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税收职能，为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新贡献

一、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为改革 发展 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论文文献综述）

喻修远^[1]（2020）在《经开区绩效管理评价及其创新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政府绩效管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作为我国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关键纽带,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经开区的绩效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经开区实施绩效管理是引领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环节,是推进经开区发展的重要抓手。梳理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开发区概念的区分、影响开发区发展的因素以及开发区发展考核指标建设等方面来展开的,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绩效评估基础理论与实践的总结、对绩效管理制度发展的法制化趋势、政府绩效管理评价机制、绩效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进行的。可以看出,特定针对经开区绩效管理与创新发展的研究较为欠缺。本文从绩效管理的内涵与构成要素出发,分析了同绩效管理相关的激励理论、绩效管理理论、成本收益理论,以及同经开区发展相关的增长极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并建构了研究经开区绩效管理评价与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从历史回溯,我国经开区先后经历了从西方化到本土化,从借鉴摸索到转型创新的发展历程,具体表现为1984-1993年管理模糊,摸索发展阶段,1994-1999年规范管理,良性发展阶段,2000-2012年政策支持,高速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内外作用,转型发展阶段,这些历史印痕深刻影响着经开区的创新发展。从政策层面来看,三十年间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发改委以及各省市等单位多次发文支持经开区发展,为其创新发展提供了思路支撑。基于湖南省数据,文章构建了产业基础、科技创新、区域带动三个一级评价指标,地区GDP、实际开发面积、工业用地面积、拥有本科学历及以上人数、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地区GDP占所在地级市GDP比重、上交税金总额七个二级评价指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出湖南省八家国家级经开区2018年绩效排名由高到低分别为长沙经开区、浏阳经开区、湘潭经开区、望城经开区、岳阳经开区、宁乡经开区、常德经开区、娄底经开区。同时,分别运用量表法、问卷调查法对湖南省H市经开区管委会领导、工作人员以及区内居民,自2015年H市经开区推行绩效管理以来,切实提升了公众满意度、管理能力和效率,促进了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了经开区经济快速全面发展。但在绩效管理理念认知上、绩效考核评估形式上、绩效考核评估主体上、绩效考核结果运用上还存在不足,并同时面临着绩效管理理念认知欠缺、绩效考核主体参与度不够、绩效考核评估模式不完善、绩效考核结果应用效果差、绩效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等现实难题。这主要是因为经开区职工对绩效管理不够重视、区内缺乏专业的绩效考核工作人员,缺乏绩效政策经验以及人员问题引发的绩效指标设计科学性不足。立足H市的实地调查,经开区绩效管理的创新发展路径关键在于提升绩效文化“软环境”,强化绩效管理的理论意识;构建省级层面宏观评价体系,树立标杆意识与竞争意识;优化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完善绩效考评过程管理;建立多元化考评主体机制,科学全面开展考评工作;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畅通绩效评估申诉机制;实行跟踪反馈,明确不同主体的考评责任;加强绩效人员的素质培训,提升绩效管理过程的严谨性;扩大绩效考核结果运用范围,倒逼绩效管理良性循环八个方面。在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借鉴上,文章选取了发展较好的七个开发区,并总结其发展的模式、主要特点、成效以及对我国经开区的经验启示。德国工业区的适时转型揭示了政府的重要作用,并应制定前瞻性的总体规划,实施可持续发展。加拿大工业区打造资源洼地,启示我国经开区应依托政策资源优势,打造人才、信息、工业洼地。新加坡工业区合理宏观布局,对优化我国经开区的产业布局和竞争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波兰经济开发区大力推动就业的举措指明了当局政府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印度尼西亚经济开发区发展工业、吸引投资,启示我国经开区将投资和工业作为发展的两架马车。美国硅谷通过扶持大批中介咨询服务机构,重视知识产权,推动产权转让,政府侧重规划,健全教育培训,启示我国经开区要适当扶持、引进中介咨询服务机构,促进经开区内企业发展效率,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及其流动性,注重高新人才培养。台湾新竹科技产业园引进中介机构负责连接企业与政府,并针对高新企业和人才实施税收优惠,启示在我国经开区内可适当引进中介机构,继续扩大针对高新企业和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总体而言,本文对经开区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政策渊源做了清晰梳理,提出了一套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的经开区绩效评价科学方法。同时,立足对H市经开区的个案分析,总结了当前我国经开区绩效管理实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深层原因,并针对性提出了创新发展路径。在总结国内外先进开发区发展的经验上,提炼出了对我国经开区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模式经验,从而为经开区的建设发展,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了发展动力。

张璐^[2]（2019）在《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与“开放”多数情况下是放在一起使用的,开放也是一种改革,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与旗帜,它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动力与活力。只有通过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历经四十载的惊涛拍岸,使中国从“经济欠发达国家”成为“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新时代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新形势新任务与新挑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曲折的分析,开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探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通过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推进。40年的沧桑巨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波澜壮阔,取得诸多成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解决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国情出发,作出一系列精辟论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继续推进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邓小平、习近平的改革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二者的改革思想虽打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但改革依然面临着相同的基本国情与时代主题,所以无论改革走到哪一步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间的血肉联系。从改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背后,发现我国体制机制的弊端,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体现了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性。