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9年12月吉林省劳动工作大事记（论文文献综述）
晋江艳[1]（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指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指出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石晨曦[3]（2021）在《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文化殖民,简言之是指侵略者以文化手段对占领地区的人民进行奴役、洗脑、侵略的过程。其结果是想要创造出一种符合侵略者意图的新型文化,亦即“殖民文化”。近代以来,伴随日本的海外扩张,作为日本传统宗教的神道教逐渐向海外流播。流播的重要手段与途径是日本在占领地区强行置地建立神社,以至于大量海外神社应运而生。这些海外神社,是日本侵略者在文化殖民过程中留下的物证,也是“殖民文化”的符号。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接手关东州,并于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首个海外神社——安东神社。以此为发端,日本开启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造神社的侵略史。毫无疑问,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的神社创建行为是一种与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同步的文化侵略行为,它贯穿于日本对华侵略的全过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精神输出”的道具。本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和重点论述。在宏观层面,运用史料分析法对日本神道和神社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考察。同时,对国内外先行研究中有关海外神社以及日本在东北地区所建神社的相关数据和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和考证。此外,以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神社所处不同阶段的发展态势以直观的形式加以呈现。在微观层面,以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为前提,从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布教”入手,探讨“军队神社”“试点神社”“满铁神社”“开拓神社”“国家神社”等五类神社的实态。在此基础上,对日本殖民统治东北时期的神社创建活动所呈现的特点及影响进行评价。通过研究,本文认为日本创建大量的海外神社,是日本国家宗教——国家神道布教海外的实践。与日本所实施的直接军事统治和政治统治相比,海外神社的侵略性更加隐蔽。这成为日本文化殖民过程的主要特征。海外神社可以寄托军人的思乡之情,也可以成为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也可以是民族凝聚力的凝结剂。神社作为国家神道的代言人,从本质上脱离了作为宗教思想传播的社会性文化场所,而转变为特异时空下被政治化的思想强制牢笼。最终,海外神社成为“殖民文化”的符号。
王丽娜[4]（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柳直[5]（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提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史晓玲[6]（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提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刘海波[7]（2020）在《生计与放歌：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解读》文中研究表明劳动号子是劳动人民为了配合劳动而歌唱的一种民歌体裁。它产生于集体劳动当中,不同的集体性劳动,产生了不同的劳动号子。长白山林区号子是在木材采伐、运送劳动中产生,并在长白山林区流传的不同音乐形态的劳动号子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创造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了汉、朝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揭示东北地区民间音乐文化形成的活化石,因此,整理和挖掘这笔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深远。本文以长白山林区号子为研究对象,通过查阅文献、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影视拍摄等方法,阐释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歌唱主体的行为,长白山林区号子曲目的时空分布、传承机制,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功能及蕴含的价值,进而揭示人类的生计劳动对人类歌唱行为的影响及意义。本文的基本构架为:绪论、正文与结论三大部分。第一章绪论主要围绕以伐木为手段的生计活动与人类的歌唱行为,阐述选题意义、研究目的、研究动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第二章主要阐述了生计移民的流入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形成。晚清以来,关内及朝鲜半岛天灾人祸交错,大量破产的农民不顾清政府的“禁令”涌入长白山区求生存,其中一部分人选择以砍伐、运木劳动为生计手段,长白山林区号子由此而发源。长白山林区号子先后以不同身份的人群为承载主体,广泛流布于长白山林区的江河、铁路沿线及各大楞场。第三章阐述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种类及形态。该章剖析了“伐区作业”“运材作业”“贮存作业”生产环节的不同劳动方式对长白山林区号子的音乐结构、力度、节拍、旋律等音乐元素的深刻影响,进而阐释了生计劳动与林区号子音乐形态之间的深层关联。第四章阐释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功能与价值。长白山林区号子在劳动过程中具有激发力量、纾解疲劳、信息传达和标识角色的功能。除此之外,长白山林区号子还具有彰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促进长白山林区社会的族际融合、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社会价值。第五章主要阐述了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未来走向。随着机械臂力逐渐取代人力,长白山林区号子流布的数量持续减少,特别是自长白山林区全面停止采伐以来,原木生产劳动完全退出了长白山林区,与这些劳动相伴而生的林区号子也随之走向没落。如何保护与传承长白山林区号子便成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课题。最后是全文的结论部分。长白山林区号子以其多样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形式的采伐劳动的多重需求,致使以运木为生计手段的汉、朝移民与它结下不解之缘,成为长白山生计文化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整合不同民族文化元素的音乐符号,承载汉、朝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能唤起每一个汉族、朝鲜族成员的家国情怀及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进而促进了长白山林区社会的族际融合,推动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它彰显了移民群体“其境愈困,其志愈坚”的精神追求,为长白山林区的林业转型发展乃至东北经济振兴提供精神保障。
