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Beijing Encourages High-Risk Groups to Undertake AIDS Test(论文文献综述)
王文倩[1](2020)在《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研究 ——以南京高校本科生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国内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新发感染率逐年上升,性传播是主要传播途径,给高校艾滋病防治带来诸多挑战。在互联网高速发展背景下,网络媒体成为高校学生获取信息主要途径,并逐渐影响着学生对事情的看法及观点。同时,政府对于互联网发展新时期下的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亦提出新要求。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南京市在校大学生为例,基于健康传播理论,将机器学习方法与传统统计方法相结合,定量研究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对于探索有效的网络途径高校艾滋病预防工作方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首先,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研究的查阅及梳理,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2018年9-10月,以线上问卷星形式对南京市在校大学生艾滋病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1211份,在剔除空白、缺答、胡乱填写、有明显逻辑错误的问卷后,收集有效问卷1189份,有效回收率98.18%。其次,基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T均值检验等方法研究被调查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现状、对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需求、利用及评价等,从而了解现阶段国内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与行为现状及网络媒体利用的真实情况及存在问题。结果发现,大学生存在艾滋病知信行人群分化,对艾滋病整体知晓率较高,但对非传播途径、潜伏期与窗口期等知识点认识模糊,性观念较为开放,艾滋病风险意识薄弱,同性性行为(14.29%)、临时性行为(12.18%)和商业性行为(9.66%)依然存在。既有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质量层次不齐,大学生对信息内容正确性与权威性评价不高。再次,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多重对应分析、因子分析及单因素Logistic回归等方法研究网络媒体平台类型、网络媒体信息选择标准及网络媒体信息评价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的相关性,初步了解网络媒体因素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百度百科、政府或官方组织网站、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信息全面、信息更新及时、内容丰富、文章观点独特、权威性高、贴近生活,实用性高等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具有显着正向促进作用;而论坛或贴吧等互动网站平台、对信息内容评价则对大学生艾滋病知行具有显着负向作用。接着,将Logistic回归与决策树、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方法相结合,进一步构建多因素分析模型,深入探讨网络媒体因素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的综合影响。结果发现,网络媒体平台及所传播信息影响着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认知与行为,提示高校艾滋病预防工作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最后,基于研究结果,从多个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知行水平同步提升,为高校艾滋病网络途径的有效预防提供参考依据。
陈娇[2](2020)在《昆明市西山区50岁及以上男性人群艾滋病知晓及性行为的现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抽取昆明市西山区公园内50岁及以上男性群体,了解当地中老年男性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态度及性行为现状,探索影响该群体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态度及性行为的因素,为下一步制定有效降低该群体艾滋病感染率的宣传教育内容、行为干预内容和工作模式提供参考。方法本次研究采用现况研究方法,选取昆明市西山区辖区内三个固定公园,运用非概率抽样方法,抽取符合条件的50岁及以上男性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社会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问题及性行为现况。采用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入问卷。运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分类变量利用频数分析、卡方检验进行统计描述与推断,Logistic多因素分析方法进行相关因素分析,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调查结束后对调查对象进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宣传教育。结果1.社会人口学特征:本次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34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95.6%(344/360)。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63.70岁,其中最小年龄为50岁,最大年龄为90岁,以50-70岁年龄段为主77.62%(267/344);已婚/同居占86.34%(297/344),未婚/离异/丧偶占13.66%(47/344);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60.76%(209/344)、初中占32.85%(113/344)、高中(中专)及以上占6.40%(22/344);居住状态“与固定伴侣同住”占74.42%(256/344)、“独居”占18.60%(64/344)、“与子女同住”占6.98%(24/344);业余活动以下棋为主,占54.65%(188/344);活动地点主要为公园,占59.88%(206/344)。2.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国八条”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27.6%(95/344)。其中有关性行为的题目,27.62%(95/344)研究对象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能减少传播艾滋病,25.00%(86/344)研究对象认为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能减少传播艾滋病者占。艾滋病知晓情况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χ2=26.26,P<0.001)对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以文化程度是小学及以下对比,文化程度为初中(OR=3.106,95%CI:1.822-5.295)、高中(中专)及以上(OR=3.322,95%CI:1.296-8.514)的研究对象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水平更高。研究艾滋病检测地点知晓情况时,22.97%(79/344)的研究对象知道检测地点。经过单因素分析,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χ2=20.12,P<0.001)、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χ2=96.05,P<0.001)对艾滋病检测地点认知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不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的研究对象,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OR=12.237,95%CI:6.654-22.505)的研究对象更可能知晓艾滋病检测地点。3.艾滋病相关态度:79.36%(273/344)的研究对象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有歧视,单因素分析发现,研究对象的文化程度(χ2=6.214,P=0.045)、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χ2=15.92,P<0.001)、艾滋病检测地点知晓情况(χ2=18.81,P<0.001)对是否歧视感染者/病人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以知晓艾滋病检测地点的研究对象对比,不知晓检测地点(OR=2.220,95%CI:1.128-4.366)的研究对象更可能会歧视感染者/病人。关于艾滋病国家免费治疗及避免感染他人的态度认知,持正向态度占63.08%(217/344);持负向态度占 36.92%(127/344)。4.性行为情况近6个月内86.34%(297/344)的研究对象发生固定性伴性行为,其中有11.78%(35/297)的研究对象同时发生过非固定性伴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包括商业性行为占73.80%(62/84)、发生非固定非商业性行为占26.19%(22/84)、无同性性行为发生。