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读者的新年新刊——从《国家工作》到《今日国家》我们不得不说的话

一、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论文文献综述）

曾建辉^[1]（2018）在《民国出版评论研究》文中认为出版评论是出版业的一个重要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随着近现代新式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出版业态的产生而出现的。民国是出版评论的发展繁荣期。西方科技的引进,以机械化、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先进的工艺技术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具有速度快、版料省、数量多、成本低、质量高等明显优势。官书局、教会书馆、民办印刷所等传播机构并起,特别是民营印刷企业的崛起与兴盛,互相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使出版业具有了浓重的产业化色彩。大中小书局、书馆、书店林立,各自有其读者对象,各自有目标和信念,各有其出版方针和出版方向,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征逐奔竞,复杂而紊乱。整个出版业呈高速发展态势,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都在不断扩大。同时,政局不稳,军阀割据,出版法规朝令夕改,漏洞百出,令出版从业者无所适从;出版行业市场化、商业化不断加深,盗版、翻印、淫书泛滥等出版乱象甚嚣尘上。这种繁芜的出版现实不但为出版评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构建起了新兴知识分子发表独立言论,探讨出版话题的公共平台。他们纷纷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艺学、经济学、教育学等角度,针对出版业出现的现象、问题、优点、缺陷、发展趋势等进行评判和议论。这些围绕出版活动展开的评论,具有问题意识,关注出版现实,视野开阔,基于出版又不止于出版,大大扩充了传统以出版物评论为主的出版评论的包容量、拓展了出版评论的覆盖面,推动着出版评论走向独立、自觉、理性和成熟。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实践,不仅是呈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出版评论的历史发展演变,而且不同主体出版评论活动的具体运作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鲜活面貌和主要特征,组成了现代出版文化的一幅精彩画卷。本论文力图以文本资料为基础,以传播学相关理论构建框架,全面客观地对民国时期出版评论进行考察和分析。论文由六部分组成。绪论中阐述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的缘由和意义,梳理和检视了民国出版评论研究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一些不足,界定和厘清了论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结构安排。第一章从纵向的维度考察了民国出版评论的历史演变,将民国时期的出版评论分为形成期（1912-1918）、发展期（1919-1937）、转折期（1938-1945）、异化期（1946-1949）四个阶段,对民国出版评论的发展变化做一个宏观的历时性的呈现;第二章是民国出版评论的主体、载体和文体。这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和渠道因素,也是出版评论的外在形式要素。具体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不同职业或文化身份的作者群体及其特征,对出版评论载体和作为一种特殊载体形式的文体也进行了论述,反映出出版评论作为一种评论文体呈现出的多元丰富性;第三章、第四章分别从出版外生态、出版内生态视角对民国出版评论的主题和内容进行分析和论述。主要包括对出版自由的讨论、对出版业发展的监督或建议、对出版失范现象的批评、对出版物的评论和对出版业务工作的评论等;第五章分析民国出版评论的效果和影响。这是传播过程中的效果层面,论述出版评论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创新、出版外部管理制度的调整、出版文化观的形塑等方面短期或长期的冲击及影响。结语用嵌入理论统筹贯穿整个民国出版评论的研究,关注民国时期出版评论作为出版业的一种脱嵌力量与政治、经济、文化、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重塑评论的标准与批评规范对出版评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郭家琪^[2]（2013）在《鸿沟与跨越 ——两岸乡土小说比较》文中指出本文以“两岸乡土文学北较”为题,探讨上世纪70年代起至新世纪初台湾与大陆两岸乡土文学之异同,并对两岸乡土小说有关审丑与审美、现代化、地缘与文学场域等种种问题,进行初步探索。若放在较大汉语文学框架中来看,两岸乡土文学根本上还是分离的状态,尚未彼此容纳,这其中出现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雨岸经济社舍人文的差异、现代化的不同造程等,值得后来者加以探索。由於雨岸乡土小说的崛起存在本就着一个巨大的“十年畴差”,导致各自的社会文化及屋史处境、定位、面貌（包含文化意蕴及艺术精神）大相迳庭,故此“十年畴差”将成为本文进行两岸乡土文学比较时不可或缺的前提。值得一提的是,大陆审丑风气盛行,已成世界文学当中特殊的一景,无论有多少必然、应然与实然,显已造成文学上美丑判断标准的失落及严重扭曲本文凝由此明显症候群切入追根溯源,探讨目前尚少有人触及的“趣味”与“审美”问题。为进一步阐明审丑的价值与悖论、两岸乡土文学的审丑趋势,本文集中探讨了几位在两岸乡土文学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如贾平凹、莫言、王祯和等,对两岸不同创作风格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同时亦试着首度将作家们依浓烈与淡远（莫言与郑清文）、残酷与温暖（余华）、苍白贫弱与光明奋进（苏童与黄春明）等几个主体罗列,进行了大胆鲜明的并陈与封照。再者,本文在雨岸地缘与文化文、文学场域与文学体制等问题上造行了初步整理舆探封,封雨岸文学最新发展,诸如台湾的“新绑土”与“后乡土”小说,大陆90年代至今“新绑土小说”的发展做了简单介绍,最终提出几点建议做为两岸乡土文学发展参考,并对两岸作家面临共同困境及各别挑战做出简短结论与整理。总之,有别于两岸文学比较先前惯有的视角和切入点,本文通过考察“审丑”这个当代文学主流趋势,对大陆及台湾当代乡土文学进行了多面向的比较,虽只是初步浅探,却对两岸汉语文学融合做出了新的尝试与整理,并期许两岸乡土文学皆能在旧有基础上打破陈规,再创“美丽新世界”。

