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郭志博[1]（2021）在《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大陆法系各国行政组织法的理论发展经验来看,两大问题的存在不容忽视:其一是行政组织法基本概念及理论的源流问题。组织法的基础概念从何而来,存在哪些概念群,构成形成怎样的体系,如何加以理论化,能够各自为本国行政组织实践提供哪些理论支撑,发挥哪些机能,其演进与变迁的进路呈现出怎样的状态,皆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二是在上述理论与机能变迁过程中所遭遇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矛盾问题。在行政任务日益多元化,行政需要日益复杂化的当今社会,行政组织如何逐步适应任务导向,调和其与科层官僚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始终存在行政组织法理论与机能的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问题,这一转变的过程、方式、进路,不但会深刻型塑行政组织法理论本身,也会为行政组织改革实践带来重要影响。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以日本行政组织法学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其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归纳与概括总结。立足于该国对于行政组织法学的广义与狭义分类,对该国狭义行政组织法学研究上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三大基本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溯源,并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在基本概念与理论体系建构,及其机能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方面进行剖析。就行政组织权论由民主控制和严格法定向放松管制与组织弹性设置,行政主体论由明确责任向组织形态多元化,行政机关论由建立具备权限与决策机能的组织结构向行政任务分配的变迁过程进行了全面解析。文章以日本行政组织法的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与行政机关论为研究内容与资源,以其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作为线索与脉络,对日本行政组织法学最为核心的三大理论发展脉络作出通盘分析,以及机能变迁作出通盘分析,兼顾中日两国行政法学的表述差异,对机能的语义及内涵在第一章中做出了相应解释。文章行文过程中的基本立场建立在历史主义基础之上,试图通过对行政组织权论、行政主体论以及行政机关论的学说史演变进行介绍展开全文分析与论述。因而在行文中所应用到的最主要方法在于对文献资料进行“史的考证”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力求还原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此外文章还对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立法体系进行了分析,概括其内在特征并与我国当代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应用了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行政机关为代表的行政组织内部科层制与行政任务导向衍生的行政主体多元化倾向,分别代表了传统型与现代型行政组织的区分,投射到行政组织法理论中可以以“组织结构”与“组织形态”明确与二者的对应关系。与各发达国家一样,近代以来日本也不同程度地面临行政需求和行政机能的扩张,其在行政主体论和行政机关论上都为化解该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探索。相较而言,该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形成了在行政组织法定主义框架下,“行政官厅—行政机关”与“公法人—行政主体”并行发展的特点,在学理上则实现了从传统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民主控制、对国家责任的承担以及意思表示体系、决策过程的重视,向现代行政组织法学对行政组织的弹性设置、组织形态以及任务分解等机能的演进与变迁,行政组织采取何种形式能够以最适形态、最小成本和最大效果完成因福利国家、行政国家到来而日益复杂化的行政任务,寻求“组织形态开放化”而带来的“行政主体多元化”,以及行政部门组织结构的自我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理论演进及机能变迁问题的内在动因。文章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的三大发展脉络,并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行政机关论中的行政官署与行政官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区分,并通过考证提出日本近代行政官署与当代事务分配型行政机关之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日本行政组织法学发展过程中的规范主义与事实主义方法的区分与融合问题。以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为视角,以学说史演进为线索,较之过往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新颖性。文章核心观点在于提出日本行政组织法上的传统型理论机能与现代型理论机能处于并存关系,展示了较强的折衷色彩。具体体现为行政机关论与行政主体论并行发展,并就各自领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组织法”与“作用法”上的两套概念体系,使行政主体和行政机关概念群得以二元共生,其所形成的“道具概念”属性与工具性价值,除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作一般性解释外,还能够为该国行政组织改革与制度建设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就其理论发展演进及机能变迁情况来看,其经验、道程与我国面临的同类问题相比照,具有较强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刘琨[2]（2021）在《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物质工程设施及相关公共服务,对其投资可以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乘数效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先行地位”。随着全球基础设施短缺及老化现象日益严重,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持续性的挑战。由于传统采购模式引起的公共部门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以及资产交付与服务质量的低效率问题,基础设施正由公共供给转向私营供给,这一趋势因思维方式转变和良好实践效果受到支持,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得以加强。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英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兼顾效益、效率、公平的公私合作PPP模式应运而生。目前,全球已有135个国家开展了基础设施公私合作,但各国PPP运行效率差异较大,在PPP模式风靡全球之际,加拿大发展为最具PPP市场热度和成熟度的国家之一。本篇论文针对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展现了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全貌:以PPP模式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多元化投融资市场,法律制度与政府监管体系建设四个方面的探究,挖掘加拿大PPP模式跻身领先地位的深层驱动力。目前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正经历由高增长到高质量的规范化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通过研究,吸取加拿大PPP模式发展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中西交流和鉴往知来,对我国PPP模式的行稳致远与深化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均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从四个方面对PPP模式相关理论和制度优势进行了探讨。第一,阐述了PPP模式概念,众多参与主体、伙伴关系、风险分担、利益共享、服务绩效五个主要特征,以及价值驱动因素。第二,分析了PPP模式应用对象,即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特征,基础设施属性与市场失灵,以及PPP模式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应用行业领域。第三,以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新公共管理与实践、公共事业民营化等公共管理理论为依据,探究了PPP模式的制度优势。最后,以不完全契约下的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分析了PPP模式缔约机制,有助于深入了解物有所值、投融资结构、风险与利益分配、合同管理、绩效监管与激励机制等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二,分别从基础设施的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角度,阐释了加拿大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公私合作PPP模式的动因。总结了近30年加拿大PPP模式发展的两次浪潮及特征,宏观展现了项目在各基础设施领域、管辖层级及地域分布的基本情况。在1991-2003年的第一波浪潮中,加拿大PPP模式经历了由理论转向实践的艰难过程,伴随着部分项目失败,在质疑声中积累经验和教训。第二次浪潮是2004年至今,加拿大省级政府作为PPP主要开拓者,打造了更具活力的基础设施PPP市场,公共部门拥有更专业的评估技术与监管能力,制定了更明晰的法律制度体系,不断深化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伙伴关系。在项目实践中,转变对私营资本需求方式,优化交易结构与回报机制,采用有限的需求与市场风险转移,极大提升了PPP项目产出效率及复杂程度。第三,加拿大PPP模式展现了公私双方从咨询伙伴、运营伙伴、协作伙伴、到贡献伙伴权利逐渐下放过程,根据私营部门参与度和风险转移程度,形成连续的包含设计、建设、融资、维护、运营等责任的组合体。在探讨加拿大PPP模式全流程运行机制和采购管理中发现,加拿大主要PPP应用省份虽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在项目审批与采购管理上更为复杂且周密,但实际上加拿大PPP项目采购效率极高,表现为较短的招投标时间以及较低的招投标成本。这种高效性得益于,采购前期项目评审与决策管理、招投标评估与竞合谈判、合同体系建立三方面的运行监管与结构设计。