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国际金融》四得（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萍[2]（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关键环节,与我国经济和金融的良性循环与高质量发展息息相关。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领域的政策刺激引发我国总体杠杆率短期内急速攀升;同时,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风险溢出效应逐渐显现,使得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交叉传播几率不断上升。基于近年来我国金融内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本文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本文阐释了研究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选题依据与选题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进行了说明。第二,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首先,分析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产生的国内外背景和理论渊源;其次,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丰富的知识储备、工作实践以及三次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来阐明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第三,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和鲜明特色。第四,阐明了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与保障措施。第五,从五个方面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政策实践。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切实做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各项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喻海东[3]（2021）在《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文中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爆发了汶川地震和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事件,导致我国不同层次的流动性出现快速枯竭。中国决策层及时提出“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主动加杠杆快速缓解了流动性枯竭的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加杠杆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流动性泛滥、物价上升、产能过剩、资产价格高涨等现象频现,引发了国内外对我国经济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和金融杠杆大幅提升问题的高度关注。2015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部署,2017年7月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防风险和去杠杆”提出明确时间表和工作任务,这些都预示着加杠杆导致流动性泛滥所带来的金融不稳定已经越发明显,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对流动性及其风险的控制和化解已刻不容缓。随着2015-2018年间去杠杆的一系列政策初见成效,国内的整体流动性开始回落,宏观调控也逐渐进入稳杠杆的阶段。随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外蔓延,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遭遇重大挑战,美国和多国都启动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和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中国人民银行也于2020年2月2日提前宣布超预期流动性投放措施,加大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定市场预期,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随着流动性的大量投入,中国金融杠杆到2020年末再度显着提高,已经接近于历史最高点,金融杠杆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再次累积,中国货币政策对流动性作出快速正确反应势在必行。因此,结合中国的金融体系,在金融杠杆视角下深入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目前看来非常必要而且迫切。本文将货币政策、金融杠杆和银行流动性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以期为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针对流动性管理和杠杆管理提供量化依据,进而为促使中国经济和金融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本文按照“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现状分析→理论分析→实证分析→结论与政策建议”的逻辑链条,侧重于对“金融杠杆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尝试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情况下,货币政策、金融杠杆和银行流动性三者各自的现状如何,与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第二,三种类型的货币政策（数量型、价格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是怎样影响银行流动性的,效果如何,尤其是近年来实施的结构型货币政策的影响需要重点关注;第三,金融杠杆作为一种影响银行流动性的途径,在货币政策与银行流动性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背后影响机制如何;第四,引入金融杠杆视角后,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对银行系统流动性会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影响是普通的线性关系还是具有时期依赖的非线性关系。本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部分。对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的相关概念、度量指标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对货币政策与流动性供给理论、流动性创造理论、杠杆理论进行详细介绍,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特征事实部分。从特征事实出发,对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事实分析,以期发现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为后文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提供事实基础。第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部分。在金融杠杆视角下,对货币政策和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梳理,构建相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分析,进而提出研究假说:一,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二,金融杠杆中介效应下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三,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以上三个层面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层层递进,以期得到后面的实证检验。第四,实证检验部分。结合前面三个层面的研究假说,本部分进行了如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微观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第五,结论与政策建议部分。在总结全文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建议。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第一,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稳健的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凸显,使用频率明显增高。近一两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银行系统流动性呈现出表面宽松,实际偏紧的现象,但目前已经得到缓解,流动性保持在合理充裕的局面。金融杠杆从2008年开始上升,直到2016年才开始回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金融杠杆有上升迹象。第二,价格型、数量型和结构型货币政策都会对银行个体流动性产生十分显着的影响,但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存在异质性。贷款基准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银行个体流动性都呈负相关关系,常备借贷便利与银行个体流动性呈正相关关系。贷款基准利率提高对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流动性冲击影响较小,但是对地方性银行的负向冲击影响较大;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对股份制银行流动性冲击影响较小;常备借贷便利的提高对地方性银行流动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第三,金融杠杆在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并且货币供给M1下的金融杠杆中介效应要大于货币供给M2下的中介效应。第四,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与银行系统流动性之间存在动态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效应,依赖于经济和金融所处的阶段。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杠杆上升对银行系统流动性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金融杠杆波动加剧则对银行系统流动性产生抑制作用。第五,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传统货币政策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尤其要注重发挥结构型货币政策的作用;加强对金融杠杆的实时监测和精准调控,把握好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把握好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和金融稳定的平衡,未来也不宜大幅降低金融杠杆水平。本文的创新点如下:第一,本文将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进行研究,从金融杠杆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突破了大多数研究仅关注后二者关系的局限,有助于完善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现实生活中货币政策动态调整、金融杠杆持续波动和银行流动性快速变化的联动现象,说明这三者应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将货币政策、银行流动性、金融杠杆三者纳入到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考量显得很有必要。第二,本文首次将金融杠杆作为中介变量引入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之中,验证金融杠杆是否是货币政策影响银行流动性的中介,加深了此问题的研究深度,从而使理论和实证分析更具现实解释力和说服力,所得结论也可以为中央银行借助金融杠杆对流动性进行精准管理提供依据。第三,本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功能的马尔可夫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模型）研究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金融杠杆波动与银行流动性之间的非线性联动关系,突破了以往简单线性关系假设的研究局限。由于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中包含了金融危机、欧债危机、钱荒事件、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若使用固定参数的线性模型进行研究不能得到准确可靠的结论,故本文采用具有区制转移功能的非线性模型更好地刻画了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金融环境的依赖。第四,本文创新性地针对结构型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在国内外结构型货币政策使用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丰富和完善了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研究。目前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绝大多数的研究对象仍是常规的数量型和价格型两种货币政策,少有将结构型货币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成果。尤其目前国内实施结构型货币政策的时间较短,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已有研究也大多属于定性分析和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相对更少。在结构型货币政策日益增多的国内外宏观调控实践下,本文为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研究补充新的内容。