陈秋慧^[3]（2011）在《新文学传统与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教育》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重点考察新文学传统在一九五○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承传。这一时期的台湾处于戒严状态,白色恐怖弥漫全岛；官方出于防御心理机制,将1949年前的大多数新文学作品特别是左翼文学界定为“禁忌”。一般较难从具体作品的传播来考察新文学传统在台湾的接受情况,但文学教育的运作过程中,新文学传统仍然潜在地发挥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教育与现实政治有密切联系,围绕反共文学创作、青年动员、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而展开的文学教育自然需要呼应时代主题；不过,文学活动自身的弹性空间、作家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国语运动中奠定的语言观、市民文化性格等因素掺杂在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教育中,不同程度地规避了现实政治对文学创作的消极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以间接、迂回的方式承继了新文学传统。论文的主体部分由绪论、正文、结论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起、评述研究现状、阐释论文研究思路,重点论证从文学教育的线索来考察一九五○年代台湾文学的适用性。本论文论及的“新文学传统”是一个从五四文学传统中引申出的更具包容力的传统,1949年前的新文学实践当中奠定的语言观、现实观、文学观是构成新文学传统的重要部件。正文部分第一章以反共文学教育为研究对象,从“文艺工作者”这一关键词入手来论述官方文学教育的策略,探寻文艺理论家如何将作家动员到一个以“工作者”身份为号召的政治同盟。由于此时文学的功能性得到官方确认,国民党文艺阵营三、四十年代倡导的“三民主义”文学理论成为引导作家创作反共文学的工具；作家受到动员,虽深感困惑却不得不实行相应的创作转向。“生活”与“写实”是新文学诞生之后理论界频繁使用的语汇,一九五○年代台湾的反共文学教育也有所借用：前者作为创作过程的中介物,被视作与政治实践同义的概念；后者则落实在有关写实主义的理论表述中,对反共文学创作产生直接影响,不过,在反共文学当中“写实”和“生活”都是被篡改本义的概念。在论述反共文学教育对新文学传统进行的篡改之后,第一章还论述了该教育活动中所蕴含的两点积极因素：中国文艺协会小说创作研习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等机构开展的集体文学教育并不盲从于政治宣传,教育者有意引导受教育者重视文学本体；反共文学论者最初号召作家从“人性”的角度攻讦政治敌手,却由于司马桑敦、聂华苓等创作者对法国作家纪德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写出了真正探测人性深度的文学。这两方面因素结合之后导致反共文学面临自我消解的命运。第二章讨论文学教育中的青年问题。青年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主力,五四之后的出版物注重面向青年读者宣传各种新知,无形中结成一个以青年为支撑的“想象的共同体”；各派政党也对青年问题高度重视,能否成功动员青年成了决定各项运动成败的关键议题。放在文学教育的环节中来看,文学青年比思想已获成熟的作家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自新文学诞生起,教育者对文学青年进行的指引不单纯从文学本身立论,也有意在文学教育当中混合人生教育的成分,使得文学启蒙与思想启蒙同步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青年的苦闷成为教育者除之而后快的消极事物；与此有关的纠偏始自于一九二○年代初期的大陆,至一九五○年代的台湾仍有体现。接受教育与动员的过程中,青年逐渐被改造,不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含了对抗政治动员的因素。正如新文学初期的青年文艺社团在实践中所体现的,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青年参与写作时,多注重艺术世界的营造而回避政治主题,这无形中使得官方文学教育者的教义无处落实。虽然“新文艺腔”的问题仍是文艺家们对青年创作进行批评的重要原因,年轻的写作者却在不断的练习中获得进步；这一时期,青年作家如端木方等人与五四时期的作家遥相呼应,由于端木方他们对自身处境的敏感体察,其作品悲剧性的浓度可说是更为加深。第三章在台湾的国语运动当中寻找新文学传统的因子,从三个角度展开：本省籍作家在国语运动当中经历了怎样的努力过程；中学课堂内的国文教育与课堂外的文学教育如何互动；五四时期形成的语言观如何在一九五○年代台湾的作家创作中体现。国语运动在光复初期的台湾开始推行,政府官员与民间知识分子当时就对统一语言的必要性形成共识,推行国语的具体过程最集中地体现了语言问题对于“去日本化”与“再中国化”的意义。本省籍作家进入中文创作之前必须要克服语言障碍,促使他们形成了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关注语言的自觉意识,这一点在他们后来的创作中一直有所延续。与此同时,国语运动衍生出其他有关文学教育的问题：例如中学国文课堂上,学生无法得到较深入的文学启蒙,这其实是1949年前新文学教育没有解决的问题；加上在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新文学尚未进入大学中文系,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承担起为新文学传灯的责任,国语教育与文学教育都是函校教员关注的议题,该函校对于提升本省籍青年的写作能力做出了一定贡献,也纠正了官方文学教育的若干弊病。从语言的角度来考量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可发现教育者对五四时期“文学的国语”口号的呼应：批评家引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批评中文创作表现力不够,这种危机感直接引导写作者重视斟酌语言。第四章聚焦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的议题。“文艺大众化”是1949年前新文学作家所热议的话题,一九五○年代的台湾文坛较少直接重复这一口号,但官方在文学教育、宣传中都贯彻了与之相通的话语表述。论文从相关史料中提炼出“到民间去”与“从民间来”这两个词组,以之概括这一时期文学教育者的大众文学观。对于官方的文学教育者而言,大众化与通俗化两条路径都可发挥文学的政治潜力；不过,读者的期待视野与作家创作的主观能动性一经结合,官方设计的大众化文艺路线却发生了偏移,以“反共加爱情”为题材的创作就颇具有通俗文学面目。此外,生命力顽强的市民文化对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发生作用,当作家作品的受众从“大众”过渡为“市民”,文学教育者期冀的政治效力消退,而“人的文学”渐次浮现。