改革40年以来,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站在新时代的路口上,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的背景下,习近平在继承邓小平改革思想的基础上,从“全面”与“深化”两个角度,提出一系列关于改革在目标、领域、模式、侧重点、思维方法、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新论述。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理论层面上充实、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从实践层面上能够更好指导全面深化改革并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带领全党及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实现两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许可^[3]（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纵观世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改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关乎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决策。与之相应,关于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以及内蕴的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就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党和人民宝贵的集体智慧结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既是对改革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也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补充与完善,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与实践应变能力。深入学习和研究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对于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充分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与艰巨性,深化对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认识,引领改革的纵深推进意义重大。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文献法、分析归纳法、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挖掘和研究相关文本资料,按照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理路展开研究。同时,本文没有单纯停留在对文本的解读和对理论内容的考察上,而是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向前追溯了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向后则对其进行总体评价与价值定位。基于此,在研究内容的安排上,按照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从时代背景、主要内容、鲜明特征、重要价值等四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力求展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整体面貌,把握其精神实质。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多极化的不断演进使人类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东升西降”的力量对比极大的改变了国际格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凸显。“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的长期存在使得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加强党自身建设的必然选择。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当代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大、风险不断加剧,而这也标志着改革已经步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正是在世情发生新变化、国情处于新方位、党情出现新特点、改革步入新阶段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改革理论。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目的论、必然论、系统论、合力论、方法论等五个部分。其中,目的论通过对全面深化改革内涵、方向、目标的剖析与阐释,回答了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必然论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当代中国改革的特殊境遇以及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说明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系统论主要阐释各领域改革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自上而下的改革链条,解决了全面深化改革究竟要改什么的问题。合力论通过对改革动力机制的分析,进一步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坚持党对全面深化改革集中统一领导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解答了谁来领导改革、依靠谁来改革的问题。方法论在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性总结与理论升华的基础上,从认识改革、指导改革、推进改革、评价改革四个方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总结,回应了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的问题。通过对主要内容的梳理与总结,从中提炼出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鲜明特征,即:坚定的人民立场、鲜明的问题导向、严密的逻辑结构、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胆略、强烈的责任担当、务实的理论作风、高超的政治智慧等。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最新成果,其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理论价值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有力的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发展,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新境界;就实践意义而言,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不仅指引了改革的纵深推进,而且也促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面向未来,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面深化改革仍在路上,而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研究还有待于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进一步深化。创新之处:一是通过对改革内涵的界定以及相关词语的辨析,在详细梳理全面深化改革概念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内涵进行了概括。二是在系统分析和整理相关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力求展现其更为完整、精炼的整体形态。三是立足宏观的理论视野对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的重要价值进行了探究,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补充了新内容。

