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论文文献综述）
宋凯月[1]（2020）在《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文中认为汉语新词语自出现以来,国内学界对其研究不断,本学术论文以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文章中出现的“近三年”均指2014-2016年,后文对此不再说明）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汉语新词语的监测理念,即“新词语的监测,监测的不只是语言,还有社会生活的实态。”1,本学术论文从语言学本身和社会学两个角度对汉语新词语展开研究。本学术论文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借助语言学研究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特征,帮助人们了解汉语新词语,同时为汉语新词语的监测提供参考;二是针对社会知晓度问卷调查的结果,研究汉语新词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并提出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建议。论文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新词语的特征。首先,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语言面貌,从新词语反映的领域分布和社会热点两个层面展开,结合部分例词详细说明。其次,介绍汉语新词语的总体特征,从词语长度、结构方式等方面展开。最后,介绍汉语新词语与修辞手法的关系。第二部分从社会学角度展开社会知晓度调查,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首先,介绍本次的社会知晓度调查,包括问卷设计、可信度检验、问卷收发情况、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其次,从目标词语不分群、分群角度分析性别、年龄、职业对目标词语知晓度和使用态度的影响。继而采用定量定性的方法研究样本知晓汉语新词语的途径、对汉语新词语的态度。第三部分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规范。首先介绍汉语新词语的规范意义,其次提出汉语新词语的规范原则,最后,结合本论文的研究结果,提出汉语新词语的规范建议。
张阳[2]（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文中指出纪律是党的生命线。“纪律建设”这一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掌握管党治党的阶段性规律,在继承建党以来执政党建设成功经验、借鉴西方政党治理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伊始,就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严明的纪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始终是我党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一种行为规范,始终是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方式,在规范权力运行、提升治党能力水平等方面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使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发生深刻变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执政党自身治理也提出更高要求,以往的纪律建设已经很难全面系统的适应和满足新时期党的建设发展需求,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命题由此而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是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自身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党建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前沿性研究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系统分析、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等方法,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为研究对象,阐释和分析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理论、历史进程、运行机制、发展成效、存在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完善纪律建设的可行之法,力求建构科学合理的纪律建设体系,发挥其在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行为活动、提升从严管党治党水平等方面的功效和作用。具体来说,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研究纪律建设这一问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等。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分析奠定基础。第二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概述。这一部分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解析着手,分别对纪律、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建设进行界定。其次,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体系结构进行探讨,指出党的纪律的体系由内容体系和制度体系两部分构成。接着,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即严明党的纪律是适应党的执政环境的必然选择、是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重要保障、有利于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党纪支撑。最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西方国家关于政党建设的相关理论三个层面系统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为探寻完善纪律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这一部分主要对党的纪律建设的发展脉络做系统梳理,结合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纪律建设的具体情况,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与探索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发展阶段。为进一步导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研究内容做好铺垫。第四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目标、原则及运行机制。这一部分首先从治党、管权、治吏三个方面明确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其次,从坚持标本兼治原则、以点带面原则、一切从严原则三个方面明确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最后,介绍了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教育引导机制、制度约束机制、监督管理机制、执行落实机制、绩效评价机制。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阐述,这是本文的重难点。第五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实评价。这一部分首先从党员纪律意识、党的纪律体系、党的纪律实践等方面概括了十八大以来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成效。其次,总结了十八大以来纪律建设取得显着成效的基本经验。接着,从严管与厚爱相结合、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统一、破“旧”与立“新”相促进三个方面概述了十八大之后纪律建设的基本特征。最后,从党员干部主体作用、纪律体系、纪律落实与执行、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纪律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第六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完善路径。这部分从纪律建设存在的不足出发,结合有益经验与基本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纪律建设的四点意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纪律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推动纪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提升党的纪律的执行力,完善纪律监督机制。
