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一个中心、三大事件”做好农业农村工作

一、围绕“一个中心、三件大事” 切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论文文献综述）

郭维^[1]（2020）在《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文中认为昆明版《中央日报》作为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在当时的云南新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报创刊于全面抗战时期,既是战时历史的重要叙述者,又是中央在昆的喉舌,其无论是人员构成还是新闻言论都带有浓厚的党办色彩,而相对次要的的广告和副刊版块则党性相对较弱,主要以提高报社收入和增进与读者间互动为办报目的。社论作为报纸的核心新闻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该报的立场。战时昆明版社论内容丰富,主要围绕着增强国民党影响力、加大抗战宣传力度和争取国际支持三方面展开讨论,充分体现了其政治性和民族性并存。昆明版社论立足于国民党中央方针政策的同时,其言论随着形势发展而发生微妙变化,党性愈加凸显,在抗战中后期发表了不少违背新闻原则的不实言论,但在民族存亡关头,该报社论不拘泥于为国民党宣传,亦积极进行抗战舆论引导,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昆明版又是《中央日报》的地方分版,传达中央声音的同时,关注政策在云南地方之实施,体现了该报的党办色彩。本文运用图、表将战时昆明版社论概况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助于理清其在不同时段的比重变化和走向。就昆明版与贵阳版的“七七”社论内容做详细对比,能大致了解两报战时意识形态的异同。

邹景宇^[2]（2020）在《邓小平时代观的主要内容与当代意义研究》文中认为时代观是对一定时期内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总结、判断和预测,同时还包括运用上述总结、判断和预测指导具体的革命、建设实践而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邓小平时代观,是对我国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和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科学判断。它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邓小平时代观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对于时代的论述是邓小平时代观重要的思想渊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邓小平时代观形成和发展的哲学基础;二战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和文化大革命后国内政策纠偏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邓小平时代观形成的背景。邓小平时代观从孕育到成熟大致可以划分为1973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和党的十三大到南方谈话三个重要阶段。邓小平时代观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时代特征论、时代主题变化论、时代任务调整论、世界格局转变论等主要论断。这些关于时代变化和国家发展的重要论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重视实践的根本方法、自信坚定的政治原则和放眼世界的战略眼光。邓小平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邓小平时代观的基础上,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本方法,根据时代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对邓小平时代观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发展、传承和创新。邓小平时代观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基础,蕴含了邓小平极富远见的战略判断和战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科技创新仍然是推动人类不断发展和持续进步的核心手段,和平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核心问题,经济建设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心任务,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多极化已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大势所趋。而“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在验证邓小平时代观的科学性的同时,还为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都显示出邓小平时代观在今天仍然具有极高的时代价值。