何淼[4]（2020）在《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发展低潮、国内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自身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意大利共产党更名易帜为左翼民主党,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1991年2月,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内力量在阿曼多·科苏塔①（Armando Cossutta）的带领下,组织了“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并于同年12月正式更名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既是原意大利共产党共产主义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也是一个革新共产主义政党。本文是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一项整体性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理论、政策和实践探索,面临的发展困境,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论文在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背景、历史发展以及现实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政策主张”以及“实践探索”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上,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价值定位、目标指向、实践内容和实践形态等问题作了全面阐述;从“自身因素”与“政党生态”两个方面对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作了深入分析,旨在从中得到若干有重要启示价值的认识。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语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第一章主要梳理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脉络,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问题。论文在分析其前身——意大利共产党70年风雨进程的基础上,阐述了意大利共产党转型和分裂为左翼民主党、重建共产党的背景性因素,进而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论文认为,意大利共产党的转型与重建是国际、国内及政党自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欧洲特别是社会主义运动陷于低迷的环境之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近30年间呈现出“创立新党”“探索发展”以及“艰难前行”的发展态势。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属性”问题。论文在阐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较为完整的组织结构和常规化组织运行的基础上,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组织原则由最初的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党的组织属性由传统的工人阶级政党转变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利益的现代群众性政党,党的组织运行也由传统的单纯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强组织管理。这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变革发展的主要内容与价值指向。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与“价值实现”问题。论文指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以及在意大利的可能性实践,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大体经历了从“激进—温和—激进—温和”的演变过程。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旨在揭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既定的政治环境中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以及政党自身造成的主要“问题”。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努力开展社会运动、广泛吸纳社会力量、重视开展左翼联合,在内外交困中求生存、谋发展。然而,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重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发展态势以2008年为分水岭急剧下降。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党员数量下降、组织缺乏活力,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以及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等问题既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深陷困境的表现,也是造成选民基础不够稳固、选民对政党认同感下降的原因,进而造成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频频失利,政治地位日趋边缘化的后果。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以及2015年爆发的欧洲难民危机加剧了意大利政坛的波动,引发了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传统执政党日渐衰颓,民粹主义政党迅猛崛起,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生存空间狭窄;意大利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挤压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此外,右翼势力对新闻媒体的控制也抢夺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旨在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个案分析形成一些带有规律性的思考。论文基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重建”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从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以灵活多样的社会活动拓展党的生存空间、以更加广泛的力量联合求得自身的发展空间等方面,论述了对于身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的复兴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首要前提”“根本要求”“关键所在”“必要条件”和“必由之路”。结语部分评析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发展前景。苏东剧变近30年来,意大利重建共产党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奋斗,但也走了一些弯路,比如:为了迎合多党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规则而把自己塑造成纯粹的群众性政党的形象,过分强调民主以及放弃民主集中制造成党内分裂和思想分歧不断,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和理论政策左右摇摆,造成政党地位愈发边缘化。关于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我们应客观、冷静、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并不会在短期内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复兴与崛起仍需付诸长期的努力,经历长期的考验。总的来讲,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深刻变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跌宕起伏的宏观背景下,考察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明晰意大利重建共产党面临的发展困境及蕴藏的发展潜力,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21世纪资本主义环境下共产党生存、发展与价值实现的主观因素与客观条件进行准确把握,另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探索性、长期性和艰巨性进行深刻认识与战略考量。
王毅[5]（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钱芳[6]（2020）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文中提出数字贸易、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迭代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目前,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多边规则发展滞缓,区域规则发展不均衡,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大、协调难以及现有规则难以应对诸多新问题的困境。欧盟和北美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市场,欧盟和北美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自为阵,差异较大。前者是单一市场立法特征下的规则模式,而后者是自由贸易区模式下对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影响较深的规则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近几十年中一直发挥着对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形成和发展的引领作用。近几年,通过不断发展成熟,欧盟和北美区域规则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发挥着重要的牵引力。除欧盟和北美外,南方共同市场和东盟等其他地区也试图在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领域形成区域经验。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些区域尚未形成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与欧盟和北美地区发展相比发展较为缓慢且尚未成熟,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欧盟和北美作为两大最具代表性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本文将研究目标定位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经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同类型的区域规则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价值,尤其是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裨益。同时,聚焦于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条款及清单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标的借鉴价值。本文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相关定义作了界定,同时梳理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明确界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金融服务是各类贸易和投资必不可少的经济活动,其独特的基础设施特性以及金融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金融服务的特殊作用和重要价值。随着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金融服务贸易呈现自由化的发展趋势。金融服务贸易壁垒以各国国内法为主。内容各异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滋生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碎片化。无规制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安全造成了挑战,也为国际金融监管与合作创造了需求,催化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产生。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双边、区域、诸边、多边规则。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面临困境,难以及时满足不断发展的数字贸易和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需求。基于以上现状,本文将研究范围界定为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出现了多边规则发展滞缓的现状,且多边规则对于涉及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金融安全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常常束手无策。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需要通过规则的及时和有效供给解决金融服务贸易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进而梳理提出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滞缓下的进路、两大引领模式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间的冲突和发展,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未来趋势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中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法治建设具有指引作用。从区域规则对多边规则供给的一般性论证出发,论述区域规则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以及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然后从理论的角度、历史的角度以及规则冲突与协调的现实视角三个层面分析了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以及与其他规则之间的关系。金融服务贸易的各类区域规则载体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被定义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优惠贸易协定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三种概念。对区域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研究,首先需要厘清优惠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与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论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存在基础、载体形式、多边框架下的合法性及区域法律制度供给侧效应等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经济一体化协议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限制经济一体化协定进行歧视性的行业安排。不得提高与外部成员间的综合贸易壁垒,不得牺牲外部成员的准入程度和机会。