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77.7%的香港青年看好国家发展前景 81%的台湾民众深感岛内贫富悬殊（论文文献综述）
沈文博[1]（2018）在《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钱穆,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教育家,以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在我国当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钱穆长寿且治学勤勉,着作丰硕,他一生治学中心都在中国传统文化处,对传统文化诸多领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诚然,钱穆思想的重点在于文化学及历史学,但是因着其特殊的历史文化理念,使得他的思想达到了在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乃至政治学等领域的贯通。钱穆虽然终生未曾担任政府实务,但对传统政治与近当代政局有着独到的见解。本文在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钱穆的政治思想做出较为总体性的梳理与阐释,分析钱穆政治思想的核心与特质,建构理想政治的框架,对其思想体系做出一有益补充。本文致力于三点:一是自历史角度对钱穆政治思想的萌发、形成、演变等过程做一叙述,以此见其衍变,着重突出了钱穆本人家庭、性格以及历史事件等因素对于钱穆思想的影响;二是从学术转变的过程中追寻其内在心理的转变,以见其历史选择背后的原因;三是钱穆政治理论的落实,即将之政治理论作一较为具体的实际建构。文章即就此将行文分为五章:第一章是钱穆学术人生的奠基期,主要讲述他文化与政治思想萌发的背景;第二章是国难背景下钱穆思想的转变,自之前的学斋派转向学术报国,开始产生以学术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建国政治理念;第三章是香港时期的社会活动,这一时期的钱穆以文化为己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其中又以政治时评与创办新亚书院为主;第四章是政治活动受挫之后的重新选择,这一时期钱穆迎来了自己“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顶峰,却出现了学术思想与社会活动的新离合,学术上转而为向内的心性研究,政治时评看似激进,但相较于香港时期,实际不进反退,远不及其学术思想的精进。第五章是钱穆对于理想政治的具体构建,以“三民主义”为核心阐述当代新背景下的建国理想。通过对钱穆政治思想的整合与分析,作者认为这是一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传统政治为依托,并融合了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独特政治思想,将政治理想置于文化“一体论”“生命论”中,其核心内容是以“以道统领导政统”的“文治政治”,是一种以人文引导政治的“政道”。钱穆的这一政治思想在孕育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尤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政治的结合上,于现今社会也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也是因为其政治理论多是出于文化与学术理想,钱穆对于政治的论述很多时候是以“原则”“理论”代替部分史实,由此出现了政治思想的“理想化”与“空泛性”的弊病。
胡科翔[2]（2018）在《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时间虽然相对较短,但得益于国家层面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顶层推进,其发展速度已经大大超过预期,但作为一项新兴事物,生态旅游的发展缺少法律规制的紧贴跟进和密切配合,以致各种问题不断暴露丛生,违法现象更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对生态旅游资源的肆意滥用与过度开发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污染方面,可谓是殊为突显。跟传统产业相比较,作为被长期誉为“朝阳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的旅游业,按理说应属于环境保护责任负担较轻的产业之一,作为其升级发展的孕育产物,生态旅游的破茧而出更是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发展己任,从而实现旅游效益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协调双赢。不过由于生态旅游的真正内涵与理念模式与我国目前法律规制的现实状况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同步的地方,因此其很多时候只是被当做一种口号式的宣传而被广为知晓,所以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和管理运营的实际工作中,依然导致了各种损害环境资源的现象频发。要想从根源上解决生态旅游资源的损害问题,紧紧抓住法律规制这一“牛鼻子”才是关键所在,同时也是从特定行业领域和专门实践范畴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要领之一。本文着眼于我国生态旅游发展中所暴露出的各种乱象,引申并总结出当前面临的生态旅游资源规制难点,然后将全文划分为六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围绕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逻辑内涵阐述了基于法理学、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架构;第二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适用于法律规制的特征、法律关系主体的识别以及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静态与动态属性分析等三个层面出发探讨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研究内容体系;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生态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其法制化框架,然后结合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典型案例,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剖析了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第四部分从生态环境损害预防的角度出发,在深入分析旅游规划的法治本质原貌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通过确立和加强旅游规划环境处置职能、确认和厘定旅游规划环境责任、设计和完善旅游规划公众参与制度来达成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的环境问题防治机制建构;第五部分从生态旅游发展中的资源管理角度出发,设想了利用旅游环境税和国家公园分别作为管治工具与管治平台,并在充分考虑生态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为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公共治理的路径达成铺平了道路;第六部分从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中环境损害产生以后的法律救济角度出发,基于对旅游环境权的甄别和梳理,探讨了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设想,并讨论了怎样利用司法救济渠道来助推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的重塑。本文的立论基础先是从理论上扎实阐明何谓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和特征表现,然后借助法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支撑为本文架构起有理有据、条理得当的论据要素,同时通过分析围绕生态旅游资源使用问题而生成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识别出它们背后的利益主体来为后续研究定下依据基调,紧接着就是立足于问题导向性的研究方式从各种典型案例中找到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需要破解的诸多难点,最后围绕这条规制难点的逻辑主线在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公共治理和损害救济等三大程序环节中,提出解决措施和改进方案。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3]（2017）在《「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文中认为1887年,宣信（Albert Benjamin Simpson）在美国成立宣道会,倡议联合各方信徒,以追求生命成长及推行普世宣教运动为宗旨。同年,该会便派出宣教士来华。这些宣教士进人中国工作,整整有六十年之久,在内陆省分建立了四个教区。至1949年,宣道会西教士撤离中国大陆,辗转南下香港等候美国总会进一步的指令。他们大部分被派往其他国家的宣教区工作,但是有几位却坚持留下,希望在这块接壤大陆的英国殖民地上延续中国的福音使命。由此,宣道会得以在香港落地生根、茁壮成长。本论文即是探讨宣道会在香港的事蹟,是次研究主要有三个目标。第一,整理和还原香港宣道会在上世纪五十年的发展历史。第二,发掘昔日香港宣道会西教士将教会管理权交到华人手中的过程;这涉及海外差会与本地教会的合作及教会本土化之事宜。第三,分析香港宣道会何以在短短五十年内,由零演变为香港基督新教第二大宗派之原因。论文共分八章。第一章是关乎宣道会及其运动的内涵与精神,而衍生出要以最快及最直接的方式到未有教会的地方作宣教的策略。接着是宣道会在中国大陆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会在内陆建立的四个宣教区域与工作情况。第二章则有关该会在1949年撤退至香港的历史,与西教士离去或留下的抉择。从第三章开始,文章则转到宣道会在香港发展的历史。首先是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工作,该会在颠沛流离的难民当中建立了第一批信徒会友;继而阐述宣道会在资源极其短缺的情况下,走到香港偏僻的市郊及乡村传道、建立了第一批堂会的过程。接着是在六十年代,宣道会凭藉在徙置区开设堂会的便利,在徙置大厦天台及附建式校舍兴办小学,接触与服侍大量基层市民。至七十年代起,香港人口持续膨胀,政府在偏远地方发展了多个新市镇,而宣道会则配合政府的房屋及福利政策,前往新落成的公共屋邨开办不同的社区中心及建立堂会。其後,宣道会亦走到临时房屋区以服侍基靥移民。八十年代以後,本土教会渐趋成熟,开始策动十年植堂和增长计划;区联会除致力在本地植堂外,亦组织本地差会以派遣本土宣教士前往海外地方宣教,致力将福音向外拓展。直至世纪末,香港宣道会已一跃成为当地第二大的新教宗派,在基督教界甚具影响力。论文的最後两章,是有关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进程。就在宣道会香港教区成立了两年之际,西教士已按照总会所指示的路线,有计划及有秩序地,以渐进的方式促成本地教会达致「自养、自治和自传」自立的三重目标。早期,该会的本土化进程主要是由西差会领导,本地信徒予以配合。至六十年代,本地堂会成立了自治联会,西教士亦开始将教会的权责慢慢下放。在踏人七十年代,西差会与本地教会在地位上已是平等,而双方则开展二十年的移伴合作时期,共同在当地推动福音的发展。至八、九十年代,本地教会已非常成熟,联会除可策划整体方向的同时,亦能组织差会以推动海外的差传事工;这时,西差会亦喜见本地教会的自立,慢慢淡出本地工作,功成身退。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交棒至本地教会的进程是非常和谐与畅顺,其事蹟可称得上是中、西合作的典范。最後,在结论部分,是阐述上世纪香港宣道会何以由零,演变成为第二大新教宗派之原因。方法是依据文章主体的历史论述,从宣道会之中国经验、立会精神、人事、社会、政教关系及中西合作等各个方面,分析该会快速增长及其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
