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迁移要实现四种组合

一、生态移民要做到四个结合（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

马维宗^[2]（2020）在《宁夏兴盛村异地搬迁村民社会适应探究》文中研究说明2020年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部脱贫攻坚任务,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解决深度贫苦地区基础薄弱环节,解决“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贫困现状,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务移民、吊装移民到2001年异地搬迁工程的开展,到近几年的精准扶贫政策、乡村振新战略的提出都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的举措,其中异地搬迁后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是脱贫攻坚、发展三农过程中的“硬骨头”。研究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社会意义。对于社会适应的研究是基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视角的研究,针对异地搬迁移民社会适应进行研究。因为异地搬迁打破了原有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等网络结构,而新兴有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良好社会关系还未成型,让异地搬迁村民如何很好的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是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实地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实地调查方法,对迁入地的127户移民进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方面的调查。通过对种植业、养殖业、劳务、副业等方面进行调查得以了解生产适应情况;通过生活环境、消费结构、得以了解生活方式适应状况;通过社会交往、思想观念、民族关系来了解社会关系适应状况。从而进一步分析影响生产、生活、社会关系的因素,影响生产方式的因素:自我发展能力不足,特色产业培训力度缺失,劳务信息不对称,副业受限;影响生活方式的因素:基础设施,消费习惯,“时尚”的风俗;影响社会关系的因素:社会支持网络的“慢热”,“思想观念坚守原则”,“民族关系”。在移民的社会适应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影响因素也是相互穿插的。因此从政府层面、社区层面、主体层面三个大的方面提出促进移民社会适应的举措,希望能够帮助移民尽快适应当地社会,转变思想观念,发展经济,提升生活水平。希望此次的社会调查数据能够作为借鉴资料帮助当地政府、社区为了移民的社会适应采取适宜的举措。

古丹^[3]（2020）在《生态移民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研究 ——以西部N市M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生态移民这项民生工程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研究领域广泛,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量化研究成果突出,但对各个年龄阶段生态移民群体自身的发展研究不足。儿童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他们的道德成长不仅关系着个体的成长质量,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与精神建设风貌。基于此,本研究从道德教育的视角出发,尽可能细致地描述个案的道德成长历程,发现其可能存在的道德挑战,并较深入地剖析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具体的引导策略。生态移民改变了M村原本的生活样貌,更新了移民者的生活格局和生存境遇,对生态移民儿童的道德成长影响深远,这是本研究的切入点,也是研究重点。立足于此,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德国着名哲学家博尔诺夫提出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与发展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而“危机、告诫、号召、唤醒”等都是中断人发展连续性的非连续性事件。本文对M村六名生态移民儿童进行质的研究发现,M村属跨镇迁移,集中安置于经济相对发达的新型社区中,环境及物质条件获得根本改观,同时村民们原先的生活的轨迹也骤然改变。政策性搬迁、准备不充分的生计转型、原生态自然环境的断裂、新城市元素的嵌入、转校,使得生态移民儿童在道德成长过程中或多或少面临挑战,道德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处于不确定或失序状态,具体表现在:（1）学生交汇,暗涌德育危机;（2）生活条件骤变,引发价值转向;（3）城乡文化碰撞,道德困境凸显。当然,生态移民这一事件给儿童带来一系列挑战的同时,也给儿童提供了更多发展机会和可能性,如实现了信息来源广、生活空间近距离化、实践平台多样化,为产生积极道德影响提供了条件。无论带来的是消极体验还是积极体验,生态移民可谓是儿童道德成长过程中不可多得的一场机遇,如果儿童能合理应对重重阻碍或诱惑,那他们将会获得突破性或超越性的成长。生态移民作为人生非连续性事件,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教育观念、学校德育路径、社会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同伴关系等进而影响儿童的道德成长。帮助儿童合理应对这一事件,顺利渡过人生转折点,本文认为可以做到以下几点:（1）强化家庭教育的德育功能,包括提升家长自身的道德素养,更新家庭教育观念,优化家庭教育模式;（2）充分落实学校道德教育工作,如把握道德发展的转折点,培养儿童应对挑战的意识,丰富道德实践,唤醒道德意识,营造和谐教育氛围,增进道德情感等;（3）发挥社区道德教育的辅助功能,创设社区道德文化,加强道德引领,弘扬和谐邻里文化,倡导关爱互助;（4）加强积极同伴交往,发挥益友引领作用。最后,重视儿童的主体性,促成自我教育,形成道德自觉。