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审查经济一体化协定是否符合多边服务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在多边框架内做了清晰的规定并安排了审核机制。萨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以结构的视角论述供给创造需求。国际法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萨伊定律。国际社会对于国际法的需求催生了国际法,国际法的自身发展又创造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制度需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区域集团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国际贸易规则对适应新发展的多边机制重塑的一种迫切需求,也是国际贸易规则在多边供给不足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区域规则拥有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法存在的空间,同时兼具其自身的灵活性。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纪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则对多边规则具有弥补、引领和推进的作用。两大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即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两大区域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代表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区域规则模式。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和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对《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是直接影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相关规则的谈判。站在多边规则滞缓的现实视角,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对于推动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向前发展具有正向的作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多边、诸边、双边规则的有效中间站,起着输送并引领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关键作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从发展伊始就存在两大派系,即欧盟和北美模式。欧盟和北美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具代表性的金融市场,且各自皆有其金融监管的特色、原则和风格。两大派系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个体系,在沿着各自特色发展的过程中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贡献了智慧和经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跨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源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实际上,北美区域向来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试验区”,北美区域引领着各类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时又将该“试验区”的北美区域规则不断通过双边、跨区域、诸边机制进行规则的输出。区域一体化机制和世界贸易组织均将实现贸易壁垒的实质性削减作为主要目标。回顾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对于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演进提供了路径、共识和先验。除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作用,区域规则还影响了各国国内法关于金融行业开放及监管的规制。此外,多边规则具有强大的融解功能,区域规则与多边规则是动态发展的。欧盟与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虽然特性差异大,前者属于内部市场法下的规则体系,后者属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范式,但是两者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一直发生着诸多的互动和协调,影响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总体来看,回应了区域规则的供给侧效应,即结构调整提升法律制度发展的质量,改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良法善治,解决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痛点。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区域规则的典型代表。受欧盟单一市场立法的影响,其规则架构、基本原则、指令的内国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国际法供给侧示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除此之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同样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在规则内容与国际金融法的结合方面更为紧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现了国际金融法、国际投资法与国际贸易法的结合、硬法与软法的结合、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结合、立法与司法的结合、规则与配套机制的结合。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生命力和研究价值在于其内部市场立法特征,在于其类似内国法的修订机制的有效运行使其克服法律滞后性尤其是在数字贸易及金融科技等方面,在于其克服国际法的局限性有效推动国际法的内国化,在于其融合区域各国法律、协调区域各国监管协作的能力。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包含各层级的相关法律文件。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法律渊源主要包含:欧盟条约、欧盟条例、诸多的欧盟指令等。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欧盟金融服务指令。欧盟在70年代开始陆续制定了诸多金融服务指令。可以说,数量众多的金融服务指令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法律渊源。同时,也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特色载体,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最重要的立法工具。金融服务指令的内容涵盖银行、保险、证券和投资、监管等各领域。欧盟对转化成员国法的程序等施加了具体的规则要求。欧盟金融服务指令在国际法和国内法联结方面提供了区域经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是由其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所决定的。有学者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两个层次四项原则:即第一层次的设立和服务自由原则;第二层次的最低限度协调原则、相互承认原则、母国控制原则。第一层级的原则旨在取消跨境金融服务的法律壁垒;而第二层级的三个原则旨在发挥市场机制,构建金融服务单一市场。基于欧盟单一市场的立法特征,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既涉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又涉及监管合作和协调;而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主要功能定位为推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本文认为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原则,即设立、人员和服务自由原则,其中包括了欧盟基本法所赋予的人员、资本、服务、商业存在等的自由;第二种是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相互承认原则,它是监管原则第二层的基本原则和母原则,第二层是母国控制原则、最低限度协调原则、一次性原则。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规则框架的系统化;保障机制的强势性;数字贸易和信息数据规则的前瞻性;所涉刑事法律的统一性;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性。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主要特征就是其单一市场立法。单一市场立法特征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区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下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差异所在。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呈现出内容齐全、结构严谨的特征,规则框架内部协调、调整有序。近年来,欧盟致力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数字贸易及信息数据转移方面的立法和成员国间的协调机制。欧盟通过制定《市场滥用条例》等具有直接适用法律效力的条例,在欧盟所有国家统一其有关市场滥用等刑事犯罪的法律。金融服务领域刑事法律规则的协调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独有特征。一直以来,欧盟通过贯彻落实其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统一和协调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并通过诸多保障机制以及数据一体化实现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便利化。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基本形成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的法治体系,其中包括法律体系、实施体系、保障体系和监督体系。近年来,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运行,更加关注金融服务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关注数字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关注英国退出欧盟后对欧盟规则及其基础设施、金融公司和金融服务的重要影响,如金融机构的“统一护照”问题。对于解决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止步不前问题,欧盟的金融服务法治建设对于重塑新时代的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具有重要的路径和经验价值。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点是“开放”,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早已基本完成设立和服务自由化目标,进阶为协调和法治运行阶段。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跃度高于北美区域规则,组织机制保障了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活动。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是另一极具代表性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步较早,是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之外的第二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同时与欧盟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曾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体系历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墨加协定》两代。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融合于多边规则,成熟于区域规则,运用于诸边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与欧盟规则的冲突中相互影响,在诸边谈判中,不断相遇、冲突、协调、整合,逐步形成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共识。可以说,北美区域是美国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要根基和规则前沿。研究北美区域贸易规则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离不开对美国贸易政策以及美国国内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层面的研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依然深深根植于美国贸易政策之中,尤其是近年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重燃热情。其中的原因,正是来自于贸易保护政策在历史上对美国经济振兴尤其是工业化及高新技术发展中产生的重要推动作用的“美好回忆”。在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美国的一些贸易协定都涉及金融服务。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起源于双边自贸协定《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成熟于区域自贸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发展于《美墨加贸易协定》。同时,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由于其属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不断在美国的双边以及其主导的大型贸易协定中输出。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法相类似。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方面,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类似情况”标准,到《美墨加协定》标准的主要核心国民待遇对象的非歧视性原则,后者在“类似情况”的界定方面更加清晰。市场准入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章节没有专列市场准入条款,而是在第1403条金融机构的设立和第1404条跨境贸易中加以纪律约束。《美墨加协定》第17.5条专门设定了市场准入条款,原则上规定了数量限制的纪律。