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

一、印巴军事力量对比（论文文献综述）

彭昕^[1]（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廖宇翔^[2]（2021）在《变动中的南亚格局：第二次5370巴战争及其影响》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南亚格局发生急剧变动,其中以印巴分治及冲突最为凸显。可以说,印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南亚格局变动的始终。1947年,英国势力退出南亚后,印度试图继承英印殖民政府特权,实行南亚的“门罗主义”,为此对尼泊尔等南亚内陆小国在经济、外交和国家安全实行直接控制;对巴基斯坦处处打压,以期巴基斯坦无力支撑,重新回到印度的怀抱。印度与巴基斯坦作为南亚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两国之间的关系变动将直接影响到乃至直接决定南亚格局的变动。1947年,两国因教派冲突、克什米尔问题爆发了第一次印巴战争。第一次印巴战争以后,印巴力量对比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这种相对均衡指印巴在军事上的态势）,南亚格局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发展的时期。从国际大背景来看,美苏对第三世界的争夺在南亚的扩张,也是推动南亚格局变动的重要外部原因。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的爆发,正是以印巴之间的矛盾激化为根本原因,以美苏对南亚的争夺等为外部推动力量,如此内外合力之下导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是南亚格局经历了十几年相对平稳之后的又一次剧烈变动。在历时不到一个月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印巴互有胜负,战争也最终以平局收场。但是双方在战争中的战争表现却已经暗示了印巴力量对比的变化——印度的战争潜力高于巴基斯坦。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印度实力开始迅速超越巴基斯坦,印巴相对均衡被打破,并最终为印度于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奠定了基础。第二次印巴战争是变动中的南亚格局中的重要节点。第一次印巴战争,印巴皆未实现战争诉求便告停火,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后的相对平稳时期里,印巴矛盾不断升级、激化,并在外力影响之下最终于1965年爆发了印巴之间的又一次激烈碰撞。第二次印巴战争后,印巴力量对比失衡的局势越发清晰,南亚格局的再次剧烈变动——第三次印巴战争、巴基斯坦被肢解已经被埋下了伏笔。因此,以第二次印巴战争为视角,考察前后的南亚格局演变历史,不难发现,南亚格局的变动根本上是南亚力量对比变化的体现,经过第二次印巴战争,南亚地区力量的变化导致了南亚格局的分化与重组。本文除绪论与结语外,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二战后初期的世界局势及其影响”。该部分主要对二战后初期冷战的爆发及其蔓延、非殖民化运动与第三世界国家兴起与社会主义力量壮大的世界局势进行梳理,为南亚格局的初步形成与变动阐明了背景。第二部分为“第二次印巴战争前的南亚格局”。该部分主要论述第二次印巴战争前南亚格局的初步形成过程与影响其形成的南亚内部与外部各因素。同时也展现了在这一过程中南亚格局的变动态势。第三部分为“南亚格局的剧烈变动:第二次印巴战争”和“第二次印巴战争后的南亚格局”,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对造成南亚格局剧烈变动的第二次印巴战争进行了论述,包括印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内外部因素:其中既有美苏在南亚争夺的加剧,也有印巴矛盾的升级、激化;对战争的爆发与结束,也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述。最后,对第二次印巴战争后的南亚格局变动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第二次印巴战争对世界格局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讨论。第四部分为结语部分,对影响南亚格局变动的诸因素、在变动中的南亚格局中印巴如何走向第二次印巴战争以及第二次印巴战争的影响进行总结。

李涛^[3]（2021）在《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的全球化开始后,美国对东方阵营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在南亚地区寻求与印度合作未果后,转向通过与巴基斯坦结盟来进行支撑。肯尼迪政府不同于前任政府,其南亚的政策目标是整合印巴对抗东方阵营,为此调整了南亚政策。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在客观上为肯尼迪政府调整对巴政策提供了动力。肯尼迪政府在权衡后认为军事援助印度的风险可控-即可以在大幅度密切美印关系的同时,继续维持与巴的同盟关系,同时承受一定时期内美巴关系复杂化的代价。最终美国不顾巴基斯坦的反对向印提供军事援助试图拉近美印关系,并引发了美巴关系危机。由于美巴相互需求的基础仍然牢固,美国也在对印援助中保持克制,美巴关系在经历风波后大致恢复并继续保持大体稳定。本文基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力图依据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文件集和相关决策者的回忆录,来试图还原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的调整及其动因。特别是中印边境冲突爆发之后,肯尼迪在面对南亚错综复杂的地区局势,以及各方不同的反馈信息和意见时,如何在复杂形势下抓住转瞬即逝的可能促进美印关系走近的机遇。过往的研究往往较多关注美国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结果,忽视肯尼迪本人的政治理念偏好及第三世界观,地区局势变化以及肯尼迪认知、决策在其中的适应过程,从而忽略肯尼迪具体的对南亚政策进行调整的利弊权衡的复杂决策过程。探究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决策思维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背景的复杂性,以及政策实施结果的复杂性正是本文的初衷所在。

