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复兴看现代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

一、从文艺复兴试论现代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论文文献综述）

胡贝克^[1]（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提出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次春雷^[2]（2020）在《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窒息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又奠基了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雏形。破解这一“双重效应”谜题的钥匙主要有两把:一是中世纪前后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运动;二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运动。因此,长期以来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倍受学界争议,不仅使之成为一项经典课题,又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本文立足上述两方面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线索如下:一、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实际是宗教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环节。其逻辑形态主要体现为:原始宗教与原始体育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古希腊崇拜健与美的宗教特质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古罗马宗教的多神形态与角斗竞技文化的形成;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迫使古代奥运会、角斗竞技两大体育赛会双双覆灭。二、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古代传统体育具有显性的压制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方面,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压制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观所确立的灵肉二元分裂的基础性观念;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禁欲生活对体育活动的全面排斥;从而导致中世纪竞技体育全面衰退、学校体育领域空白、民间体育发展严重受阻的历史现实。三、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近现代体育具有隐性的奠基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方面、需要深入考察的方面,也是多数学者未曾系统剖析的方面。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生命观的超越特质是这一效应的精神基础;中世纪骑士比武大赛隐蔽传承着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为体育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中世纪中后期城乡体育的崛起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中世纪体育观念再生。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蜕变促进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形成的“灵肉一致”观根本动摇了禁欲主义身体观;“灵肉一致”观的深化加速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并孕育了公民体育权;以及形成的“健康身体”观引导体育回归教育领域。五、中世纪基督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灵肉二元分裂与和解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历史运动主线;对体育所形成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揭示宗教和现代体育之间依然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联系,这些启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史鉴意义。

曹晋彰^[3]（2019）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文化产业研究已经完成了概念启蒙和边界探索,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对基本问题的追索和基础理论的构建却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化产业研究在学术合法性上仍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除了实践与操作层面的“怎么做”,文化产业研究还应更加关注历史与逻辑层面的“是什么”问题,以及价值与合法性层面的“为什么”问题。文化生产理论构成了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首先,文化产业是人类文化生产的一个历史阶段和一种特殊形态,因此对于文化生产的探究更具普遍性和基础性;其次,二十世纪西方对于文化生产问题的诸多理论探索,为文化产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学术资源。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系统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为建立文化产业研究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一个契入点,将有助于强化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合法性、推动文化产业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所谓“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是指,那些主要产生或流行于西欧和北美的有关文化生产问题的各种理论资源和话语形式。