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国际技术转移与追赶型经济增长（论文文献综述）
王俏茹[1]（2021）在《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收敛（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的经典含义是指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长期内向发达经济体追赶与靠拢的过程。经济增长收敛假说始于Solow（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其主要包含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否存在收敛,即对收敛的存在性进行判断;第二,为什么会出现收敛,即对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第三,如何能促进收敛,即对收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这是一个重要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首先,收敛性回答的是经济差距缩小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不得不重视的现实问题,在过去半个世纪,经济学家一直在试图剖析经济体间收入差距的形成及其背后的成因,而收敛性假说则成为了近二十年来在总量层面分析收入差距的主要工具。其次,经济增长收敛涉及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且不同的理论对收敛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关于收敛性假说,学术界至今仍未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框架与实论结论,这正是收敛性研究的复杂之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于理解收入差距的未来变动趋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其为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体内部区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提供了一种形象的描述。与此同时,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能够为政府的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依据。事实上,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近年来,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在内部面临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则面临着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水平跃升的考验,这两大挑战均对应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问题,前者是关于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收敛性问题,而后者则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个体考虑其与世界范围内其它国家之间收敛性的问题。基于此,本文重新审视了中国内部与外部的收敛性特征,并从“横向收敛”和“纵向收敛”两大角度展开了系统的研究。首先,“纵向收敛”主要研究一元经济体向自身稳态逼近的收敛过程;而“横向收敛”则研究多元经济体之间相互追赶,向共同的稳态收敛的过程。根据研究主体的差异,这一部分又可细分为两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研究中国内部各区域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展开了研究;而第二个层面则主要研究全球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收敛特征,本文对“资本收敛机制”和“技术收敛机制”两大收敛机制进行了验证,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进行判断。首先,本文从全国整体层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的阶段性特征。笔者首先通过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路径进行识别,并借助门限回归模型判断中国当前的收敛阶段;随后进一步利用含潜在门限变量的时变系数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索金融和技术两大驱动因素对于中国在实现收敛跃升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正处于中等收入的收敛曲线上,继续沿现有曲线收敛难以顺利向高收入阶段跃升,中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才有可能顺利成为高收入国家,因此,为了顺利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跃升,需要促进科技与金融的深入融合,继续挖掘两大因素的潜能。其次,本文对经济增长“数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将空间相关性加入到Mankiw-Romer-Weil收敛模型中,得到了空间收敛理论方程,随后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间的收敛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省际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增长收敛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之间存在显着的空间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整体满足条件收敛规律,然而,中国省际之间的空间溢出无论在体量上还是方向上均具有非对称性特征,且这两大非对称性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不尽相同。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增速换挡期,增速下滑的弱势省份会在区域内其它类似弱势省份间形成明显的下拉溢出,而这一溢出对强势省份的影响相对有限,在这两种效应的耦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区域极化现象。再次,本文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笔者首先利用层级动态因子模型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建模,以得到各区域以及各省份的因子;随后,借助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识别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最后通过计算C-M同步化指数分析了区域间的收敛特征,结果发现:现阶段中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东部先行,中西部跟随和东北部相对独立的三元结构,而从区域内的同步化水平来看,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的省级经济增长质量已初具俱乐部收敛特征,呈整体一致向好态势,这在极大程度上缓和了个体异化引致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隐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东北地区内部省份间均存在着独有的制约因素和增长桎梏,并未表现出收敛特征。然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资本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对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通过技术差距的动态演变推导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随后通过动态面板门限模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具体得到以下结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双门限效应,首先,金融水平较低的国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收敛,但其稳态增长率会随着金融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其次,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向前沿增长率收敛的可能性将会增加;最后,对于已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金融发展对该国稳态下的相对产出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最终趋于消失。最后,本文对经济增长的“技术收敛机制”进行分析,笔者首先借助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分析各国的俱乐部收敛情况;随后进一步通过技术前沿收敛模型探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以对各国向高收入国家收敛的本质条件进行判断,结果发现:各国在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在长期内是非稳定状态,但这种非稳定状态并不容易被打破,需要具备相应的收敛条件才能实现跃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各国向高收入水平收敛的关键,经济体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可通过技术模仿提升TFP,在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跃升阶段,需在技术模仿的同时利用全球技术边界提升带来的技术溢出拉动TFP增长,在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跃升阶段,需由外部驱动向自主创新驱动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本文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从国内区域层面的收敛性分析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整体上满足条件收敛规律,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仍未真正改变,差异化的发展战略仍需重视;而从国际层面的收敛性来看,当前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必然会经历经济增速的回落期与调整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收敛需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刘伟岩[2]（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宋文月[3]（2020）在《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不仅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还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重要因素。对市场机制尚未完善的后发追赶型经济体而言,政府行为对发挥地区初始比较优势,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府行为模式差异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分化的关键因素。因此,探究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比较结构变迁路径的区域差异,对化解新时代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有着启示意义。本论文围绕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机制与经验检验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构建反映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特征、原因及影响的综合评价体系,比较了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时序特征。其次,利用理论模型分析政府行为模式差异的形成机理,以及不同模式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再次,采用历史归纳与经验分析法,检验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并分别从要素重置、技术创新以及产业集聚的视角,考察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多重影响机制。