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曲县减轻农民负担200万元（论文文献综述）
高源[1]（2021）在《生活圈视角下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公共服务设施作为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基础,其规划、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然而在历年区域发展规划中,公共服务设施专题只是略有涉及,缺少对设施空间布局与配置优化的内容。因此,只有实现公共服务公平高效配置,才能满足居民日益多元的需求,有效推进城乡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最新2018版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中以“生活圈”的概念取代过去“居住区、居住小区、居住组团”的分级,突出人本思想,把在最佳步行时间内满足居民生活需求作为设施配套的重要考量。设计规范的变更反映了城市居住区建设方面的快速发展,相较而言《镇规划标准》已经有近15年没有更新与调整,这突出说明我国村镇建设研究的滞后性。传统村镇公共服务设施基本是按照行政单元和人口规模进行配置,忽略了城乡的区别以及村庄之间的差异性,难以适应当前居民需求。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河曲县为例,借鉴城市居住区生活圈配置思想,试图打破行政界线,从乡村居民需求出发以最佳出行距离定义公共服务设施半径,避免传统配置的缺点,促进城乡统筹。希望可以加快建立能够满足全体乡村居民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实现设施公平高效的规划与布局,应对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同时确保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县域发展相一致,在多个层面上相辅相成协调发展,起到良性循环作用。本文核心内容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生活圈视角下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体系研究,第二部分为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分类配置体系研究,第三部分为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分级配置体系研究,第四部分为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优化策略。在第一部分中,梳理了生活圈相关理论与实践成果,构建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体系,明确本文研究思路与技术依托。第二部分中,通过对国家相关规范标准的解析,确定本文研究的公共服务设施类别与具体项目,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圈分类体系。第三部分中,明确本文研究的公共服务设施层次等级,在此基础上构建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圈分级体系,通过多因子评价法将村级圈层划分为一般村与重点村,为下文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优化奠定基础。第四部分中,首先明确了空间配置原则,并对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依据——生活圈体系进行重构,利用ARCGIS软件中区域分配工具将河曲县划分为四级生活圈层,然后在各级各类生活圈服务中心进行设施的空间布局以及具体项目安排,最后参考国家相关标准与规范,对设施配置指标进行引导,实现生活圈视角下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优化。
辛可欣[2]（2021）在《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让新时代的乡村庙会在政府与社会、精英与民众的互动中发挥积极作用,为乡村振兴构筑有效桥梁和纽带。需要我们全面挖掘、整理相关史料,结合田野调查,寻找典型案例,梳理乡村庙会的文化记忆及其传承规律,积极思考如何将丰富的庙会文化资源转化为引领乡村文化健康发展的动力。本文聚焦山西省河曲县海潮禅寺庙会记忆之场、庙会进香与庙会交流记忆等,力图挖掘和整理海潮禅寺庙会的文化记忆,梳理和总结庙会记忆图式及其背后历史承传的内在规律,为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社会文化传承,建构和谐地域社会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本研究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河曲海潮禅寺庙宇空间。记忆场所是文化记忆研究的起点。本章从山西省河曲县的自然历史文化风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入手,探寻海潮禅寺庙宇空间布局特点、碑帖雕刻、僧人戒律;梳理海潮禅寺从蒙古族“鞑姑姑”“蒙姑姑”建寺,后来历任蒙汉住持修缮扩建、苦心经营的历史记忆;挖掘海潮禅寺记忆之场的独特性,突显海潮禅寺文化记忆的民族交融与团结,为深入研究海潮禅寺庙会的灵验记忆和流动记忆提供坐标和语境。第二章主要研究海潮禅寺灵验记忆。主要呈现海潮禅寺庙会的由来和禅寺内部的神圣记忆;展现万人会和水陆龙华会的集体记忆;分析整理信众、香客与海潮禅寺相关的民间灵验记忆,诸如求子顺遂、求医问药、卜卦灵验、现世报应等,挖掘灵验记忆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探寻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内在规律性。第三章主要研究海潮禅寺庙市的流动记忆。主要通过考证、探究依傍的庙市,庄严的佛礼,繁华的交易,庙里庙外的人流、物流,以及庙会呈现出的亲朋关系、邻里关系、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示海潮禅寺庙会的流动记忆,凸显海潮禅寺庙市的国家在场和交往记忆,蒙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记忆和亲戚邻里和睦相处的个体记忆,让人感知海潮禅寺庙市“惩恶扬善、广种福田”的佛教理念和融通晋陕蒙三省的软实力。通过考察海潮禅寺庙会相关空间叙事、历史起源、神灵谱系传说、信众灵验记忆,以及庙市社会互动与交流记忆等,挖掘整理其超越庙宇物质属性、超越宗教信仰属性的具体化、可供捕捉的记忆事象,提炼出庙会文化记忆,并总结其历经时间长河的传承规律,从而理解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及其价值。其一,呈现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是晋陕蒙三省交汇处的中心道场,蒙汉民族融汇的精神通道,是独具特色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在海潮禅寺庙会这一特定的记忆空间里展示出两个民族像石榴一般团结的民族记忆。其二,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贮存价值,即在于建构海潮禅寺庙宇与庙会的一种超物质性存在。其三,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激活价值,即在于以禅寺源起之（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叙事,及其信仰灵验庙会与物资交流庙市,建构和谐融洽的地方社会共同体。
李元勋[3]（2019）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脱胎于“政社合一”人民公社体制的村民自治,是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萌发起来的,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力量介入高位推动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直接民主形式,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及有效方式,是基层群众自治在农村的民主实践和伟大创举。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发韧于农村的由村民创造的民主改革实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国家逐步通过立法形式对这种民主形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形成了一套科学、完备的村民自治法律体系,使之上升为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形式和在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上运行。同时又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亿万农民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了村民当家作主。