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岸关系——难以回避的话题（论文文献综述）
杨慧芹[1]（2021）在《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性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人类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反应已经成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大事。面对危机四伏的生存状态,人类开始积极审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生存?如何发展?这种生态式的绿色思索考验着人类的生态智慧,也引发出波澜壮阔的生态思潮。具体到戏剧理论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态戏剧（Ecotheater）作为一种戏剧思潮和戏剧类型,在生态批评的发源地和研究中心美国悄然兴起,开启了西方戏剧绿色化的进程,之后迅速波及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同时,在多元文化生态批评的推动下,生态戏剧批评（Ecotheater Criticism）作为戏剧研究与实践的绿色化构建初露端倪,它绝非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艺术革新,而是戏剧研究领域借鉴生态批评的相关成果,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做出的反应,是一个正在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综合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将生态戏剧批评定义为:生态批评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一种戏剧批评立场,倡导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出发,衡量与指导戏剧艺术的文学创作实践,注重生态文学批评的介入性与戏剧表演艺术的实践性相结合,形成“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理念,进而以协作对话的方式表现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和谐共生关系。全文内容由绪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七部分组成。绪论部分重点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综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本文研究之目的、思路与主要创新点。文学的生态批评正式兴起于1978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将生态批评引介到戏剧批评研究中,从而促成了生态戏剧批评的产生与发展。本文回溯生态戏剧批评40余年的演变过程与深化趋势,揭示戏剧批评与生态批评相互影响与促进的关系,勾勒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整体图景,凸显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总体上来讲,本文试图对生态戏剧批评领域的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从而丰富生态批评的研究内容,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供参考,也为我国生态戏剧批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第一章对生态戏剧批评产生的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进行总体论述。随着地球自然生态的日益恶化以及人类精神生态的严重失衡,生态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科学基础,其理念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从自然学科领域向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广泛渗透。与此同时,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也催生出文化生态学、生态伦理学、文学生态批评、生态艺术研究、艺术生态批评等新兴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新的学术空间和拓展出新的学术维度,并激发出强大的生态智慧和永续的生态价值。正是在生态学多元叠加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背景下,生态批评得以延伸至戏剧艺术创作与研究领域,力求挖掘出戏剧艺术蕴含的生态智慧、生态理念和生态审美价值,让戏剧艺术成为建构生态文化的重要力量,为建构更为完善而开放的戏剧批评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生态批评的内容与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对生态戏剧及其批评产生的历史渊源、发生语境进行详细梳理。本章追本溯源,探讨了生态戏剧及其批评的缘起、定义和任务,旨在厘清生态戏剧批评的源头、演变脉络与发展趋向。20世纪90年代之前,“生态问题和环境主题”不仅在戏剧文学创作中未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戏剧表演领域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戏剧艺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与生态批评保持疏离。新千年以来,随着西方戏剧界用自己的艺术形式来关注生态话题,其理论框架的建构及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决定了生态批评话语本身必须成长,呈现出从戏剧文本转向剧场景观、剧场表演的发展走势。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朝着生态戏剧的方向努力,我们急需一个有凝聚力的话语框架来组织这种语言,一个明确的、一致的方法论来指导与分析生态背景下的戏剧创作,从而形成生态戏剧批评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戏剧艺术的核心要素依次为戏剧文学、剧场空间与舞台表演,本文第三、四、五章依次围绕戏剧的上述三个核心要素,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理论建构与学术实践展开历时性比较研究及全面述评,各要素间互相联系又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其错落交叠的非线性发展轨迹丰富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内容,拓展了生态戏剧批评的研究空间。具体内容如下:第三章“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主要探讨戏剧批评学者基于生态批评视角对经典戏剧文本和生态戏剧文本进行的分析解读与批评实践。文学生态批评之火首先在戏剧文学创作与研究领域点燃,引发了西方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响应绿色戏剧文学的强烈号召,也得到了批评家与剧作家的广泛回应。本章首先选取了关于古希腊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现实主义戏剧作品以及美国当代戏剧作品的生态戏剧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发掘戏剧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或是反生态意识,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关注大自然作为一个实体、事件、背景是如何在作品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中屡屡受到威胁的,反过来,大自然作为被迫的受害者,是如何凝聚戏剧的力量,积极采取行动予以回应。为了进一步丰富论文研究视角,本章运用尤娜·乔杜睿的“生态病理学”、唐宁·克莱斯的“生态导演法”等相关理念,对经典文本的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必要的扩展与补充。最后,本章立足于认可和培育关注生态问题的“生态戏剧”创作,将生态问题、环境事件或危机置于戏剧行动或主题的中心,关注人为的气候变化对个人、地方、区域和全球的影响,号召剧作家和戏剧制作人参与到多元文化社会所面临的全球和本地生态问题中来。总之,戏剧文学生态批评不仅涉及对传统戏剧经典作品的生态重审与重评,而且引发了当代戏剧文学创作思维与方式的革新,并促使生态戏剧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第四章“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将“物质生态批评”、“浸入式剧场”、“生态整体意识”三者的理论优势和实践优势,放在一个整体框架中进行观照,从而阐明构建舞台上的“生物圈”是当代戏剧走向生态剧场的重要契机。随着生态戏剧批评的逐步深入,“物质性”与“物形”对于剧场空间营造的功能,促进了具有绿色意识的剧场批评实践之兴起,剧场也逐渐成为戏剧艺术家和生态批评学者的创意工作室。本章首先聚焦于生态戏剧构作理论。