李星仪[8]（2020）在《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文中指出建国初期,吉林省的财政经济形势较为严峻。为了恢复与发展本地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缓解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对财政造成的压力,吉林省委和省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号召,在城市和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吉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吉林省抗美援朝分会以及主要负责工业生产的吉林省总工会和农村农业互助组等机构负责了运动相关事宜,对运动进行了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初步构建了全省党内及非党宣传网,通过一系列通俗而形象的宣传手段,使群众深刻理解“增产节约”的伟大意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从事生产活动,取得了斐然的成绩。本文主要利用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及档案汇编,吉林省省志、长春市地方志等大量文献资料,分四个章节对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组织宣传、运动的展开及成绩进行研究。第一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以及吉林省的实际状况两个角度四个方面,来梳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背景。第二章主要从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和宣传手段,初步呈现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情况,即结合上级政策指导和下级行动落实,构建宣传网络,深入各单位、各部门开展运动,保障增产节约政策的贯彻落实。第三章论述了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从工业领域、农业领域以及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具体实例展开讨论。在工业生产方面,从组织工人群众订立生产计划,深入车间单位开展运动,到检查、竞赛评优,通过开展创纪录运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这一系列的运动,各国公营厂矿和单位达到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增产节约”目的;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业互助组形式组织开展的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在互换农具、牲畜下开展的换工互助、副业生产,弥补了生产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各互助组内成员共同富裕,大幅度增加了粮食产量和收入。第四章分析“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在省内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吉林省工农业生产状况大幅度改善,生产效率提高,本地经济状况发生根本好转,成为关内战争、抗美援朝中不可或缺的后方物资基地。此外,农业作物的种类增多、种植面积及产量不断提高,满足了本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积累了一定的工业原料。工矿单位在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中,培养和挖掘了技术人才,积累了大量的工业资金,为下一步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马婉祯[9]（2020）在《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青带队干部是20世纪70年代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走入困境时,由知青派出地区（后逐渐发展为知青家长所在单位）为解决下乡知青生产生活等问题派驻知青点的在职干部。石家庄地区先后约派出2158名带队干部。他们给予了知青很大帮助,包括房屋建设、食堂整顿、“一种三养”、帮办副业、建立制度、保护知青人身安全以及帮助知青重返城市等。这些都是对知青在生产生活中遇到问题的直接反映,更是有关部门维持上山下乡运动的一种尝试。知青带队干部的派遣,充实和加强了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调动了城乡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带队干部构架在城乡、厂社、市民与农民之间的桥梁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工业支援农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壮大了社队集体经济,促进了城乡之间的经济往来,进一步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使知青工作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带队干部关心知青疾苦、倾听知青呼声,对日常生活“小”事的破解,成为知青心中“大大”的温暖,真正打入了知青内部,并创造了从知青点飞出金凤凰的时代奇迹。派遣带队干部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退维谷之时的一种补救性政策,但在“文革”既定政治路线的影响下,带队干部的派遣并不能解决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根本性矛盾。这一特殊群体在“左”的形势下,在大转折历史关头的人生选择,不仅影响了知青的命运,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带队干部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诸如言传身教、带头苦干;统一战线、融入当地;抓好典型、激励机制等经验,为中国今后派遣干部下乡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张宽[10]（2020）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东北,地处东北亚地区中心,物产富饶、市场广阔。近代以来,为了争夺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在此角逐,冲突激剧。其中,尤以日本帝国主义最为疯狂。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代俄国,成为侵略东北的第一大帝国主义势力。与此同时,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对外勾结、对内镇压,民族资本主义举步维艰,百姓濒于破产。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纵横交错、十分尖锐。东北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引起了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派人到东北传播马列主义,发展党团组织。不久即在哈尔滨、大连、奉天等大中城市建立了党团组织。在东北党组织的带领下,各地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迅速发展。