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治理方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它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变迁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甚至文字表述都会发生某些变化。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实现了从村民自治向乡村治理话语体系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十八大后要求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健全“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便成为重要的政策话语,实现了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基层民主发展与具体实践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概括出了农村基层民主发展的成效与基本经验。本论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缘起及意义,核心概念的界定,相关文献综述,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并梳理了本论文的理论渊源。第一章是村民自治的萌生。本章对村民自治产生前的乡村治理作了梳理与分析;对其产生的背景作了深度剖析,这些背景主要包括宽松的政治环境、包产到户的推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等因素。梳理了村民自治兴起的过程,从建立第一个村委会到在全国的普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广大农村得以全面建立。第二章是村民自治的发展。本章对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动和村民自治的发展作了论述,这一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为起点的,主要是开始建章立制,推进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与村民自治相关的一些规章制度得以完善、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和选举模式的创新。第三章是村民自治的深化。1998年《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村民自治实践全面推行,进行了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在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背景下,村民自治面临新挑战,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开展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建设逐步规范和选举方式方法不断创新。第四章是村民自治的提升。在这一时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以村民自治为主体框架和核心内容的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和实践场域,开启了对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开始了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求广大基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各地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对基层民主协商的探索与实践。在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背景下,针对“三农”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对“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模式的探索和实践。第五章是村民自治的成效和历史经验。从总体上来看,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经过40年的发展,成效显着,制度化、规范化不断加强,各项民主机制体制逐步完善,农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基本得以实现。通过考察村民自治40年的进程得出了最基本的经验: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首创精神,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坚持问题导向,循序渐进推动制度革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发展道路。
邸志峰[4]（2019）在《资产视角下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政策扶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精准扶贫的不断深入,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地实行了各种针对农户“两不愁三保障”和“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扶持政策,而忽略了农户资产积累对家庭的影响。农户的致贫机理多样,测度农户贫困程度的体系不健全,很难适应山西省今后脱贫攻坚的需要,本文通过资产的视角研究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以及检验农村家庭是否存在贫困陷阱。基于山西省36个国定贫困县,对农户资产的截面数据进行调查研究,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县域和不同类型农户的资产贫困指数进行测度,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其各种因素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力。目的是为精准扶贫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促进农户资本禀赋的提高,弥补我国对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的不足。
李琴[5]（2018）在《河曲县蚰蜒峁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人口老龄化最直接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养老问题,这在农村表现的更为紧张,社会转型使农村养老问题越加复杂,繁重的养老造成了农村人脱贫又返贫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探索农村养老新模式时候应该立足现在,着眼未来,提出符合农村老人特殊情况的养老模式。就目前我国农村现有养老模式而言,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出现的空巢率与养老率的上升,孝道淡化,家庭轴心转移以及代际倾斜等等,传统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未富先老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农村人大都没有纳入社会保障范围,新农保刚刚开始试点还处于探索阶段,无法完全担任农村养老的重任。如何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了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养老支持方式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家庭代际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社会支持水平低,家庭养老服务质量低。个人自我养老难以实现,同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在山西省河曲县蚰蜒峁村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方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通过走访和收集资料的方式,对蚰蜒峁互助养老老年公寓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了解,对养老老年公寓内的老人的生活条件、养老意愿以及对互助养老老年公寓的满意度进行了分析整理,指出河曲县蚰蜒峁推行互助养老老年公寓的有利条件以及发展弊端,最后就蚰蜒峁互助养老老年公寓处在的问题给出了完善意见。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公寓是蚰蜒峁村集体本为了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十二字方针的大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成功尝试。这种模式继承了中华民族敬老尊老的传统,它消除了老年人的忧虑,同时减轻了他们子女的负担。。在农村养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资金和服务不足等问题。服务专业性不强、管理水平低等问题,对于它的继续健康发展还需要借鉴其它地区农村养老的宝贵经验,政府、社会、个人和每个家庭共同努力。