该理论上承戏剧文学文本,下接剧场表演文本,是一种以生态关系为中心的剧场实践,其自身涵盖批评工作（生态、戏剧）和艺术工作（戏剧创作、制作）两个部分,并围绕剧场空间生态化问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从剧场空间视角审视戏剧文本中蕴含的环境信息,使其生态意识和意义变得清晰可见;二,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媒介来处理当代环境问题,创作、设计和制作涉及环境问题和主题的新剧目;三,审视剧场空间作为一种物质性存在,创造自己的生态足迹,减少剧场制作浪费,进而探寻剧场实践的新方法。这一新型的物质主义生态戏剧理论带来了戏剧研究的新范式以及戏剧制作的新方法和新挑战。此外,本章秉承巴里·康芒纳的第一生态学定律“万物与万物相连”,寻求人类和生态系统在剧场空间中的联系,目的在于阐明走进自然的“浸入式生态剧场”,是一种直接参与它所代表的生态系统的戏剧形式。观众对“浸入式生态剧场”的体验与对物质世界的体验具有同样的真实性,代表了一种生态剧场的发展方向与潜力。最后,本章结合海纳·戈贝尔斯的声音景观作品《斯蒂夫特的事物们》的剧场演出,反衬出无生命物质中的生命痕迹,进而探究在“减速剧场”语境下,地球上非人类生命的“他者”时间,凸显其不同于现代社会人类中心主义时间范式的积极意义。第五章围绕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展开研究。当生态剧场试图跨越舞台的边界和剧场的墙壁以连接观众自身与外部世界时,仍然面临着表演框架的障碍。本章首先指明“以地球为中心”的绿色表演范式充分肯定和彰显自然万物的物质性及其施事能力,弥补了剧场表演与生态学之间的距离,继而探寻如何以富含伦理关怀和绿色审美要素的“景观表演”,作为实现人类与特定环境之间有机关联的途径与手段。随后,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探究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问题。一方面,“动物参与表演”路径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运用“即兴表演”的理念,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路径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地联系起来,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展现生态系统“万物一体”的生存现实,树立人类生命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结语对全文进行归纳,围绕生态戏剧批评的独特贡献对其中国化途径进行探索。生态戏剧批评作为生态批评对象的延伸与拓展,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心的学术话题,中国学者应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责任,结合我国当代的生态美学观与古代哲学中蕴含的生态智慧,在国际交流中构建生态戏剧批评的中国形态。因此,对西方生态戏剧批评进行全面与辩证的研究,积累丰富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不仅对我国生态戏剧的现实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戏剧批评研究体系具有鞭策与启示作用。
李敏[2]（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指出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闫阳[3]（2020）在《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春晚作为除夕之夜所演绎的一场盛大文艺晚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俨然成为了一项“新民俗”,其中由小品和相声为主要构成的语言类节目,因其喜剧性而成为最受观众欢迎的节目。但春晚语言类节目绝不是仅仅给民众提供娱乐与休闲,事实上,春晚语言类节目发挥着意识形态宣传的效用,对于推动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从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的新兴展现形式的本质、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实践场域的地位、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现实需要的目的对其进行把握,从而从深层次理解春晚语言类节目与意识形态的现实关系。同时,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也有着召唤主体政治属性以强化个体身份认同、构建繁荣昌盛镜像以鼓舞奋进之志、回应时代命题以实现主导价值引领的功能。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深刻反映社会宏观背景,同时代主流价值紧密贴合,因此在基于对时代背景考察的基础上,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将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即改革开放初期（1983-1992）、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期（1993-2011）、全面深化改革期（2012-今）。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内容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三条演变脉络,即城乡叙述视角、节目题材的侧重性、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展现,这也是对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进行把握的一条重要线索。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在近40年的历程中之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就在于其探索出了诸多有益的宣传经验,这无论是对于其它文艺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还是对于我国意识形态宣传工作本身都有重要的经验启示,即意识形态宣传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根本旨归、意识形态宣传必须实现正面宣传与反面警示的辩证统一、意识形态宣传必须实现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性转化。当然,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并非毫无瑕疵,事实上,春晚语言类节目在近些年一直处于被质疑的状态之中,其意识形态宣传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除了外部环境变化和市场的冲击之外,归根究底还是源于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本身,具体来说包括僵化迎合主旋律,削弱宣传内容的感染力、娱乐低质化倾向,现实批判引导功用渐失、向消费主义妥协,造成宣传的目标悬空化、价值代表性不足,宣传的受众群体被分化等方面问题。因此,必须厘清源流,认清问题本质,以充分保证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这就要坚持两个标准相统一,提升节目宣传的现实有效性、坚定中国精神的引领,增进节目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正确处理二重身份问题,坚持节目宣传的社会效益性、优化节目选材与运作机制,提升节目宣传价值的代表性。
王雪[4]（2020）在《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文中指出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土地与住房供给的市场化改革迅速推进,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逐渐压倒使用价值,于是全国各大城市掀起了以房地产为导向的空间重构。伴随着旧城区的物质环境、产业结构与社会阶层的全方位升级,很多历史久远的传统邻里街坊遭到致命破坏。历史城区不仅是城市发展轨迹的实物见证,也是本土社区赖以生活的家园,承担着居民的物质、精神、情感和社会需求。从人文主义遗产保护视角,受资本支配的理性主义城市重构不仅造成历史肌理的结构性破坏,更是将承载着文化与记忆、向景观中注入了情感与意义的社区彻底解构,而历史环境与本土社区之间动态的、迭代的、具体的互动关系恰是遗产社会价值的体现;从空间正义视角,与社区福祉相悖的城市空间生产与分配机制暴露出资本扩张与社会公平之间的深刻矛盾,而保障社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实现遗产社会价值的前提。天津是一座有着600余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同时也是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先锋城市,其过往二十余年的城市建设历程暴露出经济增长、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之间的多重矛盾。论文以天津为例,基于对中心城区12个历史片区的社区调查（信息收集方法包括实地观察、访谈与问卷调查）,围绕着历史环境与本土社区的关系展开研究,以期为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过程中实现历史环境延续性、社区生活质量和城市综合发展三者之间平衡的可行性策略提供现实借鉴,方能利于历史城区在当代生活中作为文化遗产能够更好地发挥社会价值。