时佳希^[4]（2020）在《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文中提出巴基斯坦应该被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该国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核心命题,也是长期困扰其国民乃至每个海外观察者的价值叩问。作为在殖民帝国退却之后重新构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曾被其建立者们规划为一个世俗、民主、统一的联邦政治体,以追赶上全球范围内高歌猛进的现代化发展,早日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但在随后的国家构建进程中,巴基斯坦在宗教、军队和离心势力的影响下偏离了最初的建国蓝图,并日益陷入对国家自身定位的怀疑心态。本文选取从1947年建国到1988年齐亚军政府结束的41年间为主要考察时段,试图从巴基斯坦的早期历史中发掘出政教矛盾、军政矛盾、认同矛盾三条并行交织的发展脉络,以发掘蕴含在其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长期特征和未来趋势,并为该进程的诠释搭建起由国体、政体、认同三种维度构成的立体图景。本文的导论,主要提出该研究的学术和现实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对于巴基斯坦国家构建各领域、国家构建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阐释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第一章南亚穆斯林独立建国的时代背景本章旨在为巴基斯坦建国提供一个纵深的历史定位,以解释英属印度的穆斯林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于何种目的而寻求独立,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国家又承载了何种先天条件与历史使命。第一部分通过梳理穆斯林对南亚次大陆的征服史,着重解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尖锐矛盾的历史根源,但同时也指出某种近乎可被称为“印度-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复合体也在冲突与融合中得以塑成。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包括“后期莫卧尔”（1707-1857）和英属印度（1857-1947）两段时期的历史,剖析南亚穆斯林在此时期遭遇的殖民危机,重点探讨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主张“伊斯兰复兴主义”与“伊斯兰现代主义”。第三部分发掘伊斯兰现代主义在20世纪政治领域的成果,即南亚穆斯林政治意识的觉醒,并以穆斯林联盟成立、“两个民族”理论成型、“巴基斯坦”概念提出、《拉合尔决议》签署的时间线索,梳理出穆斯林政治理念从自治到独立的转变过程。第二章巴基斯坦国家性质的构建本章旨在探索世俗国家与宗教国家两种道路选择,围绕对巴基斯坦国家性质定义权的争夺进程,重点论述了宗教路线优势地位的逐步确立。第一部分追溯英属印度时代的印穆宗教矛盾,指出印度教意识形态的上升和英印政府的“分而治之”政策加重了穆斯林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其内部因而分别在泛伊斯兰主义与原教旨主义两条路径上开始了各自的理论重建、社会动员,并论述了“伊斯兰大会党”（JI）和“伊斯兰圣哲会”（JUI）作为该时期动员成果的建立过程。第二部分以1947年至1977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从真纳提出的世俗主义特点及其衰落原因入手,进而通过分析《目标决议》（1949）与前后三部宪法（1956、1962、1973）中关于伊斯兰国家性质的文本,阐明宗教势力在此时期的政治诉求。第三部分以1977年至1988年间的伊斯兰化进程为考察对象,指出齐亚·哈克政府主导的伊斯兰化是一场超出宪法层面的全面宗教运动,理清其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并着重探讨这十一年在教派政治和原教旨主义领域的深远影响。第三章巴基斯坦国家政体的构建本章主要探讨巴基斯坦政治体制的构建过程,特别是军队对其宪法和政体造成的长期破坏,并梳理在此期间的军政府建设。第一部分重点剖析军队如何在建国初期逐渐具备干预政治的能力和意志,以及军队在1958年军政府建立之前对政治的介入行为。第二部分以两段长期的军政府时期（1958-1971、1977-1988）和中间短暂的文官政府复辟时期（1971-1977）为脉络,探究军方发动政变的多种原因与巩固军政府的行为模式,并且将关键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行为选择也纳入考察范畴。第三部分通过梳理宪法文本的更替,试图揭示紧张的军政关系为政体构建带来哪些影响,特别是军方与政党之间在宪法层面拉锯的重点,以及宪法被频繁地修订、中止、废除和重颁为宪政建设留下的长期影响。第四章巴基斯坦国家认同的构建本章旨在揭示一个关键命题:巴基斯坦国家虽已建立,国家认同的构建却任重道远。阻挡在国家认同工程面前的,是包括民族（文化民族）、教派、部落、城乡等在内的非国家认同。第一部分论述1971年以前巴基斯坦东西两翼之间的矛盾,指出这种矛盾既是先天存在于其地理、文化层面的隔绝,也是西巴基斯坦的政治精英不愿意将权力放与东巴分享,导致双方在1971年的内战和分裂。