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论文文献综述）
刘后德[1]（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提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鞠斐[2]（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董清文[3]（2019）在《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文中提出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与逻辑分析法梳理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的过程,将其置于场域之中结合文化学视角透视其演进逻辑,从文化解构与建构的角度发掘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主体间的互动。本研究主要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概念与内涵进行阐释;第二部分,以文化结构理论与文化传播的客观规律为统领梳理中近代体育本土化演进过程以及具体细节,通过文化心理的转变阐释各时期本土化过程的表征,进而将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分为三期——练兵自强御侮时期以洋务派为主导的器物本土化,政经变革西化时期以维新派为主导的制度本土化,价值转变文化启蒙时期以新文化人为主导的心理意识本土化,最后追问解释本土化异化问题——本土民族传统体育边缘化的由来;第三部分,以文化解构的理论反思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的演进过程,阐释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防卫机制的产生,并从文化学角度追寻本土化何以能的问题,最终总结为中国文化内在的生命活力机制是本土化的动力来源,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以及天下危亡的外环境紧张是本土化的现实条件;第四部分,总结讨论中国近现代体育本土化的逻辑与联系,追问中西文化现代交流能否超越本土化。
高一品[4]（2019）在《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内容为梳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文化现代化而进行的探索的思想发展脉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如何接续发展是中国文化在百年来始终所思考的问题。对此,从完全拒斥西方文化的顽固派到逐渐吸收、接纳西方的先进思想家,国人意识到学习西方,使中西方文化相交流、融合是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唯一途径。由此,人们开始对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从形上领域到政治领域的多维探索。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当时国人最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所进行的应对,从完全封闭自身以拒斥西方文化,发展为逐渐开放,以“体用”模式,不断扩大西学的范畴,最终发展为极端的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第二部分为面对此种以西方文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现代新儒家学者们立足中国文化,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此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力图论证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可以发展出现代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并以传统文化精髓弥补西方文化的不足,形成未来的世界文化。第三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立足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使多元文化元素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符合现代化需求的新文化。进而建立以“马魂”统摄“中体”与“西用”的三元文化发展模式。第四部分为学术界的文化现代化发展理论在现实政治领域的实践。从新中国建立后最初的开放性文化指导方针,发展到习近平提出当今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当中,其自身的内涵逐渐丰富,作为一种创造主体、运作主体、生命主体,中国文化不断创造出符合时代需求的有益内容,是文化自信建立的基础,有助于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王荷池[5]（2018）在《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文中提出南京素有“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美誉,教育水平一直位于中国前列,南京城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据重要的历史地位。因此,以“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目前针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呈现独立、分散的状态,本文首次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南京近代教育建筑,以期对当今教育建筑遗产保护提供历史线索,为当今的校园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本文以史学研究为主,史论分析为辅,史、论结合。在爬梳剔抉国内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考察研究,引入社会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学科研究,系统性地呈现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历程,整体梳理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剖析其发展特征,并揭示其背后的发展动因。本文通过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演变的分析,揭示了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过程和发展规律,探讨了近代教育理念的变迁如何影响教育建筑空间的发展。通过翔实的建筑案例分析,深入剖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技术特征。本文研究内容由八章组成,各章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系。第一章为绪论,明确了研究对象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思路,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第二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况,对研究分期、分类的缘由进行阐述,提纲挈领地总结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描述了目前现状。第三至六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研究,以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为主线,从纵横两个剖面展开:纵剖面根据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特点将1840—1949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即晚清时期（1840—1911年）、民国前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11—1937年）、日占时期（1937—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期（1945—1949年）,以时间为序梳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发展脉络;横剖面依本土与殖民两条线索,分别探讨了四个历史时期中的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的建筑本体特征、校园规划建设特征以及相应的学校建设策略、规章制度等,并总结出各历史时期教育建筑的发展动因。纵横两个剖面的研究形成了南京近代教育建筑阶段性特征的翔实考证与历史发展脉络的全景式呈现。第七章为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去认识教育建筑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发展动因,以期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第八章为结论,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