首先,加拿大PPP项目采用了以物有所值为核心,细致且繁复的前期规划和评估工作;其次,加拿大省级PPP专业机构借助发达的咨询服务,实施评标以及竞争性对话,能够确保透明度和竞争性,权衡技术创新与财务方案;最后,分析了加拿大PPP合同协议在绩效产出规范以及回报机制两个关键边界条件的特征。第四,基础设施发展的先决条件是能够获得足额、长期、稳定的资金,PPP模式核心价值驱动因素之一是发挥民间资本优势,缓解政府财政支出与债务压力。加拿大PPP模式迅速发展,也得益于其成熟且深厚的PPP项目投融资市场。论文回答了关于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的相关问题,并着重阐述了包括PPP项目债券、绿色债券、社会效益债券在内的债券类融资,政策性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加拿大PPP基金与联邦基础设施基金,以上四类重要且极具特色的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对加拿大PPP模式支持方式和投融资特征。第五,加拿大PPP模式风险管理较为完善。以加拿大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原则以及风险管理工具为依据,探讨了加拿大在PPP项目风险管理七个要素,分别为风险全流程沟通,建立风险管理范围和标准,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置,以及风险动态监管。并根据安大略省交通类PPP风险矩阵,探讨加拿大PPP项目风险识别中的风险触发机制与影响结果,以及风险评估方案。最后,归总加拿大主要省份交通项目的风险分配方式,探究加拿大PPP项目风险分配特征。第六,加拿大PPP模式拥有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宏观治理能力仍有待提升。首先,探讨PPP制度建设的意义,以及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总结了加拿大联邦及主要省份PPP法律制度体系。其次,将治理能力、人力资源、协调能力归纳为加拿大PPP专业机构三大核心能力要素,体现了联邦PPP机构的战略引导作用,以及省级PPP机构的运营与执行能力。最后,从绩效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三个方面,探析加拿大PPP广泛的宏观治理体系。最后,对加拿大PPP模式进行了评价及启示。重点分析了加拿大PPP模式按预算与准时交付效率,社会公众与主要参与者认可度,以及项目经济系统性影响。探讨加拿大在PPP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包括市级PPP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降低对长期私营资本需求及有限需求风险转移所带来的影响,以及部分地区和项目未实现真正的物有所值的原因。并且对本篇论文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进行了总结。篇末部分,阐述了我国PPP模式发展现状和问题,并通过对加拿大的研究得到对我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王慧明[3]（2021）在《明代募兵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募兵制是以有偿方式召集自愿者参加军队的军事制度。募兵入伍前是有一定人身自由的人群,入伍后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不同的形态,有人身控制的强化,也有人身控制松弛的雇佣关系,表现为不同的管理和有偿方式。本文以明代募兵制为研究对象,考察明代军事动员从卫所制的强制动员到募兵制的自愿动员的发生发展,召募对象的身份地位,募兵入伍后的管理、有偿方式及体现人身关系,进一步分析对军事、财政等方面影响和反映的社会变迁。明代募兵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明英宗即位初的宣德十年（1435）募兵榜谕到嘉靖十三年（1534）募兵被编入卫所,此后至明亡为第二个时期。第一期募兵制的发生与部分军事物资的市场化动员几近同时,招募对象有军户中具有相对自由空间的卫所舍余、免差徭而从军的民户人丁、接受军队再控制的流民等。舍余即武官户下舍人和军户下余丁的统称。募兵的规模在土木之变后扩大,募集士兵因明蒙对峙而服役长期化,召募民壮、舍余和北边召募土兵等募兵名目陆续展开。带管于卫所的募兵、州县召募的民壮在管理方式和粮饷结构上类同于卫所正军,仍是兵农合一的原则,除了本身从军及从行粮到如卫所正军一样行月兼支的经济报酬外,其家庭在享有丁粮优免权利同时也负有户丁帮贴乃至世袭替补的义务。卫所制随着募兵制的发展也采用召募方式补充操军、屯军的缺额。所以此时募兵与国家的人身关系呈现强控制的形态而非雇佣关系,也就难免在推行日久后出现类似卫所废弛的弊病。将该期的募兵制与同期的卫所舍余差操制度化、民壮从自愿应募到以里甲为单位的强制佥派结合起来,就是军事动员向卫所军户内剩余人口及州县各种户籍的扩展。该阶段募兵制在军事上对外巩固了北边防线,对内稳定了社会秩序;在财政上主要是节省了客兵远戍的军费;在兵制上使卫所制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弹性,缓解了废弛的速度,召募土着为兵被奉为圭臬并延续以后的募兵制中。第二个时期随着嘉靖中期“北虏南倭”的新变化使明军作战编制由卫所制向常备营兵制普遍化发展,兵农分离的士兵数量增加、范围扩大,募兵制逐渐摆脱上一时期的兵农合一的管理方式。召募对象主要是民户人丁和摆脱政府控制的流民,前者随着明中后期赋役改革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施行,来自国家的人身控制趋于松弛,具有一定的职业选择权;后者也不再如前一时期以人身与土地结合的再控制为目标。除了军事资源调节部分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外,朝廷为解决人身控制较强的士兵雇佣他人顶替不能保证军队战斗力及浪费财政资源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募兵制。从抗倭战争开始,召募、管理、作战视粮饷厚薄为准,入伍后以雇佣关系为主的募兵从东南逐渐扩展到其他地区。卫所内的募军与世袭的祖军相区别,仅是本身从军,因老疾而退出,以名籍、粮饷、人身为序,不同程度地处于卫所管理之下,而雇佣关系更强的就是全然脱离卫所而仅受营兵制管理的募兵。后期募兵赋税优免只及本身,家庭既无丁粮优免也无户丁帮贴,军饷结构上包括本身的军饷及经济上惠及家庭的安家银、内顾银。将帅家丁是募兵制的一种特殊形态,因九边军官阶层在边疆地区的土地市场化经营而产生,与将领的人身关系从附庸关系为主向雇佣关系为主发展,即先与军官结成支配关系,再由军官与朝廷交换政治、经济利益,成为以朝廷为单独买方的雇佣兵队。需要强调的是,两个时期的募兵制不是后期取代前期的关系,而是因时因地制宜地施行。不同于第一阶段募兵对财政的节省,第二阶段募兵从嘉靖中期到隆庆时期的“覆定军制”,除了数量有限的军事家丁双粮和南兵厚饷外,军饷并未超过卫所正军,财政支出扩大的原因是军数的增长和兵农分离后常备士兵的增多。万历中期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数量增加和自援朝战争开始的、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造成了明末财政的急剧扩张。对于包括募兵在内的军费扩张,在中央引发了以户部和兵部之间为主的部门矛盾并延及边镇或前线军事负责部门,在地方上引发了因户籍人口减少导致的赋役完纳问题和军费导致的百姓负担加重及地区分配不均等等矛盾。至万历中期,包括卫所募军、经制募兵、临时募兵、在营家丁形式的个体雇佣兵和将帅家丁式的雇佣兵队的多样化雇佣关系的募兵制体系形成了。但是募兵的训练、解散、安置、预备役、军事领导权力分配却并未系统地建立起来,个体募兵为经济利益自愿应募,但在入伍后却有极大的趋利性,表现为军饷上的逃薄就厚,军事任务上的趋利避害,以致朝廷因逃亡过甚而只求数量充足。尽管明末募兵的数量占比已经超过1/2,但却没有带来军队战斗力的增强。明代后期形成了以军事家丁为核心、普通营兵为外围的军队结构,这个趋利性的结构压倒了戚继光所代表的强调军队团结协作的军队结构,再加上军官阶层沿袭自卫所制的腐败愈发严重,不仅军事改革被打断,反而在调募这种军队集结方式共同作用下,在明清交替时将明王朝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何敬[4]（2020）在《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指出在会计准则国际化并与国际趋同的过程中,是否保持中国特色始终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自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以来,我国的会计准则逐步走向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学者都反思了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也再次重启关于会计准则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由于会计准则具有利益属性,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途径是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
陈思[5]（2020）在《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随着以简政放权和职能转变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政府公权力的退出使得某些社会领域出现公共服务空白,为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多元主体提供了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现实基础。改革的稳步推进为社会组织的成长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社会发展也对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国社会科学类社团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发展及公共服务能力水平,事关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大局。在这一背景下,社科类社团如何找准定位,在科学分析评价自身生存与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提升自身公共服务能力,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社科类社团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社科类社团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并根据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提升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对策。首先,分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相关基础理论,对新公共服务理论、治理理论、市场/政府失灵理论等重要基础理论进行阐述,分析这些理论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评价带来的借鉴作用。研究我国社科类社团及其公共服务实践,分析社科类社团历史沿革、发展概况及基本特征,深入阐述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分析其实施效果,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研究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的价值作用。