透明度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411条规定了提前向所有利害方通过官方出版物、其他书面形式或其他形式公布拟采取的任何普遍适用的措施等具体规定,《美墨加协定》第17.13条规定了相关措施的透明度和行政管理纪律,在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和实体权利方面比前者更加具体和细致。审慎例外原则方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合理”的审慎目的的措施,《美墨加协定》通过明确列举扩展了“审慎原因”的范围并做了限制性条件,采纳了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附件》第2条国内法规（a）款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最新的《美墨加协定》金融服务章节的附件三突显出互惠和对等原则的趋势,呈现北美区域规则向双边规则收缩的现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主要包括: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创新负面清单模式的特色;关注投资者权利的特征;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领域已经形成了除欧盟模式外的另一种最主要的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自由贸易协定的立法模式。在数据转移、高级管理人员、市场准入、跨境金融服务贸易等规则方面处处体现了对金融服务贸易开放和自由化的价值取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创新了不符措施清单的立法技术,对于降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提升缔约方的措施管理及透明度水平具有重要的制度创新价值。关注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是历代北美金融服务规则的特色,符合美国金融服务贸易强国的政策需求。尤其是在《美墨加协定》对申请和审批措施管理的程序性规定的强化后,这一特色更为凸显。此外,东道国和母国的管理权是一个矛盾体,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逐步形成了两者相平衡的特色。《美墨加协定》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改为21世纪高标准的新协定以支持互惠贸易。这一协定还将成为特朗普政府美国贸易协议的模板,影响美国的双边、区域、诸边及多边贸易协定。最新的《美墨加协定》被评价为引领了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进入新的规则标准阶段。尤其是在数据本地化限制、审慎例外的明确性、跨境服务规则的改变、措施管理的透明度,特别是负面清单的制定技术等方面。相比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对数量众多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更广。欧盟模式有其高标准,但由于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的起点较高,对于其规则的整体性移植具有土壤适应性的问题。而《美墨加协定》所代表的北美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具有制度的灵活性。然而,《美墨加协定》中毒丸条款等设置,对域外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与世界贸易组织经济一体化机制纪律中对于不得牺牲外部成员准入程度和机会的原则发生了背离,值得警惕。本文的立足点是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欧盟和北美区域是世界最大金融市场,其规则体系引领着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风向标。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引领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长期以来,这两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各成一体、发展迥异,又能够以差异化模式共存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之下。同时,也一直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掌握规则的话语权,在双边、诸边经贸协定中不断输出其所代表的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这些趋势集中在数据存储和传输、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合作、措施管理透明度、审慎例外明确化、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以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安全的平衡、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的平衡。欧盟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在中国对外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及其保留措施的谈判,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以及国内自贸试验区的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及监管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启发意义。截止目前,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公布中国已签署自贸协定17个,涉及国家和地区25个。作为目前中国签订的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协定,《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首次设立了金融服务专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谈判高标准的自贸协定提供了参考和经验。此外,韩国与美国和欧盟分别都已签订了自贸协定,因此《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于中国迈进高标准的自贸区网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条款设置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似。在支付和清算系统、透明度条款、数量限制规则方面标准高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标准。但是跨境金融服务、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等条款的缺失,使得《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仍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标准。对于第二代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美墨加协定》标准而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金融服务条款在数据存储和移动、透明度和措施的管理、跨境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区域规则对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具有借鉴价值。对内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属于国内不同关税区间的自由贸易协议。一是并未单独专设章节,二是条款规则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范式,总体上看,较为落后和粗糙。此外,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附件与《美墨加协定》等负面清单范式差别较大。对于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展望,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议加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体系化;二是金融服务涉及措施的管理模式上,加强措施清单的制定技术和国际对标;三是借鉴欧盟经验在原有侧重内地对港澳开放的范式下,转变为内地和港澳单一市场的建设。因其系国内不同关税区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特殊属性,朝着单一市场发展值得期待。对于国内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模式对于促进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具有一定的启示。通过国内自贸试验区对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发展趋势进行压力测试。提升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逐步改善营商环境,形成具有推广作用的金融服务措施管理标准和最佳实践。《美墨加协定》加强了对金融服务措施的管理和透明度的程序以及实体要求,对于利益相关者的程序和实体权利的保护趋势明显,体现了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于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的关注。国内自贸试验区在金融服务相关申请、材料补充、通知、流程管理、反馈机制等方面除了现有阶段的一站式服务这类便利化措施外,还应当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提升措施管理的标准和透明度,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管理最佳实践并积极加以推广。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一是在形式上应参考《美墨加协定》附件等趋势,以行业及各项不符措施为分类标准。二是在条目上对接国际标准。在制定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时运用国际投资者熟悉的体例和话语体系,主动融入国际规则标准。三是建议单独制定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负面清单,与国际规则高度对接。欧盟在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中的诸多保障机制在国内自贸试验区的土壤中更具适应性,同样值得借鉴。
薛涵予[7]（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既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金融思想的精华,也继承了自中国革命时期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同时结合现代金融理论,根据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地创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将它运用到具体的金融工作当中。实践证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是推动新时代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将原理和现实相结合,使真理和价值相统一,以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强调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以经济为本源,以改革促发展,以市场为机制,以人民为中心,以开放为重点,以治理为手段,以安全为底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它以原则,方法,对象,目标等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指导体系,它融合传统和现代,协调主体和客体,兼顾国内和国际,突出重点和难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主要欲解决金融安全和效率问题。为抵御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必须服务实体经济,始终将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完善监管与法治;为提高金融效率,我国金融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让市场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试图通过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相关内容的阐述和论证,展现一个完整的思想形成过程,并且详细说明根据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需要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指导我国金融工作,解决实际金融问题。我认为,当代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中国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国内推行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金融工作面临着重大的风险与挑战。在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金融体制也亟待全面深化改革,此时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徐雅[8]（2020）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全球,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与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现象。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实质,以及不平衡发展规律,认清西方“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和本质,对于深刻理解和解释经济全球化本质和规律,加快中国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缓解贸易摩擦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此,要正确认识、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学界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目前,一方面,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该理论体系代表了当前发达国家基本立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实践;另一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停留在对马克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缺乏创新,对于应对当前国际贸易挑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乃至全球国际贸易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其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观点散见于不同时期的着述之中。本文立足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在论文逻辑架构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纵向梳理其发展脉络,横向阐释其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本文主要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的国际贸易思想开始研究。