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陈远[2](2021)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美关系研究》文中指出
肖楠[3](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研究说明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魏冉[4](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一帆[5](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提出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何杰[6](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戴晶[7](2020)在《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文中认为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针对中国“经济侵略行为”的总统备忘录,并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由此标志着这一次中美贸易战开始。中美贸易战是2018、2019两年世界新闻媒介报道的重大议题之一,从中美两国到世界各国,无不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作为中美两国主流媒体的代表,其报道内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8年3月—2019年8月《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中美贸易战的534篇报道对中美两国主流媒体有关中美贸易战议题的报道进行了一个较为深入的梳理和分析。研究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从报道数量、新闻来源、报道体裁、报道主体、报道对象和重心、情感态度、报道方向几个维度对这些样本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本文在分析基础上总结出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在这一议题中报道特点的异同,分析了其形成原因,并以此为据对我国日后在相关议题报道的实践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思考。
李波[8](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刘翔宇[9](2020)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新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新时代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态势更突显出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信息时代背景下,全世界人民的命运与共已经超越现实空间渗透到网络空间,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呼吁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网络空间发展的深刻价值意蕴,是一个体系完备的时代命题。这一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守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对西方共同体理念的借鉴。深刻把握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体系,不仅需要以习近平提出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为基础,厘清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容,更需要进一步体悟共同体理念平等、互信、创新、共赢、法治的基本特征。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不仅是学理层面的深刻价值探讨,更有其深刻的现实需求度,即网络空间背景下多元权力的分散裂变、各方利益的链接弥合、不同文明的交织共融、人类未来的捆绑联结。在具体的传播实践行为中,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接触性传播、沟通性传播、程序性传播以及转移性传播等方式,对包含网络经济创新发展、网络空间法规准则建设、网络空间安全威胁应对、网络文化交流共享以及网络空间有效治理等完备的共同体概念范畴进行阐发,或针对完整共同体概念中众多核心要素的某一点进行具体论述,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播过程中所取得的良好传播成效则集中在官方的认可态度、受众的积极接受以及媒介的及时跟进三方面。因而,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过程中,既要坚持共同体理念建构原则与传播原则的统一,也要充分探索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基础性、融合性、系统性路径,从而推动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效传播。
刘嘉楠[10](2020)在《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文中指出民主输出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该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于“美国例外论”、“天定命运”使命观、自由主义思想等思想渊源,其在北美大陆扩张时就直接在新占据的领土上移植现有的政治制度。冷战时期,美国的民主输出战略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迅速在德国和日本建立起民主制度,并巩固西欧国家执政党的执政地位,扩大西方民主阵营,同时对第三世界横加干涉,推动这些国家政治转型,从而在全球范围内、以意识形态领域为重要战场全力对抗苏联,并直接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可以说,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有着很长的历史,该战略伴随着美国的发展,贯穿于整个美国外交史。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基于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全球推广美式价值观,进一步提升了民主输出战略的战略地位,加大了实施力度,打着“推广民主”的旗号在全球范围内对20余个国家进行干涉。美国在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以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官方和非官方机构为主要渠道和路径,综合运用军事打击、外交施压、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等硬干渉手段和公共外交、对外援助等软干涉手段。在战略执行过程中,美国受到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国内政治、同大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面对不同民主输出对象国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采取了不同的干涉手段。本文总结概括了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思想渊源、发展历史、现实活动、实施路径、具体手段、影响因素,并通过选取乌克兰和缅甸等在国家实力、政治制度等方面截然不同的两个案例进行综合研判,认为民主输出对象国同大国的关系是美国对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时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通过掌握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具体手段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中国及早做出判断和应对,既能够防止美国在中国推动政治变革、维护政治安全和政权安全,也能够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受到美国的干涉,避免“一带一路”战略在实施过程过程中受到影响。
二、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3)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1.4 研究方法 |
1.5 研究创新点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3.3 评价与小结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4.2.1 正面引导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4.3 评价与小结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5.3 评价与小结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一、国家利益 |
二、国际规范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3 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1.4 研究方法 |
1.4.1 文献研究法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1.4.3 学术访谈法 |
1.5 相关理论 |
1.5.1 合作论 |
1.5.2 国家利益论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1.6 研究框架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2.1.1 起源阶段 |
2.1.2 探索阶段 |
2.1.3 发展阶段 |
2.1.4 深入阶段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2.2.1 进程阶段性 |
2.2.2 立场反复性 |
2.2.3 合作复杂性 |
2.2.4 目标长期性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4.1 国际环境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4.2 国内环境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5.3.1 美国因素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5.3.2 欧盟因素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研究成果 |
致谢 |
(6)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1.4.2 例句体例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2.3.1 话语幻象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3.3.1 战争隐喻 |
