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视域下的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对主体间性阶级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

一、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论文文献综述）

苏咏梅^[1]（2021）在《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间性理论研究》文中提出社会交际实质上是变化、交互作用在主体和其他人的彼此作用进程当中的,主体并不是被动的观察方,而是按照“自身”或者“其他人”可能会产生的思想观念,把自身放置在诠释其他人行动的地方。相反,在通常情况下,作为主动参加方的主体直接与其他人进行环境交互互动。主体间性并非以大脑内部机制的推理或者模拟过程作为基础,而是以受试者之间实时交互的过程为基础。在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人的行为不断影响认知者的认知内容和认知方式,反之亦然。梅洛·庞蒂认为,主体之间的关系首先应该是一种原始的身体知觉关系。某主体在其自身的身体感知中意识到其他主体的存在,同样地,另一主体也因此知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主体意识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仅当它与身体结合时才能够现实在场,换句话说,主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思考方,而是作为拥有本身特性的主体生存着。梅洛·庞蒂认为,在社会交往的差异化环境情况当中,并不是把其他人直接放置在自由存在或者自身作为当中,而是把其他人放置在身体间的共生联系当中。主体间性问题是西方哲学重要研究对象之一,但至今它仍然是一个模糊的问题。众所周知,这个问题是胡塞尔现象学引起我们注意的。尽管梅洛·庞蒂对其展开了进一步的阐述,但它的意义仍然隐藏在胡塞尔关于先验现象学的哲学理论中。更确切地说,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间性理论和他那具有具身性特质的哲学思想息息相关。主体对于他人的理解被赋予了主体的力量和他人的身体运动的相关内涵,而且他人并不将自身的意图进行藏匿,反而借以他人的行动来表达的,所以它是可以被感知的。他人的意图能够在交互运动过程中实现和传递,所以它并非事先给出的,也不是静态的。在他看来,“我们”持有同一主体视角,从而,自我主体能够知觉他人感受,同样也能被对方知觉自身感受。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具身的社会交互中能够熟练的理解他人。

