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论文文献综述）
周峪竹[1]（2021）在《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文中指出苏联科学院院士、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带头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曾于1907年、1909年、1912年、1926年赴中国华北、长江中下游、华南等地区,期间广泛收集中国传统木版民俗画,形成当今国内外学术界闻名的俄藏中国民俗画。2015年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发现该馆藏有近千幅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收集的中国民俗画,包括门神画、财神画、佛像、道教神像画、护符、纸马等,遂设立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特藏。中国民俗画是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的重要素材,作为俄罗斯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民俗画片进行系统研究的汉学家,他从学术生涯伊始就致力于中国民俗文化推广和普及。中国民俗画片成为西方了解中国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的重要媒介,是沟通近代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一座桥梁。中国民俗画片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载体,凝聚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才华与智慧。现收藏于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的这批中国民俗画片,以图画的形式具象地反映出中国各地的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丧葬礼俗、民间信仰、民间谚语等各类民俗事象,是中国民间俗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本研究从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入手分析该特藏对于中俄文化交流的意义;运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透视这批民俗画片所反映的生活在封建纲常、礼制、教条之下的旧中国中下层民众精神上的狂欢化世界,解读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通过挖掘俄罗斯对中国民俗文化的认识揭示民俗画片在中俄两个民族交往中的文化价值。
狄蕊红[2]（2020）在《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澄观、宗密、沩山灵佑、黄檗希运等高僧交往甚深,对他们着述的传播和历史地位的确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参与了佛教典籍的撰写和理论的建设,留下了数万字着述。裴休所处的中晚唐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由理论佛教转向民俗佛教的关键时期,他既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干预皇权对佛教的决策,也是中国古代知识文化之精英,能深入领悟佛教义理。裴休的仕履变迁、家世背景、学佛历程、高僧交往、三教思想、信仰理路等,既体现了中晚唐士大夫的命运轨迹及其文化渊源,也反映了那个时代政治与文化、佛教与儒道、生活与信仰的密切关系及其基本走向。在中晚唐的佛教发展史中,裴休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对裴休学界仍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政治仕途与佛教信仰作为裴休生命的两条主线贯穿了他整个生命历程,本文对裴休的研究也以这两个主干展开。第一章首先考证裴休的生平仕履和着述,力图穷尽史料,在繁杂琐碎的中晚唐史料中还原裴休一生的主要经历与作品,依据现有史料将他一生划分为入仕前的少年苦读期、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期、三临藩镇的地方长官期、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期和垂暮晚年的罢相归隐期,这五个时期因为政治地位的变化与佛教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裴休所留下的着述众多,但也因为史料的混乱而真假难辨,经过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已知裴休撰写诗歌、碑文、文论、奏疏等近三万字,绝大部分与佛教相关,这些诗文也得益于佛教传播而存世。第二章研究裴休的家世及其家世与佛教信仰之间的密切关系,裴休的佛教信仰是少年时期受家庭成员信仰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成年后家庭对其佛教信仰的影响仍然存在,他与裴氏其他成员延续了父亲裴肃搭建的佛教交往关系,官宦家族与地方佛教世代相继的交往促进了地方佛教的发展。第三章围绕裴休与高僧的交往展开,在裴休的不同政治阶段,与高僧的交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方式,前半生的中低层官员阶段多交往京师高僧,以研学佛理、撰写文论为主,后半生的高层官员阶段多交往地方禅僧,以助建寺院、阐扬佛法为主,他与高僧的交往对传播弘扬高僧佛学理论和促进禅宗地方传法中心在会昌法难后的恢复起到重要作用。第四章重点探讨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在中晚唐儒释道三教思想融合的背景下,裴休提出了独特的三教同道思想,裴休自幼年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在与高僧交往中不断研学佛理,他以儒释为主干兼摄道家思想,将儒释道三教圣人品格融合,以佛教心性哲学作为三教之道的核心、济世作为道之功用,实现了生命的宗教解脱与儒家经世致用的融合。第五章力图探讨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架构与佛教实践,裴休的佛教信仰形成过程与他仕途变迁密切相关,信仰的结构和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也与他的政治身份有密切联系,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是他佛教信仰实践中的最后的标志性事件,以此为中心考察中晚唐士大夫群体舍宅为寺行为背后的心理、政治、经济、信仰等综合性原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中国寺院文化产生的影响。政治理想与精神解脱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一直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裴休实现了信仰实践的便利性与哲学理论的深度的兼顾、实现了政府宗教管理与个人信仰并举,完成了自性觉悟与儒家伦理对接,同时也显示了士大夫阶层在佛教中国化、三教思想融合、儒释关系、政教关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李心苑[3]（2020）在《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观音信仰作为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主体,其中的观音感应信仰也一直是中国佛教菩萨感应信仰的典型。而在观音感应信仰当中,回应众生诉求的观音菩萨往往外化为观音经、观音像、观音道场、观音圣号、观音咒语等很多不同形式的神圣象征,从而形成各种形态的观音感应,其中观音经典感应是源于观音经典崇拜的一种观音感应信仰,其突出特色是信仰者在观音经典的多重神化之后,通过具体的经典崇拜方式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诉求,从而出现各种神奇效应,并最终使信仰者获得某种满足。在这种宗教实践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体验中,观音信徒与观音菩萨之间的感应关系表现为观音信徒与观音经典之间的感应关系,观音菩萨的神圣性及其现实救度职能借助于观音经典的神圣性及其神奇效应而得以实现。通过对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研究,我们可以理解观音信仰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化的菩萨信仰,并为全面把握中国特色佛教文化提供一个重要的视角。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之客体的观音经典,经历了从教义诠释体系向感应信仰体系的转变,诠释观音神力保佑、净土接引、智慧觉悟、密仪持咒等教义的经典以及介于这些经典之间并实现不同教义相互贯通的一些经典,支撑了观音信仰的基本教义体系。在教义诠释型经典体系之外,中国化的神力崇拜型观音经典体系逐渐形成,这一体系的核心框架便是:一经独领、二经呼应、诸经支撑、伪经偕行。所谓一经独领,就是《普门品》独占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主体地位;所谓二经呼应,就是《心经》与《大悲心陀罗尼经》尤其是其中的《大悲咒》紧随《观音经》之后兴起并流行;所谓诸经支撑,就是在此三经之外,还有《华严经》《楞严经》《授记经》《观无量寿佛经》等经典的全方位辅助支撑作用;所谓伪经偕行,就是像《高王观世音经》这样的大量民间观音经典与正统观音信仰相伴而行,彼此互动。汉译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前提之一便是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之源是观音菩萨所拥有的神秘力量和超凡智慧,而观音经典的神圣化则是信众在观音信仰实践中对观音经典神圣性的接受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情感表达。就神圣性而言,主要取决于经典的来源、内容、价值等三个方面;就神圣化而言,主要体现在信众对观音经典的受持、传承、安奉等三个方面神圣性的基础与神圣化的进程正是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直接推动力量。《普门品》作为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第一载体,在其初期流行过程中便与当时非常盛行的经典研习热潮相互激荡。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观音信仰者通过自己的宗教实践在努力证明《观音经》在与《法华经》《维摩经》《涅盘经》《华严经》等诸多经典的并立争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神奇价值,从而在诸经竞秀的时代以一种神力崇拜型经典信仰,与众多义学诠释型经典信仰并立而行,既为《观音经》拓展了足够的社会生存空间,也为中国佛教的经典运用开辟出一条神圣的路径。第一本汉译观音经典诞生后不久,中国便陷入激烈的夷夏冲突之中。所谓“五胡乱华”所引起的人间灾难,使很多无依无靠的受难者将观音菩萨作为应对生命危急的依赖,而诠释这种依赖的经典本身,也成为信众心目中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由此产生很多以诵念《普门品》来应对夷夏冲突所带来的各种个体灾难的信仰实践。这些信仰实践体现了具有时代烙印的信仰需求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信仰趋向之间的融合。分裂动荡的南北朝也是一个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不同政权之间以及不同官僚之间交织着复杂的恩怨情仇。各级官僚在面对其政治角色的所引发的生命危急时,同样难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安危,只好像普罗大众一样通过诵念《观音经》而向观音菩萨发出虔诚的呼唤。这种观音经感应信仰实践见证了不同社会阶层在基本人性需求方面的趋同性以及由此共同需求所激发的信仰选择的一致性,也反映了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普适性,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家国同构,体现在个体生活方面,在忠君爱国、天下使命等宏大理想之外,作为最底层的家庭生活始终是中国人的社会根基和情感归宿。