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韩防御海洋灾害合作的前景(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张晨瑶[3](2020)在《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要求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高地,明确了东北参与“一带一路”的方式和程度即深度融入,提升了新形势下东北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布局中的站位,即建成国家开放合作高地。时隔一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强调,东北地区要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示东北要通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进一步提升开放的水平和层次。从建设开放合作高地到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国家对东北地区在“一带一路”的定位逐步升级,期望逐渐提高。为此,东北地区在融入“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要努力贯彻新理念、注重拓展新领域,实现对外开放的高层次、高质量。丝路深耕,开放升级,“一带一路”倡议给东北地区开放发展提供了新舞台也提出了新要求,东北唯有强化优势、补齐短板,才能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过程中,尽快达到对外开放新前沿的理想境界。关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学术界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是侧重于某一产业、某一领域的对接,和相对笼统的整体性研究,缺乏系统而完整、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东北三省一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为切入点,分析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重要依托、拓展平台、推进路径,提炼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力求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展开东北地区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区域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开发阵容,以此撬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方向的主要驱动力量。本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展开论述:第1章,绪论。概述了本文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总结了国内外目前对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这一课题的研究情况,综述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以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重要论述作为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思想,梳理从国家到东北各地关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的政策依据。从历史渊源、文化底色、经济关联、跨境交往四个方面探究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第3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全面分析了东北地区既有国家级区域发展规划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沈阳经济区、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情况。评估发展现状、分析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强化其依托作用以更好的承接“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机遇。第4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系统阐释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四个方向上的跨国战略平台,即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北上开发北极航线,东进西拓南下北上构建东北全方位开放大格局。第5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深入论证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的时代契机、基本思路、重要价值、支撑条件、现存问题、实施方案等,以重大工程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第6章,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塑造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中国范例: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范为[4](2020)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文中指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势转移日益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经历了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竞争者”的重大转变,并开始实施趋向于对华“遏制”的战略。中美两国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走向的负面猜测。随着权势转移进程的持续,中美两国是否会滑向摩擦、冲突甚至新冷战的危险境地?在权势转移态势最为明显的东亚地区,中美关系又将具有怎样的结构状态?这样的结构状态是会持续胶着的存在下去,还是存在破解的可能?这些问题是本文探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落脚点和切入点。目前,以结构理论的视域考察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重结构轻能动的问题。静态的结构决定论在东亚中美关系研究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际关系领域中独特和传统的层次分析法也进一步割裂了结构与能动融合的可能。长久以来,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结构与能动的研究基础是隐含在分析层次的研究规范之下的。人、国家、体系的分析层次一经确定下来,便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从本体论与认识论上有别于其他学科,因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探讨国际社会中各种层出不穷的问题上。但是,较少学者以质疑国际关系层次分析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化解主客观对立、弥补结构单元之间的鸿沟。受此影响,中美关系的研究也难脱桎梏。以结构理论以及层级分析研究方法探讨这一重要关系的着作汗牛充栋,但能弥合中美关系研究范畴中的结构能动对立的较为少见。受国际关系领域中“实践转向”的影响,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理论依托,从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闭合循环关系出发,提出一个解释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的分析框架,即场域位置关系、国家惯习、国家实践三个维度的解析框架,区域场域与国家实践藉由国家惯习这一中介概念达成了相互建构的融合关系,而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结构在本质上归属于这一理论范畴。