杨天奇[6]（2018）在《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羊学自东汉衰微后,一蹶不振。尽管统治者极力挽救,却仍旧改变不了其江河日下的态势。魏晋时期,世人虽能颂《公羊传》,然已不能通其义;南北朝儒者则推崇《左传》,《公羊》、《谷梁》二传往往多不措怀;唐、宋、元、明数朝,公羊学更是无人问津,几成绝学。然清中叶以降,汉学盛极之际,泯灭沉寂了上千载的公羊学却悄然兴起。这是因为,市民阶层因其经济、政治实力的壮大,使其开始反对政府抑商崇农的国策,并要求通过参政议政的方式保全自己的私产,这必然要求一种崭新的经济政策乃至政治制度作为保障。而今文经学不受严格训诂束缚、随意发挥的特点,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很快兴盛起来。晚清公羊学家所采取是“复古”与“取今”兼融的学术路径,但“复古”的首要目的不是“守旧”,而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保;“取今”的目的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早年的康有为也主张兼采汉宋、今古杂糅,但现实促使其尽弃旧有之学,决定尊崇今文学。而这一转变除了和师承有绪有关外,其实也离不开康本人强烈救世情怀的促成。1891年,康有为创立万木草堂,着《长兴学记》,主张兼重德育、智育和体育,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经世之学通变宜民为宗旨。同年,康有为着成《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明确提出变法改制的政治主张。1893年起,康有为相继撰写出《孟子公羊学考》、《论语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春秋考义》、《礼运注》、《中庸注》、《论语注》等一列公羊学着作,一举成为晚清公羊学大家。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论”对前人之论虽有继承,但又有自己的阐扬,他认为君主专制称为“据乱世”,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民主共和制为“太平世”,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贫瘠到繁盛,越来越进步的发展过程。康有为认为,一世有一世之治道,只有尽快改制,才是对人道顺应,而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完全逆乎人道,也有违天道。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划入“升平世”,认为无帝王君长亦无统领、无贵贱之别的大同社会才称得上是“太平世”。如果说戊戌前康有为的三世说是对传统公羊三世的延续,其探讨仍旧局限在传统的帝王治道之内的话,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则试图以三世论世界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转型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乎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主张中存在着诸多“二律背反”成分的:一面认为孔子之道不可废弃,表示要终身维护,不断践行,至死不渝;一面力倡西方议院、民权、自由、平等之说。他的种种构想与努力,或许太过超前、不合实际,以致曲高和寡、招徕众多非议。在康有为看来,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学术活动工作中,康有为极力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康有为的这一做法虽然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今天来看,它不仅有益于保存传统既有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避免本土旧说活力不足的弊端。康有为认为,《春秋》是孔子微言大义的真传,强调三统三纲之下的托古改制。为此,他树孔子为《春秋》之祖,立董仲舒为《公羊》之宗,为变法维新张本。康有为生活在“古今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尊《春秋》这部史书,并不是要回到春秋时期,而是将公羊春秋作为其活动的参照,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乃至文化力量。这种塑造非常相像新历史主义对自己的文化承诺,因此是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功能的文化政治诗学。康有为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仍为官方主流思想,其本人早年也师从理学大师朱次琦,尽读《朱子语类》、《朱子全集》,对理学研究颇深。然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认为程朱理学已无力担负起“中兴”之任,甚至使君臣隔绝,官民隔绝,导致国家内外交困、走向衰败。西樵山隐居结束后,康有为开始以经营天下为志,一心专注国势与时局,后通过阅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书籍,初步形成其变法改制之构想,并希冀用“撷取精华”、“镕铸一炉”、“化而用之”的方式构建理论体系以冲决理学之藩篱。但任何问题都要“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于是,他试图从哲学本体论上寻求反驳旧说之依据。康有为认为,儒家道家所谓的“道”、佛教之“大梵天王”、基督教之“耶和华”皆不如“元”来得妥当精妙,“元”不仅是物质范畴,也是精神范畴,是统合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最高本体。但为了明确回答“理”与“气”孰前孰后这个问题,康有为又指出,“理”只是人的思想意识,“气”才是自然万物化生的母体。此后,康有为在又一改前人以“天”、“理”、“气”、“元”遮掩“仁”的做法,将“仁”提升到哲学形上本体的地位。康有为不仅“以元为体”,同时又“以气为本”、“以仁为本”,这显然造成了诸多矛盾。实际上,康氏哲学本体论的主要范畴既不是单纯的“气”,也不是单纯的“元”和“仁”,三者在内容上不仅相通,且构成了一个“等值系统”。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元”是唯一的“体”,而“气”和“仁”是元分解的两个“个体”,所以可将康有为的这种哲学构架总结为“一体二元”。在这种理论构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的哲学思路并不是矛盾、混乱的,他从预设一个“元”本体出发,“通过以气解元,以仁显元,最终由仁在现象界把自然、社会和人横向联成一个圆融的有机整体,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本的思想体系。在康有为看来,“元”和“气”最终还是表现为“仁”,人类宗教、政治、教育、经济甚至言论行事皆本于“仁”,“仁”不仅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标准,更是统合物质与精神的宇宙本体。康有为的“仁”在形上表现为“天”、“道”、“元”、“气”、“法则”,形下表现为“义”、“礼”、“智”、“信”、“引力”、“自由”、“平等”、“公正”、“博爱”。“仁”不仅是本体论范畴,也是道德论范畴。他赋予“仁”以现代精神的同时,构建起了一个与时俱进、无所不包的“仁学”体系。凡此种种,由现实而返传统之本,以化合古今、贯通中外而回应现实,最终转出儒学的新形态,为“传统的诠释与重建”提供了良好之范式。人性论是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的基础。康有为认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性实则全是气质,所以性只有“气质之性”,不存在所谓的“义理之性”。在康氏看来,“性”是自然的,是至顺的,是符合天道的,“性”作为自然属性赋予了人应有的权利。他大声疾呼:“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坚信人的眼之欲、耳之欲、鼻之欲、口之欲、身之欲都是“生人之乐趣”,是上天的对人的恩赐,人人可得。康有为确认,“性者,未有善恶”,不能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善”、“恶”去评判“性”。在他看来,善恶不是“性”,而是“习”,是后天形成的。所以说,康有为的人性论既不属于自然人性论,也不是道德人性论,而是在性无善恶、性本质朴论的基础上,通过援助佛学、西学,调和荀、孟,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性论。康有为一面强调生之谓性、性无善恶、性者质朴,一面又强调变化气质、底于纯和,其目的是希望在人欲与天理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寻求人性的至美境界。康有为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人性的复归,首先是为了拯救日益沉沦的人心,再者便是为了以道德人心为基础重塑国民精神挽救国家危亡。足见,其人性论的背后仍有其隐而不显的政治理想。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康有为一直尝试民族性的重建。在文学方面,康有为主张以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等新名词入诗,试图在中西元素杂陈的形态中开辟诗学之新境。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内容与形式、审美与价值的不协调,但在客观上,却使传统文学走出了狭隘的民族区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从表面看,康有为等维新者的诗仅仅是对“经语”、“子史语”、“耶教语”、“声光化电诸科学语”的糅合,但其目标却在于以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等西学因子改造并重建中国诗学,是对本土诗学思想进行的一种崭新解释,而这种“崭新解释”无疑又关涉到了民族精神的塑造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重构。