陈新林[4]（2015）在《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文中提出以往对香港公务员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本身优越性的探讨,相对而言,对香港公务员群体,特别是对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的研究较为薄弱。这种研究方式虽有其内在的价值,但却未能反映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也很难从深层次把握香港公务员制度的构建与形塑过程。本文主要以香港港英政府时期的华人公务员为着眼点,着重研究华人公务员群体在香港公务员制度的形成与治理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香港公务员制度最初由英国移植而来,但因香港公务员制度中不可避免的“殖民”色彩,早期华人公务员并未真正走进港英政府“体制”之内,而是孕育出另外一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一种制度、两种体系”的特点。两种体系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职位高下,而且也表现在薪酬待遇的悬殊,这导致香港公务员群体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也促使华人公务员为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断向港英政府施加压力。因此,一战之后华人公务员就不断发起加薪运动,促使港英当局在公务员制度方面作出某些调整;二战后华人公务员要求改善待遇的运动更加高涨,并最终撬动香港固有的公务员制度。华人公务员改善待遇之运动并非仅仅表现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且赋予了这种运动在整个香港公务员制度变迁中的重要角色,在这种运动式的抗争中,香港公务员“本地化”不断推进,薪俸支取规则、薪金调整机制以及等级制度、聘用方式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甚至可以说通过华人公务员的不断抗争,不仅使香港公务员制度逐渐改变了“两种体系”的运行模式,而且也让华人公务员逐渐融入香港公务员制度。在香港公务员制度初步形成之后,伴随着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贪腐问题,严重影响了香港的可持续发展。1940年代后期,港英当局开始注意公务员领域暴露的种种问题,实施了包括制定反贪污法规、在警务处之下设立反贪污部门等措施遏制贪污的蔓延。但由于港府始终认为贪污仅仅存在于华人公务员以及欧籍下级公务员群体中,并未真正下决心惩治贪污,再加上负责反贪污的警务处又是香港贪腐最严重的机构,反贪也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二战后二十多年港英政府断断续续的反贪工作并未取得显着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贪污之风的盛行。同时,无论是港府还是华人公务员团体也并未采取措施加强公务员的自律,在遏制反贪污问题上更是乏陈可述,也使公务员贪污更加肆无忌惮。1960年代后期,受政治事件之影响,港英政府委任取缔贪污咨询委员会调查香港贪污情形,并派专员考察新加坡、锡兰等地反贪污的经验,收紧惩治贪污的政策,不仅积极向社会通报查处贪污的统计数字,而且新订《防止贿赂条例》加大对贪腐问题的惩处力度。在此期间,华人公务员亦通过公会对此法案提出意见,强调在制定新法案的同时强化反贪污的监督机制,对香港此后反贪污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港府始终没有将反贪污部门独立建制,反贪污工作并未出现突破成效,直到1973年“葛柏事件”的发生,引起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极大愤怒,香港各界纷纷呼吁反贪污部与警务处分离,才最终推动了港府设立廉政专员扑灭贪污问题。此后通过实施“肃贪”运动,并颁布一系列约束公务员的法律法规,逐渐将公务员群体的治理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香港公务员体制建构与内部治理同时并举的机制,初步建立了公务员廉政监察体系,使大规模的贪腐问题得以有效遏制,为“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为香港公务员服务香港提供了条件。随后华人公务员在香港教育、医疗、市政等社会问题上持续发声,为香港的建设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而在1980年代中期香港进入“过渡期”后,香港华人公务员及其团体组织也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过渡时期香港的各项政策筹划与制定中,在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与公务员队伍的廉洁和社会管理工作的执业效率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杨文伟[5]（2014）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文中认为时下，愈演愈烈的“二代”现象和“拼爹”行为，证明社会热议中的阶层固化之说，绝非妄言，而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种客观趋向。阶层固化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出现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壅塞、社会跨阶层流动尤其是上行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向。它是社会利益趋于固化的结构表征，表明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优势”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相对优势位置的既得利益群体）或强势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势，而弱势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的囧境，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从结构转型到结构定型是任何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应当看到，阶层固化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障碍性、阻滞性因素被降至最低点，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而现阶段的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表现为阶层间流动通道堵塞，各个社会阶层在权利、资源、机会和生存空间上均处于不平等享有状态，社会利益获得、分配和享有规则向相对强势阶层（既得利益群体）倾斜而不利于相对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群体）。并且，这种不平等趋势大有不断巩固进而代际传承之势。基于以上研判，本文采用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等理论工具组合，综合国际视野、历史背景和本土眼光，从阶层固化的现状表现、演化轨迹、深层动因、负面效应和应对方略这一逻辑链条，逐一展开铺陈、阐释和探析。论文相应地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揭示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遵循逻辑和事实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相关概念对阶层固化进行了合理界定。其次，较为详尽地梳理和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对阶层固化问题的研究现状，点明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表明了本研究所期待的突破与创新。再次，对本文所采用的理论工具进行了初步介绍，如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最后，结合研究需要，厘清了研究思路，阐明了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描述性研究，结合必要的事例、访谈、数据、图表等经验资料，沿着代内和代际两个维度，重点梳理、归纳和揭示了阶层固化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确凿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正呈不断蔓延之势，理应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第二章由“国际拼爹指数（IgE）排行榜”入手，将阶层固化置于宽广的国际视野下，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阶层固化现状特征。从而得出判断，在世界范围内，阶层固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阶段性现象，所不同的是各自外显特征、演化历程、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也各有不同。第三章着重阐述了转型期阶层固化的演进脉络。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中国社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分化流动期和边界形成期两大阶段。在分化流动期，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干部阶层的分化流动相当活跃，并且产生了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和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在边界形成期，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层之间尤其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出现了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阶层边界，并且，这种边界仍然在不断地增高加厚。第四章从差序格局的推拉作用、计划体制的惯性驱动、公共权力的扩张冲动、贫富分化的累积效应等维度出发，深入探析了每一维度下各种具体的体制机制，揭示了致使阶层固化加剧的复杂而深刻的动因。明确指出，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力推高了时下的阶层固化之势。第五章全面探析了阶层固化的社会负面效应。总的来说，阶层固化与社会公正相互抵消，相互弱化。阶层固化程度越高，社会公正实现程度就越低，二者大致呈反比关系。具体来说，阶层固化的趋强，推动着社会资源、权利和机会向社会上层聚敛并以圈层化的形式实行闭环式流动，名、权、利高度复合叠加在强势阶层身上，社会中下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日益压缩，社会垂直流动因之迟滞，社会认同基础不断被蚕食，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减弱，阶层间分歧和隔阂因素增多，社会戾气上扬，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频发的重要根源。从趋势上看，这一切最终都会集中体现在政治上——随着上层精英的愈益壁垒化和底层社会的扩容，促使精英循环蜕化为精英复制，类似于经济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浮现。一旦大面积扩展，能力和道德双重逆淘汰将难以避免，最终酿成极端的负面政治效应——政权的周期性更迭，即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第六章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念，强调以群众路线为行动主线，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化解阶层固化的行动“路线图”——从改善基础民生、增进教育公平、优化阶层结构、规范公共权力等各个政策环节入手，初步提出了各个具体领域内的基本应对思路，藉此整合联动，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促进不同阶层代内和代际之间资源、机会和权利的均衡配置，进而构筑起公正、合理、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和模式。本文认为，这才是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要义之所在。
