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论文文献综述）
朱鸿亮[1]（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姚易[2]（2021）在《《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内容分析》文中认为步入二十一世纪,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和国际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入,汉语成为渐受重视的语言,汉语教学成为汉语国际教育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在进行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教材三者都是必须考虑的重点要素,除却教学的主客体教师和学生,教材作为汉语学习的重要工具和内容载体,是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学习的主要桥梁,因此,教材的内容设置和编写方式将影响着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式,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依托。本文在梳理研读前人成果基础之上,选取《发展汉语》综合教材中的初级、中级、高级共六本教材从文化因素内容进行统计、整理、分析,试图在新的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学习环境下对教材进行文化内容方面的细致研究,以期获得更利于师生教与学的汉语教材。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概括介绍本文的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至第四章,主要以《发展汉语》（第二版）综合系列教材为研究范围,以该套教材中涉及的文化因素为研究对象,首先对相关文化因素进行统计和分析,将文化因素分为物质文化、历史与制度、文化成就、文化附加词、人际交往、风俗与习惯,利用数据表格形式反映出各种文化因素在不同学习阶段和整个汉语综合系列教材学习过程中的占比情况。其次,依次以《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为参照分析了《发展汉语》综合系列教材的文化目标,从教材的板块设置、文化题材、呈现方式等入手,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了综合系列教材在文化因素表现上的主要特点,进而发现综合系列教材中关于文化因素内容呈现和编排的不足之处,如内容呈现上存在文化教学目标有待细化、地域性文化元素设计陈旧等问题,教材在编排上存在网络资源与教材的粘合度不高、文化呈现方式媒介单一等问题。最后,结合前期内容分析提出转变传统教材编写思路、增添网络教学资源和互动资源、发展汉语教材多模态形式、重视跨文化双向或多向交流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教材在文化因素方面的编写和改进提供参考。
顾佳赟[3]（2021）在《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文中认为柬埔寨在不同时期施行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然而,不论其政治发展处于哪一个历史阶段,社会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国家政治权力分配始终受到王权和教权的影响。只是在不同外部环境下,二者施加影响的形式、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差别。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所起的作用,既是对权力分配规律本身的诠释,也透射出柬埔寨社会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本文尝试从这个特定的视角管窥柬埔寨政治文化。柬埔寨古代权力系统依托印度教、佛教构建。政治精英借鉴外来宗教的理论规范和教阶制度构建政治认同。印度教在合法性层面为王权提供加持。石碑、寺院为古代王国圈画了领土范围,建立起初步的中央集权体制。佛教主要起着慰藉心灵,辅助恢复国力的作用,自古与印度教共存。当上座部佛教占据宗教支配地位后,“十王法”成为衡量王权合法与否的严格标准。无论如何,古代柬埔寨的信仰体系是包容性的,外来和本土信仰都是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古代柬埔寨政治文化还呈现出教权从属王权的特点,但同时,二者又相互庇护,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然而,围绕宗教信仰建立的政治秩序存在着背离宗教伦理的行为逆流。在王位争夺时呈现出背离亲属关系、君臣伦理和宗教教义的心理取向。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入侵和社会改革打破了传统的权力分配关系。土地私有化改革剥夺了国王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废除奴隶制度改革打破人身依附和人身自由限制关系,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殖民政府还尝试普及法式教育,并致力于扶植亲法国王。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王权和教权影响力。随着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柬埔寨民族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开始萌芽。殖民政府成立的佛教研究机构为民族主义觉醒创造了条件。佛学院成为培植民族主义的温室。这也使得柬埔寨民族主义在觉醒伊始就与佛教结合在一起。随着民族主义运动高涨,法国在柬埔寨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柬埔寨在二战后颁布了首部宪法。然而,民主制度在柬埔寨落地之初,其形式就重过内容本身。冷战时期的柬埔寨经历着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价值观念的激烈碰撞。政治精英虽然在形式上借鉴西方思想制度,但实践上则倾向于依照传统和实情制定政治规则。独立后,西哈努克延续佛教民族主义思路,提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二轮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佛教社会主义”思想,希望通过佛教宣教,将柬埔寨治理成为“大同社会”。基于佛教社会主义理论,西哈努克创建了极具包容性的政治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秉持中立外交原则。然而,在内外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哈努克的国内外政策最终失衡。朗诺集团推翻西哈努克政府,导致柬埔寨形成国内、国外两个政府的局面。从朗诺政权施行共和制度开始,柬埔寨君主制度被取缔。1993年《柬埔寨王国宪法》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度,将政党政治确立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国王通过运用任命权和赦免权,与各大政党形成博弈。西哈莫尼国王与执政的人民党之间合作多于牵制。国王对人民党权力的加持帮助其成为柬埔寨“超级政党”。人民党在柬埔寨构建起一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并在世界舞台上树立起柬埔寨政府平等、独立和中立的外交形象。与此同时,新宪法重新确立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赋予僧侣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僧侣通过参加政治和社会公益活动表达政治倾向。柬埔寨政治文化演进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驱动和作用。内部因素源自本土价值观念、庇护关系等传统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文化自我塑造、濡化或拒斥外来文化的能力。外部因素源自外来宗教、强权、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二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通过王权与教权的互动,以及二者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产生作用。然而,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作用于政治文化,内部因素始终是决定性因素。王权与教权是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内核,二者对权力分配产生作用的方式决定着柬埔寨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柬埔寨从未摆脱过王权和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影响。如今,随着宪政制度、政党制度深入人心,柬埔寨形成了王权、佛教、政党同时产生影响的格局。这样的格局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政治权力分配起到关键作用。
尤达[4]（2021）在《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文中认为美国创剧人,英文为the creator of American TV soaps,sitcoms and series,原指提供故事创意或者完成试播集剧本向各大电视网推销的人,在实际生产中演变为美剧的创作主体,即具有创作剧本能力的执行制片人。从历史观之,电视时代的创剧人在美剧生产过程中流露出普遍性特点,由此形成的群体特征深刻影响着创剧人自身的演变:从身份的确立到群体的形成,再到阶层的固化。网络时代的创剧人致力于群体特征的变革,以此打破阶层的桎梏。立足创剧人文本的内容与形式观之,所谓“变革”与以往并非只是理念上的区分,在实践场域的分野十分明晰。创剧人既对美剧成规化生产模式进行大胆革新,又依据“自我”的觉感与体认进行个性化创造。更为重要的是,创剧人调和了成规与个性间的对立关系,在文本的内容选择上追求“他者互文”与“自我表现”的紧密结合,表现形式上注重制作范式与创作风格的高度统一,由此在作品中反映出多元且精彩的主题,满足受众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娱乐需求。这便使得创剧人不再只是播出机构定义下一味媚俗的符号客体,而是被赋予对超越性的追求。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探讨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从文本的内容选择与表现形式上深入考察网络时代创剧人的变革举措,指出其群体特征的两个维度;进而分析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最后基于媒介场域的变化探讨群体特征发生变革的外在成因,从创剧人心理探讨变革的内在动因。如此,形成了对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从表象到本质的考察。揆诸现实,这一研究的目的在于面对美剧在全球范围内卓越的传播力,从创作主体维度探寻美剧的成功之道,以求能在去芜存菁中有效“吸收外来”,为国产电视剧的发展带来启示意义。