其外延在时间贯穿整个二十世纪、在空间上则涉及德法英美等多个理论传统,因此很难确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即便如此仍然可以通过几个标志性事件把握其轮廓,第一是二三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诞生,第二是五六十年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与“文化主义”的兴盛,第三是七八十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与“后现代”的到来。在内涵方面,“文化生产”既可以指“文化的生产”,也可以指“文化性的生产”。传统人文社会学科多将“文化”当作一个“实体”,因而所谓文化生产就指“文化的生产”;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的文化理论则将“文化”当成一个观念,因而文化生产主要指“文化性的生产”,包含所有产生“意义”的行为和过程。严格来说,“文化的生产”是“文化性的生产”的一个特例。另外,文化生产还代表了一种与传统人文主义文化观念相对立的文化观察方式,即“从生产视角来看文化”。“文化生产”或“以生产视角看文化”,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传统论题和重要标志。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问题的讨论多具有“碎片”性质,并没有形成一种“文化理论”,但是他们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研究,却开启了对于文化之“生产性”问题的严肃经济学讨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成熟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贯彻到文化问题上,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却是二十世纪西方诸多文化生产理论的共同方法源头,如何将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文化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生产理论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任务便是对文化之自主性的反驳。有必要通过对文化的观念史反思,去揭示文化自主性神话的历史性,从而为文化祛魅,为构建文化生产理论扫清障碍。然而,文化的自主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艺术自律性”观念,艺术是现代文化概念的核心对象和重要原型,“艺术”的历史实际上构成了文化的“史前史”。主流艺术史和艺术理论仍将艺术当成一个自然之物,对艺术概念不加反思、不加批判地使用,已经成为理解艺术的最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先对艺术展开一番观念史反思,从而把握艺术自律性的历史形成原理及其影响。现代“艺术”概念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取得了独立,其次在启蒙运动背景下诞生了古典美学,最后随着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运动艺术逐渐走向神话,从而奠定了我们当前的艺术观念。当然,艺术的神话在二十世纪也不断遭到攻击和破坏,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艺术实践上的先锋派和艺术理论上的分析美学。文化的观念史远比艺术更为复杂。现代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复合体,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自反性。现代文化概念从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前期逐渐形成,并发展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理论工具。现代文化概念是在特定的时间一空间框架之中形成的,尤其与现代性和民族主义密切相关。文化还是为了应对宗教衰落而发起的各种现代神话制造运动的产物,文化是一种现代神话,体现了人类深处对于神话的需求和依赖。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对于人类神话的哲学反思,为理解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视角;阿多尔诺的“启蒙辩证法”、罗兰·巴特的“神话修辞术”以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环境学”等,则将这种神话思维转化为了一种文化观察方法,为破解文化神话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文化概念本身即是对个人生存和社会发展之理论反思的结果。文化观念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文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理论”的历史。总体来看,二十世纪的文化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萌芽期（1900-1950）、发展期（1950-1980）和拓展期（1980-2000）。1950年前后开始的有意识的文化理论系统构建,包含三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分别是来源于德国哲学和美学传统的批判理论、脱胎于英国文化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文化研究以及混合了中欧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符号学和法国人类学的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联系三股潮流的重要纽带,也是贯穿文化理论发展始终一种主线。三股潮流在1980年代之后趋于融合,共同消解于“后现代主义”的新情境之中。文化理论开始被运用于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文化”开始逐渐占据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中心位置。在此过程中,“生产”也逐渐从文化理论的一种边缘视角,转变成为了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理论方法取向。文化生产理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伴随着整个文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凸显出来。当前对于文化生产的研究或者说以生产视角进行的文化研究,包含了四个学科传统或四条主要路径,即社会学路径、历史学路径、传播学路径以及经济学路径。