3.3.2 旅程隐喻 |
3.3.3 拟人隐喻 |
3.3.4 表演隐喻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4.3.1 政治形象 |
4.3.2 经济形象 |
4.3.3 社会形象 |
4.3.4 文化形象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作者简历 |
(7)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写作内容 |
(四)写作思路 |
(五)研究方法 |
(六)研究综述 |
1.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起因、本质与应对策略的分析 |
2.针对中美贸易战的报道策略分析 |
3.从修辞技巧角度分析贸易战报道 |
4.从舆情舆论角度分析贸易战影响 |
一、中美贸易战报道内容对比分析 |
(一)研究设计 |
1.样本选择 |
2.类目建构 |
(二)关于中美贸易战报道分析 |
1.报道数量呈现一致趋势 |
2.新闻来源呈现多样化趋势 |
3.报道体裁多元化 |
4.报道主体广泛分布 |
5.报道对象和报道重心的交叉分析 |
6.情感态度分析 |
7.报道方向区别显着 |
二、中美贸易战报道特点对比分析 |
(一)共同特点:开展系列报道,主动议程设置 |
(二)中国媒体灵活运用典故,充分展示中国文化特色 |
(三)中国媒体背靠国际舆论,借他人之口表达自身诉求 |
1.借力国际舆论直接了当地驳斥美国不实言论 |
2.借西方人之口表达我国的态度 |
(四)美国媒体运用漫画丰富评论形式 |
(五)美国媒体采用预告式标题,吸引读者对事件的关注 |
三、中美贸易战报道差异产生原因 |
(一)历史因素为贸易战埋下隐患 |
1.中美经贸关系历史复杂 |
2.美国霸权主义思维长期存在 |
(二)经济技术因素成为贸易战导火索 |
(三)意识形态因素造成两国媒体报道差异 |
(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面临的复杂环境 |
四、由贸易战报道引发的思考 |
(一)把控报道节奏,精确议程设置点 |
(二)以受众为中心,积极开展国际传播 |
(三)评论话语风格理性化、系列化、丰富化 |
(四)加强对外传播品牌、平台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8)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框架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三、研究假设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本章小结 |
结论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件 |
(9)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蕴含 |
第一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概念界定 |
一、新时代、网络空间与命运共同体 |
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 |
第二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溯源 |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 |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
三、共同体理念的西方借鉴 |
第三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体系 |
一、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内容 |
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明特征 |
第二章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必要性 |
第一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学理意蕴 |
一、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传播的耦合性 |
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学价值 |
第二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现实需求 |
一、多元权力的分散裂变 |
二、各方利益的链接弥合 |
三、不同文明的交织共融 |
四、人类未来的捆绑联结 |
第三章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模式 |
第一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内容 |
一、整体概念阐发 |
二、局部议题诠释 |
第二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方式 |
一、接触性传播 |
二、沟通性传播 |
三、程序性传播 |
四、转移性传播 |
第三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效果 |
一、相关政策决议中彰显 |
二、重点人群的积极评价 |
三、国内外媒体的较高关注 |
第四章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策划 |
第一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基本原则 |
一、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原则 |
二、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原则 |
第二节 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实践路径 |
一、基础性路径 |
二、融合性路径 |
三、系统性路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意义 |
(一)民主输出战略是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 |
(二)防范美国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三、概念的阐释及界定 |
(一)基本概念 |
(二)研究范围 |
四、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五、框架结构与研究方法 |
(一)论文框架结构 |
(二)研究方法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和动因 |
第一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发展历史 |
一、1977 年之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二、1977 年之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情况 |
第二节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动因 |
一、民主输出战略的精神动因 |
二、民主输出战略的利益驱动 |
小结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理论思想 |
一、民主和平论 |
二、软实力 |
三、新保守主义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政策实践 |
一、克林顿政府 |
二、小布什政府 |
三、奥巴马政府 |
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途径分析 |
第一节 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 |
一、历史沿革 |
二、工作途径 |
第二节 国际开发署 |
一、历史沿革 |
二、组织架构 |
三、具体工作 |
第三节 国家民主基金会 |
一、历史沿革 |
二、职能作用 |
小结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 |
第一节 “硬干渉”手段 |
一、军事打击 |
二、经济制裁 |
三、外交施压 |
四、“颜色革命” |
第二节 “软干涉”手段 |
一、对外援助 |
二、公共外交 |
小结 |
第五章 影响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第一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实力因素 |
一、军事实力 |
二、经济实力 |
三、该因素对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影响 |
第二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政治因素 |
一、民主输出对象国是否实行竞争选举制度 |
二、民主输出对象国政府的执政能力 |
第三节 民主输出对象国的盟国因素 |
第四节 美国自身的因素 |
小结 |
第六章 以乌克兰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第一节 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一、独立之初支持乌克兰政治转型 |
二、“橙色革命” |
三、乌克兰政变 |
第二节 影响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一、乌克兰国内指标变化不明显 |
二、乌俄关系变化显着 |
小结 |
第七章 以缅甸为例分析美国民主输出战略 |
第一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前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第二节 缅甸实现民主化进程之后 |
一、缅甸国内的局势状况 |
二、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实践 |
第三节 影响美国对缅甸实施民主输出战略手段的因素 |
小结 |
结论 |
一、大国关系是影响美国选择具体手段的最重要因素 |
二、对中国的可能影响以及应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四、中美人权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中美关系研究[D]. 陈远.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4]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5]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6]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7]中美贸易战报道对比分析研究 ——以《人民日报》《纽约时报》为例[D]. 戴晶.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8]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9]新时代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研究[D]. 刘翔宇. 上海大学, 2020(03)
- [10]试述冷战后美国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及其特点[D]. 刘嘉楠. 外交学院,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