既包括了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还包括了马克思论述相对较少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前者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形成,因此,前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前者又受后者的影响,故后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第二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发展西方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国际贸易思想理论基础的概括、总结,得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的基本观点,即关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规律、地位和作用以及政策演变等,并运用相关理论和基本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可见,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一个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基本观点、政策措施在内的完整的思想结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批判,得出应该怎么扬弃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及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第三部分,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贸易思想进行比较,主要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措施展开比较。由于两种思想阶级立场不同,则其思想内容必然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全面充分认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并不排斥西方国际贸易思想在某方面的科学性,其也借鉴了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合理成分,加以发展运用。西方国际贸易思想也不能推翻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结论。不论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还是西方国际贸易思想,都将会相互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不是合并。第四部分,通过第三部分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即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其更具有包容性,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并且,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立场、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但是其国际贸易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发展、运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为加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美中贸易摩擦;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度;缓解和阻止贫富差距提供新思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综上所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内涵深刻,覆盖范围广,吸收借鉴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观点,并且全面概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实践,尤其是针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践问题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经过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之后,本文得出三个创新性的观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较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内容的结构框架,即涵盖了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以及政策措施。第二,本文认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阶级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阶级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并且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又是以实践性为基础,四者有机统一。第三,本文认为,美中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价值链走向高端化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李千[9]（2019）在《削扩支盘抗拔桩受力特性试验测试及工程应用研究》文中认为随着超高层建筑的不断涌现,多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也日益增多,地下结构抗浮问题也摆在工程师面前。旋挖灌注桩工作效率高、施工质量好、尘土泥浆污染少,在铁路桥及大型建筑的基础桩施工中得以广泛应用。而当旋挖灌注桩遇到地下水丰富的深厚残积土及软弱地层且成桩条件不佳时,等直径的旋挖灌注桩抗拔承载力可能无法满足设计要求。本文结合工程实例,针对等直径旋挖灌注桩抗拔承载力不足的情况,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桩侧桩端后注浆方案及削扩支盘桩方案。通过对两种方案桩型进行承载机理分析,并从理论上计算其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对相同桩径、桩长的旋挖桩成桩后进行桩侧桩端后注浆处理,待桩身强度达到龄期要求后进行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对相同桩径、桩长的旋挖桩在成孔过程中,在桩底及其上约6.0m处两个部位用削扩钻头对土体进行侧向削扩,削扩后形成盘状空腔,然后成桩,待桩身强度达到龄期要求后进行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通过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测试抗拔桩的受力和变形性能,用具体的数据量化分析验证两种改进后的桩型在提高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方面的可行性,并对两种方案在抗拔位移量控制、质量、造价以及工期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评价桩型改进后的实际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等直径普通桩及后注浆桩理论计算抗拔承载力采用的桩侧摩阻力标准值,取地勘报告提供的下限值的0.61倍得到的承载力与实际试验测得的承载力结果相一致;上述改进后的两种方案理论上计算得到的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均有较大幅度提高,削扩支盘桩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理论计算值可达到后注浆桩的1.4倍;实际的抗拔试验表明,两种方案承载力均能达到设计要求,与理论计算相吻合;后注浆处理的旋挖灌注桩抗拔承载力至少提高66%;削扩支盘桩桩顶最大变形位移量,大部分能控制在15mm以内,且U-δ曲线基本上呈缓变性;削扩支盘桩方案较后注浆方案工期更短,质量更有保证,且增加成本较后注浆方案至少节省50%;总体上,削扩支盘桩方案在承载力、抗拔位移量控制、质量、造价和工期方面,相比后注浆方案均具有优势。本项目的研究很好地解决了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的技术难题。
姬振天[10]（2019）在《“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世界经济风险持续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负面影响加大,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领域的纠纷日益加剧。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全球产业格局和金融稳定受到严重冲击,经济运行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单方面加征关税,挑起贸易争端对我国经济特别是企业预期的影响不断显现。就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当前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如何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负向冲击的关键一招。本文的切入点是在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引入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深入研究在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范围内,人民币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主要思路是:经济发展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使区域内商品、货币、生产要素和技术等加速流动,打破了传统的国别界限,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区域内各成员国间的经贸交流。在此过程中,为了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降低交易成本,避免汇率风险,区域内各国会根据自身情况,基于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选择适合的货币作为贸易开展的计价结算货币,该货币使用的国家越多,越说明该货币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影响力。本文通过参考借鉴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货币成为主要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历程,研究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成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相关问题,以便为今后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提供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意见建议。基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本文重点探讨了3个方面的问题:（1）找出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2）分析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成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3）研究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产生的影响效应。本文在以下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有所贡献:第一,本文针对当前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短期内人民币难以具备全面国际化条件,但人民币走出国门又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背景下,立足与中国具有密切经贸联系且合作机制较为成熟的“东盟10+3”这一特定区域,聚焦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发挥的计价结算功能,研究人民币在该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需要具备的条件以及对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以期通过相关结论的得出,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并为今后在诸如RCEP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更大区域,依托人民币某项职能,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提供前期研究准备。第二,长期以来受到数据等的限制,以往文献对选择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和影响因子的研究,以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为主,缺乏一个能够接受实证检验的系统性数理分析框架。本文的创新在于构建了一个在两国间贸易往来中,一国货币被另一国接受并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模型,通过运用“东盟10+3”各伙伴国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推导得出的8个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到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决定因素。第三,本文借鉴国外分析货币联盟或使用共同区域货币给区域内各国带来贸易创造效应的研究方法,运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引入引力模型,运用OLS和LSDV两种方法,在不同样本中对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中国与“东盟10+3”伙伴国间贸易产生的影响效应。经过分析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为:第一,综合英镑、美元、欧元、日元等成为国际贸易主要计价结算货币的路径和经验,给人民币的启示有:在网络外部性作用下,国际货币在一定时期内有其使用惯性,因此人民币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成为关键的、被国际广泛认可的,能充分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属性的主导型国际货币,而应以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抛开英镑和美元特定且难以复制的历史因素,英美两国无一例外的都抓住了产业革命的契机,在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产业变革中获得先机,这对今天正处于转型升级与结构调整关键期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另外,美元在资源类产品及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易中取得的计价结算货币地位,值得人民币学习、借鉴与争取。