其中,62名研究对象发生商业性行为的特征:发生场所主要是发廊33.87%(21/62);商业性伴年龄主要为40岁及以上69.35%(43/62);价格以100元以内占90.32%(56/62);近6个月内每月发生商业性行为频率主要是每月1-3次,占83.87%(52/62);发生商业性行为的原因主要是满足生理需求66.13%(41/62);62名研究对象均回答未使用助性药具;安全套使用率85.48%(53/62)。22名研究对象发生非固定非商业性行为的特征:性伴数量上,81.82%(18/22)的研究对象以1名为主;22名研究对象的性伴均是朋友、均不清楚非固定非商业性伴HIV感染状况、均回答未使用助性药具;安全套使用率68.18%(15/22)。对近6个月内是否发生非固定性伴性行为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χ2=12.87,P=0.002)、婚姻状况(χ2=173.94,P<0.001)、居住状态(χ2=121.98,P<0.001)、活动地点(χ2=8.04,P=0.045)对是否发生非固定性伴性行为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与固定伴侣同住相比,独居(OR=7.970,95%CI:2.919-21.758)、与子女同住(OR=5.515,95%CI:1.433-21.227)的研究对象更可能发生非固定性伴性行为。5.安全套使用25.29%(87/344)的研究对象使用安全套,74.71%(257/344)的研究对象不使用安全套。单因素分析发现,研究对象的年龄(χ2=8.07,P=0.018)、婚姻状况(χ2=103.09,P<0.001)、居住状态(χ2=62.25,P<0.001)、娱乐活动(χ2=6.21,P=0.045)、是否发生非固定性伴性行为(χ2=181.36,P<0.001)对安全套使用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与发生非固定性伴性行为相比,发生固定性伴性行为(OR=68.208,95%CI:21.964-211.818)的研究对象更可能不使用安全套。结论1.昆明市西山区公园内的中老年男性群体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知晓率总体较低,特别是对性接触传播的风险认知低,存在多性伴的现象,部分人有商业性行为和非商业非固定性伴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率较低,艾滋病传播风险较大,已发现该群体有艾滋病感染病例。2.针对昆明市西山区公园内的中老年男性群体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干预应当以性传播途径相关内容为主,开展针对性的性健康教育和警示性教育,促使其保持健康的性观念,引导形成健康的性行为方式,推广安全套使用,降低艾滋病在该群体中传播的风险。
孙彩霞[3](2020)在《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认知现状及不同健康教育方式效果评价》文中提出目的:了解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认知现状,评价不同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多媒体讲座、宣传手册和播放视频)的实施效果,探索适合当下青海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方法,为今后高校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参考资料及依据。方法: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青海省三所高职院校及一所本科院校的3353名高考统招新生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及获取相关知识的需求进行调查。三所高职院校、一所本科院校随机分配并开展多媒体讲座、宣传手册和播放视频三种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采用匿名、问卷星答卷的方式对三种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开始前、后进行问卷调查获得资料。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利用t检验、方差分析、SNK-q检验、χ2检验、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进行比较。结果:1.高校新生艾滋病认知现状1.1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获取/需求比较分析青海省高校新生接受过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例为高职80.9%,本科79.3%;想了解相关知识的比例为高职85.8%、本科86.1%;认为有必要对青年学生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的比例为高职95.5%、本科94.8%;希望获取的途径主要为大众传媒(54.8%~59.0%)、学校教育(52.2%~67.3%)。1.2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知晓率偏低,高职院校35.1%,明显低于本科院校的61.7%。其中艾滋病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传染病正确回答率均高(高职68.0%,本科86.1%),而对于当下青年学生艾滋病传播方式(高职41.7%,本科55.9%)和艾滋病感染者相关权益(高职43.5%,本科59.3%)两题正确回答率偏低。1.3高校新生相关行为情况分析高职院校新生性行为发生率为12.4%,本科为9.4%,三所高职院校中建院的发生率(16.5%)略高于另外两所高职院校。首次性行为的年龄在19岁;首次性行为的身份70%以上为对象。首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高职34.4%,本科51.3%)和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34.4%,本科51.7%)的比例本科院校均略高于高职院校。其中发生过性行为的新生艾滋病知晓率(高职41.3%,本科62.1%)和检测率(高职11.2%,本科14.7%)均高于未发生性行为的新生。1.4检测相关知识及行为情况青海省高校新生进行过艾滋病检测的数量较少(高职5.3%,本科7.8%),艾滋病检测地点的知晓率较低(高职30.3%,本科44.5%)。2.影响知晓率、态度、行为情况相关因素分析年龄、居住地、院校类别和生源地都是知晓率的影响因素,性别和生源地是性行为的影响因素,性别和年龄是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Logistics多元回归分析显示,青海省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知晓率,除性别外,其余各因素均投统计学意义为(P<0.05),并且年龄越大知晓率越高,城市高于农村,本科高于高职,外省新生知晓率高于本省;不同院校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态度不同,与青海师大相比,青海建院和青海交院的态度偏向于积极(P<0.05);性别和生源地是性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男性较女性的性行为发生率高,城市学生性行为发生率较农村学生高;检测行为方面,男性检测率高于女性,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进行检测。3.不同院校不同艾滋病健康教育方式效果评价3.1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健康教育后,高职院校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由35.1%上升到50.5%(P<0.001),本科院校由61.7%上升到78.2%(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讲座的高校新生前后知晓率变化较大,高职院校变化率为27.4%,本科院校为21.8%;宣传手册和视频方式的健康教育前后知晓率变化在15%以内,且高职院校视频组宣传手册组知晓率变化无统计学意义(P>0.05)。3.2对艾滋病感染者态度分析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新生在健教干预后态度评分均有相应的降低(P<0.05),有效的改善了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各种健教方式降低的水平基本一致。3.3.检测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健康教育后,大学生对艾滋病检测地点知晓率基本都有上升,高职院校中使用讲座和宣传手册组的大学生干预后知晓率明显上升(P<0.05),上升幅度基本一致;而本科院校中则为讲座和视频组的检测地点知晓率上升(P<0.05),讲座组上升的幅度略高于视频组。3.4不同健康教育方式评价高职院校新生对三种健康教育方式评价中得分最高的为讲座、其次为视频,宣传手册效果最差。本科院校讲座和视频评价差不多,但两者评分均高于宣传手册。结论及建议:1.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不同院校之间差异较大,总体比较,本科院校好于高职院校。大学生对艾滋病知识需求性较高,有必要展开普遍性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在非医学类高职院校。2.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对不同的院校新生的效果变化率不同,其中通过讲座方式的知晓率变化度较大;学生评价方面不同院校对不同方式评价不同,提示应根据不同院校类型采用不同的健康教育方式。3.建议各地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重视高中阶段艾滋病健康教育,可采用以讲座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强化大学生健康教育工作,建议学校、社团等组织开展多形式艾滋病健康教育活动,高校可开设健康教育课程,与此同时,以青年大学生为载体,通过人际传播发挥辐射作用,提升整体的艾滋病防控力度。