杨方[5]（2021）在《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文中研究表明性别歧视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问题,性别平等至今仍然是世界性的美好愿景。中国在这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不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十个国家之一,而且无论是在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方面,或者女性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的占比,还是最近的互联网领域中女性创业者数量,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这跟两百年多前的封建社会相比,跟一百多前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跟七十多年前的旧中国相比,都是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事业的伟大成就和重要经验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及其早期实践是研究新中国妇女事业的逻辑起点。实现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妇女接受教育,成为自身解放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妇女教育事业。党和国家有关妇女教育的方针、政策如何落地重要、发挥作用,需要对其进行具体的考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指导,以局部区域为代表,以当事人为对象,运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口述史研究等多种方法,结合相关档案材料,既有利于挖掘、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教育的史料,也有利于发现、梳理妇女解放、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特色、经验、历史贡献和当代启示。泰兴地处苏北,解放初期的广大农村有三种不同类型,即老解放区、恢复区和新解放区,由于战争频繁,男子人口比例长期低于妇女,而且还有不少缺乏劳动力或者劳动力不足的烈军工属。以泰兴为样本,研究这一时期妇女教育问题,具有典型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妇女教育。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基本确立了“人人平等,教育人人”、教育形式上不局限于学校、除了知识技能还要将革命思想融进教育并提高妇女政治参与能力的主要内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妇女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是决定中国革命胜败的重要力量,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苏区妇女教育模式,即妇女干部培养、妇女识字培训、女童学校教育、女工职业教育紧密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结合,在民主根据地,妇女支前、妇女生产、妇女参政,无不体现出妇女的力量;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主要围绕服务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展开,重点是培养妇女干部和提高妇女觉悟。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全国女性教育重新进行了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改革,使女性教育成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教育问题,可以设立四个“观测点”,即:女童入学教育,识字扫盲教育,妇女社会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童教育既是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的起点,也是从源头上阻隔农村文盲、半文盲妇女产生的重要途径。新中国初期泰兴当地政府加强女童入学教育的政策措施,满足了农村妇女的内在要求,切合了当地社会的具体实际,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初期泰兴女童入学教育的基本经验就是提升学龄女童入学率、降低辍学率,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把握好了四个关键点,即:整体设计,协同推进;统筹兼顾,循序渐进;深入基层,有的放矢;创新教法,确保质量。泰兴的农村识字扫盲工作开展比较早,早在1941年冬,当时的泰兴抗日民主根据地就开展大规模的冬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泰兴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积极动员农民继续参加冬学运动,并成立了专门的妇女识字班,开展识字扫盲;农村妇女在区乡妇联干部、村妇女干部和妇女代表的动员下,参与积极性远高于男性,不仅参加人数多,而且持续时间长,至1956年渐成高潮。泰兴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识字运动,宏观上讲为开展救灾备荒、实行土地改革、推进互助合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具体而言,不仅使广大妇女能力素质得到了提高,而且切实增加了家庭收入,从而也为妇女地位的提升营造了氛围。通过社会教育活动促进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是促进妇女自身解放的重要路径。基于不同阶段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基于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新中国初期泰兴农村妇女社会教育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49-1952年,在苏北行署领导下,主要围绕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生产救灾、贯彻婚姻法等中心工作开展;1953-1956年,在江苏省委和扬州专区的领导下,主要结合基层普选、增产节约、农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运动等开展。但不管哪个阶段,形势政策、思想政治、生产劳动、卫生健康都是教育的重要方面和主要内容。苏北妇女社会教育促进了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农村妇女自我意识越发觉醒和增强,主体作用日益显现,社会地位显着提升。但也暴露出教育对象的局限性、教育过程的间歇性、教育内容的抽象性和教育形式的有限性等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妇女干部本身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社会整体氛围都是显着的影响因素。培养妇女干部、重视妇女参政是中国共产党促进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最具特色的重要举措。泰兴属于革命老区,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许多妇女积极分子脱颖而出成长为妇女干部,为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发展和民主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成立妇女自己的组织动员机构,将妇女干部充实到各级党政机构,推举妇女干群模范,是这一时期泰兴妇女解放事业的三条战线。围绕这三条战绩,泰兴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培养路径更加多样,教育内容也日渐丰富;而通过开展文化教育,妇女干部的工作能力得以大幅度提高,通过学习时势政策,其业务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妇女干部队伍的稳步发展,切实引导了社会舆论导向——她们不仅以其成功形象吸引着同辈人的效仿,而且影响、教育了守旧的父母及周遭“他者”,从而既在更大程度上获得社会认可,又反过来触动社会文化转型。但妇女干部教育同样也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现实社会环境甚至家庭方面的制约。新中国初期的泰兴农村妇女教育,不仅对农村社会秩序的重建、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妇女解放事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留下了可供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借鉴的历史经验。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其经验就在于,要以农村妇女素质的提升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在推进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促进妇女解放。新中国初期泰兴妇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妇女解放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其经验对于加强与改善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对于实现《北京宣言》目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白玛英珍[6]（2021）在《藏传佛教供品象征与功能研究》文中指出供品是宗教学中宗教物质表现研究的命脉。宗教物质表现研究与理念研究是各宗教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宗教物质表现研究通常采用宗教学方法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因此宗教物质表现的研究在过去一直分属于宗教人类学领域。本文总科目之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侧重文化研究,并伴随一定的文化现象研究。在采据方面强调理念分析与文献关系分析,也强调文化的物质表现研究。当物质表现同时属于宗教与文化,本身亦足以形成文化并且与宗教有一定牵连时,传统宗教学视其为单独主题并加以单独研究。藏传佛教虽并不全然等同于宗教,其供品却可沿用传统宗教物质表现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藏传佛教影响下文化领域中的供品（主要以藏传佛教世间供品文献及其图例为研究案例,所以关于苯教供品只作历史介绍）。本文研究顺序是:一、剖析供品理念;二、追溯供品历史;三、解析世间部供品。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阐明第一,供品作为文化时所具有的新功能型人类学之文化结构功能;第二,供品作为趋利避害的有效手段时,直到今天也一直存在的、一直发挥作用的田野间或世间宗教物质功能;第三,供品作为宗教物质表现时,其研究同时涉及历史文献学、图像解析学、环境保护科技、藏医学、藏族传统工艺学、藏历天文学、象征人类学与新功能人类学等多种学科,供品的相关文献与文物、图像在未来还需建设专门主题的图文数据库以容纳。仔细检阅记录供品的传统文献,研究者会发现供品散乱地存在于各处。直至十七世纪供品都未有单独的时空、历史、部派等系统内容梳理。公元十七世纪以来,供品逐渐得到重视与整理机遇,供品注释文献不断涌现。这些注释不断系统化而使得供品拥有了正式的宗教物质身份。供品自同一时期,不仅被藏传佛教运用以圆满教义论述,也被人民采纳,并主动投入使用到世间部的供养活动之中,以追求世间利益圆满。供品在近代研究中接受过无数人类学家的观察、记录。这些过去记录不仅说明了供品以现象转化、具化宗教理念的功能,而且论证了供品的基本文化功能,根据本文的论据推断,供品还有在历史上推进佛教中国化、在当今维护当地文化自我的功能。另外,供品的传播在理论上拉拢了周边各个民族、扩大了文化影响范围。一方面,说明祭祀与供养的本质区别是人类学中关于文明研究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供品作为传统文化研究中关于文明程度的论证课题,在未来必将备受重视与关注。功能与象征在供品价值阐释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探究供品象征与功能的受影响因素也是首要的研究任务。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采取有效手段优化资源配置,抵制盲目制造、倾销供品;诊断供品商品化问题;加强对供品制作的规范、对供品流传的监管;增强供品因素:提高符合传统的宗教物品的制造水平。最终,供品一定能够得到弘扬,供品也能合理转换为旅游纪念商品,发挥其经济价值。亦因此,本文的研究价值是实用导向型的。本文在文献综述中对过去的供品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藏传佛教各派别的供品进行了历史与文献梳理。未来本文还将根据人类学方法,对世间部供品的逻辑关系模型进行多元发散的研究与实证。未来本文的供品研究将主要以核心文本文献与田野采样样本的对比结构展开。其中文献与样本分析方法将会包括统计描述、因子分析、成分分析、理论分析、现象解析与文本历史研究。本文目前得出的结论为:第一,供品由祭祀向供养的过度不仅是由简单的成本取巧设计实现的,也是由文明水平不断提升而实现的;第二,供品中的象征部分属于具体的认知结果,而不是预先规定或者临时插入的。供品象征并非人为可以主观增删、改变的内容。供品象征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供品因其背后理念的一致,在藏传佛教各宗派没有根本差异;第三,供品功能在世间与出世间均存在,这些功能同样是客观的。供品功能只可解析,不可以人为意志扭曲、更改;第四,供品象征受功能制约,根据功能要求变化。供品产生于新功能人类学所讲的供品功能;第五,象征供品与替偶供品是文明的表现,也是文明进步的具体结果。这种先进性根本来源于当地人民的选择与意志,是人民淘汰了祭祀,而不是藏传佛教提供了供养。先进的是曾经历史上人民做出的选择。人民对供品的主动选择主要表现在世间部的供品存留之中:凡是人民认为无用的、外来的、血腥残忍或者要求祭祀的、不利于环保或者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供品,一律受到了人民的抵制、消失在了历史的河流之中。