第二部分则着眼于西巴内部各民族的主张,分别讨论了信德、普什图、俾路支民族认同的历史源头,以及它们在现代巴基斯坦的政治诉求。基于西巴各民族的诉求演变,该部分还试图表明1971年东巴脱离在西巴引起了广泛的“链式反应”,并将70年代穆哈吉尔民族主义的出现作为第四个考察对象。第三部分立足于土邦、部落、城乡等多种认同,并指出它们分别与文化民族认同存在的具体关联,从而进一步证明巴基斯坦非国家认同的复杂特性,以及国家认同构建的艰巨性。本文的结论部分,分四个步骤对主题“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了总结归纳和进一步的提炼升华。第一,总结巴基斯坦国家的历史定位,指出其对南亚穆斯林群体的意义所在,以及该意义在现实政治层面带来的影响。第二,归纳国体、政体、认同这三种国家构建的维度,并论述三种维度在巴基斯坦分别表现为三组结构性矛盾（世俗主义与伊斯兰化、军人干政与民主诉求、国家认同与非国家认同）。第三,试图发现三种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并将这些交互作用归纳为“逻辑关联型”和“现实策略型”两个模式,从而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巴基斯坦国家构建立体图景。第四,基于巴基斯坦与印度共同的历史背景,通过比较同时期两国的构建成果,来对巴基斯坦的国家构建做出评价。

随裕臣^[5]（2020）在《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印巴对抗升级的背景下,南亚地区以克什米尔问题为焦点的地区安全问题频发,克什米尔问题一直是制约南亚地区和平和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导致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紧张。印巴克什米尔之争则是南亚安全问题的导火索,而宗教矛盾与民族隔阂是南亚地区不安全的“原罪”,为此,巴基斯坦等国通常需要借助外在力量而获得对印度的平衡,进而维护自身安全。依据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理论框架,本文对二战以来的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内核结构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层次做了分层次探讨,得出南亚安全复合体现有的国家安全保障模式,最后提出促进南亚地区安全化进程的对策思考。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南亚安全动力都主要在地区层次上,焦点聚集于印巴关系进程。七十多年来,域外大国和印巴都深陷于“南亚地区安全困境”之中,主要表现为印巴两国长期敌对。冷战期间,“南亚安全困境”集中表现为印巴敌对和国际大国两种因素相结合,呈现出复杂的二元化结构特征:在地区层次上,是力量失衡的印巴两国长期而难以消除的矛盾和对峙;在全球层次上,是西方集团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冷战。国际大国间的冷战和冲突,把南亚地区拖入冷战的战场,也为互为仇敌的印巴两国、特别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巴基斯坦在中美印苏大国之间折冲樽俎创造了有利条件。冷战结束后,依据巴黎·布赞的安全复合体理论,南亚地区两极结构变成了单极结构,印度成为南亚地区“一超独大”的单极。虽然南亚安全复合体内核结构的极性改变了,但是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原始均势的“冲突形态”依旧存在。为促成南亚安全形势的稳定,亟需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安全化进程。在领土主权安全方面,印巴和平对话与中巴边界谈判等进程已经起航,虽然断断续续,但是动力强大。在地区秩序方面,南亚各国应抛弃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在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国际社会为南亚地区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在地区安全机制方面,南亚地区应积极构建南亚安全共同体。

练书敏^[6]（2020）在《1977-1985年美国南亚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这篇文章试图对苏阿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对南亚主要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态度和援助措施进行阐述,进而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南亚政策的发展脉络和转变原因。文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写卡特政府上台之前,美国在南亚的印巴平衡政策的起源及发展过程,美国的南亚政策经过了“英联邦战略”期、积极参与期和均势政策破产等几个阶段。总的来说,美国南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全球遏制战略服务的,这一目标为整个冷战时期的美国政策定好了指向。第二部分是本文所写的这一时期美国南亚政策的前后两个阶段:苏阿战争爆发之前的美国南亚政策和战争爆发后的美国政策,分为卡特政府后期和里根政府初期。1977年卡特上台,卡特政府高举人权大旗,通过对南亚各国采取政治、经济援助,实现南亚国家民主化的进程;积极鼓励南亚各国加强协作,实现地区稳定以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与苏联进行谈判,企图阻止苏联力量在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存在,加强对印巴国家核武器研制的限制,推动南亚地区的核不扩散。