刘玥[4](2020)在《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梅毒、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了解2010-2014年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中HIV、梅毒、HCV的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下一步制定天津市艾滋病、梅毒、丙肝等性传播疾病的防控措施,探索科学的干预模式提供信息和依据。方法对2010-2014年每年4-6月份首次到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门诊就诊、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男性就诊者开展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出生年、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民族、最近三个月是否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最近三个月是否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是否注射过毒品、是否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最近一年是否曾被诊断患过性病、最近一年是否接受过干预以及最近一年是否做过艾滋病检测。本研究采用连续采样方法,样本量每年满400人即止,问卷调查结束后采集被调查者5ml静脉血进行HIV、梅毒、HCV抗体检测。采用χ2检验对不同特征研究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危险行为发生率、HIV感染率、梅毒感染率、HCV感染率的差异进行比较;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HIV感染、梅毒感染及HCV感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2010-2014年共调查2000名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平均年龄为(30.7±9.0)岁,户籍所在地以本市为主,民族以汉族为主,婚姻状况以未婚、离异或丧偶为主。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为94.1%,由2010年的98%逐年下降至2014年的89.5%,不同年龄、不同户籍、不同民族、不同婚姻状况的研究对象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无明显差异(P皆>0.05)。2010-2014年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感染率为3.8%,5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χ2=12.501,P=0.014);梅毒感染率为6.2%,5年来始终在6%上下波动;HCV感染率为1.7%,不同年份间无明显差异(P>0.05)。6.5%的研究对象最近一年曾被诊断患过性病,其中梅毒既往感染率为3.1%;淋病既往感染率为0.6%;尖锐湿疣既往感染率为1.9%,不同年份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428,P=0.022),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27.6%的研究对象最近三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34.4%的研究对象最近三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0.9%的研究对象注射过毒品,8.5%的研究对象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暗娼(χ2=15.491,P=0.004)、临时性伴(χ2=83.447,P<0.001)和同性肛交(χ2=13.211,P=0.010)3类危险行为发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40-49岁(χ2=10.251,P=0.036)、在婚(χ2=9.562,P=0.023)、近1年未被诊断患过性病者(χ2=10.309,P=0.010)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其他人群;16-19岁(χ2=32.231,P<0.001)、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χ2=5.312,P=0.021)、最近1年接受过干预者(χ2=12.353,P<0.001)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于其他人群;16-19岁(χ2=19.636,P=0.001)、外省户籍(χ2=38.012,P<0.001)、未婚(χ2=48.657,P<0.001)、最近1年被诊断患过性病(χ2=38.452,P<0.001)、最近1年接受过干预者(χ2=4.897,P=0.027)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比例高于其他人群。2010-2014年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最近一年做过艾滋病检测的比例为29.7%;最近一年接受过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的比例为18.2%,最近一年接受过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的比例为2.9%,最近一年接受过同伴教育的比例为5.7%。16~49岁年龄组近3个月与暗娼发生过性行为(χ2=5.823,P=0.016)、近3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过性行为(χ2=14.725,P<0.001)、近1年做过艾滋病检测(χ2=18.577,P<0.001)的比例均明显高于50岁以上年龄组。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OR=7.807,95%CI=4.663~13.071)是HIV感染的危险因素;年龄在50岁以上(OR=1.311,95%CI=1.081~1.591)、与同性有肛交性行为(OR=2.372,95%CI=1.420~3.961)、最近1年被诊断患过性病(OR=5.312,95%CI=3.329~8.476)是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注射过毒品(OR=79.821,95%CI=25.047~254.374)是HCV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梅毒、HCV感染状况不容乐观,该人群对非艾滋病传播途径和艾滋病的临床表现了解较少且存在知行不统一现象。梅毒和尖锐湿疣是天津市需重点关注的两类性病;50岁以上、有性病既往史者是梅毒防控的重点人群;16-19岁、外省户籍、未婚、有性病既往史者是艾滋病、梅毒防控工作应共同关注的人群;注射吸毒者是丙肝防控的重点人群。应将梅毒控制工作纳入艾滋病防治管理机制中,强调两者联合防控;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艾滋病检测比例较低,干预工作开展不到位,应加大艾滋病干预检测力度。
徐聪慧[5](2019)在《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认为背景: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公众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而晚发现问题会导致HIV/AIDS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增加死亡风险、不利于疾病控制、提高医疗成本等一系列不良影响,成为防治艾滋病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庆市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了解当地艾滋病晚发现情况,探索影响晚发现相关因素,为促进主动检测,及早发现HIV/AIDS提供参考建议。目的:了解重庆市2012-2016年报告HIV/AIDS晚发现现状及影响因素;现场调查重庆市4个区(县)HIV/AIDS晚发现情况,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解决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的对策和建议。方法:1.收集2012-2016年重庆市报告HIV/AIDS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感染途径、样本来源、性病史等信息,采用趋势卡方、地理信息系统及单因素和分层分析的方式对晚发现情况进行描述和初步分析。2.对2016年重庆市报告且现住址在沙坪坝区、渝北区、江津区、合川区共4个区能随访到的所有HIV/AIDS开展现场调查,通过统一问卷的形式,收集调查对象HIV检测阳性、既往检测、医疗卫生服务、临床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及认知、行为学特征等信息,并采用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影响主动检测和晚发现的因素。研究结果:1.2012-2016年,重庆市晚发现比例呈现逐年下降趋势(χ趋势2=31.85,P<0.001),晚发现比例从43.11%(1649/3825)下降至38.15%(2695/7065)。各区晚发现情况不同,沙坪坝区、渝中区、江津区等地报告病例较多,疫情较为严重。男性、年龄≥50岁、已婚、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术前检测、有性病史者艾滋病晚发现比例较高。2.1035例调查对象中,共349例晚发现病例,晚发现比例为33.72%。非主动检测(与主动检测相比,OR=1.52,95%CI:1.03~2.24)、既往未性病检查(与既往性病检查相比,OR=2.10,95%CI:1.17~3.78)、高危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与无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相比,OR=1.65,95%CI:1.14~2.41)、样本来源为其他来源(与检测咨询相比,OR=0.28,95%CI:0.19~0.43)是HIV/AIDS晚发现的影响因素。3.调查1035例HIV/AIDS中,23.96%(248/1035)为主动寻求HIV检测。年龄小于50岁、较高家庭年人均收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既往有男性同性性行为、既往HIV检测、高艾滋病感染风险认知者主动检测比例高,分别是50岁及以上年龄组、家庭年人均收入小于15000元、医疗机构检测、低危异性性行为、既往无HIV检测、低感染认知者的2.61(95%CI:1.60~4.26)倍、2.01(95%CI:1.33~3.02)倍、13.48(95%CI:8.69~20.89)倍、2.62(95%CI:1.38~4.97)倍、3.50(95%CI:1.97~6.21)倍、1.60(95%CI:1.04~2.46)倍。结论及建议:2012-2016年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比例总体上有所降低,但晚发现比例高于全国整体水平,HIV/AIDS检测仍然面临较大压力。重庆市HIV/AIDS晚发现与主动检测情况、既往性病检查、男男同性非商业性性行为特征、样本来源等有关。建议重点加强主动检测的宣传,在性病门诊普遍开展HIV筛查,在其他门诊积极询问性病史,并对有性病史者提供HIV检测关服务,促进HIV/AIDS检测发现。
