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惜售:能否对未来玉米市场形成冲击?（论文文献综述）
周杨[1]（2021）在《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文中认为
张雪[2]（2021）在《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指出农业种植结构的不断优化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适应了国民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升级,保障了国家粮食与食品安全,促进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也助力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双循环。但目前农产品的供给结构仍然不平衡问题,部分品种存在过剩和卖难问题,又有部分品种严重依赖进口。玉米作为中国的三大主粮之一,其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为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特别是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时期。玉米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库存积压严重、优质玉米供给不足以及玉米价格国内外倒挂等一系列发展问题。2016年,国家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形式,促进了玉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作用的发挥。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是诱发玉米种植结构调整的微观基础。那么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除宏观政策影响以外,是否还会受到自然因素、农户群体内部互动或者家庭资源禀赋的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经营行为,充分挖掘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因素,对玉米种植区域的优化、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玉米质量的提高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供给视角,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双重维度,探析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为优化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借鉴参与者智力决策模型的框架结构,首先从外部因素维度,揭示气候变化和补贴政策通过影响玉米的单产和价格,进而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然后从内部因素维度,剖析土地流转和社会网络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风险分担效应,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分析部分。首先,本文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162个市1998—2018年）,运用动态差分广义矩模型（DIF-GMM）分析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户适应性行为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并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对未来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进行了预测。其次,基于3402份市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分析了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并对不同政策的影响差异进行对比分析。再次,基于2015年和2018年辽宁省1175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最后,基于辽宁省467份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运用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Bootstrap）及工具变量方法（IVProbit）,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外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具有长期动态影响。具体表现为气候变化显着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气候变化主要是通过影响单产,进而影响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且农户适应性行为在气候变化对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此外,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政策实施区域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对不同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相较于“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政策,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强。从内部因素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来看,土地转入促进了农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主要是因为规模经营带来收益增加。从农户和村庄的异质性分析来看,土地转入会显着促进纯农业户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相较于有特色产业的村庄,无特色产业村庄的土地转入户更倾向于提高玉米播种面积占比。此外,农户在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过程中倾向于模仿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行为,且对亲缘网络中其他农户的模仿程度强于地缘网络。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社会网络中其他农户决策对样本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主要是源于学习型模仿和风险分担两种机制的推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强化气候变化预警机制,因地制宜地订差异化气候适应策略,并充分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应对气候变化适应中的服务功能和示范作用。其次,将补贴政策由单一的价格激励措施逐渐向多元化支持方式转变,并适当向优质玉米生产区和规模经营主体倾斜。再次,鼓励农户适度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生产规模经营,保障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收益和国家粮食安全。最后,完善市场信息传播机制,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充分利用社会网络的推广作用,促进区域性专业化生产。
胡杨[3]（2021）在《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河北省是传统的玉米种植、加工大省,确保玉米价格不出现大幅异常波动,对保障农民收入稳定,推动养殖业及加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于2008年至2016年实行玉米托市收购政策,价格由政府调控,2016年后玉米价格回归市场定价。河北省玉米价格自2011年起波动幅度逐渐增大,波动情况较为复杂,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分析玉米价格波动特征,判断其影响因素并预测其未来价格,有利于经营主体在价格出现波动时能够及时进行决策,减小经济损失,同时能为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本文基于价格波动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局部均衡理论、蛛网理论和价格预测理论,选取2011年8月至2020年9月的河北省玉米价格为研究对象,搜集大量文献资料,运用X-12季节调整法、H-P滤波法分析河北省玉米价格的波动特征,从供需、需求、政策三个方面分析玉米价格影响因素,建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对未来价格进行预测。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X12季节调整法判断,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具有季节性和不规则性,且具有波动中缓慢提高的长期趋势,该趋势受到宏观政策较大影响。根据H-P滤波法判断河北省玉米价格具有周期波动的特征,样本内玉米价格存在6个变化,其中最长周期19个月,最短13个月,平均15个月。（2）在市场调控阶段,供给需求是影响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最核心的因素。而在政府调控阶段,国家政策直接决定着生产者的生产意愿及行为。长期范围内河北省玉米价格变化幅度较小,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调控。短期范围内玉米价格易受到外界冲击发生剧烈变化,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更依赖于政府对价格进行调控。（3）通过ARIMA模型对河北省玉米价格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玉米价格在10月至1 1月达到顶点后将呈现持续下行趋势。（4）科学种植、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寻找新的市场、完善玉米补贴政策、完善市场价格监管及预测机制、建立应急储备及调控机制能有效保障玉米供给,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玉米价格不出现长期剧烈波动。本文创新点如下:在河北省玉米价格整体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河北省玉米价格的波动规律,通过结合X-12季节调整法和HP滤波法系统性的阐述了河北省玉米价格具体波动特征。全面的分析了价格影响因素,选择ARIMA模型对未来玉米价格进行了预测使相关研究更加完整且可靠,能有效的根据预测结果针对性地为市场及政府宏观调控提出对策。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内容。
吴昊[4]（2020）在《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战略资源,粮食安全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得到大幅增长,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但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和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将不断增加,粮食生产却面临着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不利因素,我国的粮食供求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的状态,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粮食储备作为承接粮食生产和粮食消费的“蓄水池”,具有以丰补歉、调节粮食市场的重要功能,是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改革完善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行机制”对“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粮食储备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90年之前,我国政府的粮食储备任务主要由中央承担。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并规定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粮食的专项储备任务,地方粮食储备的资金主要由地方财政自行承担,但各地方政府对粮食储备的态度相当消极,挪用储备资金、帐实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200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储粮）代表中央行使粮食储备职能,这标志着我国正式建立了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制度。中储粮成立之后,中央并没有规定地方可以不储备粮食,而是明确要求“产区保持三个月销量,销区保持六个月销量”的储备规模。但事实上地方在粮食储备上更加依赖中央,很多地方都没有达到“产区三个月,销区六个月”的储备规模,中央几乎完全承担了粮食储备任务。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最大的好处是把粮食储备落到了实处,中央抓到了粮食,可保证在关键时候能调得动粮食,中央粮食储备在稳定粮食市场、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和维护种粮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代表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我国的粮食储备制度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本文主要围绕“政府为什么要储备粮食——粮食储备仅由中央承担存在什么问题——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构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对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进行研究。