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入WTO后对我国医院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邵思蒙[1]（2021）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等为基础,《TRIPS协定》中的规则为处在世纪之交乃至今日的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确立了保护标准。该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进入了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它不仅规定了以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条约都未规定的知识产权执法措施,还将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最低保护标准原则纳入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至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取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却都未能通过该协定充分实现。同时,该协定存在未能对网络技术引发的各种变化作出前瞻性反应等不足。因此,自该协定生效以来,区域或是双边安排中出现了许多“TRIPS-plus”规则,这些规则对该协定中的规则造成了冲击。无论是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从隐含到明确,还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由弱变强,保护标准不断提高,均已成为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主要发展趋势。随着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制度在授权合理垄断与异化成为专有权利滥用之间逐渐失衡。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无法实现,对于这一制度合理性的质疑油然而生。这种质疑不仅可见于致使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议题之中——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问题,也体现为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对于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足——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失位。总而言之,当前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呈现出领域不断扩展且多样、软法逐渐成为一种载体形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所增强,并且正在通过强化区域合作从而尝试构建符合其利益需求的规则的特征。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其一,经济全球化的撼动与逆全球化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减缓的背景下,随着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的激增,其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与《TRIPS协定》相比而言存在差异,即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发生变迁。其二,技术因素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相互作用。技术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TRIPS协定》制定时并未出现,但如今已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形成挑战。为了顺应技术革新形势,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也应当进行调整,从而与技术发展相衔接。同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制定知识产权战略促进国内技术发展,技术进步也会要求相关规则与时俱进。因此,可以合理预见,随着技术革新范围的不断扩大,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变迁过程也将持续。其三,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推进。知识产权在每个领域都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是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还是跨国公司、企业等私人部门,都认为自身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存在密切联系,都有自己的主张与立场。就国家层面而言,随着世界各国国家实力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其以往只能被动接受相关规则的局面。就国际组织层面而言,WTO和WIPO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促进国际知识产权规则趋同化方面,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今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制定方面的影响力却已大不如前。就非政府组织层面而言,其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尤其是在提升全球公共健康水平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就私人部门层面而言,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私人集团通过多种方式间接参与规则制定,对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对公平正义与动态利益平衡理论是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合法性的判断依据,据此,以《TRIPS协定》为核心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具有正当性、合理性的理论支撑。随着区域和双边安排的兴起和“TRIPS-plus”规则的出现,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思考也亟待跟进。首先,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引致保护标准不断提高,但其合理性有待思考。具体而言,其一,着作权保护期的延长,未能有效体现动态利益平衡的理念,如果作者有生之年外加50年的着作权保护期已经足以充分保护作者的权利,那么延长着作权保护期则缺乏合理依据。其二,专利权的保护标准提高,显示过于注重对于私人权利的保护,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无论是赋予药品试验数据专属权,建立专利链接制度,还是通过提高强制许可补偿标准对其加以限制,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用《TRIPS协定》中的灵活性条款,这些发展中缔约方的国民健康水平也将随之受到影响。其三,知识产权的执法标准提高,侵蚀了《TRIPS协定》留给各成员方的自由裁量权。“TRIPS-plus”知识产权执法标准将会导致相关制度更加复杂并且难以预期,不仅可能扰乱国际贸易秩序,也会引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失衡。与之相反,一方面,地理标志保护标准的提升,既是发达国家极力推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相符,具有更加充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数字环境中的着作权保护和商标权保护,均是对《TRIPS协定》的有益补充,唤起了各国在网络环境中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对在网络环境中开展贸易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其次,关于知识产权体系下传统知识的可保护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弥补《TRIPS协定》对于这一问题关注的缺失。由于实践当中各国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方式不尽相同,虽然发展中国家十分希望能够形成一套统一的、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传统知识保护方式,但是短时间内这一目标确实难以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意识到区域或是双边安排在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并将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引入谈判中。区域或是双边安排的缔结,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知识使用方对其保护立场的转变,知识产权体系下的传统知识保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最后,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虽然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侧重有所不同,但部分规则体现出的保护标准已经超越《TRIPS协定》中的规则所确立的保护标准。随着双边投资条约中的规则被逐步纳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一定程度上会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领域已经建立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产生影响。国际知识产权规则一直处于发展变迁之中,从总体方向上来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发展主要是单向的、不断提高保护标准的过程。通过区域或是双边安排形成的多个独立知识产权局部环境相互作用,间接影响了多边国际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环境。随着这种影响范围日渐宽广,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也将通过协调而变得统一。区域或双边安排中的“TRIPS-plus”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对于我国而言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这些规则可能形成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但是从长期角度来说,这些规则将会形成一种增强我国在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倒逼机制,且有助于我国关注知识产权规则是否能够体现出利益平衡的理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构建的过程中,应当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利益诉求,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应当继续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同时积极探索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确立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参与相关论坛,通过多种路径,积极参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构建。具体而言,我国应当统筹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协调我国国内相关规则与我国参与的区域或是双边安排中的规则。同时,我国应当培育和增强向国际社会提供知识产权新规则的软实力,积极参与新规则的制订,引领构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秩序。
朱辉进[2]（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率先开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改革。农村改革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标志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因而被称之为“启动历史的变革”。40余年来,农村经济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农村市场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进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迫在眉睫,农村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水平,而农村市场化建设是解决目前农村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本研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为主题,旨在通过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发展的历程,总结取得的成就,吸取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反思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思考。绪论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背景、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三个层面分类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本文的观点和看法,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和不足。第一章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概念,简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概述了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五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农村市场化建设的重点。第二章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包括农村市场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经验,总结了当前我国农村市场化建设过程中,思想和实践层面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第三章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包括进一步推进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明确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边界和职能范围、逐步推广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个方面。