最后,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目标要求,提出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第一,我国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与制度环境不断优化完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速度有所放缓,各区域结构变迁质量均不断提升,对增长的贡献也逐渐显现。且改革开放程度越高的地区结构变迁质量以及增长贡献越高。第二,理论模型表明发展阶段、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会造成不同的政府行为模式。政府行为模式的选择对收入效应与相对价格效应有着重要影响,是造成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重要原因。第三,发展水平越低的区域政府行为的影响越强,各区域政府行为对结构变迁速度影响机制均有显着阶段转变。东部地区的政府行为更关注产业结构转型质量,而中西部地区则注重基于加速产业结构变迁下规模扩张引起的产业结构高度化。第四,发展阶段与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政府行为对区域制造业结构转型的不利影响越大,并且该影响会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降低更加显着。同时,各区域政府直接干预对服务业结构转型有促进作用,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其有不利影响,且政府行为通过干预要素市场对服务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制也有显着区域差异。第五,尽管政府科技支持有利于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提升,但忽略地区企业创新活力以及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方式却对其有不利影响。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活力的促进作用越强,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水平也越好。第六,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对技术含量越高产业的吸引力越小,其优化对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越强。企业税收强度与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是限制区域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会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第七,我国区域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各部门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的阶段转换是引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波动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干预较强的中西部地区,不充分的过早工业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东部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较充分,更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其一,本文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行业结构内嵌至传统三大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分析中,比较了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差异。其二,不同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国际比较研究,本文关注产业生产与市场需求联系更加密切的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原因及影响问题。其三,针对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产业结构变迁与制度变革的特征,基于地区发展目标与条件约束的阶段性差异,系统分析了后发追赶型经济体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机理。
卓乘风[4]（2020）在《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1.93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速达到9.5%,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特点,由此也引发了污染加剧、雾霾加重等一系列环境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变得不可持续。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一直比较大,经济“脱实向虚”、产能过剩等问题互相交织,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如何培育新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破解增长困境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中国政府将创新驱动发展作为突破增长瓶颈的重要抓手,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然而,创新体制改革渐入深水区,深层次、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科技创新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过程中陷入困境。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依然面临着创新投入、创新政策结构等方面的掣肘。一个显着的特征就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结构性背离。2004-2017年间,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8.5%,其中,来自地方政府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年均增幅达到11.3%以上,然而,中国TFP增速在这一时间段却呈现出整体下滑的趋势。由此引发了本文的思考: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增长困境的窗口期,持续加大研发要素究竟能否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加快创新追赶步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纳入创新生产活动的中间品生产环节,构建一个包含不同类型研发活动和政府创新追赶行为的中间品内生增长模型,进而推导出三者可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手工搜集2004-2017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基于Python语言的词频分析技术提取了政府对于创新的关注度作为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一个核心代理变量,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以及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作用。最后,本文采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探索了当前地方政府在自身创新路径和创新阶段下,应当采取的适宜性创新追赶策略。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经济集约化水平一直处于最低水平。考察期内,全国范围内经济集约化水平呈现出下滑趋势,“领头羊”式的经济集约化水平较高的地区越来越少,高质量增长“引擎”有所缺失。（2）相比于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而言,中国西部地区研发要素投入力度一直较小。考察期内,四种研发要素投入的增速在全国范围内呈现出阶梯性下滑趋势。此外,投入模仿创新的研发要素出现多年负增长的态势,基础研究的要素投入增长率则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其它三种创新投入。这也表明,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意识到,推动高质量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研究能力。（3）对创新的关注度在整体上呈现出东部最强、中部次之、西部最弱的态势。2014年之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被提到非常突出的位置,各级地方政府对创新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释放出较强的鼓励创新信号。但仍然有一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并没有对创新活动给予足够的重视。各地区对创新的重视度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作为研发要素的四种投入渠道,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要素投入规模均与经济集约化水平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可信。（5）纳入政府实施创新追赶战略后发现,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和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在四种创新模式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表现出异质性,前者主要体现为削弱倒U形关系的“延展效应”,后者则体现为强化倒U形关系的“压缩效应”。（6）针对倒U形曲线的运行轨迹以及创新追赶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创新支持所表现出的“延展效应”和“压缩效应”,本文提出了“前向压缩、后向延展”的适宜性创新追赶实施策略。为此,本文首先运用空间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识别出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力度和间接性创新激励信号释放强度的有效区间。进而计算出四种创新模式下研发要素投入规模的临界值。最后,在上述有效区间和临界值的基础上,本文针对性地构建了实施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本文拓展了有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视角,相关结论既是对创新追赶战略的审视和反思,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效途径的一种探索,同时也为合理调控科技创新投入、规避“R&D崇拜”提供决策参考。
彭伟辉[5]（2019）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技术革命爆发引起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为后发国技术赶超创造了“机会窗口”。选择正确的技术进步路径,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是后发国把握“机会窗口”、实现技术和经济赶超的重要保证。以5G通信技术商业化运营为标志,全球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爆发阶段,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采取何种路径推动我国技术进步,至今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认为应该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引进适宜性技术,通过“阶梯式”产业升级,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坚持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认为应该偏离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创新能力积累和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等措施,推动我国对先发国的技术和经济赶超。本文从世界技术革命周期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构建了后发国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聚焦于类似中国这种后发大国,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后发国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很有可能掉入“技术模仿陷阱”和“技术进步路径转型陷阱”。