刘晨曦[3]（2020）在《贿赂范围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大以来,随着一系列高官不断落马,暴露出我国腐败问题频发,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当前我国的反腐工作进入深水区,反腐败问题已经上升为关系民族命运的问题,为了更有效地治理贪腐问题,我国相继出台了《刑法修正案九》、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犯罪的内容和方式变得更加多样性、隐蔽性和新颖性,出现了诸如帮助贿赂、感情贿赂、信息贿赂、性贿赂、代替受罚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贿赂表现形式,给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然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贿赂的范围仍然被限定为“财物”,虽然有关司法解释将其扩大至“财产性利益”,但传统“财物说”及“财产性利益说”的贿赂范围已经不能涵盖新型贿赂犯罪的对象,也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当前反腐败的工作。同时还有人打着人情往来的名义,实际上实施着贿赂犯罪的行为。所以当前对于非财产性利益及礼金是否能够纳入贿赂范围的争议也十分激烈。通过查阅关于贿赂范围研究的相关书籍和文章,学界关于此课题的研究仍未形成较为统一的观点。文章以贿赂的范围为切入点,围绕非财产性利益能否贿赂化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第一部分从古今中外刑法中的“贿赂”范围的历史沿革入手,古代中国刑事立法一般将贿赂限定为货币,这与当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发展有关,新中国成立前后,贿赂范围的规定也受古代传统立法的影响。放眼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基本上都将贿赂界定为“好处”、“利益”等,比我国“财物说”的贿赂范围要广的多,这为我国扩大贿赂范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第二部分是关于贿赂范围的理论学说及非财产利益贿赂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首先对财物说、财产性利益说、利益说的内容进行详细论述并予以评析,笔者认为财物说和财产性利益说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性,没有看到贿赂犯罪的本质,已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的发展。笔者赞同利益说的观点,认为应尽快扩大贿赂的范围,加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以满足理论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接下来又列举了几种目前较为常见的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三部分是关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刑的理由及立法设想。从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贿赂犯罪的特征、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符合新形势下打击贿赂犯罪的客观要求、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及履行公约义务的要求、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入刑不可行等五个方面阐述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刑的必要性。笔者建议通过修改刑法条文的方式,将贿赂内容调整为“财物和不正当利益”,并对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定罪量刑方式及刑罚制度提出了立法构想。第四部分是关于贿赂与礼金的关系,先从礼金的含义及特征入手,分析了目前对于礼金纳入贿赂范围的争议,主要是肯定说、否定说、区别对待说;再对2016年《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2款进行解读,该解释通过将受贿罪构成要件涵盖面扩大,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和职务行为有关的“礼金”有条件地纳入了受贿罪的范围,回应了目前礼金化贿赂犯罪的新类型,使受贿罪的法网更加严密;最后通过典型案例对司法实务中关于收受礼金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黄丽云[4]（2019）在《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分析》文中认为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题中之义。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众多,党内政治生态影响着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而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离不开党内法规的文本研究。党内法规惩戒机制作为党内法规中最具有强制力、威慑力的一部分。通过提升对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研究的重视程度、完善党内法规惩戒机制,有助于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党内法规惩戒机制所涉规范即指在党内法规体系中对于党员违反党内规范性文件所进行相应惩处的规范设定。既存党内法规对党员行为有所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风建设、党政廉洁的实际效果。此处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对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定义等内涵予以确定,并通过该定义梳理出相应的规范文件作为外延,即具体的研究对象。采用类型化的方法将所涉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对每类规范性条文进行分析,从而找出党内法规惩戒机制存在的问题。且现有党内法规中与惩戒机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范围较广,文件中规定得较多的方面按内容主要可分为腐败惩戒机制、暴乱涉黑惩戒机制、选举任职惩戒机制、工作失职惩戒机制几方面。其中腐败惩戒机制对违规人情往来、违规公务用车以及利用职务便利腐败进行重点规定,但规范设定较为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在暴乱涉黑惩戒机制中,存在高低位阶文件内容不对应,监管性规范不完善的情形;选举任职惩戒机制中存在调查核实规范设定空洞以及选举人意志保障不足等问题;在工作失职惩戒机制中,关于不担当不作为的问责条款设置不清晰,对于制造虚假材料的惩罚性规定原则化。规范设定的不完善导致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实施效果有所影响,进而削弱了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惩戒性与警示性。故需对党内法规惩戒机制进行完善,通过明晰腐败惩戒机制的内容设定,对人情泛滥、违规公务用车、工作失职等情形的惩戒机制进行清晰规定,以改变原有条文的模糊规定,提升惩戒的可操作性。在暴乱涉黑惩戒机制的高位阶与低位阶在打击范围上保持一致,使得在内容上形成呼应,并完善相应监管程序,以改善规定中高低位阶不对应、监管无法执行等问题。在选举任职惩戒规范中,应充实调查核实规范,明晰选举人意志保障规定并细化妨碍选举的处分规定,以保障选举的民主化、科学化。细化不担当不作为问责条款,厘清报送虚假材料所对应的处罚规定以改进工作失职类惩戒规定。从而提升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性与系统性,进而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化水平,增强对党内惩戒制度实践层面的指引性。
