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蛇产品价格持续攀升（论文文献综述）
郭向东[1]（2021）在《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它不仅关系粮食安全问题,也关系到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还直接影响着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在全球经济放缓并受疫情冲击影响这一大背景下,在“十三五”收关、“十四五”开局的关键时期,在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面临新的诸多挑战的情况下,研究农业经济发展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及如何有效平衡推进农业现代化与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的关联性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为研究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内在影响与作用机制,以中国农产品价格、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运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运用VAR、非线性MS（M）-AR（p）、非线性MS（M）-VAR（p）等模型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及宏观经济的运行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中国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呈现出显着的长期记忆性特征。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时间序列对其不确定性的冲击反应较为显着,但是,农、林、牧、渔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不确定性对其价格指数的冲击反应都较为微弱。农产品价格指数在四种滞后阶数具体情况下,可以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的冲击响应维持在正向水平;方差分解表明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时间序列对GDP增长率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在四种滞阶数具体情况下,也对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的影响作用在方向和程度两个维度上产生影响。方差分解发现中国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我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很大。中国GDP增长率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对中国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以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往往较小,而对中国林业、渔业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水平周期成分时间序列影响的贡献程度较大。对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经济较难由“低速增长区制”向中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由“中速增长区制”攀升至“快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相对较高,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及技术优势。当中国农业经济步入“中速增长区制”与“快速增长区制”后也不易发生大幅下降,即具有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时维持概率均较高,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大,处于“中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最小,处于“快速增长区制”的可能性居中,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通过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促进快速发展。中国农业总产值和中国GDP增长路径并不完全同步,农、林、牧、渔四部门经济的增长路径也各不相同。中国农业经济处于各区制的维持概率均较高;而转移概率都相对较低,因此中国农业经济具有一定的惰性特征,不易改变所处的增长状态,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而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成功步入高速增长状态,会倾向于维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但一旦落入低速增长状态,将面对十分严峻的经济复苏挑战。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的时变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却具有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中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微弱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区制”或“快速增长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率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同样具有正相关关系,这一点与“农业与经济”系统中的结果不同;而当“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更强的正相关关系。“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高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最强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最小、持续性最弱,而“农业与经济波动”系统处于中低波动区制时,中国农业总产值增长率与中国GDP增长波动率具有正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更大、持续性更强。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农产品价格时间序列和农产品价格波动率时间序列都具有长记忆性特征,这一研究成果丰富完善了相关学术体系。（2）本文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中,以农、林、牧、渔及总体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作为样本,排除既往研究仅选取个别种类农产品作为研究样本的局限性,补强了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3）本文使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将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的增长周期路径区分为低速、中速和高速三种区制,并计算了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平均持续期和具体转移时间,以此分析判断中国农业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创新性。（4）本文将研究金融问题的研究思路引入到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中,使用MS（M）-VAR（p）模型分析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处于不同运行状态和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5）本文使用前述方法研究所得的结论,即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处于三中不同运行状态及三种不同波动状态中的关联作用,丰富和完善了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影响与作用的学术体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政策的制定者在实施农产品价格调控时应首先考虑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性,避免价格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社会成本,减损社会福利;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长记忆性特征,实施价格调控时要考虑政策的周期性和有效性。第二、由于农产品价格水平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增长,而且农产品价格周期成分对宏观经济增长周期成分影响较大,政府应关注并监测“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等农产品价格非正常波动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避免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第三、由于农业经济的弱质性特征及农业政策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的强烈相关性,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施2004年以来的农业扶持政策,特别加强除渔业以外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的支持力度。第四、由于农业经济发展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及其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强烈正相关关系,政府应强化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意识,特别是农业经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亚于出口贸易的这一重要意识,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另一方面为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增加新的推动力,解决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驱动力问题。本文包括图66幅,表46个,参考文献328篇。
佘欣艺,许坤[2]（2021）在《当前美国通胀成因、影响及未来走势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1年上半年,美国居民消费领域与生产领域出现全面通货膨胀,同时通胀预期明显抬升,带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加速上行。本文分析了当前美国通胀的形势与成因,得出当前通胀持续抬升成为既定事实,但未来通胀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方面,由于基数效应、供需基本面未显着改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于见顶等阻碍因素,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景气回暖、宏观政策总基调不变、通胀预期显着抬升、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等支撑因素,并且还存在疫情未来走势和美联储政策拐点时机等不确定性因素。美国通胀不但加剧了本国经济运行风险,也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大负外部性。基于此,本文提出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防范债务风险和资产价格风险等对中国后疫情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潘秋晨[3]（2021）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后,正面临动力转轨,而在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之下,先前本就潜藏的矛盾更为突出,“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已不适应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但创新效率低下、所有制歧视、产业分割严重等难以转变的现实,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集约型”增长模式的发展。如何找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是政策制定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中国制造业当下存在的资源错配,不仅说明产业部门包含着充分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空间,更潜藏着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要释放这一能量,就有必要在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内国际生产体系紧密联结的双循环背景下,结合中国深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历程,考虑如何构筑更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更充分的利用好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治理结构,进而促进生产要素的内外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若能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有的放矢的制定政策,改善不平衡、不协调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对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不可持续的问题,就可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文章将全球价值链与资源配置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基于全球价值链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特征事实,系统阐述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不同于以往大部分文献的是,本文在全面量化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内向型动能,并区分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资源错配事实的基础上,利用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垂直深化的视角探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分工协作效应、外向集聚效应、结构升级效应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对国内外相关研究展开综述,梳理理论发展脉络并归总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一方面找到支撑本文开展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发现相关研究领域的局限和空白,以阐明本文仍需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第二,以文献综述为源点,以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经济理论为基础,全面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阐明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向更高水平的开放型市场经济转变的最终目的是使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作用,从而巩固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因此,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机制应是垂直深化和由表及里的,异质性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可能经由两个端口,产生三种动能,进而通过四类机制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单纯依靠外向型动能驱动的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主要发挥作用的要素流动和分工协作机制;另一方面是在异质性行业深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与国内生产体系产生深入联结后在国内市场供给侧发挥作用的机制,可分为外向集聚和结构升级。