全文除了导论、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分为四个时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各个时期粮食储备制度实施的背景、具体做法、主要问题与成效,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粮食储备中承担的责任。在粮食自由购销、粮食统购统销与粮食流通双轨制两个时期,中央政府主要承担了粮食储备的责任,同时中央也积极鼓励地方储备粮食;在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了粮食储备责任;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粮食储备制度后,我国的粮食储备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由于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2014年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强调切实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从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政府一直在我国的粮食储备中发挥着重要角色。第二,从粮食储备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两个方面论述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粮食储备在发挥稳定粮食市场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我国的粮食储备主体还包括农户和从事粮食生产经营的企业,而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不具有平抑粮食市场的功能,农户和企业的储备也不能代替政府的储备,因此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政府应承担起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第三,对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代理中央执行粮食储备任务的中储粮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了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管理层级太多的问题,二是粮食储备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三是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问题。中储粮实行的“总公司—分公司—直属库”的多层级组织结构既增加了激励成本,又增加了监督成本。中储粮的直属库主要分布在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在粮食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布点较少,当非主产区一旦发生某种危机导致粮食紧缺时,粮食的调运将对我国的运输系统造成极大压力。中储粮不断利用其手中掌握的粮食资源拓展经营业务,使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一方面增加中央的激励成本,另一方面使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中央直管的粮食储备体系使中央承担了本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的粮食储备职能,然而这种粮食储备体系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已越来越明显。因此,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仍然应该回到由地方承担,我国应建立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责任的分级粮食储备体系。第四,落实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是我国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对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为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储备责任的相关政策提供实证基础。统计数据表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支出仅占全国粮食储备支出的29%,证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非常低。总体而言,常住人口规模、城镇人口比重和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交通状况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本文对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样本数据分别进行估计的结果表明,对粮食主产区来说,粮食产量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常住人口规模的影响不显着;对主销区及产销平衡区来说,常住人口规模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粮食产量的影响不显着。此外,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还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一个地区愿意多储备粮食,则其邻近地区也愿意多储备粮食,反之反是。政府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及其外部性可能是导致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存在空间自相关的重要原因。第五,构建粮食分级储备的基本思路及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设立专门从事粮食经营的国有粮食企业接管中储粮的粮食经营业务、设立粮食储备基金和加强对粮食储备的监督检查等方面提出构建我国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思路。并从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的法制建设、完善各层级粮食储备的协同运行机制、加强粮食储备基础设施的建设、优化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加强粮食储备领域的科研投入和多渠道筹集粮食储备资金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创新:第一,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虽然已有许多学者认识到政府应该为粮食储备承担责任,但是并没有分析政府为什么要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本文论述了粮食储备在发挥平抑粮食价格的功能时具有公共品属性和非盈利性（见4.3）,并进一步论述了农户和企业不能代替政府粮食储备的原因（见4.4.2）,从而论证了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因此政府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由于政府是分层级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应承担粮食储备的责任（见4.3.2）。第二,运用博弈理论和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对中储粮存在的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后果进行了理论阐释。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中储粮存在管理层级太多、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运用博弈理论分析了中储粮的管理层级太多会导致激励成本和监督成本增加的后果（见5.1.2）,运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的政策性任务和经营性任务相互交织会导致中央对中储粮的激励成本增加和中储粮减少在粮食储备任务上的努力程度的后果（见5.2.2）第三,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虽然已有学者认识到地方政府缺少粮食储备的意愿,但是主要以描述性分析为主,缺少实证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的粮油物资储备支出衡量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对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进行了定量研究（见6.1.1、6.1.2、6.1.3）,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因素（见6.3.4）。
吴盛杰[5]（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认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徐婷婷[6]（2019）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古而有之,它是复杂的社会建构,发仓廪以救贫穷,使黎民不饥不寒,是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标;摆脱贫困,实现伟大中国梦,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奋斗目标。新中国的大规模减贫工作始于1978年,四十年来成效显着,尽管如此,“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扶贫形势依然严峻,在减少贫困人口总量、降低贫困程度和缓解贫困集中度等方面仍然任重道远,考验着中国政府的智慧与决心。随着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和贫困度量标准的不断更新,贫困脆弱性（简称“脆弱性”）逐渐走入研究视野:贫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贫困,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贫困脆弱性。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减少、缓解和应付风险的机制能为穷人所用,他们的贫困脆弱性就会降低。据统计,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有25.2%来源于第一产业净收入,而贫困地区农村这一数字更是达到30.1%1。因此,减少、缓解和应对农业风险,稳定农村居民第一产业收入,是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中国的扶贫开发步入攻坚克难和巩固成果的阶段,面临新背景、新挑战,有限的支付能力与较高的风险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弱势群体的普惠性实践与精准对接脆弱性人群的特惠性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满足贫困脆弱性农户的风险保障需要将成为新时代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建立反贫困长效机制的现实要求。在这一系列背景下,具备政策性、保障性和公平性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保险领域缓解贫困脆弱性最行之有效的工具之一,其研究就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学术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又有助于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在脱贫攻坚中的定位,使其更好地参与脱贫攻坚。立足于贫困脆弱性,不仅应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应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本文正是从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出发,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和功效进行研究的。具体而言,本文由9个章节构成。第1章,导论。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其产生的政策背景、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阐述对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梳理和评述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的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根据研究问题的特性,阐述本文研究的边界,设计研究思路和框架内容,并对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进行说明;最后提出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第2章,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本文研究的主题之一,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及其导致的贫困脆弱性是可持续脱贫的制约因素之一,需要有效的农业风险管理。由此,农业风险与农业风险管理理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之一。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外部效应和准公共物品属性使其成为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环节,需要对外部效应与准公共物品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贫困脆弱性是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因而本章从概念演进、与贫困的关系、生成机制、识别框架以及测度方法等方面阐述贫困脆弱性理论;并对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进行了阐述。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了马尔可夫过程的思路进行模型求解,因此本章也对马尔可夫过程进行了阐述。