像哲学—美学、文学批评—艺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社会学科,至二十世纪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学术传统;虽然它们都对文化问题有所讨论、也为文化理论的生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但是文化却几乎总是处于边缘和从属地位;文化要么被纯化为代表古老神圣价值的抽象标签,要么被泛化为囊括所有“人造物”的巨大口袋,要么被简化为经济基础或政治基础之上无足轻重的附属物。直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化理论的拓展为传统人文社会学科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和新工具,并引发了广泛的“文化转向”、涌现出了诸多以文化为中心的新研究。不同于各种人文主义或经济主义式的传统文化研究,新的文化研究以“生产视角”和“历史视角”来严肃地看待文化。1900年前后的大约一百年是人类文化生产急剧产业化的阶段,文化生产在技术形态、传播媒介、市场受众、产业组织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性变革。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生产理论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个剧烈变革转型的回应。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家之中,尤以瓦尔特·本雅明、雷蒙德·威廉斯、埃德加·莫兰和皮埃尔·布尔迪厄四位最为重要,他们分别代表了文化生产研究的四重视角,即技术视角、大众视角、组织视角和权力视角。其中,本雅明的切入点是生产技术,可实现高效生产的机械复制技术成为主导,这是文化生产转向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构成了现代文化生产的重要基础;威廉斯的切入点是逐渐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新文化形态——大众文化,这是由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所引起的重要文化变革,是现代文化生产的主要呈现形式;莫兰的切入点则是产业组织,伴随着市场框架内日益加强的专业化、资本化和组织化,生产与创造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生产创造的辩证法成为现代文化生产的核心矛盾;布尔迪厄关注的是人类文化—象征实践背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文化生产场模型的构建以及对象征炼金术的揭露,布尔迪厄致力于构建一种关于文化生产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的方法源头、观念前提、理论语境以及文化生产研究的四种路径和四重视角的系统梳理,可以得出: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文化生产理论的重要方法基础,也应是人们观察文化的基本视角;第二,文化生产理论的核心原理,在于文化生产与文化神话的矛盾关系;第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视角,可以对文化之历史进行重述,并为西方文化生产的历史演进制定一个基本分析框架;第四,现代文化产业既是文化生产的一种特殊组织形态,也是一种高效的神话制造机制;最后,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可为当前的文化产业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空间。

邹居东^[4]（2019）在《通向古典精神的传统再造 ——抗战时期李长之“文艺复兴论”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抗战时期李长之围绕着“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命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本文将之命名为“文艺复兴论”,而《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乃是体现这一思想的核心文本。本文试图分析李长之“文艺复兴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李长之如何将之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由此为理解李长之抗战时期的文艺思想提供新的角度。论文第一部分梳理李长之抗战时期围绕“文艺复兴论”这一命题展开的着述情况。在其独特的使用语境中,“文艺复兴”并非通常意义上作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端的思想运动,而是用以指称近代西方通过对希腊文化进行“再生”的同时所创造的“人本主义”思潮,涵括了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在内的近代欧洲文明进程,正是依照这一标准,李长之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文艺复兴”而仅仅是启蒙运动的判断。本文第二部分将说明这种独特的“文艺复兴”观的理论根基是李长之所推崇的“德国古典精神”,其核心乃是德国古典美学,而目标则是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完人”理想。本文最后探究李长之的传统文化阐释与“文艺复兴论”之间的关系。正是以“德国古典精神”为参照,李长之重新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对作为其精髓的“孔孟儒学”进行了阐释,孔子被推崇为“古典精神”的顶峰,而孟子和屈原则被认为是“浪漫精神”之代表。从“文艺复兴论”所提供的视野来看,抗战时期李长之的文化理想体现着对待不同文化的包容、开放的姿态,既强调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彻底深入地理解,又强调文化主体的创造性发挥。就此而言,“文艺复兴论”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政治想象,其力图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理智与情感相结合的“完人”理想,因而具有相当浓重的审美主义色彩。

杨欣^[5]（2019）在《论马奈绘画艺术的先锋性》文中认为马奈是西方绘画从传统走向现代变革发展的先锋性人物,他的艺术实践颠覆传统的绘画秩序,使他对艺术的探索呈现叛逆的特质,而马奈的先锋性作用使得西方绘画从绘画的再现功能走向对艺术本质追求,并对后来的现代主义诸多流派产生影响。因此,将先锋性作为马奈绘画艺术的核心特征,不仅能够了解马奈在社会变革中所产生的先锋作用,更清晰认识到马奈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连续性,对当今绘画发展同样有启示作用。本文通过借助比较分析法、跨文化研究法,运用社会心理学以及形式风格学研究方法针对马奈绘画艺术的先锋性展开研究。首先,从马奈所处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马奈的先锋性理念与当时先锋文学发展之间的影响渊源,从所处时代背景中把握马奈绘画先锋性的发展脉络,从中探讨马奈先锋性艺术理念。其次,对马奈艺术题材与创作方法上的具体表现做深入剖析,通过具体实例对比分析马奈作品与古典绘画之间的差异性来解读马奈的先锋性特征。再次,从摄影术的发明、浮世绘的引进以及光色理论的产生三个方面分析马奈绘画作品色彩与构图上的先锋性特征。最后,探讨马奈绘画艺术对现代主义诸多艺术流派影响力,彰显马奈对于先锋精神的独特表达,体现马奈作为独立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超越性以及前卫性特征,这种先锋性不断刺激绘画的革新,也在不断从中寻找更多绘画上的自由性。