杨洋[7]（2021）在《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文中指出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是时代文明进步的体现,是推进教育公平,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残疾人权益平等,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社会对残疾人的教育关注十分有限,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特殊教育。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特殊教育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产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调适和完善。基于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背景审视、内容考察、影响因素分析与特点归结以及对发展历程的评析与启示思考的探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特殊教育的本土化发展累积经验、提供借鉴。论文以历史的角度,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考察,从特殊教育各时期具体的内容入手,以全局和局部相结合的方式,描绘出这一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图景。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比较研究法等,探索变迁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中积累了何种经验,并对历史进程进行分析解读,以达到以史鉴今的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主要探讨了自西学东渐伊始,社会有识之士对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及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建立所经历的初期探索历程,具体包括特教师资培养、特殊教育课程体系建立与教学方法移植、学校的经费来源以及生源和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通过对清末特殊教育的初创历程进行描述,分析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受哪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揭示其发展背后的推动力。第二章民初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国家通过制定教育宗旨、划定特殊教育的行政管理来确立特殊教育在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对特殊学校的管理发挥着若隐若现的作用,特殊教育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同时,特殊学校的办学实践有了新的起色,在特教师资培养、课程教学、经费来源等方面趋向正规学校发展,生源和学生就业也较原来有了较大变化。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转型渐变。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统一,教育行政也趋于稳定,政府除了制定特殊教育宗旨和对其进行教育行政管理划分外,开始加强对私立特殊学校的立案监管。同时,义务教育政策的完善,卫生教育、慈善救济政策的强化实施,对这一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辅助推动作用。特殊教育的师资培养、课程设置、语言教学、办学经费等方面“中国化”的色彩愈益浓厚。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期。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给本就薄弱的特殊教育事业重创一击,但在民族生存危机意识强烈的时代背景下,受过教育的残疾人接手开办特殊教育的重任,政府在保存和发展特殊教育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特殊教育事业得以存续。战后,政府对特殊教育制定了相对完善的规划,但受政局动荡影响并未实施。不过,特殊教育在民间推动与政府引导的合力作用下,特教师资培养专业性逐渐增强,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日渐规范,经费来源也逐渐有了稳定的保障,特殊教育逐渐向制度化的方向迈进。第五章在对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内外因素,来揭示其自身与所处环境的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大环境的更迭所产生的影响,同时特殊教育自身功能的转换,人本价值的逐渐突显,以及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也是促成其具有独特发展态势的关键因素。在多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清末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显现出了鲜明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也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代标识,更有助于厘清特殊教育的发展思路。第六章从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程中,辩证地评析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和局限性,并以史为鉴,探索当前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即拓展特殊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这些经验可以为当下特殊教育体系的充实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陆建平[8]（2020）在《古罗马儿童研究 ——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共和晚期至帝国早期的罗马儿童为主要研究对象,描述儿童在家庭、社会、国家等各种领域中的表现,考察罗马儿童的本质与地位、意义与价值,探究罗马人对儿童的社会期待以及罗马文化发挥作用的机制。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从古罗马儿童的定义入手,探析罗马人眼中儿童所具有的天性特征和所承担的角色身份。他们认为童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龄段,与宇宙自然运行的规律相契合,是承担国家政治义务前的准备期。罗马人普遍认同儿童的纯洁性,正视儿童幼稚、不理性的弱点,对儿童的成长性充满了信心和期待。在他们看来,儿童对于罗马家庭十分重要,是罗马传统道德价值的传承者;从社会层面看,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公民,罗马人认为儿童代表了未来的希望。第二章讨论了罗马家庭生活中儿童的生活经历,分析儿童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作用,以及他们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父权制是罗马家庭的核心特征,父母亲对儿童有主要的抚养责任,家庭中的亲族及仆役也对养育儿童起到作用,家庭中多文化的氛围对儿童成长发挥了一定作用,传承家族传统是儿童应尽的义务。从共和至帝政时期,家庭对于儿童的关注在逐渐增加,儿童始终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成员。第三章论述了罗马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儿童在政治生活、国家宗教、国家政策中的历史状况,阐释了社会变革对于公共生活中儿童地位和作用的影响。共和国末期至帝政时期,罗马统治者用传统父权制的内涵、元首制的形式替换了原有的政治体制。新体制呈现出父权制的特征,统治者为了巩固王朝政权,大大加强了不同社会阶层儿童在宗教活动和政治宣传中的作用,部分地干预和接管罗马人对儿童的养育义务,统治者扮演了罗马最高家长的角色。在社会变革时期,女童与男童在宗教政治地位上的差距逐渐在缩小。第四章探讨了罗马儿童教育的发展脉络及两个教育阶段的开展形式,讨论了各阶段中儿童与施教者的关系。在共和晚期至帝国早期,古罗马人以培养道德完善、技艺成熟的演说家为主要目标开展教育活动,把罗马道德规范作为启蒙教育的内容,将掌握口头演说技艺作为学校教育的教学要求,家庭成员、家仆及教师共同施加了对儿童的教育影响。罗马教育在多方面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通过考察古罗马儿童在公共生活、家庭生活及教育中的经历,本文发现,从共和晚期至帝国早期,罗马国家政体的转型对罗马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父权制特征得到了保持;期间,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力不断加大,作为跨地中海的庞大国家,这种状况与它的统治需要是相一致的。
朱霜[9]（2020）在《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人们通常会将巫术看作愚昧落后的产物,这种偏见压抑着巫术长达数千年之久。实际上,把巫术仅仅看作是原始人愚钝和蒙昧产物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有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巫术视为西方科学史的某种朴素的先导,认为巫术是人类在社会伊始尝试认识和理解环境的一种表现。巫术至今也还未完全退出社会生活的舞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巫术反而以更多变更广泛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针对巫术在互联网空间内的新表现,本文提出“电子巫术”的概念;结合“电子巫术”具体的表现案例（锦鲤文化、网络算命、网络星座迷信等）,梳理总结“电子巫术”的表现形式和特征,探寻“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密码;并且从社会环境和个体心理两大角度,在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别把握“电子巫术”现象风靡的缘由;最后,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批判“电子巫术”产业背后的内涵与资本动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分析把握传统巫术的遗存和嬗变,厘清“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来源。辨析巫术、宗教和民俗迷信相关概念,对“电子巫术”的概念进行界定。在完成对“电子巫术”的概念界定后,对其在互联网空间内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描述分析,梳理“电子巫术”的发展流变史,并从巫术的基本思维、要素、手段等方面进一步把握“电子巫术”的文化基因密码。第二,从社会环境的宏观视角,分析“电子巫术”得以流行的原因。中国民间普遍的“一人多信”信仰背景为各式的神秘主义崇拜提供了社会俗信基础,现代社会的高风险环境为“电子巫术”的流行提供了发展的空间,而信息过滤机制又在传播途径上对“电子巫术”的灵验性起到重要的宣传作用。第三,从个体心理的微观视角,把握使用“电子巫术”人群的心理动机。从“去仪式”“去虔诚”“去社会化”“再社会化”四个方面认识巫术“电子化”过程中个体心理状态的转变。“电子巫术”是人们命运无所依存而转投的“心灵避风港”,是对生活“力量感”的试图找寻,是人们企图认识命运的“另一把钥匙”,但实际上折射的是现代人们精神上的“贫瘠”。第四,基于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剖析“电子巫术”背后的资本力量。互联网时代传播的变革也给媒介信息带来类似的巫术影响;同时,巫术新产业也折射资本的惯常手段,构建“平民一夜暴富”的奇迹愿景,即培育人们的欲望,构建“新宗教”,以实现对人的“无意识控制”。
