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论文文献综述）
朱玉[1]（2021）在《经济类英语文本中隐喻的汉译 ——《衰败的经济》（第3、5、7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翻译实践报告基于《衰败的经济》（第3、5、7章）的英汉翻译实践撰写而成,主要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重点归纳经济文本中概念隐喻的翻译方法与技巧。该文本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带领读者回顾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从十九世纪的无情竞争到二十世纪初工业资本主义的成熟,再到今天金融业的衰落。该文本引用大量评论性话语,其中包含丰富的具有文学色彩的概念隐喻,并且该文本作者也习惯使用较为隐晦的隐喻,来表达自己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某些历史现象的态度。这些都增加了本次翻译实践的难度。根据文本类型理论,该文本属于信息兼表达型文本。因此,在翻译该文本时,既要传达源语文本承载的信息,又要体现其蕴涵的情感。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充分理解源语文本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并辅以转换、引申、增译等翻译技巧。本翻译实践报告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概念隐喻分为本体隐喻、方位隐喻和结构隐喻,对这三类隐喻的翻译难点、解决过程与方案进行汇报,加深了笔者对概念隐喻及其翻译方法的理解。本报告有望为从事经济文本翻译的译者提供一定参考。
曹为宇[2]（2020）在《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指出货币政策是政府部门进行经济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措施。中央银行通过调节政策利率或者货币供应量,实现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物价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在内的重要经济目标。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各个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下降。这主要体现为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带来重要影响。美元是重要的全球性流通货币,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很容易对其他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环境造成外部冲击。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资本流动牵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以及新冠疫情冲击,美国停止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致使联邦基金利率重新步入零下限。美国货币政策频繁地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之间切换,不仅对中国经济金融造成重要影响,也会影响国内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效率。本文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传统以及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到底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哪些方面的冲击?第二,这两种不同的政策究竟通过哪些途径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为全面衡量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传导机制,本文研究有两个特征:首先,强调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其次,量化政策冲击的动态演变及时变特征。具体而言,本文在系统地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展开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系统梳理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货币政策长期以传统的利率政策为主,经历了三次利率周期。在金融危机后,为提振经济美联储将利率维持在零下限,并转而实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以量化宽松政策和前瞻性指引政策为主。相比之下,中国是维持货币政策正常化的少数国家之一,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充足。金融危机之后,我国一方面通过创设新型的政策工具,进行短期以及中长期的流动性管理;另一方面也积极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政策从价格型向数量型转型。第二,深入分析美国货币政策向中国经济外溢的理论机制。从传统的政策工具看,利率传导、汇率、资产价格以及信贷渠道是主要的渠道;非传统的政策工具看,信号传导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之一。量化宽松和前瞻性指引,意味着向金融市场参与者做出长期维持低利率水平的承诺。第三,通过实证分析讨论了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金融冲击的路径分析。本文将传统货币政策和非传统货币政策放在统一的框架中,选取2001年至2018年的月度数据,基于递归与符号约束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分析具体的传导渠道。实证分析的基本结论表明,在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内,美联储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的意外冲击均能在短期内对中国的GDP和通货膨胀产生显着的影响,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从美国传统货币政策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以及增加广义货币供给,会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水平在短期内得到改善,这与净出口增速提高有很大的联系;而且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以及基础货币规模的扩张,也短期内促进了中国宏观经济总量和通货膨胀的增加,但在长期影响并没有发生变化;并且国内金融资产价格以及全球原油价格也在短期内增长。第四,通过实证分析刻画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含有时变参数的TVP-VAR模型,衡量了传统和非传统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变传导机制。基本结论发现,对于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国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在20个月内对中国的总产出是正向冲击,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的过程。与此同时,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环境也将受到影响,美国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导致中国的利率水平也随之上升。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总资产负债规模的正向变动,导致中国总产出水平呈现短期下降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在5个月后趋近于零。对于中国股票市场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是利好消息,上证综指迅速呈现上涨趋势在5个月时间内正向影响逐渐减弱至零。不同冲击的动态变化,可发现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溢出效应的异质性。在零利率下限中,美国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导致基础货币和资产负债表规模显着增加,引发全球美元供给结构发生显着变化。本文的研究对理解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提供参考。一方面,本文详细梳理了美国政策的实施背景、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等;另一方面,准确测度了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及其传导机制,能够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风险提供建议。美联储的传统与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均对中国GDP以及通货膨胀影响显着,其中汇率和利率是主要的传导渠道。美国提高传统利率导致美元升值,国内净出口增速提高。中国广义货币供给以及利率水平变化有波动特征,但是总体效应为正。对于非传统货币政策而言,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的增加,造成宏观经济与通胀的短期波动,但是长期影响趋近于零。以利率为代表的传统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约在20个月左右,而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持续5个月左右。
田野[3]（2020）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文中研究表明纵观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中,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渐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撑,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并且因其特殊的全球影响力,最终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收缩时间最长、损失最为严重的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为化解危机,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措施及其成效、特别是危机后产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受到国际社会和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产业结构的不断演进不仅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也是其化解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因此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其理论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美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对产业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以及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其现实意义则主要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是中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而由于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处于深度的相互依赖和融合,因此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决定了深入研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对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论文第2章论述和分析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主导产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获得了发展但是其规模和比重低于农业。