德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基础,高异质性的贸易商品,低通货膨胀率且马克币值稳定的经验值得人民币借鉴。日本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偏低,对美国市场具有较大的依赖性,资本账户开放后,导致日元的计价结算与国际储备功能发展不平衡,出现“再贷款”现象,最终使日元被过度高估,造成泡沫经济的教训值得人民币深刻汲取。就目前中国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而言,贸易类型仍以货物贸易为主,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主要集中在亚洲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了香港份额最高外,其次就是在“东盟10+3”范围内,所以当前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的重点应主要集中在“东盟10+3”范围内,因为只有明确研究重点,才能有的放矢,最终得出对本文研究对象富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的有效结论。第二,在进一步验证并明确了“东盟10+3”这一本文研究的重点范围后,通过构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模型,推导得出8个关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决定因素的理论假设,并运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论为:在“东盟10+3”范围内,一国经济规模,中国与伙伴国间的议价能力,伙伴国国内市场条件,伙伴国通货膨胀率及汇率波动程度,中国与伙伴国间货币的交易成本,伙伴国货币与人民币的联动性以及中国与伙伴国间贸易品异质性程度等是决定人民币被选择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关键因素,但是现有模型和数据暂无法判定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其开放程度对“东盟10+3”伙伴国选择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影响,这也是本文今后的研究重点。第三,在初步论证了人民币在“东盟10+3”区域内被选择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决定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主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以及区域内各国货币的横向对比与纵向对比得出:从经济规模上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为人民币在“东盟10+3”范围内充当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奠定了坚实基础。从国际贸易层面上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仍然存在大而不优的状况。从国际金融层面上看,中国在汇率制度的灵活性,金融市场的开放度,资本交易管制程度,以及通货膨胀、货币交易成本、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等方面与区域内部分伙伴国或与主要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发行国相比都不具备显着竞争优势,甚至在个别领域发展仍然滞后。从货币风险上看,人民币的汇率风险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及复杂性,在货币流通、交易的风险管控竞争力上仍弱于其他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从对区域内各国货币的影响程度上看,美元仍然是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货币,欧元与英镑对特定国家货币具有一定影响力,人民币近年来的影响力总体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日元呈下降趋势。第四,分析了在“东盟10+3”区域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和需要具备的条件后,本文通过测算市场提供不对称依赖度（MSAD）和产品提供不对称依赖度（PSAD）,将研究数据分成3种不同类型的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在使用基于原产国可贸易品消费者CES效用函数的Armington模型,对两国间贸易状况进行模拟,并推导得出了4个理论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引力模型对3个不同类型的样本,分别使用OLS法和LSDV法回归分析得出:在中国与“东盟10+3”各伙伴国贸易中,就总体样本而言,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的共同计价结算货币,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近35%,就MSAD>1的样本而言,将会使两国贸易增加40%左右,就PSAD>1的样本而言对两国贸易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着性。这一结论也验证了在条件分析中,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虽在部分领域具有显着优势,但仍有部分领域相较主要的贸易计价结算货币还有较大差距,并依然存在相关配套措施发展滞后等问题,而这也是下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方向。
二、读《国际金融》四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读《国际金融》四得（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依据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依据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视角的拓展 |
| (二) 文献研究的拓宽 |
| (三) 研究方法的增加 |
| 第一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形成条件 |
| 一、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想 |
| (二)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想 |
| 三、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 从学习工作中筑牢实践根基 |
| (二) 从金融危机中提炼经验总结 |
| 第二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与鲜明特色 |
| 一、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一) 全面明确金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 (二) 以维护金融安全为核心 |
| (三) 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
| (四) 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
| (五) 金融回归实体经济本源 |
| 二、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 |
| (一) 时代性 |
| (二) 科学性 |
| (三) 人民性 |
| 第三章 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和保障措施 |
| 一、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原则 |
| (一)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
| (二) 坚持底线思维原则 |
| (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四) 坚持抓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矛盾 |
| (五) 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二、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保障措施 |
| (一) 创设良好的金融环境 |
| (二) 完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
| (三) 充分发挥金融市场调节功能 |
| (四)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
| (五) 提高新时代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水平 |
| 第四章 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的政策实践 |
| 一、稳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一) 落实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 |
| (二) 完善财税支持政策 |
| (三) 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二、不断健全防控金融风险法律法规 |
| (一) 逐步推进银行业和金融机构风险防控 |
| (二) 稳固实施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政策举措 |
| (三) 有效构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管理机制 |
| 三、持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
| (一) 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推进 |
| (二) 存款保险制度愈发合理 |
| (三)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 |
| 四、防控重点领域风险取得进展 |
| (一) 强化房地产市场的逆周期调节 |
| (二) 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 |
| (三) 初步遏制违法违规金融活动 |
| 五、金融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
| (一) 强监管严监管的态势基本形成 |
| (二) 金融监管合力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
| (三)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逐步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流动性 |
| 1.2.2 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渠道、效果和异质性 |
| 1.2.3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及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金融杠杆 |
| 2.1.3 银行流动性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流动性理论基础 |
| 2.2.2 杠杆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3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以及银行流动性的现状分析 |
| 3.1 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
| 3.1.1 数量型货币政策 |
| 3.1.2 价格型货币政策 |
| 3.1.3 结构型货币政策 |
| 3.2 金融杠杆现状分析 |
| 3.2.1 金融部门杠杆率角度 |
| 3.2.2 广义货币供给占GDP之比 |
| 3.3 银行流动性现状分析 |
| 3.3.1 银行个体流动性 |
| 3.3.2 银行系统流动性 |
| 3.4 货币政策、金融杠杆、银行流动性三者的内在关联 |
| 3.5 本章小结 |
| 4 金融杠杆视角下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1 理论分析框架 |
| 4.2 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2.1 理论分析 |
| 4.2.2 模型推导 |
| 4.2.3 研究假说 |
| 4.3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结论 |
| 4.3.3 研究假说 |
| 4.4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4.4.1 理论分析 |
| 4.4.2 研究假说 |
| 4.5 本章小结 |
| 5 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影响的微观实证检验 |
| 5.1 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 5.1.1 模型设定 |
| 5.1.2 估计方法 |
| 5.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5.2.1 变量选取 |
| 5.2.2 数据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3.2 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3.3 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个体流动性的影响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价格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2 数量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结构型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4.4 结论汇总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中介效应 |
| 6.1 银行系统流动性指数测度 |
| 6.1.1 测度目的 |
| 6.1.2 测度方法选择 |
| 6.1.3 主成分分析方法 |
| 6.1.4 银行系统流动性指数构建 |
| 6.2 计量模型设定 |
| 6.2.1 基准回归模型 |
| 6.2.2 中介效应模型 |
| 6.3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3.1 变量选取 |
| 6.3.2 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的影响 |
| 6.4.2 金融杠杆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
| 6.5.2 金融杠杆中介效应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7 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流动性影响的宏观实证检验——基于金融杠杆及其波动 |
| 7.1 计量模型设定 |
| 7.1.1 MS-VAR模型的优势及适用性 |
| 7.1.2 MS-VAR模型的具体形式 |
| 7.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区制划分 |
| 7.3.2 不同区制下的脉冲响应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货币政策 |
| 8.2.2 金融杠杆 |
| 8.2.3 银行流动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评析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一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由来 |
| 第一节 意大利共产党“重建”的背景 |
| 一、国际背景 |
| 二、国内背景 |