通过观音经典感应事迹看两晋南北朝时代汉地家庭生活中的诸多困惑与危难应对,可以更深切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在家庭完整、家族延续、生命健康、家庭和美、来世向往等方面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美好向往。这些信仰实践把日常生活与观音经典链接在一起,反映了神圣信仰的世俗基础,也说明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已经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处。通过对两晋南北朝汉地四大领域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探讨,我们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观音经典感应信仰中所蕴含的神圣与世俗彼此交织的关系,如:作为信仰对象的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作为信仰者的信众的世俗性;受持经典方法的神圣性与受持经典动机的世俗性;受持观音经典所调动的主体力量（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仁善、孝顺、建寺、布施、持戒等的辅助力量的世俗性;观音神力的神圣性与观音神力显化对接苦难时的世俗性。在这种神圣与世俗的对接中,理性与超理性、人间与超人间等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均清晰地显露出来。由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观音经典感应信仰在观音信仰以及整个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中所处的重要位置。
姜馥蓉[4]（2020）在《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宗教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是否适应所处的社会,这种适应一般会涉及其在底层社会的身份建构、被认同和信任等。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不同的地区的传播各有特色。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承个案是必要的。本研究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拟沿着民族志书写和解释人类学的范式,对一个在河西走廊有数百年盛名的乡村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汉族社会的互融与共生情景进行描述并赋予一定的说明性,力求为更有效地对类似文化现象的解读提供案例参考。文章首先纵向梳理了历史时期藏传佛教进入河西走廊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及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传承概况;观察地方外部社会力量如何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的重建及其在地方社会的面貌;藏传佛教金塔寺在进入汉族村落以后如何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是否以及何种程度上参与并形塑信众的世俗生活和宗教信仰;以及藏传佛教金塔寺进入地方汉族文化环境后与地方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互动状况,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引起各自微妙的变化,并影响藏传佛教金塔寺在地方社会的融入。其次,在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基础上,提出结论和思考。文章的研究结论认为:对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乃是个案中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并通过观察村民个体、村落整体以及村落社会中的一些宗教行为这三个方面,探讨藏传佛教金塔寺与地方汉族村落的互融对后者产生的一些具体影响。提出考察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这样多元文化环境中融入案例的价值即在于,更好理解多民族、多文化共生互动的特点,从而为理解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等宏大理论提供具象的认知。此外,通过对田野调查整体情况的把握,文章思考了两个问题:一是反思“民间佛教”的概念,提醒相关研究者在运用此类概念时,不能忽略佛教信仰者的内部视角;二是以案例为基础,讨论如何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以及在基层社会践行“宗教中国化”的必要性。
段鹏[5]（2020）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敦煌文书中保存的集中出现于九、十世纪的斋会文本,是反映当时宗教与社会生活互动的珍贵材料。文本中蕴含着当时敦煌人民看待社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诉求,透射出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与向往。斋会文本叙述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特殊意义:一是宗教史意义,体现出当时社会中三教的进一步融合;以及密教“禳灾护国”思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斋会呈现出密教化特征。二是社会生活史意义,宗教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更加密切,主要体现在以岁时、农业诉求、灾害应对、疾病救赎等方面均举行相应的斋会。三是文化史意义,当时社会中盛行的正月燃灯、二月八游四门、七月十五追荐宗亲行事,至今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仍有重要影响。文本中呈现的诸如“出忠于国,入孝于家”的思想,以及面对疫情灾害时“疫疠大行,是众生之共业”的集体责任意识,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邓新航[6]（2019）在《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图像的演变是印度佛教艺术中国化最具典型性的代表,这其中最为关键的演变时期是唐宋,此间是观音图像体系系统化、规范化和多变化的重要阶段。唐宋正值巴蜀地区佛教艺术发展的繁荣期,在佛、菩萨、罗汉等诸多造像题材中,尤以观音造像表现得最为突出,与其他地区相比,其突出价值体现在:造像遗存数量巨大、造像题材种类繁多、造像谱系流变有序、造像组合丰富多变。唐宋巴蜀观音图像体系庞杂,可分为四个大类,且不同观音类别在题材种类、信仰形态、兴衰时间、区域分布、组合形式、造型样式等诸多方面都有不同表现。其一,巴蜀圣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称名救难型”为主。此类观音造像在巴蜀遗存数量最多,分布区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其形象以一手持杨柳、一手持净瓶且头戴化佛冠的样式为主。除了最为常见的单尊观音外,还有在此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双观音和多观音,以及观音与地藏、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等不同尊像的多种组合,包括观音救难图像等。就单尊圣观音造像而言,其造型风格演变可大致分为六期七段,且不同时期在区域分布、造型样式等方面各具特点。双观音与多观音主要在唐代流行,是民众希冀观音救助速度加快、救助范围扩大的直接体现。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集中流行于盛唐至五代,尤以观音与地藏组合最受欢迎。这些组合在正统经典中找不到相应来源,不仅体现出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性、功利性、现实性,同时也体现出观音信仰与其他信仰相互吸收与融合的包容性。观音救难图像仅在晚唐、五代时有少量发现,可见其在蜀地并不流行。其二,巴蜀密教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为“密仪持咒型”。巴蜀是除敦煌以外的唐宋密教观音造像的重要流布区域,目前发现了千手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马头观音等多种题材。巴蜀密教观音造像的渊源在两京地区,故其出现时间要普遍晚于中原。从构图内容看,除千手观音造像外,巴蜀其他密教观音造像并没有发展出敦煌那样的经变或曼荼罗形式,这与蜀地民众的信仰选择和信仰目的有关。从造型样式看,巴蜀密教观音造像在相对严格遵循造像仪轨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石窟艺匠自己的理解与创造。从时间发展看,蜀地密教观音造像初兴于武周、盛唐,繁荣于中唐至五代,宋代也有延续,但在时间上有缺环。具体来看,不同观音题材在蜀地的时空分布有别:千手观音造像流传最广,盛唐在川北出现,中唐集中在川西,晚唐集中在川南和川中,五代则集中在川东,宋代迅速衰落;如意轮观音造像大致于盛唐后期出现,在五大区域均有分布,但整体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中晚唐和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十一面观音造像遗存较少,但出现了其化现圣僧的造像,为它处鲜见;不空羂索观音造像于晚唐出现,主要在川中资中和川东大足地区流行,且时代有先后,前者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初,后者集中于五代至两宋;马头观音造像于南宋才开始出现,主要在明王系统中流行。其三,巴蜀本土观音图像类,其突出特征是民间性。本土观音是唐代以来在中国新出现的一大观音类型,是古代艺匠和民间信徒的共同创造,最具本土特色。目前在巴蜀出现了白衣观音、水月观音、数珠手观音,以及观音群像窟中以各种手姿持物所命名的不同观音题材。唐代白衣观音造像在蜀地的最新发现,对探讨其形象起源有重要意义。白衣观音形象可能在盛唐前期或更早就已在两京地区产生,吴道子应当绘制了此类画像,并将其传播到蜀地。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演变可分三期:中唐在眉山、安岳等地零星出现,流行一手托钵、一手持柳于胸且站立的造型;唐末、五代大量出现,集中分布在川西眉山、川中内江和川东安岳、大足等地,立姿、坐姿均有,流行双手持莲的造型;宋代在川东局部繁荣,造型各异,并与其他观音形象发生融合。水月观音形象的首创者并不是中唐周昉,可能也与吴道子有关。大约在中唐后期,成都地区就有水月观音壁画的绘制,目前蜀地石窟中现存有多尊晚唐水月观音造像;蜀地水月观音造像构图突出表现的是主尊、背光和岩座,而竹子、流水等背景元素则较少塑造;水月观音造像在蜀地分布较广,集中流行于唐末至五代、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段,且不同时期造型姿态还有丰富变化。观音群像窟独具时代性和地域性,时间上集中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地域上局限在大足,是当时活跃于川东一带文氏家族石窟艺匠的创造。此类洞窟中一般对称塑造十尊手姿持物均不相同的等身观音像,营造意图大都是为了满足民众的现世利益,其文本依据虽与千手观音经轨有关,但它们大都脱离了密教属性。至于数珠手观音造像,由于其具有特殊的信仰功能,因此才能从观音群像窟中独立出来。其四,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其信仰形态以“净土往生型”为主。观音在此类造像中是以胁侍菩萨的身份存在,最为常见的就是表现西方净土信仰的相关造像。此外,在释迦三尊像或药师三尊像中,观音也可作为其胁侍。此类观音造像也属于观音图像体系的一部分,在蜀地各个时期都比较流行,但由于其形象特征不很突出,加之蜀地造像残损严重,因此目前要准确辨识出此类观音造像还相当困难。总之,唐宋时期的巴蜀观音图像是观音艺术中国化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