因此,本文借由场域理论同时结合国际关系领域中对结构特性的一般性划分构建了一个外在的分析框架;借由场域、惯习、实践三者的关联性构建了一个内在的分析框架。通过外在框架,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结构可以划分为权力关系结构、地缘关系结构、领域关系结构、实践关系结构。通过内在的分析框架可知,东亚地区的中美关系互动总是在上述场域中进行的。场域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规则、资本以及由此产生的位置关系构成的等级制结构。在场域中,国家依据资本与惯习进行策略选择,彼此间的互动构成内在的具有等级制的位置关系。例如在东亚场域中中美权力结构对应的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地缘结构对应的是海陆“两分”的位置关系;领域结构对应的是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场域中位置关系在形成过程中深受惯习影响,惯习尤其对国家能动者的策略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权力结构中受权势转移惯习影响对华实行竞争性经济策略的美国;在地缘结构中受海权惯习影响实行介入东亚地缘策略的美国,与受主权惯习影响实行近海防御策略的中国;在领域结构中受防御现实主义、同盟起源惯习影响实行同盟保障策略的美国,与受“以经促政”惯习影响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策略的中国。尽管在场域位置关系与惯习双重作用下形成的各关系结构对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较为不利,但中美两国可以发挥国家能动者的实践作用,开启反思性思考与监控,避免结构所带来的固有逻辑,例如避开权力结构中的“修昔底德”陷阱,建构“容纳”型的中美关系结构。通过上述理论探讨与现实分析,本文认为,在“大国无战事”的时代,科技与规则是相较于暴力与战争更为有效的竞争工具。中国没有意愿与美国发生冲突或进行新一轮冷战。美国也应该采取符合自身现实的对华战略,重新提振自身经济、惠及世界贸易。如果中美两国都沿着这个方向进行实践,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东亚会迎来一个中美之间以规则赢取领域实力融合的时代;一个避免挑起地缘争端,化解冲突性惯习的时代;一个“守成国”容纳“崛起国”时代。
吴昊[5](2020)在《中日韩海洋安全事务与合作》文中认为海洋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海洋安全事关国家总体安全和长远建设。中日韩三国隔海相望,海洋命运休戚与共。随着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共同威胁和挑战逐渐增多,海洋安全合作很有必要。近些年,中日韩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灾害防治、海上运输、海洋科考、海洋监测与观测、海上执法等海洋事务各领域进行了深入沟通与合作,取得了诸多建设性成果。未来,中日韩三国应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加强海洋能源安全、海洋通道安全、海洋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海洋安全合作,从理念和机制等多方面开展合作实践,并探索建立"中日韩三国海洋智库联盟",以促进三国海洋科技、经济、战略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为中日韩海洋安全与合作提供助推力,推动"东北亚海洋圈"与"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胡玥[6](2020)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对保守派执政时期朴槿惠政府、李明博政府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对朝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转向。即提出建设“和平与繁荣的朝鲜半岛”的对朝政策新方针,并设定了三大目标、四大战略和五大原则。2018年初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回暖后,文在寅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朝鲜半岛新体制”构想。2019年韩朝合作未能取得较大进展的情况下,文在寅依然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出,韩朝为生命共同体,将致力于通过发展韩朝关系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与永久和平。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希望通过对话与施压并重的对朝政策方针,旨在共建和睦相处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谋求实现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秩序对其有利的新变化。基于政策科学理论与方法,本文首先从动态环境交互的新视角,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制定的国内外背景因素展开全面剖析。由此,明晰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目标这两大线索,重点考量韩国所拥有的战略资源与其对朝政策的目标设定及手段实施之间的关系匹配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多视角、多线索、多主体切入分析,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政策评估路径,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进展情况和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展望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前景及难点所在,并对复杂局势下中国的半岛政策展开针对性思考。从决策环境分析看,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及迫切的缓和诉求,以及韩国国内政局变化和国民的热切期盼,是推动文在寅政府上台后一改保守派执政时期对朝强硬路线的重要原因所在。2016年至2017年,朝鲜高频次进行核与导弹试验,这显着加大了韩国的“安全疑虑”甚至是“安全焦虑”,实现半岛无核化成为域内外国家共同的安全利益诉求。特朗普政府试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朝展开“极限施压”政策迫其彻底弃核,美朝由此展开激烈对抗,致使朝鲜半岛陷入持续紧张和高位震荡的极其危险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强度和深度。显然,这是文在寅政府决断对朝政策时,要认真思考和重点应对的关键方面。与此同时,朴槿惠时期、李明博时期因对朝政策失当所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也波及到韩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安保等各个领域,进一步加剧了韩国国内政党和国民对南北关系现状及半岛局势吃紧的不满情绪。韩国国民对文在寅政府的新期待,促其在对朝政策上改弦更张并进行重大转向式新调整。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构想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目标上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二是经济目标上推动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三是安全目标上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基于上述考虑,从政治、经济、安全三个方面,对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的基础与手段进行阐释,指出其目标构想、政策基础、政策手段三者之间的内在矛盾性和关系不匹配的突出状况。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展开,使其政策回旋空间缩小,政策实施过程波动不断,难以收到政策预期效果。