其次,通过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经验进行提炼,构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结构的“五维双层”分析框架,即从科学研究、文化传播、价值引导、政策协调以及学术评估五个维度解析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核心能力,并对每个维度的内容进行分析,在每个维度上提出公共服务能力的亚结构,其中:科学研究能力包含凝聚人才能力、协调资源能力、创新理论能力,文化传播能力涵盖文化传承能力、社科普及能力、扩大交流能力,价值引导能力细分为价值创造能力、价值传递能力、价值践行能力,政策协同能力包括政策吸纳能力和政策传导能力。在此基础上,着重研究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体系。基于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属性识别,从资源管理、公众导向、胜任水平、服务效能四个维度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构建了包含4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在内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相应建立评价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因子分析模型。为了全面揭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效果,还研究了影响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前因变量,并建立了测度前因变量影响效果的SUR模型。然后,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设计相关问卷并搜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引用SUR模型检验了前因变量对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效果。最后,从路径设计、治理建议以及保障措施三个层面提出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相关对策建议:一是加强组织引导,明确社团自身定位;不断促进社会参与,整合多方资源;同时始终坚持社团使命目标,从提升社会效益意识入手,明确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路径。二是不断完善社团评价体系,促进多元主体监督,并不断规范内部管理,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以及增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三是从政府层面致力于健全相关法律体系,促进社团建设与监督有法可依,同时不断丰富资金支持、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认同度,以实现社科类社团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理论探索,希望能够丰富社团治理经验,提高社科类社团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并建立科学的、符合现实需求的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丰富和发展社科类社会组织能力定量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为繁荣与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王汇华[6]（2020）在《政府会计信息的国家治理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治理是当今全世界最重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旨在实现国家善治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在各个治理领域的重要性和主导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优化直接决定了各领域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也强调了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起到了基础性支撑作用。政府会计改革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我国特殊环境下由“基础经济信息系统”向“国家治理改革促进者”的角色演进路径,因此,政府会计的改革成效关乎整个国家善治的实现及进度。实现政府会计的全面改革,形成与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相适应的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是近些年来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学术界与实务界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在国际政府会计改革的浪潮推动下,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将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提上日程。财政部于2015年10月23日发布了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我国政府会计体系由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两部分构成,其中预算会计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主进行核算。这是我国政府会计迈向权责发生制的里程碑,从制度上规范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的成立。政府会计作为一个重要的人造信息系统,始终处于公共领域改革的最前沿,政府会计体系的完备协调程度直接影响其治理职能的作用发挥,进而影响整个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善治的实现步伐。本文以探索和检验政府会计信息在国家治理各领域的作用路径及治理效应为基础,构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体系设置的政府会计体系为总体目标,以治理领域分别探究政府会计体系的治理职能发挥及作用路径,从理论上探究政府会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治理效应,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构建符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需求的“三位一体”的政府会计体系,即在目前准则规定的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的基础上增加政府管理会计,以发挥各自的职能实现治理效应最大化。本文将研究内容分为以下七个章节: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及重要政策的历史变革,提出研究意义,确定研究目标,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阐述研究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技术路线图,并说明研究可能的创新点。第2章: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对政府会计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政府会计的基本理论、技术应用及财务报告和体系研究,并对国际和本国政府会计制度的改革历史进行了梳理。然后,对国家治理的研究进行综述,包括基本理论、构成与度量等研究的综述,最后,对与国家治理相关的政府会计研究进行梳理,以确定目前研究已有结论及研究方向,通过文献述评明确本文的研究方向及定位。第3章:理论框架。本章在明确了国家治理与政府会计的基本概念与体系设置的基础上,分别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及生态治理以及社会、文化治理角度理论分析了对政府会计的信息及职能需求,通过理论分析将现有政府会计体系扩展至“三元一体”的政府会计体系,不同会计体系的职能发挥对各治理能力的构建均发挥着相互衔接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第4章:政府会计信息的政治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本章将政治治理目标细化为资源配置、财政风险及权力异化三个方面,并对应三方面分别检验了政府会计的治理效应,以我国2007年至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检验政府会计信息是否对政治治理目标产生影响,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考察我国财政体制、经济发展等因素对政府会计治理效果的影响。第5章:政府会计信息的经济治理效应及生态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本章第一部分将经济治理目标细化为经济发展和风险两方面,分别检验政府会计的治理效应,具体以我国2007-2015年31个省级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政府会计信息是否对经济治理目标产生影响,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考察我国区域性治理效果的差异及教育水平对政府会计治理作用的影响。第二部分是生态治理领域的实证检验,以生态治理的投入和“三废”产出为目标进行实证检验。第6章,政府会计信息的社会治理效应的实证检验。本章以社会治理指数和治理投入为目标,分别检验政府会计的治理效应。进一步检验分别考察了区域性治理差异及教育水平等不同因素对政府会计的治理作用产生的影响。由于文化治理衡量方式及数据年限的限制及文化治理机制的长远性及细微性约束,本章不对文化治理的实证研究过程进行细致阐述,毕竟制度对文化的影响是需要长期体现的。第7章,结论与启示。本章主要对本文研究内容和主要结论的总结和评价,并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指出文章中的不足及未来研究展望。