最后,在理论阐述的基础之上论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研究表明:基于“风险-脆弱性”分析框架,在农业风险冲击下,脆弱性农户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共同作用,生成了贫困脆弱性;随后,脆弱性农户的风险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使贫困脆弱性不断加剧,并恶性循环;最后,若要预防和应对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然而不充分的风险管理措施可能使脆弱性加剧,因而相较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第3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本章梳理和总结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历程及制度演进中的经验。随着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演进,其职能从风险保障拓展至防灾防损和资金融通,作用领域也逐步扩大至服务“三农”。进一步地,从多层面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1）在农业风险冲击下,我国的贫困脆弱性呈现出规模大、区域集中和收入来源单一的特征。（2）生态系统层面、经济层面和人文层面的原因交织,是导致贫困脆弱性的主要原因。（3）梳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供给与需求、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风险管理等三个层面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可为后文分析提供数据支撑。以印度、巴西等国以及我国河北省阜平县、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为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得出启示借鉴,有助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发挥。第4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本章主要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影响因素和制约因素。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具有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功效,这些功效的发挥有助于贫困的缓解。供给端:宏观层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农业保险相关立法和条例、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政策环境、机制体制的必要配套;微观层面——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保障范围、保险险种和技术创新等,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提供了操作方式。需求端:普遍存在的农业灾害性风险和农业灾害损失导致农户产生了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农业收入的不断增加,使得农户基本具有购买农业保险的能力,进而对政策性农业保险产生有效需求,以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然而,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仍存在制约因素:政府层面,配套措施不明确、保障水平低且补贴项目单一、大灾补偿和再保险机制缺乏等;保险机构层面,基层服务水平不足、区域风险与费率不匹配、特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教育宣讲力度不足等;贫困农户层面,风险感知能力和保险意识薄弱、有效需求不足等,制约因素的存在使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无法充分发挥。第5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本章从农户行为出发,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收入弹性、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以及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研究表明:当收入弹性为负时,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商品属性发生变化,即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户,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总效应为负,这也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障碍的原因之一。在期望效用中,公平保费条件下投保与否对农户收入没有影响,但实际上,不确定条件下的效用低于确定条件下的效用,即政策性农业保险所带来的净福利将更大,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将更好。基于效用分析,本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即门槛效应。在临界点之上,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产生了直接和间接传导。其直接传导机制是:（1）农户参与农业保险后,若发生风险损失,保险公司给予经济赔偿,能够减少收入波动,缓解脆弱性;（2）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农户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农户的消费信心,实现消费者剩余最大化,进而实现脆弱性的缓解。其间接传导机制是:（1）通过“降低农业投资者风险预期→农业投资增加→农业产业化程度提高→农业产出率提高→农业收入增加→农业经济增长”这一路径推动经济增长,伴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涓滴效应带来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和其它福利状况的改善,进而缓解贫困脆弱性;（2）通过保费收入可以实现财富的再分配,与此同时,保费补贴的实质是政府转移支付,能够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化。进一步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需要引起重视的是:从农村缓解贫困的政策角度来看,初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的国家,采取收入再分配政策以推动贫困减缓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第6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本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在对比相关模型的基础上,将MIU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构架理论模型;以农户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度量贫困脆弱性。参考前人研究,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模拟不同情况下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采用图形的方法直观显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用。研究表明:（1）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投保农业保险后陷入贫困的概率低于未投保的概率;（2）当农户初始资产高于临界值时,赔偿比例越大,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反之亦然;（3）相较于足额保险,投保不足额保险时,贫困概率下降的速度较慢（斜率较小）;（4）农业保险财政保费补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本章从实证的角度初步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第7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本章基于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FGLS法、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农村普惠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制、效应及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四川、甘肃、青海和河南等四省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在对样本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及Probit回归后,结果显示:（1）在1天1美元标准下（即年收入2600元）,被调查的622户农户中,有65.59%的农户为贫困脆弱性家庭,其中建档立卡农户占比25.24%,非建档立卡农户占比40.35%。（2）整体样本中,参与农业保险、获得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但是保费支出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对比建档立卡农户和整体样本农户发现:对于建档立卡农户而言,若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减轻保费负担是十分重要的,同时,适当提高对建档立卡农户的保费补贴,能够有效降低其贫困脆弱性。非建档立卡农户中,农业保险参与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系数低于建档立卡农户,表明对建档立卡农户而言,参与政策性农业保险具有更大的边际效用。保费支出变量的系数低于整体样本和建档立卡农户样本,表明当农户实现摘帽之后,保费支出的压力在逐步降低,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在不断减弱。第8章,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本章基于我国2010年—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在对整体样本和分组样本分别进行门槛回归后,结果显示:（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时,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的扩张,给农户带来一定的支付压力,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农户负担,并不利于贫困脆弱性的缓解。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脆弱性的效果逐步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规模的扩大,尽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农户的保费支付压力,但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即缓解脆弱性的效果并不明显。政策性农业保险赔偿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2）分组后再次进行回归发现,低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出“由负到正”的趋势;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不存在门槛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但并不显着。中等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保费补贴存在单门槛效应,且影响系数为正;保险赔偿存在单门槛效应,影响系数“先负后正”。高收入组中,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保费补贴和保险赔偿均存在单门槛效应,系数均为正,但显着性较低。第9章,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如何充分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是本文研究的实践意义,也是本章价值所在。研究表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功能是客观存在且不断演化的,其风险保障、提供增信担保、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促进农业技术发展等方面功效的发挥,能够打破贫困脆弱性的恶性循环,缓解贫困脆弱性。但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发挥,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也使得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存在着临界点（门槛效应）。进一步的,本文从理论模型和数值模拟、微观数据分析、宏观数据分析等角度,均证实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降低贫困脆弱性,也证明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存在着临界点。基于对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论的总结,本文建议:应遵循政策性农业保险功能的客观规律,肯定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重要作用;认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微观效用机制,明确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多层次政策性农业保险产品结构,扩大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范围;探索差异化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制度,提高其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保障水平等四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最后,研究认为未来可以从探讨多层次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路径、机制与效应;在行为经济学框架下讨论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等两个方面入手,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对该领域的边际贡献和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探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在缓解贫困脆弱性中的定位。