朱恩禄[6]（2017）在《绥远省晏江县县政建设及治理状况研究（1942-1949）》文中提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迁移到河套地区的绥远省政府与日伪政权在绥西地区进入相持状态时,顺应国民政府推行"新县制"的形势,河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个县级政权——晏江县,其产生是绥远省政府通过缩减行政层级、重构行政组织,来加强对绥西社会控制的结果。在抗战时期,晏江县政府为该地区生产恢复、社会重建,进而维持绥远省政府与日伪政权的对峙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持。抗战胜利后,虽然晏江在县政府主导下成立了参议会,使得该县级政权在形式上更具民主与法治色彩,但为支持中国国民党开展反共行动,其依靠直达乡村基层的行政机构和传统的施政机制,采取竭泽而渔的统治政策,使得县政管理几近溃败,社会治理重又陷入混乱状态。本文通过对民国政府时期晏江县政从体制建设到具体治理情况进行梳理分析,认为晏江县政之失,不在于"县制"不够完备或缺乏现代性,而是由于"县治"的腐败与倒退,使其县制之"新"仅仅停留在了表面。
凌日平,陈园园,秦作霞,石莎,殷海善[7]（2016）在《规模化经营、农户生计策略与收益递增——来自晋西北地区右玉、岢岚、河曲等县的调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户家庭的脱贫致富不是一个仅仅依赖外部援助就能够解决的社会问题,更多地需要探讨源自农户经营决策引致收益递增的内源脱贫致富机制。本文采用20132015年期间在晋西北地区对农户家庭的连续入户调查资料,讨论了人口减少后土地的规模经营和规模经营是否带来收益递增,也讨论了农户在人口外迁、土地资源供给增加后的生计策略,以及对其收益递增的作用,发现晋西北地区农户生计策略倾向兼业和多样化经营,生计投入与选择较为保守,规模化经营带来农户家庭收益增长,但收益递增存在适度规模,土地资源、劳动力年龄和数量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适度规模水平的主要因素。
张晶[8]（2016）在《山西省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农业产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提高,我国涌现出大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在农业科技服务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农业更快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民的增收起到了推动作用。山西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近年来,在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河曲县地处山西省西北黄土高原,属于一个农业大县,其中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8%,农业在河曲县属于主导产业,发展现代农业也成为了河曲县委政府的工作之首。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研究的基础上,以山西省河曲县为例,通过笔者对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现状的实地走访调查,经过对河曲县几个较为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入分析,着重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给河曲县的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带来的效益。同时分析了农业科技服务内容不全面、服务程度不够深入、服务实力不够强、服务方式简单、服务渠道单一、服务体系不健全、服务观念落后,进而说明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重要性,并分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例如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合作社科技服务带动能力弱、合作社缺乏专业素质人才,最后提出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对策建议,如政府的扶持力度需要加大、扩大合作社规模和提高科技服务带动能力、壮大服务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加强合作社服务成员综合素质、构建完善的科技服务新型体系。
王倩[9]（2013）在《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在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社会历史斗争的基本内容之一。历代爆发的农民战争中,仁人志士不断提出的各种主张,就是为解决该问题,或者为期于和缓该问题。尽管如此,然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之后,抓住了中国抗日战争这个千载一时的历史机遇。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凝聚全党的大智慧,找到了一种合乎分寸的切入点,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不仅能动员农民,而且又能将阶级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样一种近乎理想的政治境界。而中共审时度势,以民族利益为先,及时将“地主不分田”的农地政策调整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农地政策。正是这种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构筑了进入这一理想政治境界的重要桥梁之一。通过这一过程的深刻分析,将使我们对“双减”作为中国革命大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指引人们深入了解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组合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中共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双减”运动,是作为整个革命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谋划的。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极力谋求“双减”运动的开展,最大限度地密切联系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因此,在推行“双减”过程中,既要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要把农民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杜绝“搭便车”的现象,促成农民直接面对地主的“个人化”的“双减”方式；不仅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而且也要削弱地主在农村中的封建势力,从而建立中共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为了开展“双减”运动,为其净化环境,铺平通往胜利之路,中共想方设法,极力谋求从政治组构、权力组织安排、经济关系、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观念形态等诸方面改变农村的社会环境。这就为租佃关系变迁提供了保障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双减”运动,不只有革命的目的,也有灵活多变的策略运作空间,从而致使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的“双减”运动,大大超越了农村一般经济意义上的改革,凸显了一切革命性变革。其革命性意蕴是在斗争与妥协的策略互动中展现出来,本文对农民与地主的博弈基本模型作了阐释。虽然“双减”运动所采取的具体方法,不像土地革命那样激剧,但是在组织发动群众、改变农村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方面,呈现了革命性变化。这正如彭真所言,“双减”是中共领导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本文将“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情境,锁定为1937-1946年之间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民族抵抗运动和“双减”运动。