葛俊芳[10]（2020）在《空间·视觉·互动：拉卜楞及周边地区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研究》文中提出视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普遍的文化景观与文化表达,其鲜明的特征就在于图像逐渐成为文化主因,并被作为基本表意符号和主导方式来传递信息和解释这个世界。置身图像时代的语境下,图像似乎早已高度世俗化、审美化乃至娱乐化。然而,这远不是当下中国所有社会成员视觉实践的全部。在宗教信仰活动于日常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的藏族群体中,围绕着图像与观看的一系列视觉实践还渗透着神圣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本文以拉卜楞及其周边地区——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热贡地区作为田野点,因其二者在安多藏区可谓是藏传佛教艺术诸如塑像、唐卡、壁画等主要的生产地和流通地,且社会交往频繁。本文把此地域内信奉格鲁派的藏族家庭佛堂作为研究的特定空间场域,将其中的视觉图像如塑像、唐卡、照片作为主要的视觉分析文本,尝试以视觉文化理论为基础,以阐释人类学理论和仪式理论为辅,来构建一种分析的框架坐标,将传播学、宗教学和艺术学三种学科视角进行融合交叉,来达到跨学科多维度研究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目的。本文依循人类学“自下而上”研究路径,尝试从普通的藏族家庭和个人入手,通过田野作业来参与并观察普通藏族群众围绕家庭佛堂图像而展开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考察他们如何使用、活化塑像、唐卡、图片等图像,发掘藏族普通群众作为佛堂图像运用的主体,在图像观看实践中隐藏的视觉模式,以及在图像意义赋予和与图像交流中所表现出的主动性、独特性和多样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图像的意义和观看的方式。所以本文首先从空间入手,阐述藏族家庭佛堂在藏族日常居住空间中的分布状态、呈现形式,逐层剥析其空间意义,并强调这一特定空间的神圣之处。然后对藏族家庭佛堂里常见的图像按照介质的不同,进行科学、系统的分类,在此基础上逐次加以分析、探讨了不同介质的图像在藏族群众宗教生活中的定位。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分类的表层之下,更值得挖掘和思考的是这些纷繁复杂的图像如何按照隐藏的供奉格局共同寓居于佛堂这个空间,这些图像究竟在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什么样的功能。这种功能认定不是从宏观意义上自上而下的简单赋能,而是来自对藏族群众日常生活微观视角的洞察。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存在着多重的内涵,既可作为圣物在日常宗教仪式中进行展演、膜拜,又可充任视觉媒介,促成各种层面上的交流与互动,还兼具艺术的美感,涵养着藏民族独特的审美气质。并且,这三种特质在藏族群众的图像运用中和谐共存,融为一体。图像的命运就在于观看,观看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行为,深受特定文化的塑造与建构。视觉文化的关键就在于探究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图像之间建立起的一种对应关系。不同的视觉观念造就了人们不同的视觉经验、视觉传统和视觉惯例。特定的文化语境必然会形成一套稳定支配性的观看模式。藏族群众在家庭佛堂图像的视觉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观看范式,包括见即解脱、凝视和观想,与此同时也相应发展出了对观看的诸多规训,形成了种种观看的禁忌。视觉文化研究不仅关注具体的视觉形象,还要求审视身处具体文化的群体,如何以主体的身份和视角赋予他们所见之物以意义。本文将图像从静态存在还原到活态行为中,进一步分析藏族群众在佛堂视觉实践中,对图像进行意义的生产、解读、活化,并如何与这些图像进行交流、互动。最后,本文试图将空间延伸开来,因为佛堂并不是封闭隔绝的,而那些图像也不是只封存在这一空间,它们还随着社会交往和文化互动,流转到了佛堂以外的空间。这些以唐卡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图像,当它们走出原本容身的家庭佛堂、寺院这些神圣空间,进入展厅这类现代公共空间后,其观看机制包括观看空间、观看主体、观看模式以及图像内涵,也随之发生了重构。综上所述,本文得出三个结论。首先,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具有宗教圣物、交流媒介和审美艺术这三面融合为一体的特质。虽然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在藏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承担着多种功能,其供奉格局也在普遍性上基础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但概括而言,藏族家庭佛堂图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不仅是美学意义的,而且也是宗教学以及传播学意义的。其次,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观看带有神圣性。藏族群众对佛堂图像的观看更切近于“观瞻”这种带有神圣性质的视觉行为,这种观看不仅可以作为理解当下各种世俗观看的参照物,更是可以将其形成“地方性”的“观看知识”,在不同观看实践之间展开对话。最后,藏族作为家庭佛堂图像仪式和阐释的主体,并不是固态的刻板的角色。相反,充满了主体的主动性和多样性。在遵循主导性的宗教义理外,他们也以自己的经验解释、激活眼前的图像,赋予它们个人化的意义解读,是佛堂图像意义的再生产者。
二、《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创新之处 |
| 2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概念、问题背景与内容框架 |
| 2.1 主要概念界定 |
| 2.1.1 文化的概念 |
| 2.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2.1.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 |
| 2.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 |
| 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背景 |
| 2.2.1 历史背景 |
| 2.2.2 经济社会背景 |
| 2.2.3 国际背景 |
| 2.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内容框架 |
| 2.3.1 文化源流论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理论的逻辑起点 |
| 2.3.2 意识形态主导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 |
| 2.3.3 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论展现了文化强国建设的丰富内涵 |
| 2.3.4 文化自信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的精神前提问题 |
| 2.3.5 文化建设论解决文化强国的实践途径问题 |
| 2.3.6 文化交往论解决文化强国建设中与其他民族文化共处共荣的问题 |
| 3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流论 |
| 3.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源 |
| 3.1.1 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的论述 |
| 3.1.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优势 |
| 3.1.3 中华传统文化的流变 |
| 3.1.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
| 3.2 革命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根脉 |
| 3.2.1 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
| 3.2.2 革命文化的创新内容 |
| 3.2.3 革命文化的主要特征 |
| 3.2.4 继承弘扬好革命文化 |
| 3.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形态 |
| 3.3.1 先进文化的概念 |
| 3.3.2 先进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 |
| 3.3.3 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
| 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主导论 |
| 4.1 文化的意识形态主导性 |
| 4.1.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的演变 |
| 4.1.2 意识形态的一般功能 |
| 4.1.3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
| 4.1.4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主导性的论述 |
| 4.2 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和践行理想信念 |
| 4.2.1 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
| 4.2.2 在学习与实践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理想信念 |
| 4.3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 4.3.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4.3.2 习近平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
| 4.3.3 习近平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论述的思想内容 |
| 4.4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
| 4.4.1 思想道德与新时代文化的关系 |
| 4.4.2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任务 |
| 4.4.3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原则性举措 |
| 4.5 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 |
| 4.5.1 切实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
