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思想教育融入美的旋律

一、寓思想教育于美的旋律中（论文文献综述）

李想^[1]（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黄璐^[2]（2020）在《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艺术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艺术歌曲是中国作曲家学习西方作曲技术理论结合民族风格创作的一种声乐体裁。1920年,青主创作的《大江东去》（苏轼词）是第一首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它开启了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的百年历史。中国优秀的古诗词艺术歌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演出不断,常演常新。本文选取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题目为《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研究》,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是演唱的理论阐释,下篇是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现代演绎。上篇包括五个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对中外艺术歌曲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中国艺术歌曲在西方艺术歌曲内涵基础上,外延有所拓展。有些非艺术歌曲,通过某些条件转换具备了艺术歌曲这一体裁的品质。介绍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特点,如技法多样,题材丰富,演唱考究。列举古诗词艺术歌曲的三种类型:古曲、近代经典和当代新作。第二部分,分析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词与乐”的关系,介绍中外艺术歌曲普遍的词曲关系、文中重点在音乐与歌词意象的关联。介绍中国声韵字调与行腔布调的三种处理方式,如曲从文、文从曲、文曲自由三种。这部分还论述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如何通过演唱处理来表达意境,如分节歌意境的赋予,气口连线的处理等,通过合理的演唱处理,来传达歌词、塑造意象、再现意境。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唱法与风格的关系。其中包括科学唱法、民族风格以及两者的结合。科学唱法包括声带闭合、呼吸共鸣等介绍。民族风格包括字义字音、声韵字调及依字行腔、润腔等介绍。论述了演唱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既要有唱法的科学性,又要有中国的民族风格。指出唱法与风格的有机结合,是建立中国声乐学派应秉持的方向。第四部分,提出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新思路。本文总结了前人学术研究成果和演唱经验,结合自身实践,提出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演唱原则并加以论述。概括为“字从音、声入腔,腔咬唇饰”。字从音,即强调演唱要遵从乐谱,讲究音准;声入腔,即强调咽腔共鸣,讲究现代声乐的专业性;腔咬唇饰,即强调韵母咬在咽腔内,声母发挥唇的校正和修饰作用,以达到中文唱字准确清晰、完整饱满。第五部分,以《黄璐中国艺术歌曲百校巡演》为实践依据,结合本人演出和交流,谈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在当下传播价值,包括不同受众的反应,不同剧场声效,以及多样演出形式的尝试。下篇,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现代演绎,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分为古曲、近代经典和当代新作三种类型,每一类型精选三首。所选作品既是声乐教学曲目,也是舞台上常演作品。留下了许多歌唱家的演唱版本。所选演唱版本,皆是具有代表性的演唱家,有的已经故去,有的正活跃在国内或国际舞台上,还包括世界着名的外国歌唱家。用于比较的演唱版本,涉及不同性别、不同唱法、不同声部、不同处理,也包括不常见的高男高音。这些演唱版本,用以鉴赏,作以范式,展现了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多样的呈现方式和演绎特色,同时,又共同形成了中国古诗词歌曲现代演绎新特点,比如,科学的发声方式,清晰的咬字吐字,注重歌词意境表达,富有个性特色的声乐表演等。古曲,择有《阳关三叠》《杏花天影》《老渔翁》。选用了郭淑珍、姜嘉锵、张立萍、雷佳四位演唱家的演唱版本。近代经典,择有青主《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和黄自《点绛唇·赋登楼》,选用了张权、温可铮、德·达姆娆、戴玉强、廖昌永、沈洋、石倚洁等七位歌唱家的演唱版本。当代新作,择有敖昌群《江城子》、周易《钗头凤》、赵季平《关雎》,选用了方琼、贺磊明、廖昌永、李秀英、肖玛、石倚洁等六位演唱家的演唱版本。每首作品都包括作品分析和演唱比较。作品分析,包括古诗词今译、词曲作者介绍,音乐作品分析。演唱比较,包括歌唱家介绍,歌唱家演唱处理,歌唱家的演唱特点。下篇不仅是作品分析和演唱比较,还是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当代演绎的归纳与总结。