邵西梅^[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一个有秩序同时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社会建设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来看,实现社会有序活力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追求,是我们进行改革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原则。树立社会有序活力发展的思想观点,可以使我们以更加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改革发展中的问题,避免改革发展中的盲目性,更加自觉地投入到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实践中。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社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自然生态环境、意识形态等,都是相互联系的,不是孤立存在的单个方面。社会任何一个方面的良性运行发展,都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协调。否则,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就会成为“空想”,导致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非良性发展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诞生的新中国,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非常落后,如何在中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项没有答案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时国情出发,不断探索积累,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奠定了历史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础;为平衡经济社会等方面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维护稳定激发活力,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重要思想,这也是对有序活力社会建设规律的揭示和有益探索;提出营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等思想观点及实践经验,初步奠定了我们党进行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认识基础,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建设的实践检验,这些思想观点仍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启迪。然而,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存环境,新政权面临着被颠覆、被扼杀的危险。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新生的政权,恢复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这成为当时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通过一系列经济的、政治的、思想文化、军事国防等方式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社会正常发展秩序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当时理论认识的局限性以及实践经验的缺乏,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单纯的计划经济手段。自1953年开始,党和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通过改造建立了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并在经济运行方式上采用排斥市场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完全剥夺了个人的财产所有权,限制了企业在生产等各环节的自主权,个人和企业几乎完全附属于政府。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证社会发展的稳定秩序,但是长远来看不利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缺陷,在于不能更好地调动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及劳动者个体的积极性,活力不足,从而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长期以往,会危及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地位。除此之外,在如何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问题上,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错误判断了国内外的形势,通过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最终在极“左”思想的推动下在国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致使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秩序遭到破坏,民主法制遭到践踏,有序、活力无从谈起,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陷入了危机中。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有序活力社会的建设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实行拨乱反正,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在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策。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由过去注重依靠行政的、政治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转变成注重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稳定社会发展秩序。邓小平曾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找到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新思路。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为推进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努力推进民主的法制化、制度化进程;从改善和提高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入手,致力于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战斗力水平等。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要求及国内外发展机遇,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注重发挥市场在社会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江泽民曾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效率和活力,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重要经验。在推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注重协调发展、改革、稳定的关系等,从多个方面提高党领导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能力,增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凝聚力,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有效防范并且化解了一系列风险考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巩固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础。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变化和历史发展的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提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提出要处理好社会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提出抓好社会建设的四个着力点,同时要求全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提高执政能力,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出发丰富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内容,进一步推动了有序活力社会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积极应对社会建设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明确提出社会建设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点,以最大的限度去增加社会发展的和谐要素,提高社会发展的活力,维护国家的安全,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的基本内核,也是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内核。