其中,外向集聚机制主要说明了内外动能的协同作用;而结构升级机制则更强调在外部资源对国内市场产生有益的引领之后,本国产业部门自主增值能力的增强和国内大循环发挥的主体作用。第三,以199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角色和资源配置实际进行深入探讨。一方面,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形下阐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的资源配置情况;另一方面,克服总值贸易思维的缺陷,以垂直深化的增加值视角重新考量中国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区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内外协同型和内向型动能。第四,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方向,进一步界定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第五,实证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资源配置的路径机制。首先,构建方程检验在全球价值链嵌入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相应的影响机制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次,若存在多种中介机制的多重影响,则进一步确定其中更为显着的中介机制;最后,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是否存在局限性,进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之下弱化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第六,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总,对如何构筑高质量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路径从而打开效率提升的“黑箱”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理论和经验分析,本文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正从一个倾向于被动接受他国中间产品的低端代工者角色,向一个倾向于为全球生产网络输送中间产品的中端分工者角色转变,且在此过程中,国际市场对中国国内循环的依存度逐渐上升。第二,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行业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源错配,也恰好潜藏着实现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巨大能量。若能够改善资源错配,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将提升约13.16%,平均每年实现0.73%的增长;总产出将额外提升9.6%,平均每年实现0.53%的增长。第三,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行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内向型动能对打通资源在企业间的流通渠道的作用更强。进一步的行业异质性分析显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行业越来越依赖于偏向内向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动能改善资源配置。非线性分析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各类动能对资源配置均存在一定的“优化区间”。内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呈“倒U型”,当内向型动能增强到超过非线性关系的临界值之后,将发挥着可持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这意味着,基于中国资源禀赋和产业体系构筑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确实潜藏着带动经济下一轮快速增长的巨大能量。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外协同型、外向型动能与资源错配的关系均呈“U型”,且具备“左高右低”的非对称特征,说明外向型动能的参与确实优化了行业间资源配置,且该效应大于抑制作用,合理利用外向型动能将促使其发挥更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第四,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外资更替和再配置的要素流动效应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外资再配置的中介作用更强。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资再配置效应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之间呈“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由发达经济体外资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确实隐含着“纵向压榨”效应,而这一效应对东道国市场资源配置的负面影响也将阻碍外资本身的成长。并且,基于内外资部门之间生产率增长动力的差异,外资实质在这一资源协同优化的过程中获益更多,也更依赖于在东道国的资源再配置过程驱动自身的迅速成长。若这一协同优化过程无法持续,“纵向压榨”可能转变为“双向压制”,从而造成“损人不利己”和“两败俱伤”的局面。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从属者的研发行为,实质是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相互追赶和学习的表现,驱动了全球价值链主导者更高效率的资源再配置过程,一定程度消弭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纵向压榨”效应,“重启”了国内国际资源的协同优化路径。第五,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在改善行业间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关系实现的就业结构横向调整和融资约束缓解共同发挥了多重中介作用,且就业结构横向调整的中介作用更强。但需要注意的是,就业结构的纵向调整并未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高技能劳动要素的增长,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深化反而促使制造业更多的积累了对中低技能劳动要素的偏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可能存在一定的资源优化配置“偏向”。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型动能虽然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全球价值链嵌入壁垒驱动了制造业整体的资源优化配置,但却以“拖累”劳动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代价,且低端“拖累”更为严重,由此加剧了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的“双重分割”。第六,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协同型动能改善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外向集聚效应发挥了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生产体系的深化联结呈现出显着的协同优化作用。但区分“二元”嵌入模式的研究发现,不论是行业内还是行业间,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的“隔绝机制”都存在,且上游嵌入度越高,企业对核心技术等资源的保护动机越强,国内国际生产要素的流通、扩散渠道被一定程度的阻隔,个体利益和大局利益的调节失灵促使积蓄于全球生产网络和本地产业集群之下的外向集聚效应被抑制,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生产体系的“双重分割”。而同时,全球价值链下游嵌入的资源“互仿互享”机制也稳定存在,且下游嵌入度越高的企业与集群内关联企业进行优势资源互享的动机越强,外向集聚效应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亦随之强化。因此,上述两种机制相互博弈的结果一定程度决定了外向集聚效应的强弱,进而左右着内外协同型动能引导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第七,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内向型动能改善行业内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结构升级机制呈现出明显的部分中介作用。而进一步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机制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中间投入优化、国际竞争、“链中学”路径驱动了制造业结构升级。但上述全球价值链的结构升级路径存在行业异质性,进而塑造着结构升级机制下的资源配置路径: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依赖于由中间投入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则越依赖于由国际竞争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嵌入路径驱动资源优化配置,而基于“链中学”效应产生的全球价值链高端嵌入路径则能够驱动所有行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且对低技术行业的作用更强。这意味着,正是由于中高技术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低端嵌入路径依赖、中高端嵌入路径较难贯通、高端嵌入路径正向效应较弱,才造成中高技术行业难以进入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区间”。
安雪柔[4]（2021）在《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石油的自然属性及其从工业生产原料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决定了石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石油需求的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的背景之下,我国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在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向我国石油市场传导的过程中,各行业会因其石油需求量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进而影响物价水平经济运行。因此,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变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第一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研究思路以及创新和不足点;第二章从不同角度对与主题相关的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文献中提出的研究思路的可取之处和不足之处进行评述;第三章阐述国内外石油价格波动状况,并从五个角度分析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原因;第四章介绍价格传导机制,基于油气产品、化工产品和食品的传导路径假设进行理论分析;第五章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每条传导路径的作用强度和有效性。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国际石油价格波动能有效通过油气产品、化工产品和食品这三条传导路径冲击国内价格市场。在油气产品传导路径中,国际油价波动通过影响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来影响交通通讯类行业价格指数;在化工产品传导路径中,国际油价的波动通过影响化工原料购进价格指数来影响我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在食品传导路径中,国际油价通过影响国际粮食价格来影响我国的食品价格指数。最后,基于这三条有效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比研究三条传导路径有效性的强弱,由强至弱排序依次为:化工产品的传导路径、食品的传导路径和油气产品的传导路径,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陈钰晓[5]（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宁密密[6]（2021）在《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汇率变动对出口企业的冲击,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现实性话题。