1927年10月,中国共产党驻东北最高领导机构——中共满洲省委成立,标志着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由统一党组织集中领导的新阶段,成为东北革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率领广大民众最先踏上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路,东北抗战由此开始。党中央十四年抗战重大历史观的调整,是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新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奋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功绩更加得到了实质上的肯定。毫无疑问,这段历史的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运用党史理论与历史学、政治学等相关知识,通过文献分析、历史比较、系统研究、交叉研究等方法,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进行综合分析。论文立足史实,以九一八事变等重要事件为时间节点,对不同时期中共满洲省委采取的斗争方针、战略战术、取得成效及特点不足等进行探讨,以此明确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局部抗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领导的东北局部抗战的历史地位。具体来讲,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选题依据及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共满洲省委及其领导的抗日斗争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在过程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指明了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绪论部分为本论文的撰写奠定了重要基础。第二章为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和参与的反日斗争。该部分首先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追溯了日俄战后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概况;其次通过对“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及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这两个问题的分析,阐明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建立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并对哈尔滨、沈阳、大连等重要城市党组织的建立作了简要概述;最后,归纳总结了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主要有声援“五卅”运动、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等。第三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和发展。该部分首先从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求和中共东北党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等方面分析建立满洲省委的必要性。随后,对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过程进行了扼要概述。最后,重点阐述了中共满洲省委的发展历程及历届省委的更迭,同时,对造成满洲省委更迭频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第四章为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承接第三章,该部分首先全面梳理了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主要有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围绕中东路事件开展的反日斗争活动、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这次反日斗争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其次,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进行简单介绍,并详细分析了满洲省委的抗日主张。再次,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的斗争方针及抗日实践,探讨其是如何将党的抗日主张转化为直接行动。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中国开始了长达十四年抗日战争。最后,通过对比九一八事变前后两个阶段东北抗日斗争的状况,指出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点及存在的不足。该部分为本论文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为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方针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该部分为本论文的核心内容。首先介绍了中共中央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接着,全面分析了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贯彻情形及东北抗日斗争出现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日、适应东北革命发展形势建立游击根据地、广泛发动爱国民众扩大抗日斗争规模几个方面。随后,又从军队发展、党群关系、战斗成果等方面总结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发展。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成为东北抗日斗争中的主要力量。第六章为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该部分内容辩证地分析了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客观评价了这一决策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之后,论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扼要概述了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继续领导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第七章对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经验、教训及重要意义进行提炼总结,同时将这一时期东北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风貌和斗争精神同伟大的抗战精神相衔接,明确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不仅淋漓尽致的诠释了抗战精神,更是抗战精神的重要铸就者。
二、1999年12月吉林省劳动工作大事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999年12月吉林省劳动工作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运用史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 一、招生与就业 |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 一、民众教育馆 |
| 二、图书馆 |
| 三、民众学校 |