国内现有针对保险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研究主要将其视为一种工具或路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目前处于贫困线下的扶贫对象,而对处于贫困线之上,但是具有高脆弱性,随时可能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农户关注甚少。本文从脆弱性的视角出发,不仅仅关注当前的贫困,更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贫困和造成贫困的农业风险因素,以前瞻性的视角进行研究,为建立防范返贫和持续脱贫长效机制提供思路。脆弱性视角下的贫困,研究对象范围更大,研究内容包含风险这一因素,在此视角下的研究有助于厘清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深层次原因,也能够明确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定位,即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应发挥是存在临界点的,只有在临界点之上,才能够达到贫困脆弱性缓解的目的。由此,本文在肯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提出如果在不恰当的时候、不恰当的对象采用了这一工具,就有可能使贫困加剧。第二,基于“风险-脆弱性”框架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与以往关于贫困的研究不同,贫困脆弱性具有前瞻性,且将风险融入贫困研究之中,重点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对农户贫困的影响。本文在“风险-脆弱性”这一分析框架内,探讨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在外部风险（普遍存在的农业风险）和内部风险（农户自身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共同作用下,贫困脆弱性逐步生成;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递次演化推动了贫困脆弱性的不断演化;为预防和应对贫困脆弱性,需要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毫无疑问,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保险领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也是农业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演化与预防机理,环环相扣构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第三,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尝试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尽管在实践中可以观察到政策性农业保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脆弱性,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本文从政府、保险机构和农户三个层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因素以及制约因素,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政策性农业保险通过稳定农户收入和平滑消费的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脆弱性的目的;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公平的间接传导机制达到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目的。第四,尝试用理论模型量化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效用是人的主观感受,但却可以通过总效用、边际效用等数理公式来表达。现有的研究中,理论模型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仅研究农业保险的消费效用;二是构建家庭资产增长模型,研究陷入贫困的概率。结合研究的重点和主题,本文将两类模型结合,构建包含农业风险冲击的效用函数,引入农业保险、保险免赔率、保费补贴比例等变量,并根据农业保险的特点,引入不足额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模型构建的创新。将效用函数、贝尔曼方程和马尔可夫过程相结合并进行数值模拟,从理论层面论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第五,用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并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脆弱性的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能使得农户贫困脆弱性降低多少?是各界关注的重点,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然而,已有的数据库无法满足本文实证所需:大多数微观调研数据没有针对农业保险的数据。因此,本文研究中,采用了笔者亲身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9年在西部地区典型村庄的微观调研数据,一方面评估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另一方面探究了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及主要影响因素。尽管样本量有622份,但涵盖了四川、甘肃、青海等贫困大省,因而仍具有说明意义。进一步的,本文还将受访农户区分为建档立卡农户和非建档立卡农户,对比分析政策性农业保险对其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黄青青[7]（2019）在《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粮食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资料,其重要性毋庸赘言。鉴于中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为此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其中一项基础性措施,便是粮食收购价格政策。从建国初期的“统购统销”计划定价,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双轨制”合同定购价,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最低保护价,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经历了多轮重大调整,为保障不同时期粮食生产供应作出了积极贡献。2004年以来,中央政府实施了以托市收购和目标价格制度为主体的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为促进国内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丰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粮食安全基础进一步巩固。与此同时,国内粮食供给层面也出现了结构性失衡与产能透支问题,对粮食安全构成不利影响。本文分别以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以及大豆目标价格制度试点为具体研究对象,分开研究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和目标价格制度对粮食产量及生产效率的影响,从而系统检验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于保障粮食数量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成效及不足,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的重点内容包括五个部分:首先,考察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进和粮食安全现状。遵循政策调整变化的时间顺序和“农业政策目标——农业制度设计——粮价政策安排——粮价政策效应——下一阶段农业政策目标……”的逻辑顺序“两条思路”,全面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进轨迹,探索政策调整变化背后的逻辑。基于“粮食供需数量、自给率、可持续发展能力”三个维度,对粮食数量安全及可持续安全状况进行深入分析,为整个研究构建一个现实背景。其次,基于产量视角考察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以3个粮食主产省（江西、山东和江苏）的117个产粮大县2006—2017年动态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基于适应性价格预期理论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总产量”动态供给反应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GMM）,分两阶段检验最低收购价格对粮食播种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粮食总产量的长期供给价格弹性,检验“托市收购价格——总产量”的逻辑关系。第三,基于生产效率视角考察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为自然实验,以20个玉米主产省2004—2015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双重差分（DID）模型,分两阶段考察临时收储政策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第一阶段,运用“随机前沿方法（SFA）+索洛残差法”,测算各省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值;第二阶段,运用DID估计方法,检验中央政府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这一事件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净效应,并分析该政策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检验“托市收购——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关系。第四,考察粮食目标价格制度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东北产区（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区）2014—2016年实施的大豆目标价格制度试点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数据描述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阐述目标价格制度的实施办法及其对大豆生产的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分别考察该制度对东北产区大豆产量、玉米大豆种植结构以及大豆生产效率的影响。最后,采取规范分析的方法,对全文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进形态表现为渐进市场化与动态反复并存,价格政策与粮食安全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现阶段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大致为“供给总量充足、结构性失衡、可持续能力弱化”。改革开放40年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的频繁调整,既是粮食安全状况、农业政策目标及制度安排等多重因素叠加的产物,又会通过改变粮食生产供给,影响粮食安全保障程度。其中粮食收购价格政策与粮食产量之间的“松时放、紧时收”和“收则增、放则减”关系尤为明显。2004年以来中国粮食虽然供给总量充足,但四种主要粮食（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产量、库存量、进口量及自给程度反差巨大,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意味着中国粮食连年增产丰收,某种程度是以品种结构扭曲和资源环境透支为代价换取的成果。（2）粮食托市收购价格调整能够促进相应粮食品种的总产量同向变动,但不同品种的反应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对中国粮食安全现状中的“供给总量充足,结构性失衡”问题作出解释。从两阶段检验结果看,早籼稻、晚籼稻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均能显着正向影响播种面积,但对单位面积产量的影响则存在品种异质性,早籼稻和小麦显着为正,晚籼稻虽亦为正,但不显着。意味着政府提高托市收购价格能够显着促进粮食增产,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正面效应值得肯定。对两阶段检验结果作进一步换算,得出三个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总产量”长期供给反应弹性,其大小依次为:早籼稻>晚籼稻>小麦,表明在同样调整最低收购价的情况下,稻谷产量的反应程度要强于小麦,早籼稻产量反应程度要强于晚籼稻。鉴于不同粮食品种的产量供给对托市收购价格的反应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央政府制定托市收购价格的原则是“生产成本+基本收益”,各品种托市收购价格制定得不合理可能是当前粮食供给侧出现结构性失衡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3）粮食托市收购政策的实施造成了粮食生产效率损失,这种效率损失很可能是中国粮食“可持续能力弱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2004—2015年间,中国20个主产省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玉米临时收储政策造成东北产区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显着下降6.32%,不利于增强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临时收储政策对玉米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效应的主要渠道有:耕地资源透支问题严重,玉米单位面积产量显着下降;机械作业服务投入增长过快与劳动用工时间下降偏慢并存,生产要素间的转换替代不完全、不充分;化肥过量投入,造成边际效用递减和有效利用率低下;玉米高效品种和方法更新速度偏慢,技术进步效应弱化等。