郑超华^[3]（2019）在《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文中指出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伟大梦想,也是近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政治承诺和责任担当,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筚路蓝缕、砥砺奋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把历史接力棒传递到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不渝为之接续奋斗。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结合起来,赋之以民族特色,在继承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创新性发展。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当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牢牢接住,而且领跑于时代,使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飞跃,民族复兴展现出更加光明璀璨的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梦想—愿景”与“使命—担当”的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使民族复兴成为新时代的最鲜明主题,拓宽了民族复兴的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范式。“中国梦”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热议,中外学者亦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可以说,用“梦想—愿景”的研究范式来阐释民族复兴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十八届党中央作出的理论贡献。自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重大命题以来,以“使命—担当”为视角探讨民族复兴日益成为学术理论界的新的研究热点、焦点,而这一研究也刚刚才起步。虽然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用“使命”来阐述民族振兴、民族复兴等问题,但新时代赋予了历史使命新的内涵和要求,则是需要加以对比区分、厘清界定和深入把握的。鉴于此,本研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力图较为完整地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形成过程、基本原理、理论渊源,找到本研究命题的具体分析工具和分析视角,融通中华民族复兴之路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对中国共产党担负的新时代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全文结构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共有五章,具体内容摘要如下:引言,简要介绍本研究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研究现状与述评、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之处与本研究的限度。第一章,重点对政党使命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分析,深入挖掘使命的内涵、特征与功能,政党使命的来源、类型及价值,特别是较为全面地梳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理论渊源,由远及近、从大到小地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形成发展中归纳马克思主义政党使命学说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理论地位,为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提供重要原则参考和一般原理指引。第二章,重点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源出发梳理中国共产党对政党使命学说的继承和发展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实质内涵,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属性出发探讨分析其所肩负的对人民、对民族、对世界的三重伟大使命,并以这三重使命为出发点和分界点,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履行三重使命的伟大奋斗历程。第三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新时代的呈现与意义,厘清新时代与历史使命的辩证关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民族复兴的重要论述为理论依据,阐述在“梦想—愿景”与“使命—担当”不同话语体系下实现民族复兴的不同时代要求,并从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精神力量、民心根本、生态底线、外部环境、历史责任、安全保障、领导核心等九个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生动演绎进行简要归纳,初步提炼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世界性意义。第四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战略构想,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梳理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重要标志、时间表和路线图,并对民族复兴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进行综合研判,梳理民族复兴征程中的重大机遇和巨大挑战,以期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化巨大挑战为重大机遇。第五章,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实现新时代历史使命的路径选择,紧密围绕新时代对民族复兴提出的新要求,从“政党—国家—社会”与“国际—国内—党内”两重维度的“大党建”视角出发,提出中国共产党只有统筹协调好“四个必须”和“四个伟大”、总体布局和战略布局、“两个大局”和“两件大事”、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等决定性要素,弘扬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最终实现自身所肩负的民族复兴的新时代伟大历史使命。结语,主要是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并就进一步深化本命题研究进行展望。

李东杨^[4]（2019）在《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实践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需要以实践作为客观基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正是顺应时代发展、为满足实践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在新时代,随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逐渐凸显出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改革依然存在的分配不正义问题亟需解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由于其自身理论缺陷、时代背景限制没有解决好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分配不正义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基础上正在努力解决此问题,并呈现出其科学性。目前,有的学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但是,学术界缺乏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文本资料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提炼和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在形成的新的分配正义理论,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后,亟需深入研究的—项重要课题。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论文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在回顾相关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遵循“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的研究思路,进而研究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主要内容、现实运用、理论地位、现实意义等基本问题。从基本理论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同时又充分汲取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精华和借鉴吸收西方分配正义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从实践基础上看,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以及习近平在知青时期、从政时期对分配正义的探索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主要内容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基本立场”、“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本论文在对“基本立场”的阐释中,分别从国际和国内角度深入阐释“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分配正义的含义。在对“基本原则”的分析中,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三个原则”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在对“主要表现”的论述中,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宏观框架,将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概括为经济领域分配正义观、政治领域分配正义观、文化领域分配正义观、社会领域分配正义观和生态领域分配正义观,以及各个领域分配正义观应用的具体政策。在论述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以精准扶贫政策为例展示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现实运用。精准扶贫政策体系是以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为理论基础,它是随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立场”的现实遵循;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基本原则”的现实坚持;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主要表现”的现实运用。从理论地位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和西方分配正义思想。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和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继承,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借鉴。同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配正义思想的发展,是对中共历代主要领导人分配正义思想的丰富,是对中国传统分配正义思想的弘扬,是对西方分配正义思想的批判。从现实意义上看,习近平分配正义观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现实分配不正义问题,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成新时代使命等具有指导作用。同时,它对解决全球发展失衡问题,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具有指导作用。经过较为全面系统研究习近平分配正义观之后,本论文得出了三个创新性的观点。第一,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基本原则是“以人民为中心”基本立场下的贡献原则、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的统一。第二,习近平分配正义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三,精准扶贫政策是对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的创造性运用。