论文各章以人地关系为线索展开,总体分为三大部分:首先建构历史城区中人地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理论体系（第2章）,然后基于实证研究阐明当代城市人地关系破坏的表现及动因（第3、4章）,最后基于实证研究揭示不同人地关系对遗产保护的不同影响（第5、6章）。各章具体内容如下:第2章理清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议题中以本土社区为中心的问题群,按照对本土社区的文化权利关照、微观心理关照和城市权利关照三个维度建构理论体系;第3章分析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人地关系的普遍威胁及其在社区尺度的消极结果,并且以西沽南为例基于对人地纽带特征的详细分析揭示城市空间重构对本土社区的破坏作用;第4章分析这种人地纽带破坏在中国乃至天津具体的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动力机制;第5章以兆丰路社区为例揭示了在居住需求与现实利益因素的介入下,人地关系恶化导致遗产保护面临来自社区的阻力;第6章通过考察老城厢拆除以后当地居民自发抢救老城文化的行为,展现了人地情感纽带对推动遗产保护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体现出的遗产社会价值的韧性。论文从人地纽带视角切入,将着眼点由城市遗产的实物对象转向其中容纳的社会群体,从人情化和正义性两方面使遗产社会价值的人本思想得到全面阐发。通过对社区的微观研究可以将历史环境中相对隐形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方面呈现出来,使旧城更新中的遗产去留争议从建筑文化和空间经济之间的价值权衡向社会层面扩充。而且,论文以当下中国城市最具争议性的危旧改造现象为背景,将遗产社会价值、城市权利、士绅化、失所等国际关心的议题落地本土化分析。
李岩[5]（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说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刘秀珍[6]（2019）在《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多元文化语境的发展赋予了文学创作较为包容的论述空间。在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刻影响与全球化时代消费浪潮的冲击下,和社会及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散文创作出现了异于前代的较大变化与革新。散文创作主体性意识日益凸显,主题与题材趋向多元化,在散文艺术的经营上也呈现了鲜明的创新姿态。台湾散文近三十年的发展既展现了作为文学创作最大宗的散文如何被商品化浪潮裹挟并消费化的历程,也在代际更替中反映了创作主体既呼应传统、又努力开辟新的艺术表现路径的尝试。本论文一方面力图概括其近三十年台湾散文在社会及文学思潮变化影响下的主要特征及变迁走向,另一面则选择代表性作品与创作现象展开论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组构全文框架,企望形成具有史论意义的研究结论。本论文分五章展开论述。绪论部分回顾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现状,厘清研究对象的概念及研究内容和思路。第一章“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从“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本土化运动下的文化建构”“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三方面来分析90年代以来散文的生成语境,着眼于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的文化与文学思潮影响辨析,梳理散文创作的外部环境特征。第二章“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则力图提炼90年代至今台湾散文创作彰显的主体精神特质与个性风貌,从女性主体性构建、边缘族群主体建构、乡土意识及原乡情怀等方面来探析散文创作主体的文化心理与文化选择,追索贯穿文本的主体精神,缀连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多元文化性格构图。第三章“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梳理90年代以来散文创作主题与题材的多样化特征,选取有代表性的散文创作现象加以解读,凸显散文创作进程中的继承与革新,并以“都市散文”“家族散文”“怀旧散文”为重点展开讨论。第四章主要论述散文的艺术新变。第一节讨论散文文体意识的“出位”与虚构议题,梳理台湾文坛有关散文文体内涵、散文跨界、散文虚构的主要观点,评述散文出位现象及由于散文虚构产生的论争,并就文学奖对散文创作的影响进行辨析;第二节则以作品为例,讨论散文艺术革新的具体表现,包括散文创作的“出位”现象分析、散文意象的刻意经营以及散文情感叙述方式对传统的颠覆。第三节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空间书写置于后现代主义视野加以讨论,以凸显后现代文化思潮对散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则撷取了部分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加强前述论证,以个案呈现散文发展进程中的历史脉络与流变轨迹。结语部分总结了台湾散文的发展阶段与创作队伍的代际构成,立足散文创作内外视角评述了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创作的整体特征及文学史价值,肯定其对散文艺术创新的探索,并提出对台湾散文创作未来走向的思考,认为台湾散文未来在注重个体生命意义探究的同时,创作主体需要更深层次的自省与积淀,重建人文关怀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应当纳入更广泛的现实社会关怀。
肖楚杰[7]（2019）在《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中的群际接触问题研究 ——基于在台陆生群体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说明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两岸青年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未来。当前两岸青年学生的交流逐年热络,在规模和范围上都不断取得新突破。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格局已然形成,但是两岸青年学生之间的误解和隔阂依然存在,常常有非理性的声音横亘在彼此互动中。因此,研究两岸青年学生交流,全面检视两岸青年互动状况,探索促进积极接触的条件,为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提供对策建议是当务之急。群际接触理论致力于改善偏见群体的关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分析视角和理论基础。本研究运用混合研究方法对在台陆生群体进行实证调查。量化数据方面,针对636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当前两岸青年学生基本接触状况,并探讨“接触强度”“合作关系”“两岸情境因素”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得出结论:两岸青年学生之间接触强度越强、合作关系越强、两岸情境越友好,两岸青年学生之间社会距离越短。在质性访谈方面,本研究梳理了两岸青年学生群体特质之差异,归纳当前两岸青年学生群际接触的特点,即学习是基本接触面,兴趣是重要接触点;谈论政治过程中保持的默契性与理性;学习身份导致的接触存在差异;陆生具有多元的角色定位;接触易受首因效应的影响;外部支持环境与权威人物会影响接触的效果。据此,文章提出促进积极群际接触的条件,即畅通全面的接触渠道;平等交流的接触心态;合作体验的接触形式;理性开放的接触环境;稳健合理的政策支持。论文重新反思了群际接触理论在两岸青年交流问题研究上的运用,对其局限性和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最后,论文从政策、对策、交流个体和后续研究等四个方面提出建议,即政策上持续推进,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保驾护航,充分考虑两岸关系情境对交流的影响;对策上重视设计,提倡合作体验式交流形式,不断整合“线上”和“线下”的资源;交流个体上要平等对话和理性交往,发挥交流主体积极的“桥梁”作用;后续研究上应该继续深化对群际接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用更全面和扎实的实证方法认识两岸青年接触问题。