总体来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体现三大特点。在政治层面,强调推动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在经济层面,积极倡议推动“半岛新经济地图”;在安全层面,以提升韩国自主防御能力为依归。虽然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半岛局势有所缓和,南北关系一度进入对话乃至合作的良性轨道,但韩国无法改变的习惯性认知、国内党争激烈、经济提振不力、韩美朝三边关系微妙变化、周边外交窘况等严峻局面,尤其是在朝鲜再次拾起“封南通美”外交策略的情况下,无疑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进一步实施面临着极大考验。对文在寅政府来说,奉行灵活性政策努力维持既定方针不变,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以及有效管控显性潜性风险,事关其对朝政策成效及成败。目前来看,文在寅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阳光”路线,但其能否有足够的智慧、信心和决心突破对朝政策的结构性瓶颈和联系性症结,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在朝鲜半岛形势历经转缓后再陷僵局且结构性、症结性因素没有彻底消除的复杂微妙状况下,中国要旗帜鲜明的坚持半岛无核化立场不动摇,坚持政治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平衡关照各方合理利益尤其是重大安全关切,积极发挥中国作用、提供中国智慧、展现中国作为,助力巩固朝鲜半岛缓和势头,努力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最终实现半岛无核化和东北亚地区的长治久安。
于红丽[7](2020)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冷战结束以后,亚太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开始持续上升。美国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自然愈发重视亚太地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国际体系开始发生深刻变革,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被空前重视。为应对国内外危机,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宣称要把全球战略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其目标是通过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加大亚太地区军事投入,参与并主导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以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利益,防止崛起大国对美国主导权的挑战。“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是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遭到质疑。为了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开始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面重视对其造成挑战的亚太地区。这一战略也是此后特朗普强化对华竞争的先声,是中美关系进行深度调整的前兆。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的实质,也是奥巴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延伸和发展。相比较特朗普“印太”战略推进进程的尚未完成,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显得更加完整,且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深入研究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让我们更客观理性地认识特朗普“印太”战略的实质。同时,对于我们有效应对美国亚太战略带来的挑战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目标、实施、评价及影响,分析了美国亚太战略的实质,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与特朗普总统新“印太”战略的联系与区别,论述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战略的战略与对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分析,主要分析了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形成。首先,研究了全球国际体系出现的转型取向和亚太地区国际地位的上升,以及美国的相对性衰落和中国的结构性崛起对于全球以及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其次,梳理了冷战后到奥巴马政府之前的美国的亚太战略,意在阐述美国亚太战略的连续性。最后,论述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过程,分析了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再到“亚太再平衡”所经历的演进过程。第二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依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是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力主导,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扩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影响。为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牢靠的同盟体系和霸权威望等战略资源可资利用。第三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奥巴马政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举措。首先,美国军事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提高美军在亚太地区“反拒止”和作战能力,降低对其他地区的战略介入。其次,巩固美国的亚太辐辏安全体系。其中包括优化美国亚太同盟体系,重塑安全伙伴网络等。最后,打造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新体系。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扩展在本地区内的价值观同盟。第四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评价。首先,对“亚太再平衡”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是“离岸平衡”战略传统的延续和“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强化,是两者的战略复合。其次,评价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认为美国取得了一定的战略红利,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且付出了巨大战略成本。最后,分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系列国内国际反响,美国国内、亚太地区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国家对该战略有着差别化的反应。第五章,“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与启示。“亚太再平衡”战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持续崛起的势头没有发生改变,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特朗普政府在同样重视亚太地区的前提下,改变了战略实践的风格与方式。美国对华战略思维更趋“冷战化”,放弃了“离岸平衡”的做法,更强调单边性质的强力施压,更重视军事手段的使用,其实质是对“亚太再平衡”战略否定之否定的加强版。“亚太再平衡”战略对我国因应“印太”战略提供了战略启示,我国应对美国对华认知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美国的战略限度有着明确的判断,坚持核心国家利益的底线思维,坚定不移地发展国家实力,进一步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的战略压力。