张尚达[7]（2020）在《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民政府在1933年面临着国内外恶劣经济环境的考验,其为应对危机、稳定经济状况采取了众多的经济措施,在工业发展上颁布了一系列的计划方案,以图促进工业进步,并为此时的公营工业发展制定了基本方针。地方政府也奋力提振本省经济倡导新式工业,并因地制宜地建立了一批公营制造工厂。当时的一些经济学家为解决经济低迷的现状纷纷献言献策,同时“统制经济”思潮开始传播,为国民政府之后实行统制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历史现象共同构成了当时国民政府开设公营制造工厂的社会背景。目前,学界关于国民政府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40年代,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并不多;仅有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整个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宏观研究,缺乏深入探讨具体产业国家资本或官僚资本的早期形态问题。1933年前后国民政府对当时全国的公营制造企业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该调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普查。有鉴于此,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探究可用各种详实的统计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分别从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资本、投资主体、行业构成、空间布局和长期影响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以此管窥国民政府国家资本形成与发展的早期形态。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在数量上共有110家,这个工厂统计数据是在公营制造工厂严谨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各种调查统计资料和研究成果后得出的。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在本年制造业工厂总数中占比较低,按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计算均在4%左右。因各种研究中关于这些工厂的资本性质模糊不清,故需厘清不同资料中所统计的工厂资本性质,然后再考证这些政府经营工厂的具体投资数额。除军工厂外,其余各厂的资本几乎均可考证出来。这样可对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有一个数量规模上的估计,也便于我们了解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投资情况。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可分为两个部分,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其中中央政府经营的工厂共有49家,地方政府经营的工厂一共有61家。即在1933年就投资主体而言,地方政府所属工厂数量多于中央政府所属工厂数量。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行业上可以划分为12个大类行业,这12个大类行业大多属于当时国民政府工业计划方案中的基础工业部门。而且当时中央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同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行业构成上略有差异。这体现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制造工厂上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中央政府在兴办公营制造工厂上更侧重于基础工业部门,而地方政府虽也有这样的考量但更多的是结合本省实际来开办公营工厂。关注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也可直观地了解政府在公营企业投资方面的重点部门与当时国民经济主要增长部门的分离。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在整体的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但具体而言,中央政府经营的制造工厂与地方政府所属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是有略有差异的。除军工厂外,中央政府所属的35家制造工厂在空间分布上偏重于东部地区,而地方政府所属的50家制造工厂在地理分布上较为侧重于中西部地区。若从工厂厂址的县市布局角度分析,1933年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进行讨论。再有,这些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厂址分布的原因归纳总结后大致可以而分为三种类型。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日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从这个角度分析,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可以说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其在促进抗战之后公营企业的发展上主要有四点表现,即统一管理部门、基础工业行业建设的先导性作用、新的财政会计制度与工业分布的战略性布局。同时,公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抗战之后国家资本的扩张。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家资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比较这三个时期可知相较全面抗战前的国家资本,之后的两个时期国家资本有了极大地扩张。
华清君[8]（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李秀梅[9]（2020）在《政府预算执行过程的会计控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批准预算（钱袋子的权力）是国家对行政部门进行立法控制的主要形式,以确保纳税人的钱在法律约束下被使用（合规性控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保政府有效提供满足公众偏好的公共服务与政策（绩效控制）。也正因为如此,改进与强化预算合规性与绩效控制功能成为建立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基础。预算执行作为预算功能实现的关键环节,其合规性控制与绩效控制均高度依赖于适当的政府会计信息。因此,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改革的背景下,从政府会计角度探讨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过程的合规性与绩效控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与紧迫,考虑到这一领域相关研究薄弱尤其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2018年9月1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提出了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意味着我国预算执行过程以强化合规性控制为主,逐步转变为合规性与绩效的双重控制。其中,合规性控制主要促进“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地构建,绩效控制关键在于促进预算绩效目标地实现。为适应预算管理改革要求,近几年国家全面实施了政府会计制度改革,重构了政府会计体系和会计核算模式。但是,目前政府预算执行控制“松散”问题依然十分突出,控制“盲点”普遍存在。合规性控制问题主要表现为:克扣挪用、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的问题时有发生;预算调整频繁、预决算偏差较大、预算执行进度缓慢问题尚未得以有效解决。绩效控制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资金低效无效、闲置沉淀、损失浪费的问题较为突出。若这些问题不能有效治理,预算控制功能被消弱,预算法的权威性受到挑战,现代预算制度的构建可能会流于形式,预算绩效管理全面实施难以有效落实,财政风险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不断紧缩,在降低成本的同时还要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期望,这给预算执行控制带来巨大的挑战。预算执行过程控制,无不高度依赖于会计信息的支持。现代内部控制理论认为,良好的控制系统必须首先解决信息保障问题。尽管在政府会计领域中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权责会计全面引入政府部门,重构了政府会计体系与核算模式,但现行政府会计能否切实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仍是一个值得关注和需要系统回应的问题。国内学术界探讨预算执行控制和政府会计改革的文献逐步增多,但从政府会计视角探讨预算执行控制的文献依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另辟蹊径,尝试从改革政府会计角度探讨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控制之道。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层次的问题:（1）预算执行过程的合规性与绩效控制所依赖的、最佳会计信息结构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政府会计形态可能生成所需的信息结构?（2）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在支持预算执行合规性与绩效控制中的效果、优势和局限性?（3）为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控制提供良好的会计信息支持,政府会计改革优先次序安排、改革具体路径及措施如何设计?为系统性回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共同池资源相关理论（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性访谈、案例分析及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以改进和强化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合规性控制和绩效控制为目标,围绕如何构建适当的会计信息结构（1）及其相应的改革优先次序和具体路径展开研究,旨在为正在深化的政府会计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从我国现行预算执行控制与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背景入手,梳理现有文献,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即如何构建一个最适当的会计信息结构以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合规性和绩效控制。以此为基础,界定相关概念,延伸和细化具体的研究问题,并对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阐述。第二章为政府预算执行会计控制的理论基础。本章首先论证了政府会计在支持预算执行控制解决代理问题和共同资源池问题（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过程中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其次,从作用机制角度,分析政府会计的记录、控制、问责等功能在预算执行过程中识别、分析及纠正偏差的作用,旨在论证政府会计支持预算执行控制的技术可行性。第三章为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的会计控制:基于支出周期模型。本章依托于共同池资源理论,分析了以支出周期模型作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并论证了在预算契约的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中,预算执行“全过程”的合规性控制高度依赖于预算责任履行和预算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会计信息。