冯志峰[5]（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满树军[6]（2018）在《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文中指出本文首先界定了法理、视域及治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我国法学界尚未对法理的概念和内涵形成共识,本文认为法理涵盖法学理论、部门法哲学、法治实践、政治和公共生活各个领域,具备解释分析、推理思维和辨证评判功能,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和实践需要。视域是特定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化传统中,对特定领域特定问题的理解构架或视野,表现为具体的看法和观点。治理的概念和范畴非常广泛,概括而言,治理是公私领域管理经营相同事务的行为和方式的总和,调整利益冲突并协调互动的持续过程。包括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定授权机构的统治管理及相关规章制度。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本文以行贿犯罪治理为研究对象,从历史、国际两个纵横维度进行梳理研究,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监察法等部门法和程序法在法治实践中的有效性、理性为验证,借助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视角,在公平正义和具体社会科学的规则下,对行贿罪治理进行分析、反思、提炼和研究,推演我国行贿犯罪及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本文契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反对腐败和建设法治中国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反腐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优势的策略方针。从历史发展的纵向视域与世界各国政治法律运行实践横向观察,当前腐败治理是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难题,贿赂犯罪是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贿赂治理成效关乎腐败治理成败,是考核评价腐败治理的重要标准。本文对现实生活中多发的“受贿官员坐牢,行贿老板逍遥”的法律现象和盛行的破财免灾、花钱办事、利益交换的社会潜规则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法律效力空间被压缩扭曲,法律规则彰显不足,法律传统文化异化,法律失效性日益紧迫,法律价值难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得不到保障,从而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本文基于验证刑法的有效性和理性,以法理视域和法理思维,并借助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深入考量行贿行为本质,行贿是法律责任风险评估后的经济寻租行为,是漠视法律责任的社会潜规则泛滥,是罔顾法律风险软性对抗政治统治的特殊社会手段,形成系统独立的法律形态。本文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定量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吸收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国行贿罪治理现行模式的困境及其成因,提出我国行贿罪治理防控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并从立法实务改革、行贿罪预防等多层面探索建立适应我国腐败治理实践的行贿罪治理制度。本文论述围绕核心观点分三个维度展开:第一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行贿罪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提供制度方面的建议;第二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行贿罪治理提供刑法规范之外新的理论视角;最后一个维度是为当代中国腐败治理探索新的思路,提供符合国情的治理模式。考察行贿、行贿罪及其治理的历史发展脉络,明确行贿行为作为一种利益交换行为,其载体是财物,是随着商品的出现和流通,伴随私有财产产生,行贿行为纳入法律规制为犯罪行为是伴随着私有制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行贿罪治理可借鉴的经验。本文重点分析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和欧美、亚洲一些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在行贿治理方面的制度和经验,总结出域外行贿罪治理的行贿受贿同罪同罚、轻自由刑、重罚金刑等六大趋势及规律性启示。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通过规范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运用大量实证数据分析了我国行贿罪治理的现状、困境及成因,论证了我国行贿罪治理滞后,立法司法方面存在的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基于分析提出了相应实务改革意见,即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世界各国反腐经验为参考,立足国情以务求实效为原则,完善法律制度使之更科学、严谨、有效,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和法治中国建设。在此原则下提出重构行贿罪的犯罪构成与处罚标准、规范相关联犯罪、制定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建立高效的监察调查体系制度等。大力开展社会综合预防,全面推动国家廉政体系建设。在具体制度上完善财产申报、治理商业贿赂、建立行贿犯罪数据库和市场行贿禁入制度、完善信用与新闻媒体监督、完善举报人和污点证人保护制度,建立完善行贿罪惩治预防综合治理模式。本文以法理学方法研究传统意义上刑法领域的行贿罪治理,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创新尝试。第一是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第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以深入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国际实践比较的方法,总结历史上和域外行贿罪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大量行业行贿案例进行行贿利润率测算,总结归纳并进行理论分析,推演出现代行贿犯罪主导的腐败社会行为类型模式;第三是观点和内容创新,也是最主要的创新。行贿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中的纳贡,是奴隶制国家初期的军事、政治斗争的手段,后演变为权钱交易犯罪;建议我国行贿罪治理应针对其贪利性,刑罚轻重分明,在实务中轻自由刑、重罚金刑,广泛适用资格刑;实行认罪认罚从轻处罚制度;受贿犯罪主体多元化,其犯罪本质扩展为侵犯公私职务授权行为的诚信性、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立法统一规制,完善贿赂犯罪治理;建立以行贿罪治理为中心的腐败综合治理模式,调整我国目前以受贿罪为重心的腐败治理模式。
赵谦,黄丽云[7]（2018）在《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与规范补正》文中研究说明领导干部人情泛滥易诱发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该类腐败源头监察命题堪称完善反腐倡廉体制机制的关键环节之一。既有规范设定下的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进而促生了隐身敛财方式逃避规制、"山头主义"盛行阻碍查处的现实监察困境。唯有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以充实防范手段、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方能为破解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规范指引。
康豫[8]（2017）在《新形势下我国依法治腐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走向深入,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国家监察法,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依法治腐是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必由之路。系统研究我国依法治腐问题,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对于“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自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党和国家把廉政法制建设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反腐败在教育、法制、监督、惩治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效。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党和国家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对“四风”入手,按照先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思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断完善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律制度并强力执行,全面政治巡视,“老虎”“苍蝇”一起打,在全世界“猎狐”等,以摧枯拉朽之势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取得骄人成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我国依法治腐建设仍存在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律制度建设不力、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新时代,我们必须根据反腐情势的变化,寻找问题发生的原因,调整行动方针和思路,做到与时俱进。依法治腐是一项系统工程,深入推进依法治腐工作,必须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律刚性执行机制,构建有效法治运行保障体系,并开展行之有效的廉洁文化建设。当前,经过十八大以来多举措强力反腐,我国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巩固与发展已经形成的压倒性态势并取得最终胜利,必须依靠依法治腐。