租佃关系变迁是对租佃关系非均衡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租佃关系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出现租佃关系非均衡是租佃关系变迁的必要条件。租佃关系因租佃制度而生,展示构成租佃制度的一切要素,然在其运动过程中由于受时代、地域等的作用,较之于侧重规定性内容的传统制度史来说,又显示出明显的灵活性,所确指的对象范围也通常突破制度文本规范而变得更宽泛。近代华北租佃制度是非正式的。然而在没有正式租佃制度的历史时期,地主与农民的租佃关系主要凭借非正式规则来维护,正是这些非正式规则保障了租佃关系的正常运转。非正式制度安排一旦形成,便具有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并且形成了世代相沿的民族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以为这是我国历史上的非正式租佃制竟然存续两千多年的原因。华北租佃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价值信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起着规范租佃行为的约束作用,并能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华北抗日根据地正式租佃制度的形成是中共的减租政策加载于其相关的法规之中,从而成为正式的租佃制度安排（正式规则）。尽管它是中共设定的,但是也需要有关各方的明确认同。这一套正式规则基本上吸纳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的先验模式。在制度形成中,不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逐步完善起来。实践表明,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的实际进程却总是显现出私有地权的本质来。租佃制度的变迁是租佃制度、地租率、主佃关系、地权配置或土地占有、阶级关系等多种因素变迁叠加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变迁因素中,当以租佃制度为要,其他为伴生因素。华北地区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各地的传统习惯有别,租佃制度复杂多样,同一租佃制度有多种称谓,但万变不离其宗。华北乡村的土地租佃制度在延续旧有的租佃制度（根据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同农业生产者结合方式的差别分）,诸如租佃制（包括分租制、定租制）、伙种制、帮工租种制（“雇工分益制”）等的基本租制的基础上发生了变迁,即定租制向分租制逆转,租种制变伙种制,定租制中的钱租逆转为物租,租佃与典当互变,查减后租佃方式的改变,活租和伙种大量减少,各地多采用了定租,废除了地租中的超经济剥削（大粮、杂租、小租、送工等）以及消除了高利贷剥削的成分（如预租和押租）,打破了旧中国地租与高利贷相结合,消除了地租中的高利贷剥削成分。华北各根据地的地租率基本上都下降到37.5%以下,很多地区的租率在10-30%之间。租率之下降,不单单意味着剥削量的减少,其深层意义在于地租性质的变化,使佃农的生活大有改观。租率的降低和超经济剥削成分的取缔,使根据地的地租不再与超经济强制相结合。这种地租形态,与根据地之外的地租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民主主义地租。以上各种租佃制是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相互补充的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意义。至此,租佃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种新型的租佃关系形成了,并且成为华北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王志芳[10]（2012）在《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文中指出晋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众多根据地之一,西靠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东扼同蒲铁路北段,直接威胁日军南下交通线的畅通,是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鲁豫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联系的唯一通道；北达祖国边疆绥远百灵庙和乌兰花一带,可以时时威胁平绥线,这对打破日伪进攻大西北有决定意义；南接汾离公路与阎锡山统治区相隔。本文就以该区抗战时期农村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涉及边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农业生产状况（经济分区、农具、农产品种类、耕作制度）、农村土地问题、借贷关系、农村金融、互助合作等问题。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中共政权力量介入下的晋绥边区农村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在：贫雇农取代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租佃期限较以前大大延长,租额、租率标准下降；私人借贷比重下降,新式金融力量—银行为代表的政府贷款比重增加；通过互助变工运动,农村由个体家庭生产逐渐转向集体性生产；阶级结构由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占多数转化为以中农为主。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主要从论题提出及意义,学术史回顾、研究思路、创新点和不足点等方面对论题的可行性进行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边区成立的自然社会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教育和社会环境。第二章,主要对边区农业经济分区、农具、农产品种类及分布情况、耕作制度进行说明。第三章,主要研究边区农村的土地问题。在土地分配方面,土地在近代私有化趋势下,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抗战爆发后,中共晋绥边区政府一方面对现有土地占有关系进行调整。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第一、利用减租交租政策转移。虽然减租条例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租佃关系稳定,不允许地主随意收回土地,但在政策范围内政府亦允许地主收回土地用于出卖、出典、转租。第二、利用回赎土地转移地权。典押地都属于高利贷形式,边区政府成立以来严禁高利贷,因此大力鼓励回赎土地。另一方面,通过开荒运动为增加贫雇农土地。在租佃关系方面,战前农佃分布以自耕农为主；实物地租、货币地租、劳役地租并存,尤以实物地租为主；大多数租约都是书面约,租佃年限一般都较短,租额、租率水平都较高,边区政府成后延长了租佃期限；受战争影响更多依赖于实物地租；取消了书面约中的剥削条款；降低了租额与租率。第四章,研究边区借贷关系。边区借贷的原因是广大贫苦群众深受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农业生产资料缺乏；边区金融紊乱,农业发展缺乏必要资金。探讨了战前边区借贷种类、来源、期限、利率问题,接着又对抗战后边区减息政策和回赎不动产政策进行梳理,着重介绍了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的借贷运动,其中农贷对象以中贫农为主；发放贷款做到不违农时；在资金上面实行政府投资与民间游资相结合；农贷发放主要放在生产方面。农贷的发放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发展,而且促进了边区阶级结构的变化,地主、富农比例下降,中贫农,尤其是中农比例迅速增加。第五章、论述了边区金融情况,西北农民银行在兴县农民银行的基础上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银行的机构设置、人员结构,并利用“四项动员”扩大了银行的基金,使银行成为制度健全、组织相对严密的金融机构。同时积极开展了发行货币、管理外汇、办理汇兑、办理储蓄、兼理金库等职能,尤其是发行边区本位货币—西北农钞,为晋绥根据地建立独立自足的经济体系创造了条件。银行利用发行的西北农币与银洋、法币、伪钞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边区基本实现了农币的单一本位币制度,建立了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这一方面改变了边区各种货币同时存在的混乱局面,使西北农币为边区唯一的货币计量单位；另一方面也防止了日伪以法币、白洋、伪钞等非本位币扰乱边区金融,套用边区物资,有利于边区平衡进出口贸易。