谢斌[8](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说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申达宏[9](2019)在《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幻,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朗。亚太地区凭借飞快的发展速度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北亚地区则是亚太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俄罗斯所面临的地缘现实和自身利益需求决定了俄罗斯要采取相应的东北亚政策。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是在中、美、日等世界大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诉求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俄罗斯立足本国国情实际,既注重现实利益,又考虑长远发展,制定的涵盖政治、经济、安全等多方面内容在内的全方位策略。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方面,俄罗斯的政策主要强调自己是该地区的重要成员之一,并能为地区事务发挥作用,防止被排斥在地区事务之外。在东北亚地区的经济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凭借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某些经济优势,参与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其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策略方面,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发展双边关系,保证俄罗斯东部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各种安全对话与合作,保证东北亚局势的稳定,保证俄罗斯不被排斥在地区安全事务之外。虽然普京在其三个任期内对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进行过微调,但是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总体思想没有变,那就是在依托欧亚地缘优势,在实用灵活的平衡外交基础上,通过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积极参与到东北亚国家事务中,最终达到重振俄罗斯大国地位的目的。梅德韦杰夫在总统任期内基本上秉持延续了普京的东北亚政策思想。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普京的东北亚政策颇有成效,主要表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使中俄的合作关系愈加稳固;俄罗斯与日本构筑了建设性伙伴关系,这必将推动两国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对朝韩双方奉行平衡外交,加强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发言权;与蒙古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确保了俄罗斯南部的安全与稳定。虽然还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实施,但随着俄罗斯国内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外交战略的适当调整,制约因素会逐渐好转,俄罗斯与东北亚各国的互利合作会不断加强。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东北亚政策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西伯利亚和远东是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要地区,在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推动下,俄罗斯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将使我国获得战略拓展新空间、能源进口新基地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范海雷[10](2019)在《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研究》文中指出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巨大转变,以环境问题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影响不断扩大。1972年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类环境会议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政治舞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标志着国际环境外交的诞生,国际环境外交作为新的外交方式被各国接受并应用。冷战前,韩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在实现“汉江奇迹”的同时,却牺牲了生态环境。冷战后,韩国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且环境问题与韩国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韩国环境外交的发展。全文共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韩国环境外交的背景及其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从韩国环境外交含义、韩国国内环境问题和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进行阐述,以韩国环境外交的四个时期(观望参与期、被动应对期、能动对应期和积极主导期)展开论述。第二部分,对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进行分析。通过冷战后韩国在联合国和国际公约方面的环境外交表现,以及在区域环境外交方面进行研究。将东北亚区域作为韩国区域环境外交的研究重点。第三部分,结合全文对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与作用进行总结。通过对韩国环境外交的态度和措施的研究,总结出其实质和作用,为更好的解决国际环境问题和促进国际环境外交做出了贡献。
二、中韩防御海洋灾害合作的前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韩防御海洋灾害合作的前景(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述评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和不足 |
(一)主要创新 |
(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城市外交的界定、沿革和理论基础 |
一、城市外交的界定 |
(一)城市外交的定义 |
(二)城市外交的特征 |
(三)城市外交的形式 |
(四)城市外交的作用 |
二、城市外交的沿革 |
(一)城市外交的发展 |
(二)城市外交的繁荣 |
(三)中国的城市外交 |
三、城市外交地位的确立 |
(一)城市成为城市外交的主体 |
(二)城市外交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
(三)城市国际组织提振城市外交地位 |
四、多层外交理论对城市外交的阐释 |
(一)多层外交理论的内核 |
(二)多层外交理论的辨析 |
(三)对城市外交的再阐释 |
小结 |
第二章 中韩城市外交的演变发展与地位作用 |
一、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