叶善青^[4]（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罗兰^[5]（2019）在《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司镇为例》文中指出2018年1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办等六个部门印发共同制定的《生态扶贫工作方案》,从政策上落实了生态扶贫的重要性。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两个宝贝”,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创新发展思路,发挥后发优势,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贵州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是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双重结合,笔者所选取的田野调查点是位于苗疆腹地黔东南州的下司镇,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贫困乡镇,也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属于生态脆弱区。并且下司镇曾是清水江上游的商埠重镇,繁荣一时,也是黔东南唯一以商贸促进文化融合的古镇,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2014年9月15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将麻江县下司镇、碧波镇行政区域划归凯里市管辖。主要运用田野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深入研究了下司镇在生态扶贫中取得的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播的成就。经济发展方面的具体体现就是,下司镇的生态种植业和古镇生态文化旅游业的繁荣发展,给当地贫困户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民族文化传播就是铜鼓村的农民画受到国内外的青睐,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地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然后就是下司镇在生态扶贫中存在的一些困境,包括四个方面的困境。最后根据之前的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几点思考,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要想富裕起来,就要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生态扶贫的根本目的。传统的扶贫模式无法有效增加贫困人口的持续性收入,生态扶贫则是要根据当地具体的生态环境情况,生态好的地区在尽量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些容易发生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就需要建立生态移民城,搬离当地的居民,然后进行生态修复。不仅要保证生态环境,还要满足生态移民作为文化拥有者的文化发展需求。论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研究背景和研究综述,同时说明全文研究理论基础;理论研究意义、现实意义,创新之处以及田野点的选择。第二部分,田野调查了下司镇的地理位置、生态资源情况、贫困概况、贫困原因、贫困人口、民族文化、生态资源、现行的扶贫政策、当地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当地进行生态扶贫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下司镇生态扶贫的成就与困境,成就主要在生态种植业、生态移民和生态文化旅游业三个方面。困境则是根据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的研究认为,下司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生态文化旅游业发展“同质化”“飞地化”;贫困人口被边缘化难以享受福利;以及农村人才的流失和职业技术教育的不完善。第四部分,主要针对下司镇生态扶贫的困境进行研究探讨,对民族贫困地区的生态扶贫提出三点思考。一是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的科学规划,包括生态扶贫机制、生态移民与民族文化和扶贫资金的充分有效利用;二是创新“造血式”生态扶贫,包括生态文化资源整合、阻断贫困待机传递以及“输血式”与“造血式”扶贫方式的结合;三是发展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包括避免“飞地化”“同质化”、提高当地居民的认识与参与程度、开发灵活的运营模式。第五部分,是本文的最后一段,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六点结论。一是主要有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扶贫体系,认为民族贫困地区未来的生态扶贫具有的重要价值;二是重视地方性生态扶贫知识的发掘与利用,生态扶贫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地方性知识有着一定的调节性和支持性;三是重视民族地区贫困原因的复制多样性,这就注定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扶贫模式;四是不可忽视收益的边缘化问题,保护当地居民的权益,尊重他们的话语权;五是其核心就是要尊重当地生态文化,重新和发现其理念,运用传统的民族智慧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六是生态扶贫为主的多样扶贫方式才能够把生态扶贫做到更好。