李思弦[8]（2019）在《南朝隋唐五言“诗家语”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家语,作为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概念,长期以来并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存世文献对此概念的记载也主要集中在王安石改“奏赋长杨罢”为“奏罢长杨赋”,以及李东阳称“芙蓉露下落”一句“自是诗家语”,这两件事情上。综合各家对诗家语一词的使用情况,大体可对诗家语做出如下定义:诗家语是诗中一种能够通过字与词的排列、结构模式的选择,令诗句整体极具艺术表现力,且不以直白流畅为意的语句。将诗家语概念与传统诗学概念、用语相对比可知,诗家语与古代诗论、诗话所涉及字词、句法、修辞、体势风格、言外之意、表达效果等方面的概念、用语,在范畴上基本能够重合。只是诗家语概念更加侧重句中字词排列、诗句结构两方面所影响的诗句整体的艺术表现力而已。而诗家语研究就是从古代诗论、诗话中经常出现的关于字词排序的“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斡旋其语”等事,以及关于诗句结构模式的“句法”等两个方面,探讨诗句整体如何构成并体现出“体性”、“隐秀”、“神韵”、“性灵”等艺术表现力的一种研究。…诗家语概念虽然能够根据传世文献寥寥数语的记载而界定出来,但这种定义也仅能勾勒出诗家语所探讨的主要范畴与侧重方向,过于笼统,不够具体。欲明确诗家语概念的具体内涵与主要特点,还须对多为古人提及并讨论的诗中佳句详加分析,对其中字词排列与结构模式的共同特点进行总结。由于南朝、隋、唐时期五言诗句一脉相承、佳句频出,上有别于汉魏古体,下可极百代诗家之变。且此时期诗句整体上呈现出的新的特点,又暗合于诗家语所关注的诗句字与词的排列次序、诗句结构模式的选择这两个主要方面。因此,本文分诗家语概念为诗家语序,即能够对诗句的艺术表现力产生影响的诗句字与词的排列次序;和诗家语结构,即能够对诗句的艺术表现力产生影响的诗句结构模式。从南朝隋唐时期多为后人提及的诗中佳句入手,通过对佳句中字与词的排列次序、结构模式的选择两个方面进行的分析,总结并归纳出其中的共同特点来,这些特点才是诗家语概念的具体内涵。在第一章中,主要以南朝隋唐时期秀句、佳句中字词的排列次序及其对句中诗意表达效果的影响状况为研究对象。从诗句内部的时间、空间、逻辑三种关系的远近、虚实,词语排列的调换及其对连贯语义的破坏等角度,分两节对此时期诗中佳句存在的内容压缩与词语省略、语句斡旋与字词倒装两种现象进行讨论。进而归纳出南朝隋唐五言佳句在语序方面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即诗家语序。在第二章中,主要通过分析诗论、诗话中古人对诗句结构的既有认识,提出诗句具有相沿成习的惯用表达方式,即“凝固结构模式”（也就是古人“用唐人句律而不用其意”,“取唐人语而掇入少陵绳墨”中的“句律”、“绳墨”等说法的统称）。并以此作为切入点,从诗句结构与节奏的配合及其对诗句内容的强调层面,分三节对字眼句、副词句、比喻句、发语结构句、无字眼句五种凝固结构模式进行分析,从而归纳并概括出诗家语结构。而第三章，则是在第一、二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诗家语观诗”的诗句分析方法,并通过对南朝隋唐时期的诗句及相关评点的分析、落实,来明确“诗家语观诗”在操作中的四个基本步骤、具体实施方式以及主要适用范围。同时,对古今既有评点、分析诗句的方法进行梳理,在对比中分析“诗家语观诗”的主要优势与局限。
曹荣荣[9]（2018）在《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两岸三地的电影发展格局中,台湾新电影与大陆第五代导演电影、香港新浪潮电影共同构成了当时的华语电影发展景观。台湾新电影以其写实性的表现手法和突出的本土性经验表达,成为区别于大陆第五代导演的“影像寓言”和香港新浪潮商业美学电影的重要电影形态。台湾新电影的发展包含了台湾新电影运动（1982-1987）及台湾“解严”后的延续发展（1987-1989）两个阶段。台湾新电影的文化艺术内涵丰富,不过台湾新电影的特殊性与价值不仅在于其文化艺术层面上,而且还在于其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电影生产实践中。影像意义的生成是生产实践的结果,对台湾新电影生产实践的考察将为认识台湾新电影带来新视角,也有助于将电影文化艺术价值的思辨性研究引向更具实证性的探讨中。论文尝试从“艺术界视角”与“文化生产视角”来考察台湾新电影的生产实践问题,并将台湾新电影生产的集体性、进程性与物质性同台湾新电影文化经验中的本土性、主体性与现代性问题共同纳入到对台湾现代化社会的情境中进行考察。论文着力探究,在经济现代化程度高、市场开放度大而政治上因循守旧的台湾社会,台湾新电影如何在与既有的台湾文化政治体制的周旋与协商下,进而利用台湾社会的经济资源及市场规则来实现非传统电影的生产与新的美学意识形态的生成和接受。论文通过四章内容完成上述构想。第一章着重考察台湾新电影生成的历史性场域和社会条件,从社会环境与行业现状探讨台湾新电影出现的必然性。第二章厘清台湾新电影的具体发展脉络,描述其发展形态与阶段性特征。第三章探讨台湾新电影生产实践中的体制与机制问题,涉及对电影政策、政策机构和公、民营电影公司活动的考察及对台湾新电影话语建构过程和海外传播的追踪。第四章从生产实践转到对实践结果的文本的探讨,即对生产的隐喻性——符号的生产与意义的创造,进行分析,着重分析了三个方面:本土经验的影像形态、主体性建构与现代性反思及写实主义的社会历史内涵。
田忠卿[10]（2017）在《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自1990年前后开始迅速发展,至今已有二十余年。期间对外传播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更加适应国际舆论的基本规则,另一方面也还保留着一些中国固有观念的印记。在当下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上升的环境下,对外传播中话语权的建构也被提上日程,中国的对外传播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很有必要对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尤其是对外传播观念的演变,进行一个梳理。由于中央电视台正是中国电视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以央视对外传播为例的考察能够揭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嬗变的全过程。本文从冷战史的视野出发,首先对新中国对外宣传史进行了鸟瞰式的梳理,将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历程以1990年前后为界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前一阶段的外宣实践中形成较为强劲的“斗争”观念,且形成的话语体系与主流世界的舆论体系也是完全不同的,这是1990年代中国电视外宣开始迅速发展时所面临的局面。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是对外传播的重心转移到电视媒体上的时段,这一过程到1992年基本完成。以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开办和海外节目中心建立为标志,中国的电视对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2年以后的电视对外传播在不同层面存在不同的观念演进线索,但在每个时期都有一个主要的变化趋势,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200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从1992年到1997年前后,中国的电视外宣基本是针对国外关于中国报道的“回击”,以一种斗争的姿态进行对外宣传,这种传播方式是基于中国方面自身需求的,在节目的制作、编排上以中方能够迅速有力地回应西方有关报道为目的,而非为了吸引受众;1997年前后,由于认识到中国对外电视节目制作水平和技术水准相较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严重不足,开始逐渐淡化“回击”式的对外传播,而是开始关注自身“专业化”程度,注重节目内容质量和制播水平的提高,虽然开始重视受众的感受,但追求“专业化”的主要原因是认识到与西方主流电视媒体的差距,这在客观上也迎合了受众的需求;到2001、2002年,中国的外部舆论压力稍有缓和,对外宣传开始注重“说明中国”,抛开了对西方媒体的单纯回击或竞争,逐步成体系地对国外受众介绍和说明真实的中国,这是有意识地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2003年-2012年,对外传播观念变化的主线是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说明中国”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对传播体系进行自主规划的意识,但仍然建立在颠覆西方建构中国形象的基本思路上,仍然是一种回应,属于“被动宣传”。从2003年开始,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开始成为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关注点,提高国际新闻直播能力、搭建海外电视播出平台、建立海外记者站、提高海外家庭和酒店的频道入户率、开设多语种对外频道等,都在有计划、成体系地开展并取得巨大成果。在具有了一定的海外传播能力后,开始重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以中国文化吸引海外受众、主动拓展海外市场,这已经变成“主动传播”。2013年以后,对外传播观念发展的主线是全面建构话语权。在中国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必然寻求与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舆论话语权。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央电视台在本土化和国际深度合作方面有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海外认可度大大提升。全面建构话语权的进程方兴未艾,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在未来进一步建构话语权的时代,最关键的一点是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之间的关系,既不能让西方受众感到疏离,也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的话语体系之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建构自己的话语权时面临着三个较难解决的问题:对内传播规则束缚对外传播规则、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中国民间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外宣工作者要在具体工作中独立思考、理性分析之外,还要吸取国外媒体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经验。在外宣决策层面应当确立建立起内外有别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央电视台应该进一步明确在对外传播格局中的定位、以非常手段打开局面、疏导对外传播领域内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两岸关系——难以回避的话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两岸关系——难以回避的话题（论文提纲范文）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生成背景 |