在经学方面,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这种“儒化”的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同时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道光以降,国家百弊丛生,危机不断,对于传统文士来讲,所面临的种种危机首先应为“文化危机”。在康有为看来,儒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风俗的败坏、人心道德的沦亡。康有为认为,风俗弊坏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无教”。为此,康有为决定构建一个以基督教为模式的孔教范型。在康有为看来,保国、保种、保教三者实为一体,密不可分,唯有保教才能“保全中国”。然而,康有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他所构建的儒教并未仅仅停滞在民族主义的层面,而是以救天下众生为己任,体现了“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他所做的种种努力,旨在抵御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除蔽文化自卑心理,践行文化平等主义,最终走向世界大同。这在今天看来,不仅有“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有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考量。总的来说,康有为所感兴趣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儒家;不是书本上的儒家,而是现实中的儒家;不是泥古不变的儒家,而是不断更新的儒家;不是闭关锁国的儒家,而是面向世界的儒家。
戴美玲[7]（2018）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书院是中国独特且具有完备制度的文化教育组织。虽然中国书院并非自孔子时代就产生,但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并且在其产生以后的一千年历史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文化现代化又被认为是现代化中涉及面最广、最为复杂、最为深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文化现代化视野下,对中国书院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进行分析,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组织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的延续与更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书院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从而寻求对中国现代化与未来发展以些许启示。本文将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国书院的改革,现代中国书院的变迁与转型,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之下,重点在于分析中国书院在不同时代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回应与更新以及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以此观察文化现代化特性下中国书院传统、历史直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组相互参照的概念,认为中国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启蒙到不断更新转型,吸收包容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文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本文运用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书院由“传统”转化到“现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过程。回顾近现代化的社会大变局,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虽然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在理性思考与借鉴中,中国书院的文化交融也有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真正开始了全球格局下的文化碰撞,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主体自信受到冲击。以中国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了富有包容性和维新性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境中不断寻求变革,探索中国文化的新生与重构。近代以来,文化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书院进行了整体性的改制,仍然以中国文化符号的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载体存在与坚守。虽然改制以后的中国书院依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转型,但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主线,重点以当代的中国书院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书院当代的复兴可以作为文化现代化最新的表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乃至后现代议题的再度深入,中国当代书院再度兴起。本文梳理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发现其中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社会的热潮,再到官方的肯定,当代书院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注重文化传承与转化等诸多书院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以现代书院的代表——厦门赏筜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化书院的国学活动、运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色进而再深入思考当代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与背景下,在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思考当代的中国书院如何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真正成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的象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予以更多的思考。本文可以说在大量历史梳理、当代的实践调研、访谈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书院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古今中西的对比分析,首次系统的运用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长篇论文。本文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开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期待通过中国书院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方面实践以理论的启示与实践的指导。
张淑贤[8]（2017）在《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文中提出晚清被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国社会的变革期。道光二十年后,清朝内外战乱不断,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逢战后都有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晚清国子监祭酒,在国家教育政策的调整中,既有振兴传统官学,改革传统教育的举措;又有适应国家社会所需,推动新式教育建立的举措。他们为中国旧教育的改革,近代学术文化的过渡,作出了具有历史使命的贡献,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在晚清国子监传统教育的重振中,祭酒依托统治者对官学政策的调整,积极推动国子监的发展。对比道光、咸丰两朝,同治、光绪两朝统治者在官学政策上的调整包括,增加国子监经费、提高祭酒选任标准、调整生员结构、增加国子监藏书等。因祭酒选任标准的提高,所任祭酒不但积极恢复国子监传统教育,且在国子监的教学管理中,付出巨大的努力,使国子监在同治、光绪两朝得以重新振兴。在近代化教育体系的建立上,晚清国子监祭酒依托国家对新式教育的尝试,实践新式教育,创建新式教育学制,对中国新旧教育的过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西方文明随着战争、军事及工业技术的引进,促使晚清国子监祭酒的思想在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发生变革。