然而,1979年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使南亚局势发生逆转,随着“卡特主义”出台,苏美冷战下的全球缓和期结束,高强度的紧张对抗再次来袭。80年代的里根政府延续了卡特政府时期南亚政策的基本路线,同时逐渐摒弃了卡特政府的软弱主张,以积极的军事战略抵御苏联的扩张。里根政府重新开始了对苏联的强硬遏制政策,通过对巴基斯坦的大力援助与苏联展开决定性的较量,美国的南亚政策体现在对这一地区苏联扩张势力的对抗。1985年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苏联谋求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对南亚国家的战略地位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时代发展的要求下美国再一次选择了印巴新平衡政策。第三部分主要对美国南亚政策转变的原因进行分析,具体从苏美对抗的国际局势、美国内部力量的制约和南亚次大陆形势变化等层面展开。通过对70年代世界局势缓和下美国对南亚政策的“绝缘战略”到80年代的“军事战略”的转变,这篇文章清晰地展现了在冷战思维的指导下,美国南亚政策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本质。

许以民^[7]（2019）在《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文中研究指明

彭东辉^[8]（2019）在《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关注“不可思议的印度”,关注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在坚持“有声有色大国”的诉求下,国家安全战略完成了由传统安全战略向综合安全战略的转变。一是由以往的国防建设为中心,向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为中心转变。二是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谋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成为“有声有色大国”。三是视核武器为大国“标配”,奉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核威慑”战略。四是重视印度洋安全,实施“确保海洋安全”的海洋战略。五是缓和与邻国关系,整合南亚力量。印度国家安全战略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确立、国家安全威胁的判断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而布局的。从英属印度时期的“三个缓冲区”战略,到印度独立后的“两个同心圆”战略及冷战结束后的综合国家安全战略,在“有声有色大国”目标的指引下,不同时期国家安全威胁和安全战略的实现手段不尽一致,但总体呈现出清晰的逻辑框架。印度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和民族主义色彩。利用印度半岛“北背雪山、三垂大海”的地缘优势,印度在“众星拱月”的南亚格局中“一超”地位突出。作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印度,信仰非暴力的宗教和频发的教派主义冲突是印度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印度社会的世俗主义转型还远未结束。印度国家安全的维护和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印巴冲突及中印关系几大战略问题密切相关。印度要在放权和自治间做出选择,以应对东北部的分离主义运动,完成国家整合。克什米尔问题是南亚的顽疾,70余年以来,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发生了“三场半”战争。战争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倒加剧了印巴对抗。印巴虽有缓和迹象,但不具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条件。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邻国之一,中印边境线2000余公里,有争议的领土面积约12.5万平方公里,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对推进中印关系具有深远影响。此外,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对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亦不可等闲视之。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影响是多层次的。对全球格局来说,印度认同多极格局,通过“入常”和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加速了多极化趋势,推动了全球治理力量对比的变化。对地区一体化进程来说,印巴安全困境造成南亚一体化进程缓慢。印度在大力推进南亚次区域合作的同时,同东盟开展全方位合作。对中印关系来说,中印在南中国海、印度洋等主要海洋通道亟须通过战略对话,培育战略互信。对跨境水资源分配,沿江水文观测、水利建设等敏感问题要及时沟通,消除分歧。这些问题不仅是印度,也是中国需要认真思考和不得不应对的挑战。