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制造业代替农业成为主导产业,并呈现出现重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等特点;金融业亦逐渐发展并且出现了金融资本。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后,服务业迅速发展并成为主导产业;制造业依然强大但是其比重则开始下降;特别是随着部分产业的对外转移,整个经济中的实体成分有所减少而虚拟成分则开始增加,但是二者基本上还是平衡的。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并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因此出现了软化与服务化;但与此同时,产业出现了空心化,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失衡。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遵循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一般规律。在产业结构现代化和高级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分工状况、贸易条件、市场规模以及需求结构等因素,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科技进步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历次主导产业更替的核心推动力,而且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各个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基于大国开放模式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金融霸权的出现和不断巩固,使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明显的特殊性,即具备了独特的优势;而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之前被推崇的结构软化、服务化、技术化相结合的“稳定性较强”的现代型产业结构遭到质疑。论文第3章回顾了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特点及其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通过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说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美国利率和资产价格的逆转,直接诱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蔓延导致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的加剧,进一步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按照经济学家余永定的观点,此次危机实际上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华盛顿共识”的危机。危机既具有以往危机的周期性特点,又在传导路径、损失承担、警戒标准和全球扩散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抑制了美国的消费和投资,而且影响了全球贸易和投资,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危机不仅使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持续扩散,金融机构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对虚拟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以及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其内部失衡主要体现在国内投资、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而外部失衡则主要体现在持续扩大的经常账户逆差、国际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和美元本位制的内在脆弱性。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主要体现在总量的不平衡、产业空心化以及经济金融化。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证明了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论文第4章论述和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与措施。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与冲击,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国家创新战略、清洁替代能源战略以及国家出口战略。其中“再工业化”的提出并非偶然:除了过度依赖金融创新从而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外,而且还包括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美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产业,进而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空心化”等问题。国家创新战略对于维持美国在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方面的优势,具有重要的意义。清洁替代能源战略直接推动了美国新能源产业发展,为美国从能源替代走向能源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国家出口战略之下的贸易融资便利和商业外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危机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主要体现在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以及移民政策等方面。万亿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计划不仅旨在直接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同时也为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状况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立法提供了基本框架。在“制造业回流”方面,其意图更加明显,手段也更为直接,如规定钢铁原料占比和关税措施等。在贸易保护方面,不仅与欧盟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加剧,而且与中国展开了双边经济关系史上空前的贸易战。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收紧,也充分体现出了所谓的“美国优先”。然而,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的战略与措施,都由于技术、制度、人力和政治斗争等方面的原因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论文第5章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不仅厘清了其产业结构变化的过程与基本情况,而且也对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的基本效果进行了检验。就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表现来看,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进程并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显影响,但是其第一产业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第二、三产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长周期的发展趋势。其就业增长主要出现在第三产业领域,而第一、二产业的就业增加有限;至于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也十分显着。从经济失衡的情况来看,不论是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还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只是有所缓解。在农业方面,危机后美国农业产出和价格下滑,农产品出口受到较大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仅维持了较高的支持强度,而且逐步扩大了价格与收入支持、农业保险、食品援助、贸易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的覆盖范围,在农业支持政策上做出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农场的规模和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中等规模农场数量有不断减少趋势,而特大农场和小微型农场均有所增加。在制造业方面,“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推动了制造业产值与利润的恢复与增长,但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则存在显着的非均衡态。其中汽车及零部件、木制品和塑料与橡胶等行业的增长极为显着,而服装与皮革、印刷和原生金属等则出现了下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对于促进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着较为显着的积极作用,从而部分地验证了这一期间的政策支持效果。在服务业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业在整体上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呈现了波动发展的态势。金融危机使批发零售、运输仓储、信息和商业服务等行业的增加值显着减少。从服务业内部的就业结构变化来看,医疗保健和社会援助、企业管理和住宿餐饮等行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支出和服务业发展存在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构成了单向的因果关系。论文第6章为全文的结论和启示。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符合基本经济规律,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其产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尽管美国实施的战略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历程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的平衡以及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第一,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优势;第三,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第四,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第五,着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第六,进一步提升开放合作的层次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聚焦于美国各产业内部结构的系统分析,把产业内结构作为重要的因素,对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二,观点的创新。本文认为,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以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失衡,是导致其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既是美国经济失衡的表现,更是其结构性原因。本文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是为了重塑实体经济的主导地位以恢复整个经济的均衡发展;然而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产业调整战略,可能促使美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软化,从而弱化实体经济对经济失衡的修正作用。