| 4.5.2 切实加强宣传思想工作 |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宗教、网络文化建设分论 |
| 5.1 文艺论 |
| 5.1.1 文艺的特性 |
| 5.1.2 习近平关于文艺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论述 |
| 5.1.3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职能的论述 |
| 5.1.4 崇德尚艺,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
| 5.1.5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
| 5.2 宗教论 |
| 5.2.1 宗教与宗教文化 |
| 5.2.2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
| 5.2.3 社会主义中国的宗教政策 |
| 5.2.4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的重要论述 |
| 5.3 网络文化论 |
| 5.3.1 国际互联网、网络技术与网络空间 |
| 5.3.2 网络文化及其特征 |
| 5.3.3 习近平关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 |
| 5.3.4 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 |
| 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论 |
| 6.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 6.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思想文化背景 |
| 6.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提出 |
| 6.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含义 |
| 6.1.4 习近平关于“四个自信”之间关系的论述 |
| 6.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必要性与根本依据 |
| 6.2.1 文化自信的必要性 |
| 6.2.2 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据 |
| 6.3 坚定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
| 6.3.1 从理论上坚定文化自信 |
| 6.3.2 从实践中坚定文化自信 |
|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 |
| 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
| 7.1.1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区分 |
| 7.1.2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 |
| 7.1.3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
| 7.2 改革文化管理和运行体制机制,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2.1 深化文化机构体制改革 |
| 7.2.2 完善文化事业、产业管理体制机制 |
| 7.2.3 加快构建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 7.3 以重大举措推动文化事业发展 |
| 7.3.1 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实践举措 |
| 7.3.2 加强思想道德养成和精神文明实践 |
| 7.3.3 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和遗产保护工作 |
| 7.4 以有力举措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
| 7.4.1 以系统性举措繁荣文艺作品创作生产 |
| 7.4.2 多措并举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 |
| 7.5 坚守共同原则,创新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
| 7.5.1 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
| 7.5.2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
| 7.5.3 坚持全民动员、走万众创新之路 |
| 7.5.4 “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
| 7.5.5 加强党管人才是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根本原则 |
|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交往论 |
| 8.1 .文化交往及其逻辑前提 |
| 8.1.1 文化交往 |
| 8.1.2 文化交往的逻辑前提: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 |
| 8.2 尊重包容、交流互鉴是不同文化交往应秉持的基本态度 |
| 8.2.1 尊重、包容各民族文化自主、文化自由 |
| 8.2.2 各民族文化应该交流互鉴、相互学习 |
| 8.3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吸收外来” |
| 8.3.1 “吸收外来”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 |
| 8.3.2 “走出去”以“吸收外来” |
| 8.3.3 “引进来”以“吸收外来” |
| 8.4 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争取话语权、提升软实力 |
| 8.4.1 话语权与话语权问题 |
| 8.4.2 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话语权的主要措施 |
| 8.4.3 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
| 8.5 中国文化应该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 |
| 8.5.1 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的两类资源 |
| 8.5.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世界发展的中国方案 |
| 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与价值 |
| 9.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 |
| 9.1.1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
| 9.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
| 9.1.3 强烈的问题意识 |
| 9.1.4 鲜明的实践指向 |
| 9.1.5 坚持以创新驱动和引领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 |
| 9.1.6 强调文化工作网上网下协同发力 |
| 9.1.7 坚持把人才保证放到重要地位 |
| 9.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1 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 |
| 9.2.2 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 |
| 9.2.3 习近平创造性论述了四个自信之间的关系 |
| 9.2.4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
| 9.2.5 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的重大文化创新 |
| 9.2.6 一系列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 |
| 9.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意义 |
| 9.3.1 理论意义 |
| 9.3.2 实践价值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校发表论文及研究成果 |
（2）《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内容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基于汉语教材的相关研究 |
| 1.3.2 关于《发展汉语》教材文化因素相关研究 |
| 1.3.3 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研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统计分析法 |
| 1.4.2 内容分析法 |
| 1.5 创新点 |
| 第二章 《发展汉语》综合教材中的文化因素梳理与统计 |
| 2.1 《发展汉语》文化因素的定义及分类说明 |
| 2.1.1 文化因素的定义 |
| 2.1.2 《发展汉语》文化因素分类 |
| 2.1.3 统计方法说明 |
| 2.2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Ⅰ、Ⅱ)的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2.1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Ⅰ)统计情况 |
| 2.2.2 《发展汉语·初级综合》(Ⅱ)统计情况 |
| 2.3 《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Ⅰ、Ⅱ)的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3.1 《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Ⅰ)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3.2 《发展汉语·中级综合》(Ⅱ)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4 《发展汉语·高级综合》(Ⅰ、Ⅱ)的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4.1 《发展汉语·高级综合》(Ⅰ)的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4.2 《发展汉语·高级综合》(Ⅱ)的文化因素统计情况 |
| 2.5 小结:各项文化因素占总文化因素比例情况 |
| 第三章 基于不同角度的《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内容分析 |
| 3.1 基于《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文化目标的内容分析 |
| 3.1.1 《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中文化目标概说 |
| 3.1.2 《大纲》文化目标与《发展汉语》综合教材中文化目标的匹配度 |
| 3.2 基于教材板块结构的文化因素内容分析 |
| 3.2.1 语音部分 |
| 3.2.2 生词部分 |
| 3.2.3 课文部分 |
| 3.2.4 活动与练习部分 |
| 3.3 基于不同文化题材的内容分析 |
| 3.3.1 物质文化类 |
| 3.3.2 历史与制度类 |
| 3.3.3 文化成就类 |
| 3.3.4 文化附加词类 |
| 3.3.5 人际交往类 |
| 3.3.6 风俗与习惯类 |
| 3.4 基于文化呈现方式的内容分析 |
| 3.4.1 以文章为载体 |
| 3.4.2 以图片为载体 |
| 3.4.3 以词语造句为载体 |
| 3.4.4 以歌曲为载体 |
| 第四章 对《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设计的思考与建议 |
| 4.1 文化因素设计存在的问题 |