丰俊功^[5]（2019）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把钥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朝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继续推进改革,一直以来备受关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启,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开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其自身的实践演展逻辑,本文通过研究其发生和持续的内在机制,从而为未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是从改革开放开启前后至中共十七大前后,共分为六个时期,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初始时期、蓝图规划时期、全面部署时期、反思调整时期、“三统一”思想探索时期和“三统一”政治模式形成时期。本文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探索和实践入手,力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运用经验观察的方法分析和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规律,从而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论分析框架,梳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演进历程、关键节点和内在逻辑,分析政治体制改革演展的条件及其内在因果关系,厘清关键事件与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措施之间的关联。本文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历程的不同时期为宏观叙事结构,以关键事件为节点,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序列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程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从而确定事件发生的顺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由此分析政治体制改革的自我强化或反应改变,最后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概括和总结。具体而言,首先,在历史进程的因果机制方面,本文通过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演进历程进行结构化分析,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时期的演进机制分为环境条件变化产生的压力和挑战、观念认识更新产生的目标指向、行动者基于现实需要而确定的行动策略即政策选择。其次,在关键节点方面,每个时期的演进机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而每个时期发生的关键事件则会深刻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关键节点主要是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事件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党代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伴随着错误改革观即“老路”和“邪路”的干扰、影响和破坏,由此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曲折路线。第三,在反馈机制方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实践是演进机制推动下的政治发展结果,而这一结果会因关键政治事件而出现正反馈或负反馈,从而强化或改变原有的行动选择。在对政治体制改革历程进行历时性因果分析基础之上,本文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按时间历程分析由各种政治事件组成的因果链条,从演进机制的角度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何以发生、何以持续的内在联系,透视不同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逻辑,对关键节点的政治事件和未来走向进行阐释,展现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进程以及“三统一”政治模式的形成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在于,以“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逻辑起点,遵循“坚持党的领导”、“防范和化解风险”和“坚持正确的改革观”的内在逻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由此逻辑展开形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启示,最终内生演化形成“三统一”政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三统一”政治模式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实践的规律性总结,这一模式的三要素对应相应的政治结构,包含着人民权力的行使、人民权利的保障及其实现策略。

胡峻^[6]（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概念就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一系列理论思想中,其关于理想和信念论述的主要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总称。理论主题包括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永恒理想、“两个必然”方向的坚定信念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终理想。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有其形成和发展之纵向的发展脉络;与空想社会主义相比较,也有其横向的差异。在纵横分析的基础上,提炼概括出其理论特征。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为最高指引。近百年来,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进行中国化,带领中国人民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不懈奋斗,以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为时间节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对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化进行全面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纵向上厘清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的三个历史阶段基本进程和逻辑,横向上按照中国梦的三方面主要内涵分析国家、民族、人民三个主体和富强、振兴、幸福三个主题的关系。依据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三个方面,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具体的三方面思想,分别探讨和分析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和人民幸福之梦。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四个理论主题思想出发,即在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统摄下,直接的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永恒理想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理想主题,以及“两个必然”的坚定信念衍生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对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关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思想进行探源;同时,也对中国化理想信念三方面内涵的实现途径,进行梳理和概括。至此,以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中国化,探源得出中国梦的思想,形成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梦的理论渊源的基本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纵横分析,尤其是横向三方面内涵的探源,实现途径等分析,就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关于中国梦的价值意蕴,即中国梦是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统一和中国梦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继承与创新。通过以上提出概念、纵向梳理、横向比较、提炼升华等研究,进一步得出中国梦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三方面内涵统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三方面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理想目标,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梁庆周^[7]（2018）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重要范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时期,研究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范畴体系,规范学科研究范式;实践方面,研究共同主题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阶段的关系,正确对待和科学解决新时期新阶段遇到的困难危机和风险挑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活动始终围绕的共同内核。共同主题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它在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过程中形成,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领域的核心观点,表达了新时期各阶段的共同思想。另一方面,它通过对新时期时代背景、阶段特征、主要任务、理论成果等要素的概括抽象而被把握,是对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化的基本认识和总体评价。共同主题是一个由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综合系统,主要由主体要素、客体要素、理论要素和实践要素等因素组合而成。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具有深刻的哲学依据、理论渊源、历史和现实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观点、原理是其根本的哲学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主题的有关论述是其重要的理论渊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主题、毛泽东时代关于中国建设主题的探索是其重要的历史基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特色社会政治、文化发展道路和社会实践是其主要的现实基础。按照客观性、抽象性、相对性、整合性、发展性等原则,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以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前提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发展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并得到不断强化。始终坚持这个共同主题,是新时期近四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经验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通过实践和理论两条路径发挥共同主题的作用。实践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阶段性主题,作用于民族复兴、国家治理、党的实践等活动,发挥其作为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理论路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表现为几种具体样态,作用于理论创新、理论整合、生成理论主题等理论创新活动,表达其作为共同主题的重要地位。这两条路径综合作用,使新时期的全部实践和理论活动始终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保持正确的方向和坚强的定力。当前,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主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一是在思想和理论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颇,侵蚀坚持共同主题的思想基础;二是在社会性质、特征、任务等实践认识上存在一定偏离,动摇坚持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坚持共同主题的力量有所损耗,削弱坚持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和精神力量。以上问题和挑战如得不到有效应对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极易偏离共同主题,进而发生颠覆性错误,最终导致山河变色、江山易主等不可挽回的恶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毫不动摇地坚持共同主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一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理论武装,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思想工作保障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巩固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思想理论基础;二是要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的时代特征、主体特征和任务特征,把握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实践基础;三是要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法和“共同主题+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范式,推动共同主题与基本问题的互动,夯实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方法论基础;四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进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新,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群众力量;五是大力弘扬改革创新精神,凝聚坚持新时期共同主题的精神力量。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进程中,只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共同主题,并根据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新情况,不断突出和强化共同主题,充分发挥共同主题的统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开辟出宽阔的道路,创造出伟大的成就。