李亮^[9]（2018）在《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文中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也是中国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与参与欧亚地区合作的主要制度工具。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未来很长时间内,上合都将处在扩员后的适应期与调整期之中。它必须充分消化扩员的收益,控制相关风险,使扩员成为组织进入发展快车道的跳板而非走向松散的岔道。在中国,建议暂缓扩员的观点曾一度成为学界主流。这说明上合扩员对中国的复杂影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对我国外交理论和总体布局进行全面创新和升级。扩员后,中国既要保证上合在落实中亚政策、维护西部安全和推动欧亚地区多边合作等方面的原有功能,又要使它承担起在“一带一路”建设、亚洲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广中的新使命。这些均对上合组织扩员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本文从曲折过程、复杂影响和应对策略三方面,对上合组织扩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扩员是国际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也是上合观察员国提出的迫切要求,还能为上合深化现有合作提供全新动力。但与这三种动力相对应,上合组织在制度建设、行动效率与成员国分歧等方面缺陷,使扩员又隐含诸多风险。加上中国与俄罗斯在扩员问题上的分歧难以调和,上合的扩员经历了一个漫长且曲折的过程。印度与巴基斯坦在上合内的多重利益诉求,也加大了扩员决策的难度。印度希望在上合内实现的三大现实利益包括:深度参与阿富汗重建,提高本土反恐能力,以及加大与中亚各国的“连通性”。此外,它还有三大战略目标,包括应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对冲大国博弈的风险以及防止巴基斯坦在欧亚地区的壮大。与印度类似,巴基斯坦在上合的诉求也是争取经济发展机会、获得反恐支持、寻求对印度的“战略纵深”以及减轻对美国的依赖。在动力与障碍相互作用下完成的扩员,将对上合的发展产生复杂且深远的影响。从收益来讲,上合组织在扩员后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将全面提高,经济合作空间将更为广阔,安全合作范围也会显着扩大,一直备受瞩目的上合能源俱乐部也有望尽快成立。印度的加入会增强上合组织的政治合法性,印巴冲突在上合框架下也可能得到一定控制。对中国来说,上合扩员有利于维护中国西部安全,能证明中国推动地区合作的能力,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亚与南亚的推进也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俄罗斯来说,印度加入上合将有助于俄罗斯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上合因扩员而走向“务虚”的可能性也更符合俄罗斯的预期。中亚各成员国在上合扩员后有望获得期盼已久的出海口,同时在中俄之外拥有更多大国平衡的选项。但上合扩员的风险也同样突出。组织在扩员后将背负更沉重的财政负担,决策效率与行动能力也会进一步降低,成员国间本就薄弱的身份认同感将更加模糊,而印巴冲突一旦激化,上合组织的内部团结与一致性将受到重大损害。中国是对上合扩员风险最敏感的国家。它在上合的影响力可能因成员国的增加而遭到稀释,在上合内的关切议程也可能因印度的掣肘更难推进。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加入上合能源合作框架,可能使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领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俄罗斯是扩员的积极推动者,扩员对俄的利益冲击有限,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印巴加入能源俱乐部会削弱俄罗斯对中亚能源的控制。上合扩员后,中亚各成员国的核心地位可能受到冲突,上合的经济类公共产品也将因印巴的加入而被摊薄。作为扩员的另一个后果,中、俄、印将首次获得在同一个地区组织展开互动的机会。从理论上说,三国可能在上合内形成四种互动模式,即“战略三角”、“两驾马车”、俄印与中巴对立以及俄罗斯主导。而结合成员国的政策偏好与现实,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三国形成一种倒置的战略三角关系,即中俄继续对上合发挥“两驾马车”作用,印度影响力相对较弱,但在重大决策与行动中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与博弈能力,且影响力呈逐渐上升态势。面对新机遇、新挑战与新形势,上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对内而言,上合应该完善与改革组织内部制度,加快落实与深化当前的经贸合作,并推动上合开发银行、能源俱乐部等重要机构的建设。此外还要整合印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资源和优势,建立一个覆盖中亚与南亚、以打击“三股势力”和参与阿富汗重建为核心功能的安全与反恐合作网络体系。最后从预防、解调等多个环节做好应对印巴矛盾的准备,考虑创建一个成员国矛盾调解机制,以应对印巴矛盾对组织的潜在冲击。在对外关系上,上合组织将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与更强的动力与各大地区与国际组织进行合作,拓宽在亚洲及全球的战略空间,寻找新的合作增长点。中国是受上合扩员影响最大的国家。一方面,上合的扩员难免会对中国在上合的现实利益产生一定冲击。另一方面,上合扩员又是中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全面升级的结果,扩员后的上合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重大外交战略的实施与战略思想的弘扬。因此从对策角度,中国应在上合内积极发挥作用,将扩员的风险降到最低。包括推动上合对决策机制进行一定调整,提高在上合内设置议程的技巧和主动性,在上合建立成员国冲突调解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主导性,并加快上合与“一带一路”等其他地区合作机制对接。在执行对策的同时,还应把上合置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宏大格局中、对它的全新价值加以考察。