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发展思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高举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旗,坚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此激发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活力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之重器是法律,法律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和保障。依法治国是增强社会活力,促进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需要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关键的要素在于党。建设有序活力社会的关键也在于党,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军令状。要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保持党的政治定力,同时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要坚持总体的国家安全观,严格防范因为风险积聚产生的风险综合体,尤其是要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颠覆性的失误和系统性的危机,维护国家社会的总体安全;要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国外因素进行科学判定,并采取有力措施形成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安全稳定环境,把握变革中的规律,在国际乱象及纷争中保持自我定力,保证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安定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思想和实践,全方位开拓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新格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经历的是一条不断积极探索、不断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不断解决社会问题推动社会有序活力发展的道路,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局部到全局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发展轨迹,同时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有序活力社会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坚决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将为有序活力社会建设注入了发展的活力。进一步总结研究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总结汲取过去在社会建设中出现失误的教训,更加深入了解认识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规律,尽可能规避今后建设发展有序活力社会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积极探索有序活力社会建设,取得了显着的成就,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我们现在处于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在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社会治理较为落后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安全受到挑战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把握发展机遇、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新时代积极应对新时代有序活力社会建设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促进有序活力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郑伟华^[5]（2019）在《立法与改革互动探析 ——以厦门地方法规为研究对象》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改革往往始自地方,而经济特区是其重要窗口和实验平台。事实证明,地方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创新源泉,也是推动全国性改革的重要引擎。从经济特区立法和改革之间的互动观察中国的法治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视角。全文除引论和结论外,主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厦门经济特区地方立法与改革的历史演进情况。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自身变迁即是一场改革,可大致分为奠基、授权立法和双重立法权三个阶段。特区立法质量的提升离不开立、改、废并举,归纳厦门地方法规的年度发展情况可进一步探究该年份或时间段立法和当时国家政策、地方改革环境之间的协调衔接。对厦门现行有效的地方法规做统计图进行分析,可以看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和设区的市法规在数量占比、修改时间和次数、立法重心变化、调整对象和内容构成情况等方面各有不同,体现出改革和立法的互动关系。党的十八大后,地方法规每年的立法内容和件数显示,厦门经济特区立法已经转向引领推动型,注重立法先行。第二章阐述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立法促进改革发展背后的理论支撑。先行先试立法是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探路开路的具体表现,与中国改革实践推进密切相连。首先,对经济特区立法概念、立法权性质定位进行概括。其次,对学界出现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存废之争,结合授权立法作用分析,认为其仍然大有可为。再次,围绕实践动因和法理依据两个层次着重分析先行先试立法的形成机制。最后,为有效发挥先行先试立法探索试验、引领创新和补充完善的功能,必须坚持如下立法原则: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突出地方立法特色;注重提炼经验和适度灵活前瞻;符合实际需要和具备实现可能。第三章对厦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立法引领推动改革进行实证分析。着重研究具有全国首创意义的法规在实施过程中的社会改革实效问题。厦门经济特区前后先行先试开展创制性立法共48部,立“经济法”引领重大改革,立“社会法”推动文明进步,立“生态法”坚持绿色发展,立“民生法”保障民生改善。其中,多部系全国首创地方特色立法,如首部自贸试验片区立法,首部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立法,首部促进社会文明立法,首部督促老字号保护发展立法等。第四章阐述经济特区立法促进改革发展的特色与问题。厦门经济特区立法的特色体现在:突出涉外涉台立法,着重制定市场经济法规,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和民生法治化。同时,厦门地方法规存在如下问题:“一市两法”影响仍未消除,授权立法存在滥用风险,立法重要领域引领作用发挥仍显不足,立法失位、错位等立法不适应改革实践需要。以上问题可以归结为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机制有待完善,立法质量有待继续提高。第五章探讨如何完善经济特区立法与改革决策衔接机制。立法与改革的衔接取决于具体举措,应当做到:保障民主立法,拓宽公民参与途径;坚持科学立法,优化立法内容质量;严格依法立法,完善立法权限划分;完善地方立法项目征集和立法规划编制,加强重点领域地方立法。本文研究得出结论:厦门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表明,特区授权立法权作为试验性立法、创新型立法,不应当收回,取消或者废止;立法变通是经济特区立法权的根本特征,先行先试天然契合于渐进式改革;立法与改革的关系背后,体现着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立法体制体系本身也处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实际发展需要而不断改革的过程;经济特区肩负的神圣使命在于运用特区立法权进行立法试验,推动制度创新,打造立法与改革相衔接的“示范模板”;立法是法治的起点,以立法推动改革,实现重大决策法治化日趋重要;基于法治原则和立法引领改革要求,良法善治所追求的不再是立法的数量而是质量。总之,只有完善立法与改革衔接机制,才能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