王登喜^[8]（2017）在《政府工作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意见。一、2016年工作回顾2016年，市人民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市政协的监督支

李美华^[9]（2017）在《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其哲学基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毛泽东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治国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探索,为推进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与哲学理论支撑。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指引下,我们不仅要立足于我国当前复杂的基本国情、政情、社情,更要汲取历史层面的国家治理思想,吸纳传统优秀文化精华,以加快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进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充分凝练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髓。研究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必然要先梳理其治国能力实践的历史逻辑,揭示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线索,这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针对某一领域的单线实践,而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在内的综合实践,譬如政治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道路以及社会层面的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抽象演绎出的能力形态,是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征及核心要义。诚然,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之所以取得成功,不仅得益于其时无数革命人士的艰苦卓绝,而且来源于毛泽东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哲学功底。因而,探析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哲学基础,是研究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充分必要条件。然而,在总结概括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的前提下,不能忽略其实践过程中的过失与失误,只有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多方位地汲取经验与反思教训,才能科学而正确地领悟其治国理政的神髓。历史的重要功能在于为现实提供参考。毛泽东在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我国当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财富,这集中体现在多维哲学视角的理论支撑作用、多种方法论的技治主义功能上,进而最终整合到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代价值意蕴当中。紧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主题,探析毛泽东探索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逻辑,已然成为破解深化改革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的应有之义;换言之,厘清毛泽东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探索的历史逻辑、成果形态、文化渊源、哲学基础以及经验反思、当代价值等多项重要课题,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有序推进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王群^[10]（2014）在《在市委六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指出同志们：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报告一年来市委常委会的工作，审议《中共常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决议》和《中共常德市委常德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进新常德新创业加快全面建成小康?

二、围绕“一个中心、三件大事” 切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围绕“一个中心、三件大事” 切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论文提纲范文）

（2）邓小平时代观的主要内容与当代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论文提纲范文）

（4）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政府工作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其哲学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围绕“一个中心、三件大事” 切实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昆明版《中央日报》社论研究（1939-1945）[D]. 郭维.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邓小平时代观的主要内容与当代意义研究[D]. 邹景宇. 集美大学, 2020(08)
• [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D]. 郑超华.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习近平分配正义观研究[D]. 李东杨.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5]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逻辑研究（1978—2007）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丰俊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国化研究[D]. 胡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7]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共同主题研究[D]. 梁庆周. 华南理工大学, 2018(05)
• [8]政府工作报告[N]. 王登喜. 新乡日报, 2017
• [9]毛泽东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及其哲学基础研究[D]. 李美华. 湘潭大学, 2017(01)
• [10]在市委六届八次全委(扩大)会议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王群. 常德日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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