播的“得义”之鉴 |
7.2.1 “审慎与自由主义,兼容并蓄”利于文化的交流与多元化发展 |
7.2.2 “调和中庸,温和改良”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7)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二)本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理论概述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1.1.1 民主 |
1.1.2 企业民主 |
1.1.3 企业民主制度 |
1.1.4 国有企业民主制度 |
1.2 企业民主制度相关理论 |
1.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企业民主制度理论 |
1.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理论 |
1.2.3 西方企业民主制度理论 |
1.3 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经验 |
1.3.1 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 |
1.3.2 社会主义国家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 |
第二章 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 |
2.1 民主制度 |
2.1.1 民主制度的内涵 |
2.1.2 民主制度的外延 |
2.2 经济民主与经济民主制度 |
2.2.1 经济民主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
2.2.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经济民主制度的基础 |
2.2.3 国有企业具备经济民主制度的基本条件 |
2.3 经济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关系 |
2.3.1 企业民主制度是经济民主制度的实现形式 |
2.3.2 企业民主制度与经济民主制度并非一一对应关系 |
2.3.3 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并非完全受制于经济民主制度 |
第三章 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与问题 |
3.1 国有企业民主制度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关系 |
3.1.1 国有企业的基本制度是经济民主制度 |
3.1.2 国有企业经济民主制度是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前提 |
3.1.3 企业民主制度建设是对国有企业民主制度的体现 |
3.2 改革前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与问题 |
3.2.1 改革前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总体状况 |
3.2.2 改革前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
3.2.3 改革前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 |
3.3 改革中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与问题 |
3.3.1 改革中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总体状况 |
3.3.2 改革中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
3.3.3 改革中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问题 |
第四章 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4.1 认识误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了,企业民主制度就建立了 |
4.1.1 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企业民主制度就建立了 |
4.1.2 按劳分配原则确立了,企业民主制度就实现了 |
4.2 政策偏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变化快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 |
4.2.1 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调整快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 |
4.2.2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快于企业民主制度建设 |
4.3 经验匮乏: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在摸索中进行 |
4.3.1 计划经济时期的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具有相容与相悖现象 |
4.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民主制度建设具有双重效应 |
4.3.3 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作用机理 |
第五章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思路 |
5.1 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重点内容 |
5.1.1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制度 |
5.1.2 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
5.1.3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 |
5.1.4 健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 |
5.1.5 探索企业共享机制 |
5.2 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主要目标 |
5.2.1 确立职工主体地位 |
5.2.2 参与管理决策 |
5.2.3 实现利益共享 |
5.3 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式 |
5.3.1 借鉴发达国家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 |
5.3.2 弘扬新中国成立以来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 |
5.3.3 落实党和政府关于推进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的要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19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背景 |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引发对苏联“计划经济”的关注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带来示范效应 |
三、国内民族危机的加深迫使中国效法苏联 |
第二章 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上) |
一、传播媒介 |
二、传播成员 |
第三章 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下) |
一、传播内容与形式 |
二、截然不同的两种传播态度 |
第四章 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一、对知识界的影响 |
二、对国民政府的影响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9)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目的 |
1.1.3 选题意义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根本内容 |
1.3.2 研究的基本思路 |
1.3.3 研究的主要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研究拟有创新点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第二章 中西语境下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新左派思潮 |
2.1 西方自由主义的源流与意蕴 |
2.1.1 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 |
2.1.2 西方自由主义的历史演进 |
2.1.3 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硬核 |
2.2 中国自由主义的流变与命运 |
2.2.1 中国自由主义的百年流变 |
2.2.2 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实质 |
2.2.3 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命运 |
2.3 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理论考察 |
2.3.1 新左派思潮由来与概念 |
2.3.2 新左派思潮的理论依据 |
2.3.3 新左派思潮的心理基础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缘起发展 |