苏雷[7]（2019）在《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民国及其以前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扎根并得到良好的发展,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目前,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随着《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和《推进我国基督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的相继出台,“基督教中国化”正得到中国学界、宗教界和政界三方的共同关注和推动。本文在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定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为研究起点,从“思想的初步形成”、“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和“历史影响与意义”等层面,对这位民国时期基督教的着名文字传道人和本色神学家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展开个案研究,力图在全景式呈现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特色的同时,亦对其历史影响与地位做出客观评价,并以此为契机,为当代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重要的启发借鉴。并在指出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同时,还需用辩证的态度客观地指出其思想上的历史局限,因为正反两方面的理论积累,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而言,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绪论。在充分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对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本色教会思想及其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影响进行拓展研究的必要性,指出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具体的写作思路和内容。第二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从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对在华基督教构成的种种负面刺激以及基督教对此做出的回应等入手,分析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并初步分析其“本色神学思想”和“本色教会思想”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色。第三章从“文字传道思想”、“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儒家、道家、佛教、墨家的关系”等层面,系统探究了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既体现出一种文化上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基督教“创造”、“更新”和“救赎”的基本原则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文字传道需要本色化、普适性的白话文字和效法耶稣与中国文化中“因时因地因人”的“无限”传道策略;虽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理性分析与“取舍”,并希望用基督教中有益的成分对其加以改造和更新,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存在“逻辑自洽”和精神上的“密切”关系,强调在中国文化中同样可以感受到上帝的作为,基督教应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中去。第四章从“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等层面,探究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内涵及其理论特色:张亦镜以中国人所能理解或乐于接受的道家言道、儒家言仁的文化言语方式,通过对于“上帝国”、“上帝屋”的譬喻和诠释,初步提出了其本色教会思想,而“自立”是达到“本色”的必由之路,并由此提出了操作性很强的具体的“本色化”方案,其本色教会思想不仅有助于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亦表明张亦镜希望通过教会自立和本色教会的创建以达到基督教中国化和国富民强的目的。第五章探讨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首先,基于张亦镜与他所处时代的广泛文字交流和当时社会各界对他的评议,探究他对于民国时期本色教会思想和本色神学思想的历史影响。然后,探讨了他对于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启发当代基督教应主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对话与调适,以摆脱长久以来“洋教的丑号”和凸显基督教的“自我文化调适能力”;启发从思想上牢固树立爱国与爱教相辅相成、本质统一的观念和在实际行动中自觉践履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的原则;启发在当代本色神学的架构中注意吸收和借鉴张亦镜本色神学思想中的“互具原则、白话文布道原则、爱国主义原则和改造国民性原则”。最后,分析指出张亦镜在文字布道上过于偏重“宣道与护教”以及在教会本身问题上缺乏自我批判与反省的历史局限,以及他以“《圣经》的权威无讹”为原则来评断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的基要主义立场。
王文强[8]（2019）在《《西游记》英译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着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着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着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着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着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着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着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着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
邓妍[9]（2019）在《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汤一介（1927-2014）是当代中国着名的学者、哲学史家和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领军人物,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当代转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哲学之路并不平坦,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工作者”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思考者”的艰难转变。汤一介不仅对中国哲学有着精深独到的研究,对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颇为熟悉与了解;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与海外学术界接触与交流的学者,他深知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的必要性,故始终致力于中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对话与融合;他有着敏锐的哲学问题意识和极为深刻的反思精神,是思想转型时期的探索者,是推动传统哲学复苏的重要人物,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引领者。改革开放以来,汤一介的哲学研究始于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他从“哲学史是认识史”的观点出发,提倡以概念范畴研究法研究中国哲学。他首先从宏观上为传统哲学建构了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展示了中国哲学作为一种认识史的演变过程及其内在逻辑,随后又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具体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理清了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深化了人们对郭象及整个玄学哲学体系的认知。概念范畴法促进了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也是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一次尝试,但其逻辑化特征与中国传统哲学非逻辑化思维方式存在一定差异。在此基础上,汤一介受到西方解释学的启发,将解释学方法与概念范畴法结合,重新研究郭象哲学,由此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从理论内涵看,汤一介提出的中国解释学包括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三个层次,但目前学界研究大多处于第一层次,甚至对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也存在争议。在以上方法论的影响下,汤一介就“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对传统哲学现代化展开了研究。他采取体系化的建构与阐释方式,以知识论和价值论合一的“真善美”问题为研究视角,并凸显了“天人”关系问题在传统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推导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基本命题,并分别阐释了其理论内涵,确立起传统哲学理论的基本框架。汤一介由三大基本命题又推导出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精神、内圣外王之道三套重要理论,完成了理论体系的建构和深化。汤一介建构的传统哲学理论体系不仅彻底摆脱了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的负面影响,回归了传统文化的立场,而且从整体上凸显了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和现代价值,但其局限性在于囿于理论体系的宏观性而难以继续深入。在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汤一介从传统哲学转向文化哲学的研究。对于如何面对传统文化的问题,处于“文化热”中的汤一介秉持客观中立的学术态度。他由此提出“文化演进合力论”,认为转型期中国文化需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三派力量的合力中才能实现发展,但他尤为注意保守主义的作用,体现了他的传统文化立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问题上,汤一介以佛教中国化问题为鉴,提出了“文化双向选择论”,主张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开放、双向互动、实现融合。