陈阳[4]（2020）在《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文中认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自复苏以来一直是旧城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原则与目标。当前我国正面临向新型城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在国家严控新增用地指标、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既有建成区的功能提升与结构调整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土地混合利用因具备多维度可持续效应潜力,也就成为当前我国旧城中心区更新的重要目标。然而,我国既往的土地混合利用研究与实践长期固化于“功能混合”理念框架,缺乏“通过城市更新促使土地混合利用发挥多维度可持续效应”的切实经验,与西方国家建设发展存在明显差距,急需变革。因此,本文意在以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发源地“旧城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归纳西方英美国家土地混合利用路径为实现可持续效应经历的演变历程规律,据此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南京的既有路径成效,以期为我国改革提供依据。针对过往研究的不足,在确定研究目标与整体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文章研究主体分为“审视框架构建”、“历程脉络剖析”、“演变规律归纳”、“典型案例审视”四个部分。首先,通过剖析土地混合利用实现可持续效应的本质,以及过往研究认知的差异与共识,明晰过往研究框架对土地混合利用演变规律解析的不足,确定新的审视框架的构建准则,进而依据准则确立包括审视内容、审视历程、审视规律应用等三层次的审视思路,确定英美国家及南京为具体审视对象,明确审视时间范围和历史阶段分期,确定审视分析数据资料类型,从而完成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的构建。其次,依托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厘清英美国家1900年代至今的土地混合利用实践瓦解、复苏、衍化各历史阶段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现实问题,剖析各阶段时期中现代规划理论、后现代规划理论、可持续更新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利用权力等三方面内容的应对性变革要求,以及相应时期现实实践中这三方面内容的切实转变,从而明确各阶段实践的价值目标、解决重点及模式特征。再次,在历史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归纳土地混合利用的土地功能要素、土地利用形式和土地利用权力三维度的演变特征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剖析促成路径演变的“社会—市场—政策”三角动力机制的实施逻辑,并辩证性探讨路径演变的本质、路径演变的重点难点和实践者应当秉持的正确认知态度。最后,根据西方规律模型中“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规律特征,建立“空间模式”、“时间模式”、“权力模式”3个维度16个分项的评价要素体系,运用GIS、Depthmap、Flo EFD、Excel等软件平台,通过香农维纳指数分析、空间句法分析、风热环境模拟分析、空间演变一致性分析、政策制度分析等多元技术方法,定量定性地全面审视了1978年以来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趋势,客观总结其成效、问题及背后机制,并尝试提出相应改革建议。
王博[5]（2020）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长期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所积累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必然的选择。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特别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逐步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技术创新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相对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来说在各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意识到了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在“科技立国”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模式: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是以引进技术为导向,并加以消化、吸收,进行模仿创新。企业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政府进行有效干预,民间力量主导研究开发,产学官三者进行合作创新。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结束了模仿创新时代,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实行“科学技术立国”政策,并调整了产学官研究开发体制,向自主创新模式转变。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正是由于技术创新的机遇、环境、支撑体系和创新主体这几个要素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形成了其独特的技术创新模式。在这种技术创新模式的支撑下,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内就实现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表现出了对应用技术的过度重视,而忽略了基础研究。因此,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日本的产品主要是依靠生产的规模优势和严格的质量把控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不是靠新产品的开发。新产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在这一点上,二战后的日本是落后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事实上,这也造成了后来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的后劲不足。随着科技竞争格局以及经济全球化格局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已经不能依靠过去的技术创新模式来拉动经济增长,这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的发展停滞。近年来,我国也开始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技术创新的发展,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与过去相比得到了大幅提升。随着我国科技水平的上升,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加,但是我国的科技水平与美国、日本等科技强国相比在各方面还有较大的差距,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充分重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把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这些都是日本技术创新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该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技术创新战略时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郝飞飞[6]（2020）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文中提出货币政策工具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基础媒介,是中央银行为达成货币政策目标而实施的政策手段,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政策框架和政策工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信贷控制、窗口指导等常规政策工具无法满足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流动性支持工具、紧急注资国有化、量化宽松政策、零利率、负利率、前瞻性指引、逆转操作以及货币互换等创新型政策工具层出不穷,在流动性补充、危机应对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差异化的有效性。据此货币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常规政策工具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前者主要包括此前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后者则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工具创新,旨在应对“零利率”约束下限的货币传导问题并推动金融中介的信贷释放。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欧元区都进行了重大的政策创新和工具匹配,流动性支持、零利率、量化宽松及结构性资产购买计划等都是两个货币当局的共同工具选择,在流动性危机应对和最后贷款人功能履行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都较好地发挥了创新政策工具的作用。但在经济复苏方面,美联储和欧央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则呈现明显的分化。中国同样实施了重大的货币政策框架改革与创新,正逐步走向一个“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体系,货币发行从外汇占款主导到便利工具主导,多样化的便利工具在中国货币政策体系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需要重点考察货币市场和信贷市场等环节的政策传导有效性。在以变量工具为代表的新型结构性政策工具有效性的考察中,便利工具的规模和利率在货币市场传导中发挥了差异化的功能。整体而言,便利工具更多是价格型政策工具,这对以数量型工具为主导的货币政策体系转向带来实质性的支撑,即便利工具在货币市场的传导,特别是价格传导上基本是有效的,当然不同便利工具的量和价传导效应存在差异化。但是,在信贷市场传导中,在考虑表外信用的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后,SHIBOR市场利率变化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没有得到实证的支持。在考虑2016年后的金融监管强化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后,市场利率在信贷市场或实体经济的传导效应开始有所显现,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表现较为凸显,但房地产投资对市场利率变化、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等都不甚敏感。在便利工具成为货币发行主导力量后,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绩效有所弱化,数量型政策框架向价格型政策框架转型或是一个重大趋势,但是,存在中间目标工具空缺、传导机制不顺畅以及中央银行职能多样化等制约,未来价格型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以及创新型政策工具匹配仍然任重道远。在走向“多目标、多工具”的政策框架过程中,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或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有效缓释多目标工具匹配性和部分工具有效性的矛盾性。