熊捷[6](2019)在《地方立法的“扩张”与“回应” ——以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文中提出我国立法遵循法制统一原则和不抵触原则。但地方立法对中央上位法的进行“扩张”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地方立法在我国立法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地方社会生活的影响重大。因而,如何理解地方立法的“扩张”十分重要。本文在我国中央一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下,从地方视角出发,考察处于地方的地方立法的“扩张性,”条款,并分析其法“扩张性”条款的表现形式、合法性的质疑以及合理性的基础。本文以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并以其预防和干预的措施条款为研究重点,具体来说,就以艾滋病检测、艾滋病人隐私保护条款为重点。采用法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梳理分析发现我国当前的立法体系很难认定地方立法的扩张,也无法解释地方立法扩张的原因。因此,本文从地方的视角出发,将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置于地方社会中,结合四个地方艾滋病疫情,通过比较发现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作出扩张性规定有其理由,即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中的扩张性条款是对地方艾滋病疫情的回应。也就是说,各地方艾滋病疫情呈现不同的特征,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扩张。由此可以看出,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的扩张,是回应地方艾滋病疫情控制需要。当四个地方艾滋病的蔓延己成为一种紧急状态,通过立法予以回应这一事实具有合理性。除此之外,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因具有很强的回应性而在我国的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这种立法上的扩张也是有限度的,不能违背法制统一原则。而对于这一原则的理解我们不能仅停留在观念中,更需要通过法律技术加以实现。另外,法律所具有的特殊时空性,表明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的扩张是暂时的。当地方艾滋病疫情不再严重时,也就是其疫情得到控制时,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并在立法的法制统一和不抵触原则指导下,逐渐趋向与上位法保持一致,实现法治。
闫莉[7](2019)在《南京市男男性行为人群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效果队列研究》文中指出研究背景与目的当前我国经性途径传播感染HIV的人群中以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为主,这类人群也是HIV感染的高危人群和桥梁人群。经过30多年的努力,HIV感染者能够得到较好的抗病毒治疗,但201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数据显示,世界上仍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即大约940万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在WHO提出2020年实现“90-90-90”的目标中,第一个目标中的“90%感染者能够被发现”一直是我国乃至全球最难实现的防控目标。HIV自我检测(HIV self-testing,HST)是一种操作简单,方便易行,有利于保护检测者个人隐私,适用于各类需要检测服务的人群的方法,因其能够深入到一些常规检测点难以捕获的人群中,已被WHO纳入全球有效扩大检测面的措施之一。与此同时,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已成为MSM获得HIV相关知识以及检测信息的重要途径,利用互联网宣传艾滋病知识以及开展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调查和干预研究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本研究将互联网技术应用到MSM人群调查研究的招募和预防干预过程中,通过网络问卷收集相关信息,并利用网络预约平台分发自检试剂。通过本次前瞻性队列研究,可初步了解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对MSM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影响。通过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内容信息,分析现阶段南京市MSM人群HIV自我检测相关影响因素以及试剂分发与具体使用情况,为提高HIV自我检测使用效率以及有针对性地开展艾滋病检测服务提供理论指导和建议。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居住在江苏省南京市,年龄在18-45岁之间,最近一年有过肛交或口交性行为的400名HIV阴性MSM人群。调查时间为2017年5月13日至2018年6月19日,调查地点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咨询中心。研究人员将符合纳入条件的MSM进行随机分组,开展基线调查以及每3个月一次的随访调查。问卷调查采用电子问卷扫码回答的方式,基线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HIV检测史、行为学特征信息、HIV歧视量表、HIV检测信念量表等;对照组随访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近三个月,本人HIV检测情况、性伴检测情况、感染状态披露情况、性伴数量、性行为方式、高危性行为情况等;干预组随访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近三个月,本人HIV检测情况、试剂使用与分发情况、性伴试剂使用情况、性伴数量、性行为方式、高危性行为情况等。数据整理和分析均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使用率、构成比等指标进行描述。描述性分析主要包括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性行为情况及HIV检测情况等内容。根据变量理论频数选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不同组之间的HIV自我检测情况差异比较。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意义的变量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计算其比值比(Odd ratio,OR)和95%置信区间,并且根据专业知识选取部分变量作为可能的混杂因素引入回归方程。计算OR值判断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与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是否有差异。对干预组HIV自我检测试剂使用及分发情况采用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判断是否具有线性关系。上述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定义为α=0.05。研究结果1.研究共招募符合条件的MSM 400名,年龄中位数为27岁(四分位数间距为23-32岁),最小为18岁,最大为45岁;文化程度以本科为主,占51.5%(206/400),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16.5%(66/400);84%(336/400)处于单身状态;拥有全职工作占到73.8%(295/400);月平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47.3%(189/400);69.8%(279/400)自我认同为同性恋;有62.8%(251/400)乐意将自己的性取向告诉别人。2.基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为技校或大专(OR=0.293,95%CI:0.119-0.725)、最近一次检测时间大于一年或从未检测(OR=0.124,95%CI:0.063-0.244)是HIV自我检测的阻碍因素;月平均收入高(OR=3.431,95%CI:1.418-8.304)、既往HIV检测频繁(OR=1.823,95%CI:1.102-3.015)是HIV自我检测的促进因素。3.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基线时无明显差异,随访9个月后分别对干预组与对照组在随访前后MSM人群高危性行为变化情况进行比较。