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个统筹”重塑温州形象

一、立足“五个统筹” 重塑温州形象（论文文献综述）

张鹏程^[1]（2020）在《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文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培养造就“一懂两爱”的“三农”工作队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力量,是新时代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显着标志,也是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重要目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关于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教育的论述,是干部教育的根本。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政治认同教育是任何政党的重要工作,是保证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文献及文件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在具体内容和标准比以前更加清晰,要通过政治认同教育来实现。为了更好的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参考国内外研究成果,了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状、规律及趋势。通过比较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与中高级干部、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教育的异同,发现其自身特点。历史经验需要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等时期,由于形势的发展、主要工作、乡村干部自身情况等,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实施了有针对性的政治认同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而保证革命的胜利与建设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历史经验是,政治认同教育目标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一致,政治认同教育内容须与工作实际情况相吻合,政治认同教育方法须与教育对象接受能力相适应,政治认同教育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通过实地调研了解乡村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乡村干部的思想状况,通过网络调查问卷初步了解乡村干部的关注点和工作表现,通过干部自身及农民评价,获得乡村干部政治认同的现实要求与现状。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面临的主要机遇有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两个百年”目标下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等,主要挑战有不良思想对社会主流思想仍存在潜在严重对抗、价值多元化对基层干部思想观念的不断冲击、乡村文化教育建设经费的有效投入不足、乡村干部自身素质的提升滞后等,主要问题有教育主体缺乏有效教育途径、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考核机制不完善导致工作心态失衡、精致的利己主义冲击正确价值观的形成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有了新的变化,提升了乡村干部的政治认同,其主要举措有:在教育内容上构建以开展系列主题教育、党史党建学习教育、世情国情党情教育等多方面的教育内容体系;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通过巩固党校教育体系建设、加强县乡理论学习中心组教育功能、实施教育交流策略等提高教育实效;教育保障机制方面采取了加强制度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乡村文化平台建设等,完善了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体系建设。虽然有较大变化,但与应有的标准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教育要素的提升与整合是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必须要解决“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的问题。针对现有的问题及措施,实施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是: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是推进中心工作的现实需要、教育主体建设是推进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注重因材施教、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应以增强自我认同为基础、坚持政治认同教育与健全奖惩机制的融合发展等。创新之处是将政治认同教育扩展到乡村干部,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范畴;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其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在实践上有利于提高政治认同教育的实效性。