以国子监祭酒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渐趋成为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他们从固守儒家经典义理,到以经世致用改革传统教育;从倡导废除八股取士,到建立新式学堂引进新式教育;从制定全国新式教育体制,到取消科举制度,完成中国教育从旧到新的突破与转变,使近代教育在中国得以最终确立。以晚清国子监祭酒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下,其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渐趋从禁锢、封闭、自大的儒家体系中走出来,主动了解、接受、宣扬西方文明,这不仅向近代教育、近代文明迈出了颇具历史性的一步,还对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过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俞祖华[9]（2014）在《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文中研究指明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杨勇[10]（2011）在《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文中认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对中国和日本来说，都是影响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关键时期。许多的历史学家都在总结和反思：为什么日本成功而中国失败？这一话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甚至在西方，都在不断地争论和探讨。研究洋务运动教育改革，对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意义重大；研究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对理解日本教育史更是不可逾越的节点。而对比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在近代中日社会文明进程中的异同，找出双方的成功与失误之处，其意义更比单纯研究洋务运动教育改革或明治维新教育改革重要得多。这正是本文选取洋务运动时期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两国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改革背景比较。对中日面临的国际环境、社会条件和教育基础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受到的压力远比日本强烈；在社会条件方面，两国知识分子都希望变革，但日本的社会条件要优于中国；在教育基础方面，日本的教育发展程度要好于中国。第二部分是改革目的比较。两国的改革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但中国的洋务教育事业仅是为了培养洋务事业所需要的人才，主要是翻译人才和军事科技人才，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目标是培养文明之国民，建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部分是改革指导思想比较。两国在改革中都注意对传统文化道德的继承，但洋务教育遵循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向西方学习的只是它的科学技术；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是全面向西方学习，遵循的是“和魂洋才”的指导思想，在思想、制度、方法等方面广泛吸收欧美的教育成果，以实现文明开化这一维新目标。第四部分是改革措施与成效比较。洋务教育是开明官僚举办，没有形成国策，只是在新式学校和留学教育方面取得进展；而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是日本全国在办，是国家意志，有比较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在深层次上学习借鉴了西方的近代教育理论，初步形成了日本教育思想体系。第五部分是结语。总结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近代教育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建议：一是必须加强顶层设计，二是教育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推进，三是深刻认识教育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作用，四是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教育观，五是发展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急不得更等不得。
二、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论文提纲范文）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2 相关概念及研究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中国近代体育 |
| 2.1.2 本土化 |
| 2.1.3 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 |
| 2.1.4 文化学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我国本土化研究综述 |
| 2.2.2 关于本土化与体育学科的研究 |
| 3 研究对象、思路及方法 |
| 3.1 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思路 |
| 3.3 研究方法 |
| 4 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建构 |
| 4.1 文化结构: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三期论 |
| 4.1.1 练兵自强御侮时期:器物本土化(文化表层)——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体育本土化指导思想带来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转折与界限 |
| 4.1.2 政经变革西化时期:制度本土化(文化中层)——学校体育与竞赛体育的本土化制度确立带来了中国近代体育普及与递进 |
| 4.1.3 价值转变文化启蒙时期:心理意识本土化(文化里层)——国人主体性的全面觉醒促使着近代体育本土化迈向关注于人全面发展的道路 |
| 4.2 文化解构:反思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 |
| 4.2.1 宇宙观转型下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实践的防卫机制产生 |
| 4.2.2 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在生命活力机制是近代体育本土化发生的来源 |
| 4.2.3 西方近代文化的强势冲击与天下危亡的外环境紧张是近代体育本土化实践的现实条件 |
| 5 启示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第一章 从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到全盘承领:从体用论到西体中用论的轨迹发展 |
| 第一节 立足中国文化主体逐渐学习西学:中体中用的不断解构 |
| 一、固守天朝迷梦:顽固派的守旧文化观判释 |
| 二、策略抑或真实主张:对“西学中源”说的质疑 |
| 三、退中体以进西用:“中体西用”论的实质与核心 |
| 第二节 对抗保守刺激下的过度西化:从科学万能论到西体中用论的出场 |
| 一、从观照自然到打通人生:对丁文江“科学万能论”的反思 |
| 二、激进与保守的复杂性:陈序经“全盘西化”与胡适“充分西化”分疏 |
| 三、内涵转换与形式对调:对李泽厚“西体中用”文化观的辩证理解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儒学新释与现代转化: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文化观析论 |
| 第一节 从本体到方法: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的早期探索 |
| 一、场域置换以复兴儒学:冯友兰“抽象继承”与“普遍性形式”分析 |
| 二、从形上之维到现实之维: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探析 |
| 三、以“向内”融摄“向外”:熊十力“体用不二”文化观诠释 |
| 第二节 内圣开出新外王: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境界论与现实指向 |
| 一、从道德形上学到外王形上学: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得失 |
| 二、从思辨形上学到境界形上学:唐君毅“纳方于圆”文化观解析 |
| 三、边缘与中心的冲突与互动:海外新儒家中西文化观的整体反思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逻辑演进:从“批判继承”到“马魂、中体、西用”论 |
| 第一节 从要素论到阵营论: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观的学术史分析 |
| 一、要素论的开放与包融:以赵纪彬的文化观反思为例 |
| 二、从要素论走向阵营论:以侯外庐的文化观评析为例 |