李珊珊^[3]（2020）在《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1949—1966年）作为中国文艺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并影响着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把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作为研究对象,从叙事结构、叙事人物、叙事语言、叙事价值意义等方面进行深入解读,以图发现隐藏在文本及现象背后的思想意蕴和文化内涵,探寻“红色经典”电影独特的叙事策略和价值意义。第一章,“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界定和叙事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在前人对“红色经典”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总结得出“红色经典”和“红色经典”电影的概念。其次,阐述了本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叙事学、符号学等理论依据。第二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结构。本章从叙事结构、叙事时空、叙事视点和视角三个方面总结解析“红色经典”与众不同的叙事结构策略。首先,对比其他文艺作品的结构,凸显出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失败到胜利的螺旋式上升的崇高的叙事结构特征。其次,探究出“红色经典”电影区别于中国其他代际导演作品的叙事时间和空间,体现的是革命化、社会化的革命历史时空。最后,“红色经典”电影以全知全能为主的视点和视角构建起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第三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人物。首先,依据普洛普的人物角色功能理论和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式阐述了“红色经典”电影中人物在叙事过程中的具体功能。其次,运用符号学矩阵分析了“红色经典”电影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对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强大与弱小等阶级矛盾特征进行阐释,突出崇高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第四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语言。这种叙事语言的独特性表现在影像叙事、声音叙事、蒙太奇运用手段三方面。首先,革命现实主义崇高化的叙事语言风格体现在“红色经典”电影场面调度、镜头运用、光影色彩三方面。其次,具有崇高美的革命情感表达体现在生动贴切的音乐、真实动人的音响和朴实生动的人声上。最后,崇高的影片审美主旨和革命英雄形象塑造通过对比、隐喻、重复蒙太奇的镜头组接方式表现出来。第五章,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价值意义。结合前几章节对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考察,探讨了“红色经典”电影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意义。首先,“红色经典”电影具有革命历史书写的艺术价值,所体现的人民性特征和崇高的思想情感在中国百年电影史和世界电影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们具有革命信仰的感召作用,在当下,“红色经典”电影中革命精神的传承对国民素养的提升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社会意义。因此,运用崇高化叙事策略的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对于影视作品的创作具有理论指导和启发意义。结语,“红色经典”电影叙事策略的反思和未来创作的展望。“红色经典”电影叙事策略的缺憾在于性别叙事的压抑性和人物形象脸谱化、单一化特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重构红色叙事,传承红色基因是电影工作者未来努力的方向。