邱雪松^[4]（2010）在《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文中研究指明1915年,陈独秀与群益书社陈子沛、陈子寿兄弟签订合同,《青年杂志》（第2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创刊。这一启蒙知识分子与出版商人各安其位、各取所需的合作,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但到了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开始写信与北京同人商议成立杂志社,独自运营《新青年》起,知识分子与出版商的联姻破裂,中国知识分子试图运用自己的力量立足出版业。在随后1925-1927年里,北新书局、光华书局、创造社出版部等的相继成立,以传播新文化为要务新书业迎来了黄金年代,得以与古旧书店、大书局鼎立于世。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最初只是一个关注妇女问题的杂志社,新书业大潮过后决策层立意转型,将青少年学生确立为出版社的主要目标,致力与其有关的教科书、课外读物、期刊的编辑发售。随着“开明书店”品牌的逐渐打响,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至现代文学、古代典籍、翻译文学,开明书店增加资本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到了1930年代中期跻身民国五大书局之列,成为新书业的代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开明书店主体内迁,在勉力出书之时,对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愈显不满,主事者与书店倾向开始左倾。1945年后,国民党在治理方面诸多失败举措,造成出版业陷入停滞,开明书店没能幸免。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成为了第一家申请公私合营的私营出版社,到了1953年4月与青年出版社合并组建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跌宕起伏的命运是与开明人休戚相关的。开明人由知识分子和出版商组成。前者是一群有基层教学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负责出版社的自我定位和书籍编辑出版等,而后者主管营销。两者亲密无间的合作带来了开明书店的发展与壮大。开明人在不同时期对出版、对价值、对社会责任、对启蒙、对国家等诸多概念理解改变是出版社几经转变的根本原因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开明书店史”可以说是一部“出版人心史”。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人是在出版行政机关任职人数最多的党外出版人士,而对中国共产党现代建国理念的认同,促使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和开明书店能融入到新的国家建设中去；另一方面内外出版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开明书店最终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随后的岁月里开明人则遭遇到了各种始料不及的命运。开明书店是中国现代出版史无法复制的存在,它不仅反应了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发展兴衰,其文人主政的特点更是为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打开了另一扇窗口。在当下社会,思考开明书店的得与失,对面临新一轮改制的中国出版业应该有着深远的意义。