邹军^[6]（2019）在《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文中认为本文以1980年代为社会历史语境,以“现代派”文艺论争为文化思想场域,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以论战争鸣中不同观点理论批评文章为文本分析对象,对文艺论争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地回顾与梳理,力求在尽可能还原文艺论争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展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中的矛盾冲突、新旧交替、范式转型与思想嬗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梳理了世界学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为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找寻社会学和学术史的背景。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从文艺进化论的观点看,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潮或流派,在历史演进顺序中现代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超越。从文艺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上看,二者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别,甚至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因为在文艺创作中,找寻一种恰当的方法并使其切合于历史时代精神的表达,以确保艺术审美创造最大限度地抵达自由之境,无疑是不同艺术思潮所致力于追求的理想目标。1980年代是一个革旧鼎新的时代,这一时代特质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各种思想争鸣交锋的文化场域。社会转型变革促使因袭的传统架构松动瓦解,催生新观念生成发展,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变革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保守与创新、个人与集体等诸多问题,都面临着重新的审视和讨论。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代政治的转变为文化思想领域营造出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发酵下,论争成为了这一时期各个学科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文艺领域,改革开放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再次被大量地译介进来。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曾成为主流正统的文艺创作方法,而现代主义则一直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招致不断的批判,以至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处于销声匿迹的境况。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人们重新审视现代主义提供了自由争鸣的空间,因此,在“现代派”论争中如何看待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就成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焦点议题。“现代派”论争起始于1978年下半年,以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为主体,展开了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的论争。在“现代派”论争中,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孰主孰从等问题始终是焦点议题。《外国文学研究》于1979年第1期发表了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并率先开辟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从1980年第4期到1982年第1期,该专栏共发表相关讨论文章32篇。作为总结,徐迟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此文及其引发的论争将“现代派”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1980年,戴厚英在《人啊,人》（1980年11月出版）后记中,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和批判,提倡文艺创作向现代主义转型,由此引发一轮论战,耿庸等发文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与戴厚英进行商榷和争辩。“现代派”论争的另一个高峰,是由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所引起的。该书出版后,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围绕这本书展开了通信式讨论,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与之相关的论争。此外,由朦胧诗及评价朦胧诗等相关问题的论争同样引发了如何看待“现代派”的问题。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尤其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文艺界极为激烈的论争。1984年,“现代派”论争转向低潮,直到1988年,黄子平在《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现代派”论争又有所复苏,但重心转向了关于“现代派”之真伪的争辩上。为系统地回顾与梳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本文尝试从学术问题史的角度梳理中外文艺论争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回顾“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描述“现代派”论争的重要过程和主要观点。