曲辉^[4]（2020）在《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艺术中美的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到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无疑是对艺术与美、艺术审美价值争论的最掷地有声的回答。中国的艺术发展,在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中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出现很多乱象,然而一番“体检”之后,重归审美已经成为当下备受期待的愿景。《美术》杂志曾开展过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审美理想的大讨论,一时掀起了坚持艺术审美的热烈呼声,大家都旗帜鲜明、慷慨陈词。在我国社会发展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阶段,重振艺术的伟大审美理想,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产生,更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提供了重要遵循,指明了方向。艺术的根本是审美。艺术发展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乱象,除了社会发展特定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艺术审美价值的漠视甚至破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补充并重振艺术审美功能理论体系,已成为当前艺术理论研究中的首要任务。因此,选择艺术审美功能论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以美术学理论、教育学、历史学、文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托,通过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功能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经验总结法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艺术的审美功能,科学阐释艺术的主要审美功能,并结合艺术发展实际阐明新时代重振艺术审美价值的历史趋势,得出了艺术要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的结论。首先,对艺术审美功能做一梳理和概观,明晰艺术的概念,分析艺术功能的内涵,厘清艺术的审美功能,并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历史回溯。对早期“模仿”说中的审美观念、“自由的艺术”与审美功能的凸显、“无功利”的艺术观与艺术审美功能的确认,以及艺术审美功能及艺术本质的发现进行论述对艺术审美功能论进行解析。对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知功能、审美娱乐功能、审美心理调节功能逐一分析,并对诸功能之间的联系加以论证;对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广泛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进行分析,辨明艺术审美功能的特点;分析艺术审美功能的影响因素,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艺术体裁、艺术风格析毫剖厘,为研究奠定基础。艺术审美功能广泛、审美特点完备,并非初始之时沉寂,如何合理厘定艺术的阶段、科学评价艺术的发展?审美理想的失落与审美功能的离析又是肇自何时?纷繁多变的现代艺术流派,既丰富了艺术形式,又包含着艺术与美的对抗,特别是一部分哗众取宠,屈从于消费市场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影响不小,造成了审美理想的失落;中国文艺作品受此影响,虽然发展迅速,但是出现了时代性内容缺失、创作形式同质化等问题,也造成反审美现象,严重影响了艺术审美功能的完整性。追根溯源,艺术与美二者关系的流变,决定了审美功能的流变,艺术发展呼唤审美价值回归。艺术审美功能的回归、审美价值的重振需要审美功能论的指引。随着艺术边界的拓展、祛魅的需求以及民族文化自信的逐渐养成,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补充和完善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传统时代艺术观念中的审美理想、近现代艺术观念中的美学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审美价值的探索,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指明了方向,即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原则下的多元体系构建。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的人民性内核,注定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这首先凸显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美学基础、美学内涵以及深厚的美育内核,使得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了共同的审美向度,产生了紧密地联系和良性互动,要求我们以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推动审美人格培养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美化传播。新时代艺术审美功能论为我们重振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路径,生活审美、生态审美、共同体审美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审美的重要价值。无论是在艺术主题上、艺术语言上还是艺术形式上,我们都迫切需要推陈出新,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艺术作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批评、构建审美社会、为世界提供中国审美方案,进行审美价值输出,由此为人民提供纯粹的审美关怀,这是艺术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栾岚^[5]（2019）在《用主旋律歌曲点亮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火炬》文中指出本论文对主旋律歌曲蕴含的强大精神感染力、传统红歌的内涵和艺术特色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原则打造更多主旋律歌曲,如何丰富和创新其传播载体和平台,推动其在青少年中普及化进行了富有建设性、针对性的论述,并提出了非常富有操作性、时效性的对策措施。

梅世昌^[6]（2019）在《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文中认为音乐是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是不同年代人们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抽象反映,它的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的真实写照,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与艺术的智慧结晶,它萌芽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产生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初步发展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熟发展于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创新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蜕变革新于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和现实表明红色音乐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和壮大过程中,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极为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从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从某种意义而言,大众化为中国化提供了支撑,为时代化提供了依据。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息息相关的,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明确了红色音乐的基本创作思路和创作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了红色音乐的创作导向和创作秉持的理念,使得红色音乐的基本内涵更加深刻,推动了红色音乐的不断发展;而另一方面,红色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价值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变得更为通俗易懂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将革命的道理熔铸于音乐艺术当中,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日常活动当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红色音乐的洗礼,进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从历史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紧密相连。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革命实践中,开辟了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颁布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根据地的红色音乐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让党的革命主张逐步深入人心;而另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掀起了左翼音乐运动,引导国统区的专业音乐工作者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红色音乐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同时建立起了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工作队伍,推进了红色音乐的发展。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日趋走向成熟,大量专业的音乐工作者聚集到延安,深入实际斗争生活当中,开展革命音乐创作活动,使得红色音乐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演绎形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这些作品被广泛应用到实际斗争当中,推动了历史的进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这一阶段是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发展阶段。红色音乐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辛探索不断完善和多元化发展,在潜移默化之中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与接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和世界的交流日益密切,融汇贯通了古今中外优秀音乐文化精髓的红色音乐得到了蜕变与创新,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精神生活的需要,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前进。从实践维度而言,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洗礼的红色音乐是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音乐文化体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艺术路径,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红色音乐透过音乐艺术的形式将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术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形象生动地展现出来,传播开来;其次,红色音乐的创作取材真实地展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恢弘历程,社会主义探索时期艰苦奋斗的历史画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光辉历程,成为了新时代珍贵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再次,红色音乐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增进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国家和人民军队拥护爱戴的重要路径。最后,红色音乐是政治和艺术的高度统一,旋律的激昂奋进使得它能够起到鼓舞士气和瓦解敌手的功能。从现实维度而言,红色音乐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深刻的现实启迪。其一,红色音乐能够以其丰富的内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行,引导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崇尚新的道德风尚;其二,红色音乐能够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在新时代教育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其三,红色音乐能够以独特的艺术魅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总而言之,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红色音乐,挖掘其高雅的艺术价值,凸显其承载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教育人民,教育党员,凝聚民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传递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路径,是马克思主义化大众的必然选择。