此外,银行还通过管理外汇增加了银行外汇实力,通过银行牌价调控进出口货物,有效地促进了边区贸易的发展,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第六章、主要介绍了边区互助变工运动。这是边区政府利用旧有互助形式,组织群众进行集体生产的劳动组织方式。其组织背景是边区劳动力被日军大肆杀戮和抓捕；阎锡山、新军与八路军大量征兵；人口主动迁移和被迫逃跑下大量减少,同时受战争影响耕畜也大量减少,荒地数量却大量增加。为集中有限人力、物力进行生产,“组织起来”集体劳动是发展生产的必然选择。抗战时期其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1942年）互助变工组织的探索时期。其中前两年只是含糊地提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在实践中并没有进行具体调研与组织管理,1942年边区政府才开始真正重视互助合作组织的建立,但在兴办互助组织时完全抛开民间原有形式,采取一套程序,强迫命令方式,因此没有收到好的效果。第二阶段（1943年）变工组织初步发展时期。以兴县温家寨为个案对这一年边区互助运动进行研究,发现劳动互助一般是在相互间存在亲戚朋友或主佃依存关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资料条件相差不多的家庭,或生产条件差别明显而互相有所求的家庭。互助变工组能解决各阶层的不同困难,吸引更多人参加到生产劳动中。变工组的规模要适当。变工互助方式要由简单而复杂,范围由小而大,时间由短而长。互助干部要克己奉公、以身作则、做事公道。第三阶段（19441945年）互助劳动组织普遍发展时期。其中1944年各地互助组比例较往年有明显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还存在很大不平衡性,在发展成效上也很不乐观。1945年针对这一问题,边区政府提出在农业上要巩固扩大变工组织,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到各种各样的变工互助组织之内。在副业上要吸收余资余力,用顶钱股顶工股顶身股及按股分红的方法组织各种变工合作小组。在妇女纺织上要发动全家男女老小都参加变工互助小组。在工矿业上要用公营、民营、合作经营等方式组织互助合作组织。部队机关公营企业也要注意吸收民间力量发展互助合作组织,采用“民主评定,按质分级分组的制度,贯彻‘公私两利’、‘公私分明’、‘军民两利’、‘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来完成各种生产任务,从而使变工互助在质量上也大大改观。在互助种类上,1944年以前主要是利用旧有变工形式组织,1944年以后在各地在变工互助组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纺织、开荒、运输等多种类型的变工合作社,迈出了互助合作组织近代化发展的第一步。在变工原则上主要坚持自愿原则,尊重群众意愿结合,劳武结合原则。此外,还规范了变工互助组织的记工、折工、还工办法,总结了互助变工组织的意义及偏差。本文创新点在于：（1）研究范式的创新。中共经济建设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排斥、融合乃至转换的互动过程。民间社会、广大并非完全被动的角色,民间传统运行方式、传统心态及其行为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共产党的政策,塑造着中共各项经济政策本身。因此突破过去研究中的上层视角,重视中共经济建设与乡村社会的双重互动,对中共乡村建设的全貌考察是大有裨益的。（2）研究内容的丰富。以往对于晋绥边区经济的研究大多数只是对某个问题的单独研究,而本文将对晋绥边区农村地权和租佃关系；新式金融建设与乡村借贷关系；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全面反映战争背景下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3）研究资料的创新。本文充分运用山西档案馆有关晋绥根据地的大量原始资料对边区经济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扩大了根据地经济研究的资料范围,尤其是当时边区政府所作的许多调查报告,提供了许多有关农民应对政府措施的真实反映。
二、河曲县减轻农民负担200万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曲县减轻农民负担200万元（论文提纲范文）
（1）生活圈视角下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下出现新机遇 |
| 1.1.2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提出新要求 |
| 1.1.3 乡村居民对生活空间呈现新需求 |
| 1.2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及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1.4 公共服务设施相关研究综述 |
| 1.4.1 相关概念界定 |
| 1.4.2 相关理论研究 |
| 1.4.3 国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
| 1.4.4 国内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 |
| 1.4.5 研究述评 |
| 1.5 本章小结 |
| 2 生活圈视角下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体系研究 |
| 2.1 生活圈理论研究 |
| 2.1.1 生活圈概念缘起 |
| 2.1.2 生活圈理论研究动态 |
| 2.1.3 乡村生活圈概念界定 |
| 2.2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社会经济因素 |
| 2.2.2 交通区位条件 |
| 2.2.3 出行方式 |
| 2.2.4 人口因素 |
| 2.3 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方法研究 |
| 2.3.1 公共服务设施分类、分级配置方法体系研究 |
| 2.3.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优化方法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3 河曲县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现状解析 |
| 3.1 河曲县基本概况 |
| 3.1.1 地理区位 |
| 3.1.2 自然条件 |
| 3.1.3 资源条件 |
| 3.1.4 社会经济 |
| 3.1.5 人口概况 |
| 3.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现状 |
| 3.2.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级现状 |
| 3.2.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类现状 |
| 3.3 公共服务设施特征总结 |
| 3.3.1 各类设施供需矛盾差异较大 |
| 3.3.2 公共服务设施使用效率低下 |
| 3.3.3 依赖于高等级公共服务设施 |
| 3.4 本章小结 |
| 4 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分类配置体系研究 |
| 4.1 公共服务设施分类配置标准研究 |
| 4.1.1 国家各类标准分类情况分析研究 |
| 4.1.2 设施分类配置标准及项目的确立 |
| 4.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类配置依据——生活圈发展类型评价 |
| 4.2.1 发展类型划分过程 |
| 4.2.2 发展类型划分结果 |
| 4.3 本章小结 |
| 5 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分级配置体系研究 |
| 5.1 公共服务设施分级配置标准研究 |
| 5.1.1 国家各类标准分级情况分析研究 |
| 5.1.2 设施分级配置标准及规模的确立 |
| 5.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级配置依据——生活圈空间潜力评价 |
| 5.2.1 评价指标选取 |
| 5.2.2 指标权重确定 |
| 5.2.3 评价体系构建 |
| 5.3 本章小结 |
| 6 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优化策略 |
| 6.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原则 |
| 6.1.1 城乡统筹,以人为本 |
| 6.1.2 动态协调,资源节约 |
| 6.1.3 公平效率,均等服务 |
| 6.2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配置依据——生活圈体系重构 |
| 6.2.1 生活圈空间演化趋势 |
| 6.2.2 居民出行意愿调查 |
| 6.2.3 生活圈层划分 |
| 6.2.4 结构合理性检验 |
| 6.3 公共服务设施等级体系配置 |
| 6.3.1 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
| 6.3.2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项目安排 |
| 6.4 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引导 |