张广文,陈语匆,李如娟,张文轩[7]（2015）在《美联储加息之惑》文中认为本文回顾历次美联储加息的背景、特点和共性及其影响,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后,其加息时点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对比现在及以前的美联储加息的经济环境,预计美国或会采用较温和的方式加息,且加息会对新兴市场造成一定的压力,对其货币和金融体系造成一定冲击。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Macro Economic Analysis Group;[8]（2015）在《砥砺前行中的世界经济:新常态、新动力、新趋势——2015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世界经济仍处于经济增长长周期的萧条阶段,也是化解危机前期积累的泡沫和风险的消化阶段以及拉动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徘徊或转换阶段。展望2015年,美元升息、石油价格走势、欧盟的货币政策、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局、以"一路一带"为主的经济增长新战略以及以页岩气革命为代表的新能源和以工业4.0为核心的新工业方式都将影响2015年的全球经济复苏。文章分析认为,2015年世界经济将呈现整体微弱复苏的非均衡发展态势,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34%;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大多将保持平稳或向上态势,中国增速可能为6.64%。世界经济正处在从旧常态走向新常态的过渡阶段,总体而言尚未真正完全走向新常态。在世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双向开放通道中形成的新型互动之势将愈加明显。其中,中美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的新常态将会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中发挥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张燕冬,何刚,史蒂夫·欧伦斯,马克·乌赞,汉斯·冈瑟(京特)·希尔珀特,金立群,张燕生,郑永年,纳娃利亚·伊万诺娃,穆罕默德·萨奇布,张红力,卜安德,郑新立[9]（2013）在《全球经济态势与复苏路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第一分论坛综述》文中提出在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第一分论坛上,中外专家围绕"全球经济态势与复苏路径"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认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依然不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来自改革,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合作,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
金素[10]（2013）在《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到2008年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危机的深层影响从美国金融业蔓延至各国实体经济,对此,各国纷纷出台一系列政策搭配抵御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令人欣喜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搭配发挥效应,危机的深度危害逐步消除,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复苏,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复苏呈现出不均衡态势,加之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及全球通胀等风险存在,使世界经济复苏之势显得疲软且充满变数。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以中美两国为例,比较研究两个大国在这场危机中使用的政策搭配方案并检验政策搭配效应,以进一步分析美国政策搭配中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行之有效的改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与国际金融危机相关的概念地界定出发,通过回顾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到危害再到各国出台政策后的逐步复苏的全过程,并仔细梳理了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本文的后续深入分析和论证奠定全面的理论研究基础。全文的主要研究分为美国和中国两条主线,既有并行区域也有交错对比,首先对美国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在增加就业、稳定物价、推动经济复苏和维持霸主地位等强烈的政策动机驱动下,美国政府、联储和财政部出台了一系列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政策工具,并在保持美国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不变的基础上,搭配使用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其次,按照完全相同的研究逻辑,本文梳理了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事实,出于保持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等动机的驱动,中国也迅速出台了涉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大量政策工具,在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保持稳定的条件下,有效搭配各政策以应对危机。在完成了理论上探究中美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事实基础上,本文紧接着对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构建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FAVAR）分别对中、美两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政策搭配组合中对经济复苏和就业率提高贡献最大的是货币政策,其次是汇率政策,而财政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相对而言,中国的实证结果几乎相反,在应对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中,第一,代表汇率政策的公因子无法提取,第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对拉动经济复苏存在滞后效应,第三,在拉动经济复苏效应中财政政策贡献较大,货币政策效果较为微弱。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引发对现实的思考才是所做研究的目的所在,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紧接美国实证检验结果进一步分析和归纳出其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中值得借鉴的经验和发人深省的教训;并对比美国的经验与教训,本文紧接着中国的实证检验结果之后仔细剖析了中国应对危机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使后文可以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之道。行文至最后时,在综合考虑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基础上,通过构建包括内部金融“防火墙”和外部金融“防护网”在内的中国的金融危机防御体系来应对危机。具体包含核心的基础条件的建设、政策搭配的改革和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三个部分,以寻求在世界经济保持稳步、健康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下实现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并能够真正发挥各类宏观经济政策搭配调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作用。
二、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类英语文本中隐喻的汉译 ——《衰败的经济》（第3、5、7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翻译任务描述 |
| 1.1 任务背景介绍 |
| 1.2 文本特征分析 |
| 1.2.1 文本外因素分析 |
| 1.2.2 文本内因素分析 |
| 第2章 翻译过程描述 |
| 2.1 译前准备 |
| 2.1.1 翻译文本的确定 |
| 2.1.2 相关技术和资源支持 |
| 2.1.3 翻译计划的制定 |
| 2.1.4 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准备 |
| 2.2 翻译实践过程 |
| 2.3 译后事项 |
| 第3章 案例分析 |
| 3.1 本体隐喻 |
| 3.1.1 实体和物质隐喻 |
| 3.1.2 拟人隐喻 |
| 3.2 方位隐喻 |
| 3.2.1 上/下方位隐喻 |
| 3.2.2 前/后方位隐喻 |
| 3.3 结构隐喻 |
| 3.3.1 动植物隐喻 |
| 3.3.2 战争隐喻 |
| 第4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问题总结 |
| 4.2 对今后工作的启发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原文与译文 |
| 附录2 术语表 |
| 致谢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标和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传统货币政策定义 |
| 2.1.2 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1.3 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定义及分类 |
| 2.2.2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外溢性研究 |
| 2.2.3 非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
| 第3章 美国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分析 |
| 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演变机制 |
| 3.2.1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
| 3.2.2 前瞻性指引 |
| 3.3 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机制 |
| 3.3.1 改革开放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2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3 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4 流动性过剩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
| 3.3.5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货币政策演变 |
| 第4章 美国货币政策外溢性的理论机制分析 |
| 4.1 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研究的理论模型 |
| 4.1.1 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 |
| 4.1.2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
| 4.1.3 模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解释 |
| 4.2 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2.1 利率传导渠道 |
| 4.2.2 汇率传导渠道 |
| 4.2.3 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
| 4.2.4 信贷传导渠道 |
| 4.3 非传统货币政策外溢性传导机制分析 |
| 4.3.1 利率传导渠道 |
| 4.3.2 汇率传导渠道 |
| 4.3.3 信贷传导渠道 |
| 4.3.4 信号传导渠道 |
| 第5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路径分析 |
| 5.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 |