选择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则有利于后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快速吸收技术革命成果,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也有利于推动本国技术进步方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提高国际技术竞争力,进而实现对先发国的技术经济追赶、甚至超越。后发国沿技术追赶路径前进时,需要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的阶段特征和转换要求,选择合适的技术进步方式,适当的国家干预措施有助于后发国技术进步方式由技术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本文主要创新工作如下:一是本文构建了一个后发国对先发国（发达国家）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创新性提出了后发国技术赶超路径——“嵌入式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与渐进式创新—国家支持的选择性创新—企业自主式技术创新”,并阐述了后发国实现技术赶超需具备的主要条件。二是首次提出了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概念。“第三种机会窗口”是技术革命领导权的转换机会,产生原因是原工业革命核心国由于既有技术经济范式的“路径锁定”,导致新技术革命难以在旧技术革命核心国展开,后发国抓住该机会可能实现对旧技术革命核心国的技术超越。以2019年5G技术商业化运营为标志,全球迎来了第六次技术革命,基于后发国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前正处于后发国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也是我国夺取新技术革命领导权的“百年机遇期”,瞄准引领新技术范式的核心技术领域,实施国家支持的自主创新战略,加快推动我国取得第六次技术革命领导权的步伐。三是针对后发国技术赶超的关键环节——技术进步方式由技术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构建了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动态分析了模仿技术路径和自主创新路径的演进过程,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模型结论,发现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更适合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对近期学术界争论的技术进步路径和产业政策选择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
吕瑶[6]（2019）在《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技术贸易在各国经济贸易往来中的比重日趋加强,技术创新引领的经济发展突显出其核心地位,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方面引入国际化变量,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推进本国技术水平不断进步,对促进国家创新政策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随着科技高速持续的增长和巨大市场及经济潜力的出现,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可或缺的创新合作伙伴。当今中国,不论是全面深化改革,还是适应经济新常态,亦或是贯彻创新发展理念,都需要用创新思维去应对、解决前进路上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转型国家,许多制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等问题尚未完善,如何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以及政府对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在创新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及国际技术流动极大的带动了经济增长,其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也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显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地位相对衰退,中国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地位突显,在创新国际化发展进程中美国态度发生转变。特朗普上台之后,千方百计制约中国,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对华为5G技术的阻碍。因此,当前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创新国际化的内涵发生变化,一个国家既需要利用创新国际化推进本国技术进步,同时又要防备创新国际化不被他国利用,还要考虑创新国际化的难度已经大幅提升,后发国家再想免费或低价获得发达国家的创新技术已经难上加难。本文共有六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对前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为接下来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问题建立模型提供参考依据;第二章介绍论文的相关理论,围绕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国际技术流动进行分析,提出创新国际化的主要理论如新古典增长理论、技术差距理论、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技术转让相关理论;第三章分析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包括三方面内容:（1）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的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2）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再到技术“走出去”的转变,（3）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第四章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与发达国家美国、赶超国家日本、韩国和转型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进行比较,找到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的可行路径,同时也为转型国家提供了经验借鉴;第五章建立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模型,利用时间序列进行实证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研发投入、国际技术贸易流动与创新能力三方面组合成一个指标即创新体系国际化指标,以索洛生产函数为基础,建立创新体系国际化、研发人员投入、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固定资产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分析创新国际化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或阻碍作用,并运用神经网络模型分析2008年前后变量间影响的重要程度;第六章是结论与对策建议,从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流动并提高创新产出等方面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包括:（1）创新国际化活动受经济发展阶段影响比较显着,创新产品在国际间的技术转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2）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有着类似的创新国际化演进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研发投入和技术流动越高,并且转型国家和赶超国家有向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模式演进的趋势,中国正沿着“低低”——“高低”——“高高”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演进路径实现创新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创新国际化模式路径选择的合理性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3）创新国际化发展对发达国家的增长效应高于转型国家,但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发达国家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对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有所减少。基于此提出几点对策建议:（1）加强科技自主研发投入经费,获取强有力的技术支撑,首先从提高研发投入开始,实现“低低”向“高低”模式的转变,其次通过加强国际技术流动并提升创新协同能力,实现“高低”向“高高”模式的转变;（2）强化技术创新的专利保护,注重创新国际化发展尤其是国际技术流动,加大技术转让的法律保护,形成知识产权与专利保护,打造良好的国家竞争环境,带动技术贸易往来;（3）提高创新成果的实际应用水平,促使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抓住世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机遇;（4）加大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技术创新合作力度。
郑长江[7]（2017）在《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文中认为工业革命之后现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追赶上富裕国家是落后国家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经济赶超是早期各界关注的重点,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快速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关注焦点逐渐从经济赶超转变为技术赶超。大部分研究以技术能力为基础界定技术赶超路径,且重点描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技术赶超政策,忽视给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之间也缺少内在联系。本文重点研究如何描述和选择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以及揭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之间有何联系。本文构建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理论分析框架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基础,根据该框架可以识别出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竞争和技术跟随四种技术活动,以及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技术赶超路径选择和技术赶超战略选择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结合赶超国家与领先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关系,从六种典型技术赶超路径中进行的选择可以划分为跟随型、嵌入型、对抗型和竞争型四种技术赶超战略。由领先国家主导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赶超机遇从外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选择与实现。技术革命首先带来范式间赶超机遇,范式间赶超机遇会逐渐地转化为范式内赶超机遇。抓住范式间赶超机遇需要具有足够的制度创新能力,把握范式内赶超机遇需要具有稳定推进制度变革的能力。制度变革从内部影响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制度变革工具有自主制度创新、制度移植和制度转型三种类型。制度变革具有路径依赖特征,且不同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成本差异巨大。因此,赶超机遇和制度变革工具选择会共同影响技术赶超绩效。实证分析主要以从麦迪森经济统计数据中选取的1900年至2010年人均GDP为基础。以人均GDP差距和相对差距代表技术差距,并对之进行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德国、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等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德国和日本的技术赶超战略都经历了从对抗型转为跟随型,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技术赶超战略是嵌入型。