| 6.4.1 教育设施配置指标 |
| 6.4.2 医疗卫生设施配置指标 |
| 6.4.3 文化体育设施配置指标 |
| 6.4.4 社会福利设施配置指标 |
| 6.4.5 商业设施配置指标 |
| 6.4.6 农业服务设施配置指标 |
| 6.5 本章小结 |
| 7 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说明 |
| 7.1.1 研究结论 |
| 7.1.2 创新点说明 |
| 7.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7.2.1 研究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庙会及其研究 |
| (二)记忆理论回顾 |
| (三)海潮禅寺研究 |
| (四)文献简要述评 |
| 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记忆之场:河曲海潮禅寺庙宇空间 |
| 一、河曲自然历史文化概况 |
| 二、海潮禅寺庙宇空间 |
| 三、海潮禅寺修建记忆 |
| 第二章 灵验记忆:河曲海潮禅寺庙会进香 |
| 一、海潮禅寺庙会起源 |
| 二、神灵谱系传说 |
| 三、香客灵验记忆 |
| 第三章 流动记忆:海潮禅寺庙市交流 |
| 一、依傍的庙市 |
| 二、物的流动 |
| 三、人的流动 |
| 结语 |
| 一、基于文化交融的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 |
| 二、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的当代价值 |
| 三、文化记忆视角下庙会研究的新思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难点和可能创新之处 |
| 六、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村民自治的萌生 |
| 一、1949-1978 年乡村治理的简要回顾 |
| (一)农民协会和乡—村政权组织 |
| (二)合作化时期的乡村治理 |
| (三)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乡村治理 |
| 二、村民自治产生的背景 |
|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
| (二)包产到户的推行 |
| (三)农村管理出现组织真空与公共权力缺位 |
| (四)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的变化 |
| 三、村民自治组织的逐步建立 |
| (一)人民公社体制改革与第一个村委会的成立 |
| (二)由点到面建立村民委员会 |
| (三)民主选举的初步探索:“海选” |
| 第二章 村民自治的发展 |
| 一、村民自治制度化的初步探索 |
| (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的颁布 |
| (二)“莱西会议”促进村级组织的健全 |
| (三)初步建章立制 |
| (四)民主选举的进一步探索 |
| 二、开展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 |
| (一)推进达标示范活动的急迫性 |
| (二)开展达标示范活动的进程 |
| (三)村民自治达标示范活动的成效 |
| 三、村民自治制度化的推进 |
| (一)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完善 |
| (二)村务公开的广泛开展 |
| (三)选举模式的创新 |
| 第三章 村民自治的深化 |
| 一、村民自治的全面实践 |
| (一)《村组法》正式颁布实施 |
| (二)世纪之交“真枪实弹”的选举 |
| (三)依法罢免民选村官 |
| (四)民主选举中暴露的问题 |
| 二、制度化建设的逐步完善 |
| (一)从国家到地方对制度的逐步规范 |
| (二)民主选举的进一步规范与超越 |
| (三)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与创新 |
| 三、新农村建设战略下的村民自治实践 |
| (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民自治的挑战 |
|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开展 |
|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成效 |
| 第四章 村民自治的提升 |
| 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探索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协商民主的诉求 |
| (二)基层协商民主理论的提出 |
| (三)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 |
| 二、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 |
| (一)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背景 |
| (二)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实践 |
| (三)探索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成效 |
| 三、“自治、德治、法治”合一的乡村治理探索 |
| (一)治理有效提出的背景 |
| (二)打造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
| (三)“三治合一”治理模式的实践 |
| 第五章 村民自治的成效与历史经验 |
| 一、村民自治的成效 |
| (一)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推动着中国政治发展 |
| (二)村民自治的法制保障不断完善 |
| (三)民主实践不断规范 |
| (四)村民民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增强 |
| 二、村民自治的历史经验 |
| (一)党的领导是村民自治发展最根本的政治保障 |
| (二)依法治理是村民自治发展的法理基础 |
| (三)充分尊重农民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 |
| (四)顺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村民自治发展的动力 |
| (五)推进村民自治始终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4）资产视角下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政策扶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本文的创新 |
| 2.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概述 |
| 2.1.1 贫困和脆弱性 |
| 2.1.2 资产 |
| 2.1.3 资产贫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
| 2.2.2 贫困陷阱理论 |
| 3.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贫困现状及帮扶成效分析 |
| 3.1 贫困县贫困概况 |
| 3.1.1 贫困人口分布及贫困发生率 |
| 3.1.2 贫困户收入构成及贫困深度 |
| 3.1.3 贫困户致贫原因分析 |
| 3.2 帮扶成效分析 |
| 3.2.1 “两不愁三保障”情况 |
| 3.2.2 生活水平情况 |
| 3.2.3 政策落实情况 |
| 3.2.4 群众认可度情况 |
| 3.3 本章小结 |
| 4.农户资产贫困脆弱性测度 |
| 4.1 资产贫困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资产贫困二级指标及构成 |
| 4.1.2 资产贫困测度指标体系 |
| 4.1.3 资产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 |
| 4.2 资产贫困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
| 4.2.1 县级层面资产贫困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
| 4.2.2 不同类型农户资产贫困测度结果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5.山西省国家级贫困县资产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5.1 指标选取 |
| 5.2 模型构建 |
| 5.2.1 山西省36 个国定贫困县农户资产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2.2 山西省36 个国定贫困县三类型农户资产贫困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
| 5.3 结果分析 |
| 6.本文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本文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6.2.1 优化人才环境,激发人力资产内生动力 |