这是因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所涉及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只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文艺史上的重要议题,因而对世界文艺史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的梳理和考察,将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论文第三章,任何一种文艺思潮或文艺观念都建立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本文以“唯物与唯心”为切入点,从文艺基础论视域介入研究对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1980年代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辩的焦点之一。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哲学。在特定历史时代,“唯物主义”被想象为真理,而“唯心主义”却被视为谬论,在这种先在性偏见的影响之下,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同样被想象为天然正确,而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主义则被认为充满了谬误。第四章从哲学基础论视域深入到文艺本质论视域,以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文艺观念的差异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认为文艺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现代主义却认为文艺创作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第五章以“理性与非理性”为题,从文艺本质论视域延伸到文艺创作论视域。究其根本,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以理性为主导,而理性恰恰又是现代主义最为不满也最欲挑战的思维方式,因此,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自然成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锋的又一个焦点。本文第六章重点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关于文艺构成的不同理解。具体而言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来探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认知传达,而现代主义却走向了语言和形式实验,这两种差异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论争的焦点之一。第七章从文艺价值论视域出发,即从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角度去考察二者的异同。现实主义创作希冀追寻意义呈现真理,而现代主义却认为这是一种虚妄和自欺,在后者看来,世界是荒谬的,意义是虚无的,而文学艺术的重要价值在于勇敢地直面和揭示世界的荒诞、意义的虚无、人性的灰暗和人生的惨淡,也可以说,现代主义是以“无意义”的方式来呈现“意义”的,由此可见,二者对文艺价值的理解和表达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这便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与冲突的又一焦点。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看似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文艺争鸣的议题之一,实则牵涉众多,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论争中,大致出现了三种论调: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先进于现实主义并必将取代现实主义;另一部分论者却认为现实主义拥有坚固的创作和接受传统,是一种亘古常青的创作方法;还有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甚至还存在融合的可能,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它带有前缀和定语的现实主义都能佐证这一观点。作为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时期,1980年代的突出特点是,某些权力关系的必然松动与某些长久被忽视和压抑的话语得以复苏重建:前者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者如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性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在这些变革中,由于对话语权力的维护和争夺,本来是学术范围内的争鸣和争锋,却每每会演变成一种更为激进也更为片面的二元对立,这无疑成为1980年代文艺批评最为鲜明的文化症候之一。还有就是,当本文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纳入世界文艺思想史的视域中进行参照性考察时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它既不是简单的融合,也不是单纯的对立,而是始终抱持着多元与自由的原则立场,这种观点认为:文艺创作最好的方法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或者,既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现代主义,以及它们的融合交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何种“主义”,而在于这种创作方法是否贴合实际表达、能否抵达创作的自由之境,如果它在“贴合”上和“抵达”上都做得好,那么,它自然就是最好的方法。在本文看来,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确为文学艺术所惯用,并在文学艺术史上创造出无数的经典,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更为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和创新。秉持这一总体立场,本文往返于当下与历史、现代与传统、理论与实践,探寻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从中辨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获得更多的智慧和思想去客观、理性、公正地对待这两种至今仍然饱含张力和魅力的创作方法,以展示并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