| 四、其他机构 |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 一、识字教育 |
| 二、电化教育 |
| 三、其他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二、先行研究概况 |
| (一)中国国内研究概况 |
| (二)日本方面研究概况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神道与神社概述 |
| 第一节 神道发展要略 |
| 一、词称溯源 |
| 二、发展历程 |
| 第二节 作为建筑物的神社 |
| 一、构造与样式 |
| 二、社格制度 |
| 三、社会功能 |
| 第三节 作为“超宗教”的神社 |
| 一、明治时期的神社整理 |
| 二、神社祭祀的变革 |
| 第二章 神国思想与海外神社 |
| 第一节 海外神社创建的原点 |
| 一、神国思想的内在驱动 |
| 二、神国思想的扭曲变异 |
| 第二节 海外神社类型的多样化 |
| 一、天皇制国家下的神社分类 |
| 二、海外神社的界定与分布 |
| 二、海外神社在中国的萌芽 |
| 第三章 “尊皇尚武”的神社:从“满洲开教”到“军队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军保护下的“满洲开教” |
| 一、三条教则与教育敕语 |
| 二、军人敕谕与随军布教 |
| 三、对华布教与战地祭祀 |
| 第二节 关东军部队内的“军队神社” |
| 一、供奉间谍的护国神社 |
| 二、731部队里的东乡神社 |
| 三、国界线上的东宁神社 |
| 四、军事要塞里的守护神社 |
| 五、“军队神社”特点 |
| 第四章 不断扩张的神社:从“试点神社”到“开拓神社” |
| 第一节 关东州时期的“试点神社” |
| 一、“关东州”的界定 |
| 二、扩张期的神社制度 |
| 三、“试点神社”概述 |
| 四、“试点神社”特点 |
| 第二节 “满铁”资助下的“满铁神社” |
| 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满铁附属地 |
| 二、神社行政与总体布局 |
| 三、时代印记里的安东神社 |
| 四、都市中心里的新京神社 |
| 五、铁路要线上的奉天神社 |
| 六、辽东湾内的营口神社 |
| 七、千金山上的抚顺神社 |
| 八、农事试验场里的公主岭神社 |
| 第三节 “满洲开拓构想”下的“开拓神社” |
| 一、日本“满洲移民”概述 |
| 二、“移民提案”与“一团一社” |
| 三、弥荣开拓团与弥荣神社 |
| 四、城子河开拓团与城子河神社 |
| 五、“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与船上神社 |
| 六、镜泊学园与镜泊神社 |
| 七、“麻山事件”与哈达河神社 |
| 第五章 伪满洲国法西斯文化专制的象征 |
| 第一节 法西斯文化专制的强化 |
| 一、神职教育与祭祀官养成计划 |
| 二、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慰灵祭 |
| 三、伪满“靖国神社”——建国忠灵庙 |
| 四、伪满“国家神社”——建国神庙 |
| 第二节 国家神道思想的歧途 |
| 一、国家神社的角色转变 |
| 二、战后的逆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中国东北地区神社列表 |
| 附录二:日本开拓团大事记 |
| 附录三:神道文化大事年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概述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研究问题与展望 |
| 第一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萌芽及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发展 |
|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播向北京以外的地区延展 |
| 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的微弱渗透 |
| 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入 |
| 三、基督新教传入东北 |
|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与中东铁路的修筑活动 |
| 一、传教者的护身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 二、信徒的顺风车——中东铁路的修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
| 第一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1898——1917)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在哈尔滨传入背景之异同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初传时期传播方式之比较(1989-1917) |
| 第二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发展(1918——1930) |
| 一、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对比 |
| 二、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三、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四、信仰发展导致的教堂林立 |
| 第三节: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短暂发展(1931—1945) |
| 一、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二、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教对象的对比 |
| 三、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衰落与恢复 |
| 第一节 侨民外迁时期的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衰落(1946—1954)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变化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第二节: 教会自主合一化之后的曲折行进(1955——2000) |
| 一、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的自主与基督新教教会的合一(1955-1965)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的停滞(1966-1976) |
| 三、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信仰的恢复(1977-200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 |
| 第一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在差异与外在表象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经典的差异 |
| 二、基督新教和东正教教义的差异及在哈尔滨传播中的呈现 |
| 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崇拜对象差异及在哈尔滨实际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教阶制度的差异与外部呈现 |
| 一、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产生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的差异 |
| 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礼的差异与传播呈现 |
| 一、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 |