| 第一节 生态危机与人文学科的生态转向 |
| 一、生态危机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
| 二、人文学科生态转向:现代生态文明观 |
| 三、生态哲学:生态整体主义的伦理观 |
| 第二节 生态的文学观与生态的艺术观 |
| 一、生态文学批评的范畴、策略及转向 |
| 二、生态艺术的兴起及其批评策略 |
| 三、生态美学视角下生态的艺术观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前期酝酿 |
| 一、后戏剧剧场:剧场整体意识 |
| 二、环境戏剧:多元戏剧空间 |
| 三、哈钦森提出“自然界就是生态剧场” |
| 第二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初露端倪 |
| 一、李首次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被压迫者的戏剧:民主与平等意识 |
| 三、草根戏剧运动凝聚生态力量 |
| 第三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星火燎原 |
| 一、雅各布森正式提出“生态戏剧”的概念 |
| 二、《戏剧》期刊发出绿色宣言 |
| 三、从“隐喻化”转向“物质化” |
| 第四节 西方生态戏剧批评之全面兴起 |
| 一、从生态文学批评到生态戏剧批评 |
| 二、《地方/景观/戏剧》中景观视野 |
| 三、《表演自然》:环境、文化和表演的关联性 |
| 四、“舞台上的地球”生态戏剧艺术节 |
| 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批评视角下经典文本批评实践 |
| 一、喜剧与悲剧的生态重释 |
| 二、生态经典戏剧的鼻祖:《人民公敌》 |
| 三、莎士比亚戏剧的三种生态解读 |
| 四、美国戏剧文学的生态批评 |
| 第二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病理学”诊断 |
| 一、戏剧天生就是反生态的 |
| 二、经典戏剧成为“自然”的镜子 |
| 第三节 经典戏剧的“生态导演法” |
| 一、环境史视角下的戏剧文本批评 |
| 二、《普罗米修斯》中的“生态傲慢” |
| 第四节 生态戏剧文学批评的独特贡献 |
| 一、戏剧文学批评中的“地球问题” |
| 二、戏剧文学批评中的“气候问题” |
| 三、剧作家的“地方感”问题 |
| 第五节 文化生态学的戏剧文学构想 |
| 一、创造性心灵与戏剧文学创作 |
| 二、戏剧文学中的“视听联觉” |
| 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剧场空间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生态戏剧构作与剧场空间的生态化 |
| 一、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生成背景 |
| 二、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内涵界定 |
| 三、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实践意义 |
| 四、生态戏剧构作理论的整体策略 |
| 五、可持续的剧院设计和制作 |
| 第二节 抵制剧场隐喻,迈向生态剧场 |
| 一、传统剧场美学对自然的放弃 |
| 二、反思剧场中的人造自然 |
| 三、沉浸式环境剧场: 人与环境的新联系 |
| 四、沉浸式生态剧场: 观众的生态想象 |
| 第三节 海纳·戈贝尔斯的无等级剧场空间 |
| 一、时间生态学与减速剧场 |
| 二、景观戏剧中时间与空间场域 |
| 三、《斯蒂夫特的事物们》中的声音景观 |
| 小结 |
| 第五章 关于剧场表演的生态批评 |
| 第一节 “以地球为中心”的表演方法 |
| 一、生态表演的产生动因 |
| 二、自然万物的施事能力 |
| 第二节 构建空间化的“景观表演”理念 |
| 一、景观视角下的生态表演 |
| 二、特定场域下的生态表演 |
| 三、城市空间下的生态表演 |
| 第三节 构建跨物种表演的双向路径 |
| 一、将表演理念拓展到动物行为 |
| 二、跨物种表演的生态思想及其实现路径 |
| 三、“动物参与表演”中的伦理问题 |
| 四、人类表演动物:从生成动物到物种剧场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选题与学术理路 |
| 一、移民跨国民族主义与双重忠诚 |
| 二、从政治史研究范式到移民同化研究范式 |
| 三、族裔性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时代 |
| 第二节 跨国主义与同化取向 |
| 一、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 |
| 二、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
| 三、同化模式的回归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 |
| 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复归 |
| 二、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 |
| 三、作为方法的跨国比较研究 |
| 第一章 芬尼亚兄弟会跨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与起源 |
| 第一节 民族的春天 |
| 一、19 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主义 |
|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第二节 19 世纪中叶美国国土上的爱尔兰人 |
| 一、爱尔兰大饥荒移民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种族认同 |
| 第三节 美国爱尔兰裔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一、从托恩到米切尔 |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建构性 |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双重忠诚传统 |
| 第二章 美国内战之前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 一、1848 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 |
| 二、建立初期的缓慢发展 |
| 三、进展缓慢的多重原因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视野中的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 |
| 一、共和与自由 |
| 二、历史与宗教 |
| 三、暴力与奴隶制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 |
| 一、共和主义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
| 二、美国排外主义的双重面相 |
| 三、作为“族裔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 |
| 第三章 美国内战期间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与双重忠诚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麦克马努斯的政治葬礼 |
| 二、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
| 三、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双重忠诚 |
| 一、公民、忠诚与反英话语 |
| 二、双重忠诚的历时性 |
| 三、松散的种族与暴力话语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 一、作为征兵宣传工具 |
| 二、作为英美外交工具 |
| 三、美国排外主义的弱化与回升 |
| 第四章 内战结束之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与艰难存续 |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 |
| 一、屡攻加拿大边境 |
| 二、踏上爱尔兰之地 |
| 三、跨国民族主义的艰难存续 |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公民话语与恐怖行动 |