| 4.1.1 文化教学目标有待细化 |
| 4.1.2 文化内容编排实用性较弱 |
| 4.1.3 地域性文化元素设计陈乏 |
| 4.1.4 网络资源与教材的粘合度不高 |
| 4.2 改进措施 |
| 4.2.1 细化文化教学目标 |
| 4.2.2 合理编排文化因素内容 |
| 4.2.3 因地制宜,重视地域文化渗透 |
| 4.2.4 加强网络资源与教材的粘合度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3）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对象的界定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研究 |
| 二、关于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 |
| 三、关于王权与教权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难点 |
| 一、研究的创新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定量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 |
| 第五节 理论框架和基本结构 |
| 一、历史时期划分 |
| 二、王权和教权在政治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三、文章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王权与教权结合初构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本土价值观念塑造柬埔寨政治文化底基 |
| 一、尊崇女性的性别观念 |
| 二、泛灵崇拜的本土信仰 |
| 第二节 印度宗教传入构建王权与教权关系 |
| 一、印度教中的王权与教权结合 |
| 二、佛教替代印度教占支配地位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结合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多元信仰体系建立思想认同 |
| 二、王权高于教权的政治秩序 |
| 三、宗教伦理秩序下的伦理背离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国殖民影响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法国殖民政府弱化王权和教权 |
| 一、推动制度改革削弱王权影响力 |
| 二、插手王位继承意图控制后继国王 |
| 三、控制教育淡化教权和王权影响力 |
| 第二节 法国殖民时期柬埔寨民族主义觉醒 |
| 一、“受阻的”民族意识发展 |
| 二、民族主义思想觉醒和传播 |
| 三、民族主义促成政党政治与宪政体制 |
| 第三节 法国殖民统治下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王权适度调适回应外部压力 |
| 二、佛教民族主义思潮初现端倪 |
| 三、初建的民主制度形式大于内容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冲击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理念与实践 |
| 一、从佛教民族主义到二轮理论 |
| 二、西哈努克佛教社会主义施政理念 |
| 三、佛教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政治实践 |
| 第二节 冷战漩涡中的柬埔寨政治 |
| 一、西哈努克中立外交政策失效 |
| 二、朗诺政权推动“双头政治”形成 |
| 第三节 共产主义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一、极左政策对柬埔寨政治文化的影响 |
| 二、延续社会主义路线与探求发展道路 |
| 第四节 东西方价值碰撞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政治受到西方思想制度形塑 |
| 二、王权衰降成就西哈努克个人影响力提升 |
| 三、柬埔寨佛教朝政治化方向发展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政党政治主导柬埔寨政治文化 |
| 第一节 王权政治影响力的边界 |
| 一、受《柬埔寨王国宪法》制约的王权 |
| 二、西哈努克积极参政维护权威 |
| 三、西哈莫尼远离政治保持影响 |
| 第二节 政党政治推动政治发展 |
| 一、当代政党制度构建与发展 |
| 二、主要政治党派关系演变 |
| 三、从“多党”到“一党”政治演变 |
| 第三节 人民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影响 |
| 一、人民党主导柬埔寨政治发展 |
| 二、人民党自我调节适应发展需要 |
| 三、人民党塑造国家对外关系形象 |
| 第四节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特点 |
| 一、柬埔寨确立多党选举制度 |
| 二、君主立宪制度下形成“强政党”政治 |
| 三、柬埔寨佛教政治化程度加深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柬埔寨政治文化的演进 |
| 第一节 王权与教权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一、庇护关系根植于本土价值观念 |
| 二、不平衡教俗并立中的庇护关系 |
| 三、现当代意义下的教俗并立关系 |
| 第二节 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一、印度宗教文化的本土化演变 |
| 二、法国殖民文教系统的本土化演变 |
| 三、西方政治思想制度的本土化演变 |
| 第三节 王权与教权对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作用 |
| 参考文献 |
（4）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身份与阶层:美国创剧人群体的演变 |
| 第一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身份界定(1928-1963) |
| 一、创剧人身份的探索:从发明家到电视人 |
| 二、创剧人身份的确立:首席编剧与执行制片人 |
| 第二节 电视时代创剧人的阶层分析(1964-1998) |
| 一、创剧人群体的形成:三大剧种创剧人群体 |
| 二、创剧人阶层的出现:三大阶层创剧人分布 |
| 第三节 网络时代创剧人的阶层突破(1999-2019) |
| 一、模型构建:多源异构数据下的第一阶层创剧人画像 |
| 二、画像分析:从第一阶层创剧人到创剧人“职业群体” |
| 第二章 他者与自我: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内容选择 |
| 第一节 他者互文:临摹现实文本下的客观写实 |
| 一、效仿现实生活:从真人真事中取材 |
| 二、互文经典作品:从文学与影视中取材 |
| 第二节 自我表现:“三重自我建构”下的主观抒情 |
| 一、对“个体自我”的探寻 |
| 二、对“关系自我”的定位 |
| 三、对“集体自我”的认知 |
| 第三节 紧密结合:创剧人文本内容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他者故事中自我的汇入 |
| 二、自我镜像中他者的虚构 |
| 第三章 制作与创作:网络时代创剧人文本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制作范式:视听电影化与叙事文学性 |
| 一、电影化影像策略:质感营造与“景观”制造 |
| 二、文学性叙事策略:叙事结构与叙事线索 |
| 第二节 创作风格:视听个性化与叙事风格化 |
| 一、个性化的长镜头与蒙太奇 |
| 二、风格化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高度统一:创剧人文本形式层面的群体特征 |
| 一、制作范式中个性的凸显 |
| 二、创作风格中成规的体现 |
| 第四章 互构与升华:群体特征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与共同作用 |
| 第一节 相互关系:成规与个性的互构 |
| 一、同源性:相近起源与发展 |
| 二、同构性:相互建塑和形构 |
| 三、共生性:互相依存与协作 |
| 第二节 共同作用:多元且精彩的主题 |
| 一、世界观的引导:个人信仰与哲学思辨 |
| 二、人生观的认同:女性主义、反同性歧视和反种族歧视 |
| 三、价值观的迎合:反英雄、非英雄与集体无意识 |
| 第五章 环境与心理:网络时代创剧人群体特征的成因 |
| 第一节 外在环境之变:媒介场域架构下的特征成因 |
| 一、网络时代媒介场域的架构变化 |
| 二、媒介与受众博弈下的底层逻辑 |
| 第二节 内在心理动因:“人类动机理论”下的特征成因 |
| 一、自我求生:生活困难者的生理需要 |
| 二、自我救赎:面临威胁者的安全需要 |
| 三、自我倾诉:身份认同困惑者的归属需要与情感缺失者的情感需要 |
| 四、自我证明:事业受挫者的尊重需要 |
| 五、自我实现:美国创剧人的终极追求 |
| 结语 |
| 第一节 从传播到效仿:美剧强大的影响力 |
| 第二节 在分辨中学习:现状、启示与反思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5）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 |
| 一、传统中国妇女教育及其近代嬗变 |
|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
| 三、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主张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之前党的妇女教育理论与实践 |
| 一、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妇女教育 |
|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妇女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学制改革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根据地学制与女童入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女童教育概述 |
| 三、新中国初期学制改革与小学教育 |
| 四、学校教育恢复中的女童入学教育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学校教育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二、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小学教育 |
| 三、苏北农村学龄女童入学的基本状况 |
| 四、影响女童入学教育的多元因素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女童入学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女童入学率的提升 |
| 二、苏北农村女童辍学率的降低 |
| 三、苏北农村女童教育环境的改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识字扫盲教育政策与措施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识字扫盲教育概述 |
| 二、全国农村识字扫盲的方针政策 |
| 三、江苏农村识字扫盲的具体措施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识字扫盲运动中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状况 |
| 一、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文盲率 |
| 二、“三区”并存下的妇女参与社会变革 |
| 三、政府主导的升级识字扫盲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的识字扫盲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能力素质的提高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家庭收入的增加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 |
| 四、苏北农村识字扫盲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社会教育 |