3.1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缘起发展 |
3.1.1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 |
3.1.2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
3.1.3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四重面貌 |
3.2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缘起发展 |
3.2.1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 |
3.2.2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嬗变历程 |
3.2.3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表现样态 |
3.3 两大社会思潮呈现的规律性特点 |
3.3.1 理论根基的依附性 |
3.3.2 实践取向的政治性 |
3.3.3 受众群体的广泛性 |
3.3.4 价值理念的排他性 |
3.3.5 认知方法的教条性 |
第四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现实定位 |
4.1 当代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一般图景 |
4.1.1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萌生及其特征 |
4.1.2 自由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相互关系 |
4.1.3 新左派思潮与其他社会思潮之关联 |
4.2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融通 |
4.2.1 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共同属性 |
4.2.2 社会变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共同论域 |
4.2.3 现代建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共同主旨 |
4.2.4 问题意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共同心理 |
4.3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 |
4.3.1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背景 |
4.3.2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主题 |
4.3.3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内容 |
4.3.4 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过程 |
第五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价值裂变 |
5.1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误区 |
5.1.1 经济领域推崇“三化政策” |
5.1.2 政治领域宣扬“宪政民主” |
5.1.3 文化领域存有“崇洋心态” |
5.1.4 意识形态领域主张多元化 |
5.1.5 民生领域倡导“福利个人化” |
5.1.6 价值观领域标榜“普世价值” |
5.2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理论偏差 |
5.2.1 追求绝对平等 |
5.2.2 拒斥市场经济 |
5.2.3 钟爱全面民主 |
5.2.4 鼓吹历史虚无观 |
5.2.5 反对全球化进程 |
5.2.6 鼓吹新改革开放观 |
5.3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价值分野 |
5.3.1 崇拜市场与反对市场的力量博弈 |
5.3.2 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不同偏爱 |
5.3.3 文明趋同论和距离论的口舌之辩 |
5.3.4 自由优先或平等至上的情感纠结 |
5.3.5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间的内在张力 |
5.3.6 社会性质上姓社姓资的定性分歧 |
第六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意识形态危害 |
6.1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中心任务和多重困境 |
6.1.1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地位 |
6.1.2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中心任务 |
6.1.3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困境 |
6.1.4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要求 |
6.2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同主流意识形态关系辨析 |
6.2.1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 |
6.2.2 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与主流意识形态 |
6.3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意识形态危害的主要表现 |
6.3.1 抽离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济基础 |
6.3.2 恶化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环境 |
6.3.3 消解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 |
6.3.4 弱化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 |
6.3.5 争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网络阵地 |
第七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应然启示 |
7.1 竭力规避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话语陷阱 |
7.1.1 促进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 |
7.1.2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
7.1.3 深化国企改革与民企发展的互动 |
7.1.4 健全分配制度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7.1.5 拓展公民合理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
7.1.6 以打造命运共同体扞卫国家主权 |
7.2 合理借鉴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资源 |
7.2.1 以市场机制为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
7.2.2 以人民民主为目标统摄政治实践 |
7.2.3 以思想争鸣为遵循推动文化繁荣 |
7.2.4 以共享共富为导向引领社会改革 |
7.2.5 以反腐倡廉为抓手维护党的形象 |
7.2.6 以问题回应为契机增进话语认同 |
7.3 准确把握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发展动向 |
7.3.1 场所分布的多域化 |
7.3.2 表现形式的学术化 |
7.3.3 政治诉求的公开化 |
7.3.4 传播路径的网络化 |
7.3.5 受众对象的低龄化 |
第八章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实然超越 |
8.1 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始终高擎改革旗帜 |
8.1.1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
8.1.2 遵循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方法 |
8.1.3 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目标 |
8.1.4 激发全面深化改革的主体力量 |
8.1.5 优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外环境 |
8.2 多元社会思潮中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
8.2.1 夯实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济基础 |
8.2.2 创新我国政治文明发展的民主形式 |
8.2.3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 |
8.2.4 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环境 |
8.2.5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 |
8.2.6 改善和创新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模式 |
8.3 自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