赖一郎[6]（2013）在《钟肇政小说创作论》文中认为钟肇政是台湾史诗建构开创者,光复后客家方言写作首倡者,光复后最早进行原住民书写、也是相关着述最丰富的作家之一,乡土派代表作家。出身于底层的钟肇政,秉持底层认同,坚持客家书写、女性书写和原住民书写。光复后钟肇政第一个提出客家方言写作,实践上主要是对词语进行纯化、提炼；他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客家民俗,把民俗与人物描写、故事情节有机结合起来；歌颂客家人的硬颈精神。钟肇政具有“双性同体”潜质,为台湾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做出历史贡献。其笔下的女性主体意识1950年代处于蒙昧状态,1960年代有了萌芽,1980年代则得到张扬,并发生变异。钟肇政对原住民有深切的认同。在复杂的内在精神机制的自动调节下,钟肇政的最初原住民感性经验转换为浪漫想像,塑造了一系列富有野性的原住民女性形象和英雄形象。钟肇政早期曾为日本文化所蛊惑,把文化自卑化作一种审美趣味,化作爱情传奇。而后其小说文本中日本意识与中国意识曾产生强烈的对抗,其后似乎又出现文化杂糅的现象。《怒涛》则竭力鼓吹殖民现代化和“台独”意识形态。钟肇政是台湾史诗创作开创者。经过《浊流三部曲》的先期训练,钟肇政推出了大气磅礴的《台湾人三部曲》。这是一部典型的家族小说,作者通过家族史来表现民族精神史,以家族史诗建构民族史诗。但是有些文学史家刻意加以解构,为台独文学史张目,必须引起我们警惕。从创作手法看,钟肇政1950年代的作品采用单一视角的顺叙,后来运用了儿童视角,学会“化身”。《鲁冰花》叙述视角的自然流转,使小说如一幅由散点透视法构成的中国画长卷；1960年代钟肇政小说采用聚焦透视法,深入潜意识层以表现人物的非理性意识流；1970年代后的小说,则采用时空的重叠交错,营造唯美的意境。
杨荣庆[7]（2011）在《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的沧海横流、惊惶动荡之中,一批反共的自由主义者觉得有振起舆论、挽救时局的需要,即希望通过创办报纸和杂志的形式,从思想上来与共产党作斗争。他们随着国民政府的百万军民撤离大陆,退守台湾。流离动荡之中,他们在台北创办了《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并以之为思想与政治阵地,一而高擎“反共抗俄”的旗帜,一而继续鼓吹“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雷震、殷海光等便是这个杂志的主要的负责人和撰稿人。胡适也曾一度被作为这个杂志的挂名发行人。在与国民党蒋氏政权度过了一段短暂的为“反共抗俄”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日子之后,《自由中国》逐渐张扬起自己的自由主义诉求,即开始向民众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声言个人自由高于国家自由、主张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政治、成立反对党以监督一党专制,并且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渡海来台的国民党政权在经过一番痛定思痛的反省之后,对国民党加以大力改造,非但没有实行民主政治,反而继续坚持一党专制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第七舰队的入驻台湾海峡及对台扶助政策,国民党政权走出风雨飘雨之后,加紧了对自由主义诉求的压制和打压,《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歧见也便曰渐张裂而扩大,在经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胡适辞职抗议信及《计划教育质疑》等几次风波之后,胡适脱却发行人衔名,雷震被注销国民党党籍,《自由中国》批评时政的尺度也便节节升高,亦更多碰触当权者的禁忌,尤其是“祝寿专号”的刊发和“今目的问题”栏目的开辟,刺破国民党政权假借“反攻复国”的口号而威权统治台湾的政治神话。国民党政权遂对《自由中国》进行全面性的围剿和围攻,罗织罪名,污蔑构陷。在反对修改“宪法”及反蒋三连任的舆论鼓吹失败之后,雷震终于走上与台湾地方政治人物结合,筹组新党的实际政治活动,这导致国民党当局的最大恐慌,也造成《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决裂,《自由中国》因此遭到当局取缔,岛内这波自由主义运动也在雷震被捕入狱的悲剧中落幕。《自由中国》生命历程中的三位关键角色：胡适、雷震及殷海比,长期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胡适的消极退让使他“自由主义之父”的光环渐渐消褪而蜕变为一个“乡愿”,不仅在新党组建上无所作为,对雷案也失语噤声：雷震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的突破,是岛内自由主义群体从媒体论政走向组党参政的开端,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殷海光的奋槌梃击,义无反顾为他奠定了历史的声名,但也加速了《自由中国》的毁灭,并为自己遭遇迫害埋下了祸根,他们各自的命运对岛内后续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有着相当的借鉴意义。《自由中国》对“一个中国”的坚持和省籍问题的关注值得后人深思,它将祖国大陆反抗威权统治的自由主义精神“横向嫁接”到台湾,兴起了岛内自由主义运动的声浪,并为后来的党外运动所“纵向传承”。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终刊,威权政治笼罩台湾社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遭到压迫和迫害,但杂志所宣扬的自由民主理念并未就此熄灭,《文星》、《大学杂志》、《台湾评论》、《中国论坛》等刊物的接续出现,《自由中国》则是其重要源头。它们同样标举自由主义旗帜,在岛内播撒自由民生理念以及西方政党政治主张——即合法的有力的反对党的存在是监察、督促政治清明的良方。可见,《自由中国》充当了在台湾传播自由主义的先驱者的角色。
杨曙[8]（2010）在《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文中认为“华语片”是指以内地、香港、台湾为主,并包括其他区域制作的的中文电影,这些中文电影以华人民众生活为题材,并体现中华民族审美精神。本文因论题所限,仅讨论构成华语片主体的内地、香港、台湾电影,其他区域华语电影不予讨论。“华语片”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电影”本身词面概念为适应变幻多姿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所做的全新调整与自我定义。它使得电影人、观众和相关研究人员能在一个非常前瞻和广阔的视域中,来充分认识两岸三地华语电影当前的特点、发展态势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充分把握经济与政治全球化背景下华语电影的总体发展态势。有利于强化人们对两岸三地间电影文化的沟通和认识,把握“一个中国”前提下所伴随多元化体制的确切含义和真实前景,并探索其前途。长期以来,华语电影研究侧重于资料的梳理和时间的描述,真正深入研讨美学规律的还并不多。本文是一次试图将电影的比较研究方法和原则应用到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研究中的理论探讨。本文在方法论上,采用的是电影的比较研究中的三地地缘横向研究的方法,文化分析为主,文本分析为辅,文化分析与文本分析内外研究结合,进行广泛联系与逻辑推演的研究,重点探讨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在地缘中所出现的美学差异,并在深入比较中力图阐发它们整体共同或各自独特的美学意义。通过多种批评方法综合比较华语片在当代审美文化思潮下的文化状态异同,对华语片近二十年的时代背景、身份文化、人文视角、娱乐立场、审美类型、哲学理念进行全面跟踪式透视比较,分析华语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文化状态与美学价值问题,以及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电影现象,从原因揭示中发现艺术规律,从理论探究上归纳其创作意义,为华语片的振兴寻找艺术演进的规律,以期为当下和未来华语片的振兴提供理论支点与艺术坐标。第一章,时代背景比较。近二十年内地、香港、台湾的时代背景上具有共同点,又具有差异之处。三地共同面临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全球化带来深刻和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作为媒介发达地区的美国通过媒介霸权把意识形态强加于不发达地区,三地华语电影接受全球化挑战时,与异质文化开展了对话,发掘自身的文化品格,在与好莱坞的对话与交流互动中实现“双赢”。三地面临的时代背景又相互有异:内地自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逐渐进行市场化改革,到如今电影业出现了良好生机;香港依托良好的商业化传统,消费文化在香港本土生活的各个层面展现出来,香港华语电影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蓬勃的发展;台湾华语电影的市场化改革失败,政府意图促使电影发展的辅导金政策反过来制约了电影的发展。第二章,身份文化比较。“身份”是人对于自我主体性、自身情感与外部世界协调确认的表征。身份焦虑则是人类精神层面的主体性失落的体验,三地电影在强调人类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层面主体性的统一时,所显露出来的身份在共性上是失落和无奈的,这是一种失根的身份困惑。而这些焦虑似乎又是存在着某些差异的,内地主要是在追寻独立人格的民族寓言中体现出焦虑,香港是在“九七大限”中产生对自身身份的焦虑,台湾则更多在统独之争与殖民经验中出现焦虑。三地电影人意识到现代焦虑对人的自然存在和理性存在的桎梏,对身份的追寻在三地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拯救中国人自由与自觉活动的作用。内地在历史书写中追寻着身份,香港在九七前后的殖民身份模糊中与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中寻找到身份,台湾在后现代新族群的文化解构中寻找身份。华语电影的民族性是华语电影身份中最值得审视的问题,也是华语电影身份的核心问题。当三地华语电影面对充满异质文化的全球化渗透时,民族性仍旧是其身份的核心。体现身份的三地电影要一步步走向世界,其所仰仗的成功秘诀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艺术的,而是民族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内地电影在身份表现上则很大程度对文革的内地身份经验以彻底否定,第五代关注个人的生命和价值,他们创造的个人常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是在历史中的个人,他们的影片常常是对历史和身份的一般思考。台湾电影探索民族性时,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对本土意识的肯定,对自我历史经验的肯定,他们着力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当中脱身,努力塑造新的身份经验。和内地对传统身份的彻底否定与台湾对传统身份的彻底肯定不同,香港的民族性更多体现了对传统身份和西化的兼容并包的态度。第三章,人文视角比较。