| 一、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概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内容 |
| 一、形势政策教育 |
| 二、思想政治教育 |
| 三、生产劳动教育 |
| 四、卫生健康教育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主要成效 |
| 一、农村妇女主体作用的显现 |
| 二、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 |
| 三、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增强 |
| 四、农村妇女社会教育的经验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党领导下的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一、革命战争时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二、新中国初期农村妇女干部政策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成就 |
| 一、苏北农村妇女干部规模迅速发展 |
| 二、苏北农村妇女干部培养路径多样 |
| 三、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内容丰富 |
| 第三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干部教育的意义 |
| 一、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妇女解放 |
| 二、妇女干部教育与农村社会进步 |
| 三、妇女干部教育与妇女自身解放 |
| 四、妇女干部教育的制约因素探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历史贡献 |
| 一、女童教育构筑了男女性别平等的基础 |
| 二、扫盲教育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综合素质 |
| 三、社会教育提高了农村妇女的主体地位 |
| 四、干部教育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动员 |
| 第二节 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的当代启示 |
| 一、为新时代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 |
| 二、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改革提供方法 |
| 三、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教育提供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口述材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藏传佛教供品象征与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摘要2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缘起与选题的意义 |
| 2.文献综述 |
| 3.概念界定 |
| 4.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祭祀品到藏传佛教供品的源流 |
| 1.1 自然物的神圣化:原始苯教的祭祀品与巫术 |
| 1.2 宗教的凸显:佛教影响下祭品的变迁 |
| 1.3 供品的丰富与发展:不同教派对供品的解 |
| 1.3.1 供品的丰富过程 |
| 1.3.2 不同教派对供品的解释与偏重 |
| 1.3.3 供品的发展:世间部的丰富供品 |
| 第二章 藏传佛教供品的出世间与世间格局 |
| 2.1 自然空间与神圣的空间 |
| 2.2 世间:作为供品使用的基本尺度 |
| 2.3 出世间:供品的更高层次意义 |
| 第三章 藏传佛教供品的物质特征 材料/色彩/形制与象征 |
| 3.1 供品的材料与象征 |
| 3.2 供品的色彩特征与象征 |
| 3.3 供品的形状特征与象征 |
| 第四章 藏传佛教供品的行为特征 |
| 4.1 从神圣物品到供品:供品的供养与供献功能 |
| 4.2 社会中的供品 |
| 4.3 .特定文化情景中的供品 |
| 第五章 当前的供品象征与供品功能嬗变 |
| 5.1 象征的嬗变 |
| 5.2 功能的嬗变 |
| 5.3 象征与功能的客观成立标准 |
| 结论 |
| 附录1 核心文献中供养仪轨的原文整理 |
| 附录2 供养对象 |
| 附录3 核心文献汉文翻译(节选) |
| 附录4 田野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研究的价值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七、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清末特殊教育的滥觞与起步(1874—1911) |
| 一、清末特殊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动荡政局为开办特殊教育提供宽松土壤 |
| (二)西学东渐的文化传播为特殊教育的产生创造条件 |
| (三)新教育发展为特殊教育移植创设宽容氛围 |
| 二、清末特殊教育的嚆矢 |
| (一)清末特殊教育的舆论宣传 |
| (二)教会特殊教育机构的兴起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启蒙 |
| (一)盲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二)聋哑教育师资培养的肇始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的初步探索 |
| (一)确立“识字明道”的培养目标 |
| (二)尊西仿新的课程体系初具 |
| (三)教学方法的移植与改进 |
| 五、特殊教育经费对西国的依附 |
| (一)教会慈善人士的联合募捐 |
| (二)国内教会组织的支持资助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的零星尝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初期特殊教育的规范化发展(1912-1926)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军权至上的政局导致特殊教育发展边缘化 |
| (二)城市社会变动改变残疾人的救助观念 |
| (三)教育热潮迭起为特殊教育发展创设民主氛围 |
| 二、民初特殊教育政策的形成与确立 |
| (一)民初特殊教育宗旨的流变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初定 |
| (三)特殊学校确立地位与规范管理 |
| 三、特殊教育师资来源的自给自足 |
| (一)特殊学校毕业生扩充师资队伍 |
| (二)特殊学校附设短期师资训练班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变革与课程教学完善 |
| (一)确立“塑造独立国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丰富充实 |
| (三)语言教学方法的改进与调试 |
| (四)上海盲童学校的个案考察 |
| 五、广源众筹的多渠道经费来源 |
| (一)特殊学校的外源性筹资 |
| (二)特殊学校的内源性筹资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办学增加,国人积极仿办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的“中国化”渐变(1927-1936)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教育行政渐趋稳定与教育秩序规范 |
| (二)国内预防残疾意识逐渐增强 |
| (三)儿童学研究的发展促使国人关注残疾儿童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调整与发展 |
| (一)特殊教育宗旨的核心确立 |
| (二)特殊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调整 |
| (三)私立特殊学校的管理权过渡 |
| (四)特殊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变通政策 |
| (五)卫生教育与慈善救济的强化实施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初步形成 |
| (一)确立职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专业知识技能的课程设置 |
| (三)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经验积累 |
| 四、特殊教育培养目标革新与课程教学的本土探索 |
| (一)确立“盲哑教育职业化”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宗教性弱化 |
| (三)国人对语言教学的尝试与突破 |
| 五、西方母国经费来源缩减 |
| (一)国内捐款与政府补助增加 |
| (二)制定学费标准,补充学校经费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教会与国人办学数量的此消彼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挫折复兴(1937-1949)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致使特殊教育重心南移 |
| (二)特殊教育专业组织的兴起助力 |
| (三)战后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特殊教育生存举步维艰 |
| 二、南京国民政府后期特殊教育政策的规划与完善 |
| (一)战时特殊教育政策的应时调整 |
| (二)战后特殊教育政策的完善性规划 |
| 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性增强 |
| (一)专业性与师范性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
| (二)注重系统理论学习的课程设置 |
| (三)延聘专业教师开展培训 |
| (四)战后拟定专业师资培养方案 |
| 四、特殊教育办学目标与课程教学体系的日趋完善 |
| (一)确立“培养社会有用公民”的培养目标 |
| (二)课程内容的规范设置 |
| (三)特色教学法的形成 |
| 五、经费来源渐趋稳定 |
| (一)社团组织的经费补助 |
| (二)政府经费投入渐增 |
| 六、特殊学校生源就业与发展规模 |
| (一)学校生源及就业情况 |
| (二)学校数量扩充,残疾人渐成办学主体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
| 一、特殊教育发展的外生性影响因素 |
| (一)政权更替与国家权力触角的延伸 |
| (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新生与生产力的客观需求 |
| (三)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强势推进 |
| 二、特殊教育发展的内生性影响因素 |
| (一)特殊教育自身的功能转换 |
| (二)特殊教育的人本价值逐渐突显 |
| (三)适应本土发展的自我调整 |
| 三、特殊教育发展的特点归结 |
| (一)教育观念由“养”到“教”不断明晰 |
| (二)教育监管由“放”到“收”的集权化 |
| (三)特教师资培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 |
| (四)课程教学体系杂糅走向融合的本土化适应 |
| (五)经费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的开放化集资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评析与启示 |
| 一、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经验 |
| (一)特殊教育本质功能的表达与强化 |
| (二)政府主权意识觉醒加强特殊教育整顿规范 |
| (三)特教师资培养体系的形成与教学经验积累 |
| (四)西式课程与教学方法的植入与改造 |
| (五)多方支援加强特殊教育根基巩固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困境 |
| (一)角色定位摇摆不定,教育观念难转变 |
| (二)政策法规零散不健全影响特殊教育规范管理 |
| (三)师资培养体系欠缺阻碍教学工作进展 |