杨琳^[5]（2008）在《回归历史的本真 ——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文中研究说明延安文学作为延安时期中国革命和历史叙述的重要参与者,兼具中国革命历史和文学史的双重意义。文学蕴含和承载着延安时期最生动、最鲜活、最丰富的历史记忆,延安文学的研究,不仅关系于自身,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的建构和重新评价。本文认为,延安文学构成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经由报刊与大众文艺活动共同传播的独特的文学传播现象,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新闻传播的核心主题高度一致,在特殊的战争氛围中实现了其传播目的——最直接的目标、最直接的受众、最显着的效果。延安文学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共时性和历时性传播效应,以及民族化、大众化的传播实践,更使其具有多方位考察和估量的社会史学价值。因此,本文从探究历史本真的层面出发,力求通过对延安文学传播的研究从而回到历史的语境中,还原生动的历史轨迹,探求文学的生产机制、意义建构和传播形态,对延安文学做全方位、纵深化地动态观照。文学传播存在于社会各因素所构建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本文在分析研究延安文学传播的政治文化生态与媒介生态的基础上认为:作为战时政治文化中心,延安首先是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理想国和想象中的乌托邦而定格的,“五四”文学、苏区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的汇流与重构为延安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新文学的传统。在革命战争文化生态下与艺术深度共生的,是知识分子因社会和政治危机日深而出现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当民族的、阶级的、政党的和文学的使命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结点上交汇时,文学必然的与革命、政治交融,这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成为抗战宣传的武器的重要特性。延安时期特殊的革命战争的政治化语境构成的传播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态,也决定了延安文学传播诸要素及模式,即:文化的不平衡和接受的多元状态下的多层次受众群体;传播者的多重身份定位和角色转换融合,以及传播主体与接受主体融合互动的集体创作模式。传播媒体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记录着其产生、演变的原始历史过程,也是文学、文化流变的原初载体。媒体是回到历史现场,考察当时文学演变历程、传播与接受历程的“活化石”。本文在研究传媒与文学的关系的基础上,分别从传播制度、文人社团与报刊、报刊的传授互动过程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着重对延安时期的期刊与报纸两大传播媒体进行原始资料梳理与研究。认为:媒介的呈示性、表现性及建构性、同质化功能与文学功能合流,媒介传播与文学传播协同,建构着延安文学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空间。报刊在将文学置入一种新的传播语境的同时,也在规范着文学的内部秩序,在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文学传播途径的同时,形成了延安文学与国统区、沦陷区形貌迥异的文学版图。媒介形态的融合和拓展构成了延安文学传播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传播媒介的概念已不只局限于报纸、广播、杂志等传媒形态,从人类传播诞生始所有的可资运用的媒介在特殊的乃至极端的战争条件下都成为延安文学传播的媒介。而由此形成的朗诵诗、街头诗、秧歌剧运动也构成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本文认为:延安文学传播媒介形态的融合与拓展无疑是重构民间性与大众化文学传播的重要实践。朗诵诗运动与街头诗运动使诗歌在传播中回归与升华。新秧歌剧运动使戏剧从原始歌舞形态成为现实生活的承载体,广场演出的大众狂欢传播效应实现了传播形态从剧场走向广场的大众化重构。延安时期凝聚和浓缩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延安为战略中心和文化中心抗战建国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历史内涵。延安文学的传播因其本身的特质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而被收编和规范到革命宣传的体系之中,文学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张扬,成为首要的宣传利器。延安文学空前成功的传播效果无疑也使其成为文学传播研究的标本性对象。延安文学传播的标本性研究意义还在于,通过集中对一个时期特定传播生态下的文学传播现象的审视,更有益于我们超越特定的区域和时期获得关于一个时代的启示与反思,也更有益于我们反观近年来的文学传播研究热中的误区,获得方法论的启示。