在干预组中,与随访前相比,随访后MSM在做“1”时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值比为0.477(95%CI:0.259-0.880),在做“0”发生高危性行为的比值比为0.492(95%CI:0.280-0.864),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对照组中,与随访前相比,随访后MSM在做“1”和做“0”时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均无统计学差异。4.对干预组HIV自我检测使用情况的随访数据的分析可得本人使用HIV自我检测试剂的数量(≥3个)以及试剂使用错误情况与干预时间存在线性关系,P<0.05,即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本人使用HIV自我检测试剂的数量逐渐增加,且发现操作错误的人数越来越少。5.对干预组HIV自我检测试剂分发给不同性伴情况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整体来看,将试剂分发给固定性伴所占的比例比非固定性伴要高,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发给固定性伴的比例也逐渐增加,P<0.05;分发给固定性伴和非固定性伴的试剂数量主要集中在1-2个,但是在分发≥3个试剂给固定性伴所占比例呈增加趋势,P<0.05;与固定性伴相比,提供HIV检测标准操作视频给非固定性伴的比例更高,且向固定性伴提供操作标准视频的比例呈下降趋势,P<0.05。研究结论1.文化程度为技校或大专、超过一年未检测或从未检测是HIV自我检测行为产生的阻碍因素,月平均收入高、既往HIV检测频繁是HIV自我检测的促进因素。2.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能够降低MSM人群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提高此类人群健康风险意识,有利于降低HIV感染风险。3.MSM人群自我使用HIV自检试剂具有可行性,能够通过自身社交网络将HIV自我检测试剂推荐给性伴朋友,通过社会关系扩大检测人群,促进HIV检测和提高阳性发现。
吴霞[8](2019)在《云南某县越南女性性工作者接受艾滋病检测咨询质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艾滋病检测咨询(HIV testing and counseling,HTC)服务标准,研究跨国越南籍女性性工作者(Female sex workers,FSWs)HTC服务现状、接受服务反馈情况及服务效果。分析该人群接受的HTC服务质量情况,填补该人群HTC服务质量数据空白,并提出解决办法。从而增加该人群的HTC覆盖及质量,有利于区域合作防控艾滋病。[方法]本研究结合文献回顾、现场调研及实验室检测方法。现场调研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2018年11月,河口县为调查现场,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抽取当地跨国越南籍FSWs为调查对象。根据WHO的HTC服务内容,知情同意后,由经培训的越南语中文双语外展人员采用自拟问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收集HTC服务现状、接受服务反馈情况、服务效果及HIV检测影响因素。同时,由疾控工作人员采集被调查者静脉血l0ml,酶联免疫吸附(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试验检测 HIV 抗体、阳性者蛋白印迹(Western blost,WB)试验确证。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对问卷数据进行双录入。运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卡方检验及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运用Excel 2007制作统计图。[结果]1.一般情况:共调查193名越南籍FSWs,平均年龄20.91±5.14岁。初中文化程度111(57.50%)人。43(22.30%)人汉语很熟练。2.性行为及流动情况:113(58.50%)人在河口工作时间≤6个月。100(51.80%)人被转租出河口去内地。嫖客来源包含中国193(100.00%)人,缅甸9(4.70%)人,越南55(28.50%)人和日本6(3.10%)人。3.HTC服务现状:接受完整HTC服务的6(3.10%)人。检测前咨询,71(36.80%)人未接受过使用安全套示范,184(95.30%)人未评估过艾滋病感染风险,163(94.50%)人未接受过减少艾滋病风险服务。14(7.30%)人未接受过HIV检测,5人接受检测但未得知检测结果。105(58.66%)人未接受过HIV感染性伴告知服务。获取HTC服务信息途径:医疗卫生机构85(44.00%)人,网络、媒体83(43.00%)人,朋友/同伴96(49.70%)人。127(65.80%)人由外展人员上门提供服务;有172(89.10%)人接受了本国语言即越南语服务。4.HTC服务反馈情况:所有人认为工作人员态度好且均征得同意。但9(4.70%)人认为隐私未得到保护,2(1.00%)人服务中感受到歧视;认为服务费用合适、时间合适、内容容易理解、开展时间合理、开展场所合适的分别为184(95.30%)人、187(96.90%)人、191(99.00%)人、190(98.40%)人、191(99.00%)人。5.HTC服务效果:对与艾滋病人共餐会感染艾滋病、HIV检测阳性应该告知性伴、HTC可以减少艾滋病毒的传播认知错误的分别为55(28.50%)人、40(20.73%)人、11(5.70%)人;艾滋病传播途径、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避免感染艾滋病认知正确的分别为181(93.80%)人、192(99.50%)人。最近一个月,因对方不喜欢,与客人或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时有10(5.20%)人未每次都使用安全套;与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120(62.20%)人未每次都使用安全套;最近一年有60(31.09%)人出现过妇科疾病症状。有4(2.10%)人使用吗啡、麻谷等新型毒品;1(0.50%).人共用针具吸毒;1(0.50%)人HIV检测阳性。6.HIV检测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HIV检测率较低的组分别是会说汉语(P=0.041)、平均月收入<5000元(P<0.001)和>10000元(P=0.002);性工作时间<=6个月(P=0.009)、没有转租(P=0.001);没有接受过本国语言服务(P=0.001)、认为服务费用不合适(P=0.001)、不知道花费时间是否合适(P=0.014)、不知道内容是否容易理解(P=0.009)、不知道开展时间安排是否合理(P=0.026)、认为开展场所不合适(P=0.009)、认为隐私没有得到保护(P=0.047);不知道传播途径(P<0.001)、不知道HIV检测阳性应该告知性伴(P=0.001)、不知道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可以减少艾滋病毒传播(P=0.001)。非条件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会说汉语、未被转租、认为服务费用不合适和传播途径认知错误是影响HIV检测的危险因素。[结论]跨国越南籍FSWs流动性高,能多途径、多方式获取HTC服务信息及服务。该人群对HTC服务可及性(费用、时间等)、可接受性(内容、场所等)及知情同意评价较高。跨境人群本国语言HTC服务形式值得在今后工作中推广。但接受WHO定义完整HTC服务者仅占3.10%,检测前咨询中较少评估感染风险服务;36.80%未接受过使用安全套示范,95.30%未评估过艾滋病感染风险,94.50%未接受过减少艾滋病风险服务。检测前后咨询信息不足,轻咨询重检测情况明显,针对隐私及歧视服务待改进。仍有5.20%与客人未每次使用安全套,高危性行为明显,HTC服务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应加强咨询服务完整性及质量,重点针对会说汉语,平均月收入较低或大于万元者,对初到河口待转租者开展服务。
赖媛媛[9](2019)在《云南大学学生艾滋病自我检测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本研究通过从社会生态学的五个指标对云南大学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来了解云南大学学生对艾滋病自检试剂的使用意愿,探索影响大学生使用自检试剂的因素,并总结出云南大学学生在这五个指标下,对自检的选择的调查时所发现的问题。为制定提高大学生自检率的策略提供依据,也为更有效地制定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措施,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文从理论模型社会生态学的相关指标出发,在个体水平、人际关系水平、组织水平、社区水平、政策水平五个方面进行问卷设计与调查。数据分析过程中对社会生态学理论的五个水平进行描述性分析,各水平因素中分类变量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来确定不同变量的结果下愿意接受自检组和不愿意接受自检组组间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对大学生的HIV自我检测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经过单因素分析后,将p<0.10的变量作为入选变量,对其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受教育程度(OR=0.441 95%CI0.263~0.741)、HIV检测方式知晓(OR=2.227 95%CI1.343~3.695)、同性性行为(OR=0.080 95%CI0.013~0.507)、面对免费自检试剂的选择(OR=2.216 95%CI1.017~4.828)和抗病毒治疗的知晓(OR=3.258 95%CI1.473~7.203)以上五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愿意进行HIV自我检测”有显着关联或影响(P<0.05)。结论:在调查对象中,受教育程度越高,对HIV检测方式越知晓,非同性性行为并且面对免费自检试剂越愿意接受,对抗病毒治疗越了解的调查对象,具有更高的自检意愿。因此需要结合调查结果,在政府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前提下,各主体多元合作提升自检服务质量,寻求支持途径提升自检意愿,扩大云南大学学生的自检率,完善大学生健康教育。