高静^[2]（2020）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中,教学研究开始从一般教学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教学实践的探索,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教师是教学实践改造与变革的实施者与推动者,教师以符合教学需要的教学实践理性指导并参与教学实践,从而实现对教学实践的改造与变革。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教师教学的内在依据,是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且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与质量。理想教学的实现,首先需要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理想的教学转化为现实的教学,实现对教学的应然改造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然而,在当前社会历史阶段需要怎样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包括其目标向度是怎样的?有哪些基本维度?在教学实践中是如何实现的或其指导下的教学实践应该是怎样的?这些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困扰与难题,对其的认识模糊与定位不准,使教师教学实践迷失方向与教学行动的意志力不足,导致教师教学实践的偏离,进而影响教学的质量。基于此,本研究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建构为着重点,尝试性地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理论应答。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人是目的”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立德树人”根本教育宗旨下的教学需求以及教学深化改革为契机,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历史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来探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体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基本特征及价值意蕴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对其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进行考察与审视,以及对“立德树人”背景下的教学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推演并建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包括应然追寻、理论架构与实现路向。总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围绕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三个层面,遵循“是什么——怎么样——应如何”的研究思路,具体表现为“理论阐释（第一章）——历时审视（第二章）——理论建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在“是什么”的本体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与教学实践进行了概念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并阐释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涵。我们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是指作为教学实践主体的教师,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与主流价值取向下,遵循教学的普遍价值原则、教学过程规律与教学规范,借助一定的方法工具进行教学实践活动即将应然教学转化为实然教学的意志性能力。这种意志性能力是一种相对于认识能力而言的现实行动能力,即在认识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指导并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行动,其实质是教师将观念中的理想教学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行动能力,否则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就会因仅停留在意识或观念层面无法“变现”而失去现实效力。为进一步明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概念及其论域,在对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并不消除教师教学实践感性、并非拒斥教师教学理论理性、并非等同于教师教学实践逻辑、非片面追求教学的有效性,也不即是教师教学的合理性,其基本特点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内隐性与外化性的统一、无限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具身性与离身性的统一。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教学实践理性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渗透、是教师教学的内生根据与内在吁求、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自然展现。在“怎么样”的认识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人类历史分期的划分,追溯、梳理并归纳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大致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阶段,原始社会时期是“自然朴素”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奴隶与封建社会时期为“经验伦理”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近代时期是“理性启蒙”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现代时期表现为“工具效用”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且分别对教学实践活动产生不同的功能作用,即在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内容要素如教师主体意识、教学价值取向、教学过程规范与教学实现方式四个方面共同展现出不同历史阶段的教学实践理性样态,并在整体上呈现一种历史性的演变过程。综观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整个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首先在纵向层面总体上呈现为不断向复杂性与高层次演化与发展的趋势;横向层面表现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及其特定需要,作为完整意义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凸出的重心不同或某一侧面备受推崇。其次,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具有“传统性”,传统是从过去流传下来并进入到现在且关乎着未来,不断地选择性地以不同形式延续着,生存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并与特定社会相互作用而以新的符合需要的形式展现着并发挥作用。此外,由于社会实践自身的历史局限,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低层次与片面化具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只是其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阶段,在未来的自由王国里必将实现其自身的和谐与自觉。在“应如何”的价值论层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理性”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首先,在宏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历史发展过程及趋势,以及“立德树人”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推演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这一应然向度,其本质内涵为建构教师与学生的完整性以及教学世界的完整性。这一理想的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实现需要一定的前提与条件,即在意识层面对教师进行教学实践理性的双重启蒙,在制度层面为教师教学行动自由提供制度保障,在自我养成层面教师应进行教学的自我反思以及教学的德性自律。其次,在中观层面根据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向度,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理论架构,包括合理定位教学“人是目的”的根本基点、真实反映教学主体的内在尺度、科学把握教学客体的基本规律、自觉遵循教学正义的伦理原则以及善于运用教学推理的思维方法。最后,以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追寻与理论架构为价值导向与理论支撑,提出具体的教学实现路向。立足于微观的课堂教学实践,并遵循先指出教学实践状态应该是怎样的,后阐述教师应该如何建构或实现应然的教学状态的逻辑思路,提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实现路向,包括自觉建构“可能”的自足型教学价值取向、综合考量多元性与动态生成的教学目标、有效组织教学内容和优化教学内容结构、自主建立“他者”关照的师生主体间关系、灵活选用学生发展指向的智慧性教学方法,以及立足于“为教学的评价”的差异教学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表现在:第一,研究视角新。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为理论指导,对教师教学实践理性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同时以“和谐理性”为具体的理论指引,建构了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的应然理论体系。第二,研究观点新。本研究认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更关注的是教师如何将观念建构的理想状态的教学有效且合理地转化为现实教学的过程,包括教师如何促进教学由低效走向高效,教师教学如何由自发走向自觉的过程。此外,还指出教师教学实践理性应走向多向和谐与自律自觉的状态,旨在建构师生与教学世界的完整性。

贾如^[3]（2020）在《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文中提出面对现代性的危机和后现代性对“大写的人”的否定,哲学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对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完全持否定态度,如德里达和罗蒂;一种是对现代性下的形而上学抱有复兴之意,如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相对于同时期哲学家们较为激进的道德主张,利科在这两种哲学声音中显得比较温和,他始终以现象学-诠释学为方法论,建构一个以人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伦理学体系。该体系与主体哲学息息相关,伦理学本身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诠释,而经过伦理学诠释的自身概念也得到了扩大与升华。利科由此建立起了以语言和反思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对自身的理解与诠释,就是主体从内在反思到外在实践的诠释学循环过程。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反思自身性与相同性、主体性与自身性、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认识与肯定,从而树立起自尊与自善相统一的自我形象。利科认为自我在他者处认识自身、建构自身,在与他人的遭遇中更新与发展自身。所以人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放弃在笛卡尔主义下的直观自我来回答“我是谁”这个哲学问题,放弃对终极的伦理主张的妄想,转而在反思诠释学的哲学视野内去发现更为具体的伦理生活方式。在当代的道德境遇中,与他人一起生活意味着主体必须做出与社会道德标准相符合的行为。对利科而言,人的所有能力都统一在人类原始的肯定性之中。他从语言、行动、叙事和负责任这四个向度去诠释人的破碎性与创造性,从而在现象学的生活世界概念下去接近人的内心生活,去建构自我。所以在利科的伦理哲学体系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才是伦理活动、道德动机与道德责任的最终责任人。利科伦理哲学的伦理主张既强调对善的生活的伦理目标的追求,也重视道德义务的规范性,因为伦理本身来自于主体自身的存在及其对自身的诠释。主体哲学本身属于伦理学范畴,而伦理学也应当被看作是主体自身的诠释学。主体是诠释的主体,而伦理是主体的诠释。利科将善与义务同自身联系起来,并由此提出分别代表着目的论与义务论的自善与自尊的两种自身筹划的结构。在利科看来,没有任何一个道德主张可以在单一形式的自身筹划中展开,目的论必须经过义务论的检验,而义务论必须以目的论伦理意向为前提。但当出现不能被自善与自尊化解的解释的冲突时,利科认为只有实践智慧才能妥善处理善与善之间的冲突。所以利科的形而上学伦理学,是从目的论出发,经由义务论的检验,从而在实践活动中采用实践智慧来对道德规范体系作出补充。综上,利科伦理学是以人的行为规范为导向的伦理哲学体系,是在实践生活中完成从个人向善的伦理意向到主体间信服的过程。实践智慧来自于对自身的诠释,它源自哲学人类学,也最终走向人对自身的认识。利科伦理哲学思想经历了反思与实践的迂回,已经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利科更加具体地对实践智慧提出了要求,认为后者在现代社会中可以在善与善的冲突性领域中去规范道德标准,并针对性地为伦理判断充当最后一道保障。