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战略属于竞争型,印度的技术赶超战略是竞争型和跟随型的混合。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分为单纯技术移植、制度冲突、构建自主技术体系基础、开启技术大国复兴之路和在复杂产品系统领域进入领先国家行列五个阶段。中国是典型巨型赶超经济,是中华文明集团的核心国家,技术赶超战略目标是复兴成为世界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不能复制其他国家或地区成功实现技术赶超的经验。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中国的技术赶超对策主要是: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独立性和继续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对中华文明复兴和文化赶超的财政支持力度;塑造友好国际技术赶超规则体系;坚持自主创新战略增强技术赶超动力;关注技术变革动态提高把握赶超机遇能力。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是:（1）工业革命以来各国技术赶超经验具有明显差异,这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具有一定必然性,不同赶超国家均倾向于根据自身内部和所处外部条件理性选择适合自身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2）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会相互影响,不同国家的技术赶超具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关系。国家技术赶超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是赶超绩效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决策是以考虑竞争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的。（3）技术赶超承载着中华文明复兴的重任,从长期看中国的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具有高度连续性,始终是以成为技术领先国家之一作为赶超目标,竞争型赶超战略是已经历过的各个赶超阶段以及在未来时期继续进行技术赶超的重要基础。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是:（1）提出一种竞争性视角的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这种模式对巨型赶超经济意义重大。对巨型赶超经济而言,技术赶超路径阶段转换通常是由技术移植发展到技术竞争,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与由模仿、模仿到创新转型、创新这种赶超阶段转换模式不同。后者的适用范围主要是中小开放型赶超经济,这种赶超路径阶段转换模式不适合于巨型赶超经济。（2）以技术差距和制度差异作为二维度界定因素来理解和探讨国家层次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已有国家层次技术赶超理论大多是以技术能力差距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是采用技术能力差距和制度差异两个界定因素结合起来的方法思考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问题。增加制度差异这一界定因素不仅有必要,而且扩大了理论模型的适用范围和提高了解释能力。（3）将多重结构断点检验方法与经济发展历史比较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实证分析,以相同的判断标准对选定国家的赶超历史阶段进行识别,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赵晓华[8]（2016）在《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赶超发达国家是后发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赶超是后发国经济赶超的关键,而能力构建是技术赶超的前提条件。本论文从能力构建的视角对我国技术赶超问题展开研究,完成了以下研究工作：理论分析方面,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评述,确定基于能力构建的技术赶超的研究架构,包括对技术追赶、技术赶超、能力、能力结构等的内涵、类型、相互关系进行梳理和分析,构造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与能力结构的模型,对基于能力结构的技术赶超阶段进行了划分,并提出后发国技术赶超阶段转换与发展路径假说。经验分析,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方面,考察了美国、日本、韩国等国技术赶超或追赶与能力结构转变的经验,对日本、韩国等国能力结构对技术赶超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以及对我国的有益启示。并结合建国以来我国技术追赶与能力结构的经验分析,估计了我国能力结构的技术赶超效应。构建了技术赶超的能力指数,对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进行评价。通过我国高铁产业的案例,揭示了能力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追赶的具体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能力结构是后发国技术赶超的基础,后发国要使技术赶超的目标成为现实,就必须发展和累积起足够的技术能力,而技术赶超问题实际上同时是一个能力结构升级的问题。不断累积技术能力,是赶超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构建技术能力应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国策之一。后发国能力和技术赶超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阶段性、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技术能力结构呈现出从模仿能力、向研发能力、再向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的动态演进规律。能力结构决定了技术赶超的发展、运行和所处的阶段。能力结构应当是技术赶超阶段的划分标准。后发国技术赶超过程中,对已往技术追赶方式的路径依赖会对其赶超阶段转换造成困扰,这时,能力的累积和结构的升级有助于其顺利实现赶超阶段转换。一些典型的后发国家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十分注重构建相应的技术能力,同时加快能力结构升级,促进技术赶超阶段的转化。自工业革命以来,在后发国家中,美国是为数不多的历经模仿能力主导和研发能力主导的技术追赶阶段、以及自主创新能力主导的技术赶超阶段的国家。自20世纪初起,美国在技术赶超上就已处于由原发创新主导型能力结构所决定的领先创新阶段。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国的技术模仿能力、研发能力快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技术追赶。同时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日本、韩国等国在技术追赶上处于由研发主导型能力结构所决定的模仿创新阶段。同时,它们与美国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总体上仍处于技术追赶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技术模仿能力快速发展,成功地实现了对领先国家的技术追赶。同时研发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也得到了发展。但我国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技术距离还很大,要达到追赶的目标尚需不少时日。实证分析表明无论是我国国家总体层面,还是东部地区,亦或中西部地区,目前均仍处于模仿能力主导的技术追赶阶段。技术能力结构中技术研发能力是最为薄弱的,而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强。东部地区具有从模仿向模仿创新转变和具备了较好的局部赶超的条件。而中长期中、西部地区可能仍将处于技术模仿阶段,同时其自主创新能力也是较为薄弱的。近年来国内一些产业中的一些企业的技术已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电信设备、特高压输变电、大飞机等行业领域已经完成了模仿向模仿创新转变。同时,我国少数行业,例如家电、高速铁路产业很可能已经进入到了自主创新与局部技术超越阶段。对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进行评价的结果表明,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指数构成中存在一些弱项指标和薄弱环节,应作为今后能力建设的重点。中国高铁能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追赶的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能力是达到“以市场换技术”目标,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恶性循环的决定性因素。开放条件下产业技术能力发展路径应遵循“模仿能力——研发能力一自主创新能力”、并以此促进技术赶超。大型复杂技术项目的技术赶超应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对策研究方面,提出我国能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赶超的可行路径为：近期应走出技术“模仿陷阱”；中长期应摆脱“模仿创新路径依赖”,转向自主创新型赶超。鉴于各个产业与区域呈现出的能力结构发展与技术赶超的阶段是有差异的,模仿主导型能力结构难以转变的原因和能力评价指数中的薄弱环节是多方面的,因此要加快我国技术赶超进程,必须从影响能力结构发展因素的角度出发,采取复合式的能力构建与技术赶超策略。首先,提升模仿能力。应实现技术引进方式的多元化；增加对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一步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其次,加快研发能力发展,促进模仿创新。应加大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加大R&D人员投入力度；加强企业R&D机构建设；优化R&D经费支出结构。第三,保护、扶持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为技术超越奠定基础。应下定决心开展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加快率先赶超和局部赶超；提高专利和论文的数量,更要提高其质量；提高技术成果转化水平；加快发展新兴高新技术产业；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加大执行力度；促进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设计；执行财政对科技投入的法定增长要求；金融机构应该转变成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持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积极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
王庭东[9]（2015）在《中日经济追赶过程中的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经济泡沫:比较与借鉴》文中认为中日追赶型经济的一个基本共同点是通过一系列政策、体制扭曲,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从而实现稀缺要素的本国集聚与经济高速增长。然而经济追赶战略下的体制与政策扭曲的实施是有历史条件的,在经济追赶的后期,不仅追赶的历史前提会逐渐瓦解,而且本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会日益与追赶阶段的扭曲性体制与政策发生冲突。由于相应的体制、制度创新具有滞后性,一般最先针对国内外失衡进行调整的往往是汇率与利率等价格变量,这在短期内不但无助于结构调整,反而更可能恶化资源配置并催生严重经济泡沫。日本在追赶阶段结束之后陷入经济泡沫,其教训足资中国借鉴。
侯高岚[10]（2011）在《台湾地区科技创新的“制度陷阱”》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金融体系、股票市场相关规定、创新活动的劳动分工、税收激励机制、风险资本家的行为取向、政府机构设置等方面,分析了台湾地区技术创新体系在推动自主创新方面所存在的缺陷,旨在为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第三代追赶经济体构建更为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路。
二、论国际技术转移与追赶型经济增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国际技术转移与追赶型经济增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济增长收敛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
| 1.2.2 经济增长收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 |