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产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正一负”对立关系,难以兼顾粮食数量安全与可持续安全双重目标。（4）目标价格制度总体上促进了大豆产量增长和玉米大豆种植结构改善,但也导致大豆产量短期明显波动,政策对产量的效应主要取决于实际补贴标准对价差的补偿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相比临时收储政策并无明显改善。由于中央和各省对补贴面积的认定存在分歧,价格补贴被摊薄的情况较普遍,并导致各省之间补贴标准相差悬殊,年与年之间很不稳定,一些省区补贴标准不足以补偿目标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影响了农户种豆收益预期,造成政策实施期间大豆播种面积和产量大起大落。大豆价格由市场决定后,大豆与玉米比价关系逐步改善,有利于改变过去单一的玉米连作种植结构,引导大豆对玉米的适度替代,促进玉米大豆种植结构优化。这也表明,合理确定补贴标准是目标价格制度保障粮食数量安全的关键。此外,东北产区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为目标价格制度后,大豆综合技术效率平均值仍然持续低于非试点省份,二者差距甚至一度出现扩大趋势,说明目标价格制度至少未明显带来大豆生产效率的改善。这些结论能够为完善目前正在实行的玉米和大豆生产者补贴制度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推进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继续保留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合理确定价格水平,并进一步优化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补贴”制度,突出绿色生态导向;二是加强粮食政策间的协调配合,注重增强粮食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协调性,同时推进农业保险产品升级创新;三是改进对粮食生产的支持方式,实施相机抉择的粮食产业政策,推进种植结构优化升级,并重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孔维升[8]（2016）在《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产品市场的稳定运行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受到政府高度关注。2004年以粮食收购市场彻底放开为标志,我国除烟草之外的农产品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市场机制在农产品流通体系的运行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农民收入稳定提高以及避免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稳定农产品市场。在这些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创新高,国内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的不断变化,国内城镇化和工业化深入发展,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结构性转变。为了应对农产品市场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促使调控政策更加科学有效,我国政府正积极尝试改进现有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体系。特别是2014年以来,政府更是将理顺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完善现有市场调控政策体系作为“三农”工作的重点。在此背景下,全面研究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及特征,并利用B-N分解和ARCH模型研究了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探究农产品价格的形成机制;其次,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发展、演变及特征,以及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相关经验和启示;再次,以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和典型案例总结了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的得失,并利用VECM模型和脉冲分析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验证;最后,基于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提出了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优化的相关建议。基本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和特征的研究发现:2003年以后农产品价格波动情况有所缓和,但出现了波动周期缩短,价格结构性上涨等问题;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农产品价格波动特点存在显着差异。第二,通过对影响农产品价格主要因素的研究可知,宏观经济波动、货币供给量变化、库存变动、以及国际市场波动等诸多因素是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驱动力。第三,通过对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体系的研究发现,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统购统销期、改革开放初期、全面支持时期、深化改革期等多次调整,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调控体系,目前该体系主要以储备调节、贸易调控和农业补贴三大政策类型构成,在调控市场价格、引导农业生产和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政策工具完备。但已有的政策体系也面临着诸如:关税防火墙失效,库存和进口双增;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国内市场调控政策作用空间受限,政策目标难以达到;农产品市场运行复杂,调控难度大、成本高;政策对市场的扭曲作用凸显,存在市场失衡隐患等诸多问题。第四,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调控政策研究发现,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在政策实施和目标设定上存在差异,但政策演变的总体趋势上存在共性规律。（1）总体而言,美国、欧盟和日本均在不断削减其“黄箱”政策,逐步增加“绿箱”政策工具的使用,并尽量避免政府调控政策对农产品价格的直接干预;（2）在调控理念上,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农产品市场调控均转向了以风险管理为出发点,以应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作为落脚点的方式来构建其市场调控政策体系,不断发展丰富其农业保险和农产品期货等市场化风险对冲工具,特别是近几年都提高了对农户经营性风险的防范和管理的意识,在完善本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机制构建方面予以了高度重视;（3）机制设计方面,这三个国家都越来越注重本国政策的国际影响力,试图在把握国际农产品价格话语权的同时,积极维护本国的国际形象;注重以构建稳定的多边和双边农产品贸易伙伴关系的方式,保障本国农产品市场的稳定运行。（4）此外,美国、欧盟和日本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从制定、实施到事后评价,都有着十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法律依据作为支撑,最大限度避免了寻租和对政策的随意解释,有效提升了政策的科学性。第五,通过对新疆棉花目标价格改革试点的调研和实证研究发现:从积极方面来看,此项改革有助于提升我国棉花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降低国内棉花价格,有利于纺织企业增加利润空间;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棉花种植者因为棉花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并起到收入支持的作用;此项改革所引入的市场竞争因素有助于形成倒逼机制,促进提高棉花质量;能够实现理顺棉花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目标。从消极方面来看,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目标不够明确,在保证棉农收入的同时希望刺激产量,政策设计缺乏针对性;中央和地方统计口径不一,补贴金总额确定难度大;政策执行成本过高,地方政府工作压力大;容易超过WTO规定的“黄箱政策”上限;棉农补贴收入普遍低于预期。相关政策建议主要包括:首先,我国应坚持“价补分离”原则,逐步退出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构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安全网”保障。其次,应逐渐完善政府市场调控机制,避免相机抉择式的价格直接干预,加快形成稳定且明确的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规则。第三,应进一步削减“黄箱政策”支持,着重强化“绿箱政策”工具的运用。第四,建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强化农产品多边和双边贸易伙伴关系构建,促进形成国际间贸易政策的协调机制。第五,政府应谨慎推广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积极探索目标价格保险制度,增加中央财政对目标价格保险保费的补贴力度。最后,从长期而言,我国应当加速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法律基础和理论体系,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杨月锋[9]（2015）在《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文中研究说明自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以户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目前我国乡村人口数量约6.29亿人,占人口总数的比重为45.27%,乡村农户约2.68亿户。农户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群体。作为连接粮食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农户粮食储备在满足家庭粮食消费需求、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粮食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户家庭的粮食储备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40%～50%,其总量及空间分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层面的粮食安全状况。作为国家粮食储备的有效补充,农户分散的粮食储备可弥补国家粮食集中储备在库容小、储备能力不足、占用资金大、陈粮轮换不及时等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又具有储粮成本低、距离市场近、出售灵活且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快速释放等特点,对保障国家和区域粮食消费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农户的粮食储备行为属于农户家庭的一般经济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然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户家庭开始逐渐放弃传统的储粮行为,尤其是在粮食主销区和粮食市场发达地区,农户家庭的粮食储备水平明显下降。作为全国第三大粮食主销区,福建省近年来的粮食产需缺口平均每年都在1000万吨左右,农户家庭的粮食消费安全令人担忧。除了依靠市场供给粮食保障消费,鼓励种粮农户家庭通过自有储备满足自身口粮需求,不失为一种既能通过分散储粮增进农户家庭粮食消费安全感,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供给压力和降低粮食供给成本的做法。在粮食战略安全和国家利好政策这一背景下,基于当前农户储粮意愿减弱的客观现实,开展主销区种粮农户的储粮行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极具现实价值。本研究以福建省种粮农户为研究对象,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研读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和农户访谈,构建了农户粮食储备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影响农户储粮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识别;然后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储粮行为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分析,找出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储粮行为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为政府制定促进农户积极储粮和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文献研究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相关理论,对农户储粮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系统归纳,表现为5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粮食的产售储用情况、粮食市场体系及价格、政府政策及补贴措施、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共设计了31个变量指标。（2）对福建省种粮农户实施问卷调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农户储粮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识别,结果表明:粮食市场影响因子、农户态度认知影响因子、农户家庭特征影响因子、政府政策影响因子、粮食储备条件影响因子、户主年龄影响因子等6个因子变量对农户是否储粮这一行为决策产生了显着影响,共产生了21个关键变量。