进而对比分析了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现金会计及权责会计三种会计形态分别在支持预算执行“全过程”合规性控制的优势与局限性,结果显示:现金会计对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现金流控制最恰当,但对于全过程的控制并不充分;权责会计扩大了合规性控制范围（从现金控制扩展到全部经济资源和负债的控制）,但对于现金流和全过程合规性控制均不充分;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基于“承诺制”+“现金制”,动态的刻画了预算责任履行情况和预算资金在支出周期中的变化,为预算执行“全过程”控制提供了最为适当的信息结构。第四章为预算执行过程绩效的会计控制:基于结果链模型。本章依托于共同池资源理论,分析了以结果链模型作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并论证了在预算契约的委托代理关系链条中,预算执行过程绩效控制的核心是对产出成本控制,而产出成本控制高度依赖于标准化成本核算体系。该体系构建必须通过权责会计、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三种互为条件的会计形态共同完成。其中,权责会计在记录、核算资产价值的基础上,借助于折旧和摊销技术将资产成本归集与分配为当期运营费用;成本会计借助于分步式成本核算流程,将当期费用归集与分配为产出实际成本（关键技术是根据成本动因将成本追踪到成本核算对象上）;管理会计引入标准成本法将标准成本信息与政策目标相关联,并通过标准成本与实际成本对比分析实施成本控制。第五章为我国政府会计对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作用的实证分析。首先,本章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围绕合规性（包括用途、时间和金额三个维度）和绩效偏差,对我国现行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执行偏差展开系统性分析。结果显示:十八大以来预算偏差有所改善,但合规性偏差和绩效偏差问题总体上依然很突出,特别是在2018年出现了普遍性恶化;部门预算偏差情况远比各级政府预算偏差情况严重;地区之间、部门之间预算偏差情况差异悬殊。预算偏差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管理等多个环节相关,其中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中的会计信息供给不足是关键因素之一。其次,本章采用回归分析法和访谈法分别验证分析了政府会计在预算执行合规性控制和绩效控制方面的作用和局限性。结果显示:（1）现行预算会计主要发挥现金会计功能,但仍存在财政总预算会计与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不能有效衔接,部分预算资金流出预算会计监管范围等多个方面的问题;且由于“预算授权”和“承诺”记录的缺失,现行预算会计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合规性控制不充分。因此,在完善现行预算会计的基础上,开发支出周期下预算会计是改进预算执行全过程合规性控制的必由之路。（2）在当前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不断被强化的背景下,成本信息缺失成为预算执行绩效监控的瓶颈问题。尽管国家已全面推行了财务会计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但由于部分资产计量方法缺失、责任主体划分不清等原因导致诸多资产尚未入账,运营费用核算不完整;管理会计与成本会计相关指引已陆续出台,而政策还未全面落实。目前这一系列改革还未致力于标准化产出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因此,政府会计改革在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绩效控制的潜在优势未能真正发挥作用。第六章为国际经验借鉴与改革思路。本章通过介绍和分析国外政府会计在强化预算执行过程控制的经验与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改革思路:一是完善现有预算会计,确保预算执行过程“预算资金”流动得以真实、全面监控;二是开发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以促进从预算授权、承诺、核实及支付全过程的控制;三是通过完善权责会计制度,推进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改革,构建标准化成本核算体系;四是加快推进相关配套性改革,强化保障性条件,以确保政府会计改革顺利推进。本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和观点:突出的预算偏差问题充分证实了我国预算执行过程控制松散与控制盲点并存,而政府会计作为预算执行控制的基础性信息手段,所提供的会计信息严重不足。因此,若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控制,政府会计改革是必由之路。具体结论与观点如下:（1）政府预算执行的合规性控制需高度依赖于支出周期过程的预算责任履行情况和预算资金流动的“全过程”信息。现金会计提供的信息结构在促进“预算资金流”的合规性控制方面是充分的,但对于预算执行过程中预算责任履行情况的“全过程”控制存在盲点（不能记录和控制“预算授权和承诺控制”两个关键阶段）。权责会计主要优势在于绩效控制,对于合规性控制不充分。相对而言,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为预算执行全过程控制提供了最适当的信息结构。我国现行政府会计体系中的预算会计,主要发挥着现金会计的功能,尽管对现金流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依然存在许多亟待改革的问题,且因其对预算授权、承诺与核实阶段预算责任履行情况信息记录的缺失,导致执行“全过程”合规性控制缺少适当会计信息结构予以支持。（2）政府预算执行的绩效控制需高度依赖于产出成本信息,而产出成本信息需要通过依次开发权责会计、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并构建起标准化的产出成本核算体系得以生成。在我国,由于产出成本信息的严重缺失,导致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控制无法实质性推进,并带来一系列问题,因而产出成本核算体系构建迫在眉睫。尽管我国权责会计已全面实施、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改革方向已明确,但对于构建标准化产出成本核算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为此,本文提出支持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控制的三阶段政府会计改革战略:第一阶段,通过完善现行预算会计,进一步强化预算资金的合规性;第二阶段,开发并应用基于支出周期的预算会计,以改进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第三阶段,应用权责会计、成本会计及管理会计构建标准化的产出成本核算体系,以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控制。与此同时,关注改革战略优先次序安排并促进相关配套性制度改革。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国内外学者对预算执行控制和政府会计改革关注度较高,但是从会计视角研究改进和加强预算执行控制的研究较少,特别是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本土化研究更为少见,因而,本文从会计角度研究如何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合规性控制和绩效控制以期丰富这一领域相关研究。第二,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通过实证方法验证了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在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合规性控制中的重要性;运用描述性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围绕合规性偏差（包括用途、时间和金额三个维度）和绩效偏差,对我国现行政府预算和部门预算偏差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借助于半结构访谈法,分析了我国现行政府会计在预算执行绩效控制中的作用与局限,旨在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第三,研究观点的创新。本文以结果链模型为分析框架论证了标准化产出成本核算体系是改进与强化预算执行绩效控制的关键手段,并鉴别了权责会计、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三种会计形态在产出成本核算体系中贡献与不足,提出了标准化产出成本核算体系构建的当前政府会计改革的核心任务,旨在为预算绩效管理和政府会计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参考。本文的论题还需从下述两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研究:第一,本文主要聚焦于会计信息生成阶段,其目的在于如何通过政府会计改革和完善,为预算执行合规性和绩效控制提供最适当的信息结构。但预算执行过程会计控制效果,还受信息使用阶段及其作用发挥等两阶段的多种影响因素。因此,未来还需要对政府会计的使用、效果发挥两个阶段展开系统性研究。第二,本文主要基于全国整体情况展开研究,未进行地区间、政府层级之间异质性研究。虽然预算执行控制和政府会计改革是在国家统一政策框架下实施,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参差不齐,各地区、各层级的政府预算执行人员对于政策的理解和遵从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基于地区间、部门及层级之间的异质性,研究政府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王文辉[10]（2020）在《政府会计改革对事业单位绩效评价的影响 ——以云南省阜外医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由于各国政府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财政资金压力,以及社会公众对绩效管理产生的强烈质疑,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出现信任危机,所以率先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以深化绩效评价改革,政府会计为绩效评价提供了最主要的数据来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重点就是政府会计改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快速发展,国际环境出现巨大变化,国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完善发展了民主政治,我国的政府职能开始出现转变。