徐浩^[2]（2019）在《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为世人所瞩目的是,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的持续稳定。中国奇迹成为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大议题。论文从行政改革的一个环节——运行机制角度,以政府的行政执行为切入点,梳理1949—2019年行政执行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为在中国政治情境下探寻中国奇迹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弹性行政。弹性行政,指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非强制手段,单方或共同对既有政策法规、决策部署的变通执行,或对新政策法规的创制。与弹性行政相对应的是刚性行政,即为实现一定行政目标,行政主、客体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命令性的执行手段,严格执行政策法规、决策部署。弹性行政与刚性行政并非截然二分,亦非有此无彼,在一定时期,基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二者的显示度有高有低。在毛泽东时期,适应全能式政府需求,行政执行以刚性为主。这一时期的刚性行政源自三个动力:政治忠诚的激励机制、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行政主体的“向上负责制”。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效度正负相依。一方面,刚性行政保证了国家决策部署的有效执行,另一方面,刚性行政的确立更多地源于意识形态的引领、组织的强制力、领袖的超级权威,常常导致不可控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导致一种另类的弹性行政,如过度执行、虚假执行、目标置换和行政自主性丧失等。改革初期,面对文革带来的全面危机,推进改革,成为中国自救、脱贫的应然要求。改革从经济入手,经济改革又引发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给新路的探索者留下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出现躁动。从体制机制因素看,弹性行政的躁动源于“政出一孔”和执行主体多样化的矛盾、层级结构下的执行偏离、基于制度缺陷的刚性缺失、权力交换的潜在需求。此外,政府追求发展的内在动力因素,包括不同主体对利益的追求、对行政效能的追求以及“政绩优先”的推动等,也进一步催生了弹性行政。基于改革探索的弹性行政大致分为两类:中央政府授权试点和地方政府自行探索。市场化推进时期,弹性行政快速扩张。一方面,中央政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放权让利”,但相关制度建设相对滞后,国家能力有所衰减;另一方面,市场快速发展,但机制并不健全,市场对政府的反制能力相对较弱,从而导致了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弹性行政的扩张。这一时期的弹性行政主要有纵向的央地博弈、地方合谋,横向的区域竞争、地方保护,以及权力失范下的过度弹性行政。博弈和竞争类弹性行政激发了地方的发展动能,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恶性竞争等问题。随着弹性行政的蔓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包括导致制度弱化、行政效能低下、经济异常波动、滋生行政腐败、降低政府公信力等。针对上述负面效应,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措并举,对弹性行政进行了矫正。治标方面,主要是加强政治巡视、铁腕反腐、强化政务督查、推动政策落实审计;治本方面,从从严治党和依法行政两个路径来强化刚性行政,以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的刚性挤压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弹性行政特别是各种过度弹性行政大幅收缩,刚性行政开始回归。这一时期刚性行政的刚性,主要源于制度约束。弹性行政这一貌似不合理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家治理的一个部分。弹性行政的形成和发展,除了深受中国政治情境——帝制时代的行政遗产、古老大国的衰败与振兴、共产党人谋民族复兴的强烈诉求的影响,其躁动、扩张、收缩,还直接受到当代政府治理环境的制约,包括意识形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政府职能的转变、经济体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有的行政实践表明,弹性行政是特定组织环境中基于目标导向的带有亚制度化特征的非正式行为。它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转型,取得了明显的行政绩效,但也引发了对国家整体权威的分割和交易,并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情境中,弹性行政有其“临界点”,即坚守政治路线、维护中央权威、服务全局利益,以之为标准,中央政府随时可以纠正、叫停弹性行政。总体来看,弹性行政是在特定阶段的一种政治策略,一种过渡性行政行为方式,其发展方向是法治行政。强化法治行政,并不是简单地摒弃、杜绝弹性行政。一方面,要进一步压缩弹性行政的自由裁量空间,坚决减少不必要的弹性行政;另一方面,要避免机械追求行政执行的极端刚性,防止过于严苛的行政要求使懒政由个别现象变成普遍现象。因此,应允许保留适度的行政弹性,以保障政府灵活回应复杂社会、风险社会的需求,此外,还要通过容错纠错、激励担当等制度设计,鼓励政府官员大胆实施基于公共利益的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的弹性行政。

杨华刚^[3]（2019）在《山水作为一种设计手法 ——山水城市意象解析及其实践法则探究》文中指出“山水”作为一种设计手法,不仅是对山水文化的挖掘与转译,也是对其在环境营造中的角色评判与价值定位。作为传统城市营造的基础要素之一,山水的内涵更甚于其本身,激发了本土化的“山水城市”意识出现且形成了一套特定的话语体系和营造法式。山水营造法式不纯粹是对山水意象的呈现与表达,而是致力于山水要素形式表达及其空间逻辑建构探讨,拓展了我国本土人居环境的表现力与形式感,也为未来城市人居环境营造提供了经验和启示。本论文以山水城市为研究对象,借助历史考据与类型学等研究方法,总结山水城市形态建构的普遍性理论,在科技进步、社会转型和生活诉求等时代变迁情景下探究当前山水城市的实践法则与建构逻辑,深化和拓展山水城市理论体系并将其与现代生活贴合,形成与特定时空、地域环境相融合的“场合”形态。研究从历史考据视角梳理山水城市的历史发展轴线并据此提出山水城市发展阶段划分与谱系特征,总结山水城市发展演进规律及其特色表达。通过山水城市意象类型及其形式界定,从组合形态、地理要素和空间类型三个层面总结山水城市意象的具体类型与空间表达。同时,回顾1950年代以来山水城市的历史变迁,结合案例剖析当前我国山水城市营造进程中的行动举措与失误。基于国内外城市建设发展趋势梳理山水城市的发展范式与变革趋向,提出当下我国山水城市的转型路径与现代话语。研究基于山水城市架构层面和形态要素,依托生态法则、空间策略和文化路径三大模块的研究,提出了山水城市循序建构的九个逻辑体系与营造模式:以“生态限定”为前提,提出“判定空间布局”、“强化绿核功能”和“重塑生境网络”三个生态营造法则;以“要素甄别”为基础,提出“风貌类型化梳理”、“要素派生关系建构”和“技术路径控制引导”三个空间建构策略;以“文化触媒”为导向,提出山水文化“基因解读”、“文化形态塑形”和“空间情景立意”三个文化建设路径。