王铎融^[6]（2019）在《陕南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在减贫、避灾、保护生态环境的多重目标之下,陕南地区自2011年开始实行大规模生态移民工程,时值决胜“十三五”的关键时期,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对移民工程的效果进行阶段性检验、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方案,对指导新时期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回顾了生态移民的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基础上展开研究。首先对陕南生态移民的历史进程和特点进行了简单描述。继而依托20172019年间陕南多县区的318份实地调研问卷数据,利用纳入可持续发展要素的IRR模型,对陕南移民工程中的13类风险项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逆向对移民工程的阶段性效果进行评价,发现移民工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移民参与能力弱,自身发展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低水平升级,与移民生计接续诉求存在错配;扶贫主体单一,社会力量未发挥作用;社区部分基础设施缺位,文化建设滞后、空巢老人赡养问题突出;政策难以惠及次贫困人口,协同改革政策推进缓慢。进而依据现存问题,统筹影响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构建出了陕南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提升机制框架,立足民本自发维度、经济结构维度、环境约束维度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维度,分别构建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升机制、结构转化机制、环境优化机制、机会均等机制。最后根据前文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的结果,结合陕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实存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胡国浚^[7]（2019）在《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文中指出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所以当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迫在眉睫。贵州省作为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最广的贫困大省,成为我国脱贫攻坚阶段最难啃的“硬骨头”,省内各地区的脱贫工作刻不容缓。而黔西南州地处贵州省贫困程度最深的滇桂黔石漠化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严峻的贫困问题使该地区扶贫难度大、任务艰巨。解决该州的贫困问题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中之重。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实施,将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资源禀赋匮乏、不足以满足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的贫困人口搬离,既能减轻迁出地的生态负担,消除该地区的人地矛盾,又能解决贫困山区贫困群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是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两全之策。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对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相关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归纳和总结,明确理论支撑;根据参照依赖理论、推拉理论、生态恢复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确立经济指标、生态指标、社会指标和基础配套服务指标四个一级指标,具体细化为18个二级指标,构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调查移民对该指标体系中的各一级指标分类下的所有二级指标的满意度评价来对移民满意度进行研究;对黔西南州每一个市县工程实施地区的移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以发放问卷结合结构式访谈的形式获取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移民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找出影响移民满意度的关键因子,以及这些因子对移民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期对黔西南州地区生态移民工程进一步顺利实施提供政策性决策依据,加速人口脱贫。研究结果表明,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总体较高,影响移民满意度的关键因子以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居住环境因子、经济因子、社会服务因子、公共服务因子、个人特征因子;在综合以上结论基础上,从完善居住环境,强化经济扶持,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移民满意度,帮助黔西南州地区生态移民工程成功实施,促进黔西南州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陈颖^[8]（2019）在《易地扶贫搬迁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文中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大举措,从不同视角出发对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可为政府部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和考核评估方案提供参考。目前,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少,评价目标导向多以扶贫搬迁组织综合绩效为主,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背景下贫困县分类施策精准扶贫考核指标体系研究”为契机,尝试构建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选取典型对象进行评价分析。首先,基于四川省巴中市、贵州省毕节市、江西省九江市的易地扶贫搬迁相关质性材料,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由5个一级指标和2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易地扶贫搬迁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指标权重。一级指标及权重分别为:精准科学搬迁（0.2525）、经济基础（0.3800）、文化心理（0.0575）、后续扶持（0.0953）、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0.2146）。其次,以修水县为例,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257份调查问卷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挖掘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结果显示:修水县扶贫搬迁绩效评价最终得分为2.7822分,整体处于一般水平。各一级指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精准科学搬迁、文化心理、后续扶持、经济基础。研究发现:就业和增收是制约绩效提升的关键因素,宣传动员与服务、购房负担、社区管理与服务等亦存在诸多亟待完善之处。最后,结合指标权重和评价分值,运用IPA方法分析显示:一级指标经济基础和二级指标增收渠道、创业扶持、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业创业机会等具有高重要性、低评价分值特点,说明这些方面对于提升易地扶贫搬迁整体绩效水平非常重要,但修水县的评价分值较低,是下一步亟需改善的着力点。综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政府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须要坚持因地因户搬迁安置,尊重移民意愿,扎实做细宣传动员与服务工作;要把严控举债搬迁作为提升移民搬迁绩效的重要抓手,并重点从就业帮扶和资产收益两方面发力,尽最大努力促进移民增收致富;要创新推动形成多方协同参与社区自治“新模式”,切实从移民细微“痛点”处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移民获得感、参与感、幸福感,促进移民生产生活融入新家园等政策建议。