（3）在关键影响因素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调查样本中的储粮农户,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储粮行为的作用路径,得出了7条主要的路径关系,分别是:“行为主体特征”、“储备对象特征”、“粮食市场因素”和“政府政策因素”均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直接影响,其中“粮食市场因素”通过“储备对象特征”、“行为主体特征”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间接影响,“政府政策因素”通过“储备对象特征”对“农户储粮行为”有显着的间接影响。（4）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从行为主体层面提出了全面提升农户储粮意识和分类引导农户储粮行为、从储备对象层面提出了支持农户粮食生产行为和探索农户储粮新型模式、从粮食市场层面提出了发挥市场价格引导作用和保障粮食流通渠道顺畅、从政府政策层面提出了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和建立储粮补贴长效机制等促进农户积极储粮和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及政策建议。本研究构建了农户储粮行为潜在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对农户储粮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进行了深入剖析,丰富了农户储粮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证研究成果;同时,本研究从农户微观层面出发,运用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地发掘种粮农户的储粮动机和目的,找出影响农户储粮行为的关键因素,为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储粮政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刘正敏[10]（2012）在《中国粮油市场2012年9月份分析报告》文中研究指明9月份,国内主要粮油品种走势各异。一方面谷物市场高位趋稳,个别品种弱势运行;另一方面,大豆、大豆粕震荡下行,各品种植物油大幅下跌。究其原因:小麦行情高位趋稳是基于现货供应偏紧,政策预期较强;华北玉米行情明显走弱则是受新玉米上市打压及陈玉米库存较多影响;稻谷行情稳中偏弱,大米市场依旧受进口米冲击,稻强米弱格局不改。美豆
二、农民惜售:能否对未来玉米市场形成冲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民惜售:能否对未来玉米市场形成冲击?（论文提纲范文）
（2）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1.7 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农户多目标效用理论 |
| 2.1.2 农户供给反应理论 |
| 2.1.3 参与者智力决策理论 |
| 2.2 文献回顾 |
| 2.2.1 关于农户行为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相关研究 |
| 2.2.3 外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 2.2.4 内部因素对农户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相关研究 |
| 2.2.5 文献述评及本文的改进之处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2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1.4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3.2 研究框架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1 全国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2 ‘镰刀弯’地区玉米播种面积变化趋势分析 |
| 4.3 收储制度改革对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影响分析 |
| 4.4 调研区域玉米播种面积变化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5.1 假说提出 |
| 5.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设置 |
| 5.2.3 模型选择 |
| 5.3 气候变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5.4 单产的中介效应分析 |
| 5.5 农户适应性行为的调节效应分析 |
| 5.6 未来影响预测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6.1 假说提出 |
| 6.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设置 |
| 6.2.3 模型选择 |
| 6.3 补贴政策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样本匹配检验 |
| 6.4.2 平衡性检验 |
| 6.4.3 改变时间窗宽检验 |
| 6.4.4 安慰剂检验 |
| 6.5 异质性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7.1 假说提出 |
| 7.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设置 |
| 7.2.3 模型选择 |
| 7.3 土地流转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7.4 内生性处理 |
| 7.5 作用机制分析 |
| 7.6 异质性分析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的影响 |
| 8.1 假说提出 |
| 8.2 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与模型选择 |
| 8.2.1 数据来源 |
| 8.2.2 变量设置 |
| 8.2.3 模型选择 |
| 8.3 社会网络对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影响结果分析 |
| 8.4 内生性处理 |
| 8.5 作用机制分析 |
| 8.6 异质性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对策与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论文期间发表文章 |
（3）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相关理论 |
| 1.3.1 农产品价格波动研究现状 |
| 1.3.2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预测研究 |
| 1.4 农产品价格波动相关理论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本文的创新点 |
| 1.6.2 本文的不足 |
| 2 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特征分析 |
| 2.1 河北省玉米价格变化过程 |
| 2.2 基于X-12季节调整法的季节波动及不规则波动分析 |
| 2.2.1 河北省玉米价格具有季节性 |
| 2.2.2 河北省玉米价格变化具有不规则性 |
| 2.3 基于H-P滤波法的趋势循环波动分析 |
| 2.3.1 河北省玉米价格具有趋势性 |
| 2.3.2 河北省玉米价格具有周期性 |
| 2.4 本章小结 |
| 3 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影响因素 |
| 3.1 供给因素 |
| 3.1.1 自然环境影响 |
| 3.1.2 生产成本 |
| 3.1.3 进口量的变化 |
| 3.1.4 生产者心理价格预期 |
| 3.1.5 突发性事件影响 |
| 3.2 需求因素 |
| 3.2.1 食用需求 |
| 3.2.2 饲用需求 |
| 3.2.3 加工业需求 |
| 3.2.4 出口需求 |
| 3.3 政策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河北省玉米价格预测 |
| 4.1 预测目的及意义 |
| 4.1.1 预测目的 |
| 4.1.2 预测意义 |
| 4.2 模型构建 |
| 4.2.1 ARIMA模型结构 |
| 4.2.2 平稳性检验 |
| 4.2.3 残差检验 |
| 4.3 模型预测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主要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科学种植保障玉米供给 |
| 5.2.2 提高抗风险能力以减小突发性事件影响 |
| 5.2.3 完善玉米补贴激励政策 |
| 5.2.4 完善市场价格监管及预测机制 |
| 5.2.5 建立应急储备及调控机制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2.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粮食储备 |
| 2.1.2 粮食分级储备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粮食安全理论 |
| 2.2.2 公共产品理论 |
| 2.2.3 博弈理论 |
| 2.2.4 委托-代理理论 |
| 2.2.5 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 |
| 2.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3.1 国外研究现状 |
| 2.3.2 国内研究现状 |
| 2.3.3 简要评述 |
| 2.4 小结 |
| 3.我国粮食储备制度的演变 |
| 3.1 自由购销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49-1952年) |
| 3.1.1 建立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1.2 建立粮食储备的措施 |
| 3.1.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2 统购统销及粮食流通体制转轨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53-1989年) |
| 3.2.1 建立备荒备战储备的背景 |
| 3.2.2 具体做法 |
| 3.2.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3 粮食流通市场化时期的粮食储备制度(1990-1999年) |
| 3.3.1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背景 |
| 3.3.2 建立专项粮食储备的具体做法 |
| 3.3.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4 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时期(2000年以后) |
| 3.4.1 构建中央粮食储备垂直管理体系的背景 |
| 3.4.2 构建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的具体做法 |
| 3.4.3 主要成效及问题 |
| 3.5 小结 |
| 4.政府在粮食储备中的责任 |
| 4.1 我国的粮食安全形势 |
| 4.1.1 人口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不断扩大对粮食的需求 |
| 4.1.2 耕地及水资源的短缺限制了我国粮食产能大幅提高的可能性 |
| 4.1.3 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生产 |
| 4.1.4 国际形势日益复杂为依靠国际市场增加粮食供给带来了不确定性 |
| 4.2 粮食储备的作用 |
| 4.2.1 应对自然灾害 |
| 4.2.2 稳定粮食价格 |
| 4.3 粮食储备是政府的公共职能 |
| 4.3.1 粮食储备的公共品属性 |
| 4.3.2 粮食储备的非盈利性 |
| 4.4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4.1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和政府储备现状 |
| 4.4.2 农户储备、企业储备与政府储备的关系 |
| 4.5 小结 |
| 5.中央直管粮食储备体系的问题分析 |
| 5.1 管理层级太多 |
| 5.1.1 中储粮的组织结构 |
| 5.1.2 多层级管理导致的后果 |
| 5.2 粮食库存分布不合理 |
| 5.2.1 中储粮的库存分布情况 |
| 5.2.2 库存分布不合理导致的后果 |
| 5.3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 |
| 5.3.1 中储粮的业务范围 |
| 5.3.2 政策性任务与经营性任务交织的后果 |
| 5.4 小结 |
| 6.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
| 6.1 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意愿 |
| 6.1.1 地方粮食储备的变化情况 |
| 6.1.2 地方粮食储备支出在全国粮食储备支出中的比重 |
| 6.1.3 地方粮食储备的区域差异 |
| 6.2 地方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相关性 |
| 6.2.1 空间自相关的测度方法 |
| 6.2.2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空间自相关性 |
| 6.3 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影响因素 |
| 6.3.1 变量选择 |
| 6.3.2 横截面数据分析 |
| 6.3.3 面板数据分析 |
| 6.3.4 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
| 6.4 小结 |
| 7.构建粮食分级储备体系的基本思路 |
| 7.1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1 明确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 |
| 7.1.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粮食储备责任及类型 |
| 7.1.3 合理确定地方粮食储备的层级划分 |
| 7.2 政策性职能与经营性职能分开 |
| 7.3 为粮食储备提供资金保障 |
| 7.3.1 资金对提高地方政府粮食储备意愿的重要性 |
| 7.3.2 建立粮食储备专项基金 |
| 7.4 强化粮食储备的监督检验 |
| 7.4.1 成立监督检查机构 |
| 7.4.2 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
| 7.4.3 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监督的效率 |
| 7.5 小结 |