袁绍光^[4]（2019）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把对待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战略重点。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关于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发展走过40年,但是“三农”问题仍是具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仍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战略意识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不断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紧密跟踪亿万农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回答时代和实践给我们提出的新的重大课题,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发展的思想。“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科学凝练农业发展的思想,系统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机遇期加快补齐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短板,对于汇聚起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强国的磅礴力量,对于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之路,都很有必要。论文力求历史和逻辑、结构和内容的统一,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意义、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研究对象和主要概念的界定以及研究思路。正文分为六章,主要探讨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怎样建设这个农业大国的重大主题,并辅之以背景—理论—方略—意义的思路展开论述。第一章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重点论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和探索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问题。二是,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主线,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农业战略思想核心、推行农村改革是农业发展的动力、乡镇企业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两个飞跃”是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科技兴农是农业发展的强力支撑、多种经营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战略举措。同时分析这一时期战略思想的鲜明特点和时代意义。三是,继承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一方面论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战略性转变。另一方面,从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内涵、基本方略、重大意义三个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思想的问题。第二章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是以实现乡村振兴为总目标,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通过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战略任务,逐步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思想体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来源、思想实践基础和习近平早期的农业发展思想及实践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基础。同时还阐述了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三章重点论述了乡村振兴战略思想。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总目标。这一章包括五部分。一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的积累、农业发展的新历史方位。二是,基本原则:坚持党管农村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乡村全面振兴、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因地制宜。三是,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四是,从科学内涵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基本方略两个方面论述了美丽乡村思想。五是,乡村振兴战略思想的历史意义: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理论、体现新使命新要求、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第四章阐释了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核心主题。不仅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现代化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性、紧迫性,而且重点阐释了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战略方向以及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举措:继续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积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农业生态保护和治理、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五章阐述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时代任务。本章从历史必然性、战略目标、基本方略、主要特点以及重大意义加以全面分析。其中重点论述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战略的基本内容:解决“扶持谁”的问题、解决“谁来扶”的问题、解决“怎么扶”以及解决“如何退”的问题。还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体现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全球减贫作出贡献、为世界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第六章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特征、贡献及其形成发展的基本经验。农业发展战略思想具有全局性、实践性、人民性、协调性、时代性以及世界性的特征。突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战略思想的时代贡献:实现了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巨变、开辟了中国特色农业发展理论的新境界、贡献中国智慧和展现世界担当、发展世界文明和促进人类进步。总结了八条基本经验:在总揽全局中坚持党的领导、在时代同步中把握中国特色、在循序渐进中坚持发展理念、在解放思想中坚定改革方向、在战略布局中突出人民伟力、在开拓创新中坚持统筹兼顾、在成果共享中牢记三农初心、在全球视野中坚持因地制宜。

谢雨杉^[5]（2019）在《城市旅游宣传片的空间叙事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自我国第一部城市旅游宣传片诞生,至今恰有20年。城市旅游宣传片是记录时代与发展的特殊影像作品,政策的变化、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发展、市民的生活都能在其中得到呈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及世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城市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再加上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城市旅游宣传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城市营销的重要工具,我国城市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城市旅游宣传片的制作热潮中。城市旅游宣传片的表征对象主要是城市及生活在其中的人,它既能通过表现城市的发展历程、现状建设以及市民的生活状态、精神面貌,从而塑造城市旅游形象与品牌,又能指向城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以引导资源流向、提升营销的精准度。空间作为城市一切发展的物质载体,同时也是城市旅游宣传片的核心要素之一。城市的发展过程是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因此,城市旅游宣传片也不仅仅只是城市物质空间与市民活动的直观展示,其背后隐含着深层的城市发展理念与思路变化。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政策、理念落实的重要工具,它是城市发展的指导与蓝图,随着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城市旅游宣传片也随之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城市旅游宣传片为主要对象,利用影像叙事和空间叙事的方法对其影像制作手法及表征内容进行详细的解构,然后从城市发展和城市规划演进的视角研究城市旅游宣传片发展历程、传播内涵及生产背后的话语。本文分六个部分来论述:第一章绪论主要论述选题的背景、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及整篇论文的研究框架。第二章通过阅读大量城市旅游宣传片的相关文献,界定了城市旅游宣传片的概念,然后分别从城市营销学视角与广告学视角对城市旅游宣传片的目的及本质进行论述;结合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演变,明确了城市旅游宣传片的发展历程,并对传播学和叙事学视角的城市旅游宣传片研究进行总结。第三章从生产动机和背景、叙事主题与方式以及城市形象塑造及形成原因三个方面对我国城市旅游宣传片的发展进行了详细分析。第四章梳理成都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演进和宣传片发展历程,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宣传片进行详细解读,包括其制作背景、叙事方式和表征内容,最后进行对比分析。第五章结合城市理论,分析成都城市旅游宣传片演变背后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深层原因。第六章得出研究结论,通过反思提出不足与展望。