首先,上合将成为“一带一路”在中亚与南亚推进的载体、平台与安全保障,上合的成功扩员也将为“一带一路”积累经验与威望。其次,扩员还从印证了中国“新安全观”受到广泛认同的事实。维持印巴在上合内的和平相处、扩大欧亚地区反恐安全网络,正是新安全观在欧亚地区的全新实践与成果。此外,在八个成员国之间构建的身份认同感与区域命运共同体意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局部试点,能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基于扩员后上合在中国外交中的诸多新功能和新价值,传统研究与决策路径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学界应尝试超越国别与短期利益,将上合放入国际制度发展、跨地区联动与整合、中俄印三角互动的宏大背景下,以新的研究路径与视域来响应新形势下的需求,促进中国上合决策与研究的全面升级。当前国际社会当前正面临着冷战思维回潮、保守主义盛行、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交织等诸多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全面创新中国对外关系理论,深化整体外交格局,深度参与地区治理,并推动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上合组织在这一历史时机下实现了它的首次扩员。希望本研究能为上合渡过扩员后的适应期提供理论与政策支持,有助于中国应对扩员风险、提升上合研究与决策格局,最终为“一带一路”的加速推进服务,其终极目标则指向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陈邦瑜^[10]（2018）在《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文中指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构成了一幅追求权力政治的图谱。出于自身安全和发展的考虑,有些国家的权力政治角逐带有明显的防御性思维,而有些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国家宏大战略,彰显着明显利益最大化的进攻性思维,也有些国家根据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自身进攻性权力政治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形成了有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权力政治思维。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权力（即实力）才能更好地维护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或者获得更大的权力和利益。由国家实力（主要指经济实力）界定的国家权力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权力政治目标的基础,国际环境也是该国制定对外权力政治目标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国家权力政治目标是其开展多样化对外行为的动力源,而对外行为是实现国家权力政治目标的手段。在国家的对外安全行为中,军事冲突和武装威慑是其展现对外权力政治目标意志力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手段。对于印度而言,独立后,印度历届政府都承袭了“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大国梦成为了历届政府的无形指挥棒。在不同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起伏和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经济实力强弱的不同,印度领导人根据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制定了不同权力政治目标,也采取了目标相适应的对外安全行为。尼赫鲁时期（1947-1966）,冷战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为印度确立强国目标提供了相对宽松的国际环境。国内政治较为稳定的印度凭借相对强盛的国家经济实力基础确立了“第三权力大国”目标。为此,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不结盟安全外交,积极实施对朝鲜战争的调停外交,同时也因为领土争端与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发生军事冲突。这一时期,印度的对外安全行为以权力政治目标为导向,对外安全外交合作为主,军事斗争为辅。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期（1966-1990）时期,美苏两国的争霸态势复杂多变,出现了较长时间的苏攻美守局面。国际上,多个地区性权力力量的增强挤压了印度的国际力争拓展空间。同期,印度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相比尼赫鲁时期更为尖锐和突出。在维持总体发展的趋势下,印度经济发展经历了低速增长期。在这种情况整体局面下,印度确立了做实南亚地区霸权的权力政治目标。为此,印度肢解了巴基斯坦,吞并了锡金,出兵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建立和巩固了在南亚地区的霸主地位;在全球层面上打着不结盟运动的旗号,实施与苏联准结盟政策:在政策上积极支持裁军禁核、反帝反殖和反种族歧视,而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断加强军事建设,很少采取积极有效的对外行为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和反种族歧视斗争。这一时期,印度的对外安全行为以强化军事实力、实施军事打击为主要的实际选择,对外安全外交与合作的选择和作用明显存在虚化现象。