尽管这一理论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但汤一介对冯契和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的强调可被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问题上,汤一介持“文化多元共存”的观点,以“新轴心时代”为其理论基础,对“和而不同”作出了文化学阐释,将之视为文化多元共存的理论原则。此外,汤一介还为跨文化对话提出了“负”的方法论及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具体方法。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注意吸纳传统文化作为思想资源,展示了他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汤一介以“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为哲学研究的使命,以“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学术精神坚持不懈地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为转型期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龚吉雯[10]（2019）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观音是佛教神只中一位负责现世救赎的神只,在大乘佛教传播的区域中基本都存在着观音信仰,南诏大理有“妙香佛国”的美誉,特别崇拜观音,拥有众多观音造像,产生了独特的阿嵯耶观音造像和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为核心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引起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研究热潮持久不衰。本文通过对现存于世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进行梳理,对盛行于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深入探讨。明清之际南诏大理文献毁损严重,相关历史信息相对匮乏,使其复杂的观音信仰成为一个谜。本文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整理研究,考察观音造像所体现和蕴涵的信息,结合相关文献典籍记录和考古发现,试图还原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观音信仰的样貌,对观音造像体系做出客观评价、还原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在佛教发展史中所处的地位、在佛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重新考察佛教传播道路上南传道存在的可能性,以及观音信仰对白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重新考证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通过历史文献及观音图像在云南的分布现状和艺术风格对观音造像进行分期、分布区域、类型的划分;对几尊典型的观音像进行详细分析,围绕着构成观音造像元素的几个重点:背光、法器、莲座等探讨南诏大理观音成像的源头与社会成因;以南诏大理国时期为中心,分别探讨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图像与周边区域的观音造像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仔细深入的比对研究和思考,掌握观音造像中蕴涵的白族社会文化、宗教信仰。以阿嵯耶观音作为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代表未免显得以偏概全,割裂了阿嵯耶观音与其他观音的关系,学术界对阿嵯耶观音的重点研究使南诏大理国时期存在的其他观音造像研究较为薄弱,所以研究密教、显教观音在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中各自所居位置和呈现的宗教意义,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结合汉地、吐蕃、中南半岛、印度的观音图像,通过从表征到内涵的深层分析,解读南诏大理观音造像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对佛教南传道路提出新的证据,重新审视佛教南传和北传道路的关系。因此,本文分成六个部分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观音造像进行探讨。首先针对观音分布和图像情况合理划分时期、类型,进行分类;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出土和现存的观音造像进行整理,分别从画卷、石窟造像、石刻造像、金铜造像中寻找观音造像,从传说、文献等抽离出观音形象,以得窥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全貌。南诏大理观音数量多、种类复杂,在发展中有较大演变,其中存在着一条较为明晰的脉络,以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为发展主线,密教观音和柳枝观音在这条主线左右相辅,构建了庞大的观音体系,所以有必要对梵僧观音、阿嵯耶观音、柳枝观音等做深入研究,还原各尊观音在南诏大理国观音体系中的位置、探讨其图像意义。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呈现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必须关注周边环境的观音造像,位于南诏大理周边的汉地、吐蕃、中南半岛等地都存在着观音信仰,以汉地和吐蕃较为明显,所以对这几个地区的观音造像探讨很有必要。六个部分的划分研究使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基本兼顾到整体呈现和细节分析,关注了观音造像与密教造像仪轨、所处环境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重新审视梵僧观音的地位和身份转换;对《南诏图传》重点表现的梵僧观音和阿嵯耶观音造像中出现的汉地与印度、中南半岛观音文化的融合进行详细的探讨。通过对观音造像的研究,认为云南是观音造像进入汉地的先行地,是佛教南传道路上的重要一环,佛教观音造像南传路先到云南后再进入汉地,巴蜀是连接佛教北传道路和南传道路的纽带,汉地观音通过巴蜀回流至云南,对南诏大理的观音造像造成深刻影响。《南诏图传》反映了南诏时期复杂的观音造像运动,显示出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大理时期顺承了南诏时期的佛教传统,尤其强调了梵僧观音的重要性,《张胜温梵画卷》中既有明显的密教特征,也有较为隐晦、隐藏在其中的本土元素。
二、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1）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价值 |
| 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
| 三、本研究依据的理论和方法 |
| 第一章 阿列克谢耶夫及其对中国民俗画片的收集与研究 |
| 一、阿列克谢耶夫与中国民俗画片 |
| 二、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考察及民俗画片的收集 |
| 第二章 俄藏“阿列克谢耶夫中国民俗画片”考释 |
| 一、俄罗斯国立宗教历史博物馆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的基本构成 |
| 第三章 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收藏看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一、民俗画片的概念界定 |
| 二、中国民俗画片的起源与发展 |
| 三、中国民俗画片的文化价值 |
| 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所反映的中国民俗 |
| 一、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岁时节令 |
| 二、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的人生礼俗 |
| 三、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藏品中所蕴含的民俗观念 |
| 第五章 阿列克谢耶夫民俗画片中的民间精神“狂欢”意蕴 |
| 一、欲望的释放 |
| 二、叛逆的表达 |
| 三、生死的跨越 |
| 第六章 经由图像艺术展开的中俄文化交流 |
| 一、17世纪以来俄罗斯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的过程 |
| 二、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俗画片的认知、研究与解读 |
| 三、阿列克谢耶夫的文化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基础材料 |
| 二、专着 |
| 三、文章 |
| 致谢 |
（2）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文献及研究 |
| 三、现存问题 |
| 四、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裴休生平及着述 |
| 第一节 裴休生平仕履 |
| 一、寒窗苦读的少年时期(791-822) |
| 二、初入仕途的探索积淀(822-841) |
| 三、三临藩镇,执掌一方(841-849) |
| 四、宰辅朝中的政治巅峰(849-856) |
| 五、垂暮晚年罢相归隐(856-864) |
| 第二节 裴休着述 |
| 一、裴休着述存佚 |
| 二、裴休着述分类及概况 |
| 三、裴休撰述的问题分析 |
| 第二章 裴休家世与佛教信仰 |
| 第一节 裴休世系辩证 |
| 一、裴休世系补证 |
| 二、裴休籍贯辨疑 |
| 三、疏勒裴氏辨疑 |
| 第二节 家庭环境对裴休信仰的影响 |
| 一、裴肃的生平事迹 |
| 二、裴肃对裴休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济源裴氏与佛教地方化发展 |
| 一、家世奉佛的济源裴氏 |
| 二、裴氏三代与越州的百年佛缘 |
| 三、济源裴氏对越州佛教影响范式 |
| 第三章 裴休与高僧的交往 |
| 第一节 中晚唐儒释交往的时代背景 |
| 一、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紧密 |
| 二、儒释交往更趋深入 |
| 第二节 裴休与僧人交往的阶段及方式 |
| 一、京师高僧为主的前半生 |
| 二、地方禅僧为主的后半生 |
| 第三节 裴休与高僧交往的影响 |
| 一、政教关系之融洽 |
| 二、佛教思想之传播 |
| 三、地方传法中心之崛起 |
| 第四章 裴休的三教会通思想 |
| 第一节 唐代儒释道三教思想的融合 |
| 一、儒家对佛、道的融合 |
| 二、佛教对儒、道的融合 |
| 三、道教对儒、佛的融合 |
| 第二节 裴休的儒家思想 |
| 一、儒家思想来源 |
| 二、裴休的儒家思想 |
| 第三节 裴休的佛教思想 |
| 一、裴休佛教思想的形成 |
| 二、裴休对高僧思想的继承 |
| 第四节 裴休的三教同道思想 |
| 一、对三教凡圣的会通 |
| 二、三教之道的会通 |
| 三、裴休三教同道思想的实践特点 |
| 第五章 裴休的佛教信仰及晚年实践 |
| 第一节 裴休佛教信仰的发展阶段 |
| 一、信仰形成期 |
| 二、信仰自觉期 |
| 三、信仰成熟期 |
| 四、信仰终结期 |
| 第二节 裴休佛教信仰的体系及逻辑架构 |
| 一、裴休佛教信仰的构成 |
| 二、裴休内在超越的逻辑架构 |
| 第三节 裴休晚年的信仰实践 |
| 一、裴休晚年舍宅为寺事件 |
| 二、中晚唐士大夫舍宅为寺的总体趋势 |
| 三、舍宅为寺心理因素分析 |
| 四、舍宅为寺而成的新佛寺文化形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3）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的时间界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空间界定 |
| 三、研究对象的概念界定 |
| 四、观音感应类文献的形成 |
| 第二节 本选题研究的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本选题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一、观音经典研究 |
| 二、观音感应信仰研究 |