穆莹^[7]（2018）在《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比较文学视域选题,从文学类型学比较切入,选取“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展开比较研究,力图兼顾“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译介和影响研究”。在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大放异彩,诞生了鲁迅、老舍、张天翼、沙汀、沈从文、钱锺书等讽刺幽默大家、名家,使讽刺幽默小说成为了现代小说中的重要一支,是最有成就的小说类型之一。在西方,讽刺幽默小说也是源远流长。但迄今为止还只停留在单边研究和少量的个案比较研究,还没有从整体上、宏观上将中、西讽刺幽默小说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缺憾。本文有感于此,力图在以往个体和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和西方同类小说的“双向阐发”和价值判断。其总体框架由“影响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宏观比较研究、微观比较研究以及翻译、传播、接受、影响、效果研究等共同组成。论文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西方讽刺幽默小说的发展历程、杰出成就以及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接受、影响状况。其中,19世纪的西方讽刺幽默小说对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影响最为明显。而20世纪西方的讽刺幽默小说,或与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同步,或晚于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它们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多在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后。因此,它们和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不可能构成“影响关系”,但可以展开“平行关系”的比较研究。第二章: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的发生以及与西方的关系。包括亲缘关系、交叉关系、平行关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是怎样融汇了西方的喜剧智慧,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艺术拓展的。其中,鲁迅与果戈理、契诃夫的高度契合,才使鲁迅由衷地倾向于果戈理和契诃夫,而不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英、俄作家影响了、造就了作为幽默讽刺作家的老舍,狄更斯的幽默作品与老舍的幽默天性融合了。钱锺书的小说则较多地取法英法,这与钱锺书的经历及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第三章:从宏观上论述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同一性特征。在这里,将从写作类型、叙事方式、方法、喜剧的表达和笑的艺术等方面进行归纳和研究。指出在写作类型上,中、西都有写实和寓言两种类型;在叙事方式方法上,都有客观呈现和主观变形两种叙事方法;在喜剧表达上经常出现讽刺幽默与写实——揭露、漫画——夸张、反语——反讽、荒诞——怪异相结合的特征;在笑的艺术上都存在悲喜交融和含泪的笑等美学特性。进而探讨讽刺幽默小说共同的创作规律。第四章:从宏观上阐释中、西讽刺幽默小说所呈现的差异性特征。笔者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在平常与超常、写实与虚构、拘谨与放达、沉稳与飞扬、严肃与玩笑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地理、生存环境、民族性格、思维方式、心理心态等。通过这种比较,完成双向阐发,发现民族差异,实现对不同民族国家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第五章:从总体上研究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与启示。总结各自的长短优劣,完成对比较的双方的价值判断,从而加深理解,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为未来的讽刺幽默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本文认为,中西讽刺幽默小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鲁迅所言:“法人善于机锋,俄人善于讽刺,英美人善于幽默。”中国现代的讽刺幽默小说是重讽刺、轻幽默,重写实、轻想象,重客观、轻主观。其讽刺是真实有力的,幽默则是拘谨凝重的。和英美相比,幽默是不算发达的。我们多的是政治讽刺、世态讽刺、风俗讽刺、道德讽刺、乃至人性讽刺,少的是轻松的幽默、充沛的喜感和玩笑的心态。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长短优劣,我们还会发现,在西方,“游记体”的发达和“议论”的流行,这在中国现代也是少有的。总结中西讽刺幽默小说的创作经验,我们看到,讽刺、幽默虽然是“孪生姐妹”、“同胞兄弟”,二者常常同时出现,或者是结合在一起的,但并不等于是“连体”,而是呈现出复杂的状态:有的讽刺、幽默并重,实现了很好的结合;有的虽然讽刺、幽默兼而有之,但却或以讽刺为主,或以幽默为主,偏重于一方;还有的是讽刺与幽默分离,倾斜于纯讽刺;至于纯幽默在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优秀的讽刺幽默小说,讽刺和幽默多是紧密结合的。鲁迅和马克·吐温都认为,讽刺如果摒弃了幽默则沦为谴责,幽默脱离了讽刺则沦为玩笑。二者的有机结合、完美融合才能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通过比较,我们更发现,中、西对讽刺和幽默都存在偏见和诋毁。所以,鲁迅说:“讽刺家,是危险的。”老舍也说过“幽默的危险。”在西方,讽刺幽默作品被禁毁、作家遭迫害和中国现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我们深切地感到讽刺难为,幽默不易,能坚持持久的更为难能可贵。这启示我们:必须正确对待讽刺幽默;必须解放思想,营造自由、宽松、和谐、包容的文学环境;在此基础上,作家要放纵心灵,放开手脚。超越拘谨、心有余悸等心理障碍,实现心志的大解放。