吴雷^[6]（2016）在《大西安城郊乡村发展模式与景观规划方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快速城镇化以来,在中国城乡空间格局中,位于大都市郊区的乡村,其乡村问题最为严峻与尖锐。大西安作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都市区,其中的城郊乡村面对着复杂而多变的城乡环境,乡村发展与乡村景观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研究以大西安都市区为空间背景,以未来城乡结构转型为时间背景,将大西安城郊乡村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诸多学科知识,借助多种新技术、新方法,探索以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景观规划相结合的方式,从城郊整体到城郊乡村个体,指导大西安城郊乡村在主要职能、产业经济、社会人口、乡村景观的转型发展。具体的研究包括如下部分:第一,梳理近代以来大西安城乡空间格局的演变,并与西方大城市城乡空间格局演变轨迹进行对比;分析影响大西安城郊格局演变的影响因子;预测大西安未来的城乡空间格局趋势与城乡结构转型;提出城乡格局演变中出现的四种乡村;指出城郊乡村将作为大西安都市区中“最后的乡村”,应采取“多样化主动适应”的战略实现乡村发展。第二,通过多种手段的乡村调研,把握大西安城郊乡村的整体现状;归类提出大西安城郊乡村面对城乡环境改变,自我调整发展方向,改变乡村子系统所产生缓慢演进型与剧烈演进型两类适应性自发展模式,其中剧烈演进型由分为:传统产业更新型、城镇功能承担型、乡村旅游接待型三类;本研究分析了不同适应性自发展模式的演变、经验与瓶颈。第三,着眼未来的城乡关系的结构转型,为了适应都市区的城乡环境改变,指出城郊乡村也必须实现转型;鉴于大西安城郊乡村众多,难以针对每个乡村制定转型策略,因此提出类型化的城郊乡村发展模式,以确定不同乡村的主要职能发展方向;通过总结国内外城郊乡村发展先进案例的经验,发掘乡村自身价值,拓展适应性自发展,耦合都市区需求,本研究提出生态保育型、地区服务型、休闲游憩型与现代农业型的四种大西安城郊乡村发展模式;并运用多因素的综合区划体系,借助GIS技术,将大西安城郊地区区划出不同乡村发展模式的范围。第四,从风景园林学、景观生态学理论视角,理解乡村景观;按照大西安城郊地区的地形地貌分区,提出:平原型、台塬型、丘陵型与山地型的四类城郊典型乡村景观类型;指出在今后乡村转型与乡村发展模式实施中,这些类型的城郊乡村景观将会出现差异化的演变,因此将城郊乡村发展模式与城郊乡村典型景观进行联系,确定城郊乡村景观演变类型,即乡村景观规划的不同对象;针对四类大西安城郊典型乡村景观,提出其各自特征,再采用景观指数与景观感知比对的方法,发现历经快速城镇化之后,这些乡村景观所出现的典型变化,并分析其变化动力与存在问题,并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第五,对大西安城郊乡村景观规划的内涵与相关理论、原理、技术进行探索,架构起乡村景观规划编制的内容体系;确定规划的目标、原则;提出规划调查与乡村景观数据库建构的方法;明确乡村景观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管的主体和权责,以及成立乡村景观委员会、“以奖代罚”、发展乡村景观教育三项保障措施。第六,针对乡村景观规划内容体系所确定的:乡村景观格局规划、乡村景观控制性规划、乡村景观营建规划三个层次的规划,提出各自景观规划的方法与要点,并借助实例进行方法的验证。本研究形成了以乡村发展模式与乡村景观规划相结合的方法,用以分别指导大西安城郊乡村综合发展策略的确定与物质空间环境的落实,实现城郊乡村面对城乡关系转型时的综合发展,初步具备了完整的体系,为今后都市区城郊乡村发展策略、乡村景观规划等研究领域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补充,也为大西安与其他类似都市区的实践提供了指导与借鉴。