高日晖^[6]（2003）在《《水浒传》接受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接受美学为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式，即读者史，或作品的阐释史、影响史，而这正是传统的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一个侧面，《水浒传》接受史的研究就是在接受美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水浒传》从成书之日起，就进入了一个动态的审美生成的过程，褒者有之，贬者亦有之，推崇倍至者有之，明令禁毁者亦有之。透过历代读者对《水浒传》的阐释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影响，我们既可以了解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其变化，还可以看到审美心理、审美倾向的变化，以及民族精神、社会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变 迁，同时，对《水浒传》读者的研究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对本文的理解。《水浒传》 的接受史既是“水浒学”的一个范畴，也是构成整个中国文学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传》的接受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评点、有随笔式的散论、有序跋、还有戏曲和曲艺改编、续书等等，这是传统的接受方式；到20世纪以后出现了批评论文、专着、电视剧改编以及网上评论等等，这是现代的接受方式。通过对这些具体的接受方式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分析，我们发现，同时期的读者总是具有相似的期待视野，它决定了《水浒传》在这一时期的价值以及发生影响的方向，当然，同时期不同读者群和个别读者间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同时，读者的期待视野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它决定了《水浒传》在某一时期的阐释会迥异于其他时期，而前代读者与后代读者之间又有一种传递的关系。总之，本论文试图梳理出《水浒传》接受史的发展脉络，并寻求读者接受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规律性特征，既丰富“水浒学”的内容，也为中国文学接受史研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

徐畅江^[7]（2001）在《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文中研究指明

王庆同^[8]（1993）在《毛泽东新闻思想核心之我见》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毛泽东认为党的报刊必须以实现党的总路线为自己的使命。这个观点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核心。

二、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出版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鸿沟与跨越 ——两岸乡土小说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3）新文学传统与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4）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5）回归历史的本真 ——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论文提纲范文）

（6）《水浒传》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新闻思想核心之我见（论文提纲范文）

四、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出版评论研究[D]. 曾建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8
• [2]鸿沟与跨越 ——两岸乡土小说比较[D]. 郭家琪. 北京大学, 2013(10)
• [3]新文学传统与一九五○年代台湾的文学教育[D]. 陈秋慧. 南京大学, 2011(08)
• [4]开明书店、“开明人”与“开明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出版的一种关系[D]. 邱雪松.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5]回归历史的本真 ——延安文学传播研究（1935-1948）[D]. 杨琳. 兰州大学, 2008(12)
• [6]《水浒传》接受史研究[D]. 高日晖. 复旦大学, 2003(03)
• [7]新年新刊致读者──从《民族工作》到《今日民族》我们要说的话[J]. 徐畅江. 今日民族, 2001(01)
• [8]毛泽东新闻思想核心之我见[J]. 王庆同. 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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