魏绎濡^[9]（2018）在《瓜州生态移民政策满意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移民是将消除贫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其基本目标,通过将生态脆弱区或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的方式,以实现经济、人口、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甘肃省政府开始实施“兴西济中、扶贫开发”的战略决策,在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开始实施“两西移民”、疏勒河项目移民和九甸峡库区项目移民。本文所选择的瓜州县是甘肃省的移民安置大县,聚集了三种不同项目的移民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移民搬迁过程中由于生态环境的作用,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以及劳动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这些改变大多会引起移民的生产生活系统的失调,而移民在搬迁过程中获得的实际利益与搬迁之前预期获得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对这之间差距的评价就是移民群体对移民政策满意度的评价,其中涉及到对政府和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满意程度。本文借助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关于“生态条件影响下的河西移民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的课题,通过实地调研深入农户进行访谈并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法收进行资料的收集,运用spss19.0数据分析软件进行问卷的统计及分析,最后得出移民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后,提出提升移民政策满意度的对策及建议。通过笔者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瓜州移民安置的过程中由于迁入地和移民自身的影响因素外,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产生的偏差也是影响满意度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要在经后的移民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因地制宜,以人为本,优化生态移民政策的执行机制,从移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出发,以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口素质为抓手,增加就业培训,保障资金供给,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将移民社区的自我管理水平整体进行提升,使得移民在新的土壤上安居乐业,对后续生态移民工作提供范本,给目前还处在贫困状态的移民一个积极地榜样。