| 8.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的科研成果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政策背景 |
| 1.1.2 现实背景 |
| 1.1.3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目的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研究目的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2 农业风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3 政策性农业保险与贫困脆弱性的相关文献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核心概念界定 |
| 1.4.1 贫困及贫困脆弱性 |
| 1.4.2 缓解贫困脆弱性:与脱贫、扶贫的比较 |
| 1.4.3 政策性农业保险 |
| 1.4.4 机理 |
| 1.4.5 功效:功能+效应 |
| 1.5 研究问题、思路及内容 |
| 1.5.1 研究问题及研究边界限定 |
| 1.5.2 研究思路 |
| 1.5.3 研究框架及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创新与不足 |
| 1.7.1 创新之处 |
| 1.7.2 不足之处 |
| 2.相关理论及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1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理论 |
| 2.1.2 贫困脆弱性的相关理论 |
| 2.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相关理论 |
| 2.2.1 效用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 |
| 2.2.2 模型的求解工具:马尔可夫过程 |
| 2.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 |
| 2.3.1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生成机理 |
| 2.3.2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演化机理 |
| 2.3.3 农业风险冲击下贫困脆弱性的缓解机理 |
| 2.4 本章小结 |
| 3.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及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实践启示 |
| 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演进 |
| 3.1.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82-1992年 |
| 3.1.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农业保险的制度变迁:1992-2003年 |
| 3.1.3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确立与变迁:2004年至今 |
| 3.1.4 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演进中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
| 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多层面分析 |
| 3.2.1 农业风险冲击下的贫困脆弱性及其成因 |
| 3.2.2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供给和需求层面 |
| 3.2.3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收入和消费层面 |
| 3.2.4 政策性农业保险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现状:风险保障层面 |
| 3.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中国实践 |
| 3.3.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河北省“阜平模式” |
| 3.3.2 “精准滴灌”的甘肃省农业保险扶贫模式 |
| 3.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的典型案例:国际实践 |
| 3.4.1 基于减贫目标的印度农业保险政策 |
| 3.4.2 巴西农业保险制度及其经验 |
| 3.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中外实践的启示借鉴 |
| 3.5.1 制度体系和政策支持较为健全 |
| 3.5.2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通力协作 |
| 3.5.3 保险产品供给和配套措施完备 |
| 3.6 本章小结 |
| 4.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及因素 |
| 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及其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功效 |
| 4.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职能 |
| 4.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风险保障功效 |
| 4.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其他功效 |
| 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供给层面 |
| 4.2.1 宏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2.2 微观供给层面的影响因素 |
| 4.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层面 |
| 4.3.1 农业风险损失产生农业保险需求意愿 |
| 4.3.2 农业收入增加提高农业保险购买能力 |
| 4.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功效的制约因素 |
| 4.4.1 政府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2 保险机构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4.3 贫困农户层面的制约因素 |
| 4.5 本章小结 |
| 5.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临界点及传导机制 |
| 5.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用 |
| 5.1.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边际效用 |
| 5.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收入弹性 |
| 5.1.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
| 5.1.4 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 |
| 5.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临界点:门槛效应 |
| 5.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 |
| 5.3.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收入效应 |
| 5.3.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直接传导机制:消费效应 |
| 5.4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 |
| 5.4.1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经济增长 |
| 5.4.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间接传导机制:收入分配 |
| 5.5 本章小结 |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理论模型及数值模拟 |
| 6.1 相关模型比较及选择 |
| 6.1.1 模型比较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理论模型构建 |
| 6.2.1 基本模型 |
| 6.2.2 引入农业风险冲击 |
| 6.2.3 引入农业保险 |
| 6.2.4 引入不足额保险 |
| 6.2.5 引入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
| 6.2.6 陷入贫困的概率 |
| 6.3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用的数值模拟 |
| 6.3.1 相关参数校准及函数假定 |
| 6.3.2 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3 赔偿比例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4 不足额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3.5 保费补贴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6.4 本章小结 |
| 7.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典型村庄的调研数据 |
| 7.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
| 7.1.1 基于农户资产的贫困脆弱性测度模型 |
| 7.1.2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评估模型 |
| 7.1.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7.2 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 |
| 7.2.1 收入期望和方差的FGLS估计 |
| 7.2.2 贫困线的确定 |
| 7.2.3 农户贫困脆弱性的估计结果 |
| 7.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1 变量的相关关系 |
| 7.3.2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
| 7.3.3 政策性农业保险对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渠道 |
| 7.4 本章小结 |
| 8.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
| 8.1 门槛效应的经济学解释 |
| 8.2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及选择依据 |
| 8.2.1 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理论 |
| 8.2.2 门槛模型选择依据 |
| 8.3 解释变量、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8.3.1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3.2 模型设定 |
| 8.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
| 8.5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整体样本回归 |
| 8.5.1 保费收入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2 保费补贴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5.3 保险赔偿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效果分析 |
| 8.6 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效果的实证分析:分组样本回归 |
| 8.6.1 样本分组依据 |
| 8.6.2 低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3 中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6.4 高收入组回归结果分析 |
| 8.7 本章小结 |
| 9.研究结论、建议及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7）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全球粮食安全威胁长期存在 |
| 1.1.2 价格支持历来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 |
| 1.1.3 中国粮食生产流通领域矛盾集中多发 |
| 1.1.4 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效应研究 |
| 1.2.2 粮食安全相关研究 |
| 1.2.3 可进一步拓展之处 |
| 1.3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存在不足 |
| 2 基本理论与分析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与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 |
| 2.1.2 不同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的辨析 |
| 2.1.3 粮食安全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基于蛛网模型的供需弹性演化理论 |
| 2.2.2 基于不同价格预期的局部调整理论 |
| 2.2.3 农业生产者行为理论 |
| 2.2.4 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影响粮食安全的分析框架 |
| 2.3.1 总体框架 |
| 2.3.2 托市收购政策影响粮食安全的分析框架 |
| 2.3.3 目标价格制度影响粮食安全的分析框架 |
| 3 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进与粮食安全现实分析 |
| 3.1 改革开放40年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的回顾与评价 |
| 3.1.1 1978—1984 年的统购计划定价政策 |
| 3.1.2 1985—1997 年的双轨制价格政策 |
| 3.1.3 1998—2003 年的保护价收购制度 |
| 3.1.4 2004—2013 年的托市收购政策 |
| 3.1.5 2014—2018 年的“价补分离”改革 |
| 3.2 粮食收购价格政策演进的内在逻辑 |