人文关注是电影文化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同时脱产于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三地电影,不论何朝何代,对人的关注始终是文化关注的重要主题。三地边缘人本身处在一个四处飘零的状态当中,这种环境是一种异质的现实生存的夹缝,从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来看,被现代性所抛弃的边缘人物很难准确对自己进行定位,均体现出身份上的不确定性。“第六代”电影以非直接透露意识形态的纪实风格,提出在边缘人生中棘手的生存处境问题,边缘是很多第六代电影中重复出现、被导演们同构选择的一大母题。香港在政治和经济处于边缘位置,在这种边缘城市基础之上,具有历史负重感的香港导演则突出了香港的边缘化叙述,把目光注视着一个特殊的群体——边缘人。和香港较为接近,经济与政治的边缘化极容易引起台湾新族群心态的边缘化,边缘心态隐约地成为台湾电影中的后现代审美意识。三地人文导演们的风格虽然各异,但他们都关注平民。普通人生是他们表现的主体内容和塑造的主要对象,他们钟情于展现大众的思想和情感。受主流意识形态、市场认同与后现代反宏大叙事潮流的影响,内地第六代皈依日常生活,张扬小型叙事。香港新浪潮电影导演关注社会变动中各色人等的生存状况,“九七”之后,香港电影中的平民关怀意识进一步加强,港人在“前后九七时代”内心的感悟与惆怅更为细致。台湾新电影的平民关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宏大叙事,因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三地电影中,台湾新电影很好地保持了思想性和电影美学的并重。三地影像中的异化民众呈现出自我迷失的状态,这是一种自我被遮蔽的非我状态,同时呈现自我失去控制、失去一种受理性或自觉意识支配的真实性。内地不少电影以娱乐、梦为本位来宣泄异化的情感,使之更接近人之为人的原初本性。香港自被殖民至回归以后,一直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区域,但是在导演看来,异化充斥着城市的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社会关系的隔膜十分明显。台湾新族群电影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突出自我怀疑,强调主体丧失,反对一切中心,包括反对一切权力中心、权威中心和自我中心。第四章,娱乐立场比较。娱乐是电影的共性,电影要力争与观众的心理吻合,满足观众娱乐的期待视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内地由计划经济向着市场经济过渡,电影逐渐走上了商业化进程,票房成为衡量一部影片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作为东方好莱坞的香港,电影是作为一种日常娱乐方式出现的,以电影为代表的文化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属物,游走于地方性（本土性）与全球性（跨国性）之间。台湾电影早期琼瑶片和武侠片的势头一过,娱乐电影工业一下子衰败了,新电影潮流及以后的不少台湾电影依然是带有没有商业意味的艺术片,不得观众的娱乐要求,近几年台湾电影商业重建并出现转机。文化研究强调种族、文化、阶级等问题之做法无非是“场域”内的争斗,而香港商业艺术电影则可抛射出其改变本身以艺术电影面貌出现的艺术电影作为“文艺场域”一部分的内在能动。作为文艺场域的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也存在着明显的强弱之分,尽管艺术电影的含金量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娱乐商业电影,但其失去大众注定了娱乐商业电影的在整个艺术电影文化资本中的强势。和内地、台湾相比,香港艺术传统不是非常强大,前港英政府长久的“不干涉”政策使得香港文化差异显着,带有强烈包容性的香港电影,作为文化资本在“文艺场域”内的能动性显得格外显着。在三地电影中,香港的娱乐本位观念要比内地和台湾强得多,而内地和台湾的“文以载道”和“教化”观念要比香港强,造成三地娱乐本位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局政治与文艺的结合紧密度。近多年,内地和台湾的政治对各自文艺的干扰呈现弱化趋势,尤其内地经过改革开放,文艺政策逐渐放开,三地的交流日渐频繁,要真正实现三地电影的娱乐化共同繁荣,合拍片是一条非常好的出路。合拍片面对的观众是三地,因此在文化、政策、档期等方面的沟通显得格外重要,从长远来看,三地电影应该互补互利,积极探索出一条长期发展的双赢道路,需要一种放眼达观的远大目光,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历史性变迁的过程,三地合拍一体化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日益增强的合作,三地电影要力争多元化、人类性和类型拓展的演变。第五章,审美类型比较。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追逐票房的产物,而通过程式化特点追逐票房又是观众心理认同的产物。华语类型电影经过漫长的发展历程,消费化倾向明显,容易形成批量化生产,内涵与风格、观念与叙事不停和观众的期待视野吻合,激发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近二十年,华语类型电影在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发生着自觉的转变,通过类型转型或新建来提高票房,这是目前三地的特殊电影文化处境。不管是面向国际市场还是单面向华语市场,类型电影转型或新建是消费文化不断升温或者发展的结果,华语类型片的趋势就是要顾及大众的趣味、观念和宣泄情趣的需要。电影的市场化伴随着国际开放,华语类型电影的转型既满足了海内外观众的需要而挽救了票房,又投射了民众消费欲望。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被全球观众看,以此狂收票房,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全球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三地各有本身发展成熟的类型电影,内地的战争电影和香港的怀旧电影、香港的情色电影和内地、台湾的女性电影、台湾的乡土电影和内地的农村电影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处,又存在一定的不同。三地华语电影不仅类型与类型之间存在着比较,就是相同类型,三地都出现不同的面目特色。作为香港和内地喜剧电影的代表,周星驰和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就存在着很大的异同,台湾和内地的成长电影存在着异同,香港和内地的黑社会电影也存在着异同。比较三地的类型,有助于三地在未来的华语电影探索上取长补短,资源互补,共创高峰,更好地发挥艺术精神和商业图谋。第六章,哲学理念比较。观众欣赏电影时候,电影有没有一定的哲学内涵是很关键的,因为观众总是有自己的期待视野,人们借助电影的叙事元素来咀嚼着其中的哲理内蕴,优秀的华语电影总要符合中国人的哲学理念。中华传统哲学的理念也渗透到近二十年的华语电影中,三地的华语电影都受儒道佛哲学理念的影响,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内地对传统哲学抱着批判与继承并存的态度,香港则是中西哲学交融下来显示其特有的城市影像,台湾则依靠其良好的国学传统完美地在电影中表现了传统哲学。近二十年,三地华语电影除保持中国传统的民族的儒佛道传统外,还出现了强大的现代哲学思潮。不管是内地、香港还是台湾,不少导演在表现存在主义时候充满了愤怒与悲痛交织的复杂感受,意欲抨击人的精神生存状况但又无能为力的虚无心情。同时,人们为了生存,只能去适应这个环境,其中蕴含着荒诞精神的哲学就被挖掘出来,解构也是华语电影文化领域的一种哲学思维。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使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处于一个精神开放的时代,呈现出极其宽容的社会生存空间,现代哲学给予的理论空间是开放和自由的,第六代在这个时代唱起主角。香港来源于良好的商业环境,在电影中充分应用互文性技巧,互文性是香港类型电影发达的重要密码,互文是后现代文本中能指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嬉戏,是原始文本意义播撒于新的文本中,利润的追求促使香港反复使用互文性,同时超越旧的审美范式,使自身电影除了在量的方面增加,质的方面也得到突破。台湾民众因对当地政府无能不满,在电影上流露的情绪是心灵萎缩的表达,它带有很强的非理性的消解作用,新族群电影中所体现的情绪大多是悲观和迷茫的,而这种后现代的体验又将写实手法嵌入,进行沉闷枯燥地表现。结语,展望未来三地华语片在世界电影中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双刃剑下,好莱坞对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行资本垄断、在社会和文化上进行“西化”的渗透,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习俗,从而弱化和瓦解当地居民的民族意识。面临好莱坞,日、韩、泰、印度和伊朗电影进行改革并崛起,形成各自的营销方式。他国的国际市场经验对华语电影的制片是有着很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的,对于华语电影本身融入全球化,抵抗好莱坞有着很大的帮助。三地华语电影可以采取共同的发展策略:挖掘民族符号,构造全球式普遍情感;注重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关注全人类主题;建设良好的国际营销策略。具体到三地各自情况上面,由于三地1949年以后又有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电影实践历程,所以三地在未来的发展又有自身独特的策略。对于内地来说,内地在当前电影市场化改革良好的趋势下,最需要做的是继续深化一系列体制性的变革和创新,近二十年电影市场化改革的成功,说明电影产业若要发展,必然依据市场,市场的实质是优胜劣汰,作为竞争力核心的电影产品必须承受这个经验。香港电影需要做的即是大力提高影片质量,必须坚决反对重量不重质和粗制滥造的生产状况,电影界要大力培养优秀制片人,大幅度提高电影的剧本创作,让国际电影界重新来重视香港电影,促使港片夺回原先的东南亚市场并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台湾需要改革辅导金制度,电影政策必须以市场价值为标准,单依靠辅导金养着艺术片很难让台湾电影在未来收回票房,作为产品的电影概念必须被很准确定位。
李常先[9]（2009）在《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大陆基于政府财政收入及降低社会贫富差距之需要,于2004年即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对于遗产税的课征似乎有着箭在弦上之势。然而随着香港于2006年率先取消遗产税,新加坡亦于2007年随后跟进,美国在2010年也要将遗产税率降为0,在担心违反国际潮流及国内资金外流等因素下,若要课征遗产税,似乎存在着投鼠忌器的顾虑。本研究是以《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根据台湾经验》作为研究题目,先探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新西兰及香港遗产税演变经过及相关文献,并整合大陆官方、学者及民间对于课征遗产税的意见,再透过台湾之经验给予大陆课征遗产税实务论证之基础外,更从台湾行政、立法及利益团体（有钱人）三者角力拔河的过程作为切入点,以给予大陆未来若执行遗产税政策的前车之鉴。本研究认为：1.中国改革开放30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若不速谋解决之道,恐怕会对社会投入不安的因子,而其最佳解决方案,只有透过征收高度累进税率的—遗产赠与税。2.由于遗产赠与税是针对财富在一个层级以上的有钱人生前赠与或死后继承所课征的税捐。在中国人所属的东方社会里,“钱”与“权”的关系,往往是一体的两面,密切的难以分割。要对有钱的富有者课征遗产税,似乎存在着与虎谋皮的高困难度。而由台湾过去遗产赠与税法的立法过程观之,唯有在这些富有者对于立法过程缺乏“过大”影响力的时空背景下,才能定出较为妥适的法令。3.中国大陆若实施遗产赠与税,并且想在反致租税筹划上有所着墨,首先要尽量减少租税优惠并完善相关法令之配套,以减少投机者搭顺风车的机会。其次,要在稽征成本与税收之间,取得预期的均衡点,若立法旨意要以社会正义为出发点,则可考虑增加稽征成本的投入；若立法旨意是以财政收入为主要考虑,则可将稽征成本的比率降低。