张晨[3]（2020）在《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围绕农业及粮食问题而开展的农业政策制定可以说是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政府行为。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当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开始逐步向全球化农业生产模式的方向发展,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的活跃度逐步升高,相关领域内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因此,为维护其自身利益,作为世界主要粮食进口国的日本开始稳步推进农业政策的转向工作。战后的日本农业政策在《农业基本法》的指导下,共经历了60年代的“基本法农政”,70年代的“综合农政”以及之后的“地域农政”共三个主要阶段。进入到本世纪之后,日本的农业政策自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的“攻势型农政”,历经积极推进FTA/EPA谈判的民主党时期的农业政策,直至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政策为止,以实现对既有的农业生产结构革新为目的,通过推动本国农产品出口,发展形成了极具“外向型”特征的“攻势型农业”。“攻势型农业”得以成型的重要基础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食粮法》与《食料·农业·农村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构建出的战后日本第二个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其与旧《农业基本法》的农业政策制定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以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转向为切入点,通过“国际粮食体制”理论所构建出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跳出传统分析日本农业问题只限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束缚,实践性地打通农业政策分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阻隔,探讨农业领域内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如何影响战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分析并总结战后日本农业政策制定的特点。战后日本农业政策能够发生转向的前提实际上是基于日本政府不断地对早已不适应国际农业政治经济局势的既有农业政策进行的修正。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于日本农业政策的制定,已发展到起决定作用的程度。日本农业政策转向的经验在于其对国际环境变化的积极快速感知,而其教训也在于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消极迟滞应对。换句话讲,政府行为取向的形成就在于其自身与外界进行何种的互动之上。
唐兴李[4]（2020）在《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人类经过了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后,当今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信息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必然会趋向于全球一体化。“地球村”的概念已经被当代学者频繁提及。信息、科技以及人类的健康等诸多领域受到地域的限制将会越来越小。这无疑对各国政府的准入管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特别是在与国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医疗服务领域。过高的准入门槛有可能使本国的医疗市场难以从全球范围内吸收新技术、共享医疗数据及临床案例,从而在面对重大医疗危机时难以借助国际力量;而过低的准入门槛则有可能使不同文化下的医疗管理及市场体制摧毁本国市场。因此,自WTO与WHO成立伊始,就不断与各成员国政府在磋商此类问题。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程度。在未来20年到50年的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的过程中,不能合理确定本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规则的国家将很可能会在这个领域落后于其它国家,并严重影响到国民的生命安全。医疗服务的准入早在WTO成立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过直到GATS的出现才将医疗服务真正纳入多边贸易法律体制中并以经济和法律的语言确认了其可交易性。然而,目前在GATS中作出医疗服务承诺的成员较少,而且大多数成员对医疗服务的市场准入采取的是极为谨慎的态度。随着医疗服务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强,不同利益个体、群体甚至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国际化,如何平衡国内规制与贸易自由化?是更加自由还是保守?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主要模式有哪些?各成员对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的做法和考虑因素是什么?我国对医疗服务,尤其在外资准入领域的法律规范,还有哪些不足?面对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发展,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以及未来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法律的突破方向可能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研究。本文的研究主题是用GATS框架下的四种提供服务方式来分析医疗服务行业中市场准入方面所面临的法律问题。本文首先阐述了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概念和界定,以及GATS下四种提供方式的适用范围。随后通过分析各成员国对其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承诺,总结了主要成员国进入医疗服务市场的模式。另外,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模式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紧接着,从四种提供方式（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出发,本文分析了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问题。首先,是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模式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互联网医疗以及跨境医疗消费的准入问题。由于医疗服务的本质是流动性的,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中对医疗服务市场在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市场准入方面的承诺基本是不限制,加之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医疗服务的发展趋势为呈现越来越多的线上诊断。与此同时,跨境医疗消费日益增加,也使得各国不得不重新面对市场准入的问题。在跨境提供方面,互联网医疗的准入涉及到了国家和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因此很多政府的国内准入应对措施则是选择性屏蔽相关跨境医疗服务网站信息;对于跨境消费方面,政府则采用的是控制出入境签证率,以此来控制跨境就医问题。然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平衡国内规制和贸易自由化。本文研究发现,很多成员国政府选择在遵守GATS承诺表的前提下,各成员国政府都采用援引GATS的一般条款和例外条款来作为医疗服务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市场准入国内措施的补充条款。其中,我国在医疗服务市场准入方面就提出适用GATS例外条款。对于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方面,大多数成员国在GATS承诺表里都表示有所限制。医疗服务市场的外资准入问题主要体现在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及条件。本文以我国现状为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梳理了我国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设立形式、条件,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资准入的影响以及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目前存在的有关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论文对医疗服务的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外资准入履行方面以及审批等内容进行了分析,并从法律角度提出了相关完善建议。最后,本文研究了在GATS框架下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对自然人流动方面的准入问题。各成员国在医疗服务方面的人员准入主要体现为对外国执业医师的限制,限制内容包括对服务提供者数量的限制、对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的限制以及对服务业务范围及地域的限制。文中分析了主要成员国在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总结了医疗服务行业自然人流动市场准入的法律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建议。最后,文章分别从跨境提供、跨境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四方面总结了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准入面临的法律障碍,在比较和借鉴中,提出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以及我国的应对之策。
鹿海洋[5]（2020）在《中国行政管理40年学术研究主题评析（1978—2018）》文中认为2019年正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对40年来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进行客观的梳理和评析,有助于我们把握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基本规律,并为行政管理实践提供指导,以此来加快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推动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本文将按照问题线索为主,时间线索为辅的思路进行。首先对中国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的形成进行量化分析。其次,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1978-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1992-2002）、经济全球化与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2002-2012）、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2012-2018）,这四个阶段里每个研究主题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以及价值和缺失进行深入的挖掘。最后,对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演变的规律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把握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基本规律,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探索未来行政管理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