| 二、党内环境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历程 |
| 一、酝酿与初创时期(1991年-1995年) |
| 二、探索与发展时期(1996年-2007年) |
| 三、低谷与奋进时期(2008年至今) |
| 第二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与自身变革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组织结构 |
| 一、组织体系:中央、地方和基层组织 |
| 二、党员队伍:领袖、干部与党员 |
| 三、外围组织:青年共产党与国家担保协会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变革 |
| 一、指导思想:从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 |
| 二、组织属性:从工人阶级先锋队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 |
| 三、组织原则:从坚持民主集中制转变为民主制 |
| 四、组织运行:从单纯依靠组织体系运作转变为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加强组织管理 |
| 第三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认识与政策主张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认识 |
|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 |
| 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分析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 |
| 一、经济政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紧缩政策 |
| 二、社会政策:重点保障底层民众的利益 |
| 三、文化政策:增加对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投入 |
| 四、对外政策:反对欧盟的反共行径 |
| 第四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及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实践探索 |
| 一、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
| 二、努力开展社会运动 |
| 三、广泛吸纳社会力量 |
| 四、重视开展左翼联合 |
| 第二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环境依然严峻 |
| 一、意大利政党格局变化抑制了重建共产党的生存空间 |
| 二、意大利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变革限制了重建共产党的发展空间 |
| 三、右翼势力挤压了重建共产党的话语空间 |
| 第三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自身实力弱化 |
| 一、身份定位不明,意识形态模糊 |
| 二、理论探索乏力,政策可行性低 |
| 三、派系纷争不断,组织分裂频繁 |
| 四、组织缺乏活力,活动经费不足 |
| 五、党员数量下降,党员结构不优 |
| 第四节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弱化 |
| 一、重建共产党的选民基础不够稳固 |
| 二、选民对重建共产党的认同度下降 |
| 三、重建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频频失利 |
| 第五章 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共产党生存的首要前提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团结统一的根本要求 |
| 三、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是共产党坚强有力的关键所在 |
| 四、拓宽活动空间是共产党价值实现的必要条件 |
| 五、实现广泛联合是共产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表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6）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与理论的梳理 |
| 一、金融服务的相关定义与功能定位 |
| 二、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特征与评估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与风险 |
| 第二节 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问题 |
| 一、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进程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架构 |
| 三、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存在的问题 |
| 四、对本文研究范围的界定与阐释 |
| 第二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供给侧效应 |
| 第一节 世界贸易组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纪律约束 |
|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三种机制的厘清 |
|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纪律的文本表述 |
| 第二节 区域规则的需求与供给 |
| 一、萨伊定律对区域规则的借鉴与启示 |
| 二、区域规则需求的回应和供给的裨益 |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溯源与流变 |
|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功能与局限 |
| 第三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考量 |
| 一、优化与升级其他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二、因应贸易壁垒与规则碎片化的问题 |
| 三、放大区域金融服务贸易的整体效应 |
| 第四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与其他规则的互动 |
| 一、多边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区域规则的融解 |
| 二、欧盟与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冲突协调 |
| 第三章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特征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法律渊源 |
| 三、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运行发展 |
| 第二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设立和提供服务自由原则 |
| 二、相互承认原则 |
| 三、母国控制原则 |
| 四、最低限度协调原则 |
| 五、一次性原则 |
| 第三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规则框架的系统化 |
| 二、保障机制的强势性 |
| 三、数据规则的前瞻性 |
| 四、刑事法律的统一性 |
| 五、跨境规则的便利性 |
| 第四节 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聚焦于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的趋势 |
| 二、数字贸易与信息数据一体化的趋势 |
| 三、国际金融机构软法标准的引入趋势 |
| 四、英国脱欧后的影响及欧盟规则评述 |
| 第四章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 |
| 第一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概述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政策背景 |
| 二、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脉络梳理 |
| 三、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架构体例 |
| 第二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基本原则 |
| 一、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原则 |
| 二、市场准入原则 |
| 三、透明度原则 |
| 四、审慎例外原则 |
| 第三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显着特性 |
| 一、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立法模式 |
| 二、负面清单创新模式的立法技术特色 |
| 三、对金融服务投资者的权利保护倾向 |
| 四、东道国和母国管理权相平衡的导向 |
| 第四节 北美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评述 |
| 一、保险规则的政策差异趋势 |
| 二、审慎监管及透明度的发展 |
| 三、数字贸易规则的变化趋势 |
| 第五章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启示 |
| 第一节 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总体趋势的评述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溢出趋势 |
| 二、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价值多元趋势 |
| 三、审慎例外和国际软法标准的融合化 |
| 四、国际法义务和国内法措施有效联结 |
| 五、普遍关注投资者与消费者权利保护 |
| 第二节 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建议 |
| 一、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评析 |
| 二、对外自贸协定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关注焦点 |
| 第三节 内地与港澳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升级 |
| 一、CEPA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现状与发展 |
| 二、欧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对CEPA的借鉴 |
| 第四节 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对标 |
| 一、区域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新标准的压力测试 |
| 二、国内自贸试验区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的缘由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的实际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逻辑推理论证法 |
| (三)定性分析法 |
| (四)比较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研究重点 |
| (二)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金融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根本依据 |
| 一、马克思的金融思想 |
| 二、恩格斯的金融思想 |
| 三、列宁的金融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发展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历史资源 |
| 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25-1949) |
| 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49-1978) |
| 三、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1978—1992) |
|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的金融思想(1992-2002) |
| 五、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2002 年—2012 年) |
| 第三节 现代金融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重要的理论借鉴 |
| 一、货币基础理论 |
| 二、信用理论 |
| 三、利息与利率理论 |
| 四、货币均衡论 |
| 五、货币政策理论 |
| 六、开放金融理论 |
| 七、金融危机理论 |
| 八、金融创新理论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
|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5-1927 年) |
| 二、井冈山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28-1934 年) |
| 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37-1945 年) |
|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工作(1945-1949 年)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二、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1953-1978 年)党的金融工作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以前党的金融工作 |
| 一、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和金融业务的初步改组 |
| 二、金融体系的加强和巩固 |
| 三、金融行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 |
| 第四节 十八大以来党的主要金融工作 |
| 一、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
| 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加大金融开放程度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一、经济结构亟待转型升级 |
| 二、金融业“脱实向虚”问题日益严重 |
| 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三大攻坚战 |
| 四、为实现金融强国梦需做好战略规划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形成的国际背景 |
| 一、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 |
| 二、美元霸权局面仍然持续 |
| 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
| 四、国际金融体系现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 |
| 第一节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
| 一、关于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论述 |
| 二、关于发展普惠金融的论述 |