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在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波动更加频繁,进一步增加了出口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国加入WTO后,出口企业自身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GVC）的过程中,其GVC分工位置在不断攀升。面对同样的汇率变动,处于不同分工位置的出口企业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反应:处于加工组装下游环节的出口企业由于失去价格优势而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被迫退出GVC;处于GVC高端环节的企业则能够保持出口量相对稳定,应对能力明显较强。由此可见,企业GVC嵌入位置的变化与其应对出口汇率变动的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密切的关联。基于此,本文以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的异质性反应作为研究的现实背景和逻辑起点,尝试从企业不同GVC分工位置出发,不仅考察了企业GVC分工位置的高低对其应对汇率波动能力的影响,而且考察了上下游企业之间、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之间的汇率传递与溢出效应,以期全面把握GVC分工位置差异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得到更具启发性的发现,为应对汇率波动提供决策参考。在理论方面,本文通过拓展相关模型构建起全文的理论框架,为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理论框架涵盖三部分:一是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二是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三是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首先,基于初始资本差异的前提假设,利用Melitz（2003）异质性模型推导出GVC分工位置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企业生产率,将此结论引入BMM（2012）模型,进而将原模型中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视角延伸至GVC分工位置异质性视角,构建起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模型,同时推导了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作用机制。其次,通过拓展Johnson（2018）模型构建了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模型,分析了 GVC“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发现上游企业的贸易成本会转移到下游企业并成为其隐含成本;同时讨论了“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与汇率传递性的关系,发现上下游企业之间具有汇率传递效应。最后,通过融合Antras and Gortari（2020）主导企业模型、异质性禀赋匹配模型与Alfaro et al.（2019）最优生产边界模型,分别推导出龙头企业通过价值链延长效应、生产率溢出效应和成本降低效应影响非龙头企业出口汇率弹性,从而构建起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模型,梳理出不同实力企业之间存在汇率溢出效应,从而为经验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本文采用2000～2013年中国细分投入产出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匹配后得到企业-目的国-产品三维数据样本,对前文理论分析框架得到的结论逐一进行实证检验。其一,考察GVC分工位置对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GVC分工位置攀升提高企业出口价格的汇率弹性,降低其出口量的汇率弹性,长期内影响更加显着,这一结论在考虑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情况下仍然成立。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机制主要源于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垄断度的差异。人民币贬值期,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提高其离岸出口价格,将人民币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更多的变为成本加成,而非盲目扩大企业出口量;人民币升值期间,上游企业相机抉择地主动调节出口价格,减少成本加成,更大程度降低其出口价格,从而稳定出口量,这一现象在汇率变动剧烈期和非外资企业中尤为明显。更进一步地,通过将企业GVC分工位置变动进行产业间和产业内分解,发现中国企业提高汇率变动的应对能力主要依靠产业升级效应,而非产品结构效应。GVC分工位置攀升有助于提高企业抵抗汇率变动风险的能力,相对于下游企业的“随波逐流”,上游企业更倾向于“逆流而上”,通过调整离岸出口价格来稳定出口量。其二,考察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研究结论显示,无论从投入视角还是从产出视角看,企业GVC位置均是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重要因素。GVC上游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增加下游企业贸易成本,进而影响汇率传递效应,因此,GVC上下游之间具有汇率传递效应。这一结论在控制其他传导渠道、更改测算数据库或使用不同样本后仍然成立。将GVC分工位置分解为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并将价值链长度分解为简单GVC和复杂GVC后发现,价值链长度位置对汇率传递效应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复杂GVC中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更小。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本币贬值期,位于GVC上游和复杂GVC中的企业其汇率传递效应更小;非外资企业或出口产品到发达国家的企业其汇率传递效应更小。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GVC嵌入程度的增加,可以缓解GVC上下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起到润滑剂作用。其三,考察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估计结果显示,龙头企业GVC分工位置的攀升会同时导致非龙头企业出口价格汇率弹性的提升和出口量汇率弹性的降低,进而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具有汇率溢出效应。且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龙头企业的生产率溢出效应、成本降低效应和价值链延长效应来实现的。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本文在基准检验的基础上,考虑内生性、变量遗漏、样本偏差等多方面不足,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更换数据样本区间、使用工具变量法、2SLS和GMM等多种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稳健有效。在“双重嵌入”模式下,产业集群分别以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空间集聚的方式,对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发挥了叠加性调节作用,且上游集聚的调节力度大于下游集聚;与不存在龙头企业的产业集群相比,存在龙头企业的产业集群无论是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还是三种集聚的调节效应均更加显着。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理论模型的拓展。将BMM模型中的企业异质性拓展到GVC分工位置视角,首次将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弹性置于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构建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弹性、GVC上下游汇率传递效应和龙头企业汇率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并且推导各自的传导机制,有利于完善GVC分工位置与出口汇率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其二,研究视角的创新。一方面,本文基于前向关联视角,研究GVC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已有文献大多数是从GVC后向关联出发,从投入角度研究GVC对汇率弹性的影响,为了避免投入视角分析时存在的前提假设条件缺陷,同时强调产出视角中GVC前向关联的贸易流向路径,本文从前向关联视角出发,采用上游度测度GVC分工位置,从产出角度研究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能够丰富GVC与汇率弹性的研究维度。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两个维度分别研究GVC分工位置变动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与整体考察出口额的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可以更加明晰企业出口对于汇率变动的动态价格调整路径。同时研究了 GVC分工位置对短期和长期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本次首次全面考察了 GVC企业间汇率传递效应和溢出效应。在汇率传递效应方面,主要是考察上游企业通过“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将贸易成本转移到下游企业,进而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具有汇率传递效应。在汇率溢出效应方面,重点研究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及其传导渠道,从而厘清“龙头企业一非龙头企业”的内在互动效应,为GVC嵌入背景下企业应对汇率风险提供了新的解读。进一步结合“双重嵌入”趋势,探讨横向集聚、纵向集聚和空间集聚对龙头企业汇率溢出效应的叠加性调节作用,丰富了产业集群与出口汇率弹性的相关研究。其三,核心指标的改进。本文改进了 GVC分工位置的测度方法,强调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渐进性。一方面,与已有文献直接采用相近年份进行匹配的处理方法相比,本文采用将行业数据进行差分平滑处理后再进行企业层面匹配,使得企业GVC分工位置变动与产业升级趋势更加吻合;与此同时,采用对数性质对GVC分工位置变动的分解公式进行创新,提高分解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对企业GVC位置的结构分解主要考虑产业内和产业间的结构对比,缺乏对产业内差异的探讨,而本文从价值链长度出发将GVC分工位置的产业内差异进一步分解为GVC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有助于探寻GVC分工位置对于出口汇率弹性的本质因素,加深对GVC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原因的理解。在政策建议方面,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主要结论,本文从促进企业GVC分工位置攀升、提高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等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微观层面,首先,应鼓励和引导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升GVC分工位置,提高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其次,在GVC分工位置攀升过程中,企业长期应多关注产品的内部价值链升级,而非盲目改变出口产品种类;最后,鼓励龙头企业嵌入当地产业集群,发挥产业集聚引领作用;提倡“双重嵌入”模式,促进龙头企业与非龙头企业的一体化水平,提高企业应对汇率风险能力。在宏观层面,一方面,各国需要更加谨慎地选择汇率贸易政策,处于GVC上游（特别是复杂GVC）的发达国家,其本币贬值不仅难以缓解其出口贸易压力,而且“以邻为壑”的汇率贸易政策最终会导致“以己为壑”的贸易结果;另一方面,支持产业集群嵌入GVC,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上述政策建议在汇率变动和贸易摩擦升级环境下,为重视国内价值链发展、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国外价值链良性互动的双循环模式提供了支持。