| 二、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节日差异与实际呈现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节日的差异 |
| 二、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诞节的简要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生计与放歌：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2 相关学术的研究回顾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及创新点 |
| 1.4 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 |
| 第二章 移民的流入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及流布 |
| 2.1 汉、朝移民的流入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 |
| 2.1.1 汉族移民的流入 |
| 2.1.2 朝鲜移民的流入 |
| 2.1.3 木帮的形成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发源 |
| 2.2 伐木生计方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流布 |
| 2.2.1 长白山林区号子流布载体的变迁 |
| 2.2.2 长白山林区号子流布曲目的量变 |
| 2.2.3 长白山林区号子流布方式的多元 |
| 2.2.4 长白山林区号子流布路径的嬗变 |
| 第三章 原木生产劳动与长白山林区号子的音乐形态 |
| 3.1 长白山林区号子及其组成要素 |
| 3.1.1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概念 |
| 3.1.2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组成要素 |
| 3.2 伐区作业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2.1 调查设计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2.2 集材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3 运材作业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3.1 水力运材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3.2 机械运材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4 贮存作业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4.1 平地运木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3.4.2 上楞工序与长白山林区号子 |
| 第四章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功能与价值 |
| 4.1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功能 |
| 4.1.1 激发力量功能 |
| 4.1.2 纾解疲劳功能 |
| 4.1.3 信息传达功能 |
| 4.1.4 利益分配功能 |
| 4.2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社会价值 |
| 4.2.1 彰显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
| 4.2.2 促进了长白山林区社会的族际融合 |
| 4.2.3 推动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 |
| 第五章 生计变迁与传承困境 |
| 5.1 长白山林区号子传承困境的表现 |
| 5.2 长白山林区号子传承困境的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感谢辞 |
（8）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背景 |
| (一)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二)支援关内战争的需要 |
| (三)吉林省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的需要 |
| (四)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 |
| 二、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宣传 |
| (一)“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 |
| 1.节约检查委员会 |
| 2.抗美援朝分会 |
| 3.吉林省总工会 |
| 4.农业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 |
|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手段 |
| 1.建立宣传网,培养宣传员、报告员 |
| 2.展览会、报告会等劳模及先进经验宣传大会 |
| 3.读报、扫盲小组 |
| 4.其他通俗宣传方式 |
| 三、建国初期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展开 |
| (一)工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创造新纪录运动 |
| 2.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
| (二)农业领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爱国主义丰产运动 |
| 2.韩恩农业互助组 |
| (三)吉林省森林工业的“增产节约运动” |
| 1.1952年增产节约计划 |
| 2.推广先进生产经验大会 |
| 四、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 |
| (一)改善了吉林省工农业的生产状况 |
| (二)支援了关内战争、抗美援朝 |
| (三)奠定了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派带队干部的时代背景 |
| (一)知青生活中遇到困难 |
| (二)知青领导管理出现问题 |
| (三)知青被迫害事件的出现 |
| (四)知青迫切回城的愿望 |
| (五)选派带队干部的酝酿与高层决策 |
| 二、带队干部的选拔与管理 |
| (一)带队干部的选择与动员 |
| (二)带队干部的回应与差异性选择 |
| (三)带队干部群体的构成 |
| (四)带队干部的组织管理 |
| 三、带队干部的工作实践 |
| (一)思想政治工作 |
| (二)破解日常生活难题 |
| (三)青年点的整顿与管理 |
| (四)支援农村工作 |
| (五)青年点的收尾工作 |
| 四、带队干部面对的困难与应对 |
| (一)带队干部面临的困难 |
| (二)带队干部的自我调适 |
| (三)所属单位、知青办及社队的协助 |
| 五、带队干部个案研究 |
| (一)改变人生走向的带队干部 |
| (二)热情鼓励知青高考的带队干部 |
| 六、对带队干部群体的评价与反思 |
| (一)带队干部的历史作用及影响 |
| (二)带队干部的工作经验 |
| (三)带队干部的负面效应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早期东北党组织的建立及其反日斗争 |
| 2.1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东北概况 |
| 2.1.1 攫取“政治保障” |
| 2.1.2 控制经济命脉 |
| 2.1.3 进行军事侵略 |
| 2.1.4 推行奴化教育 |
| 2.2 中共东北党组织的建立 |
| 2.2.1 “五四”运动在东北的开展 |
| 2.2.2 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 |