方芳^[4]（2020）在《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中,旅游的本质被定义为“旅游体验”,旅游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然而对“旅游体验”的研究,是否有成功地为旅游确立本质,弥补了旅游的基础研究薄弱的缺陷?文章认为,从纯粹意识层面定义“旅游体验”以把握旅游本质的观点,忽视了“旅游体验”的伴生性,即,“旅游体验”对“旅游实践”的依赖性,造成了旅游质性研究的缺陷。研究通过对旅游本质研究现状的批判性反思,运用现象学的原则和方法,扬弃了以“旅游体验”为旅游本质的相关观点,提出回到意指身体移动的“旅游实践”基点,整体地把握旅游现象,发展出一条“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质性研究路线。研究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围绕着“旅游的本质是旅游体验”的观点,对“旅游体验”的相关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反思中寻找适用于旅游本质研究的现象学方法。包括了绪论、第一章和第二章。绪论从汉语“旅游”一词的词义中,解析旅游实践和旅游体验的含义,指出旅游实践与旅游体验的关系;探讨为什么现当代的旅游质性研究是围绕着“旅游体验”展开的;指出了围绕着从纯粹意识体验角度定义的“旅游体验”所建构的旅游研究整体框架的不足。第一章论述了现当代旅游质性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通过论述旅游研究在几十年间的变化,确立了旅游意义世界的边界和旅游研究的视阈范围。第二章对“旅游体验”进行了反思和再认识,将旅游体验描述为依赖于旅游实践发生和结束的“一段旋律”;链接了“从旅游实践出发”的旅游本质研究与现象学方法,就此进入相关问题的研究。下半部分,围绕着“从旅游实践出发”的基本思路,在现象学视野中构建“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的框架,包括第三章“论旅游实践的本质”,第四章“旅游目的地系统和符号”,和第五章“旅游世界的图景”。这一部分主要观点包括:旅游实践生成旅游目的地,旅游目的地符号构建旅游世界;消解了旅游研究传统意义上的、以“旅游景观体验”为核心的“旅游体验”,而将其变为“旅游目的地体验”;阐述了旅游目的地符号的意义,并对唤起同感意识的“旅游目的地体验”进行了具体描述;以“旅游目的地”替代“地点”,展示了旅游世界的图景;形成了以“旅游实践-旅游目的地-旅游世界”为指引的旅游质性研究路径和基本框架。