| 第四节 本文的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 |
| 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三、本文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信仰视域的汉译观音经典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从观音经典教义体系到汉译观音经典崇拜体系 |
| 一、古代印度观音经典教义体系的形成 |
| 二、古代汉地观音经典崇拜体系的基本格局 |
| 第二节 《普门品》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普门品》第一个汉译本的流行 |
| 二、《普门品》流行本的定型 |
| 第三节 《心经》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传说中的《心经》首译本 |
| 二、玄奘本《心经》的出现与特征 |
| 三、关于《心经》来源的探问 |
| 第四节 《大悲咒》汉译流行本的形成 |
| 一、《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脱颖而出 |
| 二、最终定型的《大悲咒》 |
| 第二章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与神圣化 |
| 第一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性 |
| 一、宗教经典的神圣性结构 |
| 二、观音经典来源的神圣性 |
| 三、观音经典内容的神圣性 |
| 四、观音经典价值的神圣性 |
| 第二节 汉译观音经典的神圣化 |
| 一、观音经典受持的神化 |
| 二、观音经典传承的神化 |
| 三、观音经典安奉的神化 |
| 第三章 诸经竞秀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诸经竞秀局面的形成 |
| 二、《法华经》的受持与感应 |
| 三、《观音经》在义学高僧中地位与影响 |
| 第二节 从感应故事看《观音经》在诸经竞秀中的独特魅力 |
| 一、感应事迹书写中的《观音经》与《维摩经》 |
| 二、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华严经》 |
| 三、感应事迹中的《观音经》与《涅盘经》 |
| 四、与诸经论一拼高低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四章 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十六国时期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冉闵杀胡”时三位胡人的观音经感应 |
| 二、被慕容鲜卑抓捕后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僧人开达羌人监牢中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乞伏暮末欲屠城时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二节 南朝宋代夷夏冲突中的观音经感应信仰 |
| 一、涪陵陷落后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二、元嘉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三、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发生的观音经感应 |
| 四、对夷夏冲突中观音经感应信仰的总体认识 |
| 第五章 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第一节 观音经感应信仰在政治集团中的传播 |
| 一、《观音经》与统治者的关系 |
| 二、《观音经》感应信仰在统治者当中的传播 |
| 第二节 地方政治纷争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一、孙恩之乱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黄龙国守库吏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彭子乔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三节 皇权争夺战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一、荆州作逆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二、义嘉之难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三、宋末争夺皇权斗争中的观音经感应事迹 |
| 第六章 家庭生活中的观音经典感应信仰 |
| 第一节 子嗣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诵经求子信仰 |
| 二、后世观音经求子感应信仰的变化 |
| 第二节 家庭伦理建设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家宅平安诉求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二、维系家庭完整中的观音经典感应 |
| 三、儒家家庭伦理影响下的观音经感应 |
| 第三节 愈疾延命诉求中的观音经感应 |
| 一、汉地民众对疾病与长寿的理解 |
| 二、观音经愈疾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三、观音经延寿感应及其在后世的变化 |
| 第七章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特征与宗教定位 |
| 第一节 佛教感应与中国传统感应的区别 |
| 一、“感应”的原始意义 |
| 二、佛教感应的基本含义 |
| 三、佛教感应与儒家感应的区别 |
| 第二节 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基本定位 |
| 一、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功能定位 |
| 二、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的内涵定位 |
| 参考文献 |
| 一、佛教文献 |
| 二、历史文献 |
| 三、今人着作 |
| 四、期刊论文 |
| 五、学位论文 |
| 六、外文着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问题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田野点选取 |
| (三)研究问题: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乡村社会的融入 |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 (一)河西走廊 |
| (二)金塔寺与“金塔寺” |
| (三)文化涵化 |
| (四)“文化边缘”与“文化边‘源’” |
| (五)阶序理论 |
| (六)民间信仰 |
| (七)社会融入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外关于宗教对话与宗教身份认同的研究 |
| (二)以往对藏传佛教寺院的研究概况 |
| (三)藏传佛教在藏区以外传播的研究概况 |
| (四)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研究概况 |
| 四、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范式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五、金塔寺:文化汇聚地带的藏传佛教 |
| (一)田野点的自然地理概况 |
| (二)田野点的人文概况:“金塔寺”与金塔寺 |
| 第一章 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的传播 |
| 第一节 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概况 |
| 一、河西走廊的藏族部落和人口 |
| 二、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传播概况 |
| 三、20世纪中期以前河西走廊藏传佛教传播的特点 |
| 第二节 武威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 |
| 一、20世纪中期以前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播概况 |
| 二、20世纪中期以后武威的藏传佛教传承状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家、地方社会与寺院重建 |
| 第一节 国家在场与金塔寺重建 |
| 一、国家政权在制度、政策层面对寺院的管理 |
| 二、国家政权在符号象征层面对寺院的影响 |
| 第二节 民间力量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民间文化组织的公共号召力 |
| 二、藏传佛教信仰群体对寺院重建的影响力 |
| 三、民间社会力量之于寺院重建的意义 |
| 第三节 既有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与金塔寺的重建 |
| 一、汉族传统民俗观念对寺院文化的接纳和承受 |
| 二、现代经济发展对寺院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的信徒身份表述 |
| 第一节 居士群体中的城乡身份差异 |
| 一、疏离寺院的村里人 |
| 二、主动亲近寺院的城里人 |
| 第二节 信徒身份的获得与维护 |
| 一、基于情境性社会关系的信徒身份获得 |
| 二、信徒身份的辨识、强化和维护 |
| 第三节 民众宗教信仰实践中的文化调适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调试 |
| 二、节日中的宗教信仰互动与融合 |
| 三、生命历程中的宗教信仰表述与互动 |
| 小结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文化的互动 |
| 第一节 金塔寺与地方“神灵”的互动 |
| 一、“神”之来路——地方多元信仰中的“神灵” |
| 二、藏传佛教对地方“神灵”因素的采借 |
| 三、“众神和谐”——地方宗教信仰惯习 |
| 第二节 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一、地方社会中的宗教神职人员 |
| 二、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眼中的彼此 |
| 三、金塔寺僧俗与地方宗教神职人员的互动 |
| 第三节 藏传佛教与地方宗教信仰在仪式层面的互动 |
| 一、挂“红”——从红色被面向红色哈达的转变 |
| 二、“被互动”的藏传佛教——记一位“神人”对金塔寺的特殊情感 |
| 三、佛还是道:丧礼引出的困惑与确信 |
| 四、众望所归——记一次供龙王法会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一、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一)宗教信仰的阶序建构:藏传佛教与地方多元宗教互动与共生的事实与结果 |
| (二)阶序: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模式 |
| (三)藏传佛教融入地方社会的影响 |
| 二、对“民间佛教”概念的思考——基于内部视角 |
| (一)关于现行“民间佛教”等概念的回顾 |
| (二)对现行概念之暗示意味的反思 |
| 三、对“宗教在地化”的思考——基于外部视角 |
| (一)田野案例体现的乡土社会宗教信仰实践逻辑 |
| (二)制度化宗教在基层社会践行“中国化”的必要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及其表现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盛行的背景 |
| 一、中国古代社会重视祭祀的传统 |
| 二、佛、道二教对中国传统祭祀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
| 三、唐宋时期佛、道交涉与三教汇融 |
| 四、大乘佛教的影响与功德思想的盛行 |
| 五、密教兴起与在敦煌的传播 |
| 第二节 程式化:敦煌斋会盛行的文本表征 |
| 一、沟通凡圣:早期道教三官手书与敦煌道教斋会文本 |
| 二、唐代佛教斋文的书写与使用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中的替代形式 |