同时,随着政府披露的会计信息数据逐步增多,社会公众对参与到政府管理的热情愈发高涨,社会公众想要参与绩效评价的想法越来越多,就要求政府部门的会计信息数据逐步应该更加真实合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想要参与政府部门服务监督中去,所以这些都对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体系的建立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为了保证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需要相对准确的政府会计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通过参考国外较为先进的政府会计,结合国内对政府会计改革研究取得的成果,2017年财政部新出台《政府会计制度》,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执行该制度,对于医院来说,原有的《医院会计制度》不再执行。本文主要通过绪论部分,分别讲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分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拟定了论文的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确定文章研究方法,总结了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此外在第二章部分,又对国内外文献展开研究分析,分别介绍了进行政府会计改革的过程、原因,且在第二章阐述了绩效评价的理论概念。然后本文的第二章还介绍了关于政府会计以及绩效评价的理论概念,国内新政府会计制度的出台背景及改革动因,再次,本文在第三章选取云南阜外医院的案例阐述了该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后对绩效评价产生的影响。本文第四章分析研究案例对政府会计改革及绩效评价的启示。最后第五章得出政府会计改革对绩效评价的影响。通过选取案例单位的2018年以及2019年绩效评价的数据分析得出,由于会计制度的改革,对医院绩效评价产生一定影响。阜外医院2018年执行医院会计制度,由此进行的绩效评价未能全面反映各科室的经营状况以及运营情况,无法证实反映科室的盈亏状态。2019年执行政府会计制度以后将设备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计入当期成本费用,有利于医院管理层清楚掌握医院运营状况,真实反映整个医院的财务状况,有助于医院进行决策。
二、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价值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论文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与基本问题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形成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源起 |
| (二)日本行政法学与行政学的分化 |
| (三)广义与狭义的日本行政组织法学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理论基础 |
| (一)国家有机体学说 |
| (二)国家法人学说 |
| 三、日本行政组织法学的基本问题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 |
| (二)行政主体问题 |
| (三)行政机关问题 |
| (四)三大问题的基本关系 |
| 四、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与现代型机能 |
| (一)机能的语义 |
| (二)日本行政组织的传统型机能及其特征 |
| (三)日本行政组织的现代型机能及其特征 |
| 第二章 行政组织权论:从“民主控制”到“弹性设置” |
| 一、行政组织权论及民主控制机能的出现 |
| (一)行政组织权问题的产生 |
| (二)官制问题与行政保留 |
| (三)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确立 |
| (四)行政组织民主控制机能的实现 |
| 二、组织权放松管制及行政组织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一)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的缓和 |
| (二)本质性理论的导入 |
| (三)行政组织权论的发展 |
| (四)弹性设置机能的实现 |
| 第三章 行政主体论:从“确定责任归属”到“建构多元组织形态” |
| 一、行政主体论及其责任归属机能 |
| (一)公法人论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从公法人论到行政主体论 |
| (三)责任归属机能的实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出现及其组织形态机能 |
| (一)行政主体二元论的出现 |
| (二)特殊行政组织的形成 |
| (三)组织形态多元化机能的发展 |
| 第四章 行政机关论:从“建立组织结构”到“实施任务分配” |
| 一、日本行政机关论的主要线索 |
| (一)行政官署论线索 |
| (二)行政官厅论线索 |
| (三)行政机关论的二元化 |
| 二、行政官厅论的产生与结构 |
| (一)行政官厅论的产生 |
| (二)行政官厅论的发展 |
| (三)行政官厅论的基本结构 |
| (四)传统行政机关论的组织结构机能 |
| 三、行政官署论的演进与变迁 |
| (一)行政官署论的发端 |
| (二)战后日本行政组织立法体系 |
| (三)《国家行政组织法》与新型行政机关概念 |
| (四)事务分配行政机关论的形成 |
| (五)新型行政机关论的任务分配机能 |
| 第五章 日本行政组织法理论及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议题及问题 |
| (一)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的产生动因与主要议题 |
| (二)我国行政组织法学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的启示 |
| (一)日本行政组织权论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对我国行政组织法定问题的启示 |
| 三、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启示 |
| (一)日本行政主体、机关论演进及其机能变迁特征 |
| (二)中日两国行政组织法学的可比性基础 |
| (三)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主要问题 |
| (四)我国“行政主体—行政机关”相关理论的改造路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2.2 国外对加拿大PPP模式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基础设施PPP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
| 2.1 PPP模式一般性分析 |
| 2.1.1 PPP模式概念 |
| 2.1.2 PPP模式特征 |
| 2.1.3 PPP模式价值驱动因素 |
| 2.2 公共产品与基础设施相关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 |
| 2.2.2 基础设施性质与市场失灵 |
| 2.2.3 基础设施分类与PPP项目选择 |
| 2.3 PPP模式与公共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公共选择与政府失灵理论 |
| 2.3.2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PPP实践 |
| 2.3.3 公共事业民营化组织形式 |
| 2.4 PPP模式缔约机制相关理论 |
| 2.4.1 交易费用理论与PPP模式 |
| 2.4.2 产权理论与PPP模式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与PPP模式 |
| 第3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动因及现状分析 |
| 3.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需求角度动因 |
| 3.1.1 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需求 |
| 3.1.2 基础设施老化与投资缺口 |
| 3.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供给角度动因 |
| 3.2.1 基础设施投资呈下降趋势 |
| 3.2.2 基础设施政府供给管理能力不足 |
| 3.2.3 基础设施战略与PPP政策导向 |
| 3.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现状与运作机制 |
| 3.3.1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特征 |
| 3.3.2 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现状与国际地位 |
| 3.3.3 基础设施PPP模式主要运作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分析 |
| 4.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采购管理框架与管理原则 |
| 4.1.1 PPP模式全流程采购框架 |
| 4.1.2 PPP模式采购管理原则 |
| 4.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评估与采购决策体系 |
| 4.2.1 PPP全项目筛选及物有所值动态评估 |
| 4.2.2 PPP物有所值定性评估计分法 |
| 4.2.3 PPP物有所值定量评估方案 |
| 4.2.4 PPP物有所值创新因子与量化 |
| 4.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管理的竞争性与效率性 |
| 4.3.1 PPP项目竞合对话的充分竞争性 |
| 4.3.2 PPP项目非招标提案的竞争性优化 |
| 4.3.3 PPP项目技术与财务评标的权衡 |
| 4.3.4 PPP项目采购时间与成本的效率性 |
| 4.4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项目采购主合同边界条件 |
| 4.4.1 PPP项目合同标准化 |
| 4.4.2 PPP项目合同绩效产出边界 |
| 4.4.3 PPP项目合同回报机制边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管理分析 |
| 5.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投融资结构 |
| 5.1.1 PPP项目投融资一般性分析 |
| 5.1.2 加拿大PPP项目投融资结构 |
| 5.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债券类融资构成及创新 |
| 5.2.1 PPP项目债券融资现状 |
| 5.2.2 PPP项目债券构成要素 |
| 5.2.3 绿色债券与PPP绿色项目协同创新 |
| 5.2.4 社会效益债券与公共服务融资创新 |
| 5.3 加拿大PPP项目政策性及商业银行金融支持与变革 |
| 5.3.1 加拿大基础设施银行对PPP政策性金融支持 |
| 5.3.2 省属金融管理局对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
| 5.3.3 金融危机后商业银行PPP投融资变化与变革 |
| 5.4 加拿大养老金对基础设施及PPP项目投资与绩效 |
| 5.4.1 养老金资产配置与基础设施投资规模 |
| 5.4.2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与风险偏好 |
| 5.4.3 养老金基础设施投资方式与投资业绩 |
| 5.5 加拿大PPP产业投资基金与基础设施基金作用与机制 |
| 5.5.1 PPP产业投资基金类型及主要作用 |
| 5.5.2 PPP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机制 |