廖冲绪[9]（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政治追求和政治目标。反腐倡廉作为世界性难题,是国际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各国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论文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为研究对象,从反腐倡廉实践中的问题出发,即一些人甚至包括少数党员干部,不仅对反腐倡廉成效不自信、理论不自信、制度不自信、道路不自信,而且对反腐倡廉文化不自信、前途不自信,以马克思主义反腐倡廉理论和系统论为分析工具,运用政治学、管理学、制度学、社会学、教育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以及权力制约监督和惩治腐败等四个层面展开全方位深入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进行系统的总结提炼,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所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力图证实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已经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中国反腐倡廉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既是对世界腐败治理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以期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自信,增强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增强人们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自信。第一,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教育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反腐倡廉教育是思想建党的筑基工程,必须要以党员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为重点,特别是抓好对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教育和培训;反腐倡廉教育必须经常抓、长期抓、常态抓;反腐倡廉教育必须大众化、时代化、科学化;反腐倡廉教育必须与制度建设、权力制约监督和腐败的惩治有机结合;反腐倡廉教育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必须相结合”等重要启示。第二,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法治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系统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创新理念;构建科学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协同理念”等重要启示。第三,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始终以人为本;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坚持依法依规;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等重要启示。第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理论的梳理和实践的总结,得出“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法依规;惩治腐败要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等重要启示。反腐倡廉教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权力制约与监督、惩治腐败“四位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复杂系统和科学体系。论文以多学科视角和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四位一体”的复杂系统进行研究,认为教育特别是廉洁教育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保障,权力制约和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关键,惩治腐败是必须的治标之举,具有震慑和教育警示作用;初步发掘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和厘清了其理论体系与制度机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取得初步成功的秘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为指导;坚持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坚持依靠民主法治;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反腐倡廉方式方法;坚持推进反腐倡廉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反腐倡廉可以说是人类的长征,永远在路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域展开,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但是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反腐倡廉,既是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国家、廉洁社会和廉洁政治的必然要求,必须继续加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之路,才能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并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伟大胜利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王定毅[10]（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二、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论文提纲范文）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由与意义 |
| 1.研究缘由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1.汉语新词语 |
| 2.词汇学的研究 |
| 3.修辞学的研究 |
| 4.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定量定性研究法 |
| 2.文献资料分析法 |
| 3.问卷调查法 |
| (四)语料来源 |
| 一、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本体研究 |
| (一)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语言面貌 |
|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领域分布特征 |
| 2.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词汇总体特征 |
| 3.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修辞特征 |
| (二)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及原因 |
|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途径 |
| 2.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的产生原因 |
| 二、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社会知晓度调查 |
| (一)调查问卷相关情况说明 |
| 1.问卷设计 |
| 2.问卷可信度分析 |
| 3.问卷收发情况 |
| 4.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
| 1.目标词语不分群分析 |
| 2.目标词语分群分析 |
| 3.调查对象知晓汉语新词语的途径分析 |
| 4.调查对象对汉语新词语的态度分析 |
| 三、汉语新词语的规范 |
| (一)规范汉语新词语的意义 |
| 1.便利人们的生活 |
| 2.丰富汉语词汇 |
| 3.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 |
| (二)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原则 |