薛卫洋[6]（2018）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近些年来被誉为与公办高教、民办高教并列的国内高教“三驾马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者必须有中方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即为我国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通过数据查询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相较于公办高校,相对不足。民办高校是否需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缘何不足?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如何适应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六方面研究。其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在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特殊价值定位以及跨境高等教育具有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使然;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则在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提高民办高校办学国际化水平,规避民办高校涉外办学风险。其二,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进行剖析。梳理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年份变化、举办期、在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从办学层次、省份分布、学科专业、师资与课程等方面分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进行相关分析,统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与规模、在学生和毕业生规模,学历学位颁发情况和预期培养人数。现状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呈现出整体规模较小、办学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其三,对影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从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机制、办学资源等方面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行内外部相关因素分析,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四,分析讨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新机遇。研究得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公办高校的竞争、国内对于国际教育高端化的需求以及我国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新机遇则在于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合作办学新需求,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其五,对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反思——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对马来西亚社会、其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梳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背景、历史脉络,总结其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呈现出: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注重质量保障和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等特征。基于此,得出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善,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完善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必要保障;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则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根本。其六,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作出趋势预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未来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但在不同办学形式和层次上仍将有所差距,在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主体将是非营利性的。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下,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教育主权、坚守公益性、特色差异化发展和保护学生权益等原则。建议我国政府未来从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发展、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等方面加强相关顶层设计。在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建议:民办高校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合办学;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刘帅[7]（2018）在《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文中认为最惠国法律条款即最惠国法条是“最惠国待遇”的法律载体,而最惠国待遇作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机制,加速了国际贸易的全球化进程,影响了世界贸易的整体格局。最惠国待遇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8世纪初叶,英法在荷兰乌特勒支签订的和约中首次规定了较为规范的最惠国法条,至此,最惠国法条正式登上国际贸易舞台,并不断发生演变。在最惠国法条长期的变迁过程中,演化出了欧式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美式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虽然二者的影响力不断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动,但依然是近现代最惠国法条的基本分类。从19世纪清王朝被英吉利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朝贡体系和条约体系开始碰撞,中国正式被裹挟进世界经济政治纷争以来,最惠国法条就与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联,历经晚清、民国,直到今天,最惠国法条都是中国对外经贸体系的重要基础。在此期间,最惠国法条影响的畛域一直居于变动,从最早局限于税务、贸易范围,然后不断扩张,跨越经贸范畴,嵌入政治、文化、外交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又再度缩小至经贸范围,而WTO时代其影响的边界再次扩展。不过,无论最惠国法条的适用范围如何变化,其对我国一直具有深远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最惠国法条发挥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力。晚清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最惠国法条背离了其应有的公平、非歧视的价值导向与促进贸易自由的初衷,成为西方国家攫取、侵害中国利益的工具。最惠国法条在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中处于既“隐秘”又“显着”的微妙位置,“隐秘”是因为最惠国法条不似割地、赔款、驻军等条款是对中国具体国家利益的侵犯,其依托第三国的架空表述方式,使得其发挥作用较为“间接”,也使缺乏国际法知识的晚清君臣在尚未了解该法条的重大影响时就轻易让渡了最惠国待遇。“显着”则是由于和中国签订最惠国法条的“最惠国”可以轻易均沾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中让渡的利益,借此,最惠国法条这个“倍增器”极大增强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利益侵夺,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惠国法条也与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商一道,被并称为令近代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三项利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逐渐开始着手改订或废除最惠国法条,以限制其不利影响,北京政府奉行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废约外交都与之密切相关。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采用“浑括主义”,尽量避免双边谈判,而采用集体磋商的方式,这正是基于对最惠国法条的清楚认识,只有通过集体磋商,让全体最惠国在放弃某一特权上达成一致,这一特权才能真正被废止。南京国民政府废约外交的目的与修约外交类似,也是逐渐取消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不利影响,但其方式上更加彻底,注重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直接减少不平等条约签署国的方式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这也一并减少了“最惠国”的数量,弱化最惠国法条的不利影响。废约之后,通常还会以订立更为公平合理的合约为目的进行新条约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最惠国法条通常又会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而是否重新订入最惠国法条也成为判断谈判成败的“标志”。新中国建立后,为了适应新的全球经济形势,我国开始了艰苦的“复关入世”谈判,而永久性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成为我国力争的主要谈判目标,并最终取得圆满成果。现代最惠国法条以WTO框架为依托,其内含平等、非歧视的价值内核,到今天依然是国际贸易秩序的主流,但以TPP为代表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在其组织内部推行更高层次的贸易自由化,会造成对非组织成员的贸易歧视,即使这些成员同属于WTO。全球化与集团化贸易组织之间的这种矛盾与冲突给最惠国法条的未来又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主体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论。陈述研究思路,对最惠国法条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梳理,逐次展开对本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说明。第二部分:最惠国法条概论。首先介绍了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其次,阐明了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最惠国法条的内涵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该部分也论及最惠国法条与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的关联。第三,研究了最惠国法条依据不同学说与标准进行的分类情况。最后,对最惠国法条条文的解释进行了分析,涉及到对最惠国法条的滥用与限制。第三部分: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化扩张及应对。首先对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进行了介绍,并作了阶段划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初步建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体系的扩展,并介绍了晚清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初步回应;其次,梳理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第三,对1912—194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进行了叙述,解读了在修约外交与废约外交不同方针影响下的最惠国法条;最后,对近代中国与西方重要国家订立的最惠国法条以国别进行归纳并简要评论,涵盖晚清到民国的整个长时段。第四部分: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特点、类型与危害。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具有不平等、叠加性、多领域性、变动性等特点,这也引致了近代中外条约中最惠国法条类型的多样性,而各类型的最惠国法条也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后果。第五部分:现代最惠国法条在曲折中发展。国际贸易并非一直沿着自由贸易理念顺利发展,经贸全球化不断遭遇反抗,不时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导致了以倡导贸易自由为价值导向的最惠国法条受到冲击。