| 5.5.3 联邦基础设施基金运作机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分析 |
| 6.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特征及风险管理制度 |
| 6.1.1 基础设施PPP项目风险及特征 |
| 6.1.2 PPP模式风险管理原则与工具 |
| 6.1.3 PPP模式风险管理要素 |
| 6.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风险管理核心内容与管理实践 |
| 6.2.1 PPP项目风险识别 |
| 6.2.2 PPP项目风险分配 |
| 6.2.3 PPP项目风险评估 |
| 6.2.4 PPP项目风险救济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保障分析 |
| 7.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与制度框架 |
| 7.1.1 PPP模式法律构成要素 |
| 7.1.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下PPP立法特征 |
| 7.1.3 联邦与省级PPP法律制度框架 |
| 7.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专业机构与治理能力 |
| 7.2.1 PPP专业机构核心能力要素 |
| 7.2.2 联邦级PPP机构战略引导作用 |
| 7.2.3 省级PPP机构运营与执行能力 |
| 7.3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监管机制 |
| 7.3.1 PPP模式绩效监管 |
| 7.3.2 PPP模式财政监管 |
| 7.3.3 PPP模式审计监管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评价 |
| 8.1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效率评价 |
| 8.1.1 加拿大PPP项目交付效率分析 |
| 8.1.2 社会认可度与市场参与度分析 |
| 8.1.3 PPP模式经济系统性效益分析 |
| 8.2 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面临挑战 |
| 8.2.1 加拿大市级PPP模式发展受到制约 |
| 8.2.2 弱化对长期私营资本的需求及其影响 |
| 8.2.3 部分地区或项目未能真正实现物有所值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与现状 |
| 9.1.1 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历程 |
| 9.1.2 我国基础设施PPP项目发展现状 |
| 9.2 我国基础实施PPP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9.2.1 政府与社会资本PPP模式理念认识不清,双方合作地位不平等 |
| 9.2.2 PPP模式全生命周期监管、财政隐性风险、绩效管理存在不足 |
| 9.2.3 PPP项目融资属性欠缺,项目回报渠狭窄,存在短期投资倾向 |
| 9.3 加拿大经验对我国基础设施PPP模式发展的启示 |
| 9.3.1 协调财政与发改部门轴心作用,建立省和市级PPP专业团队 |
| 9.3.2 提升PPP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财政及审计综合治理能力 |
| 9.3.3 加强PPP项目规划与筛选,完善物有所值定性与定量分析 |
| 9.3.4 优化PPP项目风险分担、回报方式与激励机制 |
| 9.3.5 拓展PPP多元化投融资市场,逐步向项目融资模式转变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明代募兵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募兵制的发生与条件 |
| 一、卫所制的功能和军制演变 |
| 二、募兵制的发生与兵源 |
| 三、募兵制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募兵制的发展和募集士兵的管理 |
| 一、土木之变后募兵规模的扩大 |
| 二、明中期募兵的制度化推进 |
| 三、从募兵到募军:卫所制的补充 |
| 四、明后期雇佣性质募兵的出现与扩大 |
| 五、雇佣兵队:从招首到将帅家丁的军前报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募兵的军饷和军费 |
| 一、单兵报酬的演变 |
| 二、募兵军费与财政 |
| 第四章 募兵制的军事成效 |
| 一、数量及在军队中的占比 |
| 二、质量与军事特点 |
| 三、两种雇佣关系下的明代后期军队结构 |
| 四、调募与明朝的灭亡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原始文献 |
| 二、今人着述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讨论 |
| （一）是否和如何借鉴国际会计准则，是否和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
| （二）20、21世纪之交，对中国特色会计问题的两次讨论 |
| 二、加入WTO和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讨论 |
| （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要性和策略 |
| （二）我国会计准则框架的设计 |
| （三）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效果 |
|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讨论 |
| 四、对于我国会计准则中国特色的思考 |
|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利益属性 |
| （二）对会计准则的理解有待深入 |
| （三）如何在会计准则中体现中国特色 |
（5）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2.2 治理理论 |
| 2.3 市场/政府失灵理论 |
| 2.4 理论述评与运用 |
| 3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实践与价值分析 |
| 3.1 社科类社团规模与构成 |
| 3.2 社科类社团发展历程 |
| 3.3 社科类社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机制 |
| 3.4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效能分析 |
| 3.5 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系统解析 |
| 4.1 科学研究能力 |
| 4.2 文化传播能力 |
| 4.3 价值引导能力 |
| 4.4 政策协同能力 |
| 4.5 学术评定能力 |
| 4.6 本章小结 |
| 5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的评价 |
| 5.1 评价的属性识别 |
| 5.2 评价维度 |
| 5.3 评价指标体系 |
| 5.4 评价的前因变量 |
| 5.5 评价模型 |
| 5.6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的实证分析 |
| 6.1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
| 6.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 基于因子分析模型的评价 |
| 6.4 基于SUR模型的前因变量评价 |
| 6.5 本章小结 |
| 7 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对策 |
| 7.1 完善社科类社团发展路径规划 |
| 7.2 加强社科类社团内部治理能力 |
| 7.3 构建社科类社团外部保障体系 |
| 7.4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科研成果 |
| 附录2:调查问卷 |
（6）政府会计信息的国家治理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历史沿革与问题提出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历史沿革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会计文献综述 |
| 2.1.1 政府会计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
| 2.1.2 政府会计技术应用研究综述 |
| 2.1.3 政府财务报告研究综述 |
| 2.1.4 政府会计体系研究综述 |
| 2.2 国家治理研究综述 |
| 2.2.1 国家治理基础理论 |
| 2.2.2 国家治理的构成与度量 |
| 2.3 政府会计的国家治理效应研究综述 |
| 2.3.1 理论研究综述 |
| 2.3.2 实证研究综述 |
| 2.4 文献述评 |
| 3 政府会计信息的治理效应作用路径分析 |
| 3.1 国家治理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1.1 国家治理基本概念 |
| 3.1.2 国家治理体系设置 |
| 3.2 政府会计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3.2.1 政府会计基本概念 |
| 3.2.2 政府会计体系构成分析 |
| 3.2.3 政府会计信息衡量 |
| 3.3 政府会计信息的国家治理效应路径理论分析 |
| 3.3.1 政府会计信息的政治治理理论分析 |
| 3.3.2 政府会计信息的经济与生态治理理论分析 |
| 3.3.3 政府会计信息的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理论分析 |
| 4 政府会计信息的政治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
| 4.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置 |
| 4.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4 进一步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
| 4.5 小结 |
| 5 政府会计信息的经济、生态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
| 5.1 政府会计信息的经济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2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置 |
| 5.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1.4 进一步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
| 5.1.5 小结 |
| 5.2 政府会计信息的生态治理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2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计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4 进一步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
| 5.2.5 小结 |
| 6 政府会计信息的社会治理效应实证研究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2 研究样本与变量设置 |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4 进一步检验与稳健性检验 |