| (三)规范汉语新词语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三年部分汉语新词语社会知晓度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近三年汉语新词语 |
| 附录三 :近三年汉语新词语结构类型分布表 |
| 附录四 :近三年网络类新词语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及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概述 |
| 2.1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概念解析 |
| 2.1.1 纪律 |
| 2.1.2 党的纪律 |
| 2.1.3 党的纪律建设 |
| 2.2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体系结构 |
| 2.2.1 党的纪律的内容体系 |
| 2.2.2 党的纪律的制度体系 |
| 2.3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重要意义 |
| 2.3.1 严明党的纪律是适应党的执政环境的必然选择 |
| 2.3.2 严明党的纪律是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重要保障 |
| 2.3.3 严明党的纪律有利于巩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
| 2.3.4 严明党的纪律为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党纪支撑 |
| 2.4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理论基础 |
| 2.4.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 |
| 2.4.2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 2.4.3 西方国家关于政党建设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历史进程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步发展阶段 |
| 3.1.1 初步规范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
| 3.1.2 明确提出并初步践行党的政治纪律 |
| 3.1.3 明晰完善纪律执行主体与执行程序 |
| 3.2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确立与探索时期的曲折发展阶段 |
| 3.2.1 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育 |
| 3.2.2 设立专门纪律执行机构 |
| 3.2.3 建立健全党内规章制度 |
| 3.3 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入发展阶段 |
| 3.3.1 注重“关键少数”的纪律约束 |
| 3.3.2 不断加强纪律检查监督工作 |
| 3.3.3 实现纪律建设制度化民主化 |
| 3.3.4 纪律处分体系初步形成 |
| 第4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目标、原则及运行机制 |
| 4.1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目标 |
| 4.1.1 加强自身建设推进从严治党 |
| 4.1.2 严明党规党纪反对特权现象 |
| 4.1.3 坚持从严治吏优化干部队伍 |
| 4.2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原则 |
| 4.2.1 透过现象看本质,坚持标本兼治原则 |
| 4.2.2 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坚持以点带面原则 |
| 4.2.3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一切从严原则 |
| 4.3 新时代党的纪律建设的运行机制 |
| 4.3.1 构建教育引导机制 |
| 4.3.2 构建制度约束机制 |
| 4.3.3 构建监督管理机制 |
| 4.3.4 构建执行落实机制 |
| 4.3.5 构建绩效评价机制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现实评价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主要成效 |
| 5.1.1 新时代党员纪律意识不断提升 |
| 5.1.2 新时代党的纪律体系不断完善 |
| 5.1.3 新时代党的纪律实践成效显着 |
| 5.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经验 |
| 5.2.1 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推动党的纪律发展 |
| 5.2.2 以从严执纪为支撑增强党的纪律威力 |
| 5.2.3 坚持以上率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
| 5.2.4 注重党纪与国法之间的协调统一 |
| 5.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基本特征 |
| 5.3.1 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
| 5.3.2 高标准与守底线相统一 |
| 5.3.3 破“旧”与立“新”相促进 |
| 5.4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存在的不足 |
| 5.4.1 党员干部主体作用发挥不充分 |
| 5.4.2 纪律体系仍需与时俱进调整 |
| 5.4.3 纪律落实与执行力度不到位 |
| 5.4.4 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机制不健全 |
| 第6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完善路径 |
| 6.1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纪律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
| 6.1.1 完善权利保障机制 |
| 6.1.2 推进教育培训机制 |
| 6.1.3 建立健全激励机制 |
| 6.2 推动纪律体系的不断完善 |
| 6.2.1 增强各项纪律之间的衔接匹配 |
| 6.2.2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的修订完善 |
| 6.2.3 促进党纪国法之间的衔接协同 |
| 6.3 提升党的纪律的执行力 |
| 6.3.1 优化纪律问责机制 |
| 6.3.2 完善纪律惩戒机制 |
| 6.3.3 培育先进纪律文化 |
| 6.4 完善纪律监督机制 |
| 6.4.1 加强对纪律执行的督查力度 |
| 6.4.2 推进纪律监督机制法治化建设 |
| 6.4.3 充分发挥基层纪检监督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致谢 |
（3）贿赂范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中、外刑法中的贿赂范围 |
| 第一节 我国古代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 |
| 第二节 新中国刑法关于贿赂范围规定的历史沿革 |
| 第三节 “两高”司法解释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 |
| 第四节 关于域外刑法中的贿赂范围 |
| 一 德、日等国刑法中的贿赂范围 |
| 二 英、美等国刑法中的贿赂范围 |
| 三 我国港、澳、台地区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 |
| 四 国际公约中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 |
| 五 域外贿赂范围的异同及借鉴 |
| 第二章 理论学说及非财产性利益的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财物说及其评析 |
| 第二节 财产性利益说及其评析 |
| 第三节 利益说及其评析 |
| 第四节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一 帮助型贿赂 |
| 二 信息贿赂 |
| 三 性贿赂 |
| 四 业绩贿赂 |
| 五 代过型贿赂 |
| 第三章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刑的理由及立法设想 |
| 第一节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刑的理由 |
| 一 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特征 |
| 二 不违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
| 三 符合新形势下打击贿赂犯罪的客观要求 |
| 四 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履行公约义务的要求 |
| 五 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入刑不可行 |
| 第二节 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刑的立法设想 |
| 一 关于入刑方式的立法设想 |
| (一)通过设立新罪名进行调整 |
| (二)通过修改刑法条文进行调整 |
| 二 关于定罪量刑的立法设想 |
| (一)权力特权类贿赂犯罪 |