董大伟^[6]（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所称的非公有制经济,界定为我国的个体私营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发展已经走过了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成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仍有发展的必要。抚今追昔,以史为鉴,系统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对于今后完善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抛开同类题目开篇即纵论原典理论的范式,秉持以史带论的写作风格,分阶段进行实证论述,最后加以总结,理论从历史而出。虽然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所处背景复杂多因,但本文为抓主线叙事,不再赘述前人之思,主要从经济背景入手,探看中共每一阶段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动因,展示各项经济政策的演进与成效,并在分析各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分析相应的统战政策,从而使文章更加饱满,也为最后的逻辑总结铺设了较为全面的历史基础。本文可分三大部分、九个篇章:第一部分为绪论,独立成篇。主要论述文章的选题初衷与基本价值,界定与说明正文所涉及的重要复杂概念,回顾前人成果,确立本文创新的着力点。第二部分为正文,从第一章到第七章,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第一章题目为“在探索中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8）”。在具体叙述中分成两阶段,一是“改革开放之初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78-1984）”,二是“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1984-1988）”。第二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波动与调整（1988-1992）”。主要论述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波动以及党初步调整相关政策的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时期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与待解问题。第三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发展（1992-1997）”。主要论述南方谈话与十四大的非公有制经济有关理论及十四大后的政策发展,分析在政策作用下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基本特征,然后论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政策。第四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实现历史性突破（1997-2002）”。主要论述十五大至十六大期间中共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后续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体政策的历程,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阶段的特征,以及该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政策。第五章题目为“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巩固与深化（2002-2007）”。主要论述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中共巩固与深化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政策的宏观历史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党的政策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特征,最后阐述党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第六章题目为“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稳步推进（2007-2012）”。主要论述十七大到十八大之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及具体政策的新发展,得益于党的政策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大环境下不仅逆势增长,而且为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亮眼表现作出突出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此期间有了新特征,党对他们的统战政策也有条不紊地推进。第七章题目为“十八大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新进展（2012-2016）”。主要论述十八大及之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理论和具体政策,在党的政策推动下非公有制经济取得的新进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出现的新变化,以及这一阶段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统战工作发展。在第二部分,由于历史原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结构与后面几章并不相同,正因如此,更可直观感受到1992年在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政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第三部分就是结语章“基于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历程的一些思考”,为史后之论。本章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前面几章内容自然而出,既是总结,也是提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动力系统;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终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特殊组成部分;三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建议。

徐纯^[7]（2017）在《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文中指出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2015年12月8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指出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完善审计制度,健全有利于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审计管理体制。2016年5月17日,审计署在《“十三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完善审计制度,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方式,提升审计能力,提高审计效率,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更好地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要文献中,多次强调要完善国家审计制度,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多年审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继续发挥更大作用的深切期待和更高的要求。我国国家审计机关自1983年成立以来,在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财政经济秩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进改革发展、强化权力监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为我国国家审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也对国家审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际,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国家审计制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成为了当今的重要课题。古人有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总是可以给人以启迪和明鉴。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部审计史也是一部国家的兴衰史,是一部国家治理发展史,是一部不同利益博弈、不同思想交锋、不同文化碰撞、不同制度更替的历史（刘家义,2015）。通过梳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自1983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基本过程和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现代国家审计制度提供分析依据。