直到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迎来发展的新高潮,而TPP协议的出现使得最惠国法条未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六部分:从中美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权益的伸张。GATT-WTO时代,中国努力“复关入世”,希望加入全球化的贸易组织,从而获得更加优越的贸易环境与条件。其中的关键就是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这场世纪谈判持续多年,见证了从GATT到WTO的时代转换,也历经多任美国总统不同的内政外交政策考验,最终取得满意成果,中美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也为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结语:通过对比,得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惠国法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总结获得的启示。本文以法律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法律史学讲究以史为凭,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从而探寻研究对象的特点、流变及影响。但最惠国法条并非单纯的法律史学的研究对象,其还涉及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因此,对这种复合性的研究对象,应分层次、多领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范围包括在法律层面对最惠国法条的探讨以及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外交、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下,围绕该法条的冲突与斗争,并剖析对比了最惠国法条对我国的各种影响。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对最惠国法条的历史考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以利我国更好地应对今后世界经贸秩序变迁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王卓[8]（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钟英通[9]（2017）在《WTO体制中诸边协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各国通过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以下称为“RTAs”）制定贸易规则的趋势方兴未艾,这表明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为“WTO”）决策机制的僵局致使其在规则供给方面不能满足WTO成员对国际贸易新规则的需求,WTO面临着逐渐离开国际贸易治理中心舞台的危险。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二战以来国际经济秩序的支柱之一,为促进贸易自由化发挥了巨大作用。迄今为止,WTO不仅具有进行国际贸易治理的基石性作用,它本身还成为人类通过大型多边国际组织解决国际合作问题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尝试,因此维护WTO在国际贸易治理中的中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在此情形下,寻求一种可行的改革方案成为了学界与实务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在RTAs迅猛发展的同时,WTO体制中正在进行着一场贸易规则制定诸边化的试验。《信息技术协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以下称为“ITA”）的扩围谈判业已完成,《环境产品协定》（Environmental Goods Agreement,以下称为“EGA”）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已有诸多WTO成员（中国、美国与欧盟均参与其中）开始自觉将诸边协定作为改革WTO贸易规则制定模式的一种方案。在实践先行的情况下,对诸边协定的理论关注却相对缺乏。有鉴于此,澄清关于诸边协定的一系列理论问题是必要的。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详细分析后,笔者认为学界对诸边协定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首要问题是诸边协定的概念界定并不清晰,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缺乏对诸边协定的类型化梳理。甚至有学者将RTAs及其他由部分WTO成员在WTO体制外达成的协定等同于诸边协定。因此,本文拟在借鉴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整体梳理和重构对诸边协定的法律界定,提出WTO体制中诸边协定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尚无法穷尽诸边协定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因此本文重在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探讨诸边协定在WTO体制中生成的原因及其与WTO的适配性,发现诸边协定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探索将诸边协定整体纳入WTO规则体系的路径。具体而言,本文总共分为5个章节,共计25万字,具体如下:第一章是诸边协定的概念与法律性质。本章的首要目的是厘定WTO体制中诸边协定的概念,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本文认为,诸边协定系指在WTO体制中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WTO成员就某个或某类议题进行谈判且仅对接受它的成员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这一概念是在对“诸边协定”进行了语义分析并结合WTO的具体语境得出的。“协定”一词特指国际法中的条约,因此对诸边协定的理解重点在“诸边”。“诸边”首先具有数量上的含义,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WTO成员。诸边还具有实践中形成的含义,即自愿加入和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合作。本文还特别指出,对诸边协定的理解应当是“在WTO体制中”。“在WTO体制中”包含五个方面的含义:其一,诸边协定是WTO条约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二,诸边协定谈判的参与方是WTO的成员;其三,诸边协定的谈判应当在WTO谈判场所下依照WTO相关规则展开与结束。其四,诸边协定的签署成员之间因诸边协定而产生的争端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其五,诸边协定的运行接受WTO的监督,同时允许其他WTO成员的加入。将诸边协定置于WTO体制中予以理解的理由在于,诸边在WTO语境下才具有其独特的含义,并且诸边协定本身是WTO贸易规则制定的补充形式。随着现实中诸边协定实践的增多,作为WTO条约体系中的一种类型,诸边协定的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但这一概念本身却并未得到清晰的界定,导致了概念的误用。学界对诸边协定概念的不同理解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狭义的诸边协定,仅指《WTO协定》附件4所列的“诸边贸易协定”。第二种类型是广义的诸边协定,除包含第一类外,还包括RTAs和其他在WTO体制外由多个国家达成的协定。第三类是以ITA为代表的WTO体制中的诸边协定。《WTO协定》并未对其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本文的定义,就现阶段而言,诸边协定的外延主要包括诸边贸易协定和以ITA为代表的贸易协定。为进一步明确诸边协定的概念,本文将诸边协定与RTAs、自由贸易协定、优惠贸易协定以及临界数量协定进行了逐一比较,澄清了诸边协定与这些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本文对诸边协定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类型的诸边协定在《WTO协定》中的地位存在差异,其中诸边贸易协定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以ITA为代表的诸边协定却无此地位。但诸边协定均属WTO条约体系的组成部分。第二章是诸边协定的正当性解析。如果我们将诸边协定作为改革WTO贸易规则制定模式的一种手段,首先需要全体WTO成员的认可才能在WTO体制中广泛推行。其次,诸边协定在WTO体制中被更加广泛的应用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逐渐显现,这时就面临着WTO成员对诸边协定及其所代表的贸易规则制定方式的认可与接受的问题。诸边协定具有部分WTO成员制定贸易规则的特点,这很可能造成“俱乐部模式”的出现,导致大多数成员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由少部分成员预先制定规则,再由其他成员被动接受。这种贸易规则制定的方式极易遭到众多WTO成员的反对。因此,要使诸边协定成为WTO体制中的一种贸易规则制定方式,就必须对其正当性问题予以解决。本章试图从诸边协定的功能角度来证明其正当性。WTO面临的紧迫问题是贸易规则供给不足,若能利用诸边协定所具备的决策效率高的特点解决WTO的危机,将可能解决诸边协定的正当性困境。本章对正当性概念进行了解析,认为正当性是一种评价,它包含了主体、客体和评价标准这三大要素。本章还梳理了学界对WTO正当性问题的论述,发现这类论述可划分为“结果导向型评价模式”与“程序导向型评价模式”这两种类型。这体现了输入正当性与输出正当性的分野。WTO现阶段面临的正当性危机是输出正当性的缺失,体现为贸易规则供给难。作为改革WTO贸易规则制定模式的一种手段,诸边协定的正当性困境来源于输入端,解决其正当性困境可考虑在控制输入端弊端的同时强化其输出端的作用,通过解决WTO的问题来提升自身正当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WTO与RTAs之间的新型关系,诸边协定在其中可发挥连接器的作用。WTO与RTAs的新型关系表现为:RTAs是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先导,WTO为规则基准和稳压器,二者共同构建起动态的、双层次的国际贸易规则体系。在构建RTAs与WTO新型关系的过程中,诸边协定作为WTO与RTAs之间的连接器,以相对软性的方式将RTAs下运行成熟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经贸规则纳入到WTO体制中来,逐步多边化,从而实现WTO与RTAs之间的同向性发展。WTO的多边贸易规则将成为RTAs成熟规则的总结,形成国际贸易规则的“基准”,而RTAs则在WTO规则的基础上不断就更高水平的规则进行试错,为诸边协定提供素材。第三章是诸边协定的生成逻辑阐释。诸边协定在近年来的再度勃兴,是WTO成员面对WTO规则供给难的问题时作出的选择,我们可以简单地将其归因于WTO本身存在的制度问题。但这一解释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是,在WTO相关制度未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诸边协定及其所代表的贸易规则制定方式缘何在WTO成立后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却在近年来再度兴起?本文认为,如果仅从WTO自身出发寻求答案,并不能为这一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展本文的研究视野,将目光集中到WTO所处的国际体系层面,解析国际体系的演化是如何为诸边协定的出现创造条件的。本章试图表明,新的诸边协定的生成是国际体系演化的内生性结果。本章选择国际政治研究中的社会演化范式为研究视角。在社会演化范式的指导下,本章认为,当前国际体系具有防御性现实主义的特征,既不是一个霍布斯式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也远非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诸边协定正是在这样的国际体系内应运而生。社会演化范式强调,物质力量与观念力量及其相互间的互动共同影响着国际体系的演化。导致诸边协定在当前国际体系中再度出现的物质因素集中体现为国际结构的演化,即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分布和对比的变化。这一演化的特征是美国实力的衰落和其他国家相对实力的上升。国际结构的新变化在WTO中得到映射,WTO成员集体行动的难度提高,导致WTO多边贸易规则制定功能的缺失。与此同时,WTO成员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需求依然存在,因此它们转而寻求其他方式进行贸易规则的制定。这是诸边协定的出现的物质因素。在观念层面,作为WTO的指导性观念,多边主义不适配于以防御性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发展的现实诉求,少边主义因与当前国际体系相适应,故有勃兴之势。少边主义强调“解决问题所必要的最少数”,提高了决策效率,被许多国家所奉行。诸边协定恰为少边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这是诸边协定生成的观念因素。第四章是诸边协定的实证分析。本章试图对现有的诸边协定进行实证研究,其目的有三:其一,对现有的诸边协定进行类型化梳理;其二,通过对诸边贸易协定与ITA式的诸边协定进行研究,为前文进行的有关诸边协定的理论探索提供经验支撑;其三,总结现有诸边协定谈判和适用的实践,为设计调整诸边协定的有关规则奠定基础。WTO体制中的诸边协定主要包含两种类型:诸边贸易协定与ITA式的诸边协定。本章首先对诸边贸易协定的历史渊源和谈判与适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其主要特点包括:1.发达国家是诸边贸易协定的主要参与方;2.诸边贸易协定项下的机构具有重要作用;3.诸边贸易协定只对签署成员产生权利和义务;4.诸边贸易协定具有持续更新的特质;5.《WTO协定》对诸边贸易协定采取了贬抑的态度。本章还对ITA式的诸边协定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ITA与正在谈判中的EGA。本文经分析后认为此类诸边协定具有5个主要特点:1.该类协定均属临界数量协定;2.该类协定是涉及具体部门的协定;3.在约束力上呈现“诸边约束,多边受益”的特点;4.ITA式的诸边协定具有高度开放性;5.此类协定在WTO中的法律地位尚不明确。本章最后对《服务贸易协定》（TISA）这一正在WTO体制外进行谈判,但可能在未来成为诸边协定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实证分析,它可能进一步拓展诸边协定的外延范围。第五章是诸边协定的主要规则设计。本章尝试提出有关诸边协定的初步规则设计。如果将诸边协定作为改革WTO贸易规则制定模式的一种途径,诸边协定在WTO体制中的数量将会增多,其本身存在的问题可能对WTO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并结合本文其他章节对诸边协定的研究,提出有关诸边协定的规则设计,以减轻其负面影响。因此在提出这种改革建议的同时,需要考虑设计相关规则来调整诸边协定从谈判到适用的全过程。本文经研究后认为,诸边协定的主要法律症结包括:议题选择上存在的问题、诸边协定对最惠国待遇造成侵蚀、可能带来俱乐部模式的弊端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参与诸边协定的积极性低。它们构成了诸边协定相关规则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诸边协定规则设计还应当遵循以下指导原则:协商一致原则、善意原则、开放原则和协调原则。本章针对诸边协定所进行的主要规则设计包括:诸边协定谈判、运行和适用的主要工作。此外,本文还在诸边协定运行阶段和多边化阶段引入了临时适用的规则。由于涉及到对WTO规则体系的改革,本章所提出的规则设计需要WTO部长级会议或总理事会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形成WTO体制中的正式多边规则。理论上,通过本文的研究本应提出一套较为完整且可行的有关诸边协定的制度规则,但由于WTO自身规则的建设面临着复杂的发展进程,形成一套规则体系往往需要完善的理论作为指导和长期的实践作为检验,现阶段诸边协定仅有少数的实践且理论建构尚处于初步探讨阶段,很难短期内在WTO成员之间形成共识,故本章的规则设计是具有针对性而非涵盖所有问题。