| 一、双重忠诚话语的式微 |
| 二、作为谈判工具的美国公民身份 |
| 三、恐怖行动与暴力形象 |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艰难存续 |
| 一、海外美国人的公民权 |
| 二、中立主义外交原则 |
| 三、爱国话语的双重面相 |
| 结语 |
| 一、结局:持续衰落与最终解散 |
| 二、尾声:外交障碍与恐怖形象 |
| 三、同化:忠诚话语与政治分野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二、文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
| 四、研究不足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春晚语言类节目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春晚语言类节目与意识形态宣传的基本概念 |
| 一、春晚语言类节目的基本概念 |
| 二、意识形态宣传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意识形态性 |
| 一、本质:社会主义文艺意识形态的一种展现形式 |
| 二、地位: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实践场域 |
| 三、目的: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现实需求 |
| 第三节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 |
| 一、召唤主体政治属性以强化个体身份认同 |
| 二、构建繁荣昌盛镜像以鼓舞奋进之志 |
| 三、回应时代命题以实现主导价值引领 |
| 第二章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历史分期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1983-1992) |
| 一、春晚语言类节目生产的社会背景 |
| 二、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 |
| 三、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特点 |
| 第二节 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期(1993-2011) |
| 一、春晚语言类节目生产的社会背景 |
| 二、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 |
| 三、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特点 |
| 第三节 全面深化改革期(2012-今) |
| 一、春晚语言类节生产的社会背景 |
| 二、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 |
| 三、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内容的特点 |
| 第三章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必须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的根本旨归 |
| 一、必须立足于人民现实社会生活 |
| 二、必须契合于人民真实价值诉求 |
| 第二节 必须实现正面宣传与反面警示的辩证统一 |
| 一、正面宣传为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二、反面警示为辅,批判社会现实弊病 |
| 第三节 必须对话语表达方式进行创新性转化 |
| 一、要努力实现话语表达方式的中国化 |
| 二、要努力实现话语表达方式的大众化 |
| 第四章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现实问题与改进策略 |
| 第一节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现实问题 |
| 一、僵化迎合主旋律,削弱宣传内容的感染力 |
| 二、娱乐低质化倾向,现实批判引导功用渐失 |
| 三、向消费主义妥协,造成宣传的目标悬空化 |
| 四、价值代表性不足,宣传的受众群体被分化 |
| 第二节 春晚语言类节目意识形态宣传的改进策略 |
| 一、坚持两个标准的相统一,提升节目宣传的现实有效性 |
| 二、坚定中国精神的引领,增进节目对现实问题的批判性 |
| 三、正确处理二重身份问题,坚持节目宣传的社会效益性 |
| 四、优化节目选材与运作机制,提升节目宣传价值的代表性 |
| 结语 |
| 附件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4）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理论背景——人文主义回归的广泛影响 |
| 1.1.2 现实背景——中国后改革时代的“无地方性”城市重构 |
| 1.1.3 研究契机——“三年清零”行动计划 |
| 1.2 题目解析 |
| 1.2.1 研究对象概念界定 |
| 1.2.2 几个核心概念的相互关系辨析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主体视角的人地纽带研究 |
| 1.3.2 遗产保护中涉及本土社区的研究 |
| 1.4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1 研究目的 |
| 1.4.2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之处 |
| 1.6 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调研对象与调研内容 |
| 1.6.3 研究内容与逻辑框架 |
| 第2章 历史城区更新与保护中围绕本土社区的理论体系建构 |
| 2.1 以本土社区为中心的问题群及其逻辑梳理 |
| 2.2 对本土社区的文化权利关照——遗产社会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1 社会价值概念的形成背景——遗产价值格局的人本视角转向 |
| 2.2.2 社会价值的概念涵义 |
| 2.2.3 社会价值的思想要旨 |
| 2.2.4 强化社会价值的实践探索——社区增权与赋能 |
| 2.3 对本土社区的微观心理关照——“地方”视角下的人地纽带解读 |
| 2.3.1 人地纽带何以形成 |
| 2.3.2 人地纽带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 |
| 2.3.3 人地纽带与遗产社会价值的联系 |
| 2.4 对本土社区的城市权利关照——“无地方性”的经济根源及空间正义视角的价值矫正 |
| 2.4.1“无地方性”的涵义 |
| 2.4.2“无地方性”空间生产逻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下的“剥夺式积累” |
| 2.4.3 历史城区更新的社会包容性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当代城市普遍的“无地方性”及其导致的社区失落 |
| 3.1“无地方性”的现实诠释 |
| 3.1.1 无地方性的表现特征 |
| 3.1.2 无地方性的传播媒介 |
| 3.2 失所(Displacement)——无地方性城市重构对社区生活的影响 |
| 3.2.1 失所的涵义与不同类型 |
| 3.2.2 对物质与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 |
| 3.2.3 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消极影响 |
| 3.2.4 对地方认同的消极影响 |
| 3.3 基于地方依恋反思旧城更新语境下的失所现象——以天津西沽南拆除计划为例 |
| 3.3.1 旧城更新语境下研究地方依恋与失所的意义 |
| 3.3.2 研究过程设计 |
| 3.3.3 结果分析与讨论 |
| 3.3.4 对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启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促成“无地方性”的泛化士绅化进程及其本土化动力机制 |
| 4.1 士绅化现象的全球传播及其引发的争议 |
| 4.1.1 士绅化现象的普遍化、多样化及复杂化 |
| 4.1.2 士绅化的两面性——藏匿于“都市复兴”背后的正义缺失 |
| 4.2 天津旧城区士绅化的发展状况 |
| 4.2.1 市场转轨背景下中国城市士绅化的特征 |
| 4.2.2 后改革时代天津旧城更新历程 |
| 4.2.3 中国式士绅化在天津的具体表现 |
| 4.3 天津旧城区士绅化的动力机制分析——以历史工业街区为例 |
| 4.3.1 工业街区衰败与复兴的供给端动因 |
| 4.3.2 权威与营销策略合力推升的社会-空间升级——以棉三项目为例 |
| 4.3.3 讨论——工业遗产空间复兴背景下社会价值的空洞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新自由主义城市更新、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的三元悖论 |
| 5.1 理论回顾 |
| 5.1.1 旧城更新语境下的社区问题 |
| 5.1.2 遗产保护语境下的社区问题 |
| 5.2 研究方法 |
| 5.3 案例地概况——矛盾丛生的兆丰路社区 |
| 5.3.1 兆丰路社区历史沿革 |
| 5.3.2 兆丰路社区的遗产价值与“非遗产”身份 |
| 5.3.3 居住环境恶化与脆弱群体集中 |
| 5.3.4 旧城改造计划的曲折进程 |
| 5.4“拆”与“留”的矛盾 |
| 5.4.1 政府视角——土地财政背景下天津城市遗产保护之瓶颈 |
| 5.4.2 社区视角——积极的文化认同与消极的保护态度 |
| 5.4.3 旧城更新、遗产保护与社区需求的矛盾焦点 |