| 5.1.1 美国货币政策变迁描述性特征 |
| 5.1.2 中国宏观经济变化特征 |
| 5.2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传导路径 |
| 5.2.1 美国货币政策影响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 |
| 5.2.2 数据选取和模型建立 |
| 5.2.3 实证分析 |
| 5.3 量化宽松政策前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比较研究 |
| 5.4 本章结论 |
| 第6章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的时变性分析 |
| 6.1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传导的时变性机制 |
| 6.2 数据选取与模型建立 |
| 6.2.1 数据选取与指标构建 |
| 6.2.2 TVP-VAR模型设立 |
| 6.3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冲击时变性的实证结果 |
| 6.3.1 美国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3.2 美国非传统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1.2.2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1.2.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其措施 |
| 1.2.4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1.2.5 对相关文献的评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本文的创新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美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及其主要特征 |
| 2.1 农业经济时代(1776—1860年)的产业结构 |
| 2.1.1 农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2 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
| 2.1.3 服务业及金融业的发展 |
| 2.2 工业经济时代(1860—1945年)的产业结构 |
| 2.2.1 制造业的发展壮大 |
| 2.2.2 农业的稳步发展 |
| 2.2.3 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
| 2.3 后工业化时代(1945年—1980年代)的产业结构 |
| 2.3.1 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
| 2.3.2 制造业相对衰落但仍占据重要地位 |
| 2.3.3 农业继续发展但是其相对地位开始下降 |
| 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变化 |
| 2.4.1 信息技术产业主导产业结构的变化 |
| 2.4.2 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
| 2.4.3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空心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1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
| 3.1.1 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演进 |
| 3.1.2 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质和特点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影响 |
| 3.2.1 对美国实体经济的影响 |
| 3.2.2 对美国虚拟(金融)经济的影响 |
| 3.3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
| 3.3.1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
| 3.3.2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
| 3.3.3 从全球金融危机看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及措施 |
| 4.1 奥巴马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1.1 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 |
| 4.1.2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创新战略 |
| 4.1.3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战略 |
| 4.1.4 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出口倡议”与贸易保护 |
| 4.2 特朗普政府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措施 |
| 4.2.1 特朗普政府的万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 |
| 4.2.2 特朗普政府的“制造业回流”政策 |
| 4.2.3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政策 |
| 4.2.4 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
| 5.1 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变化 |
| 5.1.1 危机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 |
| 5.1.2 危机后国内生产总值产业构成变化 |
| 5.1.3 危机后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 |
| 5.1.4 危机后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 |
| 5.2 危机后美国农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2.1 农业的总体变化 |
| 5.2.2 农场及生产条件的变化 |
| 5.2.3 农业产值与农产品的变化 |
| 5.3 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3.1 制造业的总体变化 |
| 5.3.2 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3.3 政府支出与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4 危机后美国服务业及其内部结构的变化 |
| 5.4.1 服务业的总体变化 |
| 5.4.2 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
| 5.4.3 政府支出与服务业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美国产业结构的演进与发展符合基本经济规律 |
| 6.1.2 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美国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
| 6.1.3 美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
| 6.2 对中国的启示 |
| 6.2.1 从美国经济的失衡与调整看中国经济的失衡与加剧 |
| 6.2.2 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与实践持续强化演变 |
| 1.1.2 国内背景:本土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现实与转型需求存在落差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理论问题:归纳西方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1.2.2 应用问题:审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成效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拓展完善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论认知 |
| 1.3.2 实现由静态格局到动态演进的规律总结转变 |
| 1.3.3 应对转型期本土旧城中心区的优化升级需求 |
| 1.4 相关概念 |
| 1.4.1 旧城中心区 |
| 1.4.1.1 概念定义 |
| 1.4.1.2 范围界定 |
| 1.4.2 土地混合利用 |
| 1.4.3 可持续更新 |
| 1.5 研究综述 |
| 1.5.1 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相关研究 |
| 1.5.1.1 发展历程研究 |
| 1.5.1.2 理论概念演变研究 |
| 1.5.1.3 政策与实践演变研究 |
| 1.5.1.4 形成机制、测度方法与实施成效相关研究 |
| 1.5.2 旧城中心区更新路径演变 |
| 1.5.2.1 更新政策实践发展历程研究 |
| 1.5.2.2 演变规律研究 |
| 1.5.3 研究评述 |
| 1.6 研究目标 |
| 1.7 研究框架 |
| 1.7.1 研究方法 |
| 1.7.1.1 跨学科综合 |
| 1.7.1.2 历史研究 |
| 1.7.1.3 比较归纳 |
| 1.7.1.4 定量定性相结合 |
| 1.7.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 |
| 2.1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必要性 |
| 2.1.1 实现可持续更新是土地混合利用的本质内涵 |
| 2.1.1.1 土地利用方式内涵与准则的理论要求 |
| 2.1.1.2 实践复苏及广泛兴盛的现实要求 |
| 2.1.2 过往研究对土地混合利用认知的异同 |
| 2.1.2.1 概念理解差异中蕴含的模糊化 |
| 2.1.2.2 概念理解共识中的确定与非确定 |
| 2.1.3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构建的必要性 |
| 2.1.3.1 过往研究对演变规律的解析不足 |
| 2.1.3.2 新的审视框架建立的准则 |
| 2.2 可持续更新审视框架 |
| 2.2.1 审视思路的确立 |
| 2.2.1.1 基于土地利用方式的审视内容维度 |
| 2.2.1.2 基于实践方式演变的审视历程维度 |
| 2.2.1.3 基于研究目标的审视规律应用维度 |
| 2.2.2 审视对象及范围 |
| 2.2.2.1 研究对象的确定 |
| 2.2.2.2 时间范围的确定 |
| 2.2.3 审视分析数据基础 |
| 2.2.3.1 西方路径演变规律审视数据资料 |
| 2.2.3.2 南京路径演变趋势审视数据资料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追求“秩序与疏解”的瓦解阶段(1900s-1950s) |
| 3.1 “混杂”成为急需解决的不可持续根源 |
| 3.1.1 环境维度:拥挤混杂布局引发环境恶化 |
| 3.1.2 社会维度:持续社会隔离加重交通拥堵 |
| 3.1.3 经济维度:混杂权属阻碍商业开发需求 |
| 3.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现代规划理论的应对方式评述 |
| 3.2.1 寻求结构秩序性 |
| 3.2.1.1 理性功能主义 |
| 3.2.1.2 交通分区的协同 |
| 3.2.2 疏散人口与功能 |
| 3.2.2.1 霍华德田园城市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2.2 格迪斯的区域规划对旧城中心区的疏散思想 |
| 3.2.3 现代规划理论的利弊影响与“片面应用”机制 |
| 3.2.3.1 现代规划理论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利弊影响 |
| 3.2.3.2 现代规划理论的“片面应用”:经济维度至上的中央商务区 |
| 3.3 基于片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瓦解实践 |
| 3.3.1 关注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分离 |
| 3.3.1.1 政策引导下低价值功能外迁 |
| 3.3.1.2 市场机制下经济性职能集聚 |
| 3.3.1.3 政府掌控下公共空间提升 |
| 3.3.2 追求秩序隔离的时空利用模式 |
| 3.3.2.1 “功能—交通”空间隔离模式 |
| 3.3.2.2 “宏观—微观”时间断裂模式 |
| 3.3.3 强调集权控制的实施管理体系 |
| 3.3.3.1 集权式区划工具的运用 |
| 3.3.3.2 公共征地权下的更新政策 |
