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理解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官员谈(论文文献综述)
肖云峰[1](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巡视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被确定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党的巡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组织、落实党的指示、维护党的纪律、净化党的肌体、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迈向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每轮中央巡视工作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指示部署工作。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齐头并进,大放异彩。在实践方面,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强化中央直接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巡视组组长库,实行“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开展专项巡视,推行“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机动式”巡视,强调政治担当,推动巡视成果运用,顺利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制度方面,两次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建立“十大协调机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理论方面,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巡视工作继续深化,新党章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独立一条进行规定,党中央制定印发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巡视工作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巡视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正在形成。截止2020年8月份,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开展五轮,其中创造性地将巡视整改和脱贫攻坚列入巡视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巡视工作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初心、不辱使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前行。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虽然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总的来看还处于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过程中,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西方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借鉴,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实践现状和理论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升,以期挖掘展现第一手的基础资料,提炼总结巡视工作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完善路径。本文按照党内巡视工作理论基础研究-历史演化分析-当前发展述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路,共分六章展开研究论述。在理论基础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分析学界对巡视制度定义基础上,突破以往片面化的描述,将党内巡视制度定义为党政机关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而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巡视机构开展巡视监督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作体系及相应工作机制、工作规则的总称。并通过与构成“四个全面覆盖”的其他三种监督方式,即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巡视监督的的概念,并概括出巡视工作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对巡视工作理论基础和借鉴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演化分析部分,将党内巡视工作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建国初期曲折前进阶段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进行研究,对历史脉络进行了考查梳理,总结归纳了阶段发展特征。特别对于现阶段研究尚少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巡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史料挖掘,补充了诸如年度巡视工作情况等珍贵资料。总结了巡视工作在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等历史成效。在当前发展述评部分,首先,论述了党内巡视工作适应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辅助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之内巡视全覆盖,高效运用巡视成果,保证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其中,特别结合201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修改巡视工作条例情况,对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再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全面归纳,具有开创性的提炼总结了巡视工作思想、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在未来发展路径部分,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所取得的珍贵工作经验,即巡视工作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要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要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开透明形象。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巡视工作在发现问题、成果运用、工作网络、理论研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构建巡视监督网络、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与路径改进发展巡视工作。