| 三、从阵营划分到宗教批判:以任继愈的文化观析论为例 |
| 第二节 “和合”与“综合”:对两种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分析 |
| 一、和合传统以现代化:张立文“和合”文化观评析 |
| 二、兼综中西马以创新:张岱年—方克立“综合创新”文化观评析 |
| 第三节 一元主导与多样并行:以马魂御中西新体用 |
| 一、反思与借鉴:“马魂、中体、西用”的背景 |
| 二、开放与整合:“马魂、中体、西用”的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自觉与自信:从“双百”到“双创” |
| 第一节 从创造主体到接受主体:从“双百”到“二为” |
| 一、承认、允许多元文化:对毛泽东“双百”方针的分析 |
| 二、突出文化主体与目的:对邓小平“二为”方针的理解 |
| 第二节 文化自信与话语自觉:“双创”文化观的出场及其引领效应 |
| 一、从经济强国到文化强国:“双创”文化观出场的语境 |
| 二、从文化自信到文化新发展:“双创”文化观的价值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本文的创新研究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及范畴界定 |
| 一、研究对象界定 |
| 二、时空范畴界定 |
| 三、相关概念解释 |
| 第三节 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二、南京近代建筑史的研究 |
| 三、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四、涉及到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研究 |
| 五、研究现状的不足以及待发展之处 |
| 第四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二、研究框架与结构 |
| 第二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与发展概略 |
| 第一节 序幕：184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产生背景 |
| 一、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教育变革 |
| 二、晚清时期南京的教育变革 |
| 三、晚清时期南京城市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三节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概略及现状 |
| 一、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发展分期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分类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分布 |
| 四、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特征 |
| 五、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现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1840—1911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和学堂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晚清南京的社会背景 |
| 二、清政府的教育变革促成新式学堂的开办 |
| 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学堂的出现 |
| 四、西方建筑文化的传入 |
| 五、主导学堂建设者：清政府官员、西方教会 |
| 第二节 划时代的变革——本土新式学堂的创办 |
| 一、新式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清政府制订新式学制引导学堂建设 |
| 三、新式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传统书院的局部改造 |
| 五、洋务学堂的建设 |
| 六、维新学堂的建设 |
| 七、新政学堂的建设 |
| 八、各类新式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九、典型案例分析：江南水师学堂——本土新式学堂的起步 |
|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飞地”——西方教会创办的学堂 |
| 一、西方教会传教策略的转变：从“布道”到“办学” |
| 二、西方教会移植西方学校的建设模式 |
| 三、教会学堂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堂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堂的创立 |
| 六、教会学堂的建筑技术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汇文书院——晚清时期南京规模最大的教会学堂 |
| 第四节 晚清南京的本土学堂与教会学堂对比研究 |
| 一、学堂数量比较 |
| 二、学堂建设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1911—1937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和学校建设的关联因素 |
| 一、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教育业的改革与发展 |
| 三、建筑业的发展与兴盛 |
| 四、学校建设的新生力量：专业建筑师参与校园建设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的发展与兴盛 |
| 一、民国教育目标下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政府推行的学制及学校建设规则 |
| 三、各类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学校的建设 |
| 六、军事学校的建设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从“三江师范学堂”到“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大学近代化历程的典范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扩张与发展 |
| 一、西方教会的办学重心转向高等教育 |
| 二、教会学校建设理念的发展流变：中西合璧成为主流 |
| 三、教会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五、高等教会学校的建设 |
| 六、教会学校的建筑技术 |
| 七、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大学——开启中西合璧之先河 |
| 八、典例案例分析：金陵女子大学——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之作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1937—1945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南京沦陷前大量学校停办和内迁 |
| 二、日占时期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三、日占时期南京的学校状况 |
| 第二节 日占时期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和学校建设规则 |
| 一、南京推行的办学策略 |
| 二、教育制度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三、城市规划与建设规则对学校建设的管控 |
| 四、教育制度和建设规则的实施状况 |
| 第三节 日占时期各类学校的建造实况 |
| 一、学校营建特征与空间分布 |
| 二、中国人开办的初、中等学校 |
| 三、中国人开办的高等学校 |
| 四、中国人开办的军事学校 |
| 五、西方教会开办的临时补习班和少量初、中等学校 |
| 六、日本人开办的少量初、中等学校和军事学校 |
| 七、典型案例分析：日占时期的南京市立第一中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1945—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 |
| 第一节 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与学校状况 |
| 一、抗战后南京的社会状况 |
| 二、国民政府接收改组日治时期的学校 |
| 三、内迁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四、新中国对南京学校的接管与改造 |
| 第二节 本土学校原校舍的修缮与新一轮建设 |
| 一、抗战后的学校建设需求 |
| 二、国民政府对教育制度及建设规则的修订 |
| 三、抗战后本土学校的实际建造状况 |
| 四、初、中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五、高等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六、军事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校园更新 |
| 七、各类学校的建筑技术 |
| 八、典型案例分析：国立中央大学校分部丁家桥校区的建设 |
| 第三节 教会学校的校舍修缮与添建 |
| 一、二战后西方教会从复兴—应变—撤退的办学历程 |
| 二、教会学校的复校与整顿 |
| 三、初、中等教会学校的修缮与添建 |
| 四、高等教会学校的修缮 |
| 第四节 本土学校与教会学校对比研究 |
| 一、学校数量比较 |
| 二、校园建设特征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历史成因探讨 |