| 四、从写卷到“小册子”:九、十世纪斋文写本物质形态的变化 |
| 第三节 宗教生活:九、十世纪斋会与敦煌社会生活的互融 |
| 一、宗教与社会生活 |
| 二、《斋琬文》所见斋会概况 |
| 三、“小册子”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 |
| 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与社会生活的互融及其表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四时顺序、风雨应时:岁时与斋会 |
| 第一节 福建新春:敦煌正月印沙、燃灯诸行事 |
| 一、新春正月祈福 |
| 二、正月印沙佛、塔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正月燃灯 |
| 四、安伞、旋城、赛天王 |
| 五、燃灯社、三长邑义:正月斋会的组织 |
| 第二节 游四门、行城:敦煌二月八行事及其宗教史意义 |
| 一、早期佛教经典中“游四门”叙事 |
| 二、行城、讲经:九、十世纪敦煌的二月八行事 |
| 三、幡花隘路:二月八行城中的幡 |
| 四、行像社、行像司:二月八行城的组织 |
| 五、文化象征与延续:西南边疆二月八“游四门”文献与行事 |
| 第三节 敦煌七月十五行事及其思想 |
| 一、“家家列馔,处处敷筵”:七月十五斋会的盛行 |
| 二、九、十世纪敦煌七月十五斋会行事 |
| 三、造幡绘像:敦煌七月十五日行事的多样 |
| 四、报恩行孝:佛教报恩思想与中国传统孝道的进一步融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九、十世纪敦煌农事诉求与灾害应对 |
| 第一节 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祈愿 |
| 一、唐前河西的蚕桑 |
| 二、农桑业在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
| 三、丝?倍获于常年:蚕农的祈愿 |
| 四、斋会文本所见九、十世纪敦煌的蚕桑养殖 |
| 第二节 蝗虫永散、不害于人民:蝗灾的禳除 |
| 一、古代河西走廊为主要的蝗灾区 |
| 二、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对蝗虫的认识 |
| 三、九、十世纪敦煌社会的蝗灾 |
| 四、从祭祀到禳除:九、十世纪佛、道二教于蝗灾的应对 |
| 第三节 农事斋文中的神只整合 |
| 一、牛王、马鸣菩萨:《蚕筵愿文》中的佛教诸神 |
| 二、女仙之宗:西王母于蚕桑业中的象征 |
| 三、各司其职:九、十世纪农事中神只的组合及其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贵生重命:疾病救赎与公共疫情应对 |
| 第一节 母子平安:难月与庆生祈愿 |
| 一、难月祈愿与救度 |
| 二、降生设斋与回谢 |
| 三、满月与生辰庆诞 |
| 第二节 设斋忏悔:斋文所见宗教对疾病的救赎 |
| 一、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患文》 |
| 二、佛为医王:《患文》所见佛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三、《病差文》所见道教病因观及其救赎 |
| 四、设斋、抄经:病愈后的还愿 |
| 第三节 社会公共性疾病的应对 |
| 一、九、十世纪敦煌社会中“疫疠”流行及其祈愿 |
| 二、“城中灾疫疠”: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几次公共性疾病 |
| 三、归义军时期对于公共性疾病的认识与应对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禳灾、护国与结坛:九、十世纪敦煌斋会密教化 |
| 第一节 结坛与《结坛文》 |
| 一、何谓结坛? |
| 二、护国禳灾:唐宋时期佛、道二教结坛法之异曲同工 |
| 三、九、十世纪敦煌斋会文本《结坛文》释录 |
| 第二节 敷佛像于四门: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构建 |
| 一、四门即沙州城四门?:敦煌斋会文本中“四门”的再认识 |
| 二、四门设像:《坛法仪则》与《坛图式稿》的对应 |
| 三、S.2139《金刚界曼荼罗简图》: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复原 |
| 四、九、十世纪敦煌密教坛场的主要特征 |
| 第三节 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一、九、十世纪密教在河西地区的弘传 |
| 二、护国、禳灾:九、十世纪敦煌斋会的密教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分类及原则 |
| 一、圣观音图像类 |
| 二、密教观音图像类 |
| 三、本土观音图像类 |
| 四、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类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图像的形成背景 |
| 一、经济背景 |
| 二、文学背景 |
| 三、佛教背景 |
| 第二章 唐宋时期巴蜀圣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风格演变 |
| 一、初唐时期:隋风延续与标准形象的确立 |
| 二、盛唐时期:大气丰腴风格的流行 |
| 三、中唐时期:两种区域风格的形成 |
| 四、晚唐时期:丰肥壮硕风格的出现 |
| 五、五代时期:唐风遗韵 |
| 六、两宋时期:女性化特征的鲜明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圣观音造像的组合样式与功能指向 |
| 一、观音双尊与多尊并列:神力的多倍增强 |
| 二、观音与地藏:现世拯救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三、观音、阿弥陀佛与地藏:净土往生与地狱拯救的结合 |
| 四、观音、药师佛与地藏:治病延命、地狱拯救与净土往生的结合 |
| 五、观音与其他尊像的任意组合:民众信仰需求的多样化体现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观音救难图像的缘起与演变 |
| 一、唐代之前观音救难性格的形成及其在巴蜀的传播 |
| 二、唐五代观音救难图像的发现与释读 |
| 三、宋代以后观音救难图像的持续演变 |
| 第三章 唐宋时期巴蜀密教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密教造像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唐五代巴蜀十一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十一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单尊十一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三、十一面观音化现圣僧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三节 唐宋巴蜀如意轮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如意轮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如意轮观音画像 |
| 三、如意轮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如意轮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四节 唐宋巴蜀不空羂索观音造像考释 |
| 一、不空羂索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三、不空羂索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四、不空羂索观音造像在巴蜀流行的特殊原因 |
| 第五节 唐宋巴蜀千手观音造像考释 |
| 一、千手观音的经像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千手观音图像 |
| 三、千手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 |
| 四、千手观音造像的图像分析 |
| 第六节 宋代巴蜀马头观音造像考释 |
| 一、马头观音的经典传译与造像仪轨 |
| 二、大足石刻马头观音的造型特征 |
| 三、其他地区马头观音图像的造型特征 |
| 四、不同地区马头观音图像之比较 |
| 第七节 唐宋巴蜀其他多臂观音造像考释 |
| 第四章 唐宋时期巴蜀本土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白衣观音造像的形成、分期及其他 |
| 一、白衣观音造像产生的社会文化渊源 |
| 二、吴道子与白衣观音造像的关系 |
| 三、白衣观音的形象标志及其来源 |
| 四、白衣观音造像的分期与造型演变 |
| 五、与其他地区白衣观音造像之比较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水月观音造型分析及相关问题 |
| 一、周昉妙创水月观音图像新释 |
| 二、艺术文献所载的水月观音画像 |
| 三、水月观音的造型元素分析 |
| 四、对两京水月观音造像传入巴蜀路线的思考 |
| 五、水月观音与自在观音的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巴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形成、特征及影响 |
| 一、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判断标准 |
| 二、数珠手观音造像的遗存分布与特征 |
| 三、数珠手观音造像的宗教内涵与形成依据 |
| 四、对云南大理国观音画像的影响 |
| 第四节 宋代巴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文本依据及相关问题 |
| 一、观音群像窟的图像构成与营造意图 |
| 二、观音群像窟营造的文本依据 |
| 三、观音群像窟的设计意匠 |
| 四、观音群像窟与文氏石窟艺匠 |
| 第五章 唐宋时期巴蜀佛三尊像中的观音图像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西方净土变中的观音造像特征演变 |
| 一、西方净土经典的传译及其在巴蜀地区的流行 |
| 二、“净土三经”中西方净土世界的基本景观与观音形象的描述 |
| 三、西方三圣像中的观音造像 |
| 四、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五、阿弥陀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六、观无量寿佛经变龛中的观音造像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一、巴蜀释迦三尊像中的观音造像 |
| 二、与犍陀罗释迦三尊像中观音造像的比较 |
| 第六章 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一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与民众社会心理 |
| 一、造像题记的时代分布与布局形式 |
| 二、从造像题记看观音称名的演变 |
| 三、供养人身份与造像组织形式 |
| 四、造像时间与佛教节日 |
| 五、造像对象与家庭伦理 |
| 六、造像愿望与功利心理 |
| 第二节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一、时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二、区域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图版来源 |
| 附录二 表格目录 |
| 附录三 唐宋巴蜀观音造像题记汇录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二、本文研究起点和创新 |
| 第二节 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一、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全景式呈现 |
| 二、对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地位的评价 |
| 三、为当代的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提供历史借鉴 |
| 第三节 写作思路和内容 |
| 一、中心问题与总体思路 |
| 二、基本内容与框架结构 |