刘明^[7]（2014）在《陆海统筹与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文中提出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坚持陆海统筹。本文以“陆海统筹”为研究对象，从战略、权力域、经济和软环境四个方面加以系统阐释。其中，陆海统筹发展战略是指导，统筹陆海权力域和统筹陆海经济是两翼，统筹陆海软环境是保障。陆海统筹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选择，凸显了中国合作性参与的政策取向，彰显了中国海洋发展的和谐理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洋强国发展道路。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基于国际政治学视角，借鉴了地理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系统性、整体性和立体性思维，将陆海统筹大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进行综合抽象，形成简约的菱形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综合运用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和调研法，以求更为全面和准确地把握各方面文献，从而使论文的研究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本文框架总体上采用总分结构，系统地阐释陆海统筹的相关议题，由此将论文划分为五大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陆海统筹的系统分析。本章旨在对陆海统筹的概念内涵、产生背景和战略意义进行探讨，并建立理论分析模型，对陆海统筹的各要素进行系统性分析。第一节梳理了陆海统筹概念的源起及其发展历程，并对这一核心概念及其特征作出界定，认为“陆海统筹是指基于地缘战略视角处理好陆地发展与海洋开发利用的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充分发挥中国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缘优势、规避风险，并围绕这一国家定位制定‘和平、合作、和谐’的国家陆海发展战略，形成集陆海权力、陆海经济、陆海文化和陆海法律等于一体的宏观战略布局，推动国家全面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营造和平有力的周边环境，达到和谐世界的终极追求，走超越西方的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于此，本节着重探讨了中国推动陆海统筹战略的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第二节主要介绍本研究的分析思路和理论工具，构建菱形分析模型并解释说明陆海统筹系统本身及其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针对陆海统筹的行为主体——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作出层次分析。第二章，陆海统筹发展战略。本章旨在探讨陆海统筹发展的战略依据、战略取向和战略规划。第一节重点介绍陆海统筹发展的战略依据，这些依据不仅表现为陆海地理属性、文明属性和人文属性本身所具有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和人际价值，更表现为中国在地缘结构、地理区位和文明成分等方面具备推动陆海统筹战略的强大优势。第二节在对比世界主要海权国家崛起模式的基础上，总结出中国陆海发展战略的特色和取向应当是新型海洋强国与和平发展、合作性参与和全球治理以及世界和谐海洋秩序的构建。第三节基于中国陆海观的嬗变以及国家海洋意志的强化，建议将海洋强国战略纳入到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之中，并探讨陆海统筹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规划，即充分认清国家所具备的陆海战略资源、确立与地缘属性相匹配的陆海战略目标、坚持协调均衡可持续的陆海战略原则、制定系统性和全局性的陆海战略举措以及从多维视角全方位审视陆海战略的长远价值。第三章，统筹陆海权力域。本章旨在评述地缘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分析中国在陆海乃至空天网范围内的大国权力博弈和国家权益维护。第一节在梳理西方地缘学说基础上，将陆权、海权和空权等权力界定为一种空间维度，即“域”，体现的是关系范畴或互动范畴，并强调“陆海和合论”为中国应对国家间权力博弈、维护国家权益以及拓展权力域提供的理论基础。第二节指出中国面临陆上边界问题、海上划界问题、岛屿争端问题和南海问题等领土主权争端问题，并伴随着资源的争夺、科技的较量和通道的竞争，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大国战略遏制和权力博弈的实质。第三节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从空间实体拓展到无形联系，权力域正在由“陆海”二维扩大到“陆海空天网”五维，公海、南北极、天空和外太空乃至网络空间将是国家权力较量、利益追逐和权益保障的重要场所。第四章，统筹陆海经济。本章旨在说明陆海统筹在经济领域的内在要求是陆海经济一体化，通过陆海两栖经济格局整合、陆海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国家海外利益拓展，最终实现国家经济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一节讨论陆海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及其目标价值。第二节指出中国陆海经济格局正在由单一陆地经济向陆海两栖经济转型，海洋经济布局是陆海经济发展的战略必需，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中国确立外向型经济开放体系，增强在世界经济市场中的竞争力。第三节从战略保障的角度出发，关注陆海经济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中华文明转型为切入点，寻求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中超越西方工业文明的因素所在，从而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确保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地关系和人海关系的双重和谐、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的双赢。第五章，统筹陆海软环境。本章旨在从国际政治软实力理论的基本要素出发，探讨陆海统筹软环境建设所必需的制度因素、思想文化因素以及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贡献能力因素。第一节指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建设与海洋法律的完善以及陆海机构的设置与管理职能调整为海洋强国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内环境。第二节从中国的古代陆海思想出发，探求中国传统地缘思想中的陆海观念，并通过梳理近代中国陆海关系实践历程，总结中国陆海观念的当代价值，以及如何对其思想精华进行继承与宣传。第三节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不能忽视周边经略与国际合作。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推动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加强与俄罗斯、东盟的安全对话和经贸合作，实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共赢发展；中国借助多边外交的平台，缓和各种潜在的安全困境，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合作性地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社会中重塑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的国际环境和舆论氛围，构建以和谐世界为目标的国际秩序。