| 第一节 内在变革：社会意识形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目标更迭对应的教育建筑变迁 |
| 二、国家制度法规对教育建筑的引导与管控 |
| 第二节 外来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对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影响 |
| 一、中西教育建筑的发展历史比较 |
| 二、中西教育建筑在南京的交汇 |
| 三、中西文化“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所对应的校园形态 |
| 四、中西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京教育建筑的近代化进程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一、中国近代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南京近代教育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 二、南京近代教育和城市规划的发展使南京近代学校的空间分布由集中式向均衡式转变,由城墙内向城墙外扩张 |
| 三、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的发展受制于教育业和建筑业的双重影响,近代教育理念决定了近代教育建筑的空间形制 |
| 三、近代建筑技术的发展是近代教育建筑得以建造实施的基础与前提 |
| 第二节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南京市公布的近代教育建筑遗产名录 |
| 附录二：南京市现存的近代教育建筑调查表 |
| 附录三：1840—1949年的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统计表 |
| 附录四：与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相关的学制和建设规则 |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6）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康有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第一章 公羊学与旧邦新命 |
| 第一节 汉代公羊学兴衰论略 |
| 一、汉代公羊学之兴起 |
| 二、公孙弘与公羊学的鼎盛 |
| 三、今古文之争与公羊学之衰落 |
| 第二节 晚清变局与公羊学之“新命” |
| 一、以经议政 |
| 二、变法改制 |
| 三、重建道统 |
| 四、发蒙启蔽 |
| 第三节 康有为、公羊学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
| 一、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 |
| 二、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 |
| 第二章 康有为与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康有为诗学的“元”范畴及内涵辨析 |
| 一、“元”:体之大本 |
| 二、“元”与“阴阳”的体用关系 |
| 第二节 康有为对“气”的现代阐释 |
| 一、“气在理先”与“浩浩元气” |
| 二、以元气论为基础的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仁”作为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的核心范畴 |
| 一、“仁本体论”的回归与重构 |
| 二、康有为“仁”论的现代精神 |
| 三、“一体之仁”的终极审美关怀 |
| 第三章 文化政治诗学的人性论基础及精神价值 |
| 第一节 人性复归与制度重构——康有为“人性论”的文化政治意义 |
| 一、“天赋人性”与“顺乎人道” |
| 二、“生之为性”与“人性修养” |
| 三、“性之善恶”与“公羊三世” |
| 第二节 “人性”与文化政治诗学的理想追求 |
| 一、章太炎、梁启超对康有为人性论继承与发展 |
| 二、周氏兄弟对理想人性庙堂的构筑 |
| 三、新儒家人性论的历史超越 |
| 四、人性话语关照下诗学的精神价值 |
| 第四章 世界视野与传统民族性的重建 |
|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民族诗学之建构 |
| 一、文化交汇中的“求变”尝试 |
| 二、民族性: 现代诗学建构的内力 |
| 三、现代化追求与民族性的重建 |
| 第二节 经学新诂与价值重建:康有为经典诠释的特征与意义 |
| 一、“两考辨伪”与“改制立法” |
| 二、确定以《春秋》为核心的新儒典体系 |
| 三、诠释与重建 |
| 第三节 “公羊三世”、“进化论”与“儒家大同”--论康有为对传统“三世说”的“延异”与“重构” |
| 一、进化论的“重构”功能 |
| 二、“禁竞争”与“大同之道” |
| 第五章 康有为的文化方略及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纳儒入教与文化构想——以康有为的孔教构思为考察中心 |
| 一、基督教模式的孔教范型 |
| 二、“儒教”与现代民族国家 |
| 三、“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 |
| 第二节 康有为文化路径的特征及现代启示 |
| 一、超越“体用”、“夷夏”之辨 |
| 二、“援西入中”式的“化外”模式 |
| 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路径 |
| 一、相关论题研究现况 |
| 二、分析路径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 |
| 二、理论梳理与理论探索 |
| 三、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 |
| 第二章 传承与创新: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萌动 |
| 一、书院是对私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二、书院最初的形态与功能 |
| 三、书院文化萌动中的交流、融合与转向 |
| 第二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生成 |
| 一、书院文化正式兴起的背景 |
| 二、书院运行规制的形成与创新 |
| 三、书院文化精神的巩固与推广 |
| 第三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兴盛与流变 |
| 一、近代化中国何时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准备 |
| 二、书院的兴盛与流变:未完成的近代文化转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与适应:近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书院改革 |
| 一、文化现代化起步的前奏:知识进步与西学东渐时期的书院 |
| 二、文化现代化起步: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的进步与书院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冲击下的适应:中国书院改制 |
| 一、维新变法与书院改革的探索 |
| 二、文化制度的进步与转型:书院改制与科举废除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迁与转型:现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书院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
| 一、传统的变迁:从“中体西用”到“西化” |
| 二、现代化的启蒙: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
| 三、思想的进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学”兴起与载体的最初探索 |
| 一、“国学”的兴起与争论 |
| 二、“国学”实践载体的最初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索 |
| 一、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讨 |
| 二、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的复兴: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化现代化下当代中国书院发展的背景 |
| 一、全球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发展 |
|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书院的转型延续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1949-1977年间计划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二、1978-2001年间改革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三、2002-2007年间追赶时期的中国书院 |
| 四、2008-2017年间飞跃时期的中国书院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
| 一、多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 |
| 二、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
| 一、功能、目标如何定位 |
| 二、机制、体制如何创新 |