| 2.2.3 东北各地党组织的建立 |
| 2.3 早期东北党组织开展的反日斗争 |
| 2.3.1 声援“五卅”运动 |
| 2.3.2 响应郭松龄倒戈反奉 |
| 2.3.3 组织反日剥削大罢工 |
| 2.3.4 领导临江拒日设领斗争 |
| 第3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及发展 |
| 3.1 中共满洲省委的建立 |
| 3.1.1 满洲省委建立的必然性 |
| 3.1.2 满洲省委建立的过程 |
| 3.1.3 满洲省委建立的意义 |
| 3.2 满洲省委在艰难曲折中发展 |
| 3.2.1 造成满洲省委发展曲折的原因 |
| 3.2.2 历届满洲省委的更迭 |
| 第4章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的反日斗争 |
| 4.1 九一八事变前满洲省委参与和领导的反日斗争 |
| 4.1.1 积极参与群众反日护路斗争 |
| 4.1.2 以中东路事件为契机组织反日斗争 |
| 4.1.3 领导“一一九”反日护路斗争惨案一周年纪念游行集会 |
| 4.1.4 侦察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 |
| 4.2 九一八事变与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 4.2.1 九一八事变爆发 |
| 4.2.2 满洲省委首倡抗日 |
| 4.3 满洲省委组织东北抗日斗争 |
| 4.3.1 发动群众掀起抗日爱国热潮 |
| 4.3.2 引导和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
| 4.3.3 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
| 4.3.4 争取伪军反正抗日 |
| 4.4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呈现的新特征 |
| 4.4.1 具有鲜明的民族革命性质 |
| 4.4.2 直接地武装反抗成为主要斗争形式 |
| 4.4.3 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 |
| 4.4.4 抗日游击队建立后日益成为核心力量 |
| 4.5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斗争存在的不足 |
| 4.5.1 群众参与带有自发性 |
| 4.5.2 抗日队伍内部缺乏高度的统一性 |
| 4.5.3 没有广泛运用游击战术 |
| 4.5.4 党的领导力量相对薄弱 |
| 第5章 贯彻抗日统一战线与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
| 5.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及发展 |
| 5.1.1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
| 5.1.2 在东北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发展 |
| 5.1.3 满洲省委积极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方针 |
| 5.2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 5.2.1 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 |
| 5.2.2 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 |
| 5.2.3 联合义勇军共同抗敌 |
| 5.2.4 多次粉碎日伪“讨伐” |
| 5.3 适应抗日发展形势需要创建游击根据地 |
| 5.3.1 创建游击区根据地策略的制定 |
| 5.3.2 游击区根据地的形成与变迁 |
| 5.3.3 加强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
| 5.4 广泛发动爱国民众开展反日斗争 |
| 5.4.1 团结城乡各阶层民众 |
| 5.4.2 联合少数民族群众 |
| 5.4.3 争取文艺界进步人士 |
| 5.4.4 加强伪军士兵工作 |
| 第6章 中共满洲省委的改组及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 6.1 满洲省委的撤销与改组 |
| 6.1.1 满洲省委撤销的原因 |
| 6.1.2 满洲省委撤销的经过 |
| 6.1.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的建立 |
| 6.2 满洲省委的改组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影响 |
| 6.2.1 积极影响 |
| 6.2.2 消极影响 |
| 6.3 满洲省委接续组织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
| 6.3.1 主动出击配合全国抗战 |
| 6.3.2 克服困难坚持领导抗战 |
| 6.3.3 参加战略反攻光复东北 |
| 第7章 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评价 |
| 7.1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 |
| 7.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取得胜利的核心保障 |
| 7.1.2 抗日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
| 7.1.3 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反抗侵略的主要形式 |
| 7.1.4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革命斗争的基本准则 |
| 7.2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的重要意义 |
| 7.2.1 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
| 7.2.2 延缓了日军全面侵华的步伐 |
| 7.2.3 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
| 7.3 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诠释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
| 7.3.1 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
| 7.3.2 诠释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
| 7.3.3 映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
| 7.3.4 展现了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四、1999年12月吉林省劳动工作大事记（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文化殖民背景下中国东北地区的神社研究[D]. 石晨曦.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6]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7]生计与放歌：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解读[D]. 刘海波. 延边大学, 2020(05)
- [8]吉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49-1952）[D]. 李星仪.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9]石家庄地区知青带队干部群体研究[D]. 马婉祯.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斗争研究[D]. 张宽. 吉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