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文献资料不多,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领域,如绩效审计制度、环境审计制度、预算审计制度等;或者集中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某一具体内容,如国家审计制度的文化变迁、审计对象的变迁、审计目的的变迁等,;亦或是集中于对国家审计制度变迁某一具体方面的研究,如审计制度变迁的表现、制度变迁的动因或者制度变迁的路径。为了进一步促进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完善,并为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因此有必要全面详细地梳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发展脉络。基于内容分析法,本文以1995年至2015年审计署发布的《关于上一年度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下文简称“政府审计工作报告”）、1984年至2016年历任审计长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下文简称“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2003年至2016年审计署发布的审计结果公告等文本资料为研究切入点,梳理和把握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建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来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使内容描述获得了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既从原理上阐明国家审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动因,又通过历史考察阐明国家审计制度演进的一般过程及变化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依据,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九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介绍本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阐述本文的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制定了研究框架和各章写作安排。本章是本文的整体规划。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阐述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和内容分析法的相关研究,发现关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以及审计制度变迁的路径三个方面;关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性分析、比较分析、情感分析、趋势分析和可读性分析五个方面。本章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机会,这是本文的研究前提。第三章: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以及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辨析后,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然后,结合近代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学派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以及我国制度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探究了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第四章: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构建了由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组成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国家审计功能、国家审计根本目标和国家审计组织体制,探讨了国家审计体制。从审计组织方式、审计实施方式、审计评价方式、审计结论作出、审计报告方式、审计成果运用和审计人员管理等七个方面分析了国家审计机制。通过构建该理论框架,为后文进一步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奠定基础。第五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过程。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为研究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以上报告及公告进行词频分析、关键词分析、语义网分析、聚类分析、情感分析以及主题分析,全面细致地梳理和把握了从1983年我国现代国家审计制度确立至今的发展变化情况,透过这些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内容的发展演变折射国家审计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第六章: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分析。本章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分别计算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的可读性得分,并与相关审计信息接收者的受教育程度相配比,在此基础上综合评价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的可读性水平,检验国家审计信息的传递效率和效果。第七章: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动因分析。本章基于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探讨了国家审计制度变迁发展的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其中,根本原因是国家治理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和协调,直接原因是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提升。第八章: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政策建议。本章从创新国家审计的对象和内容、创新国家审计的方式方法、完善审计结果报告及公告制度、完善审计结果落实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完善国家审计制度的具体政策建议。第九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本章对全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性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家审计制度和内容分析法的后续研究方向和领域进行了展望。从主要方面归纳,本文的创新点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创造性地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国家审计研究目前,国外学者将内容分析法广泛应用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在国内,内容分析法也已被逐步运用于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领域,但还没有专家学者将内容分析法运用于审计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家审计研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问题,一方面拓展了内容分析法的运用范围,另一方面,为研究国%审计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方法。可读性分析是内容分析法的重要内容。本文创造性地运用中文可读性公式研究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水平。目前,我国学者针对中文可读性的研究主要是借鉴外国学者发明的可读性公式,如Flesch公式、Lix指数等,研究中英文教材、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内部控制报告、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等的可读性问题。但不足之处在于直接借用英文可读性公式来测量中文文本,由于中英文句子结构和文字构造都不尽相同,这不免会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情形。本文基于台湾学者宋曜廷（2013）和刘忆年（2015）开发的中文可读性公式,综合研究了国家审计报告及公告的可读性问题,拓展了国家审计的研究空间。此外,本文还开发了研究国家审计报告的情感词典。