雷红涛[10](2019)在《2010-2018年昆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AIDS病人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 的]分析2010-2018年昆明市男男性行为(MSM)人群HIV感染者/AIDS病人流行特征和发展趋势;分析昆明市MSM人群HIV相关知识知晓、与同性性伴发生安全性行为和HIV感染的影响因素,为昆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制定艾滋病防治策略、干预措施和效果评价提供科学的证据。[方 法]本课题采用描述性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2010-2018年昆明市14个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哨点监测数据库,采用滚雪球抽样、网络招募和MSM人群活动场所招募三种抽样方法相结合对MSM人群进行样本选择,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和HIV、TP、HCV血清学检测。[结 果]1.共招募研究对象4182例,2010-2018年昆明市MSM人群HIV感染率分别为10.1%、6.2%、7.1%、13.3%、11.5%、11.1%、11.0%、10.7%、8.0%,总阳性例数428例,总体感染率10.2%。2010-2018年MSM人群中HIV感染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P=0.394);近些年,除样本来源于网络招募的HIV感染率保持高水平波动,其他样本来源的HIV感染率均呈下降趋势(P<0.001);20~29岁和30~39岁HIV感染率较高,各为11.1%和10.2%;与女性婚姻状况为未婚的HIV感染率较高,为11.0%,与女性婚姻状况为已婚的HIV感染率为8.1%;外省的HIV感染率高于本省,为11.9%;2016年以后,少数民族的HIV感染率总体呈下降趋势(P=0.003),感染率高于汉族,为13.8%;2010-2018年,在本地居住时间2年以下的HIV感染率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P<0.001),感染率高与2年以上,为13.5%;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初中及以下的HIV感染率依次为10.6%、10.0%、10.1%。2.2010-2018年昆明市MSM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分别为:98.5%、99.0%、96.2%、96.8%、95.6%、96.2%,85.8%、94.9%、93.0%,总体知晓率为 95.1%,对艾滋病知识知晓水平处于高位,2010-2018年,TP总体阳性例数297例,总体阳性率7.0%,总体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P=0.002),HCV总体阳性例数29例,总体阳性率为0.7%,总体阳性率保持稳定(P=0.316)。3.样本来源于浴池/桑拿/足疗/按摩(OR=0.320,95%CI=0.166~0.615)、最近六个月,与同性发生过商业性行为(OR=0.323,95%CI=0.196~0.513),是MSM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的危险因素;在本地居住时间长(OR=1.769,95%CI=1.165~2.687)、大专及以上(OR=2.276,95%CI=1.351~3.835)、最近一年,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OR=1.823,95%CI=1.078~3.085)、最近一年,做过艾滋病检测(OR=1.618,95%CI=1.062~2.464),是MSM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的保护因素。4.样本来源来源于网络招募(OR=0.727,95%CI=0.582~0.908)、外省(OR=0.719,95%CI=0.603~0.857)、少数民族(OR=0.796,95%CI=0.643~0.980)、吸毒(OR=0.492,95%%CI=0.262~0.924),最近一年,被诊断患过性病(OR=0.494,95%CI=0.365~0.668),是MSM人群与同性性伴发生安全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年龄(岁):20~29(OR=1.530,95%CI=1.083~2.162),30~39(OR=1.787,95%CI=1.250~2.556),40~49(OR=1.686,95%CI=1.154~2.462),>50(OR=1.946,95%07=1.263~2.998),最近一年,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OR=1.791,95%0/=1.445~2.219),是MSM人群与同性性伴发生安全性行为的保护因素。5.样本来源来源于网络招募(OiR=2.072,95%CJ=1.455~2.950)、其他(OR=1.635,9590CJ=1.167~2.290)、少数民族(OiR=1.354,95%C/=1.004~1.872),最近六个月,与同性发生过肛交性行为(OiR=1.678,950,6C/=1.067~2.639),吸毒(<9及=2.224,9590CJ=1.097~4.510),最近一年,被诊断患过性病(OR=2.197,9590C7=1.519~3.177),是MSM人群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因素;在本地居住时间超过2年以上(Oi=0.671,95%C=0.521~0.864),最近一年,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OR=0.527,95%CI=0.393~0.708),最近一年,做过艾滋病检测(OR=0.690,95%CI=0.541~0.879),是MSM人群感染艾滋病的保护因素。[结 论]1.昆明市MSM人群中HIV感染率高,近些年略有下降,但仍保持高水平流行态势。2.近些年,样本来源于酒吧/歌舞厅/茶室/会所、公园/公厕/草地、浴池/桑拿/足疗/按摩的HIV感染率呈下降趋势,但是来源于网络的HIV感染率却没有明显变化。3.样本来源于浴池、桑拿、足疗、按摩的MSM人群HIV相关知识知晓率低,样本来源于网络招募MSM人群安全套使用率低,HIV感染风险高。4.昆明市MSM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高,但是MSM人群与同性性伴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比例和MSM人群HIV感染率均高,MSM群体存在“知易行难”的主观行为,知识和行为分离现象严重。5.少数民族、吸毒和患过性病的MSM人群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和HIV感染风险均高。6.在本地居住时间短的流动人口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和HIV感染风险均高。7.与同性发生过商业性行为的MSM人群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低,HIV感染风险高。8.已婚的MSM群体比例高,基于社会期望,实际比例可能更高;并且已婚的MSM群体中HIV感染率高,异性伴侣HIV感染风险高。9.接受过有关预防艾滋病服务和做过艾滋病检测的MSM人群HIV相关知识知晓率高,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比例低,感染艾滋病风险低。
二、Beijing Encourages High-Risk Groups to Undertake AIDS Test(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Beijing Encourages High-Risk Groups to Undertake AIDS Test(论文提纲范文)
(1)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研究 ——以南京高校本科生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研究 |
1.3.2 大学生艾滋病健康干预研究 |
1.3.3 大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中的媒体应用研究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思路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思路 |
1.4.3 可能的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对象及方法 |
2.1 研究对象 |
2.2 研究方法 |
2.2.1 数据收集方法 |
2.2.2 统计分析方法 |
2.3 理论基础及概念操作化 |
2.3.1 理论基础 |
2.3.2 概念操作化 |
第三章 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现状 |
3.1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 |
3.1.1 大学生对艾滋病病原体与传播途径知识掌握 |
3.1.2 大学生对艾滋病潜伏期与窗口期知识掌握 |
3.1.3 大学生对艾滋病治疗与预防知识掌握 |
3.1.4 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总体情况 |
3.2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 |
3.2.1 大学生对艾滋病感染态度 |
3.2.2 大学生对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态度 |
3.2.3 大学生对艾滋病检测及防治态度 |
3.2.4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总体情况 |
3.3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 |
3.3.1 大学生最近一次性行为情况 |
3.3.2 大学生高危性行为发生情况 |
3.3.3 大学生高危性行为发生原因 |
3.3.4 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总体情况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大学生对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的需求、利用与评价 |
4.1 大学生对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的利用现状 |