周岩[7]（2021）在《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整体关税水平的下降,生产环节的可分解性和中间产品的可贸易性日趋增强,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网络在全球范围内铺陈开来,掀起了一场“全球生产链革命”。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迅猛发展大幅降低了国际分工的参与门槛,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争相涌入来分享全球化红利。根据联合国贸发会（UNCTAD）2013年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发展报告》显示,基于GVC的贸易量已占全球贸易总量的80%,GVC对发展中国家GDP的平均贡献率更是达到惊人的30%,可以说GVC已经完全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俨然成为引导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正处于两个“重大结构性失衡”之中,即世界经济失衡和区域经济失调的问题依然凸出,严重制约中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这一双重失衡的原因错综复杂又众说纷纭,而日益兴起的GVC正好为解释和化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为此,本研究将基于GVC分析框架,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示中国融入GVC空间差异的全景图,并试图寻找到转变GVC融入方式、缩小国家间和地区间差距的可行路径,以求利用GVC力量来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本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是绪论,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从理论研究角度回顾了GVC理论化和模型化之路,从应用研究角度评述了中国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现况。第三章为理论机理,系统性梳理了相关理论基础,探讨了内在的逻辑关系与作用机理,为GVC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第四章至第七章为本文主体部分,围绕GVC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这一主题分别从全球层面和区域层面展开深入探讨。其中,第四章采用2000-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别从贸易角度和生产角度剖析了中国融入GVC的异质性特征,描绘了GVC的来源和去向,回答了中国与世界各国GVC差异体现在何处的问题。第五章继续聚焦于全球层面,主要探讨影响GVC攀升的全球性因素和国别性因素,揭示了创新驱动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路径,提出了构建包容协调GVC的空间路径。第六章将研究视角从全球层面转向区域层面,在对Baldwin（2001）局部溢出模型拓展的基础上,研究了GVC的中间品关联效应,揭示了GVC与地区收入差距的逻辑关系,并以部门从业人员区位商为权重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进行结构性匹配,据此分析各个省份上下游关联强度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中间品关联效应及其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第七章从产品质量视角出发进一步完善了GVC的协调机制,同时为理解GVC对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提供了微观基础。该章揭示了GVC与地区质量差距的逻辑关系,并采用中国海关微观数据描绘了各个省份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同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GVC产品质量效益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回答了如何通过GVC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问题。第八章是对全文的总结,归纳主要的研究结论,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在全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研究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首先,在全球视域下,中国与世界各国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增加值结构的优劣、上下游角色的高低、跨境次数的多寡等方面。从贸易角度看,在中国总出口的垂直专业化中以最终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据了半壁江山,而美国、德国和日本主要来源于以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贡献。从生产角度看,中国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普遍低于后向融入度,以化学品、机械设备、汽车为代表的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融入度更是在所有样本国家中排名末尾,反映了中国扮演的是下游生产者角色而非上游供应者角色。中国中间品的跨境次数少,主要以浅度分工模式参与GVC,德国和日本则以深度分工模式为主,中国汽车制造业深度分工的数值远低于德国和日本,就连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的深度部分也落后于德国。其次,技术创新是缩小GVC地位差距、促进GVC协调发展的核心因素。通过对比GVC影响因素的系数大小和显着性水平可知,技术创新是世界各国攀升价值链的核心动力和普遍经验,而自然资源禀赋对GVC融入方式转变具有抑制作用,启示中国攀升价值链需要跳出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陷阱”。此外,中国与日韩、俄罗斯、欧盟等国家间的中间品出口效率较低,有待发挥独特的地缘优势,扩宽贸易伙伴范围,进一步释放中间品出口潜力以缩小GVC地位差距。总之,推动技术创新变革、拓宽贸易伙伴范围是中国价值链攀升的关键。然后,在区域层面下,中间品关联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机制。中国各省域之间GVC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上下游关联强度的异同,横向比较来看,沿海地区的中间品关联指数普遍高于内陆地区,纵向比较来看,各省份下游关联指数逐渐浅化,而上游关联指数逐渐深化和广化,上游关联效应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又由于空间效应的存在,GVC不仅对本地区产生直接效应,还会对邻近地区产生间接效应,传统未考虑空间因素的模型高估了下游关联效应对地区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并且内陆地区下游关联指数的间接效应相对较大,表明内陆地区“价值洼地”的特征属性使得空间溢出效应更强、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最后,GVC的产品质量效应是缩小地区质量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有效机制。产品质量作为协调机制实施的重要保障,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呈现出“哑铃状”结构特征。GVC的深化与广化对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显着的差异,GVC深化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要素配置效应显着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出口质量,而东部地区GVC的深化作用却日渐式微,反映了GVC深化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倒U型”关系,一旦超过特定阈值时就容易诱发跨国公司“俘获型”的限制与阻击。GVC广化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协同联动效应提升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出口质量。从总体上看,GVC深化与广化对于中部地区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最大,即产品质量效应最强,这样有助于填补哑铃的凹状空缺,从而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是丰富了现有研究对中国区域层面融入GVC的测度,首次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细分行业进行结构性匹配,对区域融入GVC进行大样本和长时段的测度,这为辨析各省份GVC发展趋势提供了新技术和新结论。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完善了GVC促进协调发展的分析视角,质性讨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为实现价值链攀升和经济协调发展双重目标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这也是本文的期望所在。
韩洪涛[8]（2020）在《河南省WJ集团经营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电解铝行业的发展是我国建国以来经济政策发展的缩影。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电解铝企业逐渐出现产能过剩,加之国家对资源、环境保护政策的出台,电解铝生产成本上升,我国大部分电解铝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那么目前我国电解铝企业的经营困境的表现如何,电解铝企业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解决对策是什么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章使用文献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以河南WJ集团作为研究的案例对当前我国电解铝企业的经营困境及对策进行分析。文章首先对选题的依据、背景、研究的意义以及研究的方法等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有关电解铝企业经营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现目前学术界该问题研究的成果和不足;其次,文章对电解铝行业的特征、电解铝企业经营的各个衡量指标等进行说明,为文章奠定理论基础。随后,在此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调研的方式对WJ集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然后从其营运能力、偿还债务的能力、现金流量等方面对其经营状况进行考察,通过数据分析可知,目前WJ集团的经营陷入一定的困境。再次,通过分析文章指出,WJ集团经营陷入困境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其中内部原因是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财务管理存在风险、高层决策存在弊端、产品营销陷入困境以及人力资源管理滞后等,其外部原因包括环保以及限能等政策的颁布、行业环境竞争激烈以及市场环境比较严峻等。最后文章建议通过正确认识政策经济新常态、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以及采取成本管理、财务管理、产业发展、营销管理以及人才管理等具体对策对WJ集团的经营进行改革。
吴天博[9]（2020）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步入21世纪后,中国林业产业为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国际贸易自由化浪潮以及世界木质林产品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不断提升自身生产加工水平、扩大产品生产种类及规模,促使我国林业产业生产及供给能力得到了飞速发展,木质林产品外贸规模显着扩大、贸易流量逐年攀升,产品与市场结构也日趋完善。时至今日,中国林业产业已在国际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林产品生产国、加工国及贸易国,被誉为“世界木材工厂”。尽管如此,林业作为我国战略性基础产业,随着中国经济逐渐步入“三期叠加”时期,中国林业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压力也在与日俱增。一方面,随着我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持续推进及“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政策”的贯彻实施,中国林业经济结构随着国家森林资源禀赋水平及比较优势发生了深刻调整,在这种背景下,有效利用国内外森林资源与市场是我国林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也是维护我国木材安全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时至今日我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市场仍长期高度集中于北美、东南亚、东亚及少数欧盟国家,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木质林产品全球供应链及稳定出口渠道。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伟大战略构想,以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建设为具体途径,秉承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推动世界经济更加包容和平衡发展,通过提高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跨国互通互联,提升经贸合作水平,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再平衡。“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为我国打造稳定的、高质量、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林业开放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有利契机。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视角研究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背景,以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为研究对象,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综合分析了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从贸易规模、贸易产品质量及贸易竞争力等三个层面入手,对双边贸易影响因素及发展潜力进行了测度,对中国进口产品质量及提升潜力进行了分析,对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对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发展对策,以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足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本文具体结论如下: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问题的分析表明:21世纪后,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阶段性变化特征明显,我国常年处于贸易顺差。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出口产品结构及市场稳定且集中,进口产品以原木、锯材、木浆等木材原料为主,出口产品以人造板、纸制品、木制品、木家具等木材制成品为主,进口对象主要集中于东欧及北欧国家,出口对象主要集中于西亚及西欧地区国家。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贸易水平得到了显着提升,但双边木质林产品贸易合作空间仍未得到充分开拓,仍需要深入挖掘。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研究表明:双边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的提升作用最为显着,双边人口规模的扩大同样有利于提升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空间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仍然存在;“五通”建设整体水平及各分项指标水平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现阶段看来,“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提升的贡献更大,但从发展角度而言,“民心相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贸易效率提升潜力层面,双边贸易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除“资金融通”外,其他“五通”建设水平的提升均有利于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各类木质林产品贸易效率的升级。