杜海涛^[5]（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顾晓燕^[6]（2020）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和哲学将目光投向彼此并不是历史的偶然,哲学与翻译从诞生之初就因语言而密不可分。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存在着自身特有的问题系,即语言与不可还原于该语言的逻辑运作之间的关系,因此翻译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重要的部分,构成了语言学、文学和哲学三者内在关系的一种深度思考,对于书写和翻译、诗学建构中意义与形式的本体论上的追问。同时,翻译又将他者和思想的异质性纳入研究的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相互开启,来自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对翻译经由实践上升至理论构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法国哲学是继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之后的又一个辉煌的“哲学时刻”,它在接受欧洲大陆哲学以及英美哲学影响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众多法国哲学家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也往往对翻译有着特殊的关注,他们思考的问题恰恰也是翻译研究的关注焦点。本论文旨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家在“主体”、“意义”、“文本”、“空间”“伦理”、“他者”、“好客”等与翻译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流变,将哲学概念的发展和对翻译学的影响结合起来,建立哲学和翻译学的对话,突出前者对后者的切实影响和启示。以“概念”为纲,以期纲举目张,将哲学思潮中的核心概念和翻译学中的关键词紧密结合起来,构成两者之间的“对话”,避免哲学和翻译学各自的“独白”。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构成。正文部分共有四章,分别为“翻译的主体”、“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和“翻译的伦理”。在绪论部分,首先强调了翻译学和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指出翻译学的构建需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翻译研究自古以来就有哲学话语介入的传统,构建翻译哲学也是目前翻译学研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代法国哲学构成了哲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法国哲学家关注的主体、意义、语言、文本、自我和他者等问题都是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的主题。绪论部分对国内外目前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以“概念”为主线索的思路,力图初步构建起法国哲学思想和翻译研究之间更为紧密的对话。第一章主要论述翻译的主体。以“主体”为关键词,在梳理当代法国哲学“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将其与翻译主体的认识联系起来,回顾翻译研究中主体性质的历史流变,并进行理性反思。普遍性主体的式微迎来的是主体间性的黎明,但主体间性不是对主体性的绝对否定,而是对宏大叙事主体性的扬弃。本章侧重于讨论法国思想家对主体的设定和思考及其对翻译主体的定位的影响,其中包括利科思想中主体在阐释学中的地位、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中的主体特质以及从“看”到“听”的主体认识和思维模式的转变,由此带来翻译主体性研究中“迂回”、“分裂”和“利他”的三大趋势。第二章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意义”问题。本章首先对比语言命名论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系统论对“意义”定义产生的影响,随后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变化作为线索,梳理了从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到巴特和拉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理论中能指相对于所指逐步松动直至后来居上的历史流变过程,意义愈发呈现出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能指相对于所指的漂浮最终在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那里演化为一场“延异”的游戏,意义之间的价值关系无法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建,播撒把文本带进文本性中,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然而,当“延异”的意义在对翻译合法性发出致命性一击的同时,德里达又悖论性地提出“必须翻译”的强烈诉求,指出翻译的失败就是整个哲学的失败。与此同时,我们在法国现象学的发展中看到梅洛-庞蒂将身体纳入意义的研究之中,与德里达一样,他的身体间性理论也显示出翻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悖论性特点,并使一种身体的翻译学成为可能。第三章着重讨论翻译的历史和空间。这一章首先基于福柯的“知识型”和“断裂”理论,分析从西方文艺复兴到古典时期直至现代,翻译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被构建的,不同时代的翻译思想是如何与它所处的时代的思维方式紧密相连,又呈现出怎样“断裂”的特征。其次,本论文将追溯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的形成脉络,分析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的思想,主张在历史之外赋予翻译以空间的维度,并借用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对翻译空间进行具体的描述。福柯对权力和话语的研究将历史性带进了结构主义,证明翻译从来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从本质上它是话语增殖和权力运作的结果,翻译作为话语自诞生伊始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始终处在权力目光的凝视之下。空间维度对当代翻译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论文在其后主要分析萨义德的“东方学”、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理论以及对布尔迪厄“场域”和“习性”等空间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第四章集中讨论“翻译的伦理”问题。这一章首先将在区分“伦理”和“道德”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厘定“翻译伦理”的概念,并分析翻译作为一种理解本身凸显出来的“伦理”问题。其次论文将按翻译伦理思考中突出的三个关键词:“他者”、“好客”和“哀悼”逐一进行分析,主要涵盖了列维纳斯、利科和德里达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论文将挖掘三个关键词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在不同哲学家理论中的阐释,并将其与翻译思考紧密联系起来。在“他者”问题上,论文主要结合列维纳斯“绝对他者”的思想与贝尔曼的“存异”的翻译伦理进行联系,发掘其思想上的传承和发展。对于“好客”和“哀悼”,论文将对比利科和德里达对于两个概念的不同看法,力图做出异同点之间的对比,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论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各个章节论述内容的总结,试图对翻译的主体性、翻译中的意义、翻译的历史和空间以及翻译的伦理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和特征,勾勒出在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影响下的翻译研究所呈现出的总体趋势,并尝试对翻译理论的前景进行展望。