(一)接触探索阶段 |
(二)磨合调整阶段 |
(三)稳定增长阶段 |
二、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情况 |
(一)中韩双边交往情况 |
(二)中韩多边交往情况 |
三、中韩城市外交的进展成效 |
(一)友好城市数量持续增加 |
(二)友好城市合作领域扩大 |
(三)友好城市合作层次加深 |
(四)发展成果惠及两国人民 |
四、中韩城市外交的发展特点 |
(一)交往对象的多层次性 |
(二)同层交往的非唯一性 |
(三)结好偏好经济发达地区 |
(四)从注重获得走向合作共赢 |
五、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
(一)城市外交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地位 |
(二)城市外交对中韩关系发展的积极作用 |
小结 |
第三章 中韩城市外交主要行为体层次分析 |
一、超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全球性国际组织 |
(二)区域性国际组织 |
二、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居于支配地位的中央政府 |
(二)囿于地域主义的国内政党 |
三、次国家行为体层次 |
(一)具备担当城市外交主体能力和意愿的城市 |
(二)外部环境有利于作为城市外交主体的城市 |
四、社会行为体层次 |
(一)不能被忽视的非政府组织 |
(二)引领舆论的新旧传媒集团 |
五、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
(一)次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的相互作用 |
(二)次国家行为体与超国家行为体相互影响 |
(三)社会行为体对次国家行为体的不同影响 |
小结 |
第四章 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及成因 |
一、各地区总体发展不均衡 |
(一)资源条件导致的友城分布不均 |
(二)政府偏好招致各项发展不平衡 |
二、合作形式单一、影响受限 |
(一)开展城市外交常用的合作方式 |
(二)倚重某一形式的现象普遍存在 |
(三)以浙江为例评估城市外交效果 |
三、民间主体参与程度不高 |
(一)中韩城市外交由官方主导 |
(二)官方合作欠灵活、效果不佳 |
(三)政府参与过多、民间积极性低 |
四、传播不足、民众易受误导 |
(一)塑造城市形象太重视官方交流 |
(二)效果不理想、应重视渠道和方式 |
(三)第三方误导易致民众看法片面 |
五、经济摩擦、贸易保护增多 |
(一)中韩双边经贸总体情况 |
(二)中韩经济摩擦现象增多 |
(三)韩国过度采用保护手段 |
六、多层外交理论下中韩城市外交问题成因分析 |
(一)相关利益集团的干预 |
(二)地方条件能力的差异 |
(三)国家制度体制的制约 |
(四)国际组织调解的盲区 |
小结 |
第五章 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路径抉择 |
一、运用国家力量,统筹地方发展 |
(一)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边界 |
(二)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资源调配 |
二、拓宽交往渠道,创新合作形式 |
(一)借鉴其他国家城市外交模式 |
(二)加深合作层次尝试内容创新 |
三、鼓励多方参与,建立互惠机制 |
(一)鼓励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
(二)落实惠民机制争取民众支持 |
四、重视媒介作用,强化传播力度 |
(一)注重媒体公关树立良好形象 |
(二)拓宽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手段 |
(三)加强对自媒体的监控和疏导 |
五、借力国家外交,融入国际组织 |
(一)借助国家外交改善外部环境 |
(二)大力发挥国际组织建设作用 |
六、促进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城市外交作用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北方”“新南方政策” |
(二)发展战略对接对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积极影响 |
(三)深化城市外交对中韩发展战略对接的促进作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 |
附录三 |
附录四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提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1.4 创新点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第七章 结论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致谢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创新点摘要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客观条件 |
2.1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论述 |
2.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意蕴 |
2.1.2 “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 |
2.1.3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 |
2.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政策依据 |
2.2.1 国家顶层设计 |
2.2.2 地方政策规划 |
2.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厚根基 |
2.3.1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渊源 |
2.3.2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底色 |
2.3.3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关联 |
2.3.4 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交往 |
第3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依托 |
3.1 辽宁沿海经济带 |
3.1.1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现状概述 |
3.1.2 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现存问题 |
3.1.3 针对辽宁沿海经济带现存问题的应对措施 |
3.2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 |
3.2.1 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现状 |
3.2.2 当前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发展的制约因素 |
3.2.3 应对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现存问题的对策建议 |
3.3 沈阳经济区 |
3.3.1 沈阳经济区的基本态势 |
3.3.2 当前制约沈阳经济区发展的主要因素 |
3.3.3 解决沈阳经济区现存问题的基本路径 |
3.4 哈长城市群 |
3.4.1 哈长城市群发展情况概述 |
3.4.2 当前哈长城市群发展的制约因素 |
3.4.3 加快哈长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举措 |
第4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四方平台 |
4.1 东进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 |
4.1.1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现实基础 |
4.1.2 构建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制约因素 |
4.1.3 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
4.2 西拓连接中蒙俄经济走廊 |