| 第二章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理论缘起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中国基督教及其面临的挑战 |
| 一、清末反洋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二、民初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刺激 |
| 三、民初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冲击 |
| 四、民国基督徒学者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 |
| 第二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初步形成 |
| 一、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运动的体验 |
| 二、张亦镜对基督教中国化历史的反思 |
| 三、张亦镜的文字传道和文字卫道工作 |
| 第三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神学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的文字传道思想 |
| 一、论开展文字传道的必要与目的 |
| 二、论文字传道与本色神学的建立 |
| 三、论文字传道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
| 四、张亦镜对白话文的态度问题 |
| 第二节 论本色神学同中国民俗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中国民俗的基本态度 |
| 1.人有“新”“旧”之别——中国民俗宜“去旧迎新” |
| 2.民俗有关“国运兴衰”——中国社会宜“移风易俗” |
| 二、论基督教对中国民俗的吸收与改造 |
| 第三节 论本色神学同儒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儒之辨的时代背景 |
| 1.晚清时期的激烈碰撞 |
| 2.二十世纪初对话的开始 |
| 二、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互异性 |
| 三、张亦镜论耶儒思想的相通性 |
| 第四节 论本色神学同道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道比较研究的前提和态度 |
| 1.以澄清老子其人其事为前提 |
| 2.以分别道家与道教为前提 |
| 二、《道德经》与《圣经》的比勘互证 |
| 1.道元始与上帝同在 |
| 2.在“道性”上的相通 |
| 3.在“修性培德”上的相通 |
| 第五节 论本色神学同佛教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对耶佛关系的基本态度 |
| 1.对“扬佛抑耶论”的回应 |
| 2.基督教比之佛教更值信靠 |
| 二、论观世音信仰与基督教的分歧 |
| 1.在时空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2.在性别观上的批判与分歧 |
| 3.在佛经逻辑上的批判与分歧 |
| 三、对“佛化基督教”思想的否定 |
| 第六节 论本色神学同墨家思想的关系 |
| 一、张亦镜耶墨比较研究的思想缘起 |
| 1.西学墨源说 |
| 2.基督教墨源说 |
| 二、耶墨对话的前提和基础 |
| 1.为墨学正名和平反 |
| 2.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
| 三、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的契合 |
| 1.在最高思想范畴上的契合 |
| 2.在社会政治伦理上的契合 |
| 3.在人际人伦理想上的契合 |
| 四、论基督教与墨家思想之间的互异 |
| 第四章 基督教中国化视角下的本色教会思想 |
| 第一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提出 |
| 一、论上帝国存在的中国化诠释 |
| 二、论上帝观之于中国人的意义 |
| 三、论中国人之于上帝屋的信修 |
| 第二节 论本色教会与中国文明进步的关系 |
| 一、对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的推动 |
| 二、对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促进 |
| 三、对宗教理性的弘扬和对中国宗教末流的批评 |
| 四、对中国社会恶习的改造 |
| 第三节 张亦镜本色教会思想的发展 |
| 一、论民族独立与教会独立的关系 |
| 二、论建立本色教会的方法与途径 |
| 三、论教会趋势与中国教会的自立 |
| 第四节 论本色教会与政治和国家的关系 |
| 一、论张亦镜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态度 |
| 二、论张亦镜在孔教问题上的态度 |
| 三、论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 |
| 四、对“党教合一”思想的批判 |
| 五、论基督徒的爱国与救国的关系 |
| 第五章 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一节 对民国时期基督教中国化思潮的影响 |
| 一、对民国时期本色教会运动的影响 |
| 二、对民国时期本色神学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启发 |
| 一、对促进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启发 |
| 二、对如何处理爱国与爱教之间关系的启发 |
| 三、对建立中国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启发 |
| 第三节 张亦镜基督教中国化思想的历史局限 |
| 一、在文字布道事工及其本色教会思想上的局限 |
| 二、在基要主义立场及其本色神学思想上的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8）《西游记》英译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1 本文对《西游记》英译文本性质界定 |
| 1.3.2 本文对《西游记》的翻译界定 |
| 1.3.3 英语世界的《西游记》 |
| 1.3.4 本研究时间范围的界定及历史阶段的划分 |
| 1.4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文献综述 |
| 1.4.1 国内研究综述 |
| 1.4.2 海外研究综述 |
| 1.4.3 国内外《西游记》英译研究述评 |
| 1.5 本研究所涉及的翻译理论 |
| 1.5.1 描述翻译学派 |
| 1.5.2 翻译史学研究 |
| 1.6 研究内容 |
| 第2章 传教士汉学家对《西游记》的译介研究(1822-1916) |
| 2.1 本阶段《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隐性传播”探究 |
| 2.1.1 开创《西游记》英译史的《华英字典》 |
| 2.1.2 艾约瑟对《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首次介绍 |
| 2.1.3 伟烈亚力《汉籍解题》中的《西游记》 |
| 2.1.4 明恩溥《中国人的德行》中的《西游记》 |
| 2.1.5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隐性传播”贡献 |
| 2.2 作为“显性传播”的《西游记》英译文 |
| 2.2.1 詹姆斯·沃尔对《西游记》的译介 |
| 2.2.2 翟理斯对《西游记》的翻译与改写 |
| 2.2.3 晚清时期其它《西游记》英译文 |
| 2.3 本阶段《西游记》“显性译文”的译者身份探析 |
| 2.4 本阶段译者的译介动机考察 |
| 2.5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 2.5.1 李提摩太其人其译 |
| 2.5.2 李提摩太“援佛入耶”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5.3 李提摩太翻译《西游记》动机探析 |
| 2.5.4 “援佛入耶”——李提摩太对《西游记》的“基督式”改造 |
| 2.5.5 走向基督—李提摩太对《西游记》人物的“改造” |
| 2.5.6 李提摩太眼中的《西游记》宗教成分 |
| 2.6 本时期《西游记》译介之不足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传播的“启蒙期”(1917-1932) |
| 3.1 库寿龄《中国百科全书》对《西游记》的介绍 |
| 3.2 文仁亭《中国神话与传奇》中的《西游记》 |
| 3.3 东方佛学的“西游记”——海伦·海耶斯《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 3.3.1 译者海伦·海耶斯的身份探析 |
| 3.3.3 海耶斯对《西游记》主题思想的认知 |
| 3.3.4 海耶斯译本中孙悟空的形象建构 |
| 3.3.5 “东方智慧丛书”对中国文学典籍的选材 |
| 3.3.6 海耶斯《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与底本 |
| 3.3.7 本章小结 |
| 第4 章《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繁荣期(1942-1968) |
| 4.1 倾听译者的心声——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研究 |
| 4.1.1 阿瑟·韦利其人其译 |
| 4.1.2 阿瑟·韦利《西游记》英译本介绍 |
| 4.1.4 《猴》的译介语境与读者接受 |
| 4.1.5 韦利对原着创造性的裁剪与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 |
| 4.1.6 韦利对英雄主义“猴王”的塑造及对唐僧形象的“还原” |
| 4.1.7 倾听译者的心声——韦利思想倾向在《猴》中的折射 |
| 4.1.8 译,还是不译——韦利对《西游记》诗词的删减原因探析 |
| 4.2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教材的《西游记》研究 |
| 4.2.1 梅仪慈对《西游记》的介绍 |
| 4.2.2 陈绶颐《中国文学史述》中的《西游记》 |
| 4.2.3 黎明《中国文学史》中的《西游记》 |
| 4.2.4 白之《中国文学选集》中的《西游记》 |
| 4.2.5 柳无忌《中国文学概论》中的《西游记》 |
| 4.2.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的《西游记》 |
| 4.3 作为儿童文学与幽默小说的《西游记》英译本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当代《西游记》英译的学术转向——以余国藩译本为中心 |
| 5.1 余国藩其人介绍 |
| 5.2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探析 |
| 5.2.1 余国藩对《西游记》的底本选择以及对小说第九回的认识 |
| 5.2.2 谁是作者？余国藩对《西游记》作者的认知 |
| 5.2.3 余国藩对《西游记》小说中诗词的认知 |
| 5.2.4 《西游记》的宗教意蕴 |
| 5.3 坚持“可译性”——余国藩《西游记》翻译策略探析 |
| 5.3.1 余国藩对《西游记》称谓词的翻译 |
| 5.3.2 余国藩对《西游记》典故的翻译 |
| 5.3.3 余国藩对《西游记》比喻、成语的翻译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 |
| 6.1 本研究的发现 |
| 6.2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汤一介家学渊源与学思历程 |
| 第一节 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早期知识积累与哲学启蒙 |
| 一、早年知识积累 |
| 二、早期哲学启蒙 |
| 第三节 北大时期的哲学探索 |
| 第四节 青年时期“哲学工作者”的转向 |
| 第五节 80年代以来的学术历程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汤一介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范畴研究法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思想背景：“哲学史是认识史”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理论概述：“认识必然要使用概念和范畴”. |