贾波^[7]（2019）在《音乐理解实践方式研究》文中提出音乐理解实践方式的研究关注人的思想活动,是指人在不同的“音乐实践”活动基础上生发的思维认知活动。音乐实践活动包括音乐创作-表演实践、音乐鉴赏-批评实践和音乐理论研究实践等等。音乐理解实践方式——不仅是指表演实践的操作,也是指向理性思维活动,理性思维的方法就是理性实践,即人的理性认知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它是思维的具体实践过程,是看不见的实践活动。本文提出音乐理解要结合人类不同的实践方式:形式理解——它指向具体技术;语境理解——它指向主体已有的感悟和积累;交往主体理解——它指向主体理性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这一切都指向了人存在的目的——即为有利生存而做出的实践选择。并以音乐实践方式的哲学基础、音乐观念的解析为着眼点,以多元音乐实践形态为切入点,以人的有利生存原则为目的,对三种理解方式进行评述,指出它们各自的哲学、美学理论来源,指出它们各自具有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同时指出各自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综上,提出理解实践方式应该把形而下和形而上加以贯通,即从技术上升至经验,再由经验上升至认知。三者之间贯通,螺旋式循环上升。在文化整体存在的整体性观念基础上,对多元文化存在的现实性、客观性和整体性作出阐释,探寻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价值。进而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及其实践方式的选择都遵循着人自身的主观有利生存原则,这应该是音乐理解的方法,也是本课题的研究思路。

董兴彬^[8]（2019）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本是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要面对和处理的对象之一,文本构成了文化和文明的基础,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都有出于自身目的所形成的对文本的解读,这种解读促进了文本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构筑了丰富的文本理论世界。同时,文本也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桥梁,它给人类以可见的形式表达思想,成为人类文明的构造材料,进而形成了充分的知识资源储备,这种知识资源的储备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关涉文本研究的诸学科领域所形成的研究思路、基本范式和基本经验也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参考。无论是从学科发展角度,还是从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成效角度,重视文本作用,进行文本研究都是必要的。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我们对文本的关注程度与文本的重要性似乎并没有成正比,虽然在其他学科中,对文本的系统研究并不缺乏,我们也在不断借鉴其研究成果,但是对教育文本的关注,并不能仅仅局限在借鉴上,借鉴中的融合和借鉴之后的自我成长应该是关注的重心。正是基于上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考量,本文形成了下述研究内容:第一章是绪论,主要关注国内外文本研究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相关问题,并在综述中明晰教育、政治性、网络、线上线下等关键词是必须被包含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之内的,并且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都处在一种“教育——被教育”的实践关系中,其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和社会关系的限定。在综述的基础上,为体现研究的普遍适用性,明确了本文所探讨问题的语境,即本文所称的文本对象是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主体,虽然与学科专业主体相比相关的文本问题研究并没有呈现出巨大的、本质上的差异。在研究和阐述中也相应兼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主体,特别是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认识结构中会有较多涉及。此外还概述了本文的总体框架、研究思路和意义。第二章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的总结梳理。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等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提供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的“通变”之思、“重写”之辨、“类书”之形和“用典”之体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使用和创作提供了有益启示。对西方的文本主义、符号学、语言学以及诠释学等理论的借鉴,为准确合理获取文本意义提供了参照途径和方式。第三章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阐述。在第一章综述的基础上,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并厘清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区分标准。按照文本主要功能、文本的重要性以及文本的内容呈现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进行了分类。在其特征认识上,认为间性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本质属性。此外,还有基于其存在形态和功用的特征表述。第四章是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在对其结构分析上,认为其存在着组织结构和认识结构。在其功能分析上,认为其具有信息负载和叙事功能、表达和促动功能、联结和构建功能、意识形态功能以及传承功能。第五章主要探讨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生成和转化。在生成前提上阐述了其生成根源、生成背景和目标预设。其生成条件则包含了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在生成过程上,明确阐述了其生成起点、生成的展开和生成的终点。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转化主要从功能转化、形式转化和内容转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一定的阐述。认为它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可离因素。针对主体而言,其具有产生理解、引导行为、引发情感、引起信仰和生成智慧等作用。同时也关注了其在网络社会活动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束语是对全文和写作的总结。包括在写作中还未完全解释的疑惑、后续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等。