4.2.1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优势条件与发展态势 |
4.2.2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主要瓶颈 |
4.2.3 优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选择 |
4.3 南下撬动环渤海经济圈 |
4.3.1 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现状 |
4.3.2 环渤海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
4.3.3 撬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对策建议 |
4.4 北上参与北极航线开发 |
4.4.1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战略价值 |
4.4.2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现实挑战 |
4.4.3 我国参与北极航线开发的基本策略 |
第5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路径 |
5.1 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推进方略 |
5.1.1 大连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优势条件 |
5.1.2 建设大连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战略价值 |
5.1.3 推进大连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对策建议 |
5.2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推进构想 |
5.2.1 满洲里对外开放的历史沿革 |
5.2.2 满洲里开放发展的现存问题 |
5.2.3 创建满洲里作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全面开放第一品牌重镇的品牌识别与塑造 |
5.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
5.3.1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历史沿革和现实进展 |
5.3.2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重要战略价值 |
5.3.3 开发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可行性分析 |
5.3.4 加快推进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开发的建议 |
5.4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研究 |
5.4.1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动力解析 |
5.4.2 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挑战 |
5.4.3 推进中俄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策略 |
第6章 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价值 |
6.1 塑造全球化包容性发展的中国范例 |
6.1.1 把握全球化模式深度调整下的历史机遇 |
6.1.2 提供东北亚各国共话发展的沟通平台 |
6.1.3 促进东北地区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发展 |
6.2 打造全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区域示范 |
6.2.1 完善国家区域经济总体布局 |
6.2.2 推进京津冀与东北地区协同发展 |
6.2.3 提升东北地区城市群整体实力 |
6.3 创造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东北机遇 |
6.3.1 形成东北地区产业发展新动能 |
6.3.2 打通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大通道 |
6.3.3 开创东北地区对外贸易新局面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一)现实意义 |
(二)理论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关于国际关系结构理论的研究 |
(二)关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研究 |
(三)关于东亚秩序变迁与中美关系的研究 |
(四)关于文献综述的评价 |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五、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论文的创新 |
(二)不足 |
第一章 结构的一般性特征及在东亚中美关系中的应用 |
一、结构的整体性:以关系为本的结构 |
(一)结构整体性的内涵 |
(二)场域:位置间关系的构型 |
二、结构的空间性:能动者的地位、反思与规范 |
(一)位置关系、等级秩序与空间 |
(二)场域争斗与空间内竞争 |
(三)惯习、实践与空间 |
三、结构的领域性:资本的掌控与争夺 |
(一)受特定逻辑支配的资本 |
(二)元资本与资本间的兑换 |
(三)国际社会场域中的资本兑换 |
四、结构的转换性:在惯习和现实的变化中寻求改变 |
(一)惯习与场域 |
(二)惯习与实践 |
(三)惯习与历史 |
五、结构理论在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一)结构性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适用性 |
(二)结构性理论在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研究中的应用 |
第二章 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结构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一)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现状 |
(二)争斗: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 |
(三)“守成国”与“崛起国”的位置关系 |
二、中美对权力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一)美国对权力转移问题的认识 |
(二)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认识 |
三、东亚地区中美权力关系的发展趋势 |
(一)惯习:“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碰撞 |
(二)场域:中美战略竞争将持续 |
第三章 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结构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一)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现状 |
(二)争斗:中美的海陆冲突 |
(三)中美海陆“二分”的位置关系 |
二、中美对地缘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一)美国的均势与海陆二元思想认识 |
(二)中国的陆权思维与海洋意识觉醒 |
三、东亚地区中美地缘关系的发展趋势 |
(一)场域:中美东亚海域竞争将持续 |
(二)惯习:航行自由与海洋主权的碰撞 |
第四章 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结构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场域的基本评析 |
(一)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现状 |
(二)争斗:中美的区域制度之争 |
(三)中美安全经济“二元”的位置关系 |
二、中美对领域关系的认识与惯习 |
(一)美国的防御现实主义与同盟起源 |
(二)中国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辨证认识 |
三、东亚地区中美领域关系的发展趋势 |
(一)场域:中美经济领域竞争将加剧 |
(二)惯习:同盟信仰与以经促政的碰撞 |