| (二)非权力特权类贿赂犯罪 |
| 三 关于完善刑罚方式的立法设想 |
| (一)更多适用罚金刑,取消没收财产刑 |
| (二)增设资格刑 |
| 第四章 贿赂与礼金的关系 |
| 第一节 礼金的含义和特征 |
| 第二节 礼金纳入贿赂范围的争议 |
| 一 肯定说 |
| 二 否定说 |
| 三 区别对待说 |
| 第三节 对《贪污贿赂解释》第13条第2款的解读 |
| 一 双方的关系 |
| 二 数额的大小 |
| 三 职权的行使 |
| 四 礼金的对象 |
| 第四节 收受礼金行为性质的司法认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4）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内涵 |
| (一)党内法规相关概念之厘清 |
| (二)党内法规惩戒机制概念之厘清 |
| 二、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外延 |
| (一)腐败惩戒机制的规范外延 |
| (二)暴乱涉黑惩戒机制的规范外延 |
| (三)选举任职惩戒机制的规范外延 |
| (四)工作失职惩戒机制的规范外延 |
| 三、党内法规惩戒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腐败惩戒机制规范设定较为模糊 |
| (二)暴乱涉黑惩戒机制规定较为单薄 |
| (三)选举任职惩戒机制可操作性不足 |
| (四)工作失职惩戒机制规定较为粗略 |
| 四、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完善路径 |
| (一)清晰化设定腐败惩戒机制相关规范 |
| (二)科学化设定暴乱涉黑惩戒机制相关规范 |
| (三)具体化设定选举任职惩戒机制相关规范 |
| (四)合理化设定工作失职惩戒机制相关规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参与的课题和发表的论文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6）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
| 二、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分析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
| 第一章 我国行贿罪治理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贿赂与行贿罪的起源 |
| 第二节 我国古代行贿罪的治理 |
| 一、先秦时期行贿罪的治理 |
| 二、秦汉时期行贿罪的治理 |
| 三、唐宋时期行贿罪的治理 |
| 四、明清时期行贿罪的治理 |
| 五、清末、中华民国转型时期行贿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我国历史上行贿罪治理的成效及评价 |
| 第二章 行贿罪治理的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国际公约关于行贿罪的治理 |
|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行贿罪的治理 |
| 二、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关于行贿罪的治理 |
| 三、部分区际反腐败公约关于行贿罪的治理 |
| 第二节 典型英美法系国家行贿罪的治理 |
| 一、美国的行贿罪治理 |
| 二、英国的行贿罪治理 |
| 第三节 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贿罪的治理 |
| 一、法国行贿罪的治理 |
| 二、德国行贿罪的治理 |
| 三、意大利行贿罪的治理 |
| 四、瑞典与俄罗斯行贿罪的治理 |
| 五、日本行贿罪的治理 |
| 六、新加坡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行贿罪的治理 |
| 第四节 域外行贿罪治理的趋势及规律性启示 |
| 一、重视行贿犯罪对合性与受贿罪同罚或相对轻罚 |
| 二、行贿对象主体多元化,法网日趋严密 |
| 三、行贿内容宽泛趋同为不正当利益或好处 |
| 四、行贿的主观方面多元化 |
| 五、行贿犯罪客观方面趋宽,涉罪起点低 |
| 六、轻自由刑、重罚金刑且广泛适用 |
| 第三章 我国行贿罪治理的现状、困境及成因 |
| 第一节 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及治理沿革 |
| 一、建国后行贿罪的治理 |
| 二、改革开放后行贿罪的治理 |
| 第二节 我国行贿罪治理取得的成效及评价 |
| 一、治理范围趋窄、刑罚趋重成效有限 |
| 二、行贿治理面临的法失效性困境 |
| 第三节 我国行贿罪构成的立法困境分析 |
| 一、行贿罪治理要件结构的束缚 |
| 二、行贿罪的贿赂内容范围过窄 |
| 第四节 我国行贿罪刑罚的立法困境分析 |
| 一、量刑减免情节滥用有悖立法原则 |
| 二、行贿罪刑罚规定的价值缺陷 |
| 第五节 我国行贿罪治理的司法困境分析 |
| 一、法不责众的社会心理普遍存在 |
| 二、行贿牵连其他犯罪规制复杂 |
| 三、逆向行贿犯罪治理难度大 |
| 四、多元管辖影响整体治理成效 |
| 第四章 行贿犯罪的多维法理分析 |
| 第一节 行贿罪成因的法经济学考量 |
| 一、行贿与经济寻租行为 |
| 二、行贿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设 |
| 三、行贿利润率极高 |
| 第二节 行贿罪的法社会学观察 |
| 一、社会转型机制失衡诱发行贿犯罪 |
| 二、熟人社会文化传统异化导致行贿发生 |
| 三、社会潜规则泛滥造成行贿犯罪现象高发 |
| 第三节 行贿罪的法政治学解读 |
| 一、官本位文化是行贿犯罪的政治文化根源 |
| 二、法治不彰是行贿罪易发的政治制度原因 |
| 三、行贿是软性对抗政治统治的特殊社会手段 |
| 第四节 行贿罪的形态学基础 |
| 一、行贿罪的既遂形态分析 |
| 二、行贿罪既遂标准整体趋宽缓及其后果 |
| 第五章 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法律制度改革 |
| 第一节 重置行贿犯罪构成和处罚标准体系 |
| 一、立法统一规制贿赂犯罪 |
| 二、建立完善污点证人豁免制度 |
| 三、取消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 |
| 四、完善罚金刑、资格刑刑罚制度 |
| 第二节 修订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构成及刑事责任 |
| 第三节 落实完善宽严相济的行贿罪治理刑事政策 |
| 一、顺应严而不厉国际主流刑事政策发展趋势 |
| 二、我国行贿罪治理厉而不严刑事政策反思 |
| 三、落实完善行贿罪治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路径 |
| 第四节 完善行贿罪治理监察管辖制度 |
| 一、行贿罪治理职能由监察委依法行使 |
| 二、整合原检察制度和原纪检监察制度资源 |
| 第五节 确立行贿罪治理监察调查制度 |
| 一、两规措施制度不再适用 |
| 二、职务犯罪指定监视居住制度不再适用 |
| 三、完善留置措施及相关制度 |
| 四、规范完善监察谈话制度 |
| 五、规范技术侦查制度 |
| 六、加强监察初查措施体系建设 |
| 第六章 构建以行贿综合治理为中心的腐败治理体系 |
| 第一节 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高薪养廉制度 |
| 一、完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借鉴 |
| 二、完善高薪养廉制度 |
| 第二节 全面系统治理商业贿赂 |
| 一、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 |
| 二、商业贿赂的种类及危害 |
| 三、商业贿赂治理思路借鉴 |
| 四、我国系统治理商业贿赂整体思路 |
| 第三节 完善行贿犯罪查询和市场禁入制度 |
| 一、建立行贿查询和市场禁入制度的意义 |
| 二、完善我国行贿犯罪资料库和市场禁入制度 |
| 第四节 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 |
| 一、市场经济社会中信用制度的意义 |
| 二、发挥信用制度行贿治理作用 |
| 第五节 完善新闻舆论等监督制度 |
| 第六节 完善信访举报及污点证人保护制度 |
| 一、完善信访举报保护制度 |
| 二、建立完善污点证人保护制度 |
| 第七节 建立根本解决行贿犯罪的综合反腐防控模式 |
| 一、加强道德教育杜绝行贿观念 |
| 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消除行贿及腐败滋生空间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案例表 |
| 攻读学位期间的成果 |
| 后记 |
（7）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与规范补正（论文提纲范文）
| 一、领导干部人情往来的监察困境分析 |
| (一) 领导干部人情往来标准规范设定难于操作 |
| 1. 正常人情识别标准较为模糊 |
| 2. 非正常人情识别标准不够周延 |
| (二) 隐身敛财方式逃避规制之监察困境 |
| 1. 假托风俗习惯形式 |
| 2. 网络送礼形式 |
| 3. 挂靠他人名义形式 |
| (三) “山头主义”盛行阻碍查处之监察困境 |
| 1. 拉拢干部, 对抗组织审查 |
| 2. 排除异己, 形成贪腐同盟 |
| 二、破解领导干部人情往来困境的策略探讨 |
| (一) 明晰正常人情识别规范以划定人情边界 |
| 1. 设定正常人情识别参考标准 |
| 2. 完善非正常人情禁止性规范 |
| (二) 确立多元化敛财监督规范以充实防范手段 |
| 1. 设定假托风俗习惯监督规范 |
| 2. 设定网络送礼监督规范 |
| 3. 完善挂靠他人监督规范 |
| (三) 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规范以瓦解“山头主义” |
| 1. 设定干部交结监督规范 |
| 2. 完善干部排挤救济规范 |