吕焰^[9]（2018）在《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文中认为青年群体的成长成才一直以来是党和国家所关注的重点。而“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必须落实到怎样培养人上来。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榜样教育在引导和培育青年方面的重要作用:从延安时期的张思德,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雷锋,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张海迪,以及新世纪以来的黄大年等等,这些品格卓越、可信可学的青年榜样为同时代的青年树立了良好的标杆。但当前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过去一直“强效”的榜样教育开始出现式微的倾向:首先,进入21世纪,青年群体形成了一些新的特性特质。比如,青年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辨识度较高,但其中的个体越发倾向于同质化和匿名化,以致存在感薄弱。出现所谓“自我迷茫”“价值迷失”等现象,最终造成身份认同缺失。其次,传统榜样教育中树立的“高大全”榜样形象和以概念灌输为主的直接、显性的教育方式,当前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青年群体的需要。诸如这些现实情形都对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提出了严峻考验。而在当前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如何针对传统的青年榜样教育理论进行完善创新,尽快重塑起能够引领当代青年群体的榜样形象,努力培养青年群体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已成为当前榜样教育研究的当务之急。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对象有三:第一、榜样“式微”倾向的成因。目前正面榜样形象频遭解构是当代青年榜样教育中最突出的问题,这也是整个研究的现实切入点。第二、由于目前学界给出的对策建议中,许多都存在着头疼医头的“功能性失灵”问题,因此,本文将当前青年榜样教育常见类型中的功能局限作为第二个研究对象。第三、榜样教育结构中各要素形成功能的内在机理。榜样教育的功能由榜样教育的结构所决定,因此必须深入探析,哪些关键的结构性要素影响着榜样教育整体功能的实现。但是,解决当前青年榜样教育活动中榜样形象的“结构性失灵”问题,以及各种榜样教育路径的“功能性失灵”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策略性研究。故本研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为理论基础,批判性借鉴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针对当前青年的特性特质、榜样教育的现有途径及局限展开理论探讨,试图梳理出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结构的内在要素,进而对当前榜样重塑以及榜样教育有效性提升“是否可能”、“何以可能”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力图突破以往榜样教育研究中,只为实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功能性分析思路,揭示出榜样教育本身所处的复杂社会背景,探究当前榜样教育各项功能背后的构成性要素。而这种通过改变要素来提升榜样教育功能的结构功能分析思路,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之处。本研究认为,为了探析当前榜样频遭解构的原因,首先需要了解当前时代背景下谁能称之为榜样,榜样教育具有怎样的内涵以及当代青年存在着哪些类型和特质。因此,研究思路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对榜样、当代青年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辨析,对青年榜样教育的规范性内涵进行历史考察。这也为本研究接下来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及社会变迁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来剖析当前榜样频繁被解构的原因,做好理论准备。其次,对照分析得出的榜样“式微”倾向的客观成因,找出当前不断改进方式方法的青年榜样教育活动仍然存在哪些功能局限,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来进一步锚定本研究的理论突破口和创新方向。最后,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经典的结构性分析框架,将青年榜样教育具体分成主体、客体、本体、介体、环体五个要素,逐个分析每个要素形成榜样教育功能的内在机理,对于每一个“应然性”都以历史经验和现实案例的“实然性”为支撑。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下,重新建构起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使之组成一个相互配合、连续运转、稳定实现榜样教育功能的系统结构。因此,论文按上述研究思路总共分为七章。第一章包括文献综述,榜样、当代青年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辨析,第二章对我国当代青年榜样教育的历史沿革和现实情况进行历时性考察,并在指出现有对策局限性的基础上,锚定本研究的理论突破口。第三章详细探析当前榜样频繁被解构的原因,为后文从榜样教育结构上进行理论创新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第四、五、六章分别从主客体要素的交往关系、榜样本体要素和榜样教育介体要素分别论述教育功能实现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第七章提出以构建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理想环体为最终展望。总体上试图阐明:当前社会转型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与外部意识形态渗入,共同造成了当前榜样“式微”这一突出现实问题。而要解决当前榜样教育活动的类型和机制存在的“功能性失灵”问题,需要我们时刻以当下具体的历史的“生活世界”为背景,以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维为指导,对榜样教育结构展开具体的要素分析:当前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的“互主体”关系越发成为共识,因此,榜样教育的有效开展要求我们首先对“交流-理解-共识”的一般交往机制进行重新梳理,厘清每一环节所需的必要条件,从而阐明好该种新的榜样教育主客体关系。其次,榜样教育的有效展开还需要教育主体以及榜样主体作为榜样教育的本体要素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因此,教育者中的共产党员作为“关键少数”,有责任、有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那么,榜样重构的路径就转化为:提升教育主体中共产党员的身份认同感,使之首先成为青年身边的榜样。另外,树立榜样以及发挥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都有赖于各种榜样教育媒介,而介体要素按性质可分为显性教化和隐性教化两种活动,前者通过强致性的实践教育活动建构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后者通过诱致性的大众化文化传播活动培育和引导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因此,榜样教育的有效开展还需要做到显性榜样教育与隐性榜样教育两相结合。综上所述,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可被视为在努力建构起一个具有规范约束力的特殊场域:在这个具体的教育场域中,以当前青年榜样教育面临的具体现实问题来锚定教育对策的出发点,以具有先锋性的共产党人来承担榜样教育本体身份,发挥其榜样示范功能,由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交流-理解-共识”机制促成“何为榜样”的道德共识,进而借助显性教化与隐性教化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各种教育媒介开展榜样教育,旨在以真诚、正确、真实和可理解的方式与当代青年群体持续形成道德共识,凝聚对榜样的认同感,最终确保面向青年群体开展的榜样教育切实有效。