成乔明[10]（2009）在《艺术市场学论纲》文中提出本文是从讨论艺术市场的理论研究现状以及中西方艺术市场的历史积淀开始的,在研究中西方古代艺术市场史时提出了寄生性艺术市场、雇佣性艺术市场、自由性艺术市场的三分法,从而使我们看出艺术市场的实践古已有之,而艺术市场理论的缺乏有其历史传统。随后,文章比较性地研究了三大艺术市场的现实情况并总结出了三大艺术市场的盛况:（1）书画市场天价充斥;（2）电影市场票房惊人;（3）小说市场成为众多艺术衍生市场的源头。文章随后对艺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并提出艺术价值在精神经济无比兴盛的今天,正在遭遇六大转变:（1）表现方式由审美转变为审美与审丑;（2）性质特征由非功利转变为非功利与功利;（3）功能效用由满足需求转变为制造失落、扩大失落、激活需求和满足需求;（4）中心主体（价值控制者）由艺术家为中心转变为艺术家、消费者、艺术商共同为中心;（5）艺术本体以重内容转变为重内容和重形式;（6）施与客体（消费者）由被动接受转变为被动接受和主动参与。艺术价值转变的结果造成了艺术品价格出现三种状态:真实价格、虚浮价格和不足价格。关于艺术市场的结构形态,我们大致可以将艺术市场分成三大部类:艺术生产、艺术流通和艺术消费。艺术家是艺术商品创意的生产者、艺术生产商是艺术商品成品的生产者;艺术广告商是艺术商品的鼓吹者、艺术经纪人是专业性的商业推动者、艺术批评家是商品质量的鉴别者,三部类的关系错综复杂而又相辅相成。艺术市场表面看来虽然繁盛,实际情况亦令人墩忧。文章研究之后以美术市场、音像市场和文学市场为例提出了各自存在的主要问题:（1）美术市场存在三大混乱:（2）音像市场盗版风行如瘟疫;（3）文学市场遭遇读图时代的尴尬。针对这三类主要的问题,我们从艺术商品的商品特质讨论了产生它们的原因。接下来,文章认为艺术衍生市场的繁荣源自精神经济时代艺术消费者对“多维体验”无比渴求的内因。当然,艺术衍生市场不仅仅构筑了当今艺术消费的“社会性多维消费圈”,也带来了艺术市场上产销共赢的大同盛况。面对艺术市场上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有针对性地对艺术市场管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从三个层级对艺术市场管理进行了勾勒:市场行政管理、市场行业管理和市场企业管理。其中艺术市场的行政管理手段包括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是艺术市场行政管理必要的补充;艺术企业管理必须建立在把消费者看作上帝的贸易性服务管理基础之上,艺术企业投资不仅仅要照顾到市场消费缺失,而且要发挥艺术家人力资本和企业品牌的作用。
二、77.7%的香港青年看好国家发展前景 81%的台湾民众深感岛内贫富悬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77.7%的香港青年看好国家发展前景 81%的台湾民众深感岛内贫富悬殊（论文提纲范文）
（1）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研究 |
| (二) 关于近代学人与政治的研究 |
| (三) 关于钱穆的研究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中的书斋学者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中的政治思潮 |
| 一、自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
| 二、转型的困境 |
| 三、对于未来道路的争议:转型背景下的几种社会文化思潮 |
| 第二节 早年的学术积淀 |
| 一、短暂的求学生涯——早年传统教育与新式学堂 |
| 二、执教中小学——学术积淀与萌发 |
| 第三节 与北平知识界的和合与游离 |
| 一、近代中国知识界与“政制救国” |
| 二、北平执教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火中的爱国学者:从史学角度解读传统政治 |
| 第一节 国难中书就《国史大纲》 |
| 一、辗转西南着史报国 |
| 二、以国史解读传统政治文化 |
| 第二节 转捩文化研究 |
| 一、执教齐鲁 |
| 二、扛起传统文化的旗帜 |
| 三、走出学斋 |
| 四、短暂的学术游离期:再度沉寂为学人 |
| 小结 |
| 第三章 流亡中的文化斗士:投身教育和社会实践 |
| 第一节 新亚学校与新士人之培养 |
| 一、初次办学的困窘 |
| 二、发展新亚 |
| 三、游学欧美体认中西文化差异 |
| 第三节 流亡学者政治文化活动 |
| 一、50年代初期香港局势 |
| 二、评议近现代政制 |
| 三、学术与政治的合作 |
| 第三节 新士人之实践 |
| 一、新亚教育 |
| 二、无奈辞职与重返学术 |
| 小结 |
| 第四章 孤独的传统续脉者:以文化比较阐扬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国士”的政学分离 |
| 一、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
| 二、归宗理学与心性修养 |
| 第二节 回归中西比较 |
| 一、中西文化本源的差异 |
| 二、政治文化内核差异 |
| 三、多统而分裂的政治格局 |
| 第三节 晚年学术整理及与友人的学术合离 |
| 一、晚年目盲与学术整理 |
| 二、与同时代学者之思想差异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三民主义”建构新政治 |
| 第一节 “民族主义”:自根自本的“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一、中国式民主政治 |
| 二、“公忠不党”与政党政治 |
| 三、“以德望镇群伦”的元首制度 |
| 四、自主自由的教育制度 |
| 第二节 “民权主义”:选贤与能 |
| 一、选举、考试与民权 |
| 二、“选贤与能”与“平权” |
| 三、新国会 |
| 第三节 “民生主义”:农村自治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国外研究现状 |
| 1.1.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基础理论阐述 |
| 2.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体系 |
| 2.1.1 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特征 |
| 2.1.2 生态旅游资源的概念与特征 |
| 2.1.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概念与特征 |
| 2.2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逻辑关系 |
| 2.2.1 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思考 |
| 2.2.2 生态旅游驱动并引发环境问题的辨析 |
| 2.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理论架构 |
| 2.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法理学理论分析 |
| 2.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 2.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伦理学理论分析 |
| 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内容体系分析 |
| 3.1 生态旅游资源适于法律规制的特征分析 |
| 3.1.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浅析 |
| 3.1.2 自然环境资源保护的法律属性再检视 |
| 3.2 生态旅游资源的法律关系主体分析 |
| 3.2.1 生态旅游资源的利益关系主体识别 |
| 3.2.2 生态旅游资源利益主体的冲突起源 |
| 3.3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静态分析 |
| 3.3.1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微观分析 |
| 3.3.2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宏观分析 |
| 3.4 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动态分析 |
| 3.4.1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3.4.2 生态旅游资源管理运营中的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
| 4 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及法律规制难点剖析 |
| 4.1 我国旅游业发展及其法制建设现状概述 |
| 4.1.1 我国旅游业发展总体态势 |
| 4.1.2 我国旅游业法制建设总体状况 |
| 4.2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及其法制化进程总揽 |
| 4.2.1 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现状总述 |
| 4.2.2 我国生态旅游的法制体系框架 |
| 4.3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剖析 |
| 4.3.1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案例总结分析 |
| 4.3.2 我国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的难点透析 |
| 5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制度的健全 |
| 5.1 从法治视角溯源探究旅游规划实质 |
| 5.1.1 旅游规划的缘起与本质 |
| 5.1.2 旅游规划法治体系的诉求与甄别 |
| 5.1.3 旅游规划立法的导向性演进历程 |
| 5.2 境外旅游规划立法概况与经验借鉴 |
| 5.2.1 美国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2 日本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3 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地区）的旅游规划立法 |
| 5.2.4 国际组织有关旅游规划的公约协定 |
| 5.2.5 域外旅游规划立法给予我国的启示 |
| 5.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实现 |
| 5.3.1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与发展背景概况 |
| 5.3.2 我国旅游规划法制建设的现实问题剖析 |
| 5.3.3 我国旅游规划环境处置机制的防控因应 |
| 6 生态旅游资源公共治理的法律建构 |
| 6.1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工具——旅游环境税的建构设想 |
| 6.1.1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原则与目的 |
| 6.1.2 旅游环境税构建的域外经验与借鉴 |
| 6.1.3 旅游环境税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分析 |
| 6.1.4 建构旅游环境税制度的具体设想建议 |
| 6.2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平台——国家公园体系的建构设想 |
| 6.2.1 当前我国旅游景区管理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
| 6.2.2 国外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对我国的启迪 |
| 6.2.3 基于制度可持续性视角的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立法建议 |
| 6.3 生态旅游环境管治对象——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设想 |