| 6.5 小结 |
| 7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学术意义 |
| (二)现实价值 |
| 二、学术史回顾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二)前人研究述评与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三、基本概念、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概念——公营制造工厂 |
| (二)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四、研究范围 |
| 第二章 1933年国民政府兴办公营工厂的历史背景 |
| 一、国内外经济环境 |
| 二、政府推动工业化 |
| 三、经济学家的建议 |
| 第三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数量与投资 |
| 一、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数量 |
| 二、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资本数额 |
| (一)资本性质探究 |
| (二)工厂资本考察 |
| 三、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投资主体 |
| 第四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一、全国公营制造工厂的行业构成 |
| 二、中央与地方公营制造工厂行业分布 |
| 第五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空间分布特点 |
| 一、公营制造工厂厂址分布 |
| 二、公营制造工厂的分布类型 |
| 三、公营制造工厂空间布局溯源 |
| 第六章 1933年公营制造工厂的长期影响 |
| 一、对抗战的支持作用 |
| 二、促进国家资本的扩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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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
（9）政府预算执行过程的会计控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预算执行的会计控制相关理论文献综述 |
| 1.2.2 预算执行过程控制文献综述 |
| 1.2.3 政府会计功能与预算执行控制关系文献综述 |
| 1.2.4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预算授权与预算功能 |
| 1.3.2 预算执行的合规性与绩效控制 |
| 1.3.3 不同预算执行控制类型及其逻辑关系 |
| 1.3.4 多种会计形态之间的勾稽关系 |
| 1.4 逻辑框架与基本思路 |
| 1.5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5.1 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政府预算执行会计控制的理论基础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理论 |
| 2.2 运作机理 |
| 2.2.1 政府会计的基本功能 |
| 2.2.2 政府会计在预算执行控制中的运作机理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的会计控制:基于支出周期模型 |
| 3.1 支出周期模型与预算执行“全过程”的合规性控制 |
| 3.1.1 支出周期模型(ECM) |
| 3.1.2 支出周期模型与“全过程”合规性控制 |
| 3.2 现金会计与“全过程”合规性控制 |
| 3.2.1 现金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中的优势 |
| 3.2.2 现金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中的局限性 |
| 3.3 权责会计与“全过程”合规性控制 |
| 3.3.1 权责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中的优势 |
| 3.3.2 权责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中的局限性 |
| 3.4 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与“全过程”合规性控制 |
| 3.4.1 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 |
| 3.4.2 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对预算执行全过程控制功能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预算执行过程绩效的会计控制:基于结果链模型 |
| 4.1 结果链模型与预算执行过程的绩效控制 |
| 4.1.1 结果链模型(RCM) |
| 4.1.2 结果链模型与以产出控制为焦点的绩效控制 |
| 4.1.3 产出控制与产出成本核算体系 |
| 4.2 政府会计与产出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 |
| 4.2.1 权责会计为成本核算体系构建提供费用信息 |
| 4.2.2 成本会计为产出成本核算体系构建提供实际产出成本信息 |
| 4.2.3 管理会计为产出成本核算体系的构建提供标准产出成本信息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政府会计对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作用的实证分析 |
| 5.1 预算执行控制效果分析 |
| 5.1.1 合规性预算偏差分析 |
| 5.1.2 绩效偏差分析 |
| 5.1.3 预算偏差原因分析 |
| 5.1.4 分析结论 |
| 5.2 预算会计对预算执行过程合规性控制作用的实证检验 |
| 5.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2 研究设计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4 分析结论 |
| 5.3 财务会计在预算执行绩效控制中的作用与局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3 分析结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际经验借鉴与改革思路 |
| 6.1 国际经验借鉴 |
| 6.2 完善现行预算会计 |
| 6.2.1 推进财政总预算会计改革 |
| 6.2.2 促进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有效衔接 |
| 6.3 开发与应用支出周期下的预算会计 |
| 6.3.1 开展支出周会计科目与报表设计 |
| 6.3.2 加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承诺管理 |
| 6.3.3 提高预算会计制度的法律地位 |
| 6.4 健全标准化产出成本核算体系 |
| 6.4.1 促进权责会计改革成功实施 |
| 6.4.2 着力推进成本会计改革 |
| 6.4.3 科学引入管理会计方法 |
| 6.5 强化政府会计改革的保障条件 |
| 6.5.1 加大政府会计培训力度,促进制度改革顺利推进 |
| 6.5.2 推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财务与业务系统有机融合 |
| 6.5.3 强化合规性控制,有序推进预算责任与权力下放 |
| 6.5.4 加快预算管理、资产管理等配套性制度改革 |
| 6.6 切实促进政府会计在预算执行控制中的应用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2006-2019年预算执行管理与控制相关政策变化梳理 |
| 附表2 调查问卷 |
| 附表3 访谈记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政府会计改革对事业单位绩效评价的影响 ——以云南省阜外医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政府会计改革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会计改革 |
| 一、政府会计改革过程 |
| 二、政府会计改革的原因 |
| 三、政府会计与预算会计的关系 |
| 第二节 政府绩效评价 |
| 一、政府绩效评价理论概述 |
| 二、政府绩效评价与政府职能转变 |
| 三、政府会计改革与政府绩效评价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省阜外医院案例背景 |
| 第一节 云南省阜外医院基本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云南阜外医院执行政府会计过程 |
| 第三节 改革前后云南省阜外医院绩效评价分析 |
| 一、政府会计改革之前绩效评价分析 |
| 二、政府会计改革之后绩效评价分析 |
| 三、改革前后云南省阜外医院绩效评价对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阜外医院执行政府会计及绩效评价的启示 |
| 第一节 云南省阜外医院执行政府会计的启示 |
| 一、对医院会计核算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
| 二、在管理方式和管理观念方面产生影响 |
| 三、提高了财务管理的安全性 |
| 四、财务报告的变化 |
| 第二节 云南省阜外医院绩效评价产生的意义 |
| 一、为了满足利益相关人员的需求 |
| 二、促进医院决策层提高医院医疗服务质量 |
| 三、促进公立医院的有序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政府会计改革对绩效评价的影响 |
| 第一节 政府会计改革有利于优化事业单位绩效评价体系 |
| 第二节 政府会计改革有利于全面反映事业单位资产负债 |
| 第三节 政府会计改革有助于增强事业单位财务透明度 |
| 第四节 政府会计有助于提高事业单位治理效率 |
| 一、科学决策和优化资源配置 |
| 二、加强事业单位风险防范意识 |
| 三、节约事业单位运行成本 |
| 四、有助于解决事业单位公共危机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国会计改革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行政组织法的理论源流与机能变迁[D]. 郭志博. 吉林大学, 2021(01)
- [2]加拿大基础设施PPP模式研究[D]. 刘琨. 吉林大学, 2021(12)
- [3]明代募兵制研究[D]. 王慧明.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J]. 何敬. 财会月刊, 2020(18)
- [5]我国社科类社团公共服务能力评价研究[D]. 陈思.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6]政府会计信息的国家治理效应研究[D]. 王汇华. 东北财经大学, 2020
- [7]1933年国民政府公营制造工厂研究[D]. 张尚达. 广西师范大学, 2020(07)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9]政府预算执行过程的会计控制研究[D]. 李秀梅.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
- [10]政府会计改革对事业单位绩效评价的影响 ——以云南省阜外医院为例[D]. 王文辉. 云南财经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