| (四)课程教学过度依赖制约特殊教育独立发展 |
| (五)经费支出基础薄弱导致特殊教育发展缓慢 |
| 三、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
| (一)拓展融合教育观念视角,社会融合与自主发展并举 |
| (二)加强特殊教育政策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建设 |
| (三)优化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推动师资专业化发展 |
| (四)丰富特殊教育课程教法内涵,把握借鉴与创新合理尺度 |
| (五)扩充特殊教育经费投入比例,凝聚多元力量均衡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古罗马儿童研究 ——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的选题意义 |
| 二、原始资料与研究综述 |
| (一)古典文献与考古资料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基本框架、理论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古罗马儿童的定义 |
| 第一节 关于罗马儿童的称谓 |
| 一、拉丁语中的称谓 |
| 二、希腊语中的称谓 |
| 第二节 童年期与生命周期 |
| 一、命理学、宇宙学与医学视角 |
| 二、政治与法律规定 |
| 三、童年期内的阶段划分 |
| 第三节 罗马社会的儿童观 |
| 一、古罗马儿童的特性 |
| 二、古罗马儿童的身份 |
| 小结 |
| 第二章 古罗马家庭中的儿童 |
| 第一节 古罗马人的家庭 |
| 一、古罗马家庭的涵义 |
| 二、古罗马家庭的特征 |
| 第二节 古罗马儿童的家庭生活 |
| 一、出生与被接纳 |
| 二、不被接纳的原因及其形式 |
| 三、抚养与规训 |
| 四、儿童玩耍 |
| 五、童年结束 |
| 六、儿童死亡 |
| 第三节 古罗马儿童的家庭关系 |
| 一、儿童与双亲 |
| 二、儿童与亲族、继父母和家仆 |
| 三、儿童与家族祖先和神灵 |
| 小结 |
| 第三章 古罗马公共生活中的儿童 |
| 第一节 罗马社会环境变迁 |
| 一、政治体制沿革 |
| 二、对外关系变化 |
| 三、经济社会发展 |
| 第二节 公共事务中的儿童 |
| 一、儿童与政治生活 |
| 二、儿童与国家宗教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视域下的儿童 |
| 一、儿童与国家婚育政策 |
| 二、儿童与社会福利政策 |
| 小结 |
| 第四章 古罗马儿童的教育 |
| 第一节 古罗马人的教育理念 |
| 一、伊达拉里亚传统教育理念 |
| 二、西塞罗的教育理念 |
| 三、昆体良的教育理念 |
| 第二节 家庭教育 |
| 一、家庭启蒙教育 |
| 二、家庭文化环境教育 |
| 三、家庭私教 |
| 第三节 学校教育 |
| 一、初级学校 |
| 二、中级学校 |
| 三、高级学校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论题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巫术与仪式： 国外理论溯源 |
| 二、“现代巫术”与符号象征：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电子巫术”的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化基因的探寻:传统巫术的遗存与嬗变 |
| 第一节 巫术、宗教与民俗信仰的区分 |
| 一、巫术与宗教的区分 |
| 二、巫术与民俗迷信的区分 |
| 三、“电子巫术”概念的界定 |
| 第二节 “电子巫术”发展流变史 |
| 一、算命产业的电子智能化 |
| 二、星座迷信的“科学”化与娱乐化 |
| 三、锦鲤民俗文化的现代化展演 |
| 第三节 “电子巫术”的基因承继 |
| 一、巫术仪式中永恒的交感律 |
| 二、古代巫师与“电子巫师” |
| 三、图腾与咒语形式的延续 |
| 第二章 社会环境的机制——“电子巫术”的扎根土壤 |
| 第一节 “一人多信”蓄力信仰内需 |
| 一、“一人多信”的社会信仰背景 |
| 二、功能主义导向下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博弈 |
| 第二节 高风险社会是“电子巫术”生长的温床 |
| 一、巫术起源之“生产力低下说” |
| 二、高风险社会与现代生存危机 |
| 第三节 信息过滤合理化灵验奇迹 |
| 一、信息过滤 |
| 二、“电子巫术”灵验奇迹的传播 |
| 第三章 个体命运的映射:“电子巫术”使用心理的剖析 |
| 第一节 巫术“电子化”过程中个体心理状态的转变 |
| 一、“电子巫术”的“去仪式” |
| 二、“电子巫术”的“去虔诚” |
| 三、“电子巫术”的“去社会化” |
| 四、“电子巫术”的“再社会化” |
| 第二节 认识命运的“另一把钥匙” |
| 一、“丧”心态下无用幽灵的徘徊 |
| 二、焦虑恐惧与“机会概率”之间的转化 |
| 三、“电子巫术”给予的“力量感” |
| 第三节 狂欢背后的“精神贫瘠” |
| 一、“私愿至上”的伪信仰 |
| 二、人类恒久的“宗教性” |
| 三、“灵魂规制”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信息的“蛊”与流量的“毒”——“电子巫术”背后的资本力量 |
| 第一节 媒介信息的“蛊” |
| 一、大众传媒对仪式象征的重构 |
| 二、媒介仪式中的宗教隐喻 |
| 第二节 资本流量的“毒” |
| 一、平民一夜暴富的“神话”愿景 |
| 二、消费的神话:社会“新巫术” |
| 三、温柔的掠夺与无声的献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空间·视觉·互动：拉卜楞及周边地区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一、选题因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与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理论基础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田野描述 |
| 第一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空间呈现 |
| 第一节 图像与空间 |
| 一、图像与空间的关系 |
| 二、藏族家庭佛堂样貌 |
| 第二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空间形式 |
| 一、牧区——帐篷上首的供案 |
| 二、农区——正房、耳房 |
| 三、城市——书房、客厅、阳台 |
| 第三节 家庭佛堂在藏族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意义 |
| 一、神佛寓居的空间 |
| 二、个体宗教信仰实践的空间 |
| 三、家庭宗教活动的场所 |
| 四、宗教信仰和传统道德代际传承的场所 |
| 第四节 藏族家庭佛堂空间的神圣及其禁忌 |
| 一、宗教空间的场所精神 |
| 二、藏族家庭佛堂的神圣 |
| 三、藏族家庭佛堂的空间禁忌 |
| 第二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类别 |
| 第一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体系 |
| 一、藏族家庭佛堂神灵体系来源 |
| 二、藏族家庭佛堂神灵系统 |
| 第二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构成 |
| 一、塑像——佛堂中主导性的图像 |
| 二、唐卡——佛堂中民族性的图像 |
| 三、照片——佛堂中现代性的图像 |
| 第三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变迁 |
| 一、新旧并存 |
| 二、功能互补 |
| 三、形态创新 |
| 第三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供奉格局及功能 |
| 第一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特征及象征物 |
| 一、共性与个性并存 |
| 二、图像的开光 |
| 三、藏族家庭佛堂的其他宗教象征物 |
| 第二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现有的供奉格局与禁忌 |
| 一、藏族家庭佛堂图像常见的供奉格局 |
| 二、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禁忌 |
| 第三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功能 |
| 一、礼敬与供养——精神信仰 |
| 二、尊师与忆亲——世俗伦理 |
| 三、记忆与传承——民族文化 |
| 四、认同与区隔——身份标识 |
| 五、唯乐与唯实——现实观照 |
| 第四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多重内涵 |
| 第一节 作为圣物的家庭佛堂图像 |
| 一、佛堂图像作为精神皈依的对象 |
| 二、佛堂图像作为日常修行的对象 |
| 第二节 作为媒介的家庭佛堂图像 |
| 一、佛堂图像是藏传佛教传播的媒介 |
| 二、佛堂图像是信众与神灵之间的象征性媒介 |
| 第三节 作为艺术的家庭佛堂图像 |
| 一、佛堂唐卡艺术的特点分析 |
| 二、匿名的唐卡画师 |
| 三、从圣物到商品 |
| 四、佛堂图像三面一体的特性 |
| 第五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视觉实践 |
| 第一节 视觉文化里的观看 |
| 一、观看的本质 |
| 二、空间与观看模式 |
| 三、藏族家庭佛堂图像观看的思维基础 |
| 第二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视觉范式 |
| 一、见即解脱 |
| 二、凝视 |
| 三、观想 |
| 第三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观看的禁忌 |
| 一、隐秘的图像——被遮蔽的唐卡 |
| 二、他者、女人——被禁止的观看者 |
| 第六章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意义阐释与人神互动 |
| 第一节 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意义阐释 |
| 一、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象征涵义 |
| 二、藏族家庭佛堂图像意义的活化 |
| 第二节 藏族和家庭佛堂图像的互动 |
| 一、图像与人类的交流 |
| 二、以灵赋像 |
| 三、藏族和家庭佛堂图像的互动方式 |
| 第三节 空间转换下佛堂图像观看机制的重构 |
| 一、从神圣空间到世俗空间——观看空间的流转 |
| 二、从信众到观众——观看主体的置换 |
| 三、从圣物到艺术——图像内涵的变相 |
| 结语 |
| 一、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的特性 |
| 二、藏族群众家庭佛堂图像观看的神圣性 |
| 三、藏族群众作为家庭佛堂图像仪式和阐释的主体性 |
| 四、研究反思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2]《发展汉语》综合教材文化因素内容分析[D]. 姚易.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3]柬埔寨政治文化研究[D]. 顾佳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网络时代美国创剧人研究[D]. 尤达.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5]新中国初期苏北农村妇女教育研究（1949-1956） ——以江苏泰兴为例[D]. 杨方. 扬州大学, 2021(02)
- [6]藏传佛教供品象征与功能研究[D]. 白玛英珍. 西南民族大学, 2021(02)
- [7]清末民国时期特殊教育发展研究（1874-1949）[D]. 杨洋.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8]古罗马儿童研究 ——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D]. 陆建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2)
- [9]仪式象征与符号崇拜 ——“电子巫术”的批判性分析研究[D]. 朱霜.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空间·视觉·互动：拉卜楞及周边地区藏族家庭佛堂图像研究[D]. 葛俊芳. 兰州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