| 6.3.1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角色分析 |
| 6.3.2 利益相关者关系对旅游环境的影响 |
| 6.3.3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博弈行为研究 |
| 6.3.4 旅游环境利益相关者和谐发展的保障措施 |
| 7 生态旅游资源损害救济制度的完善 |
| 7.1 以保障视角创新旅游环境权益法律制度的理念转变 |
| 7.1.1 旅游环境权概念立意 |
| 7.1.2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法律关系分析 |
| 7.1.3 旅游环境损害的侵权行为识别和认定 |
| 7.1.4 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 |
| 7.2 从法律适应性角度看旅游公益诉讼制度设计可行性 |
| 7.2.1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7.2.2 创建我国旅游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理论化探讨 |
| 7.3 基于司法救济渠道重构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再审视 |
| 7.3.1 旅游生态补偿的驱动机理 |
| 7.3.2 旅游生态补偿的基本要素 |
| 7.3.3 旅游生态补偿的内容实质 |
| 7.3.4 旅游生态补偿的实现路径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撮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项目介绍 |
| 二、论文标题、研究范围与价值 |
| 三、论文综述 |
| 四、研究方法、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五、研究的限制 |
| 第一章: 背景 |
| 1.1 宣信生平与宣道会的成立 |
| 1.2 宣道会的信仰与组织 |
| 1.2.1 宣道会的信仰 |
| 1.2.2 宣道会的组织 |
| 1.3 宣道会在中国 |
| 1.4 1949年以前宣道会在香港的活动 |
| 1.4.1 1949年以前的香港 |
| 1.4.2 香港於宣道会在中国传教的角色 |
| 1.4.3 宣道会儿童宿舍(Aliance Children Hostel) |
| 1.4.4 香港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
| 第二章: 宣道会由中国大陆转往香港的过程 |
| 2.1 历史的转折点 |
| 2.2 西教士撤出中国 |
| 2.2.1 新中国对基督教的立场与政策 |
| 2.2.2 宣道会撤离中国大陆的过程 |
| 2.3 宣道会西教士在香港去或留的抉择 |
| 2.4 全中国委员会(All China Committee) |
| 2.5 宣道书局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
| 2.6 建道圣经学院的历史及迁往香港的过程 |
| 第三章: 在香港奠基-宣道会在调景岭的服侍 |
| 3.1 中国政权交替下的难民潮 |
| 3.1.1 香港-国内难民的避难所 |
| 3.1.2 四、五十年代难民潮的景况 |
| 3.1.3 香港政府对难民的政策与态度 |
| 3.1.4 调景岭难民营的设立 |
| 3.2 宣道会在调景岭难民营的服侍 |
| 3.2.1 早期的难民工作 |
| 3.2.2 营内基址的建立 |
| 3.2.3 初期营内的布道工作 |
| 3.2.4 宣道会调景岭堂的建立 |
| 3.3 宣道会在调景岭的培训与教育工作 |
| 3.3.1 布道与培训系统 |
| 3.3.2 宣道圣经学院 |
| 3.3.3 宣道会敢明瞽目学校 |
| 3.3.4 调景岭宣道小学 |
| 3.4 台湾宣道会的成立过程 |
| 3.5 後期的宣道会调景岭堂 |
| 第四章: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传道工作 |
| 4.1 西差会的「香港扩展计划」 |
| 4.1.1 黄大仙福音堂的成立(後称:竹园堂/宣信堂) |
| 4.1.2 跑马地蓝塘道福音堂的成立 |
| 4.1.3 渣甸山采石工人聚会所 |
| 4.2 宣道圣经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2.1 北角堂的成立 |
| 4.2.2 筲箕湾堂的成立 |
| 4.2.3 荃湾堂的成立 |
| 4.2.4 葵涌堂的成立 |
| 4.3 建道神学院开展的工作 |
| 4.3.1 长洲山顶堂的成立(後改称:长洲堂) |
| 4.3.2 坪洲堂的成立 |
| 4.3.3 大澳堂的成立 |
| 4.3.4 杯澳福音堂的成立 |
| 4.4 早期香港宣道会的发展模式 |
| 第五章: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的事工 |
| 5.1 香港政府的徙置政策 |
| 5.2 天台学校及附建式学校的兴起 |
| 5.3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办学及建堂经过 |
| 5.4 香港宣道会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4.1 事工之目的 |
| 5.4.2 在徙置区传道的方式与策略 |
| 5.4.3 在徙置区工作的果效 |
| 5.5 香港宣道会徙置区事工的终结 |
| 5.5.1 天台学校的终结 |
| 5.5.2 「宣基学校」的终结 |
| 第六章: 北角堂的扩展与独立教会的加盟 |
| 6.1 六十年代北角堂的植堂事工 |
| 6.2 独立教会加盟香港宣道会 |
| 6.3 本地教会渐趋多元与成熟 |
| 第七章: 香港宣道会的本土化过程 |
| 7.1 宣道会海外宣教的政策 |
| 7.2 宣道会在中国建立本土化教会的过程 |
| 7.3 香港宣道会由西差会移交华会的经过 |
| 7.3.1 推动各堂会之间的联系工作 |
| 7.3.2 筹组由各堂及机构代表组成的华人联会 |
| 7.3.3 「五年自养计划」(Self-Support Program) |
| 7.3.4 购堂资助与贷款计划(The Gift-Loan Plan) |
| 7.3.5 本地教会达至「自传」的过程 |
| 7.4 中西合作促成本地教会自立 |
| 第八章: 中西合作及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
| 8.1 本地教会与西差会的夥伴合作时期 |
| 8.1.1 西差会订定未来的工作方向 |
| 8.1.2 宣道会华基堂的建立 |
| 8.1.3 区联会与西差会建立更深的合作关系 |
| 8.1.4 宣道会美孚堂的建立 |
| 8.1.5 中西两会联合推动的「教会增长计划」 |
| 8.1.6 「教会增长计划」下开设的堂会 |
| 8.1.7 「香港宣道会社会服务处」的成立 |
| 8.2 香港宣道会在临时房屋区的服侍 |
| 8.2.1 「宣道会屯门堂」在临屋区的服侍 |
| 8.2.2 「宣道会沙田堂」在「圆洲角临屋区」的服侍 |
| 8.2.3 「宣道会爱民堂」在「佛光街临屋区」的服侍 |
| 8.2.4 在其他临屋区的服侍 |
| 8.3 十年植堂与增长计划的开展 |
| 8.4 世纪交替的香港宣道会 |
| 结论 |
| 一、「宣道运动」的精神 |
| 二、承继中国内地宣教的工作与经验 |
| 三、在良好的土壤上把握机遇 |
| 四、中西合作推动教会自立与本土化 |
| 附录一: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植堂扩展的情况 |
| 附录二: 二十世纪香港宣道会大事一览 |
| 附录三: 二十世纪宣道会香港西教士名单 |
| 附录四: 二十世纪宣道会全中国委员会/香港西差会历任主席名单 |
| 附录五: 英文名字中译对照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4）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文献回顾 |
| 三、研究视角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港英政府公务员制度与华人公务员概况 |
| 第一节 港英政府早期的公务员制度 |
| 第二节 港英政府华人职员群体概况 |
| 一、香港公务员的范围 |
| 二、早期香港政府中的华人公务员 |
| 三、港府华人公务员规模和待遇 |
| 第三节 香港政府华人公务员的团体及组织运行机制 |
| 一、香港政府华员会的筹备与成立 |
| 二、香港其他主要华人公务员团体 |
| 三、香港政府华人职员团体的组织运行机制 |
| 第二章 二战前香港公务员制度构建中的华人公务员——以加薪运动为中心 |
| 第一节 “一战”后港府华人文员加薪之呼吁与公务员薪金调整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加薪运动与薪金调查委员会的设立 |
| 一、1920年代后期华人公务员调整薪俸制度之呼吁 |
| 二、文员薪金调查委员会之成立与工作开展 |
| 三、公务员薪金之调整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三节 裁员减政委员会之设立与香港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发端 |
| 第三章 华人公务员团体改善待遇运动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地化(1946-1950) |
| 第一节 改善待遇运动之兴起 |
| 第二节 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之设立与公务员本地化政策 |
| 一、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的进展 |
| 二、公务员薪俸调整委员会之设立 |
| 三、改善待遇运动之再起与华人公务员之联合 |
| 第三节 公务员制度调整与公务员之反应 |
| 一、公务员薪俸调整方案的出台 |
| 二、公务员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反应 |
| 第四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的“肃贪”运动 |
| 第一节 二战后香港公务员的贪腐与反贪 |
| 一、断断续续的反贪与公务员贪腐的泛滥 |
| 二、《防止贿赂法案》与华人公务员之反应 |
| 第二节 独立反贪污机制的建立与“肃贪”运动的再出发 |
| 一、“葛柏事件”与廉政公署的成立 |
| 二、“肃贪”运动与“四大华人探长案” |
| 第三节 “肃贪”运动中的公务员廉政制度之重构 |
| 第五章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公共事务之参与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公共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政府市政建设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与香港的对外宣传 |
| 第六章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的香港 |
| 第一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时期香港公务员政策 |
| 一、基本法的制定与实施 |
| 二、华人公务员对公务员政策的支持 |
| 三、华人公务员与内地的互动 |
| 第二节 华人公务员与“过渡期”香港走向 |
| 第三节 华人公务员的自为抗争以“长俸计划”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图表目录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一）既有研究视角 |
| （二）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
| （三）本研究期待的突破与创新 |
| 三、 相关理论工具 |
| （一）社会转型理论 |
| （二）社会公正理论 |
| （三）差序格局理论 |
| 四、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正在蔓延的阶层固化之势 |
| 第一节 政治领域 |
| 一、 基层政治生态家族化 |
| 二、 主要群体政治权利弱势化 |
| 第二节 经济领域 |
| 一、 代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
| 二、 代际贫富世袭加速 |
| 三、 不断被圈占的就业机会 |
| 第三节 教育领域 |