Tim&Bill（2011）通过研究1994年至2008年间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发现根据《哈佛词典》的释义,在报告中有四分之三被认定为是消极词汇的词语在财务领域并不是消极词汇。同样地,在《辞海》或者《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消极的词汇在审计研究领域也不一定是消极词汇。基于此,本文开发出了一份适用于审计报告研究领域的情感词典,包含审计报告中常用的积极词汇和消极词汇,以便更好地衡量审计信息所传递的情感内容。二、构建了基于内容分析法的国家审计制度理论分析框架目前学术界关于国家审计制度的相关研究不少,但是系统地研究并构建国家审计制度分析体系的文献极少。厘清国家审计制度的内涵,并建立研究架构是分析国家审计制度及其变迁的根本。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制度是国家公共利益关系中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的,是国家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国家与相关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冲突、维护国家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包含国家审计体制和国家审计机制两部分内容。国家审计体制包含国家审计的地位、功能、根本目标和组织体制等内容,国家审计机制包含审计组织方式、实施方式、评价方式、结论作出、报告方式、成果运用、人员管理等。基于这一国家审计制度分析框架,本文对政府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工作会议报告以及审计结果公告进行了编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内容分析。三、创新性地阐释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目前学术界广泛接受的关于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理论主要有: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免疫系统理论、国家良治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等。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辨析和探讨,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本文提出社会公共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国家审计制度产生的基础。国家通过治理体制及机制配置和运行权力,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以及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关系。国家审计就是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是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过程。在国家代表和集中的利益关系中普遍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现象,利益冲突是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主要通过协商、调整、合作、互动等方式解决。国家审计就是为协商和调整国家代表的利益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而建立的制度安排。信息不对称问题是由公共利益关系中的相关利益关系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导致的,是国家审计产生的重要基础。

王元成^[8]（2013）在《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文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是当代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实际运行状况,是当代中国各项民主制度建立、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体现着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本质和发展水平。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细胞,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作用的基础性环节。本项研究主要以政治角色理论为分析工具,以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研究者本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以来的若干履职行为和相关亲身经历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行为描述为研究进路,通过展现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产生和角色扮演的全过程,分析全国人大代表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及其与相应角色规范和角色期望之间的联系,从而描述和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情况,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关制度规定及其运转情况,为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其功能、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项研究认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是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产生的基础,也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和动力。作为个体的全国人大代表对代表角色期望的领悟以及代表再社会化过程对代表个体履职能力的影响使不同的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呈现出一定个性特点。代表角色所担当的其他角色,特别是代表所担当的其他政治角色对代表的角色扮演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代表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其行为与角色期望的一致性程度、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角色行为特征既与代表个体特征有内在联系,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看,其行为特征更多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在某些方面存在的欠缺。要使人大代表角色行为与角色期望实现更高程度的一致,解决代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角色冲突、角色错位、角色超载等问题,必须通过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其他相关政治体制。本文内容安排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正文部分共分五章。导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本选题的缘由和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的主要分析概念进行解释,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主要是介绍相关政治主体对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全国人大代表的角色期望可以分为社会期望和角色自我期望。社会期望包括制度性期望和道德性期望。制度性期望对全国人大代表这一角色在履职过程中有明确的规范要求,这是全国人大代表角色扮演的“剧本”；道德性期望是一种非强制性的规范要求,主要靠社会舆论以及角色扮演者本人的内心信念发挥作用。角色自我期望是角色对自己行为模式的设想。角色期望最终要通过角色承担者本人对角色的领悟发挥作用,人大代表对角色期望的领悟是代表角色扮演的动力和主观前提。第二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挑选和确定过程,分析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及其对人大代表角色扮演可能产生的影响。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是人大代表这一政治角色的角色期望具体化为一个个代表的过程,当选代表是政治角色的具体承担者和扮演者。第三章主要是描述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总结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角色行为模式的特点。第四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的角色扮演行为,并分析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行为模式的特点。