何随贤^[8]（2018）在《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源流和形成》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通过追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英美人文主义思潮和新批评的发展及其30、40年代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探讨冷战时期人文主义在台湾的汇流和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为了全面认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这一文学现象,本文从一个“完整的历史视野”进行考察,它包括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西方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五六十年代人文主义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和汇流以及冷战背景下台港美新处对台湾人文主义文学形成的影响。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中国文学传统的共性,也有在一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特殊性。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共性表现在它是30、40年代中国化人文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延续,是对中国文学传统和新文学之路的继续探索。本文以夏济安等人创办的《文学杂志》为依托,深入分析夏济安、夏志清、陈世骧等人的文学批评,探讨这些肩负延续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命脉”的人文主义学者如何把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学的现代性联结起来,使中国文学传统走进世界文学的视野。在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其特殊性表现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美援这只隐蔽的推手通过台港美新处对台湾的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包括文学和文化思想。本文探讨了《文学杂志》和《中国现代小说史》与美新处的关系,揭示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是美援体制下的一个偶然事件,迎合了美援文艺体制关于人性的宣传。美新处对台湾文学的干预在客观上促进了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形成,同时也对台湾文学走上现代主义之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陈仁^[9]（2018）在《启蒙何以是一项成“人”的事业 ——基于教育学立场的阐释》文中研究指明在人类的观念与实践史上,“启蒙”因启蒙运动这一经典历史事件的影响而备受关注。但实际上,自人类诞生起,“启蒙”就已经事实地发生在人类自我进化与赋值的整个进程之中,它充分展现了人之为“人”的本体意义。作为一项使人成之为“人”的事业,教育与“启蒙”存在着本质性的联系。而且,从存在的原初意义讲,教育即是“启蒙”的实践,内在蕴含着启蒙成“人”的价值合法性。在教育中,启蒙主要是指对个体知识、观念、道德和精神等进行“祛蔽”、指引和充盈,生成和丰富人之为“人”的规定性,从而实现对人之为“人”的确认与价值赋予。可以说,这一使人成之为“人”的启蒙规定,根本上遵循的是“培养人”的实践架构,不仅构成了教育的首要内容与最高价值目标,同时也构成了教育之为“教育”的人性根基。基于启蒙成“人”的根本规定,教育立足于人的鲜活生命,而非凌空蹈舞式地完成“人”的命名。就个体成“人”的层面而言,教育的价值规定主要围绕“培养人”的总体框架所展现的启蒙意向性与人之发展的可能性:（1）通过塑造人的完备理性,促进人的知识更新与积累,使人能够有勇气运用理智;（2）为“生而自由”赋值,积极打破加诸人身上的“遮蔽”与“枷锁”,使人不仅能够自由地存在,而且自由地生活,从而实现把“人”归还给人的启蒙目的;（3）崇尚批判、反思与民主的精神,鼓励大胆革新、不拘束于“传统”,有利于塑造“新人”和“新社会”。教育这种立足“人”之生成的实践,与现代性启蒙的价值主张具有内在一致性。也正是在现代性启蒙的价值指引下,教育把“人的现代化”作为自身的实践课题,它不仅要使人成为“现代人”,而且客观上将自身升格为促进国家与社会现代化的公共实践。从启蒙运动以来,教育形成了一种“属人”的精神品格,它要求为人的幸福与自由而付诸全部努力,为塑造一种基于人之幸福与自由的价值生存与美感生活而不懈奋斗。在当代,随着古典启蒙时代完结,教育现代性得到了凸显,但启蒙异化的困境也不断加剧。人的自由与幸福仍是一项未竟的解放工程,教育启蒙成“人”的实践还需不断深化。（1）回应“继续启蒙”的使命性议题,推动教育的“自我启蒙”,积极谋求教育的“独立性”,这是维持教育内在启蒙品性与价值实践空间的根本前提;（2）重建教育的“属人”观念,积极关注人的发展的超越性、整体性和生成性,突破“物化”思维而转向“人化”的启蒙思维,并从目标、过程与方法、精神气质等方面转型,切实回归启蒙的“教化”实践;（3）重启人的“感性启蒙”,夯实感性之于人的完整、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根基,明确“感性启蒙”与“理性启蒙”的协作性。一言以蔽之,重塑教育启蒙的精神品格与可能空间,根本上关乎“教育何以成其为‘教育’”和“人何以成其为‘人’”,否则成“人”也就只能仅仅停留于价值口号式宣泄。

徐薇^[10]（2018）在《唯美与道德之间：沃尔特·佩特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之一,佩特是将英国唯美主义理论系统化的代表,他对王尔德以及后世的其他文艺批评家和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因其作品中华丽雕琢的语言和艰深晦涩的思想,加之保守谨慎、平淡无奇的个性,佩特长期以来被研究者们忽视了。本文以佩特诗学思想为主线,我国现代文坛对佩特唯美主义文论的接受作参照,结合作品分析佩特如何看待唯美与道德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力图重新发现佩特诗学思想的价值以及独特之处,以对当下中国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论文由以下五章构成,另设绪论和结语。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佩特的生平、作品和思想来源。作为一个拘谨的审美家,佩特在文学艺术中构建了一个想象的唯美的乌托邦,部分地实现了对基督教和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反叛。佩特的诗学思想离不开维多利亚语境中的唯美主义,他在整个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成为了英国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过渡的重要的人物。古希腊文化精神、德国古典美学和法国唯美主义思潮为佩特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佩特诗学也蕴含了颓废的因素,与深刻复杂的人文情怀和生命情结有关,表现为一种快乐与颓废交织的悖论式的存在。