| 3.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4章 促进“活力与消费”的复苏阶段(1960s-1980s) |
| 4.1 秩序疏解造成的不可持续恶果 |
| 4.1.1 社会维度:人口隔离与社会结构断裂 |
| 4.1.1.1 “宏观-微观”双层面的人口隔离 |
| 4.1.1.2 社会生态结构遭到破坏 |
| 4.1.2 环境维度:物质空间破坏与环境恶化 |
| 4.1.2.1 物质空间破坏 |
| 4.1.2.2 生活环境恶化 |
| 4.1.3 经济维度:经济衰退与去工业化灾难 |
| 4.1.3.1 经济持续衰退 |
| 4.1.3.2 去工业化的灾难影响 |
| 4.1.4 综合结果:安全丧失与不公平的动乱 |
| 4.1.4.1 秩序与疏解导致安全隐患 |
| 4.1.4.2 社会不公平引发大规模动乱 |
| 4.2 基于可持续更新视角的后现代规划理论复苏框架评述 |
| 4.2.1 人本主义的城市多样性 |
| 4.2.1.1 雅各布斯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1.2 其他多样性拥护者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 延续历史的城市文脉主义 |
| 4.2.2.1 英国城镇景观运动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2.2 美国文脉主义对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3 批判无序蔓延的中心区回归 |
| 4.2.3.1 对无序蔓延的批判 |
| 4.2.3.2 重归中心区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复苏的主张 |
| 4.2.4 追求社会公正的公众参与 |
| 4.2.4.1 土地利用方式非公正的背后机制 |
| 4.2.4.2 公众参与成为解决途径 |
| 4.2.5 后现代规划理论下的复苏框架与“非全面应用”机制 |
| 4.2.5.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复苏框架 |
| 4.2.5.2 后现代规划理论的“非全面应用”:侧重经济维度的中央游憩区 |
| 4.3 基于非全面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复苏实践 |
| 4.3.1 侧重经济维度的功能要素混合复苏 |
| 4.3.1.1 居住功能的局部恢复及其混合复苏 |
| 4.3.1.2 办公引领的功能混合及社会维度关注尝试 |
| 4.3.1.3 商业模式转变及大规模建设 |
| 4.3.1.4 文化休闲的功能与规模多维度复苏 |
| 4.3.1.5 公共空间的经济维度转向及空间环境营造 |
| 4.3.2 基于涓滴模式的时空混合复苏模式 |
| 4.3.2.1 涓滴网络的空间模式 |
| 4.3.2.2 涓滴渗透的时间模式 |
| 4.3.3 应对弹性合作的实施管理体系 |
| 4.3.3.1 规划体系改革:弹性与约束并存 |
| 4.3.3.2 更新政策转变:由集权转向合作 |
| 4.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5章 “可持续全面提升”的衍化阶段(1990s至今) |
| 5.1 活力营造表面下的不可持续隐忧 |
| 5.1.1 社会维度:绅士化、私有化及社区关注不足 |
| 5.1.1.1 多维绅士化与空间同质化 |
| 5.1.1.2 空间私有化与阴影效应 |
| 5.1.1.3 缺乏对社区与弱势群体关注 |
| 5.1.2 环境维度:忽视公共环境与公交一体化建设 |
| 5.1.2.1 公共环境影响 |
| 5.1.2.2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不足 |
| 5.1.3 经济维度:“人口-商业-办公”裹挟式外迁现象加剧 |
| 5.1.3.1 人口持续郊区化 |
| 5.1.3.2 零售购物郊区化 |
| 5.1.3.3 办公就业郊区化 |
| 5.2 可持续更新思想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拓展衍化 |
| 5.2.1 可持续发展对土地利用体系的创新需求 |
| 5.2.2 可持续更新三种分支理论对土地混合利用理念的衍化 |
| 5.2.2.1 物质空间设计 |
| 5.2.2.2 城市发展行为改良 |
| 5.2.2.3 复杂系统提升 |
| 5.2.3 可持续更新理论下的衍化趋势与“耦合应用”机制 |
| 5.2.3.1 可持续更新理论影响下土地混合利用理念衍化趋势 |
| 5.2.3.2 可持续更新理论的“耦合应用”:多维度并重的中央活力区 |
| 5.3 基于耦合应用的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衍化实践 |
| 5.3.1 迈向可持续的功能要素混合衍化 |
| 5.3.1.1 居住功能提升及其混合维度衍化 |
| 5.3.1.2 办公功能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社会包容效应 |
| 5.3.1.3 商业功能的中心区地位强调及模式的再度转变 |
| 5.3.1.4 文化休闲功能的社会效应显现 |
| 5.3.1.5 公共空间社会属性的回归 |
| 5.3.1.6 生态环境维度提升及其混合衍化 |
| 5.3.2 基于全面提升的时空混合衍化模式 |
| 5.3.2.1 整体可持续的空间模式 |
| 5.3.2.2 连续可持续的时间模式 |
| 5.3.3 协调多元需求的实施管理体系 |
| 5.3.3.1 规划体系改革:优化土地混合利用效果 |
| 5.3.3.2 更新政策优化:社会民主制度 |
| 5.4 本章小结:演变动因、演变重点、实践模式 |
| 第6章 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剖析 |
| 6.1 协同性:混合利用路径演变特征 |
| 6.1.1 土地功能要素的双重化演变 |
| 6.1.1.1 功能混合逻辑的演变 |
| 6.1.1.2 可持续维度的提升 |
| 6.1.2 土地利用形式的应对性演变 |
| 6.1.2.1 空间模式双层级演变 |
| 6.1.2.2 时间模式三层面演进 |
| 6.1.3 土地利用权力的保障性演变 |
| 6.1.3.1 管理维度的两极拓展 |
| 6.1.3.2 政策权力的多元民主化演变 |
| 6.1.4 “功能—时空—权力”协同演变关系 |
| 6.2 三角制: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机制 |
| 6.2.1 动力机制的演变历程 |
| 6.2.1.1 1990年代前市场的主动应对 |
| 6.2.1.2 1990年代后政策的全面促进 |
| 6.2.1.3 动力机制演变逻辑 |
| 6.2.2 动力机制实施逻辑 |
| 6.2.2.1 社会机制——应对“生产消费方式”是根本需求 |
| 6.2.2.2 市场机制——把握“市场经济规律”是直接动力 |
| 6.2.2.3 政策机制——制定“立体全面政策”是切实保障 |
| 6.2.2.4 三者的相互制约关系 |
| 6.3 多面化:混合利用路径演变本质 |
| 6.3.1 路径演变的内在逻辑 |
| 6.3.1.1 体现了实践中概念理解的演变:从物质空间技术到可持续场所氛围营造 |
| 6.3.1.2 体现了中心区本质属性的回归:“社会活力”集聚区的恢复与超越 |
| 6.3.1.3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提升:个体需求与共存需求的双重提升 |
| 6.3.2 路径演变的辩证性思考 |
| 6.3.2.1 重点即难点:协调的内容与过程 |
| 6.3.2.2 不是万能药:实践与理论缝隙的不断弥合,并不意味着理论效应实现的必然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南京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既有路径演变审视 |
| 7.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
| 7.1.1 分析要素确立 |
| 7.1.2 分析对象界定 |
| 7.2 空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2.1 空间模式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 |
| 7.2.1.1 分析方法确立 |
| 7.2.1.2 功能混合逻辑演变趋势分析 |
| 7.2.1.3 小结 |
| 7.2.2 空间模式可持续维度演变趋势 |
| 7.2.2.1 多维度内容混合演变趋势分析 |
| 7.2.2.2 整体空间体系协同演变趋势 |
| 7.2.2.3 小结 |
| 7.3 时间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3.1 时间模式纵向延伸趋势 |
| 7.3.2 时间模式横向延展趋势 |
| 7.3.2.1 历史氛围特色延续 |
| 7.3.2.2 绿色可持续环境提升 |
| 7.4 权力模式演变趋势分析 |
| 7.4.1 功能混合逻辑控制灵活度演变趋势 |
| 7.4.1.1 用地分类标准弹性演变趋势 |
| 7.4.1.2 建筑物用途调整弹性演变趋势 |
| 7.4.1.3 小结 |
| 7.4.2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与形式演变趋势 |
| 7.4.2.1 可持续维度管控内容演变趋势 |
| 7.4.2.2 可持续效应管治形式演变趋势 |
| 7.4.3 开发控制权力演变趋势 |
| 7.4.3.1 规划制定实施过程演变趋势 |
| 7.4.3.2 城市更新运作过程演变趋势 |
| 7.4.3.3 小结 |
| 7.5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问题、机制与改革建议 |
| 7.5.1 既有路径演变成效与问题总结 |
| 7.5.1.1 成效与问题的全面总结 |
| 7.5.1.2 成效与问题的分类总结 |
| 7.5.2 既有路径演变问题的内在机制 |
| 7.5.2.1 理念固化于“功能混合” |
| 7.5.2.2 实践固化于“局部地块” |
| 7.5.2.3 制度固化于“事前设计” |
| 7.5.3 既有路径优化改革建议 |
| 7.5.3.1 统一明确新时期土地混合利用理念内涵,扭转“偏重经济维度”思维 |
| 7.5.3.2 结合城市双修政策,突破局部地块实践桎梏 |
| 7.5.3.3 建立保障良性演变的全历程调控制度体系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回顾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历程 |
| 8.1.1.1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前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1.2 可持续更新理论提出后路径演变特征与机制 |
| 8.1.2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西方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规律 |
| 8.1.2.1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特征 |
| 8.1.2.2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机制 |
| 8.1.2.3 英美国家路径演变本质 |
| 8.1.3 可持续更新视角下南京路径演变审视 |
| 8.1.3.1 南京既有路径成效 |
| 8.1.3.2 南京既有路径问题 |
| 8.1.3.3 南京既有路径内在机制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创建了可持续更新综合审视框架 |
| 8.2.2 深化了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规律认知 |
| 8.2.3 审视了我国典型案例城市既有路径成效与问题 |
| 8.3 不足与展望 |
| 8.3.1 进一步深化演变规律认知 |
| 8.3.2 进一步全面审视我国路径 |
| 8.3.3 进一步提出改革政策措施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5）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分析法 |
| 1.3.3. 实证研究法 |
| 1.4. 主要内容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演化概述与回顾 |
| 2.1. 技术创新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
| 2.1.2. 技术创新的分类 |
| 2.1.3. 技术创新过程模型的演变 |
| 2.2. 技术创新理论的演化 |
| 2.2.1. 熊彼特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2.2. 熊彼特后技术创新学派相关理论的演进 |
| 2.2.3. 制度创新学派的技术创新理论 |
| 2.3. 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回顾 |
| 2.3.1. 假定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稳定经济增长理论 |
| 2.3.2. 作为外生因素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3.3. 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
| 第3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演进与政策框架 |
| 3.1.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 |