第五章主要是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再社会化的内容、主要途径、特点及其对代表角色扮演行为的影响等。本文最后概括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周望^[9]（2012）在《中国“政策试点”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策试点”，是中国治理实践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具体类型包括各种形式的试点项目、试验区等。作为标识中国政策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关键词，“政策试点”是被运用得最为频繁的改革工具之一。在中国各个层级、各个地区里分布着大量各式各样的政策试点实践。中国政策实践中所广泛存在的“先行先试、典型示范、以点促面、点面结合、逐步推广”等特有词汇和术语亦是根源于此。“政策试点”以其特定的功能和鲜明的特质，给本土政策过程带上了中国风格的深刻印记，是中国改革事业的整个策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在中国“土生土长”起来的一项治理策略和方法论工具，“政策试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治国理政经验进行不断总结和升华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政策试点”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土地改革实践中的主动探索。在经历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不断洗礼之后，“政策试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被大规模地运用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成为了深深根植于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关键性机制。同时，伴随着这一演化过程，“政策试点”在发展主线、内容构成、作用方式、运行规范等方面亦产生了相应的规律性变化。“政策试点”发展至今天，其相关要素、主要特征已基本确定下来，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框架。在组成类型方面，可以将“政策试点”划分为两大类七小类：第一个大类型是试点项目，具体又可分为探索型试点、测试型试点和示范型试点等三个小类型；第二个大类型是试验区，具体又可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部省共建试验区、国务院部委指导建设的试验区、地方自建试验区等四个小类型。在运行过程方面，“政策试点”在实践操作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程序和自成系统的做法，可以将其归纳为“两阶段十环节”，它具体是指“先试先行”和“由点到面”这前后两个阶段，以及分别与之对应的选点、组织、设计、督导、宣传、评估以及部署、扩点、交流、总结等共计十个环节。而在这些一般性步骤及环节的背后，还可以进一步将“政策试点”运行过程的内在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抽象为“吸纳—辐射”，其实质是在于强调将试验点的探索权限与上级政府及时有效的控制权限进行充分结合，这是隐含于“政策试点”技术性操作过程背后的精妙逻辑所在。从出现到发展至今，“政策试点”所展现出的生命力与活力，与其在各种治理实践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政策活动中所施展出的功能密不可分。这首先体现在“政策试点”对制度变迁及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内容供给”方面有着相应的贡献，即由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呈现出“要素整合”这一特点，而“政策试点”作为致力于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需要为其源源不断地提供内容支持。同时，“政策试点”还为确保整个过程稳步前行而提供了重要的“形式保障”，这具体包括控制改革风险、化解推行阻力、降低改革成本、提高成功几率等。“政策试点”的存在及演化是受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综合而成，“均衡性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均衡性逻辑导向，则是这其中最为基础和根本的一个影响因素，是制约“政策试点”的深层次逻辑渊源。“均衡性治理”指的是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功能及行为等诸方面都在不同程度地遵循着均衡性这一逻辑，基本实现形式则是通过确保“正式”的制度性模块与“准正式”的机制性模块这两大板块之间维持着动态的均衡性，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来优化治理模式，提高治理绩效。“均衡性治理”昭示着整个治理架构致力于在彼此相异的治理模块之间形成相互配合和补充，也即“制度性”、“实体性”要素集合与“准正式性或非正式性”、“软体性”要素集合之间的对立统一，使它们构成中国国家治理总体特征的一体两面。正是出于保持和维系这一均衡性的考虑，一系列对照于正式制度设置的“准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机制和工具应运而生，“政策试点”便是其中之一。“政策试点”以其特定的优势及作用形式，服从服务于这一治理导向。这一逻辑导向传递到了“政策试点”的内涵与外延等各个层面，并且随之带来了各种衍生性影响，包括政策时差、政策势差等。以这一逻辑认识为起点和基础，可以对未来“政策试点”的总体发展思路做出相应的考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10]（2011）在《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全力服务我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新疆国税系统在国家税务总局和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为国聚财、维护稳定”肩负 两大责任，以组织收入为中心， “大征管、大构建教育”两大格局，不断提升服务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坚持一年一个主题，先后以“规范化管理年”、“质量效率年”、

二、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为改革 发展 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为改革 发展 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1）经开区绩效管理评价及其创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立法与改革互动探析 ——以厦门地方法规为研究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论文提纲范文）

（8）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政策试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全面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 为改革 发展 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论文参考文献）

• [1]经开区绩效管理评价及其创新发展研究[D]. 喻修远. 湘潭大学, 2020(02)
• [2]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D]. 张璐. 大理大学, 2019(01)
• [3]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D]. 许可. 河南大学, 2019(05)
•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有序活力社会建设研究[D]. 邵西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5]立法与改革互动探析 ——以厦门地方法规为研究对象[D]. 郑伟华.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6]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进研究（1978-2016）[D]. 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7]我国国家审计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内容分析法[D]. 徐纯. 武汉大学, 2017(06)
• [8]政治角色视角下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 ——以笔者的亲身经历为例[D]. 王元成.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2)
• [9]中国“政策试点”研究[D]. 周望. 南开大学, 2012(06)
• [10]发挥税收职能作用 全力服务我区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N].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 新疆日报(汉),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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