王炤坤^[8]（2013）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转型发展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发展主题。资源型地区的人口、面积、地区、经济规模在我国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事关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总体战略实现。研究资源型地区转型路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认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构成了资源型地区发展的最大困境，以单一产业转型为核心的传统转型路径难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甚至形成了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产生了新旧困境叠加。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实践问题，在传统发展观和传统转型理论的逻辑中已经无法解决。科学发展观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吸收和借鉴了世界先进发展观和中华优秀文化精髓，把人本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发展作为理论要旨，为成功破解发展和转型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本文在系统分析我国资源型地区发展困境、深入剖析资源型地区传统转型路径缺陷的基础上，以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系统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贯彻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转型路径，明确了“六位一体”的内容和目标，并对新型转型路径的实施和展开、新型转型的动力体系构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把以人为本、绿色发展、包容共享作为转型发展价值，把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创新驱动、市场决定作为方法论，推进实施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模式转型、公共服务体制转型、转型动力保障等“六位一体”的转型内容，以人力资本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建立、城乡（矿）一体化发展、资源环境可持续、民生福利增进、发展动力充沛为目标的转型路径。从特征和内涵上看，我国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路径，既有全国意义上转型的一般性：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由传统工业化道路向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又有资源型经济转型规律的特殊性，即规避或摆脱经济学上的“资源诅咒”，可以归纳为“五个转变”：实现从产业转型为核心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转变，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从资源环境约束型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转变，从资源型城市极式发展向城、矿、区一体化发展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转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国内第一次提出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传统转型路径，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视角，指出其内在的缺陷和不足，并分析其产生新旧困境叠加的深刻原因；在国内第一次提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新型转型路径，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原理和方法，系统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的原则、内容、目标、主体、方式、时机、阶段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资源型地区新型转型理论体系；从理论上阐明了新型转型路径和传统转型路径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把以人为本作为转型的首要原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转型的首要目标，为资源型地区人力资本转型、经济结构转型、城乡关系转型、生态治理转型、公共服务转型找到了实质精髓，明确了主攻方向。论文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归纳演绎和推导相结合的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法，系统论和矛盾论相结合的方法，经济学与其他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