| 三、建筑、环境如何再造 |
| 四、教育内容、方式如何施行 |
| 五、书院团体的联盟化如何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 |
| 第一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概况 |
| 一、筼筜书院的创院历程 |
| 二、筼筜书院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思考 |
| 三、筼筜书院的环境再造与建筑创新 |
| 第二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日常国学实践活动 |
| 一、讲学:全面尝试力求经典的国学课程 |
| 二、礼乐:丰富多彩力求修身的国艺教习 |
| 三、活动:形式多样力求底蕴的文化活动 |
| 四、出版:努力恢复力求提升的文库出版 |
| 第三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现代化运营与管理 |
| 一、学生管理 |
| 二、课程与师资管理 |
| 三、“学田”与产业化的经营 |
| 四、宣传推广的平台 |
| 第四节 厦门筼筜书院现代化的特色与问题 |
| 一、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
| 二、高校的合作与联动 |
| 三、参与地区书院建设 |
| 四、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与选择 |
| 第五节 当代新型书院现代化发展再思考 |
| 一、坚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中心 |
| 二、设置适合现代人需求的课程 |
| 三、争取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
| 四、加强书院之间的交流互动 |
| 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集 |
| 二、研究着作 |
| 三、研究论文 |
| 四、其他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晚清国子监及祭酒的整体观照 |
| 第一节 清代国子监 |
| 一、清代国子监的机构设置 |
| 二、清代国子监的官员设置 |
| 三、清代国子监的生源及出路 |
| 第二节 晚清国子监 |
| 一、晚清国子监的衰颓 |
| 二、晚清国子监的变革 |
| 三、晚清国子监的裁撤 |
| 第三节 晚清国子监祭酒 |
| 一、祭酒选任随国朝形势而调整 |
| 二、职责权限因监生仕途壅塞而降低 |
| 三、教育使命因社会巨变而更改 |
| 第二章 晚清国子监祭酒的选任新变 |
| 第一节 晚清国子监满祭酒的格局演变 |
| 一、科第旗籍的分布统计 |
| 二、选任标准的由低到高 |
| 三、优先挑选的世家宗室 |
| 第二节 晚清国子监汉祭酒的格局演变 |
| 一、科甲地域的分布统计 |
| 二、东南多西北少的地域差异 |
| 三、祭酒人选的地域变动 |
| 第三节 晚清国子监祭酒选任标准的与时俱进 |
| 一、晚清内外战争的影响 |
| 二、晚清统治政策的调整 |
| 三、晚清教育宗旨的新变 |
| 第三章 国子监祭酒同治、光绪年间的暂兴 |
| 第一节 晚清统治者的扶持 |
| 一、国子监经费的增加 |
| 二、祭酒选任标准的提高 |
| 第二节 同治、光绪年间国子监祭酒的作为 |
| 一、开创之功——翁同龢 |
| 二、承接之力——王先谦 |
| 三、鼎盛之荣——宗室盛昱 |
| 四、尾声之新——王懿荣与张百熙 |
| 第三节 晚清国子监辉煌短暂的原因 |
| 一、晚清国子监境遇的艰难 |
| 二、晚清国子监生员素质的衰退 |
| 三、晚清中国传统教育的落伍 |
| 第四章 晚清国子监祭酒在新旧教育碰撞中的实践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与新式教育的萌芽——以满祭酒马佳·继格为中心 |
| 一、新式教育的萌芽 |
| 二、洋务运动的助力 |
| 三、满祭酒马佳·继格新旧教育的实践 |
| 第二节 戊戌变法与科举改革的论争——以汉祭酒许应骙、李端棻为中心 |
| 一、戊戌变法前后八股存废的论争 |
| 二、改革科举的反对者——许应骙 |
| 三、改革科举的支持者——李端棻 |
| 第三节 清末新政与新式教育的确立——以汉祭酒张百熙为中心 |
| 一、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整改 |
| 二、新式教育的确立与科举制度的废除 |
| 三、祭酒张百熙为新式教育所作出的贡献 |
| 第五章 晚清国子监祭酒的时代价值及意义 |
| 第一节 内忧外乱刺激下政治思想的转变 |
| 一、汉宋之争 经世致用 |
| 二、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
| 三、兼采会通 宣扬西法 |
| 第二节 中西碰撞视野下教育思想的转变 |
| 一、固守传统教育 |
| 二、改革传统教育 |
| 三、建立新式教育 |
| 第三节 民族存亡危机下学术思想的突破 |
| 一、固守儒家文化 |
| 二、介绍西方国家 |
| 三、接受西方文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9）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略述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 |
| (一) 自由主义思潮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
| (三) 激进主义思潮 |
| (四) 三大文化思潮的离合异同 |
| 二、三大思潮及互动关系的学术史 |
| (一) 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二) 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三) 中国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主要创新点 |
| (一) 课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基本框架 |
| (三)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 |
| 一、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类型及演变格局 |
| (一) 学理渊源：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 |
| (二) 问题领域：经济自由主义的欠缺与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的凸现 |
| (三) 问政方式：介入型、组党型、议政型与疏离型 |
| (四) 近代自由主义的演变格局 |
| 二、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演进形态-以近代自由主义的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 |
| (一) 政治自由：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关怀” |
| (二) 个体、结社与组党：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的组织化路径 |
| (三) 学理、理念与政纲：政治自由主义的话语转换 |
| (四) 市场、社会与政府：转向政府干预与社会公正 |
| (五) 启蒙与政治之间：近代自由主义的演进形态 |
| 三、近代中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声与变调 |
| (一) 严复、梁启超等人倡导经济自由主义 |
| (二) 民国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与“统制经济”思想 |
| (三) 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原因分析 |
| 四、从胡适到殷海光：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趋“新”与返“古” |
| (一) 思想接力：“五四之父”与“五四之子” |
| (二) 政治自由：诉诸内心“容忍”与争之外部保障 |
| (三) 经济自由：经济平等与经济自由 |
| (四) 思想自由：浅显激越与深切理性 |
| (五) 伦理自由：个人主义与道德价值 |
| 第三章 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 |
| 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两次转向 |
| (一) 作为世界性文化现象的文化保守主义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的基本心态 |
| (三) 从“三世进化史观”到“文化三路向说”：由外向内的转向 |
| (四) 从“文化三路向说”到“三统”之说：由内向外的转向 |
| (五) 两次转向的基本背景 |
| 二、三份宣言：文化保守主义的典型文本 |
| (一) 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份宣言 |
| (二) 三份宣言所体现的相似文化主张 |
| (三) 三份文化体现出的时代性“变异” |
| 三、文化保守主义者中西比较的典型范式：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比较模式辨析 |
| (一) 保守主义的中西比较观 |
| (二) 来自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批评 |
| (三) 超越“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比较模式 |
| 四、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 |
| (一) 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主义 |
| (二) 五四启蒙中的激进主义并非全盘反传统 |