4.1.1 大学生选择的获取艾滋病信息的网络媒体 |
4.1.2 大学生对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的选择标准 |
4.2 大学生对网络媒体艾滋病信息的评价 |
4.2.1 对网络媒体的整体评价 |
4.2.2 对不同网络媒体的评价差异 |
4.3 大学生对网络媒体艾滋病防治信息的需求意愿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网络媒体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5.1 媒体渠道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5.1.1 媒体渠道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相关性分析 |
5.1.2 媒体渠道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相关性分析 |
5.1.3 媒体渠道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相关性分析 |
5.2 网络媒体平台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5.2.1 网络媒体平台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相关性分析 |
5.2.2 网络媒体平台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相关性分析 |
5.2.3 网络媒体平台类型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相关性分析 |
5.3 网络媒体信息选择标准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5.3.1 网络媒体信息选择标准与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相关性分析 |
5.3.2 网络媒体信息选择标准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相关性分析 |
5.3.3 网络媒体信息选择标准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相关性分析 |
5.4 网络媒体信息评价与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相关性分析 |
5.4.1 网络媒体信息评价与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相关性分析 |
5.4.2 网络媒体信息评价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相关性分析 |
5.4.3 网络媒体信息评价与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相关性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多因素分析 |
6.1 多因素模型选择及评价指标 |
6.1.1 模型评价指标 |
6.1.2 数据准备 |
6.2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掌握影响多因素分析 |
6.2.1 Logistic回归模型 |
6.2.2 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
6.2.3 模型确定与结果解释 |
6.3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相关态度影响多因素分析 |
6.3.1 Logistic回归模型 |
6.3.2 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
6.3.3 模型确定与结果解释 |
6.4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相关行为影响多因素分析 |
6.4.1 Logistic回归模型 |
6.4.2 机器学习分类模型 |
6.4.3 模型确定与结果解释 |
6.5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结论与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1.1 Logistic回归更适用于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研究 |
7.1.2 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水平有待提升 |
7.1.3 网络媒体是大学生获取艾滋病咨询的首要媒体渠道 |
7.1.4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的正向引导更强 |
7.1.5 大学生对网络防艾信息的评价差异显着 |
7.1.6 大学生对网络防艾健康信息具有需求差异 |
7.1.7 网络媒体高度影响大学生艾滋病的知信行 |
7.2 对策与建议 |
7.2.1 发现重点人群,实行差异化防艾健康教育 |
7.2.2 开办网络防艾课程,实现高校资源互通 |
7.2.3 提升网络防艾信息质量,加强网络监督 |
7.2.4 建设防艾官方网络平台,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
7.2.5 提升网络媒介素养,关注网站美化设计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调查问卷 |
附录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附录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2)昆明市西山区50岁及以上男性人群艾滋病知晓及性行为的现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英文缩略语简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1. 研究背景 |
1.1 艾滋病流行现状 |
1.2 50岁及以上男性群体流行趋势及面临的问题 |
2. 研究目的 |
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3.1 研究设计 |
3.2 研究现场 |
3.3 研究对象及样本量 |
3.4 抽样方法 |
3.5 研究内容 |
3.6 指标定义 |
3.7 现场实施 |
3.8 资料整理与数据分析 |
3.9 技术路线 |
3.10 质量控制 |
3.11 伦理审查 |
4. 结果 |
4.1 社会人口学特征 |
4.2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和防控态度 |
4.3 近6个月相关性行为情况 |
4.4 安全套使用情况 |
4.5 艾滋病唾液试剂快速检测结果 |
5. 讨论 |
5.1 西山区中老年人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整体偏低、关键知识点知晓欠缺 |
5.2 西山区中老年人群体存在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心理 |
5.3 研究人群存在多性伴现象,对艾滋病性传播防范意识不足 |
5.4 强化中老年人群行为干预,采取推广使用安全套、提倡安全性行为等综合性防治措施迫在眉睫 |
5.5 研究局限性 |
6. 结论和建议 |
参考文献 |
7. 附录 |
附录一: 知情同意书 |
附录二: 调查问卷 |
附录三: 综述 50岁及以上男性艾滋病感染因素分析 |
参考文献 |
8. 个人简历 |
9. 致谢 |
(3)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认知现状及不同健康教育方式效果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研究背景 |
研究目的 |
研究对象与方法 |
1. 研究设计 |
2. 研究对象 |
3. 研究方法 |
4. 技术路线 |
5. 质量控制 |
研究结果 |
1. 大学生艾滋病认知现状 |
2. 影响高校新生艾滋病知晓率、态度、性行为和检测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
3. 不同院校不同健康教育方式相关评价 |
讨论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2:调査问卷 |
个人简历 |
致谢 |
(4)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梅毒、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前言 |
研究现状、成果 |
研究目的、方法 |
1 对象和方法 |
1.1 研究对象 |
1.2 调查问卷 |
1.3 实验室检测 |
1.4 质量控制 |
1.5 统计方法 |
2 结果 |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
2.2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2.3 性病既往感染情况 |
2.4 危险行为情况 |
2.5 艾滋病防治情况 |
2.6 不同年龄组研究对象情况 |
2.7 HIV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2.8 梅毒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2.9 HCV感染影响因素分析 |
3 讨论 |
3.1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
3.2 调查对象危险行为情况 |
3.3 调查对象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
3.4 调查对象HIV、梅毒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 |
3.5 调查对象HCV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 |
3.6 调查对象艾滋病防治情况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附录 |
综述 国内外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现状及干预措施 |
综述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5)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研究目的 |