| 5.5 讨论 |
| 5.5.1 都市企业主义逻辑下历史街区空间再开发的社会代价 |
| 5.5.2 历史街区的资产价值和使用价值对遗产社会价值的抑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重建人地纽带的民间实践及其体现的遗产社会价值的韧性 |
| 6.1 案例地概况——天津老城厢的失落 |
| 6.1.1 老城厢对天津城市的意义 |
| 6.1.2 老城厢的地方破坏历程 |
| 6.2 被迫失所过程中浮现的个人保护行为 |
| 6.2.1 老城里人的恋地情结与失所创伤 |
| 6.2.2 失所创伤激发的文化意识——民间有识之士自发保护老城文化、重建邻里社区 |
| 6.2.3 家族纽带培育的文化责任感——名门后裔抢救老城大宅门文化 |
| 6.2.4 乡邦文化自觉与自信——民间向政府谏言保留故城遗迹 |
| 6.3 持续发酵的乡愁——老城文化保护行动向社会化发展 |
| 6.3.1 参与主体的组织化和规模化 |
| 6.3.2 社区协作修复地方集体记忆 |
| 6.3.3 遗产保护意识的成熟化——由情感依恋到文化认知 |
| 6.4 民间自发的地方文化保护实践中体现的遗产社会价值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城市遗产保护前沿堆积的重重矛盾及其根源 |
| 7.2 立足本土社区推进城市遗产保护的应然性 |
| 7.2.1 关注本土社区是文化可持续与社会可持续的双重要求 |
| 7.2.2 从人本视角重新解读老城区对城市的意义 |
| 7.3 立足本土社区推进城市遗产保护的策略性建议 |
| 7.3.1 价值观念转型 |
| 7.3.2 可行性路径的起点 |
| 7.3.3 规划与实施过程中的工作要点 |
| 7.3.4 实践中对广泛社会动力的培育 |
| 7.4 局限性与展望 |
| 7.4.1 案例地有待多元化扩展 |
| 7.4.2 信息收集渠道有待优化 |
| 7.4.3 有待引入长线跟踪调查 |
| 7.4.4 理论建构有待进一步系统化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西沽南片区调查问卷 |
| 附录B 兆丰路社区调查问卷 |
| 附录C 网络文章“即将消失的兆丰路”留言内容摘录 |
| 附录D 兆丰路社区居民向地方政府表达诉求的相关材料 |
| 附录E 实地调研及部分受访居民照片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5）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范围的确定 |
| (二)研究对象的确立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性别政治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一节 性别政治的后人类终结 |
| 一、人本主义身份政治的终结 |
| 二、后人类对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二节 东亚新电影的历史图景 |
| 一、东亚新电影的历史转型 |
| 二、后浪潮下的东亚新电影 |
| 第二章 父权危机下性别政治影像建构 |
| 第一节 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结构的消解 |
| 一、从弑父到无父: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 |
| 二、从寻父到崇父:新父权结构的再确立 |
| 第二节 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到男性弱化转向 |
| 一、东亚男性气质的主体建构 |
| 二、东亚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 |
| 第三章 女权崛起下的性别政治身份转型 |
| 第一节 双重他者化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一、他者之他者视域下的女性呈现 |
| 二、换装与换体下的主体身份异构 |
| 第二节 对父权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 |
| 一、东亚女性导演的崛起 |
| 二、女性受难与女性复仇 |
| 第四章 性少数平权下性别政治的消解 |
| 第一节 从误读到日常:可讲述性的获得 |
| 一、从政治正确到去他者 |
| 二、性别取向与性别认同 |
| 第二节 性别想象: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 |
| 一、真性少数的平权 |
| 二、伪性少数的趣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录:与本文相关的主要影片 |
| 附表: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东亚电影剧情长片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思路 |
| 第一章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的生成场域 |
| 第一节 后解严时代的多元文化语境 |
| 第二节 本土化运动下的乡土文化语境建构 |
| 第三节 消费文化机制与散文生产 |
| 第二章 散文主体精神的多维呈现 |
| 第一节 女性主体性的凸显与建构 |
| 第二节 边缘族群的主体意识建构 |
| 第三节 乡土意识与在地情怀的展现 |
| 第三章 散文主题的多元取向 |
| 第一节 创作主题的多向拓展与融合 |
| 第二节 都市散文:后现代语境下的多向书写 |
| 第三节 家族散文:生命救赎与记忆书写中的反叛传统 |
| 第四节 怀旧散文:斑驳记忆的多样化呈现 |
| 第四章 散文的艺术特色及流变 |
| 第一节 散文的“出位”与虚构思考 |
| 第二节 散文艺术的创新与变化 |
| 第三节 后现代视域下的散文空间书写 |
| 第五章 散文作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晃荡”的生活美学:舒国治散文论 |
| 第二节 由“纯美”到“怪咖”:周芬伶散文的另类书写 |
| 第三节 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微物书写与时尚拆解—张小虹散文论 |
| 第四节 简媜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本论文述及主要作家简介 |
| 附录二 台湾地区关于散文研究博硕士学位论文统计(1990-2016) |
| 附录三 九歌年度散文选目录(1981-2017)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7）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中的群际接触问题研究 ——基于在台陆生群体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与研究范围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两岸青年学生交流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群际接触理论及其运用 |
| 第三节 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实施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工具 |
| 第三节 调查研究实施与资料处理 |
| 第四章 资料分析与研究发现 |
| 第一节 在台陆生的群际接触现况 |
| 第二节 社会距离的线性回归模型 |
| 第三节 深度访谈:接触与互动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南朝隋唐五言“诗家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诗家语概念与南朝隋唐五言诗句 |
| 一、诗家语概念的界定 |
| 二、古人对诗家语概念所涉内容的认识及其演进 |
| 三、诗家语研究范畴与传统诗学概念、用语之关系 |
| 四、以南朝隋唐五言诗句分析、归纳诗家语具体内涵的主要原因 |
| 第二节 诗家语研究现状 |
| 一、以诗家语为对象的研究概况 |
| 二、与诗家语概念相关的古典诗歌、诗句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及其理论渊源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五言诗句的内部关系、语句斡旋与诗家语序 |
| 第一节 诗句内部关系及其省略情况对艺术表现力的影响 |
| 一、诗句内部时间、空间、逻辑三种关系与关系描述词语的省略情况 |
| 二、诗句内部关系对诗意远近、虚实及表达效果的影响 |
| 第二节 诗中语序、结构凝固及其对艺术表现力的影响 |
| 一、句法就声律说辨析 |
| 二、诗中词语、语序与特殊诗意效果的绑定 |
| 三、古人对诗中结构、表达凝固之事的认识与利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五言诗句的凝固结构模式与诗家语结构 |
| 第一节 字眼句 |
| 一、四种结构模式字眼句的发展状况 |
| 二、字眼句的共同特点 |
| 三、四种字眼句的节奏特点及其与诗句结构的配合情况 |
| 第二节 副词句与比喻句 |
| 一、副词句的命名、发展状况、结构特点及其与诗句节奏的配合 |
| 二、比喻句的发展状况、结构特点及其与诗句节奏的配合 |
| 第三节 发语结构句与无字眼句 |
| 一、发语结构句的发展状况、结构特点及其与诗句节奏的配合 |
| 二、无字眼句的发展状况与结构特点 |
| 小结 |
| 第三章 诗家语观诗与古今诗句分析方法 |
| 第一节 “诗家语观诗”的诗句分析方法 |
| 一、“诗家语观诗”在分析南朝隋唐五言诗句中的应用 |
| 二、“诗家语观诗”在落实古人评点中的应用 |
| 三、“诗家语观诗”在分析宋元明清五言诗句中的应用 |
| 四、“诗家语观诗”在七言诗句分析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古今诗句评点、分析与“诗家语观诗”在方法上的优势与局限 |