| 3.1.1. 引进技术为主的发展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 |
| 3.1.2. 改良技术发展阶段(20 世纪60 年代) |
| 3.1.3. 引进技术与自主开发技术相结合的发展阶段(20 世纪70-90 年代中期) |
| 3.1.4. 自主技术主导的发展阶段(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 |
| 3.2. 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模式分析 |
| 3.2.1. 技术创新模式 |
| 3.2.2. 日本的技术创新模式 |
| 3.2.3. 日本技术创新模式的要素系统分析 |
| 3.3. 日本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框架 |
| 3.3.1. 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点支持产业技术创新和企业技术研发 |
| 3.3.2. 以国家为主导促进大型技术革新和革命性技术创新 |
| 3.3.3. 以自主创新为导向建立以基础研究为核心的更为先进的工业创新体系 |
| 第4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赶超发展 |
| 4.1.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竞争动态分析 |
| 4.1.1. 技术领先国和技术追赶国的动态竞争分析 |
| 4.1.2. 技术创新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 |
| 4.1.3. 技术创新引致宏观经济长波的四个阶段 |
| 4.1.4. 技术创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 |
| 4.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赶超路径 |
| 4.2.1. 技术引进与倾斜生产方式相结合确保经济恢复的技术需求 |
| 4.2.2. 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确保战后日本经济高速的技术升级需要 |
| 4.2.3. 技术自主创新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确保稳定增长的技术与产业升级需要 |
| 第5章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的停滞发展 |
| 5.1. 日本“泡沫经济”到“失去的十年” |
| 5.1.1. 经济发展约束条件的改变 |
| 5.1.2. 泡沫经济的崩溃与“失去的十年” |
| 5.2. 日本经济的停滞与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1. 日本技术创新的局限性 |
| 5.2.2. 技术创新的劣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1. 技术创新与日本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
| 6.1.1.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 |
| 6.1.2. 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散点图 |
| 6.1.3. 日本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度分析 |
| 6.2.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 |
| 6.2.1. 索罗余值法 |
| 6.2.2. 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
| 第7章 日本技术创新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对中国的启示 |
| 7.1. 日本技术创新的经验 |
| 7.1.1.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组织方式的合理运用 |
| 7.1.2. 充分重视技术创新模式的合理选用 |
| 7.1.3. 充分重视体制创新 |
| 7.1.4. 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
| 7.1.5. 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体 |
| 7.2. 中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中国科技发展及技术创新回顾 |
| 7.2.2. 中国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3. 日本技术创新对中国的启示 |
| 7.3.1. 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 |
| 7.3.2. 继续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 |
| 7.3.3. 推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产学园区四位一体的技术创新 |
| 7.3.4. 选择合理的技术创新模式和组织方式 |
| 7.3.5.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进人才培养 |
| 7.3.6. 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与服务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框架与政策工具:基于文献的梳理 |
|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相关理论 |
| 一、货币政策框架及其内涵 |
| 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演变 |
|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间目标的关联 |
| 四、政策规则与操作框架匹配 |
| 五、货币政策框架及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思考 |
| 第二节 现代货币理论(MMT)及其工具体系 |
| 一、MMT内涵及发展 |
| 二、MMT的政策框架及运行机制 |
| 三、MMT及其工具的局限性 |
|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文献综述 |
| 一、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三章 货币政策工具:类别、功能与局限 |
| 第一节 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功能与局限 |
| 一、存款准备金 |
| 二、再贴现工具 |
| 三、公开市场业务 |
| 第二节 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一、非常规货币政策概述 |
| 二、量化宽松 |
| 三、前瞻性指引 |
| 四、负利率 |
| 五、扭曲操作 |
| 六、货币互换 |
| 第三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
| 一、内涵与运作机制 |
| 二、主要特点和不足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关系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
| 一、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与有效性提升 |
| 二、多样化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及有效性的提升 |
| 三、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再认识 |
| 第四章 全球金融危机与美国多元化货币政策工具应用 |
| 第一节 危机爆发与常规政策应对 |
| 一、次贷问题演变为次贷危机 |
| 二、危机早期的常规货币工具运用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与流动性支持工具创新 |
| 一、次贷危机升级为系统性危机 |
| 二、流动性支持工具的创新与运用 |
| 三、小结:流动性创新工具的有效性 |
| 第三节 危机应对、国有化与量化宽松 |
| 一、系统重要性机构救助:担保、注资与国有化 |
| 二、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提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 |
| 三、小结: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的有效性 |
| 第四节 新型政策工具有效性与货币政策正常化 |
| 一、非常规工具取得较大成功 |
| 二、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 |
| 第五节 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重启 |
| 第五章 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欧元区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央行传统政策框架 |
| 一、欧元区传统货币政策框架 |
| 二、物价稳定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工具 |
| 第二节 系统性危机下的货币工具应用 |
| 一、系统性危机下的经济表现 |
| 二、危机下的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三、金融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三节 主权债务危机与货币政策应对 |
| 一、希腊引爆主权债务危机 |
| 二、欧债危机、利率目标与结构性货币工具运用 |
| 三、债务危机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第四节 通货紧缩与多元货币政策工具运用 |
| 一、负利率政策 |
| 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
| 三、资产购买计划 |
| 四、欧元区前瞻性指引 |
| 五、通货紧缩应对工具的有效性评价 |
| 六、不确定的未来与量化宽松政策的重启 |
| 第六章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货币市场传导及实体经济传导的有效性分析 |
| 第一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分析 |
|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 |
| 二、中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及其政策意图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验证的两个环节 |
| 第二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实证设计 |
| 一、研究设计 |
| 二、数据描述 |
| 三、变量定义 |
| 第三节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SHIBOR的影响 |
| 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质押式回购利率的影响 |
| 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市场利率影响的综合分析 |
| 第四节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中的传导—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初步探索 |
| 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实体经济传导中的理论设计 |
| 二、市场利率、融资溢价与政策传导:违背理论 |
| 三、分阶段后的传导机制:结果改善 |
| 四、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考察:特殊的变化 |
| 第五节 简单结论 |
| 第七章 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提升:从数量型到价格型的转型 |
| 第一节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基本历程 |
| 一、国家银行到中央银行的过渡阶段 |
| 二、中央银行制度建设阶段 |
| 三、中央银行制度调整完善期 |
| 第二节 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中间目标的政策有效性评价 |
| 一、信贷调控、广义货币与经济增长 |
| 二、广义货币与物价稳定 |
| 三、汇率改革、外汇占款与货币供应 |
| 第三节 以基准利率为核心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升的难题 |
| 一、职能定位:价格型政策难以全面替代数量型政策 |