毛志远[10]（2016）在《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TPP国有企业规则开创了自由贸易协定中系统化规制国有企业跨国商业行为的先河,对未来国际贸易协定和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声称TPP国有企业规则是以竞争中立为基础的。竞争中立是一个因国有企业而生的概念,在国内法上其是规制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或法律法规,意在剥离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关系,杜绝国有企业因与政府的特殊关系而获得不合理竞争优势,政府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中立,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独立,共同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竞争市场。在国际层面,竞争中立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而被推广,一些国际条约和贸易协定中约束国有企业垄断等行为的条款也体现出竞争中立的某些要求。对OECD来说,行政部门规制模式的共性分析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依赖个案分析那么提出竞争中立也就毫无意义。因此OECD将目标转向国有企业的内部行为约束,尤其是公司治理这一容易被各国接受的概念。TPP国有企业规则实际是借用与发挥了竞争中立的概念和OECD的竞争中立框架指引,其是将竞争中立定位于把控国有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规则并加以系统化。作为区域贸易协定,由于美国的主导,TPP国有企业规则纠结着太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问题,其核心条款较多呈现出功利化与非原则化的特征,竞争而不中立,深深打上了贸易协定的烙印。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与重要特征,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竞争中立建立在公平竞争权法理基础之上,具有公平竞争权衍生权利的属性,其价值在于市场所有参与者之间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TPP国有企业规则是将国有企业反竞争行为的规制阶段从竞争法上的事后救济提前到事前规制,并将国有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相分裂,完全偏离了竞争中立的价值规范。TPP的国有企业规则就是国有企业规则,无法称之为“竞争中立规则”。国有企业问题在TPP中属于横向议题之一,一旦形成协定条款就将成为跨部门适用规则,因此还将引发其他领域的一些相关问题。非商业援助、非歧视待遇和透明度,是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核心条款,这些条款规制标准严格、身份歧视特征明显。非商业援助是采用打包的方式,把国有企业商业行为之外可能获得的各种支持以非商业援助名义一律禁止,包括承担公共义务的合理补偿。非歧视待遇要求国有企业在购买与销售货物或服务时给予另一缔约方企业的货物或服务的待遇不低于其给予该缔约方、其他任何缔约方或非缔约方的企业提供的同类货物或服务的待遇。透明度要求则集中在国有企业是否违反国有企业规则有关条款行为方面,科目明细,内容具体。这些条款基本属于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将严重束缚国有企业的跨国贸易与投资行为,大大增加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的成本与难度。TPP协定属于国际经济法治的新进展,但对现有国际经济法体系而言,实际则加剧了其分歧或解构,削弱了全球市场的构建与完善,这在国有企业规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般国际条约都兼具造法性与契约性,而造法性条约和契约性条约又都具有创设国际法的法律效力,但应建立在客观性、国际民主性、国际合作性和国际法治性原则的基础之上。TPP国有企业规则对外带有强烈指向性和排斥性,对内则带有封闭性,由于其缺少普遍适用性,且又是以实力而非合意达成的所谓“共识”,其在国际法或普通国际法的意义上,至多是一种利益博弈,而非造法行为。在批判美国对国有企业实行歧视性竞争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国有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应将之视为一个倒逼,倒逼中国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尤其是市场化分类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在加大行政化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同时,中国迫切需要一部具有竞争中立精神的法律法规,打造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这是当今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加入WTO后对我国医院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加入WTO后对我国医院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指导教师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评阅小组对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 |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过程与结果 |
| 第一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过程 |
| 一、《TRIPS协定》确立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
| 二、“TRIPS-plus”规则的出现及其对《TRIPS协定》既有规则的冲击 |
| 第二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结果 |
| 一、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典型表现 |
| 二、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总体特征 |
| 第二章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撼动与逆全球化的发展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与国际知识产权规则的相互作用 |
| 第三节 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推进 |
| 一、发达国家的主导与发展中国家的跟进 |
| 二、WTO和 WIPO的长期影响 |
| 三、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 四、私人部门的间接作用 |
| 第三章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核心问题的思考 |
| 第一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核心问题思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引致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合理性探讨 |
| 一、着作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合理性探讨 |
| 二、商标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合理性探讨 |
| 三、专利权保护标准不断提高的合理性探讨 |
| 四、知识产权执法标准不断提高的合理性探讨 |
| 第三节 知识产权体系下传统知识的可保护性讨论 |
| 第四节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对既有规则提出的挑战 |
| 第四章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前景展望与中国应对 |
| 第一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前景展望 |
| 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提高 |
| 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协调 |
| 第二节 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的中国应对 |
| 一、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
| 二、中国应对的主观立场:发展中大国身份的特殊性 |
| 三、中国应对的价值取向:目标多元,适度平衡 |
| 四、中国应对的实施策略:多种路径,积极参与 |
| 五、中国应对的具体方案:内外统筹,协调治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及探索历程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一、正确认识市场与市场经济 |
| 二、正确认识市场化与农村市场化 |
| 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有机结合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
| 一、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 |
| 二、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
| 三、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巩固 |
| 四、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新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探索历程 |
| 一、农村市场化建设试验阶段(1978—1984) |
| 二、农村市场化全面探索阶段(1985—1991) |
| 三、农村市场化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1) |
| 四、农村市场化综合改革阶段(2002—2011) |
| 五、农村市场化深化改革阶段(2012—至今)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要成就 |
| 一、培育了多元化的农村市场经营主体 |
| 二、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 |
| 三、塑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
| 四、提高了农村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
| 五、构建了农产品市场经济体系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探索的启示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中应该谨记的三条经验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思想上存在的误区 |
| 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三、存在问题原因的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改革和创新的思考 |
| 第一节 进一步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一、深化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农村资金要素市场化改革 |
| 三、深化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 |
| 第二节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一、划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
| 二、强化农村市场自身建设 |
| 三、加强政府和市场互动效率 |
| 第三节 逐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
| 一、适度规模经营要“适度” |
| 二、适度规模经营的三种主要模式 |