| 一、 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 |
| 二、 阶层间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
| 三、 新“读书无用论”开始泛滥 |
| 第四节 社会生活领域 |
| 一、 社会鸿沟和丛林法则盛行 |
| 二、 社会区隔与社会结构撕裂 |
| 第二章 国际视野下的阶层固化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的阶层固化 |
| 一、 美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美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状特征 |
| 三、 若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二节 俄罗斯社会的阶层固化 |
| 一、 俄罗斯社会阶层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俄罗斯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特征 |
| 三、 若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三节 英国社会的阶层固化 |
| 一、 英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特征 |
| 三、 若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四节 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 |
| 一、 日本社会阶层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日本社会阶层固化的现状特征 |
| 三、 若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五节 印度社会的阶层固化 |
| 一、 印度社会阶层结构的历史变迁 |
| 二、 印度社会的阶层固化现状特征 |
| 三、 若干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三章 转型期阶层固化的演进脉络 |
| 第一节 分化流动期 |
| 一、 农民阶层的分化流动 |
| 二、 工人阶层的分化流动 |
| 三、 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流动 |
| 四、 干部阶层的分化流动 |
| 五、 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 |
| 第二节 边界形成期 |
| 一、 阶层收入进一步分化 |
| 二、 贫富空间区隔 |
| 三、 社会流动新变化 |
| 四、 社会生活圈层化 |
| 五、 阶层复制倾向加重 |
| 六、 阶层意识的形成与强化 |
| 第四章 转型期阶层固化动因的多维透视 |
| 第一节 差序格局的推拉作用 |
| 一、 差序格局的四维圈层结构 |
| 二、 差序格局的演进轨迹 |
| 三、 差序格局的推拉作用 |
| 第二节 计划体制的惯性驱动 |
| 一、 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致使风险和成本分配失衡 |
| 二、 碎片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和强化着阶层边界 |
| 三、 有缺陷的土地制度诱发了严重的阶层利益冲突 |
| 四、 传统的工会制度不适应阶层利益博弈的平衡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的扩张冲动 |
| 一、 公权膨胀强化了阶层结构壁垒 |
| 二、 公权寻租加剧了阶层利益失衡 |
| 三、 公权侵蚀权利固化了阶层藩篱 |
| 第四节 贫富分化的累积效应 |
| 一、 “滚雪球”式的财富积累 |
| 二、 资本与权力的共生 |
| 三、 不对称的改革成本分摊 |
| 四、 教育不公与阶层复制 |
| 第五章 转型期阶层固化的负面效应 |
| 第一节 损害社会公正 |
| 一、 致使阶层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 |
| 二、 破坏阶层间互惠互利关系 |
| 三、 阶层再生产将持续损害社会公正 |
| 第二节 迟滞社会流动 |
| 一、 锁闭上行流动通道 |
| 二、 阻塞精英循环渠道 |
| 第三节 侵蚀社会认同基础 |
| 一、 动摇福利体系 |
| 二、 离散组织结构 |
| 三、 消解意义系统 |
| 第四节 诱发社会冲突 |
| 一、 加重社会戾气 |
| 二、 加剧社会风险 |
| 三、 酿成互害社会 |
| 第六章 化解阶层固化的若干方略 |
| 第一节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 一、 两个维度 |
| 二、 四大规则 |
| 第二节 改善基础民生 |
| 一、 整合社会保障体系 |
| 二、 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
| 三、 完善就业保障体系 |
| 四、 健全住房保障体系 |
| 第三节 增进教育公平 |
| 一、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
| 二、 改革教育制度 |
| 第四节 优化阶层结构 |
| 一、 扶植中间阶层 |
| 二、 促进阶层互利 |
| 三、 增进阶层互信 |
| 第五节 规范公共权力 |
| 一、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
| 二、 以群众路线彰显民权 |
| 参考文献 |
| 中文着作 |
| 中文期刊 |
| 年鉴及报告 |
| 报纸 |
| 电子文献 |
| 英文文献 |
| 后记 |
（6）钟肇政小说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章 两岸钟肇政研究的消长及其问题 |
| 第一节 两岸钟肇政研究的消长交替 |
| 第二节 钟肇政在台湾文坛的地位 |
| 第三节 钟肇政小说研究的缺憾与再出发 |
| 第二章 钟肇政客家书写 |
| 第一节 客家方言书写 |
| 第二节 客家民俗书写 |
| 第三节 客家硬颈精神书写 |
| 第四节 钟肇政客家认同的变迁 |
| 第三章 钟肇政女性书写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的蒙昧 |
| 第二节 女性意识的萌芽 |
| 第三节 女性意识的张扬 |
| 第四节 钟肇政女性书写的时代意义 |
| 第四章 钟肇政原住民书写 |
| 第一节 力比多的撩拨、宣泄与升华：浪漫想像 |
| 第二节 历史地再现原住民历史：英雄崇拜 |
| 第三节 浪漫的失落与英雄的破灭：商业时代的必然 |
| 第五章 钟肇政殖民现代性书写批判 |
| 第一节 殖民同化 |
| 第二节 殖民弱化 |
| 第三节 殖民与被殖民杂糅 |
| 第四节 殖民现代性亡灵复活 |
| 第六章 钟肇政的台湾史诗建构 |
| 第一节 《浊流三部曲》：台湾史诗的先声 |
| 第二节 《台湾人三部曲》：从家族叙述到史诗建构 |
| 第三节 《台湾人三部曲》的新历史主义阐释之批判 |
| 第七章 钟肇政小说的叙述艺术 |
| 第一节 单一视角：从沉溺于自我之中逐步蜕变 |
| 第二节 散点透视法：《鲁冰花》的悲剧解读 |
| 第三节 聚焦透视法：从内视角向意识流深化、探索 |
| 第四节 时空交错、重叠：营造意境 |
| 第八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文献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自由中国》的创办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之创办背景及宗旨 |
| 一、《自由中国》之创办缘起 |
| 二、《自由中国》之宗旨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之创办过程 |
| 一、第一阶段：上海创办受挫 |
| 二、第二阶段：台北再次筹办 |
| 三、第三阶段：雷震艰难运作与创刊 |
| 第三节 《自由中国》之经费、组织 |
| 一、《自由中国》之经费筹措与来源 |
| 二、《自由中国》之组织 |
| 第四节 《自由中国》之主要撰稿人及栏目 |
| 一、《自由中国》主要撰稿人概述 |
| 二、《自由中国》主要栏目及变化 |
| 第二章 《自由中国》的主要思想主张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的政治思想 |
| 一、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的争论 |
| 二、民主政治的主张 |
| 三、言论自由的主张 |
| 四、成立反对党的主张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的经济思想 |
| 一、“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的争论 |
| 二、《自由中国》对公营企业的批判 |
| 三、西方自由经济思想的引介及探讨 |
| 四、《自由中国》经济思想的时代意义 |
| 第三节 《自由中国》的教育、文艺思想 |
| 一、《自由中国》前期的教育基调：为反共抗俄而努力 |
| 二、反对党化教育 |
| 三、反对“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 |
| 四、文艺“自由”的思想 |
| 第三章 《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由疏离至决裂 |
| 第一节 《自由中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风波迭起 |
| 一、《政府不可诱民入罪》——冲突的开始 |
| 二、胡适辞发行人——风波再起 |
| 三、《计划教育质疑》等——再掀波澜 |
| 第二节 “发行人胡适”衔名的脱卸与雷震国民党党籍的被注销 |
| 一、“发行人胡适”衔名的脱卸 |
| 二、雷震国民党党籍的被注销 |
| 三、“匪谍”阴霾下《自由中国》的敢言 |
| 第三节 “祝寿专号”与“今日的问题”栏目 |
| 一、“祝寿专号”的发行——建言与被围剿 |
| 二、《今日的问题》栏目的开辟 |
| 三、陈怀琪事件——一次未完成的构陷 |
| 第四节 反蒋三连任与雷震案的发生 |
| 一、护宪与反蒋三连任 |
| 二、寄望地方选举公平的失败 |
| 三、筹组反对党与雷案的发生 |
| 第四章 胡适、雷震、殷海光与《自由中国》 |
| 第一节 胡适与《自由中国》 |
| 一、胡适与《自由中国》的创办——不发行的发行人 |
| 二、裸露在威权下的《自由中国》与胡适的《艾森豪故事》 |
| 三、胡适对反对党与“雷案”的态度 |
| 第二节 雷震与《自由中国》 |
| 一、《自由中国》实际负责人 |
| 二、雷震与反对党 |
| 三、从“坐而论道”到“起而力行” |
| 第三节 殷海光与《自由中国》 |
| 一、渐渐融入《自由中国》的殷海光 |
| 二、殷海光与雷震、胡适 |
| 三、殷海光烛照威权体制的文字与《自由中国》的落幕 |
| 第五章 《自由中国》与1950年代的台湾 |
| 第一节 威权体制与《自由中国》 |
| 一、蒋氏父子之自由、民主及威权体制的建立 |
| 二、《自由中国》之民主、自由 |
| 三、威权体制下《自由中国》的抗争 |
| 第二节 《自由中国》对统独与省籍问题的关注 |
| 一、“一个中国”的坚持 |
| 二、对省籍问题的关注 |
| 三、从发行量看《自由中国》对台湾1950年代的影响 |
| 结语：《自由中国》的历史影响与文化传承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华语片”概念界定 |
| 二、文化研究与电影美学的结合 |
| 三、近二十年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研究述评与研究目标 |
| 四、关于电影的比较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比较 |
| 第一节 三地共同面临全球化时代 |
| 一、解析全球化与其相关的经济政治转型 |
| 二、电影传媒全球化之下的意识形态霸权 |
| 三、媒介霸权的悖论——华语电影转轨平台中的对话 |
| 第二节 三地时代背景的差异 |
| 一、内地——体制改革背景中的市场化 |
| 二、消费蓬勃背景中的狂潮化 |
| 三、台湾——产业徘徊背景中的边缘化 |
| 第二章 身份文化比较 |
| 第一节 焦虑 |
| 一、关于身份焦虑 |
| 二、三地华语片中共同的身份焦虑 |
| 三、三地华语片中身份焦虑的差异 |
| 第二节 追寻 |
| 一、关于身份追寻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进行身份追寻 |