| 二、中间目标:价格型核心工具的空缺 |
| 三、传导机制的考察:缺乏基础利率 |
| 四、职能权衡: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
| 第四节 货币政策框架改革:完善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一、构建多目标与多工具政策体系 |
| 二、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
| 三、重点推进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转型 |
| 四、着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全文总结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7）美联储加息之惑（论文提纲范文）
| 1990年初, 美国经济陷入低迷, 一度出现衰退迹象。 |
| 1993年克林顿上任, 此后美国逐步开始复苏, 并随后进入到战后经济最为辉煌的时代。 |
（8）砥砺前行中的世界经济:新常态、新动力、新趋势——2015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 一、2014 年世界经济回顾 |
| 1. 2014 年世界经济的新亮点和新特点 |
| ( 1) 世界经济增长见底企稳,美国、英国、德国复苏明显 |
| ( 2) 全球就业状况逐步改善,实体经济发展出现转机 |
| ( 3)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动生产成本降低 |
| ( 4) 技术创新有序推进,新兴产业孕育新发展 |
| ( 5) 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应对危机能力提升 |
| ( 6) 经济全球化加剧,FDI 流动出现分化 |
| 2. 2014 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
| ( 1) 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依旧不足,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下滑 |
| ( 2) 全球贸易投资谈判进展缓慢,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
| ( 3) 全球市场预期悲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
| ( 4) 各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强,全球金融风险或膨胀 |
| 二、2015 年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大变量 |
| 1. 美国升息或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
| 2. 地缘政治、石油价格下跌以及俄罗斯经济动荡或将放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 |
| 3. 欧洲货币政策的不平衡性或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
| 4. 日本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困境及其有效性将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 |
| 5. 新兴经济体结构性改革与创新或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新动力 |
| 6. 新战略、新能源、新方式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打开新空间 |
| 三、2015 年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
| 1. 世界经济增长: 在弱复苏中持续“分化” |
| ( 1) 发达经济体复苏已明朗,但各国“冷热不均” |
| ( 2) 新兴经济体( E221) 增速渐放缓,但各群体“千差万别” |
| ( 3)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高速增长增添全球复苏新动力 |
| 2. 国际金融: 风险累积,动荡孕育 |
| ( 1) 美英货币政策逐渐正常,欧日或将重启新一轮 QE |
| ( 2) 全球影子银行规模庞大,或危及尚处复苏中的金融市场 |
| ( 3) “新旧”风险并驾齐驱,或引起新一轮金融动荡 |
| 3. 世界贸易: 波动轻扬,因素多样 |
| ( 1) 全球贸易规模或将小幅上扬,但进出口或难保稳定 |
| ( 2) 低油价利好全球贸易,但通缩压力“不容小觑” |
| ( 3) 美国消费恢复利好全球贸易,但中国贸易增长渐成新动力 |
| 4. 全球投资: 有限恢复,资本逆转 |
| ( 1) 全球 FDI 增长乏力,投资缓慢增长难以改观 |
| ( 2) 全球货币政策不平衡趋势加强,牵引国际资本流向分化 |
| 四、开放的中国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新复苏 |
| 1. 中国经济新常态继续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新复苏 |
| 2. 中美经济再平衡和中美经济新常态引领世界经济新平衡 |
| 3. 亚洲经济一体化引领世界经济再复苏 |
| 五、几点结论 |
| 附录: GDP 增长率的预测方法 |
（10）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主题和意义 |
| 二、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三、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四、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五、论文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概述 |
| 一、危机的爆发 |
| 二、危机的危害 |
| 三、政策搭配应对之后的阶段性复苏 |
| 第二节 政策搭配的主要内涵 |
| 一、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的目标 |
| 二、可供搭配的政策工具 |
| 三、中美政策搭配侧重的不同 |
| 第三节 政策搭配的理论体系 |
| 一、丁伯根原则 |
| 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
| 三、克鲁格曼“永恒的三角” |
| 四、IS-LM模型的政策运用 |
| 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条件下的IS-LM-BP模型) |
| 六、粘性价格汇率模型:多恩布什汇率超调模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 一、增加就业水平 |
| 二、推动国内经济复苏 |
| 三、稳定物价水平 |
| 四、维持“金融霸主”地位 |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应对过程的总体回顾 |
| 二、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三、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 四、实施金融援助计划 |
| 第三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 四、国内外政策之间的搭配 |
| 五、短期应急性政策与长期变革性政策之间的搭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动机 |
| 一、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体系的特点 |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动机 |
| 第二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工具 |
| 一、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 |
| 二、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 |
| 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合作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操作 |
| 一、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二、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 |
| 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 |
| 四、常规货币政策工具与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之间的搭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应对危机政策搭配效应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一、FAVAR模型 |
| (一) 步骤一:因子分析模型 |
| (二) 步骤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二、理论模型的经济学内涵 |
| 第二节 美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 四、美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经验与教训[143]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效应分析 |
| 一、样本指标说明与描述 |
|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
| 三、对实证结果的进一步说明 |
| 四、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中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对策 |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 一、一般性结论 |
| 二、中美两国的比较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对策 |
|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的条件改善 |
| 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搭配改革 |
| 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政策搭配的协调与合作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举措大事记 |
| 附录B 美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 附录C 中国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类英语文本中隐喻的汉译 ——《衰败的经济》（第3、5、7章）翻译实践报告[D]. 朱玉.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1(02)
- [2]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D]. 曹为宇. 吉林大学, 2020(03)
- [3]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D]. 田野. 吉林大学, 2020(03)
- [4]可持续更新视角下旧城中心区土地混合利用路径演变[D]. 陈阳. 东南大学, 2020(02)
- [5]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D]. 王博. 吉林大学, 2020(08)
- [6]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运用及有效性分析[D]. 郝飞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美联储加息之惑[J]. 张广文,陈语匆,李如娟,张文轩. 金融市场研究, 2015(10)
- [8]砥砺前行中的世界经济:新常态、新动力、新趋势——2015年世界经济分析与展望[J].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Macro Economic Analysis Group;. 世界经济研究, 2015(01)
- [9]全球经济态势与复苏路径——第三届全球智库峰会第一分论坛综述[A]. 张燕冬,何刚,史蒂夫·欧伦斯,马克·乌赞,汉斯·冈瑟(京特)·希尔珀特,金立群,张燕生,郑永年,纳娃利亚·伊万诺娃,穆罕默德·萨奇布,张红力,卜安德,郑新立. 全球智库经济观察（2013）, 2013
- [10]中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政策搭配研究[D]. 金素. 南京大学,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