| 6.2.2 加快产业升级,保证自然资产持续发展 |
| 6.2.3 推进城乡发展,提升物质资产保障水平 |
| 6.2.4 整合支农服务,打通金融资本投资渠道 |
| 6.2.5 完善基础建设,撬动社会资产投向农村 |
| 6.2.6 强化责任落实,创新政务服务工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Abstract |
| 附录 |
| 致谢 |
（5）河曲县蚰蜒峁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5 论文的主要创新 |
| 2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概述 |
| 2.1 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概念界定 |
| 2.1.1 养老模式 |
| 2.1.2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 |
| 2.2 农村现有养老方式的对比分析 |
| 2.2.1 农村传统家庭代际养老不断弱化 |
| 2.2.2 社会互济养老保障水平低 |
| 2.2.3 居家养老的劳务服务质量低 |
| 2.2.4 个人自我供养养老能力不足 |
| 3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理论基础 |
| 3.1.1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萌芽时期的理论基础 |
| 3.1.2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起步阶段的理论基础 |
| 3.1.3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阶段的理论基础 |
| 3.2 我国推行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现实依据 |
| 3.2.1 农村老年人的心理特征 |
| 3.2.2 农村老年人的群体特征 |
| 3.2.3 农村熟人社会的存在 |
| 3.2.4 国外先进经验 |
| 3.2.5 国内其它农村地区的有益探索 |
| 4 河曲县蚰蜒峁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分析 |
| 4.1 河曲县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公寓的基本情况概述 |
| 4.1.1 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发展 |
| 4.1.2 河曲县蚰蜒峁互助合作合作养老院入住老人的的情况 |
| 4.2 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特点 |
| 4.2.1 村委主办,政府支持,社会参与 |
| 4.2.2 家门口养老的集中居住养老场所 |
| 4.2.3 自我管理实现自我价值 |
| 4.2.4 自我保障,互助服务 |
| 4.3 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的有利条件 |
| 4.3.1 良好的政治基础 |
| 4.3.2 具有适应的经济基础 |
| 4.3.3 人们的认同是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的有利社会环境 |
| 4.4 蚰蜒峁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的劣势分析 |
| 4.4.1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发展的法律保障不健全 |
| 4.4.2 农村互助合作养老基础设施不合理,不健全 |
| 4.4.3 新的互助合作养老思想与传统养老死思想冲突 |
| 4.4.4 互助合作养老模式服务专业指导欠缺,服务人员非专业化 |
| 4.4.5 互助合作养老只是一种观念摆设,无实际行动,出现互助断裂 |
| 4.4.6 注资主体单一,资金紧张 |
| 5 完善蚰蜒峁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建议 |
| 5.1 完善政府的主导作用 |
| 5.1.1 完善农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的法律思考 |
| 5.1.2 扩大农村互助合作养老资金投入比例,牢固建设和发展基础 |
| 5.1.3 重视监督管理,提高运行水平 |
| 5.1.4 进行专业机能培训,提高养老服务水平 |
| 5.2 完善养老服务,提高社会参与度 |
| 5.2.1 建立类似与时间银行的服务储蓄制度 |
| 5.2.2 提升养老基础设施,促进专业化和规范化 |
| 5.2.3 推行“以物换服务”的有效机制 |
| 5.2.4 提高社会对互助合作养老的认知度 |
| 5.3 个人自主互助,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效益双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绥远省晏江县县政建设及治理状况研究（1942-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晏江县县政实施的背景及其设立 |
| 一、晏江地区概貌 |
| 二、由"民治"到"官治" |
| 三、"动委会" |
| 四、河套地区"新县制"的推行 |
| 五、晏江县的设立与组织构成 |
| 小结 |
| 第二章 晏江县成立后对社会控制的加强 |
| 一、强化控制职能 |
| 二、强化征兵、征粮和征税力度 |
| 三、强化对人民团体的控制 |
| 四、晏江县党部职能及其评述 |
| 六、晏江县政府控制力强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地方建设的艰难推行 |
| 一、参议会的成立与运行 |
| 二、发展农业生产 |
| 三、开展社会公共事业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8）山西省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动态 |
| 1.2.1 国外研究动态 |
| 1.2.2 国内研究动态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的可能创新之处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2 相关的概念及理论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农民专业合作社 |
| 2.1.2 农业科技服务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行为科学组织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2.3 参与式发展理论 |
| 3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现状 |
| 3.1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历史发展情况 |
| 3.2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内容 |
| 3.2.1 产前信息咨询 |
| 3.2.2 产中技术指导 |
| 3.2.3 产后信息引导 |
| 3.3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方法 |
| 3.3.1 组织社员进行交流学习 |
| 3.3.2 提供信息服务平台 |
| 3.3.3 专家进行实地指导 |
| 3.3.4 集中组织参加培训 |
| 3.4 河曲县典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案例分析 |
| 3.4.1 “兴南元瓜蔬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现状 |
| 3.4.2 “昌农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现状 |
| 3.4.3 “松柏养殖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现状 |
| 3.5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成效 |
| 3.5.1 增加农民收入 |
| 3.5.2 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
| 3.5.3 加快了土地流转效率 |
| 3.5.4 改变了传统农业生产模式 |
| 3.5.5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降低科技成果交易成本 |
| 4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存在的问题 |
| 4.1.1 农业科技服务内容不够全面、深入、广泛 |
| 4.1.2 内部管理水平低、外部融资能力差 |
| 4.1.3 农业科技服务方式和渠道太单一 |
| 4.2 影响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因素分析 |
| 4.2.1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