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研究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从大部分沿线国家进口木质林产品质量呈显着上升趋势,除原木进口质量小幅下滑外,其余各类产品进口质量均稳步提升。“五通”建设总水平对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作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均有助于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升级,但由于现阶段我国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建设水平的相对滞后,“民心相通”指标回归结果显着为负;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不断推进,“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质量升级潜力有着巨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贸易便利化和民意基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贸易畅通”和“民心相同”应是未来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表明:中国木质林产品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于国际市场占有率方面,但限于我国森林资源禀赋水平、林产工业发展水平及投入资本等诸多因素,我国木质林产品在出口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与国际化水平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木质林产品综合竞争力在研究国家中处于下游,“大而不强”仍是我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木材原料产品的竞争劣势表现明显,且在短时间内无法逆转。但木材加工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优势明显,人造板、木制品及木家具等3类产品竞争优势突出,印证了近年来中国林产工业发展水平的突飞猛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竞争优势与中国相似,多集中于木材加工产品,表明未来沿线木质林产品国际市场的竞争将会日趋激烈;“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水平的提升以及科技的进步对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起关键作用。最后,依据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果,从完善“丝绸之路经济带”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及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等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及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长远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参考。
符瑞武[10]（2021）在《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重要战役,其中实体经济债务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金融风险之一,解决好实体经济债务风险问题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而言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诸多考验,其中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过高,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命脉,而实体经济债务问题表面上看是实体经济部门过度负债,实质上是金融资本的错配问题。金融资金作为稀缺资源,理应优先流向高效率的生产部门,确保金融资金与高效率企业发展相匹配,由此推动企业更好发展,并起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现实当中我国金融资本配置不仅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距甚远,而且在部分实体经济领域呈现出低效率和非均衡错配特征,这不仅制约着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实体经济增长形成抑制效果,还造成了较大的债务金融风险隐患。因此,金融资本错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实体经济债务问题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则犹如“温水煮青蛙”,不能等到危机爆发再着手解决,必须加快改革、及早化解,以确保我国金融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主要围绕金融资本错配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问题这一研究主题,将金融资本错配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理论机制作为统领全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把金融资本错配与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典型事实、表现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金融的作用效果等内容作为研究的关键点;把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极化影响效应及有关的制度环境作为研究的重要环节;把提升金融资本配置效率、降低金融资本错配程度、稳妥解决企业部门债务杠杆风险以及促进实体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作为落脚点。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当前我国金融资本错配的典型事实进行研判,然后采用构建的金融资本产出效率偏离值方法估算和分析全国和各省市的金融资本错配状况,同时建立金融资本错配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实证检验了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干预和资产价格泡沫等因素对金融资本错配的影响效果。其次,充分考虑我国制度环境和转轨经济特点,在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等研究分析框架下,构建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理论研究框架,包括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制度环境、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机制和金融资本错配下的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机制等内容。再次,在探讨企业部门债务衡量指标合理性的基础上,考察我国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典型表现特征和主要风险情况,同时分析企业部门债务变化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而重点通过实证检验探讨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对企业部门债务冲击的响应。第四,在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理论机制和作用路径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倒U型”效应假设,并基于我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系统GMM计量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从政府干预、货币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三个角度提出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影响具有“加速器”效应的研究假设,并基于我国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计量分析方法对此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本文主要结论,并提出改善金融资本错配程度,解决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政策建议。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金融资金“脱实向虚”、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典型金融资本错配事实,我国金融资本错配表现出“V”型的变化特征,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资本错配程度呈现出递增态势,金融资本错配的影响因素包括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干预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金融资本错配一旦形成就不会是短期现象,而是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第二,中国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呈现出杠杆率过高、结构不平衡和风险巨大等典型特征,企业部门在债务水平较高阶段加杠杆会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形成负面冲击。我国特有的投融资模式、政府主导的金融资本配置过程和金融资本定价机制扭曲等制度安排决定了金融资本错配会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已经成为经济金融稳定发展的隐患,必须找准着力点稳妥地解决。第三,金融资本错配通过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直接作用于企业部门的债务杠杆率,我国的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杠杆率的影响具有“倒U型”效应、区域差异性和周期性特征,企业部门债务问题一旦形成也会演变成长期性问题,有效化解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金融资本错配状况,以及决定这一问题形成的制度环境。第四,金融资本错配是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的关键环节,在转型经济体国家中,政府管制及干预、金融机构经营行为异化和资产价格泡沫冲击将导致金融资本错配,而金融资本错配会与政府干预、货币信用扩张和资产价格泡沫等变量产生叠加效应,推动企业部门杠杆率不断上升从而导致其债务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具有“加速器”的效应。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一是基于金融资本错配视角,审视中国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探寻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机制,从而为提高金融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资本错配程度、解决实体经济债务风险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及政策建议。二是构建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研究框架,探讨了金融资本错配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指出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决定了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全过程,并对金融资本错配导致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过程进行系统化分析,从而论证了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三是阐述我国金融资本错配存在的典型事实和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典型表现特征,构建科学合理的金融资本错配测算指标,系统分析我国金融资本错配的历史演变过程、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并通过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企业部门债务变化对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时变冲击效应,从而较全面、客观地把握我国金融资本错配状况、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效应。四是基于中国省市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对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直接影响不仅具有“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其对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形成还具有“加速器”的间接效应。改善金融资本错配程度,稳妥解决非金融企业债务问题,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需双管齐下,才能见实效。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建设层面,应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金融体制转型发展,努力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改善金融市场结构。对于政府管理部门而言,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健全财政金融管理体系;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要提高市场化经营能力,改善金融资本配置效率;对于企业管理者而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切实增强企业内生发展动力。同时,在处置化解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过程中,更应该注意把握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避免新增或衍生出更多的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稳定,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二、蛇产品价格持续攀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蛇产品价格持续攀升（论文提纲范文）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1.1 论文研究的历史背景 |