| 第四节 持续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一、引导绿色农业经济发展 |
| 二、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
| 三、扶持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位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以及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及文献的回顾及综述 |
| 第二节 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农业发展—“国际粮食体制”理论 |
| 第一节 第一粮食体制 |
| (一)“第一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一粮食体制”的终结与之后的调整 |
| 第二节 第二粮食体制 |
| (一)“第二粮食体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第二粮食体制”的终结及遗产 |
| 第二节 对于“第三粮食体制”的展望 |
| (一)哈里特?弗里德曼的积极乐观论调 |
| (二)菲利普·麦克迈克尔的消极悲观论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第二粮食体制”中的日本农业政策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下的“农地改革”和“粮食援助” |
| 第二节 国际市场冲击下的“基本法农政” |
| 第三节 “第二粮食体制”末期的“综合农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第三粮食体制”特征背景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第一节 美日贸易摩擦升级下的农产品市场深度开放与“地域农政” |
| 第二节 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农业政策调整 |
| 第三节 GATT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与日本农业政策转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转向后的新世纪日本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WTO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与小泉纯一郎的“攻势型农政” |
| 第二节 FTA/EPA谈判的推动和民主党的农业政策 |
| 第三节 美日、欧日FTA/EPA谈判与安倍晋三的“攻势型农林水产业”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和法律问题研究 |
| 1.2.2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 |
| 1.2.3 通过GATS四种提供方式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基本法律问题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方法及创新点 |
| 第2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基本理论 |
| 2.1 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概念 |
| 2.1.1 市场准入的含义 |
| 2.1.2 学界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 2.1.3 GATS对医疗服务市场准入的界定 |
| 2.2 GATS下医疗服务的四种提供方式及成员国的准入承诺 |
| 2.2.1 跨境提供 |
| 2.2.2 跨境消费 |
| 2.2.3 商业存在 |
| 2.2.4 自然人流动 |
| 2.2.5 成员国医疗服务四种提供方式的市场准入承诺 |
| 第3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跨境提供和跨境消费的准入问题 |
| 3.1 GATS例外条款的解读和适用分析 |
| 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 3.2.1 跨境医疗提供的界定 |
| 3.2.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提供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 3.3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市场准入的补充限制 |
| 3.3.1 跨境医疗消费的界定 |
| 3.3.2 GATS例外条款对跨境医疗消费准入制度的法律适用及影响 |
| 3.4 援引GATS例外条款限制跨境医疗提供和跨境医疗消费的法律适用和程序 |
| 3.5 我国医疗服务准入援用GATS例外条款应注意的问题 |
| 第4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问题 |
| 4.1 成员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及我国的选择 |
| 4.1.1 以美国为代表的宽泛限制模式 |
| 4.1.2 以澳大利亚和德国为代表的重点限制模式 |
| 4.1.3 以英国为代表的自身体系限制模式 |
| 4.1.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审核模式选择 |
| 4.2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的准入制度 |
| 4.2.1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的企业形式及条件 |
| 4.2.2 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 4.2.3 外商独资经营医疗机构的设立条件及准入程序 |
| 4.2.4 新《外商投资法》对医疗服务市场外商投资的准入标准 |
| 4.3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法律问题 |
| 4.3.1 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需更加量化 |
| 4.3.2 外资准入履行方面需有详细可操作性规定 |
| 4.3.3 外资准入审批程序以及条件需更加透明、公开和具体 |
| 4.4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商业存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 4.4.1 量化外资准入范围、比例条件 |
| 4.4.2 完善外资准入履行方面细节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 |
| 4.4.3 提高外资准入审批程序和条件的透明度 |
| 第5章 GATS下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问题 |
| 5.1 医疗服务市场的外国执业医师准入问题 |
| 5.1.1 外国执业医师的界定以及其民事法律地位 |
| 5.1.2 针对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限制措施 |
| 5.1.3 外国执业医师他国行医的准入通用要求 |
| 5.2 跨境医疗服务市场自然人流动的准入模式探析 |
| 5.2.1 以英国为代表的注册与审核并重的模式 |
| 5.2.2 以美国为代表的统一资格考试与长期考核认证模式 |
| 5.2.3 以中国为代表的注册制为主的模式 |
| 5.3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的法律问题 |
| 5.3.1 限制医疗服务提供者的数量,执业医师执业技能认证标准不一 |
| 5.3.2 医疗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准入限制标准多元化 |
| 5.3.3 外国执业医师信息管理相关法律的缺失 |
| 5.4 跨境医疗服务自然人流动准入制度的完善建议 |
| 5.4.1 建立准入时成员国医疗从业资质互相认可制度 |
| 5.4.2 建立相应体制帮助执业医师的文化融合 |
| 5.4.3 加强档案立法,确保输出国医生档案的完整性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中国行政管理40年学术研究主题评析（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一)Citespace可视化分析法 |
| (二)统计分析方法 |
| (三)历史研究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形成的量化分析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的涵义 |
| 一、行政管理的涵义 |
| 二、学术研究主题的涵义 |
| 第二节 中国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阶段的划分依据 |
| 一、党的政策 |
| 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 |
| 三、中国行政管理自身的发展规律 |
| 第三节 期刊样本分析 |
| 一、各期刊文章占总样本比例 |
| 二、发文作者分析 |
| 三、关键词分析 |
| 第四节 着作样本分析 |
| 第五节 研究主题汇总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1978-1992) |
| 第一节 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研究 |
| 一、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研究的背景 |
| 二、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行政管理学科体系研究的评析 |
| 第二节 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 |
| 一、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的背景 |
|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国家公务员制度研究的评析 |
| 第三节 行政效率的研究 |
| 一、行政效率研究的背景 |
| 二、行政效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行政效率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1992-2002)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研究 |
| 一、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研究的背景 |
| 二、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研究的评析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的研究 |
| 一、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研究的背景 |
| 二、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研究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与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2002-2012) |
| 第一节 WTO对政府运行方式的影响研究 |
| 一、WTO对政府运行方式影响研究的背景 |
| 二、WTO对政府运行方式影响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WTO对政府运行方式影响研究的评析 |
| 第二节 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
| 一、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背景 |
| 二、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以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评析 |
| 第三节 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
| 一、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背景 |
| 二、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政府绩效管理研究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主题(2012-2018)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
|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背景 |
|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评析 |
| 第二节 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研究 |
| 一、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背景 |
| 二、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三、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的评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政管理学术研究主题演变的规律探寻 |
| 第一节 研究主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结合 |
| 一、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研究 |
| 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 |
| 三、经济体制改革需要进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主题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为主线 |
| 一、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 |
| 二、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主题形成引进-消化-构建-创新的研究路径 |
| 一、研究主题的引进(1978-1992) |