（8）新形势下我国依法治腐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依法治腐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依法治腐的相关概念 |
| 2.1.1 腐败 |
| 2.1.2 依法治腐 |
| 2.2 依法治腐的理论基础 |
| 2.2.1 分权制衡理论 |
| 2.2.2 民主理论 |
| 2.2.3 法理理论 |
| 2.2.4 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2.3 依法治腐的历史必然性 |
| 2.3.1 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内在属性 |
| 2.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
| 2.3.3 由“身份”到“契约”社会发展的内在演化 |
| 2.3.4 以“法治”对抗传统“官本位”现象的内在逻辑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依法治腐的现状 |
| 3.1 依法治腐建设的主要成绩 |
| 3.1.1 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八大之前法治反腐的实践 |
| 3.1.2 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腐的进程 |
| 3.2 新形势下依法治腐建设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与原因分析 |
| 3.2.1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律制度建设不力 |
| 3.2.2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不力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依法治腐建设的对策建议 |
| 4.1 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 |
| 4.1.1 实施惩防并举的反腐败法制策略 |
| 4.1.2 整合完善现有与反腐败相关的法律 |
| 4.1.3 填补反腐败法律空缺 |
| 4.1.4 促进反腐败党内法规与反腐败国家法律的统筹衔接 |
| 4.2 建立健全反腐败法律刚性执行机制 |
| 4.2.1 建立卓越反腐败机构 |
| 4.2.2 建立有效司法惩处机制 |
| 4.2.3 建立中国特色反腐党规执行保障机制 |
| 4.2.4 建立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 |
| 4.3 构建有效法治运行保障体系 |
| 4.3.1 党内监督 |
| 4.3.2 行政监督 |
| 4.3.3 人大监督 |
| 4.3.4 司法监督 |
| 4.3.5 社会监督 |
| 4.3.6 党际监督 |
| 4.3.7 技术监督 |
| 4.4 开展行之有效的廉洁文化宣传教育 |
| 4.4.1 廉洁文化的内涵 |
| 4.4.2 廉洁文化宣传教育的内容 |
| 4.4.3 建立廉洁文化宣传教育的长效机制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与价值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价值 |
| 1.2 研究现状与评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境)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创新 |
| 第2章 反腐倡廉基本概念及其理论溯源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腐败 |
| 2.1.2 廉洁与廉政 |
| 2.1.3 反腐倡廉 |
| 2.2 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反腐倡廉的思想 |
| 2.2.2 毛泽东等关于反腐倡廉的理论 |
| 2.3 传承镜鉴 |
| 2.3.1 中国古代反腐倡廉思想资源 |
| 2.3.2 西方权力制约和监督思想考察 |
| 2.3.3 国(境)外反腐倡廉建设经验教训 |
| 第3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教育 |
| 3.1 反腐倡廉教育概述 |
| 3.1.1 教育及其功能 |
| 3.1.2 反腐倡廉教育 |
| 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理论 |
| 3.2.1 邓小平等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理论 |
| 3.2.2 江泽民等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理论 |
| 3.2.3 胡锦涛等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理论 |
| 3.2.4 习近平等关于反腐倡廉教育的理论 |
| 3.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教育的实践 |
| 3.3.1 改革开放初期的反腐倡廉教育 |
| 3.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反腐倡廉教育 |
| 3.3.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反腐倡廉教育 |
| 3.3.4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教育新实践 |
| 3.4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教育的经验启示 |
| 第4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4.1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概述 |
| 4.1.1 制度及其功能、特征 |
| 4.1.2 反腐倡廉制度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理论 |
| 4.2.1 邓小平等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理论 |
| 4.2.2 江泽民等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理论 |
| 4.2.3 胡锦涛等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理论 |
| 4.2.4 习近平等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理论 |
| 4.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实践 |
| 4.3.1 改革开放初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4.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4.3.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 |
| 4.3.4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新探索 |
| 4.4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经验启示 |
| 第5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
| 5.1 权力制约和监督概述 |
| 5.1.1 权力与权力腐败 |
| 5.1.2 权力制约与权力监督 |
| 5.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 |
| 5.2.1 邓小平等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 |
| 5.2.2 江泽民等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 |
| 5.2.3 胡锦涛等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 |
| 5.2.4 习近平等关于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理论 |
| 5.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实践 |
| 5.3.1 改革开放初期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
| 5.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
| 5.3.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
| 5.3.4 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新实践 |
| 5.4 中国共产党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经验启示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的惩治腐败 |
| 6.1 惩治腐败概述 |
| 6.1.1 惩治及其功能 |
| 6.1.2 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 |
| 6.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惩治腐败的理论 |
| 6.2.1 邓小平等关于惩治腐败的理论 |
| 6.2.2 江泽民等关于惩治腐败的理论 |
| 6.2.3 胡锦涛等关于惩治腐败的理论 |
| 6.2.4 习近平等关于惩治腐败的理论 |