| 1.1.2 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 |
| 1.2 论文选题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
| 1.3.1 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创新点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研究的技术路线图与实证研究逻辑框架 |
| 1.5.1 论文研究的技术线路 |
| 1.5.2 论文实证研究的逻辑框架 |
| 1.6 相关概念界定及说明 |
| 1.6.1 概念界定 |
| 1.6.2 相关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农产品价格的文献回顾 |
| 2.1.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相关文献 |
| 2.1.1.1 关于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研究的文献回顾 |
| 2.1.1.2 农产品价格长记忆性特征研究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1.1.3 其它有关农产品价格研究文献 |
| 2.2 农产品价格与宏观经济相互影响的相关文献回顾 |
| 2.3 农业经济发展的文献回顾 |
| 2.4 农业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1 关于农业金融与经济的文献回顾 |
| 2.4.2 关于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3 关于农(副)产品价格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4 关于农业总要素生产率(TFP)与经济增长的文献回顾 |
| 2.4.5 农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法的文献回顾 |
| 3 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农业发展理论 |
| 3.1.1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
| 3.1.2 农业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
| 3.1.3 农业发展理论的内涵 |
| 3.1.4 农业发展理论在中国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运用 |
| 3.2 本文研究涉及的其它相关理论 |
| 3.2.1 农产品价格理论 |
| 3.2.2 经济周期理论 |
| 3.2.3 经济增长理论 |
| 4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与关联性检验 |
| 4.1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实证检验 |
| 4.1.1 长期记忆性分析方法 |
| 4.1.1.1 ARFIMA模型构建 |
| 4.1.1.2 FIGARCH模型构建 |
| 4.1.2 农产品价格的数据选择与描述 |
| 4.1.3 农产品价格及其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检验 |
| 4.2 农产品价格与其不确定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4.2.1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
| 4.2.2 单位根检验 |
| 4.2.3 Granger因果关系的计量检验 |
| 4.2.4 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 |
| 4.3 本章小结 |
| 5 农产品价格及其波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
| 5.1 农产品价格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1.1 农产品价格序列与中国经济增长序列的选取和描述 |
| 5.1.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
| 5.1.3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5.1.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1.5 冲击响应函数估计与方差分解分析 |
| 5.2 农产品价格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性之间的关联性检验 |
| 5.2.1 ADF单位根检验 |
| 5.2.2 影响的方向及影响作用的程度分析 |
| 5.2.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
| 5.2.4 冲击反应的时间变化路径刻画 |
| 5.2.5 影响的贡献程度判别 |
| 5.3 本章小结 |
| 6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判别 |
| 6.1 非线性MS(M) –AR(P)模型构建 |
| 6.2 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数据选择 |
| 6.3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路径刻画 |
| 6.3.1 非线性MS(M)-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6.3.2 中国农业经济以及宏观经济增长的区制转移概率 |
| 6.3.3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处于各增长区制的平均持续期 |
| 6.3.4 中国农业经济及宏观经济不同增长区制间的转移路径刻画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的作用研究 |
| 7.1 非线性MS(M) -VAR(P)的模型设定 |
| 7.2 对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及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时间动态轨迹的刻画 |
| 7.3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3.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3.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3.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4 农业经济发展在宏观经济波动过程中的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
| 7.4.1 非线性MS(M) -VAR(p)模型的参数估计 |
| 7.4.2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周期性变迁识别 |
| 7.4.3 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波动作用机制的区制转移特征测度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索引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当前美国通胀成因、影响及未来走势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美国当前通胀水平趋势的原因分析 |
| （一）美国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 |
| （二）美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
| 1. 疫苗接种迅速推进下经济秩序逐渐恢复。 |
| 2. 货币超常规增发与大规模财政刺激。 |
| 3.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加速上升。 |
| 二、美国通胀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
| （一）美国通胀未来继续上行的阻碍因素 |
| 1. 基数效应。 |
| 2. 供需基本面未显着改善。 |
| 3.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趋于见顶。 |
| （二）美国通胀未来继续上行的支撑因素 |
| 1. 疫苗迅速推进下经济景气回暖。 |
| 2. 宏观政策总基调短期变动不大。 |
| 3. 通胀预期导致通胀加速上升。 |
| 4. 全球经济复苏不平衡。 |
| （三）通胀未来走势的不确定性因素 |
| 1. 疫情新形势与疫苗效果不确定性。 |
| 2. 美联储货币政策拐点时机的不确定性。 |
| 三、美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 |
| （一）美国通货膨胀对本国的影响 |
| 1. 滞胀风险。 |
| 2. 资产泡沫风险。 |
| 3. 财政可持续性风险。 |
| 4. 收入分配差距风险。 |
| （二）美国通货膨胀对国际的影响 |
| 1. 当前美国通胀上行，导致全球面临输入型通胀压力。 |
| 2. 美国中长期利率上升，推升各国中长期利率。 |
| 四、结论与启示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 |
| 1.2.2 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篇章结构 |
| 1.5 研究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 |
| 2.1.1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沿革 |
| 2.1.2 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升级 |
| 2.1.3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量化方式与经济内涵 |
| 2.1.4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率效应 |
| 2.2 资源错配与生产率提升的研究 |
| 2.3 开放视角下的资源配置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评述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3.1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来自国际市场进出口侧和国内市场供给侧的生产率效应 |
| 3.1.1 要素流动效应 |
| 3.1.2 分工协作效应 |
| 3.1.3 外向集聚效应 |
| 3.1.4 结构升级效应 |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资源配置路径研究——基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分析框架 |
| 3.2.1 生产设备和技能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2 市场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3 研发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2.4 创新能力的全球价值链再配置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与资源配置的特征事实 |
| 4.1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角色 |
| 4.1.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1.2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 |
| 4.1.3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特征事实 |
| 4.2 中国制造业资源错配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2.1 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
| 4.2.2 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 |
| 4.2.3 中国制造业行业间资源错配 |
| 4.2.4 中国制造业生产率与产出的反事实估计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
| 5.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5.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4 进一步的研究:还剩下多少“优化区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何而起?——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际市场进出口侧的外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6.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要素流动效应:基于内资、外资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1.1 内外资部门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动态分解 |
| 6.1.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1.3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6.1.4 实证结果分析 |
| 6.1.5 进一步的研究:国内、国际资源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分工协作效应:基于劳动、资本协同配置的探讨 |
| 6.2.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6.2.2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6.2.3 实证结果分析 |
| 6.2.4 进一步的研究:劳动、资本要素配置协同优化了吗?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如何存续?——全球价值链嵌入在国内市场供给侧的内向型动能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机制 |
| 7.1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外向集聚效应:基于国内国际生产体系联结路径的探讨 |
| 7.1.1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1.2 估计方法与变量处理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1.4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上游嵌入路径是否存在“战略隔绝”? |
| 7.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结构升级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的探讨 |
| 7.2.1 中国制造业结构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升级效果分析 |
| 7.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