| 二、研究主题的消化(1992-2002) |
| 三、研究主题的构建(2002-2012) |
| 四、研究主题的创新(2012-2018) |
| 第四节 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研究主题贯穿改革过程始终 |
| 一、以经济职能为重心的机构改革研究 |
| 二、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重心的机构改革研究 |
| 第五节 研究主题演变中的缺失和发展趋势展望 |
| 一、研究主题演变中的缺失 |
| 二、研究主题演变中的发展趋势展望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6）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民办高校及其相关概念 |
| 二、中外合作办学及其相关概念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对民办高校发展的研究 |
| 二、对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研究 |
| 三、对民办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研究 |
| 四、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研究 |
|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第二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 |
| 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 |
|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 |
|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价值定位 |
| 四、跨境高等教育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 |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意义 |
| 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
| 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经验,推动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 |
| 四、提升办学国际化水平,推进民办高校职能国际化发展 |
| 五、规范跨境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规避涉外办学风险 |
| 第三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状剖析 |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数量及相关情况 |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 |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年份变化 |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期和在办机构、项目数 |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 |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层次分布 |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各层次机构和项目的省份分布 |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结构 |
| 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结构与课程结构 |
| 第三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 |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方高校分析 |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高校分析 |
| 第四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在学与毕业 |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 |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规模 |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在学生规模 |
| 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生规模 |
| 五、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学位证书颁发情况 |
| 六、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预期培养总人数 |
| 第五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特征分析 |
| 一、整体规模较小、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 |
| 二、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 |
| 第四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 二、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办学理念与实践及认识 |
| 二、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
| 三、办学资源支撑 |
| 第三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 一、社会认识 |
| 二、行政管理 |
| 三、办学资源获取 |
| 第五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 |
| 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带来的影响 |
| 二、公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 |
| 三、整体办学实力、水平与高端化国际教育需求间的差距 |
| 四、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下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 |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的新机遇 |
| 一、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合作办学新需求 |
| 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持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 |
| 第六章 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概述与特征分析——以马来西亚为例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社会及其高等教育体系概述 |
| 一、马来西亚的社会 |
| 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 |
| 三、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情况 |
| 一、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背景与历史脉络 |
| 二、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发展特点 |
| 一、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 |
| 二、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 |
| 三、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完善 |
| 四、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 |
| 第四节 对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经验反思 |
| 一、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 |
| 二、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国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 |
| 三、健全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
| 四、不断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
| 第七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趋势研判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趋势走向 |
| 一、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
| 二、不同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的发展仍将有所差异 |
| 三、非营利性是未来发展的主体 |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应遵循的原则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
| 二、维护教育主权原则 |
| 三、坚守公益性原则 |
| 四、秉持合理定位原则 |
| 五、特色差异化发展原则 |
| 六、保护学生权益原则 |
| 第三节 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顶层设计 |
| 一、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 |
| 二、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 |
| 三、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管理 |
| 四、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 |
| 第四节 促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 |
| 一、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 |
| 二、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 |
| 三、鼓励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
| 四、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和办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7）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说明 |
| 第一章 最惠国法条概论 |
| 第一节 最惠国法条的研究背景 |
| 一、最惠国法条研究的经济背景 |
| 二、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政治背景 |
| 三、最惠国法条研究的法律背景 |
| 第二节 最惠国法条的概念与流变 |
| 一、最惠国法条的概念 |
| 二、最惠国法条的流变 |
| 第三节 最惠国法条的分类 |
| 一、有条件的最惠国法条和无条件的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与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单务的最惠国法条与双务的最惠国法条 |
| 四、概括型的最惠国法条与限定型的最惠国法条 |
| 第四节 最惠国法条的解释 |
| 一、系统性解释 |
| 二、语意解释 |
| 三、效力解释 |
| 第二章 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代的殖民扩张及应对 |
| 第一节 1840—1899年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及回应 |
|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法搭建最惠国法条体系基本框架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最惠国法条的扩展 |
| 三、晚清当局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初步回应 |
| 第二节 1900—1911年限制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外交努力 |
| 第三节 1912—1949年对最惠国法条在华殖民扩张的抵制 |
| 一、1912—1928年中国政府对最惠国法条的继受与修约外交 |
| 二、1928—1949年围绕最惠国法条的废约外交 |
| 第四节 近代中国与重要国家最惠国法条的梳理与考察 |
| 一、近代中英最惠国法条 |
| 二、近代中美最惠国法条 |
| 三、近代中法最惠国法条 |
| 四、近代中日最惠国法条 |
| 五、近代中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类型、危害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特点 |
| 一、不平等性 |
| 二、叠加性 |
| 三、多领域性 |
| 四、变动性 |
| 第二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典型类型 |
| 一、概括性最惠国法条 |
| 二、有积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三、有消极内容的最惠国法条 |
| 四、片面的最惠国法条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最惠国法条的危害 |
| 一、最惠国法条的均沾性导致西方形成“侵略联盟” |
| 二、最惠国法条语意模糊,易被滥用 |