| (一)“概念”、“范畴”及其研究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内容和层次 |
| 三、实践一：建构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一)汤一介的传统哲学概念范畴体系 |
| (二)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特点——与张岱年、葛荣晋、张立文的比较 |
| (三)汤一介概念范畴体系的评价 |
| 四、实践二：《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对玄学作概念范畴研究的原因 |
| (二)理清玄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 |
| (三)对郭象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新认知 |
| (四)对玄学家研究方法演变认知的深化 |
| 五、汤一介概念范畴研究法的学术意义及局限性分析 |
| (一)促进哲学研究学术化的恢复 |
| (二)中国哲学方法论创新的尝试 |
| (三)与传统哲学非逻辑化进路的不对称性问题 |
| 第二节 中国解释学的发掘与弘扬 |
| 一、从概念范畴研究法向解释学的转向：对郭象哲学方法的诠释学洞见. |
| 二、中国解释学的思想来源 |
| 三、中国解释学的理论内涵 |
| (一)中国解释学理论内涵辨析 |
| (二)层次一：梳理中国“解释问题”的传统 |
| (三)层次二：总结中国传统的“解释理论” |
| (四)层次三：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
| 四、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论争 |
| 第三节 汤一介哲学史方法论研究的评价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汤一介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阐释 |
| 第一节 问题意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 |
| 第二节 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视角：“真善美”问题 |
| 一、“真善美”问题的理论溯源 |
| 二、汤一介对“真善美”问题的价值论认知 |
| 三、“真善美”视角下“天”、“人”概念的凸显及其问题 |
| 第三节 传统哲学理论框架的建构：三个“合一”命题的推演与阐释 |
| 一、从“天”、“人”概念到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推演 |
| 二、三个“合一”命题的理论阐释 |
| (一)“天人合一”的概念分析、易学诠释与价值阐发 |
| (二)“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分析 |
| (三)“情景合一”的美学分析 |
| 三、由三个“合一”命题看传统哲学的特点 |
| 第四节 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深化：三套核心理论的价值阐发与论争 |
| 一、宇宙人生论：“普遍和谐观念” |
| (一)“普遍和谐观念”对现代天人关系的启发 |
| (二)“普遍和谐观念”的泛道德化倾向 |
| 二、境界修养论：“内在超越精神” |
| (一)汤一介对儒释道“内在超越精神”的全面阐发 |
| (二)“内在超越精神”的中西之争 |
| 三、政治教化论：“内圣外王之道” |
| (一)对“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质疑 |
| (二)“内圣”与“外王”关系新论 |
| 第五节 对汤一介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评价 |
| 一、传统哲学现代价值的凸显 |
| 二、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宏观性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汤一介的文化哲学理论 |
| 第一节 文化演进合力论 |
| 一、“文化热”的理论背景 |
| 二、汤一介的文化立场：走出“中西古今”之争,融会“中西古今”之学 |
| 三、理论主旨：激进、自由、保守主义的“文化合力” |
| 四、文化学视野下的反思 |
| 第二节 文化双向选择论 |
| 一、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
| 二、核心要旨：文化开放与融合 |
| 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困境 |
| (一)理论困境：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理论可能性 |
| (二)现实困境：双向选择前景的两种“提法” |
| 四、哲学例证：冯契与张申府哲学的两个“接着讲” |
| 第三节 文化多元共存论 |
| 一、对文明冲突论的驳斥：儒家的“仁学”与道家的“道论” |
| 二、理论基础：“新轴心时代” |
| (一)“新轴心时代”的成立依据与理论特点 |
| (二)质疑与诘问：“新轴心时代”之说的合法性问题 |
| 三、理论原则：“和而不同”的文化学阐释 |
| 四、跨文化对话方法论探讨 |
| (一)“负的方法”论对跨文化对话边界的论说 |
| (二)跨文化对话中处理不同思想观念的方法 |
| 第四节 汤一介文化哲学理论的特点 |
| 一、文化哲学的现实关怀 |
| 二、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的发掘 |
| 三、开放、多元、融合的文化价值取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汤一介哲学思想简评 |
| 一、哲学使命——融“中西古今”之学,创“反本开新”之路 |
| 二、致思特征——“在非有非无之间” |
| 三、思想价值——“自由即创造力” |
| 四、人生境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 附录一 ：汤一介先生学术年表 |
| 附录二 ：汤一介思想研究文献及索引 |
| 附录三：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攻博期间(2015.9-2019.6)主要科研成果及学术活动 |
| 致谢 |
（10）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目的、意义及主要问题 |
| 三 学术史回溯 |
| 四 研究界定与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方法 |
| 六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七 田野调查点分布简介 |
| 第一章 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的分期、分布与类型 |
| 第一节 分期 |
| 一 初创期 |
| 二 形成期 |
| 三 成熟期 |
| 四 高峰期 |
| 小结 |
| 第二节 分布区域 |
| 一 白崖、巍山与洱海区域 |
| 二 拓东与剑川区域 |
| 三 早期传播路线 |
| 小结 |
| 第三节 类型 |
| 一 密宗观音造像 |
| 二 显宗观音造像 |
| 三 特殊观音造像 |
| 第二章 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 |
| 第一节 《南诏图传》 |
| 第二节 《宋时大理描工张胜温画梵像》 |
| 第三节 剑川石钟山石窟 |
| 第四节 崇圣寺三塔出土观音 |
| 第五节 其他南诏大理国时期美术遗存中的观音 |
| 一 崇圣寺雨铜观音 |
| 二 昆明地藏寺经幢上的观音 |
| 三 博什瓦黑石刻造像 |
| 四 安宁法华寺石窟 |
| 五 巍山出土佛教造像 |
| 六 永胜观音摩崖线刻 |
| 七 流失海外的几尊观音造像 |
| 八 藏于云南省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 |
| 第六节 文献、野史与民间传说中的观音 |
| 一 《白古通记》 |
| 二 《南诏野史》 |
| 三 《白国因由》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典型观音造像 |
| 第一节 梵僧观音 |
| 一 伏罗刹传说与观音七化 |
| 二 《南诏图传》中的梵僧观音 |
| 三 《张胜温梵画卷》中的梵僧观音 |
| 小结 |
| 第二节 阿嵯耶观音 |
| 一 “阿吒力”与“阿嵯耶” |
| 二 阿嵯耶观音来源 |
| 三 阿嵯耶观音的形成 |
| 四 阿嵯耶观音信仰 |
| 小结 |
| 第三节 易长观音 |
| 一 易长名号 |
| 二 易长的造像特征 |
| 三 易长观音信仰 |
| 小结 |
| 第四节 柳枝观音 |
| 一 柳枝观音起源 |
| 二 柳枝的造型和意义 |
| 三 柳枝观音的造型变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观音造像构成要素 |
| 第一节 背光 |
| 一 背光的产生 |
| 二 背光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发展 |
| 三 阿嵯耶观音的舟形背光 |
| 四 《张胜温梵画卷》的背光 |
| 五 背光的造型意义 |
| 小结 |
| 第二节 法器 |
| 一 柳枝和净瓶 |
| 二 梵僧的柳枝净瓶 |
| 三 多臂观音的法器 |
| 第三节 莲座 |
| 一 早期莲座 |
| 二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莲座 |
| 第四节 胁侍 |
| 第五节 手印 |
| 一 手印的来源 |
| 二 阿嵯耶观音的手印 |
| 三 梵僧观音的手印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诏大理观音造像与周边观音造像的融合 |
| 第一节 与汉地观音造像的融合 |
| 一 绘画 |
| 二 石窟造像与石刻造像 |
| 三 金铜造像 |
| 第二节 与吐蕃观音造像的融合 |
| 第三节 与中南半岛观音造像的融合 |
| 一 缅甸 |
| 二 柬埔寨 |
| 三 泰国 |
| 四 老挝 |
| 五 越南 |
| 六 印度尼西亚 |
| 第四节 与印度观音造像的融合 |
| 第六章 南诏大理观音造像及其信仰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形制、材质的演变 |
| 一 形制的演变 |
| 二 材质的演变 |
| 小结 |
| 第二节 《张胜温梵画卷》中观音的排序 |
| 一 前人的排序研究 |
| 二 排序梳理 |
| 三 十一面观音的地位 |
| 四 几种排序的理由 |
| 五 阿嵯耶观音信仰为核心的排序 |
| 小结 |
| 第三节 观音信仰的历史演变 |
| 一 传说:白族民间对观音的集体记忆 |
| 二 仪式与民间社会整合 |
| 三 信仰禁忌呈现的社会整合 |
| 四 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重理源流 |
| 二 艺术风格的演变 |
| 三 造像与社会整合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图版说明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中国道教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的对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民俗画片收藏研究[D]. 周峪竹.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裴休的佛教信仰研究[D]. 狄蕊红. 西北大学, 2020(07)
- [3]两晋南北朝观音经典感应信仰研究[D]. 李心苑.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4]藏传佛教在河西走廊汉族乡村社会融入研究 ——以武威市金塔寺为例[D]. 姜馥蓉. 兰州大学, 2020(12)
- [5]九-十世纪敦煌社会宗教生活研究 ——以斋会文本为中心的考察[D]. 段鹏. 兰州大学, 2020(11)
- [6]唐宋时期巴蜀观音图像研究[D]. 邓新航. 东南大学, 2019(01)
- [7]张亦镜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探究[D]. 苏雷. 武汉大学, 2019(06)
- [8]《西游记》英译史研究[D]. 王文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9]汤一介哲学思想研究[D]. 邓妍. 武汉大学, 2019(08)
- [10]南诏大理国时期观音造像研究[D]. 龚吉雯. 云南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