研究意义 |
技术路线 |
研究方法 |
研究结果 |
讨论 |
结论与建议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个人简介 |
致谢 |
(6)地方立法的“扩张”与“回应” ——以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act |
一、导论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文献综述 |
(三) 理论基础 |
(四) 研究路线和研究方法 |
(五) 概念界定 |
二、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及其扩张 |
(一) 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概况 |
(二) 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的“扩张” |
(三) 艾滋病患者的隐私保护 |
三、为什么“扩张”:从地方立法与地方社会关系切入 |
(一) 四个地方艾滋病流行情况 |
(二) 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回应地方艾滋病疫情 |
四、地方立法“扩张”的意义与限度 |
(一) 地方立法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的特殊性 |
(二) 地方立法如何回应国家治理需求 |
(三) 地方立法扩张的限度 |
五、结论:地方立法及其回应性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7)南京市男男性行为人群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效果队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中英文对照表 |
前言 |
第一章 研究方法和内容 |
1.1 研究对象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 |
1.4 质量控制 |
1.5 数据整理和统计学分析 |
1.6 伦理审查 |
1.7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研究结果 |
2.1 基线调查中MSM整体情况 |
2.2 基线调查中HIV自我检测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2.3 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对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
2.4 队列9个月随访状况与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
2.5 干预组HIV自我检测试剂使用及分发情况分析 |
第三章 讨论 |
3.1 参与队列调查的MSM人群特征 |
3.2 基线调查中HIV自我检测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
3.3 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对高危性行为的影响 |
3.4 队列9个月后随访状况与影响因素 |
3.5 干预组HIV自我检测试剂使用及分发情况分析 |
3.6 创新性与局限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8)云南某县越南女性性工作者接受艾滋病检测咨询质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前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9)云南大学学生艾滋病自我检测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
1、国内研究背景 |
2、国外研究背景 |
(二) 研究目的 |
(三)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国内研究综述 |
2、国外研究综述 |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
1、研究方法 |
2、研究思路和路线 |
(五) 研究对象及质量控制 |
1、研究对象 |
2、数据收集及质量控制 |
(六) 创新点及难点 |
1、研究的创新点 |
2、研究的难点 |
二、理论依据和相关概念 |
(一) 理论依据 |
1、社会生态学理论 |
2、治理理论 |
(二) 相关概念 |
1、HIV自我检测 |
2、直接辅助式HIV自我检测 |
3、非辅助式HIV自我检测 |
4、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
三、研究结果描述与分析 |
(一)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
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2、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与自检意愿分析 |
(二) 调查对象的个体水平分析 |
1、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分析 |
2、自检方式与HIV检测的知晓情况及分析 |
(三) 调查对象的人际关系水平分析 |
1、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水平态度描述分析 |
2、与同伴之间的关系水平态度描述分析 |
3、调查对象性行为情况的描述分析 |
(四) 调查对象的组织水平分析 |
1、学校的HIV服务的了解情况描述分析 |
2、医疗机构的检测意愿描述分析 |
(五) 调查对象的社区水平分析 |
1、当地疫情知晓情况的描述分析 |
2、媒体影响情况的描述分析 |
(六) 调查对象的政策水平分析 |
1、免费自检试剂的选择的描述分析 |
2、抗病毒治疗的知晓的描述分析 |
四、云南大学学生HIV自检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 HIV自检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1、自变量的赋值 |
2、单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二) HIV自检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
1、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
2、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的影响因素分析 |
五、大学生关于HIV自检意愿调查中发现的问题 |
(一) 艾滋病知识了解存在盲区 |
(二) HIV自我检测方式及其他HIV检测了解程度低 |
(三) 部分调查对象的家庭责任意识较低 |
(四) 存在高危性行为及同性性行为的现象 |
(五) 校园HIV检测服务推广率不高 |
(六) 对所处环境的艾滋疫情了解不够 |
(七) 外部效应导致的自检率低的情况 |
六、提高大学生自检率完善健康教育的建议 |
(一) 政府创造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 |
1、制定专门的推行艾滋病自我检测的支持政策及法律 |
2、着力提升各主体服务理念和方式 |
(二) 各主体多元合作提升自检服务质量 |
1、医疗机构为学校健康教育服务提供技术支持 |
2、医疗机构联合社会组织为MSM提供自检推广引导 |
(三) 各主体在自检服务中的支持途径 |
1、开展学校学生组织和校医院的联动支持 |
2、基于医疗机构的自检服务提供方式 |
(四) 完善大学生自检服务的监督评估机制 |
1、政府加强信息公开力度 |
2、提倡学生参与服务质量评估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2010-2018年昆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AIDS病人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材料与方法 |
结果 |
讨论 |
结论 |
建议 |
参考文献 |
附件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四、Beijing Encourages High-Risk Groups to Undertake AIDS Test(论文参考文献)
- [1]网络媒体对大学生艾滋病知信行影响研究 ——以南京高校本科生为例[D]. 王文倩. 南京邮电大学, 2020(02)
- [2]昆明市西山区50岁及以上男性人群艾滋病知晓及性行为的现况研究[D]. 陈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3]青海省高校新生艾滋病认知现状及不同健康教育方式效果评价[D]. 孙彩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0(03)
- [4]天津市性病门诊男性就诊者HIV、梅毒、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刘玥.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5]重庆市报告HIV/AIDS晚发现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D]. 徐聪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10)
- [6]地方立法的“扩张”与“回应” ——以四个地方艾滋病防治立法为例[D]. 熊捷. 云南大学, 2019(03)
- [7]南京市男男性行为人群互联网+HIV自我检测干预效果队列研究[D]. 闫莉. 东南大学, 2019(05)
- [8]云南某县越南女性性工作者接受艾滋病检测咨询质量研究[D]. 吴霞. 昆明医科大学, 2019(06)
- [9]云南大学学生艾滋病自我检测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D]. 赖媛媛. 云南大学, 2019(03)
- [10]2010-2018年昆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感染者/AIDS病人流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D]. 雷红涛. 昆明医科大学, 20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