| 三、最惠国法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造成民族的灾难 |
| 四、双务最惠国法条也具有危害性 |
| 第四章 现代最惠国法条的曲折演进 |
| 第一节 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 |
| 一、第一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二、第二次贸易保护高峰 |
| 三、贸易保护时期最惠国法条体系受到冲击 |
| 第二节 GATT—WTO时代最惠国法条的恢复与发展 |
| 一、GATT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二、WTO时代世界最惠国法条的发展 |
| 三、GATT—WTO时代中国最惠国法条的发展与适用 |
| 第三节 普惠制与非关税壁垒对最惠国法条的突破 |
| 一、最惠国法条的重大例外—普惠制 |
| 二、最惠国法条的重大背离—非关税壁垒协议 |
| 三、普惠制、非关税壁垒对中国最惠国法条适用的影响 |
| 第四节 TPP协议与最惠国法条的未来 |
| 第五章 从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看中国现代最惠国法条 |
| 第一节 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四大阶段 |
| 一、初始阶段 |
| 二、冲突阶段 |
| 三、挂脱钩阶段 |
| 四、冲刺阶段 |
| 第二节 利益集团在中美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的争斗 |
| 一、支持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二、反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阵营的构成与观点 |
| 第三节 老布什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第四节 克林顿政府时期关于对华最惠国法条的博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Summary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厘定 |
| 五、研究框架 |
| 六、若干难点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 |
| 一、经济全球化：动因与趋势 |
| 二、全球经济治理：需求强化 |
| 三、治理体系缺陷与供给不足 |
| 四、治理问题恶化与逆全球化 |
| 五、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 |
| 六、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势在必然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博弈 |
| 一、全球经济治理新趋向：从多边到区域 |
| 二、大国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与实践 |
| 三、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自由与霸权 |
| 四、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欧盟：区域与多边 |
| 五、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日本：跟进与进取 |
| 六、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贡献与超越 |
| 第四章 CPTPP:美国进退、日本进取与中国应对 |
| 一、战后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美国主导 |
| 二、多边治理框架的困境与两洋战略 |
| 三、TPP:美国进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从TPP到CPTPP:日本的战略进取 |
| 五、从TPP到CPTPP:中国的战略应对 |
| 第五章 AIIB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影响 |
| 一、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金融体系与基础设施 |
| 二、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方案与“一带一路” |
| 三、“一带一路”框架下的AIIB:地位与影响 |
| 四、AIIB引发的战略博弈：美日、欧洲及其他 |
| 五、AIIB产生的战略影响：优化全球金融治理 |
| 六、AIIB需要的战略应对：完善内部治理绩效 |
| 第六章 结论 |
| 一、几点逻辑结论 |
| 二、若干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答谢 |
（9）WTO体制中诸边协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与实践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拟创新 |
| 第一章 诸边协定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
| 第一节 诸边协定的概念厘定 |
| 一、诸边协定概念的多样性 |
| 二、本文对诸边协定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诸边协定与相关概念 |
| 一、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与优惠贸易协定 |
| 二、临界数量协定 |
| 第三节 诸边协定的法律性质 |
| 一、诸边协定在《WTO协定》中的地位 |
| 二、诸边协定是WTO条约体系的组成部分 |
| 三、诸边协定的谈判具有WTO的正式授权 |
| 四、诸边协定法律性质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诸边协定的正当性解析 |
| 第一节 正当性的理论分析 |
| 一、正当性的含义 |
| 二、国际法中的正当性 |
| 第二节WTO的正当性问题 |
| 一、WTO正当性的分歧与争议 |
| 二、WTO正当性论述的主要特点 |
| 三、WTO正当性重塑 |
| 第三节 诸边协定正当性困境分析 |
| 一、诸边协定正当性分析框架 |
| 二、诸边协定正当性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
| 三、诸边协定正当性应注意的问题 |
| 第四节 诸边协定正当性困境的克服 |
| 一、WTO贸易规则制定的补充手段 |
| 二、诸边协定是整合贸易规则的有效路径 |
| 三、诸边协定谈判的进程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诸边协定的生成逻辑阐释 |
| 第一节 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视角的选择 |
| 二、国际体系演化形态 |
| 三、对社会演化范式的反思 |
| 第二节 诸边协定生成的物质因素分析 |
| 一、国际结构含义 |
| 二、国际结构的新变化 |
| 三、新结构对WTO的影响 |
| 第三节 诸边协定生成的观念因素分析 |
| 一、作为观念的多边主义 |
| 二、多边主义的困境与少边主义的兴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诸边协定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诸边贸易协定 |
| 一、从东京回合到乌拉圭回合 |
| 二、《政府采购协定》的形成与发展 |
| 三、《民用航空器贸易协定》的形成过程 |
| 四、诸边贸易协定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ITA式的诸边协定 |
| 一、《信息技术协定》谈判与适用的基本情况 |
| 二、《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的基本情况 |
| 三、ITA式的诸边协定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WTO体制外具有诸边性质的协定分析 |
| 一、TISA谈判的基本概况 |
| 二、中国与TISA谈判 |
| 三、TISA谈判的借鉴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诸边协定的主要规则设计 |
| 第一节 诸边协定的主要法律症结 |
| 一、诸边协定的议题选择 |
| 二、诸边协定与最惠国待遇 |
| 三、诸边协定与俱乐部模式 |
| 四、诸边协定与发展中国家参与 |
| 第二节 诸边协定规则设计的指导原则 |
| 一、协商一致原则 |
| 二、善意原则 |
| 三、开放原则 |
| 四、协调原则 |
| 五、规则设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诸边协定的主要运行规则 |
| 一、诸边协定谈判的主要规则 |
| 二、监督诸边协定运行的主要规则 |
| 三、诸边协定适用的主要规则 |
| 第四节 诸边协定临时适用的法律问题 |
| 一、国际条约临时适用的起源 |
| 二、国际条约的临时适用及法律约束力 |
| 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临时适用实践 |
| 四、诸边协定的临时适用规则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10）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的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TPP国有企业规则的设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规则的制度安排 |
| 一、TPP协定中国有企业章的地位 |
| 二、国有企业章的框架与特征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规则的美国元素 |
| 一、P4及美新自贸协定 |
| 二、美国国有企业的立场与主张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规则的效应 |
| 一、应对国有企业的崛起 |
| 二、美式竞争中立模式的扩散 |
| 小结 |
| 第二章 TPP国有企业规则与竞争中立规则比较 |
| 第一节 国内法的竞争中立规则 |
| 一、澳大利亚的竞争中立规则 |
| 二、欧盟的竞争中立规则 |
| 三、澳大利亚与欧盟竞争中立规则的异同 |
| 第二节 OECD的竞争中立规则 |
| 一、关键性概念的界定 |
| 二、OECD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视角 |
| 三、OECD竞争中立相关问题评析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规则对OECD竞争中立的借用 |
| 一、类型的天然不同 |
| 二、实质内涵的取舍与发挥 |
| 小结 |
| 第三章 TPP国有企业规则对竞争中立价值的偏离 |
| 第一节 竞争中立的理论支点 |
| 一、公平竞争权特点 |
| 二、根植于公平竞争权的竞争中立规则 |
| 第二节 竞争中立规则的公平竞争价值 |
| 一、澳大利亚竞争中立案例分析 |
| 二、欧盟的竞争中立案例分析 |
| 三、竞争中立的规范价值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规则的偏离 |
| 一、重点条款解析之一:第17.4条非歧视待遇与商业考量条款 |
| 二、重点条款解析之二:第17.6条非商业援助条款 |
| 三、跨部门附带的减损效果 |
| 小结 |
| 第四章 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实然属性 |
| 第一节 TPP国有企业规则的使命 |
| 一、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困境 |
| 二、WTO体系创制法律的障碍 |
| 第二节 TPP国有企业规则国际造法的局限 |
| 一、国际造法的新趋势 |
| 二、特殊国际法意义的权利义务创设 |
| 三、普遍国际法意义上的造法不能 |
| 第三节 TPP国有企业规则的工具性 |
| 一、全球经济的重构 |
| 二、国有企业规则工具化的另一面 |
|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应对TPP国有企业规则的思考与建议 |
| 第一节 打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体 |
| 一、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
| 二、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 |
| 第二节 完善公平竞争法律体系 |
| 一、我国竞争法相关条款 |
| 二、我国竞争法与竞争中立比较 |
| 三、以竞争中立精神加强相关法制建设 |
| 第三节 推进国有企业“走出去”战略 |
| 一、坚持公平互利国际贸易原则 |
| 二、积极跟进“一带一路”战略 |
| 三、争取制度性话语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成果目录 |
| 致谢 |
四、加入WTO后对我国医院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及其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迁研究[D]. 邵思蒙. 吉林大学, 2021
-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D]. 朱辉进.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5)
- [3]国际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日本农业政策转向问题研究[D]. 张晨. 外交学院, 2020(08)
- [4]GATS下跨境医疗服务准入法律问题研究[D]. 唐兴李.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5]中国行政管理40年学术研究主题评析（1978—2018）[D]. 鹿海洋. 黑龙江大学, 2020(05)
- [6]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D]. 薛卫洋. 厦门大学, 2018(06)
- [7]最惠国法条在中国近现代的演进研究[D]. 刘帅.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8]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9]WTO体制中诸边协定问题研究[D]. 钟英通.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8)
- [10]TPP国有企业规则规范属性问题研究[D]. 毛志远. 南京大学, 2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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