第五章 东亚地区中美实践关系结构 |
一、促进中美形成容纳的区域关系 |
(一)发展各领域齐头并进的综合国力 |
(二)改造自身惯习、把握美国惯习 |
二、建设中美共存的地缘关系 |
(一)坚持发展有限海权 |
(二)管控冲突性惯习 |
三、资本兑换融通弱化二元格局 |
(一)积累知识资本提升规则制定能力 |
(二)建设东亚领域关系共同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中日韩海洋安全事务与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一、中日韩海洋事务与战略近况 |
(一)中国的海洋战略与实践 |
(二)日本的海洋战略与实践 |
(三)韩国的海洋战略与实践 |
二、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现状 |
(一)中日韩的双边海洋安全合作 |
1.中日海洋安全合作 |
2.中韩海洋安全合作 |
3.日韩海洋安全合作 |
(二)中日韩三边的海洋安全合作 |
1.海洋环保合作 |
2.海洋科技合作 |
3.海上运输和物流合作 |
4.海上搜救合作 |
三、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阻碍因素 |
(一)中日韩三国传统海洋争端由来已久且解决难度比较大 |
(二)日本对中国海洋实力发展的战略恐惧和战略排斥增加 |
(三)美国海洋战略与实践阻碍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深入 |
四、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未来 |
(一)对中日韩海洋安全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
(二)要寻求中日韩海洋安全合作的可行路径 |
(三)构建“东北亚海洋圈”和“东北亚海洋命运共同体”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既有研究评述 |
三、核心概念及辨识 |
(一)对外政策 |
(二)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
四、研究框架与方法 |
(一)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二)本文的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决策环境分析 |
一、朝鲜半岛局势变化及持续缓和诉求 |
(一)朝鲜核导试验加大韩国“安全疑虑” |
(二)美国“极限施压”政策增加半岛风险 |
(三)半岛无核化切合韩国和周边国家利益 |
二、韩国政治生态与国民政治共识变化 |
(一)既有对朝政策引发负面效应 |
(二)朝野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洗牌 |
(三)国民对韩朝关系抱有新期待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目标与手段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基本内容 |
(一)以韩朝合作和解推动半岛局势缓和 |
(二)以韩朝经济联合促进半岛共同繁荣 |
(三)以强化国防为基础推动半岛无核化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总体目标 |
(一)结束敌对关系共建和睦相处的和平共同体 |
(二)实现韩朝市场一体化构建半岛经济共同体 |
(三)推动半岛无核化并加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资源与手段 |
(一)以民族同一性展开全方位互动 |
(二)经济制裁框架下进行经济合作 |
(三)韩美同盟提高延伸威慑执行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层次及路径 |
一、双边层面:强化韩朝互动关系 |
(一)增进战略互信,推动民族和解 |
(二)解冻经贸合作,加大对朝援助 |
(三)重启军事会谈,缓和安全对立 |
二、同盟层面:强化韩美同盟机制 |
(一)加强对美磋商,力推斡旋外交 |
(二)随美对朝制裁,深化经贸合作 |
(三)保持安全威慑,提升军事自主 |
三、地区层面:强化域内大国沟通 |
(一)改善对华关系,加强中韩双边合作 |
(二)协调周边立场,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评价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主要特点 |
(一)致力构建半岛持久和平机制 |
(二)推进和平经济实现共同繁荣 |
(三)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国防力量 |
二、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及其评价 |
(一)推动朝鲜重回对话与谈判轨道 |
(二)朝核问题政策基调与中国契合 |
(三)朝鲜国家路线调整与韩国共振 |
三、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不足与成因 |
(一)美朝关系阶段性摇摆阻碍半岛无核化 |
(二)美国内政变化及对朝政策的不确定性 |
(三)韩国朝野争执掣肘对朝政策具体实施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展望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
一、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走势展望 |
(一)既定方针不变且奉行灵活性政策 |
(二)改善周边外交促进对朝政策实施 |
(三)管控多种风险营造宽松政策氛围 |
二、中国的战略思考与策略优化抉择 |
(一)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巩固半岛对话缓和势头 |
(二)加强多方战略沟通,推动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
(三)统筹各方合理关切,坚持“双轨制”“双暂停”方针 |
(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朝、中韩关系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概况 |
附录 |
致谢 |
(7)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论文结构与框架 |
四、论文的研究方法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的背景 |
一、亚太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 |
(一)国际体系全球转型 |
(二)亚太地区地位上升 |
(三)美国的相对性衰落 |
(四)中国的结构性崛起 |
二、美国亚太战略的历史沿革 |
(一)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战略 |
(二)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战略 |
三、“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酝酿 |
(一)从“重返亚太”到“转向亚太” |
(二)从“转向亚太”到“亚太再平衡” |
第二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 |
(一)巩固主导地位 |
(二)拓展经济利益 |
(三)扩展价值观念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硬实力依托 |
(一)综合国力 |
(二)同盟体系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软实力依托 |
(一)霸权威望的作用 |
(二)亚太身份的强化 |
第三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重点 |
一、军事战略重心的转向 |
(一)强化军事存在 |
(二)提高作战能力 |
(三)集中战略资源 |
二、辐辏安全体系的巩固 |
(一)修复信任关系 |
(二)升级同盟体系 |
(三)塑造伙伴网络 |
三、多边合作关系的推进 |
(一)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二)创新盟国多边军事合作机制 |
(三)深化与东盟的多边领域合作 |
(四)扩展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同盟 |
第四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本评价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 |
(一)“离岸平衡”传统的延续 |