| 4.2.2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小，科技服务带动能力弱 |
| 4.2.3 农民专业合作社人力资本投入不够，科技人才欠缺 |
| 4.2.4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参与科技服务热情低 |
| 5 提升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对策 |
| 5.1 进一步加强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科技服务的扶持力度 |
| 5.2 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的规模和平台 |
| 5.3 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人才的队伍建设 |
| 5.4 构建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服务新体系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 二、本选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概念界定和相关问题 |
| 四、本文研究的创新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引用的资料 |
| 第二章 华北乡村传统的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农地配置 |
| 第二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农佃比例 |
| 第三节 抗战前华北乡村的土地租佃制度 |
| 一、地租的历史形态 |
| 二、土地租佃制度 |
| 第三章 抗战爆发前后中共的土地政策和策略的转变 |
| 第一节 抗战爆发前中共对地主富农土地政策的调整 |
| 一、“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 |
| 二、“地主不分田，富农不能特别分给坏田”政策 |
| 第二节 抗战爆发后中共土地政策和策略的转变 |
| 一、“地主分坏田，富农财产不没收”政策 |
| 二、“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战略的转变 |
| 第四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动态历史进程 |
| 第一节 减租减息发动的阶段(1937年7月—1939年11月) |
| 一、减租减息政策的提出 |
| 二、减租减息的开展和落实情况 |
| 第二节 减租减息扩充的阶段(1939年11月—1941年底) |
| 一、借反顽斗争大势，部分地区掀起减租减息热潮(1939年11月—1940年7月) |
| 二、中共策略方针从激进强调斗争到温和强调团结的转变与地主的趁机反攻(1940年7月——1941年底) |
| 第三节 减租减息全面实施阶段(1942年1月—1943年10月) |
| 一、减租减息全面实施阶段的政策与策略 |
| 二、各根据地减租减息的全面实施 |
| 第四节 减租减息深化的阶段(1943年10月—抗战胜利) |
| 一、《中共中央十一指示》与纠正恩赐减租 |
| 二、地主对减租减息的逃避与反对 |
| 三、“查减”与退租——租佃纠纷的解决 |
| 四、反恶霸算旧账的斗争 |
| 五、新解放区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运动 |
| 六、由减租减息向“耕者有其田”的转变 |
| 第五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地主、中共三方博弈中的租佃关系——从策略互动分析的视角阐释 |
| 第一节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地主与农民的社会博弈分析 |
| 一、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二、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二节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农民、地主、中共三方的社会博弈分析 |
| 一、地主应付减租减息的策略 |
| 二、中共(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 |
| 第六章 华北抗日根据地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 |
| 第一节 土地租佃制度的形成、效能及其变迁——基于博弈论的解释 |
| 一、对土地租佃制度形成与效能的解释 |
| 二、对土地租佃制度变迁的解释 |
| 第二节 华北乡村土地租佃制度的变迁 |
| 一、定租制向分租制逆转 |
| 二、租种制变伙种制 |
| 三、定租制中的钱租逆转为物租 |
| 四、租佃与典当互变 |
| 五、查减后租佃方式的改变 |
| 六、废除了地租中的超经济剥削 |
| 七、顶地的变化 |
| 八、包锄地的变化 |
| 九、萝卜地的变化 |
| 第三节 地租率的变迁 |
| 一、减租前的租率 |
| 二、减租后的租率变迁 |
| 第四节 主佃关系的变迁 |
| 第七章 华北根据地的地权流转 |
| 第一节 抗战前的土地配置格局 |
| 第二节 地权流转的方式 |
| 一、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清算导致地权流转 |
| 二、土地买卖导致地权流转 |
| 三、土地典当导致地权流转 |
| 四、典当土地的回赎导致地权流转(简称回赎地) |
| 第三节 地权流转的动态分析 |
| 第四节 地权流转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题的提出和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 |
| 四、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边区自然社会环境 |
| 第一节 边区自然环境 |
| 第二节 社会环境 |
| 第三节 晋绥边区正式建立 |
| 第二章 晋绥边区农业生产状况 |
| 第一节 农业经济分区 |
| 第二节 农具 |
| 第三节 主要农产品种类及分布 |
| 第四节 耕作制度 |
| 第三章 农村土地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地权关系 |
| 第二节 租佃关系 |
| 第四章 晋绥边区借贷关系考察 |
| 第一节 边区借贷背景 |
| 第二节 抗战前及初期晋绥边区借贷 |
| 第三节 晋绥边区政权成立前后的减息政策 |
| 第四节 政府主导下的农业借贷运动——以西北农民银行为中心 |
| 第五节 边区工矿业贷款的考察 |
| 第五章 晋绥边区农村金融 |
| 第一节 抗战之前边区的金融状况 |
| 第二节 西北农民银行的建立 |
| 第三节 西北农民银行的职能 |
| 第四节 货币斗争 |
| 第五节 银行与贸易发展 |
| 第六章 从变工互助组到变工合作社——乡村农业生产组织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变工背景 |
| 第二节 边区抗战前变工互助组织 |
| 第三节 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互助合作组织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变工互助组种类 |
| 第五节 变工互助组的管理 |
| 第六节 互助变工意义及偏差 |
| 第七节 劳武结合——张初元模式的创造和推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河曲县减轻农民负担200万元（论文参考文献）
- [1]生活圈视角下河曲县乡村地域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研究[D]. 高源. 沈阳建筑大学, 2021
- [2]山西河曲海潮禅寺庙会文化记忆研究[D]. 辛可欣.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3]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D]. 李元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4]资产视角下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政策扶持研究[D]. 邸志峰. 山西农业大学, 2019(07)
- [5]河曲县蚰蜒峁村互助合作养老模式研究[D]. 李琴. 山西师范大学, 2018(04)
- [6]绥远省晏江县县政建设及治理状况研究（1942-1949）[D]. 朱恩禄. 内蒙古大学, 2017(02)
- [7]规模化经营、农户生计策略与收益递增——来自晋西北地区右玉、岢岚、河曲等县的调查研究[J]. 凌日平,陈园园,秦作霞,石莎,殷海善. 经济研究参考, 2016(39)
- [8]山西省河曲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科技服务研究[D]. 张晶. 云南农业大学, 2016(02)
- [9]中共革命与华北乡村租佃关系的变迁[D]. 王倩. 南开大学, 2013(06)
- [10]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经济研究[D]. 王志芳. 山东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