| 7.2.3 估计方法和变量处理 |
| 7.2.4 实证结果分析 |
| 7.2.5 进一步的研究: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是否存在不可持续性?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政策启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本文的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
| 8.3.1 本文的局限性 |
| 8.3.2 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Ⅰ:基于Melitz和 Polanec(2015)方法的生产率增长分解式推导 |
| 附录 Ⅱ: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前向参与指数、后向参与指数 |
| 附录 Ⅲ: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劳动、资本错配指数及行业间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Ⅳ: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内资源错配指数 |
| 附录 Ⅴ: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潜力 |
| 附录 Ⅵ: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结构升级指数 |
| 附录 Ⅶ: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 个人简历及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三节 本文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综述 |
| 一、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研究 |
| 二、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物价的传导机制研究 |
| (一)基于具体价格指数的传导机制研究 |
| (二)基于油气产品、化工产品和食品传导机制的研究 |
| (三)基于工资、利率、产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 |
| (四)基于贸易出口、产品供需、产业传递传导机制的研究 |
| 三、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研究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石油价格波动状况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状况及原因分析 |
| 一、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状况分析 |
| 二、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原因分析 |
| (一)市场供求不平衡 |
| (二)美元汇率波动 |
| (三)地缘政治不稳定 |
| (四)期货市场的投机行为 |
| (五)其他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石油市场概况 |
| 第四章 国际石油价格影响物价水平的传导机制研究 |
| 第一节 国际石油价格影响物价水平的机制分析 |
| 第二节 国际石油价格影响物价水平的传导路径 |
| 一、油气产品的传导路径分析 |
| 二、化工产品的传导路径分析 |
| 三、食品的传导路径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物价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设定 |
| 第二节 油气产品传导路径的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说明 |
|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择 |
| 三、变量外生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 |
| 五、方差分解 |
| 第三节 化工产品传导路径的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说明 |
|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择 |
| 三、变量外生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 |
| 五、方差分解 |
| 第四节 食品传导路径的实证分析 |
| 一、数据选取说明 |
|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最优滞后期选择 |
| 三、变量外生性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脉冲响应函数 |
| 五、方差分解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房地产市场 |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路线 |
| 1.4.2 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点 |
| 1.5.2 不足之处 |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 4.4 本章小结 |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 5.4 本章小结 |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现实背景和意义 |
| 1.1.2 理论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数理模型构建 |
| 1.3.2 多种计量方法 |
| 1.3.3 解构分析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4.2 理论模型的拓展 |
| 1.4.3 核心指标的改进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GVC分工位置的测度与决定因素 |
| 2.1.1 GVC分工位置测度 |
| 2.1.2 GVC分工位置的决定因素 |
| 2.1.3 GVC企业的分工模式 |
| 2.2 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因素 |
| 2.2.1 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2.2 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2.3 产品层面的影响因素 |
| 2.3 GVC与出口汇率弹性之间的关系 |
| 2.3.1 嵌入GVC与否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2.3.2 嵌入GVC程度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2.4 现有文献的总结与评述 |
| 第3章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理论框架 |
| 3.1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基础模型 |
| 3.1.1 基本假设与模型建立 |
| 3.1.2 基于GVC分工位置的模型拓展 |
| 3.1.3 GVC分工位置影响出口汇率弹性的作用机制 |
| 3.2 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 |
| 3.2.1 上下游间的“溢出效应” |
| 3.2.2 上下游间的“瀑布效应” |
| 3.2.3 “溢出效应”和“瀑布效应”与汇率传递性 |
| 3.3 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 |
| 3.3.1 价值链延长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3.2 生产率溢出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3.3 成本降低效应与出口汇率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核心指标测度与典型化事实 |
| 4.1 数据筛选与说明 |
| 4.1.1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4.1.2 数据库匹配合并 |
| 4.2 GVC分工位置测度 |
| 4.2.1 GVC分工位置的测算公式 |
| 4.2.2 上游度的经济学含义 |
| 4.2.3 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 |
| 4.2.4 企业上游度 |
| 4.3 企业上游度的变化趋势 |
| 4.3.1 总体变化趋势 |
| 4.3.2 分行业变化趋势 |
| 4.3.3 分年度核密度分布 |
| 4.4 企业上游度的分布特征 |
| 4.4.1 企业上游度的行业分布特征 |
| 4.4.2 企业上游度与资本密集度 |
| 4.4.3 企业上游度与企业生产率 |
| 4.5 企业上游度变化的异质性特征 |
| 4.5.1 基于GVC类型 |
| 4.5.2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4.5.3 基于企业实力 |
| 4.5.4 基于企业所有制 |
| 4.5.5 基于目的国收入水平 |
| 4.6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汇率弹性关系的初步描述 |
| 4.6.1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量汇率弹性 |
| 4.6.2 企业上游度与出口价格汇率弹性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GVC分工位置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检验 |
| 5.1 基准回归 |
| 5.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5.1.2 基准回归结果 |
| 5.2 内生性处理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变量替换 |
| 5.3.2 样本更换 |
| 5.3.3 人民币跨境结算 |
| 5.4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5.4.1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5.4.2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5.4.3 基于汇率变动程度 |
| 5.5 作用机制检验 |
| 5.5.1 中介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
| 5.5.2 中介模型结果 |
| 5.6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5.6.1 GVC分工位置变动的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 |
| 5.6.2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 |
| 5.6.3 结构效应和升级效应对出口汇率弹性影响的异质性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GVC上游企业对下游企业的汇率传递效应 |
| 6.1 基准回归 |
| 6.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6.1.2 基准回归结果 |
| 6.2 内生性处理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更换GVC分工位置指标 |
| 6.3.2 使用WIOT数据 |
| 6.3.3 更换样本时间区间 |
| 6.3.4 单产品企业 |
| 6.4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6.4.1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6.4.2 基于目的国收入水平 |
| 6.4.3 基于汇率变动方向 |
| 6.5 GVC分工位置分解及其汇率传递效应 |
| 6.5.1 GVC基础位置和价值链长度位置 |
| 6.5.2 位置分解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影响 |
| 6.5.3 对价值链长度的进一步分解 |
| 6.6 GVC参与度的调节作用 |
| 6.6.1 GVC前向参与度调节作用 |
| 6.6.2 GVC后向参与度调节作用 |
| 6.6.3 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GVC龙头企业对非龙头企业的汇率溢出效应 |
| 7.1 基准回归 |
| 7.1.1 变量选取与基准模型设定 |
| 7.1.2 基准回归结果 |
| 7.2 稳健性检验 |
| 7.2.1 更换龙头企业标准 |
| 7.2.2 更换GVC分工位置指标 |
| 7.2.3 更换样本企业类型 |
| 7.2.4 更换样本时间区间 |
| 7.2.5 工具变量法 |
| 7.2.6 GMM检验 |
| 7.3 异质性分组检验 |
| 7.3.1 基于企业所有权 |
| 7.3.2 基于GVC类型 |
| 7.3.3 基于GVC参与度 |
| 7.3.4 基于位置分位数 |
| 7.4 作用机制检验 |
| 7.4.1 价值链长度渠道 |
| 7.4.2 企业生产率渠道 |
| 7.4.3 企业生产成本渠道 |
| 7.5 “双重嵌入”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1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
| 7.5.2 横向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3 纵向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4 空间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
| 7.5.5 不同产业集群下多维集聚对汇率溢出效应调节作用的进一步考察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分析结论 |
| 8.1.2 实证检验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微观层面 |
| 8.2.2 宏观层面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1.2.1 逻辑线索 |
| 1.2.2 内容安排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主要方法 |
| 1.3.2 可能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回溯 |
| 2.1.1 概念的演进 |
| 2.1.2 测度的改良 |
| 2.2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研究 |
| 2.2.1 全球层面 |
| 2.2.2 区域层面 |
| 2.3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协调发展研究 |
| 2.3.1 全球层面 |
| 2.3.2 区域层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价值链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的理论机理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经济全球化理论 |
| 3.1.2 国际分工理论 |
| 3.1.3 技术创新理论 |