| 1.2.3 经济收敛机制 |
| 1.3 全文章节安排与内容简介 |
| 1.4 论文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与量化描述 |
| 2.1 经济增长收敛性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1.1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2 内生增长理论 |
| 2.1.3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其它相关理论 |
| 2.2 经济收敛性的基本类型与判别条件 |
| 2.2.1 β收敛 |
| 2.2.2 σ收敛 |
| 2.2.3 时间序列收敛 |
| 2.3 经济增长收敛类别的概念梳理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阶段识别与“双轮驱动”检验 |
| 3.1 索洛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3.2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与检验 |
| 3.2.1 门限回归模型的建立与数据处理 |
| 3.2.2 门限回归模型的检验与估计 |
| 3.2.3 经济增长收敛路径的识别结果 |
| 3.3 中国经济增长收敛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3.1 LT-TVP-VAR模型结构设定 |
| 3.3.2 数据处理与参数估计 |
| 3.3.3 “双轮驱动”因素的时变特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的收敛特征与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
| 4.1 MRW收敛模型的理论扩展 |
| 4.2 经济增长空间收敛方程的实证分析 |
| 4.2.1 经验分析方程与变量说明 |
| 4.2.2 无空间效应的估计结果 |
| 4.2.3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4.2.4 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3 空间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及其对经济收敛的影响 |
| 4.3.1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4.3.2 双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分析 |
| 5.1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的层次分解 |
| 5.1.1 因子模型的演进概述 |
| 5.1.2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
| 5.1.3 层级动态因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5.1.4 层级动态因子特征分析 |
| 5.2 中国省级经济增长质量波动的结构还原 |
| 5.3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联动机制识别 |
| 5.3.1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原理 |
| 5.3.2 非参数格兰杰检验的估计结果 |
| 5.4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收敛特征 |
| 5.4.1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原理 |
| 5.4.2 修正C-M同步化指数的估计结果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 |
| 6.1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理论分析 |
| 6.2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建立与估计 |
| 6.2.1 经验收敛方程 |
| 6.2.2 数据的选取与说明 |
| 6.2.3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设定 |
| 6.2.4 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估计 |
| 6.3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中的金融门限效应检验 |
| 6.3.1 变量内生性检验 |
| 6.3.2 模型非线性检验 |
| 6.3.3 动态面板门限模型的估计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3.5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经济增长俱乐部收敛的识别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1 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介绍 |
| 7.1.1 相对过渡曲线 |
| 7.1.2 logt收敛性检验 |
| 7.1.3 聚类分析 |
| 7.2 收敛俱乐部的形成及其决定因素分析 |
| 7.2.1 聚类分析结果 |
| 7.2.2 俱乐部间的过渡行为 |
| 7.2.3 影响俱乐部形成的关键因素 |
| 7.3 收敛俱乐部的差异比较与TFP的提升路径分析 |
| 7.3.1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构建 |
| 7.3.2 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 |
| 7.3.3 技术前沿收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 |
| 7.3.4 对中国现状的考虑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 |
| 2.1.1 产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 |
| 2.1.2 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划分——转型、升级与集聚 |
| 2.2 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演进 |
| 2.2.1 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 |
| 2.2.2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观点 |
| 2.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发展经济学观点 |
|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市场影响因素 |
| 2.3.1 需求侧因素 |
| 2.3.2 供给侧因素I:要素重置 |
| 2.3.3 供给侧因素II:技术创新与进步 |
| 2.3.4 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 产业结构变迁的政府影响因素 |
| 2.4.1 后发经济体的政府行为特征 |
| 2.4.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 |
| 2.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消极影响 |
| 2.5 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2.6 国内外研究的评价及其对本文研究视角的启示 |
| 第三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典型事实与差异比较 |
| 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的理论依据 |
| 3.1.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内涵与外延 |
| 3.1.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 |
| 3.1.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因素 |
| 3.1.4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 |
| 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 |
| 3.2.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评价指标选择 |
| 3.2.2 区域划分与行业结构说明 |
| 3.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评价过程 |
| 3.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各维度时序特征的比较分析 |
| 3.3.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综合指标的时序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差异的理论模型 |
| 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1 高速增长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1.2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必要性分析 |
| 4.2 政府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行为模式选择——基于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 |
| 4.2.1 基准模型 |
| 4.2.2 拓展模型I: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比较 |
| 4.2.3 拓展模型II:不同比较优势的差异比较 |
| 4.2.4 拓展模型III:不同发展目标的差异比较 |
| 4.3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路径影响的多部门增长模型分析 |
| 4.3.1 模型设定 |
| 4.3.2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与实证检验 |
| 5.1 我国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历史回顾 |
| 5.1.1 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5)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政府行为 |
| 5.1.2 改革开放初期(1976-1990)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的政府行为 |
| 5.1.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1991-2000)以促进支柱产业发展、扩大产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4 21世纪初期(2000-2012)以化解产能过剩、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1.5 进入新时代以来(2012年至今)以全面深化改革,转变实施措施为主要内容的政府行为 |
| 5.2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机理与理论假说 |
| 5.2.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理论基础 |
| 5.2.2 高速增长阶段的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2.3 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行为的影响机理 |
| 5.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5.3.1 模型构建 |
| 5.3.2 指标选择和变量说明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的阶段性特征与区域差异比较 |
| 5.4.2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及区域差异——要素重置视角的分析 |
| 6.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典型事实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内涵与特征 |
| 6.1.2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的时序特征 |
| 6.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6.2.1 政府行为对要素市场发育的影响 |
| 6.2.2 政府行为、要素重置与产业结构变迁 |
| 6.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产业结构转型中介效应 |
| 6.4.2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4.3 政府行为、要素市场发育与服务业产业结构转型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区域差异——技术创新视角的分析 |