皇甫睿^[10]（2018）在《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文中指出随着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凸显,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中国,近年来提出“生态扶贫”的扶贫方针与政策,受到世人的关注。“生态扶贫”概念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若要正确理解“生态扶贫”的内涵,找到合适的“生态扶贫”路径,首先应该对此前的扶贫理论、指导思想、扶贫手段等进行全方位的梳理。此前中国的相关决策者、执行者和专家学者从扶贫理论的建构到扶贫路径、手段的选择与实施,都做出了富有成效的努力,同时也获得了一定成就。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受西方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影响深远,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应该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文化价值观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走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将这样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扶贫实践,进而衍生出“梯度理论”、“工业反哺农业”、“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等相关理论指导思想,辐射出农业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及“企业公司+农户”的帮扶措施等。然而,面对的结果却是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仍然没有获得根本上的解决,反而还伴生了更多的社会问题。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实践,则值得深入探讨与反思。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产生于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将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旨在拉拢、控制这些国家站在自己阵营,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对峙中获得有利地位,甚至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而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多民族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下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发展经济学应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开发显然都不合时宜。当下,中国的十四个连片贫困特区大部分位于少数民族地区,也基本处于传统的第一产业区,其生态系统和文化系统存在显着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推行的扶贫开发必然是凭借汉文化对异文化区域所从事的开发活动,必然涉及跨民族、跨文化、跨区域的活动事项。从生态民族学的视角来看,不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稳态延续,是各民族成员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在超长的历史时段内,为满足当事民族全体成员生存与繁衍的需求,凭借各民族文化在对当事民族的生态系统进行不断适应、改造与利用的产物。这样的民族共同体,即为斯图尔德所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文化生态”共同体是一个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自为体系,必然表现为在自身特有信息系统的节制下,不断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而进行的有序、有节制的交换与重组。各民族的文化系统正是其自身特有的信息系统,是维系整个共同体自为体系自我运行的内生动力,也是“文化生态”共同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网状交织的粘合剂。这样的文化系统同时也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与模塑,而不会肆意干预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因而,该文化系统中共同体成员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会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另一方面则会引导共同体成员选择某种资源利用方式（经济样式）,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逐渐形成与之相适应和匹配的技术系统和组织系统。这样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必然具有特定的地域性、特定的民族归属性、整体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历史证明,“文化生态”共同体能够稳态延续上千年的基本前提是,以其特有文化为主导,推动共同体内部的有序运行,并维系其共同体基本结构的稳固。可见,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绝对不是纯经济问题,也绝对不能凭借单一的经济手段或措施来加以解决。论文主要由七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针对当前扶贫工作中遗留的负面问题进行阐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国内外动态进行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生态扶贫”的全新理解和认识。第二至第五部分,将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共同体,以其几百年的生计变迁为切入口,分别从历史进程、生态背景和文化变迁的三个维度,深入分析该苗族村寨每一次生计变迁的内外部动因和时代背景,探明变迁前后两种生计方式之间的传承、变化关系,揭示生计变迁后相应社会制度框架下的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最终发现,当这个“文化生态”共同体当面临来自外部力量的冲击,其力度与方式没有触碰共同体的内部核心结构,共同体的文化系统则有自主能力随即做出相应的调整,在传统生计的基础上适当吸收、改造外来文化因子为其所用,这样并不会阻碍或扰乱共同体内部的自行运行,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也并不明显。而当外来因素对这些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所拥有文化系统的核心结构改变或破坏,传统生计自然遭到摒弃,那么共同体内部的自我运行则会受阻,表现为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显着。特别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中国形成的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思路,应用于农业发展和扶贫实践工作,会导致贫困问题和生态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之中。通过结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研究分析,一步步破除西方的发展主义神话,揭示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在中国扶贫开发中的虚伪面具。第六部分针对前面的论述研究,对黄金村今后的扶贫发展路径提出建议。最后一部分得出结论,西方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农业发展和“生态扶贫”;中国的“生态扶贫”应该从国情出发,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束缚,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人类本身就置身于千差万别的文化系统和生态系统之中。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化异为同,也不是求同存异,而是在承认并尊重各民族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自擅长的方式和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来参与人类现实整体性、多元一体化的宏伟叙事。传统的并不都是糟粕,对贫困地区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吸收和保留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成员所生息的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有序运行的基础上,去考虑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轨,而不是为其寻找一个并不适合的“替代方案”。以此为鉴,旨在为当下的“生态扶贫”提供全新的思路与有效借鉴,促进“生态扶贫”终极目标的实现,以及推动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

二、生态移民要做到四个结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生态移民要做到四个结合（论文提纲范文）

（2）宁夏兴盛村异地搬迁村民社会适应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3）生态移民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研究 ——以西部N市M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5）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司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陕南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易地扶贫搬迁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瓜州生态移民政策满意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生态移民要做到四个结合（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宁夏兴盛村异地搬迁村民社会适应探究[D]. 马维宗.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3]生态移民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影响研究 ——以西部N市M村为例[D]. 古丹.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贵州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扶贫研究 ——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司镇为例[D]. 罗兰. 贵州财经大学, 2019(03)
• [6]陕南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D]. 王铎融. 西北大学, 2019(01)
• [7]黔西南州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满意度研究[D]. 胡国浚. 海南大学, 2019(01)
• [8]易地扶贫搬迁绩效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D]. 陈颖.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瓜州生态移民政策满意度研究[D]. 魏绎濡. 甘肃农业大学, 2018(11)
• [10]从传统到现代：生态扶贫语境下的生计变迁研究 ——以湘西保靖县黄金苗寨为例[D]. 皇甫睿. 吉首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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