尹曦雯^[10]（2018）在《舍勒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在现代哲学发展中,舍勒的思想展开于现象学、伦理学、知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但舍勒作为基督教哲学家的思想形态尚未被充分揭示出来。要真正理解舍勒的哲学创造、独特地位和意义,就必须进入到舍勒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中,舍勒的基督教哲学是舍勒全部思想的深层基础和内在源泉。本文通过探讨舍勒基督教哲学思想的信仰之维、价值之维和现实之维,揭示了舍勒基督教哲学思想的整体构架和多维内涵。舍勒通过现象学态度和生命哲学确立了一种生存论信仰主义的基督教哲学立场。舍勒以这种现象学态度支撑的生存论信仰主义为根基,论证上帝存在和自行传达的重要性,批判现代人的死亡观念,主张位格永生的宗教信念,同时,提出了一种以先天价值秩序为核心的价值观思想。舍勒的基督教哲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历史指向,他深入分析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指出危机的根源在于人心失序与社会失序,舍勒主张恢复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爱的伦理,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来解决现代性危机。舍勒的基督教哲学思想在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吸收了传统宗教思想的精华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确立了新的宗教理解范式;舍勒基督教哲学在现代哲学普遍拒斥形而上学的趋势下重建了形而上学,为人们提供终极根据、终极解释与终极意义;在现实层面,舍勒对现代性危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解决方案,但其思想只注重精神价值忽视物质价值,不可避免地带有空想性,限制了其思想发展。

二、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1）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间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论文提纲范文）

（4）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7）音乐理解实践方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舍勒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存论视域中主体间性理论及其理论误区——一种对主体间类存在关系的哲学人类学反思（论文参考文献）

• [1]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间性理论研究[D]. 苏咏梅. 内蒙古大学, 2021(12)
• [2]教师教学实践理性研究[D]. 高静. 西南大学, 2020(05)
• [3]善与实践智慧 ——在利科反思诠释学的视野内[D]. 贾如.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4]现象学视野下的旅游研究[D]. 方芳. 浙江大学, 2020(01)
• [5]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 [6]当代法国哲学思想对翻译学的贡献[D]. 顾晓燕. 南京大学, 2020(12)
• [7]音乐理解实践方式研究[D]. 贾波.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8]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研究[D]. 董兴彬.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9]我国当代青年的榜样教育创新研究[D]. 吕焰.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舍勒基督教哲学思想研究[D]. 尹曦雯. 黑龙江大学,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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