| 一、古代诗人评点、分析诗句的方法、特点和成因 |
| 二、以现代语言学为基础的诗句分析方法、特点及其局限 |
| 三、“诗家语观诗”与古今诗句分析方法之关系及其主要优势与局限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背景 |
| 二、台湾新电影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标与意义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论 |
| 五、本论文各章涉及的问题及框架结构 第一章 台湾新电影生成的历史场域与社会条件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威权政治与文化诉求 |
| 一、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转型与电影市场发展 |
| 二、威权政治挤压本土电影发展空间 |
| 三、文化发展滞后及文化诉求受限 |
| 第二节 台湾本土电影业的困境与突围 |
| 一、台湾本土电影制片业的困境 |
| 二、本土电影在实践中探索新制片模式 第二章 台湾新电影的发展形态与文化命运 |
| 第一节 台湾新电影的肇始 |
| 一、台湾新电影的由来 |
| 二、《光阴的故事》的双重收获 |
| 三、新电影的另一来源之说及早期改革尝试 |
| 第二节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内涵与发展历程 |
| 一、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基本内涵 |
| 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台湾新电影的后续发展及其“终结” |
| 一、台湾新电影创作的延续 |
| 二、辅导金制度与新电影的“终结” 第三章 新电影的生产实践、话语建构与传播策略 |
| 第一节 电影管理政策与制片策略的联动 |
| 一、政策机构变动引发电影改革 |
| 二、中影公司制片策略的变化风向 |
| 三、多重变革力量催生台湾电影新形态 |
| 第二节 公民营电影公司的生产实践 |
| 一、中影公司的电影生产 |
| 二、民营电影公司的制片实践 |
| 第三节 新电影思潮的涌动与新电影话语的建构 |
| 一、新电影思潮：从“观众影评”到“作者影评” |
| 二、作者影评与新电影话语的建构 |
| 第四节 海外影评与影展对新电影的塑型与传播 |
| 一、海外影评为新电影确立国际合法性身份 |
| 二、影展助力新电影跨文化传播与体制化发展 第四章 新电影生产的“隐喻性”：本土经验及其文化“调性” |
| 第一节 文本与本土经验：故事类型与主题表达 |
| 一、青春成长故事：认同与反叛 |
| 二、现代都市情感/生活故事：冲突与异化 |
| 三、传统婚姻/家庭故事：女性身份的省思与男性形象的重构 |
| 四、历史题材故事：个体命运与社会变迁 |
| 第二节 文化“调性”：本土意识下的主体性建构与现代性反思 |
| 一、本土意识下的个体表达与主体性建构 |
| 二、人本主义立场的价值追求与现代性显影 |
| 三、反思的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批判 |
| 第三节 新电影的“调式”形态：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写实主义 |
| 一、新电影写实主义的历史性内涵 |
| 二、新电影写实主义的社会性指向 结语 参考文献 参考影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主持的项目 致谢 |
（10）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
| 1.1.1 学术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现有研究状况的不足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2 我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历史与背景 |
| 2.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基本状况 |
| 2.1.1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定义 |
| 2.1.2 中国电视对外传播的发展脉络 |
| 2.2 新中国对外宣传历史概述 |
| 2.2.1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的阶段划分 |
| 2.2.2 新中国前四十年对外宣传的主线与媒介 |
| 2.2.3 1949年-1989年中国外宣史概览 |
| 3 电视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战场(1989-1992) |
| 3.1 1989 年以后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 |
| 3.2 中国对外宣传反思与调整 |
| 3.2.1 中国对外宣传暴露出的问题 |
| 3.2.2 1990年前后中西电视传播能力对比 |
| 3.2.3 1989年后中国对外宣传观念的进步 |
| 3.3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创办 |
| 3.4 小结 |
| 4 从“以我为主”到“受众为重”(1992-2002) |
| 4.1 1992 年-2002年国际形势的变化 |
| 4.1.1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 |
| 4.1.2 1992年之后中国的国际环境 |
| 4.2 变化的形势下外宣观念的不断调整 |
| 4.2.1 1992-1997:“回击”——针对国外媒体舆论攻势进行反击 |
| 4.2.2 1998-2000:“专业化”——节目制作精良化 |
| 4.2.3 2000-2002:“说明”——介绍真实的中国 |
| 4.3 小结 |
| 5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2003-2012) |
| 5.1 2003-2012 年对外宣传的背景 |
| 5.1.1 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 |
| 5.1.2 中国的民族文化自觉 |
| 5.3 新形势下的对外传播方式转变 |
| 5.3.1 从“被动宣传”到“主动传播” |
| 5.3.2 “主动传播”的两条线索 |
| 5.4 中央电视台对外传播的实践 |
| 5.4.1 “传播力”:建设具有强大传播能力的对外媒体 |
| 5.4.2 “软实力”:重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
| 5.5 小结 |
| 6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2013年至今) |
| 6.1 政治形势与政治需求的变化 |
| 6.1.1 当下国际政治环境 |
| 6.1.2 中国全球经济地位的变化 |
| 6.1.3 中国对旧体系的“突围” |
| 6.2 对外传播新需求 |
| 6.2.1 西方话语体系下中国对外传播的窘境 |
| 6.2.2 中国国际舆论环境的改善 |
| 6.2.3 建立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
| 6.3 建构全新话语体系的尝试 |
| 6.3.1 建构话语体系的理论规划 |
| 6.3.2 话语权建构在对外传播实践中的体现 |
| 6.4 小结 |
| 7 对外传播观念与实践的展望 |
| 7.1 何为话语权建构 |
| 7.2 如何进行话语权建构—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2.1 “我者”—融入抑或同化? |
| 7.2.2 “他者”—妖魔抑或彼岸 |
| 7.2.3 “我者”与“他者”之间 |
| 7.3 当下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问题 |
| 7.3.1 对内传播规则约束对外传播 |
| 7.3.2 海外受众心中的“中国形象”早已定形 |
| 7.3.3 最大的障碍:异化的民族主义思潮 |
| 7.4 “今日俄罗斯”崛起的经验与启示 |
| 7.5 未来电视对外传播的展望 |
| 8 结语 |
| 附录: 当事人口述资料七则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两岸关系——难以回避的话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方生态戏剧批评研究[D]. 杨慧芹. 山东大学, 2021(11)
- [2]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春晚语言类节目的意识形态宣传研究[D]. 闫阳. 上海大学, 2020(03)
- [4]旧城更新背景下基于本土社区的遗产保护研究 ——以天津为例[D]. 王雪. 天津大学, 2020
- [5]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6]多元与新变 ——1990年代以来台湾散文研究[D]. 刘秀珍.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7]两岸青年学生交流中的群际接触问题研究 ——基于在台陆生群体的实证调查[D]. 肖楚杰. 厦门大学, 2019(09)
- [8]南朝隋唐五言“诗家语”研究[D]. 李思弦.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9]台湾新电影：电影生产实践及其文化经验[D]. 曹荣荣. 上海大学, 2018(01)
- [10]论我国电视对外传播观念的嬗变 ——以中央电视台为例[D]. 田忠卿.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