| 6.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实践 |
| 6.3.1 改革开放初期的惩治腐败 |
| 6.3.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惩治腐败 |
| 6.3.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惩治腐败 |
| 6.3.4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惩治腐败 |
| 6.4 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的经验启示 |
| 第7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10）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相关的硕博学位论文 |
| (二) 出版的专着 |
| (三) 发表的期刊论文 |
| 三、研究方法与材料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材料 |
| 四、研究思路 |
| (一) 几个需要界定的概念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 |
| (一) 研究难点与不足 |
| (二) 研究创新 |
| 第一章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
| 一、时代潮流: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 |
| (一) 国际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 |
| (二) 2010年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 二、人民期待:美好生活的内涵升级 |
| (一) “中国梦”的提出 |
| (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 |
| (三) 目前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困难问题 |
| 三、党的抉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
| (一) 新形势下中共内部存在的突出问题 |
| (二) “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脉络 |
| 第二章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
| 一、信仰缺失是党的思想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一) “纵”、“横”角度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二) 坚定“四个自信” |
| (三) 批驳各种错误思想言论 |
| 三、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 |
| (一) 坚持科学理论是根本 |
| (二) 加强党性教育是核心 |
| (三) 重视道德建设是基础 |
| 四、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 |
| (一) 落实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 |
| (二) 依托党校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培训工作 |
| (三)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
| 第三章 “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
| 一、干部选任工作中存在大量不正之风现象 |
| 二、新时期好干部的新标准 |
| (一) 好干部标准的内涵 |
| (二) 树立好干部的榜样 |
| (三) 高级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 |
| (四) 重视县委书记队伍建设 |
| 三、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
| (一) 好干部成长的路径 |
| (二) 创新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
| (三) 科学使用干部 |
| 四、严格管理干部 |
| (一) 严格管理干部是党的重要规矩 |
| (二) 加强干部问责工作 |
| (三)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
| (四) 严格党员管理是干部队伍建设的源头工程 |
| 第四章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 一、党的作风问题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 |
| 二、制定实施“八项规定” |
| (一) 出台“八项规定” |
| (二) “八项规定”的监督执行 |
| (三) 以身作则践行“八项规定” |
| 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 (一) 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任务 |
| (二) 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效及巩固措施 |
| 四、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
| (一) “三严三实”的提出与专题教育的推进 |
| (二) 注重家风建设 |
| 第五章 “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
| 一、新时期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
| (一) 反腐败斗争形势由“严峻”到“严峻复杂” |
| (二) 中共惩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
| 二、中共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 |
| (一) 坚决查处大案要案 |
| (二) 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
| 三、反腐败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 |
| (一) 狠抓党委的主体责任 |
| (二) 强化纪委的监督责任 |
| (三) 创新开展巡视工作 |
| 四、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
| (一) 有效防治腐败机制的目标要求 |
| (二) 防治腐败的制度建设 |
| (三) 监督管理“一把手”是防治腐败的首要重点 |
| 第六章 “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
| 一、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
| 二、建立健全党内制度体系 |
| (一) 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 |
| (二) 党员干部首先要遵守宪法和法律 |
| (三) 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
| (四) 注重党内规矩建设 |
| 三、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
| (一) 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
| (二)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居于首位 |
| (三) 严格组织纪律 |
| 四、构建新时期优良的党内政治生态 |
| (一)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二) 严肃党内生活是净化党内生态的重要基础 |
| (三) 民主集中制是构建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保障 |
| 第七章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学术成果 |
四、关于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暂行规定（论文参考文献）
- [1]近三年汉语新词语探究及社会知晓度分析[D]. 宋凯月.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D]. 张阳. 吉林大学, 2020(08)
- [3]贿赂范围研究[D]. 刘晨曦. 郑州大学, 2020(02)
- [4]党内法规惩戒机制的规范分析[D]. 黄丽云. 西南大学, 2019(06)
- [5]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法理视域中的行贿罪治理[D]. 满树军. 吉林大学, 2018(12)
- [7]领导干部人情泛滥的监察困境与规范补正[J]. 赵谦,黄丽云. 领导科学, 2018(03)
- [8]新形势下我国依法治腐对策研究[D]. 康豫. 河北工业大学, 2017(01)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研究[D]. 廖冲绪. 西南交通大学, 2017(10)
- [10]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D]. 王定毅.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