| 7.1 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典型事实 |
| 7.1.1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与特征 |
| 7.1.2 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时序特征 |
| 7.2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7.2.1 政府行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2 政府行为、企业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政府行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7.3.1 模型构建 |
| 7.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政府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
| 7.4.2 稳健性检验:政府行为、地区非农产业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政府行为对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影响及区域差异——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
| 8.1 我国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典型事实 |
| 8.1.1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内涵与特征 |
| 8.1.2 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变迁的时序特征 |
| 8.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机理分析与理论假说 |
| 8.2.1 政府基础设施供给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2 地区企业税收强度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3 行政性市场进入壁垒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2.4 政府行政管理水平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
| 8.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8.3.1 模型构建 |
| 8.3.2 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
| 8.4 实证结果分析 |
| 8.4.1 产业集聚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8.4.2 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空间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
| 8.4.3 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政府行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分化 |
| 9.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比较 |
| 9.1.1 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 |
| 9.1.2 各省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增长效应测度 |
| 9.2 政府行为、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 |
| 9.2.1 政府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2 政府间接干预行为对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增长效应的影响 |
| 9.2.3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分化的增长效应 |
| 9.3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
| 9.3.1 模型构建 |
| 9.3.2 指标选择与变量说明 |
| 9.4 实证结果分析 |
| 9.4.1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
| 9.4.2 区域产业结构变迁增长效应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
| 9.5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优化政府行为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政策建议 |
| 10.1 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产业变迁的目标 |
| 10.1.1 深化工业化进程,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
| 10.1.2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释放新一轮结构红利 |
| 10.1.3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增强区域产业联系 |
| 10.2 以政府行为的优化促进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
| 10.2.1 提升治理措施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规避政府失灵的风险 |
| 10.2.2 确立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政策体系,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政策协调性 |
| 10.2.3 完善要素市场,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
| 10.2.4 优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
| 10.2.5 延伸工业化,充分发挥制造业的扶梯作用 |
| 10.2.6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
| 第十一章 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11.1 主要结论 |
| 11.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4）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内容 |
| 2、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研究方法 |
| 2、技术路线 |
| (四)本章小结 |
| 二、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一)概念界定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2、研发要素配置 |
| 3、创新追赶战略 |
| (二)文献综述 |
| 1、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文献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相关文献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相关文献 |
| 4、文献评述 |
| (三)本章小结 |
| 三、理论模型与机理分析 |
| (一)理论模型的构建逻辑与基准假定 |
| 1、构建逻辑:包含中间品的内生增长模型的拓展 |
| 2、基准假定:包含五部门的生产与消费函数 |
| (二)均衡状态下的机理分析 |
| 1、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机理 |
| 2、纳入创新追赶战略的作用机理演化分析 |
| (三)本章小结 |
| 四、现状分析:经验检验的变量测算与演变趋势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测算 |
| 1、数据来源 |
| 2、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度 |
| 3、研发要素配置的测度 |
| 4、创新追赶战略的测度 |
| 5、控制变量说明 |
| (二)地区分布与演变趋势 |
| 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演化趋势 |
| 2、研发要素配置的演化趋势 |
| 3、创新追赶战略的演化趋势 |
| (三)本章小结 |
| 五、经验检验Ⅰ: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非线性作用基准检验 |
| 1、空间交叉模型的引入 |
| 2、空间权重矩阵的构建 |
| 3、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考虑经济活动的动态延续性 |
| 3、更换空间权重矩阵 |
| (三)非线性作用的内生性问题识别 |
| 1、反转原时点 |
| 2、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
| (四)本章小结 |
| 六、经验检验Ⅱ:创新追赶战略、研发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 (一)纳入创新追赶战略后非线性作用的演化特征基准检验 |
| 1、空间计量模型的构建 |
| 2、检验结果与原因分析 |
| (二)非线性作用演化特征的稳健性检验 |
| 1、采用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
| 2、更换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计量模型 |
| 3、检验结果 |
| (三)本章小结 |
| 七、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实施方式 |
| (一)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演化特征与构建思路 |
| 1、创新追赶战略下倒U形关系的演化特征 |
| 2、适宜性创新追赶方式的构建思路 |
| 3、依据研发要素投入临界值进行样本分组 |
| (二)政府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的有效区间测算 |
| 1、直接性研发经费支持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三)政府间接性释放创新激励信号的有效区间 |
| 1、间接性创新激励下的非线性模型构建 |
| 2、有效区间估计结果 |
| (四)有效区间的分布特征与适宜追赶方式的构建 |
| 1、创新支持的有效区间分布 |
| 2、创新追赶战略的适宜方式矩阵 |
| (五)本章小结 |
| 八、主要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1、现状分析结论 |
| 2、经验分析结论 |
| (二)政策启示 |
| 1、注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薄弱环节 |
| 2、研发要素的配置要兼顾区域协调与模式优化 |
| 3、立足地区特点采取适宜创新追赶策略 |
| (三)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主要成果与科研工作 |
| 致谢 |
| 附件 |
（5）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技术经济范式 |
| 1.5.2 后发国 |
| 1.5.3 技术进步路径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1.2 后发优势理论 |
| 2.1.3 发展型国家理论 |
| 2.1.4 企业技术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 |
| 2.2.2 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 |
| 2.2.3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争论的研究评述 |
| 3 构建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的特征 |
| 3.1.1 嵌入性 |
| 3.1.2 阶段性 |
| 3.1.3 演化性 |
| 3.2 技术经济范式阶段性与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 |
| 3.2.1 流行技术经济范式成熟阶段:嵌入式技术引进 |
| 3.2.2 新技术经济范式爆发阶段:技术模仿与渐进式创新 |
| 3.2.3 新技术经济范式狂热阶段:国家支持的选择性创新 |
| 3.2.4 新技术经济范式协同阶段:企业自主式技术创新 |
| 3.3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与“赶超窗口” |
| 3.3.1 范式“转折点”与后发国制度重构 |
| 3.3.2 技术能力积累与技术赶超“第二种机会窗口” |
| 3.3.3 后发国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 |
| 3.4 后发国技术经济成功赶超条件 |
| 3.4.1 拥有“嵌入式自主性”政府机构 |
| 3.4.2 运转有效的市场机制 |