| 3.1.4 空间结构理论 |
| 3.1.5 协调发展理论 |
| 3.2 作用机理 |
| 3.2.1 技术创新效应 |
| 3.2.2 中间品关联效应 |
| 3.2.3 产品质量效应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及差异分析 |
| 4.1 引言 |
| 4.2 文献回顾 |
| 4.3 方法、指标和数据 |
| 4.3.1 测度方法 |
| 4.3.2 指标说明 |
| 4.3.3 数据来源 |
| 4.4 测算结果与分析 |
| 4.4.1 融入GVC的层次及其差异 |
| 4.4.2 融入GVC的方式及其差异 |
| 4.4.3 融入GVC的区位分布及其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因素及潜力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文献回顾 |
| 5.3 模型设定、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设定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数据说明 |
| 5.4 影响因素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5 攀升潜力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价值链、中间品关联与区域协调发展 |
| 6.1 引言 |
| 6.2 文献回顾 |
| 6.3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
| 6.3.1 基础模型 |
| 6.3.2 均衡分析 |
| 6.3.3 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模型与数据处理 |
| 6.4.1 空间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变量选取 |
| 6.4.3 数据来源 |
| 6.5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1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5.2 基准回归 |
| 6.5.3 稳健性检验 |
| 6.5.4 进一步扩展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全球价值链、出口产品质量与区域协调发展 |
| 7.1 引言 |
| 7.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
| 7.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及其空间差异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3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计算 |
| 7.3.4 地区出口产品质量的时空差异 |
| 7.4 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
| 7.4.1 变量选择 |
| 7.4.2 模型设定 |
| 7.5 实证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河南省WJ集团经营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 |
| 1.2.2 国外文献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内容 |
| 1.3.3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 |
| 2.1 基本概念概述 |
| 2.1.1 企业经营的概念 |
| 2.1.2 经营与管理的区别联系 |
| 2.2 企业经营环境分析理论 |
| 2.3 电解铝行业特征 |
| 2.4 衡量电解铝企业经营状况的方法和指标 |
| 2.4.1 电解铝企业经营状况指标分解 |
| 2.4.2 企业经营指标构建 |
| 第三章 河南省WJ集团经营困境分析 |
| 3.1 WJ集团的概况 |
| 3.1.1 WJ集团简介 |
| 3.1.2 WJ集团组织结构 |
| 3.1.3 WJ 集团产业链 |
| 3.2 WJ集团经营困境分析 |
| 3.2.1 营运能力 |
| 3.2.2 盈利能力 |
| 3.2.3 偿还债务能力分析 |
| 3.2.4 现金流量情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WJ集团经营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WJ集团经营困境的内部原因分析 |
| 4.1.1 生产成本居高不下 |
| 4.1.2 财务管理存在风险 |
| 4.1.3 高层决策存在弊端 |
| 4.1.4 产品营销陷入困境 |
| 4.1.5 力资源管理滞后 |
| 4.2 WJ集团经营困境的外部原因分析 |
| 4.2.1 政策环境分析 |
| 4.2.2 行业环境分析 |
| 4.2.3 市场环境分析 |
| 第五章 解决WJ集团经营困境的对策 |
| 5.1 WJ集团解决经营困境的整体思路 |
| 5.1.1 正确认识政策经济新常态 |
| 5.1.2 严格执行相关政策规定 |
| 5.1.3 积极发挥自身优势 |
| 5.2 WJ集团解决经营困境的具体措施 |
| 5.2.1 成本管理对策 |
| 5.2.2 财务管理对策 |
| 5.2.3 产业发展对策 |
| 5.2.4 营销管理对策 |
| 5.2.5 人才管理对策 |
| 结论 |
| 总结 |
|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发展的研究综述 |
| 1.2.3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下国际贸易的研究综述 |
| 1.2.4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框架 |
| 2.1 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理论基础 |
| 2.1.1 国际贸易规模相关理论 |
| 2.1.2 国际贸易质量相关理论 |
| 2.1.3 国际贸易竞争力相关理论 |
| 2.2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站位 |
| 2.2.1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论内涵与意义 |
| 2.2.2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规模 |
| 2.2.3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质量 |
| 2.2.4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际贸易竞争力 |
| 2.3 理论框架的构建 |
| 2.3.1 国际贸易规模、国际贸易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逻辑关系 |
| 2.3.2 国际贸易影响因素的理论支撑与经验支撑 |
| 2.4 本章小结 |
| 3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现状及特征分析 |
| 3.1.1 中国木质林产品整体贸易现状 |
| 3.1.2 中国木质林产品分类产品贸易现状 |
| 3.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发展特点 |
| 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2.1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范围界定 |
| 3.2.2 双边贸易流量分析 |
| 3.2.3 双边贸易结构分析 |
| 3.2.4 双边贸易互补性关系分析 |
| 3.2.5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存在问题分析 |
| 3.3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五通”建设水平分析 |
| 3.3.1 “丝绸之路经济带”五通指标体系构建 |
| 3.3.2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五通水平测算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规模及潜力评估 |
| 4.1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1.1 贸易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1.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4.2.1 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构建 |
| 4.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4.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4.3 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贸易效率提升潜力评估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分析 |
| 5.1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度 |
| 5.1.1 国际贸易产品质量测算方法选取 |
| 5.1.2 研究国家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1.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测算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设定 |
| 5.2.2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5.2.3 变量相对重要性分析 |
| 5.2.4 影响机制讨论 |
| 5.3 中国木质林产品进口质量的提升潜力评估 |
| 5.4 本章小结 |
| 6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的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研究 |
| 6.1 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1 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经验及理论综述 |
| 6.1.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选取 |
| 6.1.3 研究国家选取 |
| 6.1.4 木质林产品整体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1.5 木质林产品分类国际竞争力评价 |
| 6.2 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指标选取及模型构建 |
| 6.2.2 数据来源 |
| 6.2.3 模型回归结果及相关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政策启示 |
| 7.1 完善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环境 |
| 7.2 提升中国木质林产品国际竞争力 |
| 7.3 打造中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多元化木质林产品市场结构 |
| 7.4 研究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东北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10）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技术路线、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内容安排与逻辑结构 |
| 第六节 可能的创新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金融资本错配的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企业部门债务的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文献综述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金融资本错配的测度分析、形成机制与经验辨识 |
| 第一节 金融资本错配的典型事实、测算方法及结果评价 |
| 第二节 信息不对称与融资约束下的金融资本错配形成机制:一个理论模型 |
| 第三节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制度环境 |
| 第二节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的传导机制 |
| 第三节 金融资本错配下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的形成机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部门债务的度量方法、典型特征及影响效应 |
| 第一节 企业部门债务衡量的“存量/流量”和“存量/存量”方法 |
| 第二节 企业部门债务问题特征:杠杆率高、结构失衡和风险巨大 |
| 第三节 企业部门债务影响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倒U型”效应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杠杆率的非线性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与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计量检验结果及拓展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金融资本错配影响企业部门债务“加速器”效应的实证检验 |
| 第一节 金融资本错配推动企业部门债务问题加速形成的理论假设 |
| 第二节 实证模型与研究设计 |
| 第三节 计量检验结果及拓展性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蛇产品价格持续攀升（论文参考文献）
- [1]农业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及波动的作用机制研究[D]. 郭向东.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当前美国通胀成因、影响及未来走势的研究[J]. 佘欣艺,许坤.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07)
- [3]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D]. 潘秋晨.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研究[D]. 安雪柔.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5]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6]GVC分工位置对中国企业出口汇率弹性的影响研究[D]. 宁密密. 山东大学, 2021(11)
- [7]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D]. 周岩. 东南大学, 2021(02)
- [8]河南省WJ集团经营困境及对策研究[D]. 韩洪涛. 长安大学, 2020(06)
- [9]“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研究[D]. 吴天博. 东北林业大学, 2020(09)
- [10]金融资本错配对企业部门债务的影响研究[D]. 符瑞武. 南京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