| 三、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论述 |
| 四、关于发展科技金融的论述 |
| 五、关于金融安全的论述 |
| 六、关于深化金融改革的论述 |
| 七、关于国际金融的论述 |
| 八、关于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论述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思想 |
| 二、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思想 |
| 三、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的思想 |
| 四、积极发展普惠金融的思想 |
| 五、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思想 |
| 六、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思想 |
| 七、维护金融安全的思想 |
| 八、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的思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主要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和重要价值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基本特征 |
| 一、金融宏观与微观相配合 |
| 二、金融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导向 |
| 三、金融以实体经济为主,虚拟经济为辅 |
| 四、金融改革与开放相结合 |
| 五、金融供给与需求相平衡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重要价值 |
|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理论价值 |
|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金融思想的实践价值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有关研究积累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来源 |
| 2.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 |
| 2.1.1 古典国际贸易思想 |
| 2.1.2 贸易保护主义思想 |
| 2.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 |
| 2.2.1 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2.2.2 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 |
| 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3.1.1 世界市场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国际价值理论 |
| 3.1.4 国际金融理论 |
| 3.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 |
| 3.1.6 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与政策之间的逻辑关系 |
| 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基本观点 |
| 3.2.1 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
| 3.2.2 国际贸易的本质和规律 |
| 3.2.3 国际贸易的地位和作用 |
| 3.2.4 国际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2.5 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 |
| 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 |
| 3.3.1 自由贸易政策 |
| 3.3.2 保护贸易政策 |
| 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比较及特征 |
| 4.1 相关理论比较 |
| 4.1.1 对世界市场的现实表现形式的比较 |
| 4.1.2 对国际分工的贸易利益认识的比较 |
| 4.1.3 对国际价值理论与要素禀赋理论的范畴比较 |
| 4.1.4 对国际金融理论中资本国际流动的比较 |
| 4.1.5 对国际服务贸易理论解读的比较 |
| 4.2 基本观点比较 |
| 4.2.1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原因的比较 |
| 4.2.2 国际贸易研究侧重的比较 |
| 4.2.3 国际贸易作用的比较 |
| 4.2.4 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比较 |
| 4.3 对国际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1 对自由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3.2 对保护贸易政策态度的比较 |
| 4.4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特征 |
| 4.4.1 实践性 |
| 4.4.2 阶级性 |
| 4.4.3 科学性 |
| 4.4.4 人文性 |
| 5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 |
| 5.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和斯大林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1.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列宁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影响 |
| 5.1.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斯大林对外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2 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 |
| 5.2.1 毛泽东对外经济交流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2 邓小平对外经济开放思想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2.3 习近平开放型贸易观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继承发展 |
| 5.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1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巴兰和斯威齐经济剩余依附型贸易的影响 |
| 5.3.2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阿明、伊曼纽尔“中心—外围”国际分工理论的影响 |
| 5.3.3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对安沃·塞克自由贸易思想的影响 |
| 5.3.4 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之间的逻辑联系 |
| 6 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 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1.1 世界市场理论是建立公平合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依据 |
| 6.1.2 国际分工理论是从“生产端”推进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动力源泉 |
| 6.1.3 国际价值理论是解释美中贸易摩擦本质原因的理论武器 |
| 6.1.4 国际金融理论是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指路明灯 |
| 6.1.5 国际服务贸易理论是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理论指南 |
| 6.2 马克思国际贸易政策的当代实践价值 |
| 6.2.1 自由贸易政策是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度的行动纲领 |
| 6.2.2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引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智慧源泉 |
| 7 研究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削扩支盘抗拔桩受力特性试验测试及工程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桩基的应用历史 |
| 1.3 削扩支盘桩抗拔桩研究与应用现状 |
| 1.4 本文研究的内容 |
| 第二章 厦门英蓝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工程背景 |
| 2.1 项目概况 |
| 2.2 工程地质和水文条件 |
| 2.3 地基基础方案分析与建议 |
| 2.4 工程设计基本情况 |
| 第三章 工程桩基设计前后的抗拔试验测试 |
| 3.1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方法 |
| 3.2 设计前期工程试验桩概况 |
| 3.3 设计桩型及相关参数 |
| 3.4 工程试验桩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 |
| 第四章 灌注桩后注浆技术 |
| 4.1 后注浆技术概述 |
| 4.2 灌注桩后注浆装置 |
| 4.3 灌注桩后注浆机理 |
| 4.4 灌注桩后注浆设计及承载力分析 |
| 4.5 后注浆施工工艺 |
| 第五章 削扩支盘桩的技术特点 |
| 5.1 削扩支盘桩概述 |
| 5.2 削扩支盘桩的特点及使用范围 |
| 5.3 削扩支盘桩工艺原理 |
| 5.4 削扩支盘桩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
| 5.5 削扩支盘桩的抗拔承载机理和承载力分析 |
| 第六章 后注浆方案及削扩支盘桩方案试验桩抗拔试验研究 |
| 6.1 试验桩的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概况 |
| 6.2 削扩支盘桩方案的工程桩试验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问题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与的工程项目 |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 |
| 2.1.1 新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
| 2.1.2 货币一体化理论 |
| 2.1.3 货币搜寻理论 |
| 2.1.4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1.5 货币替代理论 |
| 2.1.6 网络外部性与货币转换成本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 |
| 2.2.2 选择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决定因素 |
| 2.2.3 国际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需要具备的条件 |
| 2.2.4 使用相同货币计价结算对贸易的影响效应 |
| 2.2.5 东盟10+3区域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 |
| 2.3 评述 |
| 2.3.1 相关理论评述 |
| 2.3.2 国内外文献评述 |
| 3.经验借鉴与启示 |
| 3.1 主要国际货币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1 英镑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2 美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3 欧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1.4 日元实现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路径和经验 |
| 3.2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起步和发展 |
| 3.2.1 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发展背景 |
| 3.2.2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现状 |
| 3.2.3 对人民币的启示 |
| 3.3 本章小结 |
| 4.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 |
| 4.1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基本模型和理论假设 |
| 4.1.1 基本模型构建 |
| 4.1.2 理论分析与提出假设 |
| 4.2 跨境贸易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实证分析 |
| 4.2.1 研究说明及背景介绍 |
| 4.2.2 计量模型设定 |
| 4.2.3 数据来源及解释 |
| 4.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人民币成为计价结算货币的条件分析 |
| 5.1 主要指标测算及分析 |
| 5.1.1 经济规模层面 |
| 5.1.2 国际贸易层面 |
| 5.1.3 国际金融层面 |
| 5.2 人民币货币性质判断 |
| 5.2.1 理论模型构建 |
| 5.2.2 实证变量选取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人民币货币影响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的效应研究 |
| 6.1 样本选取 |
| 6.2 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推导与提出假设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读《国际金融》四得（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习近平新时代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重要论述研究[D]. 胡萍. 扬州大学, 2021(09)
- [3]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 ——基于金融杠杆视角[D]. 喻海东. 四川大学, 2021(12)
- [4]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何淼. 山东大学, 2020(01)
- [5]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6]金融服务贸易的区域规则研究 ——以欧盟和北美为例[D]. 钱芳.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7]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金融思想研究[D]. 薛涵予. 兰州大学, 2019(02)
- [8]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D]. 徐雅. 东北财经大学, 2020(06)
- [9]削扩支盘抗拔桩受力特性试验测试及工程应用研究[D]. 李千. 厦门大学, 2019(02)
- [10]“东盟10+3”框架下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研究[D]. 姬振天.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