| 3.4.3 选择性产业政策 |
| 3.4.4 培育国家创新系统 |
| 3.4.5 拥有动态能力的企业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理论模型 |
| 4.1 当前我国技术进步的几个典型事实 |
| 4.1.1 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
| 4.1.2 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但技术进步速度逐步下降 |
| 4.1.3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技术转移受到影响 |
| 4.1.4 “一步到位式”技术进步在某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
| 4.2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 |
| 4.2.1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行为 |
| 4.2.2 中间厂商的行为 |
| 4.2.3 技术研发(模仿)部门 |
| 4.2.4 市场均衡分析 |
| 4.3 理论模型分析 |
| 4.3.1 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措施 |
| 4.3.2 技术进步路径转型陷阱 |
| 4.3.3 技术变革与技术进步方向选择 |
| 4.3.4 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 |
| 4.3.5 后发国产业政策选择 |
| 4.3.6 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城市产业政策视角 |
| 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赶超历程 |
| 5.1.1 第一阶段(1978-1999 年):充分引进吸收第四次技术革命成果 |
| 5.1.2 第二阶段(2000-2018 年):嵌入第五次技术革命后半段 |
| 5.1.3 第三阶段(2019-2050 年?):争夺第六次技术革命主导权 |
| 5.2 技术进步路径与产业政策 |
| 5.2.1 产业政策选择的争论 |
| 5.2.2 技术进步路径与产业政策的匹配 |
| 5.3 我国产业政策效果实证检验 |
| 5.3.1 计量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
| 5.3.2 实证分析结果 |
| 5.3.3 内生性与稳健性的讨论 |
| 5.3.4 实证检验结论与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企业技术进步方式选择:创新人力资本匹配视角 |
| 6.1 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创新方式与企业价值链 |
| 6.1.1 技术创新方式与人力资本 |
| 6.1.2 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链 |
| 6.1.3 异质性创新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链 |
| 6.2 异质性创新人力本对企业价值链影响实证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 6.2.3 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
| 6.2.4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
| 6.2.5 实证检验主要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展望 |
| 7.2.1 本文的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6）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3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创新国际化发展研究的文献评述 |
| 1.2.2 关于创新国际化与经济增长的文献评述 |
| 1.2.3 对文献的综合评述 |
| 1.3 论文结构安排 |
| 1.3.1 论文的基本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思路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创新国际化的分析构架及理论基础 |
| 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构建 |
| 2.1.1 创新投入 |
| 2.1.2 创新产出 |
| 2.1.3 国际技术流动 |
| 2.1.4 创新国际化模式 |
| 2.2 创新国际化发展的主要理论 |
| 2.2.1 经济增长理论 |
| 2.2.2 技术差距理论 |
| 2.2.3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 |
| 2.2.4 技术转让相关理论 |
| 2.3 创新国际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构建 |
| 2.3.1 投入产出与经济增长模型 |
| 2.3.2 引入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索洛生产函数 |
| 2.3.3 神经网络模型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发展演变 |
| 3.1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制度环境 |
| 3.1.1 创新体系的初步形成 |
| 3.1.2 国家技术创新的系统发展 |
| 3.1.3 创新国际化的全面发展 |
| 3.2 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技术引进为主要方式 |
| 3.2.1 以外部技术驱动的创新国际化 |
| 3.2.2 创新产出绩效 |
| 3.2.3 国际技术贸易收支 |
| 3.3 后金融危机时代:自主研发与技术“走出去”的双向互动 |
| 3.3.1 自主研发与海外研发投入 |
| 3.3.2 高技术产品或服务与技术“走出去” |
| 3.4 特朗普时期中国创新国际化发展的挑战 |
| 3.4.1 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的成因 |
| 3.4.2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创新国际化的挑战 |
| 3.5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国际比较 |
| 4.1 创新国际化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 |
| 4.1.1 美国:发达国家的典型范式 |
| 4.1.2 日本和韩国:赶超国家模式的特点 |
| 4.1.3 波兰、匈牙利和捷克:转型国家的发展模式 |
| 4.2 创新国际化模式的比较 |
| 4.2.1 创新政策 |
| 4.2.2 模式演进 |
| 4.3 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比较 |
| 4.3.1 研发强度 |
| 4.3.2 专利申请量 |
| 4.3.3 国际技术比较优势 |
| 4.3.4 跨国投资实现的技术流入与流出 |
| 4.4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创新国际化的增长效应分析 |
| 5.1 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阶段分析 |
| 5.1.1 创新发展国际化变量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 |
| 5.1.2 创新发展国际化环境比较分析 |
| 5.2 创新国际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2.1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相关性检验 |
| 5.2.2 创新国际化指标的平稳性检验 |
| 5.2.3 主成分分析 |
| 5.2.4 建立方程 |
| 5.2.5 方程的单位根检验 |
| 5.2.6 方程的协整检验 |
| 5.2.7 实证过程与回归分析 |
| 5.3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 |
| 5.4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言 |
| 1.1 问题描述与提出 |
| 1.1.1 人均GDP和 CTFP比较 |
| 1.1.2 主要国家(或地区)赶超经验概述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提升技术赶超理论研究的系统层次 |
| 1.2.2 加强技术赶超理论分析的规范性 |
| 1.2.3 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持 |
| 1.2.4 完善技术赶超政策和防范赶超风险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结论与创新点 |
| 1.5.1 研究结论 |
| 1.5.2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综述 |
| 2.1 国家技术赶超分析的概念基础 |
| 2.1.1 总体层次技术概念的界定 |
| 2.1.2 国家技术赶超的内涵 |
| 2.2 国家技术赶超路径研究 |
| 2.2.1 技术赶超阶段意义上的路径 |
| 2.2.2 技术跨越意义上的路径 |
| 2.2.3 技术赶超路径与赶超动力一般匹配关系 |
| 2.3 国家技术赶超战略研究 |
| 2.3.1 雁行模式的技术赶超战略 |
| 2.3.2 工业化为载体的技术赶超战略 |
| 2.3.3 国家创新系统为基础的自主创新赶超战略 |
| 2.4 研究现状评价 |
| 2.4.1 已有贡献 |
| 2.4.2 存在不足 |
| 第3章 技术差距、制度差异与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分析 |
| 3.1 技术赶超情境状态界定因素 |
| 3.1.1 技术差距 |
| 3.1.2 制度差异 |
| 3.2 技术赶超情境状态 |
| 3.2.1 情境状态(1)：技术模仿 |
| 3.2.2 情境状态(2)：技术移植 |
| 3.2.3 情境状态(3)：技术竞赛 |
| 3.2.4 情境状态(4)：技术跟随 |
| 3.3 技术赶超路径分析 |
| 3.3.1 基本假设与初始条件 |
| 3.3.2 技术赶超路径集合 |
| 3.3.3 技术赶超路径类型 |
| 3.3.4 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 3.3.5 主要国家技术赶超路径简要描述 |
| 3.4 国家技术赶超战略 |
| 3.4.1 跟随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2 嵌入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3 对抗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4.4 竞争型技术赶超战略 |
| 3.5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选择的启示 |
| 3.5.1 技术赶超路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
| 3.5.2 国家能力建设是赶超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
| 3.5.3 成为技术领先中心之一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
| 3.5.4 中国的技术赶超需要坚持自主创新战略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变革对技术赶超路径的影响 |
| 4.1 技术赶超机遇的内涵与类型 |
| 4.1.1 技术赶超机遇的内涵 |
| 4.1.2 范式间技术赶超机遇 |
| 4.1.3 范式内技术赶超机遇 |
| 4.2 赶超机遇与技术赶超路径选择 |
| 4.2.1 赶超机遇对制度变革的需求 |
| 4.2.2 初始面临范式间赶超机遇时的赶超路径选择 |
| 4.2.3 初始面临范式内赶超机遇时的赶超路径选择 |
| 4.2.4 赶超机遇转化对赶超路径选择的影响 |
| 4.3 赶超障碍对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影响 |
| 4.3.1 制度性赶超障碍 |
| 4.3.2 技术性赶超障碍 |
| 4.4 中国抓住技术赶超机遇的政策启示 |
| 4.4.1 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是把握范式间机遇的重要保障 |
| 4.4.2 在范式间和范式内两种机遇间合理分配制度资源 |
| 4.4.3 把握赶超机遇与中华文化复兴有效结合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制度变革工具 |
| 5.1 不同时期制度变革的特点 |
| 5.1.1 马尔萨斯生产技术时期的制度变革 |
| 5.1.2 索洛生产技术时期的制度变革 |
| 5.2 赶超国家的制度变革 |
| 5.2.1 赶超国家的制度转型 |
| 5.2.2 赶超国家的制度创新 |
| 5.3 制度变革驱动技术赶超的理论基础 |
| 5.3.1 制度赶超论 |
| 5.3.2 关系协调论 |
| 5.4 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制度变革工具 |
| 5.4.1 自主制度创新 |
| 5.4.2 制度移植 |
| 5.4.3 制度转型 |
| 5.5 制度变革驱动技术赶超需注意的问题 |
| 5.5.1 解决的基本问题不同 |
| 5.5.2 实证研究存在困难 |