| 3.3 粮食供需数量分析 |
| 3.3.1 产量及结构情况 |
| 3.3.2 进出口情况 |
| 3.3.3 库存情况 |
| 3.3.4 消费情况 |
| 3.4 粮食自给率分析 |
| 3.4.1 “产量+净进口”测算方法 |
| 3.4.2 “产量+净进口+库存减量”测算方法 |
| 3.5 粮食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 |
| 3.5.1 人口增长与农业劳动力流失 |
| 3.5.2 农业资源约束日益趋紧 |
| 3.5.3 农业生态环境愈加脆弱 |
| 3.6 本章小结 |
| 4 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基于产量视角 |
| 4.1 托市价格与产量变化 |
| 4.2 机理分析与研究设计 |
| 4.2.1 动态供给反应模型构建 |
| 4.2.2 动态供给反应模型分解 |
| 4.2.3 数据处理及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1 播种面积反应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4.3.2 单位面积产量反应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
| 4.3.3 总产量长期弹性计算结果分析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5 托市收购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基于生产效率视角 |
| 5.1 理论概述与机理分析 |
| 5.1.1 理论概述 |
| 5.1.2 机理分析 |
| 5.2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数据说明 |
| 5.3 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
| 5.3.1 SFA生产函数设定 |
| 5.3.2 测算结果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政策效应检验结果分析 |
| 5.4.1 平行趋势与预期效应检验 |
| 5.4.2 DID检验结果分析 |
| 5.4.3 影响渠道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目标价格制度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 |
| 6.1 政策概述与机理分析 |
| 6.1.1 政策概述 |
| 6.1.2 机理分析 |
| 6.2 目标价格制度对产量的影响分析 |
| 6.3 目标价格制度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分析 |
| 6.4 目标价格制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推进粮价政策市场化改革 |
| 7.2.2 加强粮食政策间协调配合 |
| 7.2.3 改进粮食生产支持方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引言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4 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趋势及特征 |
| 2.1 农产品价格波动总体情况 |
| 2.2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区域特征分析 |
| 2.3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短期趋势—基于B-N分解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农产品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
| 3.1 价格形成及波动的理论基础 |
| 3.2 农产品价格决定模型 |
| 3.3 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因素的实证分析—以玉米和大米为例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几类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
| 4.1 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发展历史 |
| 4.2 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体系的构成 |
| 4.3 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阶段性瓶颈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发达国家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研究 |
| 5.1 美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 |
| 5.2 欧盟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 |
| 5.3 日本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农产品目标价格补贴改革探究—以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试点为例 |
| 6.1 目标价格制度改革的政策逻辑 |
| 6.2 目标价格补贴操作方式 |
| 6.3 目标价格补贴改革的影响分析—基于典型案例 |
| 6.4 目标价格补贴改革试点中的主要问题 |
| 6.5 目标价格补贴政策效果实证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的优化选择 |
| 7.1 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优化的依据与原则 |
| 7.2 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工具可选集 |
| 7.3 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优化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及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9）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
| 2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文献述评及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研究对象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相关概念 |
| 2.2 相关文献述评 |
| 2.2.1 关于粮食储备与粮食安全关系的研究 |
| 2.2.2 关于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研究 |
| 2.2.3 已有研究对本文的启发和借鉴 |
| 2.3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公共物品理论 |
| 2.3.2 市场供求理论 |
| 2.3.3 理性行为理论 |
| 2.3.4 委托代理理论 |
| 3 农户粮食储备现状分析 |
| 3.1 我国农户粮食储备发展阶段 |
| 3.1.1 无粮可储阶段(1949-1952年) |
| 3.1.2 有粮无储阶段(1953-1984年) |
| 3.1.3 储粮饱和阶段(1985-2003年) |
| 3.1.4 储粮稳定阶段(2004年至今) |
| 3.2 我国农户粮食生产、销售、储备及消费情况 |
| 3.2.1 农户粮食生产情况 |
| 3.2.2 农户粮食销售情况 |
| 3.2.3 农户粮食储备情况 |
| 3.2.4 农户粮食消费情况 |
| 3.3 福建省粮食生产概况及农户储粮现状 |
| 3.3.1 福建省粮食生产概况 |
| 3.3.2 福建省农户储粮现状 |
| 4 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理论分析 |
| 4.1 农户经济行为理论 |
| 4.1.1 理论简述 |
| 4.1.2 理论启示 |
| 4.2 农户储粮行为特征 |
| 4.2.1 生存理性与市场理性并存 |
| 4.2.2 储粮成本、收益与风险并存 |
| 4.2.3 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并存 |
| 4.3 农户储粮行为测量变量设计 |
| 4.3.1 农户粮食结转储备量 |
| 4.3.2 农户年末存粮数量 |
| 4.4 农户储粮行为潜在影响因素确定 |
| 4.4.1 因素之一: 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 |
| 4.4.2 因素之二: 粮食的产售储用情况 |
| 4.4.3 因素之三: 粮食市场体系及价格 |
| 4.4.4 因素之四: 政府政策及补贴措施 |
| 4.4.5 因素之五: 自然及社会环境条件 |
| 5 调查问卷设计与样本农户基本情况描述性统计 |
| 5.1 问卷设计 |
| 5.1.1 问卷设计过程 |
| 5.1.2 问卷主要内容 |
| 5.2 数据收集 |
| 5.2.1 调查区域选择 |
| 5.2.2 数据收集过程 |
| 5.3 样本农户基本特征分析 |
| 5.3.1 样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 |
| 5.3.2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生产情况 |
| 5.3.3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出售情况 |
| 5.3.4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储备情况 |
| 5.3.5 样本农户家庭粮食消费情况 |
| 5.3.6 样本农户家庭收入情况 |
| 5.3.7 样本农户储粮态度认知 |
| 6 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
| 6.1 分析方法选择 |
| 6.1.1 探索性因子分析法 |
| 6.1.2 Logistic回归分析法 |
| 6.2 数据的信效度检验 |
| 6.2.1 信度检验 |
| 6.2.2 效度检验 |
| 6.3 因子分析模型 |
| 6.3.1 因子分析前提条件 |
| 6.3.2 因子提取 |
| 6.3.3 因子命名 |
| 6.3.4 因子得分计算 |
| 6.4 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
| 6.4.1 模型建立 |
| 6.4.2 结果分析 |
| 7 关键影响因素对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作用路径 |
| 7.1 研究方法选择 |
| 7.2 变量设计 |
| 7.3 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
| 7.3.1 结构方程概念模型 |
| 7.3.2 研究假设 |
| 7.4 模型实证分析 |
| 7.4.1 量表信效度检验 |
| 7.4.2 初始模型检验 |
| 7.4.3 模型修正与评价 |
| 7.4.4 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
| 7.5 模型结果讨论 |
| 7.5.1 行为主体特征讨论 |
| 7.5.2 储备对象特征讨论 |
| 7.5.3 粮食市场因素讨论 |
| 7.5.4 政府政策因素讨论 |
| 8 引导农户科学储粮的对策及政策建议 |
| 8.1 行为主体层面 |
| 8.1.1 全面提升农户储粮意识 |
| 8.1.2 分类引导农户储粮行为 |
| 8.2 储备对象层面 |
| 8.2.1 支持农户粮食生产行为 |
| 8.2.2 探索农户储粮新型模式 |
| 8.3 粮食市场层面 |
| 8.3.1 发挥市场价格引导作用 |
| 8.3.2 保障粮食流通渠道顺畅 |
| 8.4 政府政策层面 |
| 8.4.1 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
| 8.4.2 建立储粮补贴长效机制 |
| 9 研究结论及研究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户储粮行为调查问卷 |
| 在学期间进行科研和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中国粮油市场2012年9月份分析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1小麦 |
| 1.1最低收购价格适度提升 |
| 1.2行情高位持稳特征显着 |
| 1.3托市小麦收购完美收官 |
| 1.4临储交易成交明显放大 |
| 1.5强麦大跌, 国际市场平稳 |
| 2玉米 |
| 2.1玉米丰收可期, 质量有望改善 |
| 2.2东北玉米走弱, 华北行情下行 |
| 2.3销区需求不旺, 港口急于平仓 |
| 2.4饲养业逐步好转, 酒精淀粉提价 |
| 2.5进口维持高位, 国际市场基本稳定 |
| 3稻米 |
| 3.1籼稻市场行情清淡 |
| 3.2阴雨影响粳稻收割 |
| 3.3早稻期货价格连续下跌 |
| 3.4进口大米量环比增加 |
| 4大豆 |
| 4.1季节性调整, 外盘冲高回落 |
| 4.2临储拍卖全成交, 成交价格冲高回落 |
| 4.3大豆成本下降, 大豆粕价格下跌 |
| 4.4油粕价格下跌, 制油收益大幅回调 |
| 4.5 8月大豆进口量略降, 年比增加已成定局 |
| 5食用油 |
| 5.1宏观面影响趋弱, 基本面影响趋强 |
| 5.2种植利润处历史高位, 美豆上市带来卖盘压力 |
| 5.3临储收购政策结束, 菜籽油价格将受冲击 |
| 5.4需求下降, 库存上升, 棕榈油见两年低点 |
| 5.5进口增加、库存上升、植物油后期供给充足 |
四、农民惜售:能否对未来玉米市场形成冲击?（论文参考文献）
- [1]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改革与农户生产行为响应研究[D]. 周杨. 吉林农业大学, 2021
- [2]农户玉米播种面积调整决策驱动因素研究[D]. 张雪. 沈阳农业大学, 2021(05)
- [3]河北省玉米价格波动研究[D]. 胡杨. 河北农业大学, 2021(05)
- [4]我国政府粮食储备的分级问题研究[D]. 吴昊. 西南财经大学, 2020(12)
- [5]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6]政策性农业保险缓解贫困脆弱性的机理及功效研究[D]. 徐婷婷.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7]中国粮食收购价格支持政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D]. 黄青青. 江西财经大学, 2019(12)
- [8]我国农产品市场调控政策研究[D]. 孔维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12)
- [9]福建省农户粮食储备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种粮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D]. 杨月锋. 福建农林大学, 2015(01)
- [10]中国粮油市场2012年9月份分析报告[J]. 刘正敏. 粮食与油脂,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