第二章阐述了佩特独特的艺术论——印象式的审美崇拜。他宣扬美的无上价值和艺术至上的观点,强调印象主义的批评,提倡通过沉思和想象获得对艺术的理解。对于人生短暂、万物皆流的客观事实,佩特认为要把握流经的刹那中的最高质量即每一瞬间的美,让宝石般的火焰永远炽烈燃烧,主张在人生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获取瞬间的感官享受。他还追求一种和谐的完整性;无论是对“一切艺术都以趋近音乐为旨归”的阐释,还是对文艺复兴艺术中混合了古希腊的甜美与中世纪奇异力量的发现,都表达了他对于调和形式与内容,希腊和希伯来精神,异教和基督教,感性和理性,唯美和道德这些对立因素的愿望和努力。第三章对佩特唯美化的道德观进行了论述。虽然佩特强调审美不涉利害,但他并不否认文艺作品本身的伦理道德价值和它们有可能带来的道德教化的结果。他推崇一种旨在通过感觉抵达内心、使人达到更高精神境界的“激情的更高道德”。他实际上坚持一种特殊的道德美学,希望将道德伦理同化到审美体系中,所以他的道德观首先是一种美学观,本质上他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为生活而艺术是他的信念,他把以艺术的精神对待生活看作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并依靠沉思而非行动的方式来实践生活艺术化的主张。佩特笔下的马利乌斯是自我节制的伊壁鸠鲁主义者,秉持对世界的责任感和人性的关怀,更多地追求精神的愉悦和心灵的平静。佩特认为享乐与节制的融合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福乃至生命的完满。第四章从佩特的具体文本切入,分析他介于唯美与道德之间的两难选择,展现了唯美与道德既冲突又融合的张力。一方面,佩特选择以散文来记录他思想的旅程。除了表现文体的形式美之外,佩特认为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伟大艺术与好艺术的区别直接地取决于内容。他主张进一步挖掘艺术的道德内涵与意义,在唯美的形式中寄托有助于人性发展的道德精神,创造具有更高尚趣味的伟大的艺术。另一方面,“想象的肖像”作为佩特独创的小说虚构的策略,旨在发现哲学思想或艺术作品背后隐藏的个性。在《想象的肖像》短篇小说集的四个故事中,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主人公们怀抱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梦想,对现实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诗意化的改造,却最终走向了死亡,于是在唯美与道德之间保持了悬置的状态。第五章结合了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佩特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随着20世纪初西方唯美主义思潮的涌入,佩特诗学在中国现代文坛上也曾引起过文人学者的关注。对佩特不多的译介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然而他的着作却被具有唯美主义或纯艺术论倾向的作家与批评家广泛阅读。在佩特的艺术观与道德观等方面,他们贡献了有价值的研究,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他们认识到,佩特是一个拘谨的唯美-颓废主义者、爱好沉思默想玩味生活的悲观论者,追求艺术至上和印象式批评,主张在每一刹那间把握美、感受美;同时推崇一种高尚的精神情趣而非感官享乐,提倡过一种艺术的生活。从佩特“理性的激动”中,周作人见出他试图调和感性和理性的努力,其他一些学者从“一切艺术以趋近音乐为旨归”中看到了佩特“使形式和内容相融合”的本意,这些是研究佩特诗学中唯美与道德关系的初步尝试。总的说来,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北方唯美-颓废主义流派深受佩特思想启发,与佩特在精神旨趣上颇为相似,并在文学创作和生活中实践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不同于其他唯美主义者,佩特在他的诗学中想要实现一种唯美与道德的和谐,或者达到对立面之间的平衡。他认为,融合了唯美与道德的艺术的精神应被用来指导生活,以增加生命的丰富性,使人们获得完满的幸福和心灵的自由。他的思想实际上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公正的良性的发展,也为当下文艺理论和批评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二、从文艺复兴试论现代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文艺复兴试论现代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论文提纲范文）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通向古典精神的传统再造 ——抗战时期李长之“文艺复兴论”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马奈绘画艺术的先锋性（论文提纲范文）

（6）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7）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源流和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9）启蒙何以是一项成“人”的事业 ——基于教育学立场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10）唯美与道德之间：沃尔特·佩特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文艺复兴试论现代艺术的传统与反传统（论文参考文献）

• [1]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2]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次春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二十世纪西方文化生产理论研究[D]. 曹晋彰. 山东大学, 2019(02)
• [4]通向古典精神的传统再造 ——抗战时期李长之“文艺复兴论”思想研究[D]. 邹居东. 重庆大学, 2019(09)
• [5]论马奈绘画艺术的先锋性[D]. 杨欣. 湖南工业大学, 2019(01)
• [6]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D]. 邹军. 辽宁大学, 2019(11)
• [7]中西现代讽刺幽默小说比较研究[D]. 穆莹. 辽宁师范大学, 2018(06)
• [8]台湾人文主义文学的源流和形成[D]. 何随贤. 厦门大学, 2018(06)
• [9]启蒙何以是一项成“人”的事业 ——基于教育学立场的阐释[D]. 陈仁.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10]唯美与道德之间：沃尔特·佩特诗学思想研究[D]. 徐薇.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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