| 5.5.3 理念分歧影响制度变革工具选择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国家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的实证研究 |
| 6.1 基于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的技术差距变化阶段实证分析 |
| 6.1.1 多重结构断点检验原理简述 |
| 6.1.2 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统计建模 |
| 6.1.3 人均GDP、TFP等指标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结果 |
| 6.1.4 新增数据对多重结构断点检验结果的补充 |
| 6.2 主要赶超国家或地区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的实现 |
| 6.2.1 德国 |
| 6.2.2 日本 |
| 6.2.3 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
| 6.2.4 印度 |
| 6.3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选择实现历史的描述 |
| 6.3.1 中国对美国技术差距的结构断点 |
| 6.3.2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实现的阶段 |
| 6.3.3 中国技术赶超路径和战略的特点 |
| 6.4 中国促进技术赶超的战略对策 |
| 6.4.1 坚定维护国家政治独立性 |
| 6.4.2 加大中华文明复兴支持力度 |
| 6.4.3 塑造友好国际技术赶超规则体系 |
| 6.4.4 坚持自主创新增强技术赶超动力 |
| 6.4.5 提高把握范式间赶超机遇能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7.1 研究总结 |
| 7.2 本文的贡献 |
| 7.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1 美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2 日本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3 德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4 韩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5 中国台湾地区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6 印度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7 中国的多重结构断点检验 |
| 附表8 主要国家或地区人均GDP(1900-2010) |
| 附表9 中国CTFP和 RTFPNA(1952-2011) |
| 附表10 主要国家GDP比较(1970-2015) |
| 附表11 主要国家人均GDP比较(1970-2015)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 致谢 |
（8）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的逻辑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的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的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六节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技术赶超与能力的关系：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早期经济理论中技术追赶的思想 |
| 一、技术及其作用 |
| 二、技术变迁的重要性 |
| 三、技术追赶 |
| 第二节 创新理论 |
| 一、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
| 二、创新理论的发展 |
| 第三节 后发优势理论与技术赶超 |
| 一、后发优势理论 |
| 二、技术赶超与技术模仿 |
| 第四节 能力与能力结构 |
| 一、社会能力 |
| 二、技术能力与能力结构 |
| 第五节 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基于能力构建的技术赶超：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技术赶超的一般过程 |
| 一、技术赶超 |
| 二、技术赶超的一般过程 |
| 第二节 技术能力与能力结构 |
| 一、追随者技术能力与能力结构 |
| 二、技术能力发展阶段 |
| 第三节 技术赶超与能力结构 |
| 一、技术赶超与能力结构的关系 |
| 二、技术赶超与能力结构的模型 |
| 三、基于能力结构的技术赶超阶段划分 |
| 四、技术赶超阶段转换与发展路径假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技术赶超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美国能力结构的转变与技术赶超 |
| 一、模仿能力主导阶段(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上半叶) |
| 二、研发能力主导阶段与模仿创新(19世纪下半叶) |
| 三、自主创新能力主导阶段(20世纪初至今) |
| 四、技术赶超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日本、韩国能力结构的升级与技术追赶 |
| 一、日本能力结构的升级与技术追赶 |
| 二、韩国能力结构的升级与技术追赶 |
| 第三节 实证检验 |
|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处理 |
|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技术追赶与能力结构 |
| 第一节 我国技术追赶与能力结构 |
| 一、模仿能力快速发展 |
| 二、研发能力发展与模仿创新 |
| 三、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发展 |
| 四、技术追赶效果评价 |
| 第二节 实证检验 |
| 一、计量模型设定 |
|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三、模仿、研发、自主创新能力对我国技术追赶的总体影响 |
| 四、模仿、研发、自主创新能力对不同地区技术追赶的影响 |
| 第三节 为什么模仿主导型能力结构难以转变? |
| 一、模仿路径依赖对能力结构转换的困扰 |
| 二、对外资的技术依赖及其“超国民待遇” |
| 三、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投入不足 |
| 四、研发能力薄弱且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
| 五、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
| 第四节 我国技术追赶的阶段特征 |
| 一、我国产业技术追赶的阶段特征 |
| 二、我国区域技术追赶的阶段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评价 |
| 第一节 能力指数的构建 |
| 一、技术模仿能力指数构成 |
| 二、技术研发能力指数构成 |
| 三、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指数构成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评价 |
| 一、数据和方法 |
| 二、计算过程及评价结果分析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赶超的能力评价弱项指标：进一步分析 |
| 一、高等教育系列指标 |
| 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
| 三、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
| 四、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占GDP比重 |
| 五、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 |
| 六、专利侵权纠纷案件的结案比例 |
| 七、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 |
| 八、金融机构年底贷款余额占GDP比重 |
| 九、企业研发主体系列指标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能力结构升级与技术追赶——中国高铁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高速铁路发展的背景 |
| 一、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 |
| 二、快速、绿色的运输方式 |
| 三、带动物流成本的下降 |
| 四、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 |
| 五、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中国崛起的具体途径 |
| 六、日本、法国和德国的技术领先地位 |
| 第二节 中国铁路的技术能力积累 |
| 一、中国铁路的早期技术积累 |
| 二、中国高速铁路的前期技术积累 |
| 第三节 我国高铁能力结构的提升与技术追赶：以南车为例 |
| 一、模仿能力获取 |
| 二、研发能力增长、模仿创新与技术追赶 |
| 三、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与局部技术超越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能力结构升级与我国技术赶超的路径与对策 |
| 第一节 能力结构升级与我国技术赶超的路径选择 |
| 一、近期应走出技术“模仿陷阱” |
| 二、中长期应摆脱“模仿创新路径依赖”,转向自主创新型赶超 |
| 三、能力结构与技术赶超阶段转换目标的选择 |
| 第二节 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对策建议 |
| 一、提升模仿能力,强化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 |
| 二、加快研发能力发展,促进模仿创新 |
| 三、保护、扶持自主创新能力发展,为技术超越奠定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结论 |
| 二、研究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日经济追赶过程中的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经济泡沫:比较与借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中日追赶阶段的金融抑制、汇率扭曲与劳动力市场扭曲比较 |
| ( 一) 中日经济追赶阶段的金融抑制 |
| ( 二) 汇率扭曲 |
| ( 三) 劳动力市场扭曲 |
| 三、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条件的破坏与泡沫经济的形成机制 |
| 1 .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与金融抑制条件的破坏 |
| 2 .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企业“炼金术” |
| 3 . 美日不对称合作的终结与经济泡沫化 |
| 四、中国追赶型经济高速增长条件的破坏及其潜在风险 |
| 1 . 中美不对称合作的终结 |
| 2 .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中央宏观货币政策失灵 |
| 3 . 中国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与劳动力成本逐年上升 |
| 4 .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政府刺激政策扭曲 |
| 五、结论 |
（10）台湾地区科技创新的“制度陷阱”（论文提纲范文）
| 一、技术追赶与创新体系 |
| 二、台湾自主创新的“制度陷阱” |
| 三、台湾创新体系的演化方向 |
四、论国际技术转移与追赶型经济增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理论分析与计量研究[D]. 王俏茹. 吉林大学, 2021(01)
- [2]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3]政府行为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研究[D]. 宋文月. 西北大学, 2020(07)
- [4]创新追赶战略背景下研发要素配置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D]. 卓乘风. 新疆大学, 2020(06)
- [5]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彭伟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6]比较视野下中国创新国际化及其增长效应研究[D]. 吕瑶. 辽宁大学, 2019(12)
- [7]国家技术赶超路径与战略研究[D]. 郑长江.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8]基于能力构建的我国技术赶超问题研究[D]. 赵晓华. 云南大学, 2016(12)
- [9]中日经济追赶过程中的要素集聚、经济增长与经济泡沫:比较与借鉴[J]. 王庭东. 现代日本经济, 2015(05)
- [10]台湾地区科技创新的“制度陷阱”[J]. 侯高岚. 亚太经济, 20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