| (三) 一种深刻的片面 |
| 第四章 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 |
| 一、戊戌思潮：中国三大现代性思潮的共同源头 |
| (一) 自由主义被移植到中国并进行引申解读始于维新思潮 |
| (二) 文化保守主义从戊戌思潮开始定型与清晰起来 |
| (三) 激进主义也是从戊戌思潮开始的 |
| 二、民族主义：近代三大思潮的并生系统与类型区隔 |
| (一) 民族主义是三大思潮的“共同观念” |
| (二) 三大思潮对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达 |
| (三) 民族主义的三种次元类型 |
| 三、现代性构建：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主题 |
| (一) 三大思潮均为赞成现代取向的“现代”思潮 |
| (二) 三大思潮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有所区隔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是从“前现代”、“后现代”的角度反省现代性 |
| 四、社会主义：现代中国三大思潮的共同取向 |
| (一) 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
| (二) 激进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更天然的亲缘关系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者以“大同”思想附会现代社会主义 |
| (四) 三大思潮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有同有异 |
| 五、民族复兴：现代三大思潮的共同梦想 |
| (一)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复兴梦想 |
| (二) 在民族复兴观念生成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发挥了关键作用 |
| (三) 革命者强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
| 第五章 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相互转换 |
| 一、话语系统的区隔：以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为例 |
| (一) 激进主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 |
| (二) 自由主义者的“五四启蒙话语诠释系统” |
| (三) 文化保守主义的“返本开新”话语与“文化断裂”话语 |
| 二、观念建构的差异：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对建设现代国家的不同设计为重点 |
| (一) 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政治共识 |
| (二) 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对宪政民主的不同设计 |
| (三) 三大思潮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 |
| (四) 分别从个性解放、改造社会组织与国家政权更替入手 |
| 三、文化心态的不同：从学人自述解读三大思潮代表人物内心世界 |
| (一) 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苦难意识 |
| (二) 对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思考 |
| (三) 文化选择上的矛盾心态 |
| 四、和谐语境之下的回眸——对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之关系的再认识 |
| (一) 激进与保守的“并生系统” |
| (二) 激进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带” |
| (三) 激进与保守的调适转换 |
| (四) 激进与保守的“互为支持”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与其他相关论文 |
| 致谢 |
（10）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三、 主要研究内容 |
| 四、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改革背景比较—内忧外患与濒临灭亡 |
| 第一节 西力东渐与中日危机 |
| 一、 资本主义的西方 |
| 二、 炮舰下的中国和日本 |
| 第二节 改革的社会思潮 |
| 一、 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 |
| 二、 日本：东洋道德，西洋艺术 |
| 第三节 改革的教育基础 |
| 一、 西方：工业革命下教育快速发展 |
| 二、 中国：从训诂考据中挣脱出来 |
| 三、 日本：乡校和寺子屋的兴起 |
| 第二章 改革目的比较—维护封建统治与建立资本主义强国 |
| 第一节 洋务运动及其教育改革之目的 |
| 一、 洋务运动之目的 |
| 二、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之目的 |
| 第二节 明治维新及其教育改革之目的 |
| 一、 明治维新之目的 |
| 二、 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目的 |
| 第三节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目的的比较 |
| 一、 教育改革目的之终极指向不同 |
| 二、 教育改革目的影响的教育改革方式不同 |
| 第三章 改革指导思想比较—“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文明开化 |
| 第一节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提出 |
| 一、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 |
| 二、 “和魂洋才”思想的提出和深化 |
| 第二节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观念的差异 |
| 一、 “中体西用”的内涵与影响 |
| 二、 明治维新教育改革观点的内涵及影响 |
| 三、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比较 |
| 第四章 改革措施与成效比较—局部突破与全面改革 |
| 第一节 教育改革所依托的政治体制比较 |
| 一、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所依托的政治体制及其变革 |
| 二、 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所依托的政治体制及其变革 |
| 第二节 教育改革的领导机制与措施比较 |
| 一、 官僚领办下的洋务运动教育改革及其实践 |
| 二、 法治轨道上的明治维新教育改革及其实践 |
| 第三节 教育改革的成效比较 |
| 一、 局部推进：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成效及其局限 |
| 二、 全面改革：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成效 |
| 结语 |
| 一、 深刻认识教育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作用 |
| 二、 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 |
| 三、 教育改革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推进 |
| 四、 抛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教育观 |
| 五、 发展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急不得更等不得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戊戌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论的分流（论文参考文献）
- [1]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2]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3]中国近代体育本土化过程的文化学审视[D]. 董清文. 南京体育学院, 2019(02)
- [4]从体用论到双创论 ——中国文化近现代继承发展机制研究[D]. 高一品.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5]南京近代教育建筑研究（1840-1949）[D]. 王荷池. 东南大学, 2018(01)
- [6]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D]. 杨天奇. 山东大学, 2018(02)
- [7]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D]. 戴美玲. 厦门大学, 2018(12)
- [8]晚清国子监祭酒研究[D]. 张淑贤. 黑龙江大学, 2017(03)
- [9]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D]. 俞祖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4(09)
- [10]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研究[D]. 杨勇. 河北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