(二)“选择性干预”的战略强化 |
二、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成效 |
(一)获取部分战略红利 |
(二)增加地区不稳定性 |
(三)升高战略实施成本 |
三、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反响 |
(一)美国国内的战略定性 |
(二)亚太国家的战略反应 |
(三)其他国家的战略认知 |
第五章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及启示 |
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遗产 |
(一)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更趋消极 |
(二)“亚太再平衡”向“印太”的转变 |
(三)“印太”战略更加趋于“冷战化” |
二、“亚太再平衡”对中国因应“印太”战略的启示 |
(一)明确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与战略限度 |
(二)坚持底线思维以实力应对中美竞争 |
(三)加强经略周边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一) 问题的提出 |
(二) 选题的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方法 |
四、研究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小结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小结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小结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小结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成果 |
后记 |
(9)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摘要 |
前言 |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四 研究思路与结构设计 |
第一章 俄罗斯东北亚外交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 |
第一节 地缘政治因素 |
一 欧洲—大西洋主义 |
二 现代斯拉夫主义 |
三 新欧亚主义 |
第二节 历史文化因素 |
一 俄罗斯文化特征 |
二 历史文化传统作用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变化 |
第三节 面临的国内外不利现实因素 |
一 外部影响因素 |
二 内部影响因素 |
第二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出台的背景 |
一 国际背景 |
二 国内背景 |
第二节 回眸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 |
一 二战后苏联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二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简要回顾 |
第三节 21世纪以来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核心内容 |
一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要点 |
二 俄罗斯落实东北亚政策的策略和措施 |
第四节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特点 |
一 谋略性 |
二 务实性 |
三 可行性 |
四 机制性 |
五 持续性 |
第三章 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东北亚国别政策 |
第一节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中国的生态环境安全领域合作 |
第二节 俄罗斯对日本的政策 |
一 俄罗斯与日本的政治、外交纪实 |
二 俄罗斯与日本的经济交往 |
三 俄罗斯与日本的领土博弈 |
第三节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朝鲜半岛国家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国家间的军事安全合作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与经济、军事安全合作 |
一 俄罗斯对蒙古国的外交政策 |
二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经济合作 |
三 俄罗斯与蒙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
第四章 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的走势 |
第一节 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走向 |
一 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发展面临新挑战 |
二 俄罗斯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
三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面临的严峻挑战 |
四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仍很棘手 |
第二节 俄罗斯国内的整体发展布局 |
一 政治上稳形势、推改革 |
二 经济上推创新、促增长 |
第三节 东北亚地区的形势发展变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10)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韩国环境外交的背景及其发展 |
第一节 韩国环境外交形成的背景 |
一、韩国环境外交的含义 |
二、韩国国内环境问题 |
三、环境问题日益全球化 |
第二节 韩国环境外交的发展阶段 |
一、观望参与期(1972-1987) |
二、被动应对期(1988-1996) |
三、能动应对期(1997-2007) |
四、积极主导期(2008-现在) |
第二章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 |
第一节 联合国环境外交 |
一、韩国与联合国组织 |
二、韩国与国际公约 |
第二节 区域性环境外交 |
一、东北亚环境合作高官会议 |
二、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 |
三、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会议 |
四、中日韩环境外交 |
第三章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与作用 |
第一节 韩国环境外交的实质 |
一、提升政治认同 |
二、谋求经济利益 |
三、扩大国家影响 |
四、保护生态环境 |
第二节 冷战后韩国环境外交积极作用 |
一、积极促进了国际环保事业的发展 |
二、积极推进了地区环境合作和环境改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四、中韩防御海洋灾害合作的前景(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研究[D]. 张晨瑶. 大连海事大学, 2020(04)
- [4]东亚地区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析论(2010-2020)[D]. 范为. 吉林大学, 2020(01)
- [5]中日韩海洋安全事务与合作[J]. 吴昊.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2020(02)
- [6]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研究[D]. 胡玥. 吉林大学, 2020(08)
- [7]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研究[D]. 于红丽. 吉林大学, 2020(08)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9]21世纪以来的俄罗斯东北亚政策研究[D]. 申达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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