冷战后（1991-2014）,全球多极化为多国争当世界性强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印度国内局势继续保持稳定,经济发展也顺利进入了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印度确立了世界性大国的权力政治目标。为此,印度在全球层面突出了与美俄等大国的军事外交与合作,积极寻求对印度海军论坛、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和南亚地区合作联盟等地区性国际机制的主导权,在低烈度武装斗争基础上寻求印巴和解与和平,并且实现了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夙愿。印度这一时期的对外安全行为总体上以推进和平与合作为主,军事斗争行为的选择也明显减少。莫迪上台后,印度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世界第七位,在其第一个五年执政期内（2014-2019）,将跃居第六。由于周边国家独立自主意识倾向的不断增强,印度洋战略地位凸显催生也加速了“印—太”战略概念的流行,印度将面临着以“印—太”地区为主战场的全球博弈新环境。基于印度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莫迪政府提出了“印度的21世纪”强国目标。莫迪的强国目标可分为南亚地区霸权、扩大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势力范围以及扩大全球影响力三个层面。对外安全行为选择上,莫迪政府为了重塑南亚霸权,怀柔政策与军事手段同时使用;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强调以军事实力为基础而开展对外安全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突出更广阔范围的安全外交与合作。这一时期,印度相比冷战后时期（1991-2014）在地区霸权权力的护持上更突出了军事手段,在“印—太”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对外安全外交和合作上更加突出军事合作和军事实力的构建。总体而言,印度历届政府在对外战略中体现了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思维,印度的进攻性权力政治思维受到了经济实力的强弱和国际环境为实现其权力政治目标的便利性的限制。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印度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弱是不同时期权力政治目标形成的基础,两者间形成了一种正相关关系:从阶段对比而言,当相对经济实力越强时,其制定的对外权力政治目标越大。在对外安全行为的选择上,当印度权力政治目标越大时,其依靠军事武装手段来实现该目标的选择越少,权力政治目标的大小与军事武装手段的选择成反相关关系;相反,当权力政治目标越大时,印度对外安全外交与合作成选择越多,两者间又成正相关关系。

二、印巴军事力量对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印巴军事力量对比（论文提纲范文）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2）变动中的南亚格局：第二次5370巴战争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3）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论文提纲范文）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论文提纲范文）

（5）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77-1985年美国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10）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印巴军事力量对比（论文参考文献）

• [1]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2]变动中的南亚格局：第二次5370巴战争及其影响[D]. 廖宇翔.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1)
• [3]肯尼迪政府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1961-1963）[D]. 李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1(12)
• [4]国体·政体·认同 ——巴基斯坦国家构建进程研究（1947-1988）[D]. 时佳希. 吉林大学, 2020(01)
• [5]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视角下的南亚安全研究[D]. 随裕臣.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6]1977-1985年美国南亚政策研究[D]. 练书敏. 郑州大学, 2020(02)
• [7]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政策研究（1947-1980）[D]. 许以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8]冷战结束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彭东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D]. 李亮. 兰州大学, 2018(11)
• [10]有限进攻性权力政治与印度对外安全行为关联性研究[D]. 陈邦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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