赵蕊^[7]（2019）在《基于合作学习模式的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国家大力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践进程中,许多小学普及了音乐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歌唱教学是最易被学生喜爱、接受和理解的一种艺术形式,更是贯彻落实音乐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功能与作用。小学音乐歌唱教学能否科学有效的实施,关键取决于教师在课堂中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转变、改革与创新。合作学习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且时效显着的教学理论与方法,被喻为近几十年最为成功的教学改革。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合作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合作学习更是新课程改革倡导的重要学习方式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合作学习在小学音乐歌唱教学中鲜有应用。本研究所调研的五所普通小学中,小学音乐歌唱教学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教学理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学习方式被动等是五所小学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科学有效、成熟完善的小学音乐歌唱教学合作学习模式急需探索与建立。本研究通过三个部分进行阐述,运用了文献法、调查法、观察法、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相关内容进行梳理,并深化了小学音乐歌唱教学在小学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的现状分析和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的实地调查研究,发现了小学音乐歌唱教学中存在的困境,并对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的现状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其次,通过对合作学习的基本特征和小学音乐歌唱学习特点的阐述,系统探讨了小学音乐歌唱教学中运用合作学习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通过对合作学习在小学音乐歌唱教学中的可操作性描述与案例的设计,系统论证了合作学习是完善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的有效教学模式;是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手段、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效果的重要教学方法;是培养小学生核心素养、提高小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审美情趣、促进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教学手段。

李红^[8]（2018）在《地理美育教育瓶颈及破解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育是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铸造学生完整和谐人格不可缺少的环节。然而目前,美育在我国学校教育中往往被忽视。国办发[2015]71号指出:美育仍是整个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是德智体美"四育"中的短板。学校各课程教育是美育实施的一条重要途径,致力于探索基础教育地理美育教育的瓶颈及破解路径,为尽快补齐美育教育的短板做出地理教育应有的贡献就尤显迫切和重要。

牟晓红^[9]（2016）在《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导语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年的教学实践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在音乐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重视范唱、学唱、歌曲的处理等环节,还要对导语进行精心的设计。导语是通向学习新歌的桥梁,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科学诱导积极启发学生主动学习新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初步总结出以下几种方法:1故事导入能够引起学生注意,这是教学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讲故事则是吸引儿童的最好的方法之一。如教唱二年级歌曲《大鹿》时,我给学生讲了一个故事:在一个茂密的大森林里,住

张密娟^[10]（2016）在《谈谈音乐课的导入设计》文中研究说明作为素质教育的音乐教学,必须舍弃一切单调、枯燥令学生感到厌烦的内容和模式,必须是使受教育者在良好的心态,轻松中的气氛和愉快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实施。

二、寓思想教育于美的旋律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寓思想教育于美的旋律中（论文提纲范文）

（1）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论文提纲范文）

（5）用主旋律歌曲点亮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火炬（论文提纲范文）

（6）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基于合作学习模式的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地理美育教育瓶颈及破解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谈谈音乐课的导入设计（论文提纲范文）

四、寓思想教育于美的旋律中（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2]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研究[D]. 黄璐. 中国音乐学院, 2020(08)
• [3]新中国十七年“红色经典”电影的叙事策略研究[D]. 李珊珊.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4]艺术审美功能论研究与新时代艺术审美价值的重振[D]. 曲辉.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用主旋律歌曲点亮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火炬[J]. 栾岚. 艺术品鉴, 2019(32)
• [6]红色音乐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D]. 梅世昌. 湘潭大学, 2019(12)
• [7]基于合作学习模式的小学音乐歌唱教学研究[D]. 赵蕊. 长春师范大学, 2019(09)
• [8]地理美育教育瓶颈及破解路径研究[J]. 李红. 教书育人(高教论坛), 2018(33)
• [9]浅谈音乐教学中的导语设计[J]. 牟晓红. 中华少年, 2016(29)
• [10]谈谈音乐课的导入设计[J]. 张密娟. 中华少年, 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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