8.3.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
8.3.2 深度发掘优秀传统文化 |
8.3.3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
8.3.4 强化理论学习宣传教育 |
8.3.5 培植理性平和社会心态 |
8.3.6 坚决与错误思潮作斗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序言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文化长征:一种文化研究的历史回顾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1.2.1 理论意义 |
1.1.2.2 实践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文化和文化动力的内涵 |
1.2.1.1 文化的内涵 |
1.2.1.2 文化动力的内涵 |
1.2.2 文化动力研究的基本路径 |
1.2.2.1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研究路径 |
1.2.2.2 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研究路径 |
1.2.3 文化动力研究的学科视野 |
1.2.3.1 经济学视角 |
1.2.3.2 社会学视角 |
1.2.3.3 政治学视角 |
1.2.3.4 人类学视角 |
1.2.4 已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1.3.1.1 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研究 |
1.3.1.2 文化动力的功能性研究 |
1.3.1.3 文化动力的规律性研究 |
1.3.1.4 多国视角下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研究 |
1.3.2 主要研究方法 |
1.3.3 本研究技术路线 |
1.3.4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1.3.4.1 研究的重点 |
1.3.4.2 研究的难点 |
1.3.4.3 研究的创新点 |
2 文化动力研究:哲学基础与可能路径 |
2.1 “'零'存在机制”及其存在论意义 |
2.1.1 中西哲学中的“差别-联系”论 |
2.1.2 “'零'存在机制”的哲学基础和数理内涵 |
2.2 中西哲学中的“一”及“同一” |
2.2.1 从老子的“抱一为天下式”到西方的“同一”哲学 |
2.2.2 “同一”哲学与西方理性精神的四次飞跃 |
2.2.3 “同一”哲学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四度提升 |
2.3 虚数I与-I及老子的“道” |
2.3.1 群论的哲学内涵:多等于多,多即是一,一即是零 |
2.3.2 虚数i与-i及《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新解 |
2.4 老子的“三”及“势成之” |
2.4.1 老子“三”的形式意义 |
2.4.2 老子的“三”的内容意义 |
2.4.3 老子的“三”和“势” |
2.5 基于“'零'进制”的“易图”推演 |
2.5.1 “'零'进制”的基本内涵 |
2.5.2 基于“'零'进制”的河图、洛书、五行及其生克解读 |
2.5.3 基于“'零'进制”的周敦颐《太极图说》解读 |
2.6 本章小结 |
3 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 |
3.1 文化原动力核心要素及其哲学基础 |
3.1.1 康德“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自由意志” |
3.1.2 黑格尔“对事物作思维着的考察”———“反思” |
3.1.3 哈贝马斯“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可批判性” |
3.2 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及其意义阐释 |
3.2.1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模型构建 |
3.2.2 文化原动力模型意义阐释 |
3.3 本章小结 |
4 文化暴动力传导机制模型构建 |
4.1 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
4.1.1 文化研究的新视野:文化的实践性定义和文化动力分类 |
4.1.2 文化实践性定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4.1.3 文化动力功能的“具体普遍形式”:文化价值与文化效用价值 |
4.1.4 社会“异质性互动”与文化“公地悲剧” |
4.2 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路径及模型构建 |
4.2.1 文化流变的四种形态 |
4.2.2 基于两个对立价值维度的文化软实力新型分类 |
4.2.3 以自由意志为核心,以批判和反思为两翼的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模型构建 |
4.3 本章小结 |
5 “理想国”与“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5.1 柏拉图“理想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5.1.1 “理想国”文化原动力分析:哲人王是否可以承担起治理城邦的重任 |
5.1.2 理想国”文化软实力分析:“哲人王”治下的“理想国”是否“理想” |
5.1.3 《理想国》“五种政制”文化形态分析:五种政制流变的内在必然性 |
5.2 老子“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传机制分析 |
5.2.1 老子为什么不推出“哲人王”来治理“小国寡民”社会 |
5.2.2 “小国寡民”社会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6 美国、德国、日本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6.1 以基督新教为核心的美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6.1.1 美国文化原动力的建构与解构 |
6.1.2 “财富供养自由”:美国文化形态分析 |
6.1.3 “使人成其为人”:美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6.2 以“理性”铸就“辉煌”的德国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6.2.1 “理性”的建构与解构:德国文化原动力分析 |
6.2.2 纳粹帝国产生的文化根源:德国文化形态分析 |
6.2.3 “理性”何以铸造辉煌:德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6.3 以“大和”精神为核心的日本文化原动力传导机制分析 |
6.3.1 “大和”不“和”:日本文化原动力分析 |
6.3.2 军国主义产生的文化根源:日本文化形态分析 |
6.3.3 “内外有别”的“大和式”思维:日本文化软实力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7 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及传导机制分析 |
7.1 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原动力分析 |
7.2 新中国以来国家文化形态分析 |
7.2.1 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种典型的“纯”文化态 |
7.2.2 邓小平时期:一种高活力、高风险的“超”文化态 |
7.2.3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成功进入了“合”文化态 |
7.2.4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功打造出和谐有序、稳中求进的“和”文化态 |
7.3 新中国文化软实力分析 |
7.3.1 “内敛-认异”的学习力 |
7.3.2 “外张-认异”的革新力 |
7.3.3 “内敛-认同”的凝聚力 |
7.3.4 “外张-认同”的传播力 |
7.4 本章小结 |
8 结论与展望:文化是否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8.2 研究的主要不足及展望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四、该读:为了关心中国经济的前途──《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评介(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经济周报》研究(1945-1949)[D]. 杨贤敏.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李斯特与近代中国[D]. 刘倩.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5]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6]《东方杂志》(1904-1948)西学传播若干问题研究[D]. 马晨莲. 河北大学, 2019(04)
- [7]我国国有企业民主制度建设研究[D]. 葛宣冲. 山西大学, 2019(02)
- [8]19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D]. 吴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9]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比较研究[D]. 竟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8(12)
- [10]文化原动力及其传导机制研究[D]. 吴福平. 浙江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