岳文海^[9]（2013）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型城镇化是我们党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新命题和新战略。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一步提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表述和新任务。特别是近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再次阐释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这就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①这说明,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5-10年综合发展结构的核心主题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的持久动力,是未来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无疑是我们党立足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市化现象,他们深刻阐述了城乡关系对社会快速、良性发展的全局性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如果城乡关系改变,整个社会也会相应跟着改变。”②随着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城乡之间必定会走向一体化,实现融合发展,“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③。从而为我们展现出了城乡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的重要地位。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俄国城乡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考察。列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俄国,要想从根本上消灭城乡对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一项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伟大任务,必须“把消灭城乡差别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④同时,“为了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必须使千百万农村人口加强学习,改变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⑤。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思想。斯大林认为城乡对立的性质和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城乡这种对立关系是利益上的对立,根本在于制度上的对立安排”①。斯大林强调,要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结合,必须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进行经常交换”②。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城市文明,源远流长,极具丰富的内涵,对当代中国城镇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不断被解放出来,工业化取得了较大成绩,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也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开始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征途。依托各地区位优势、主导产业、动力机制、空间范围等,我国城镇化进程展现出多种多样的发展模式。探索各种不同城镇化的模式,可以为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积累丰富的经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这昭示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到由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的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发展的快车道。我国新型城镇化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和发展,正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做出的卓越贡献。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体系的理论构成之一。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逾越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等发展因素、条件的不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的过程和道路也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今受信息化、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影响,世界城市化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显现出信息化、生态化、国际化等后现代特征。通过分析欧美、东亚及拉丁美洲等一些典型国家城市化的道路,总结其发展经验和特点,剖析其教训和弊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再现,将使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走的更加健康。当代中国,把发生在中国的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强调为新型城镇化。这主要是因为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西方城市化及一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根本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二字,既有性质和道路的“新”,也有具体方式和实现手段的“新”。性质的“新”表现为道路、制度和指导思想的独特性,凸显了我国新型城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领下的新型城镇化。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的“新”,除表现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四城”并举之外,还体现为新型城镇化是强调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带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存的城镇化。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体系,应该着眼于“八大支柱”的建设和相互作用,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动力,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服务业是城镇化的后续动力,产业结构是城镇化的枢纽动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科学规划城镇化等级体系,“市场+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因地制宜探索城镇化模式,走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镇化无论是水平、速度、空间分布和城镇体系,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迄今已经初步形成城市群、大中小城镇城镇等级体系和东、中、西不同的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但是总体上,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仍然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的前期。在我国农村人口向大中型城市和小城镇转移的浪潮当中,已经遇到了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难题或因利益攸关冲突产生,或因体制机制不适应出现,涉及到就业、融资、环境等多方面问题,使得当前新型城镇化发展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挑战。为了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本文提出了直面难题的六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即：坚持正确思想的指导,加强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引领；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总体规划和构建新型城镇化度量体系；加快城镇化产业支撑建设和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探索融资体制机制：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坚持民生型和环保型城镇化导向。

张棉^[10]（2013）在《瑞安市非城市地区基层群众性文化工作研究》文中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体现着一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积淀,他对一个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比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如果文化发展的滞后,必然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乃至政治文明形成一定制约。目前,我国正处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十七届六中全会把国人的眼光再次聚集在“文化”上,对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和瑞安“全国文化先进市”创建工作的实施,瑞安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城乡群众性文化活动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由于受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城市文化建设与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没有得到同步发展,政府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时,把绝大部分的资源放在城市的“精英文化”上,而农村基层的“草根文化”往往被忽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基层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在日益增长,与当前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与服务的不足之间形成明显的矛盾。特别是当前社会,见利忘义、诚信缺失、道德沦丧等现象常出不尽,群体性无理闹事、聚众赌博等不和谐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与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力不足、导向作用不强、民间文化开发不力、群众文化需求不能得到较好满足等问题有直接关联。本文通过对瑞安市农村基层群众性文化建设的实地调查研究,厘清瑞安市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的有关现状,随后总结出基层群众性文化建设中存在的有关问题,如文化事业发展城乡之间不平衡、基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文化工作队伍人才紧缺等,并深入分析制约当前瑞安市农村基层群众性文化建设的有关原因主要是认识不到位、监管不力、宣传不够等。最后对加强农村基层文化建设进行思考,并提出创新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强化队伍建设、探索文化工作模式、发掘特色群众性文化、强化农村文化阵地等对策建议。

二、立足“五个统筹” 重塑温州形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立足“五个统筹” 重塑温州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3）山水作为一种设计手法 ——山水城市意象解析及其实践法则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城市旅游宣传片的空间叙事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大西安城郊乡村发展模式与景观规划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陆海统筹与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论文提纲范文）

（8）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瑞安市非城市地区基层群众性文化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立足“五个统筹” 重塑温州形象（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乡村干部政治认同教育研究[D]. 张鹏程. 海南师范大学, 2020(12)
• [2]中国政治情境中的弹性行政研究（1949-2019）[D]. 徐浩. 南京大学, 2019(07)
• [3]山水作为一种设计手法 ——山水城市意象解析及其实践法则探究[D]. 杨华刚.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农业发展的战略思想研究[D]. 袁绍光.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7)
• [5]城市旅游宣传片的空间叙事研究 ——以成都市为例[D]. 谢雨杉.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6]大西安城郊乡村发展模式与景观规划方法研究[D]. 吴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6
• [7]陆海统筹与中国特色海洋强国之路[D]. 刘明. 中共中央党校, 2014(12)
• [8]科学发展观视野下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路径研究[D]. 王炤坤. 山西财经大学, 2013(09)
• [9]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 岳文海. 武汉大学, 2013(12)
• [10]瑞安市非城市地区基层群众性文化工作研究[D]. 张棉.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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