| 三、三地华语片中身份追寻的差异 |
| 第三节 民族性 |
| 一、电影民族性概念界定 |
| 二、三地电影共同的身份民族性 |
| 三、三地电影身份民族性差异 |
| 四、华语电影民族性与东方主义 |
| 第三章 人文视角比较 |
| 第一节 边缘人士 |
| 一、边缘人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边缘人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边缘人的差异 |
| 第二节 平民世界 |
| 一、平民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平民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平民世界的差异 |
| 第三节 异化民众 |
| 一、异化民众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共同关注异化民众 |
| 三、三地华语片关注异化民众的差异 |
| 第四章 娱乐立场比较 |
| 第一节 背景探索 |
| 一、娱乐是电影的共性 |
| 二、近二十年华语片娱乐性的成功实践 |
| 三、三地华语片娱乐产生的背景差异 |
| 第二节 娱乐的“文艺场域” |
| 一、香港是三地娱乐商业电影的坚守人 |
| 二、文化资本与香港娱乐商业电影 |
| 三、娱乐商业电影在“文艺场域”内的能动 |
| 第三节 共同走向——合拍片 |
| 一、政治与文艺的离合 |
| 二、合拍片繁荣娱乐的成功实践 |
| 三、合拍片的问题和展望 |
| 第五章 审美类型比较 |
| 第一节 类型电影的概念 |
| 一、类型电影概念界定 |
| 二、华语类型电影的发展历程 |
| 三、华语类型电影与消费主义娱乐需求 |
| 第二节 三地不同类型电影比较 |
| 一、内地战争电影与香港怀旧电影比较 |
| 二、香港情色电影与内地、台湾女性电影比较 |
| 三、台湾乡土电影与内地农村电影比较 |
| 第三节 三地相同类型电影比较 |
| 一、周星驰、冯小刚喜剧电影的类型比较 |
| 二、台湾、内地成长电影的类型比较 |
| 三、香港、内地黑社会电影的类型比较 |
| 第六章 哲学理念比较 |
| 第一节 电影艺术中的哲学理念 |
| 一、电影美学与哲学理念 |
| 二、华语片的哲学理念与观众的审美接受 |
| 第二节 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比较 |
| 一、中华传统哲学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共性 |
| 三、三地华语片传统哲学理念之差异 |
| 第三节 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比较 |
| 一、现代哲学概念界定 |
| 二、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之共性 |
| 三、三地华语片现代哲学理念之差异 |
| 结语 展望未来三地华语片在世界电影中的发展 |
| 一、近二十年华语电影所遭遇的国际语境 |
| 二、三地华语片的共同发展策略 |
| 三、三地华语片的发展策略差异 |
| 参考片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篇目 |
（9）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目录 |
| 1. 研究概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动机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与限制 |
| 1.6 研究流程与论文结构 |
| 2. 遗产税相关理论研究 |
| 2.1 遗产税课征的理论基础 |
| 2.2 遗赠税制度实施之相关分析与研究 |
| 2.3 遗产赠与税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效应分析 |
| 3. 全世界已课征遗产税国家(地区)之现状分析 |
| 3.1 全世界遗产税制度之概况 |
| 3.2 美国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3.3 英国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3.4 德国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3.5 日本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3.6 新西兰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3.7 香港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情况 |
| 4. 台湾课征遗产赠与税之现状分析 |
| 4.1 台湾遗产赠与税之沿革 |
| 4.2 台湾遗产及赠与税法的制定 |
| 4.3 台湾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订—1981年 |
| 4.4 台湾遗产及赠与税法的修订—2009年 |
| 4.5 本章结论 |
| 5. 中国大陆遗产税课征与否之现状探讨 |
| 5.1 中国大陆官方对遗赠税的立场 |
| 5.2 赞成者的看法 |
| 5.3 反对者的看法 |
| 5.4 本章结论 |
| 6. 台湾遗产赠与税之存废问题探讨整理分析 |
| 6.1 造成台湾遗赠税存废争议的缘由 |
| 6.2 废除(或大幅调降)遗赠税与否之多面向分析 |
| 6.3 台湾遗赠税制执行效益评估 |
| 7. 综合结论及对大陆实施遗赠税的建议 |
| 7.1 综合结论 |
| 7.2 对大陆实施遗赠税的建议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艺术市场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艺术市场学的研究对象 |
| 一、艺术价值和艺术品价格 |
| 二、艺术市场的结构形态 |
| 三、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以美术、音像品和文学市场为例 |
| 四、艺术衍生市场 |
| 五、艺术市场管理 |
| 第二节 艺术市场学的研究目的 |
| 一、厘清艺术市场三部类的关系 |
| 二、确立艺术市场学的学科体系 |
| 三、构建艺术市场理想化的形式 |
| 第三节 艺术市场学的研究方法 |
| 一、艺术学与市场学是并行发展的学科 |
| 二、市场学对研究艺术市场的启示 |
| 三、其他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艺术市场学的补充说明 |
| 第一章 艺术市场学产生的基础 |
| 第一节 艺术市场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艺术市场学产生的历史基础 |
| 一、中国古代艺术市场的历史积淀 |
| 二、西方艺术市场发展史考略 |
| 第三节 艺术市场学产生的现实基础 |
| 一、艺术市场的繁荣景象 |
| 二、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艺术价值和艺术品价格 |
| 第一节 艺术价值的探讨 |
| 一、对传统价值观的追问 |
| 二、价值内涵的新认识 |
| 三、艺术的核心价值 |
| 四、艺术价值在当代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艺术商品价格研究 |
| 一、表演艺术商品价格的探讨 |
| 二、美术商品价格的探讨 |
| 第三节 艺术价值与艺术品价格的关系 |
| 一、审美性精神失落在艺术上的体现 |
| 二、艺术价值中显像的功利性和物质性 |
| 三、附加价值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 |
| 四、艺术品价格机制的“蛋形模式” |
| 第三章 艺术市场的结构形态 |
| 第一节 艺术市场的类型和构成部类 |
| 一、“艺术”的范畴 |
| 二、艺术市场的五种分类法 |
| 三、艺术市场的基本构成部类 |
| 第二节 艺术商品的供应 |
| 一、艺术家提供了艺术商品的创意 |
| 二、艺术生产商完善了艺术的成品 |
| 第三节 艺术商品的流通 |
| 一、广告商是艺术的商业鼓吹者 |
| 二、经纪人是艺术的专业推广者 |
| 三、批评家是艺术的质量鉴别者 |
| 第四节 艺术商品的消费 |
| 一、艺术消费的变化规律 |
| 二、艺术消费者的重要作用 |
| 第五节 艺术市场理想的结构形态——生态型艺术市场 |
| 一、艺术生产的生态结构 |
| 二、艺术流通的生态结构 |
| 三、艺术消费的生态结构 |
| 四、生态型艺术市场的构建维度 |
| 第四章 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以美术、音像品和文学市场为例 |
| 第一节 另一种角度解读艺术市场存在的问题 |
| 第二节 美术市场存在的问题 |
| 一、美术赝品到处横行 |
| 二、一二级市场严重错位 |
| 三、市场投机行为泛滥 |
| 第三节 音像市场存在的问题 |
| 一、音像品是追求复制的艺术品 |
| 二、追求复制导致盗版盛行 |
| 第四节 文学市场存在的问题 |
| 一、文学亦是追求复制的艺术 |
| 二、读图是文学复制方式的变异 |
| 三、读图文学主要的几种表达式 |
| 四、读图时代成形的社会学分析 |
| 第五章 艺术衍生市场 |
| 第一节 精神经济是艺术衍生市场繁荣的时代背景 |
| 一、精神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
| 二、精神经济时代包含了“后工业社会” |
| 三、艺术是隐含商机的财富 |
| 四、艺术衍生市场的繁荣是时代的需要 |
| 第二节 多维体验是艺术衍生市场繁荣的内在基础 |
| 一、多维体验催生了艺术衍生市场产业链系的形成 |
| 二、艺术衍生产品之间是相互促进消费的替代关系 |
| 三、多维体验推动艺术衍生产业进入物质商品领域 |
| 第三节 艺术衍生市场构筑人类精神的共赢范式 |
| 一、谁在操纵艺术市场 |
| 二、艺术家与艺术商的关系 |
| 三、消费者与艺术商的关系 |
| 四、艺术衍生市场的共荣大同 |
| 第六章 艺术市场管理 |
| 第一节 艺术市场的行政管理 |
| 一、艺术市场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手段 |
| 二、艺术市场行政管理中的经济手段 |
| 三、艺术市场行政管理中的法律手段 |
| 第二节 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 |
| 一、艺术市场的行政管理无法替代行业管理 |
| 二、艺术市场的行业管理是行政管理的补充 |
| 第三节 艺术市场的企业管理 |
| 一、艺术企业实际是一种贸易性服务组织 |
| 二、艺术企业目标管理认为消费者是上帝 |
| 三、艺术企业投资取决于人力资源和品牌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四、77.7%的香港青年看好国家发展前景 81%的台湾民众深感岛内贫富悬殊（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意识—钱穆“政道论”研究[D]. 沈文博.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2]生态旅游资源法律规制研究[D]. 胡科翔. 重庆大学, 2018(04)
- [3]「宣道运动在香港—香港宣道会的发展历史（1949年-1999年）」[D]. 何明章(Ho Ming-CheungEllis).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4]港英政府时期华人公务员群体研究（1914-1997）[D]. 陈新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5(12)
- [5]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D]. 杨文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0)
- [6]钟肇政小说创作论[D]. 赖一郎. 福建师范大学, 2013(02)
- [7]威权体制下自由主义话语及其命运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研究[D]. 杨荣庆. 南京大学, 2011(07)
- [8]近二十年两岸三地华语片文化状态比较[D]. 杨曙. 扬州大学, 2010(11)
- [9]中国大陆应否课征遗产赠与税之探讨 ——根据台湾经验[D]. 李常先. 暨南大学, 2009(02)
- [10]艺术市场学论纲[D]. 成乔明. 东南大学, 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