郝炜[2](2019)在《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文中提出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演进,并非全部按照立法者为行政权设定的轨道运行,行政执法实践不仅存在着“无法律则无行政”,在本土行政法语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同样存在着“无法律亦须行政”的治理诉求。政策对行政主体履行行政任务具有重要影响。聚焦行政执法依据选择及其路径基本命题,采取规范分析、实证分析、田野调查等论证方式,廓清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及其相互之间的行政法关系,构成全文论证主旨。伴随社会法治国时代来临,自由法治国时代所形塑行政执法活动严格遵循“无法律则无行政”的形式法治底线,但却无法达成“无法律亦须行政”的实质法治目标。行政执法依据概念具有执政性(政治立场)与执法性(法律立场)的行政法理。传统行政法奉行依法律执行的唯一路径遮蔽甚至掩盖了公共行政的复杂性,试图以法律规范作为涵摄法律与政策、政府与政党等命题的进路,难以为行政法变迁提供具有阐释力和创新力的行政法理。透过行政执法违法屡禁不止、行政执法依据彼此冲突、行政执法实效不佳的表象,进而揭示行政执法依据研究囿于“法律——政府”分析框架而忽视了行政法在“政党——政府”分析框架下对民主政治的调控功能。因此,有必要重整行政执法依据的研究立场,并重置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分析框架。以行政法学基本立场为出发点,将行政执法依据置于不同立场予以考察,有益于精准认识行政执法依据概念。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注重行政法的规范内涵与逻辑涵摄,着力于将社会事实、非法律规范形态一并转化、凝练为一般化的行政法规范,并透过法律解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实践实现个案正义。与之相反,行政执法依据的社科法学立场则注重经验维度的事实描述,具有注重本土化行政法认知偏好与解读行政法实践的阐释力量。在研究行政执法依据时应当避免仅从行政法教义学或社科法学立场一端审视。经过对行政执法依据构成要素逐一辨析,即分别从“行政”“执法”“执行”的宪法属性、行政法属性分析,认为行政执法依据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选择主权意志、宪法、法律、政策等作为处理公共事务、履行行政任务的执法根据。然而,这种法教义学所宣称的行政执法依据,难以回应行政法治实践的短板,这分别体现在政策元素、经验元素、事实元素对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民主政治结构的现实冲击。可见,行政执法依据及其选择研究存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紧张关系。因此,有必要将这种冲突置于一个同时符合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行政法分析框架即政府法治论命题内予以解决。其因在于,政府法治论既紧扣法教义立场的严格逻辑,又能够回应行政法学实践的经验理论从而包容社科法学立场的事实描述。立场既定,则路径趋向必然显现。针对行政执法依据的法教义学立场与社科法学立场分析,事实上已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研究趋向,即为行政执法依据命题的规范研究与经验观察预设了不同的分析路径。一个必须交代的学术立场则是,依政策执行研究必须坚定宪法立场、必须符合行政法调控的规范要求。政府法治论为论证居于行政法教义学立场的依法律执行路径设定了合法性边界。首先,确定依法律执行概念。所谓依法律执行就是行政主体在履行既定行政决定、达成行政目标过程中,应当仅以法律为依据。“依”,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权力对公共行政初次判断权的源头所指,是行政法适用的具体体现。其次,申明依法律执行的必要性。政府依法律产生原理与政府由法律控制原理是行政主体依法律执行的行政法理依据。行政执法依据注重依法律执行已成为法治中国的常识,其必要性来自宪法规范、行政法教义学和民主政治因素的驱动。同规范主义层面原因相比,特别是行政法规范中的执政党要素,对于推动形成依法律执行路径具有更为现实的驱动作用。最后,注重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内省旨在从反证立场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的唯一性命题。从路径内省的“合法性”质疑审视,依法律执行路径并不是行政执法依据的唯一路径,事实上呈现的则是立法系统漏洞丛生、依法行政实效不彰、行政分层结构冲突、裁判扩张政策空间等现象,从而影响了依法律执行的调控质效。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探究依政策执行命题,其目的是将依政策执行纳入行政法教义学以求法规范与法裁判的形塑。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涉及改革开放的政策往往成为推动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主要动力。然而,行政法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关注的是学科体系内部的规范化整理,缺乏与执政党治理系统对话的技术规则。关于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分析表明,依政策执行应当同时满足谨守行政法规范、回应行政法变迁、符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治理机制的要求。关于依政策执行要素的分析表明,政策为行政法提供了法政策立场、合法律转化、全覆盖治理的行政法图式,并赋予行政法调控现实政治的规范理据与实践理性,由此行政法的调控疆域实现了从公共行政向现实政治的重大跨越。在对政策行政法理探究基础上,通过评介“合法性”质疑学说,借助依法律善治原理所提供的“法律—政府”分析框架、“执政党—政府”分析框架,进而提出依政策执行的概念,即当法律对行政没有明确规定甚至根本就没有作出规定,但基于公共利益目标、行政任务时限、行政裁量考量又必须执行时,此时行政主体在宪法原则和行政法原则之下以创制型政策与执行型政策为依据来执行公共行政事务。毋庸置疑,依政策执行路径本身充满矛盾性,它内蕴“合法”与“有效”的状态分离、法律与政策的规范分离以及法律与政策治理实效重叠的张力。从行政法实践观察,依政策执行的具体调控方式主要表现为“政策主导”“正当有效”“规范替代”等类型。在依政策执行朝向法治化以法规范规整的过程中,不应忽视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党内规范与合宪合法、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等因素。为验证上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研究的确是一个“真问题”,本文选取日常行政执法实践中常见的“打请示”,以政府法治论为分析框架,由此观察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两种不同路径的实践理性。研究显示,请示可作为分析论证韦伯式国家权力形式化构建的微创切口;透过请示现象能够证明依法律执行并非政府法治化进程的唯一轨道。针对“打请示”的行政法理探究发现,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中存在着事实与规范的话语转换、法律与政策的规范替代、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可见,依法律执行路径与依政策执行路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离与重叠为特征的交互逻辑。因此,要对行政执法依据选择所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认识。一方面,要实现依政策执行的理性化、民主化,同时严格控制政策在法律体系内制造例外;另一方面,依政策执行具有政治命题向法律议题转向的治理风格,而行政法律制度则是其转向的制度归宿。在宪制框架下将政治问题导向社会主体习以为常的行政法命题,需要依赖预设的并可验证的法律逻辑和法律规则,并由法律配置相应民主政治资源。“打请示”例证还显示,法律事实和法律证据有时会被有意裁剪或筛选,并且法律事实极易被经验主义所代替。因此,依法律执行路径中极难消除“法治逃逸”隐患,而行政效率价值缺失、法律规则隐藏漏洞、地方自治行为偏向、回避承担行政责任等则是其主要原因。由此,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为主的两种类型。展望未来,法治政府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法治政党是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具体而言,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具有一种结构性力量,对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变迁具有阐释能力。行政执法依据路径命题成立的原因既包括行政执法依据所蕴含的执行主权与执行法律指向,也包括来自“共产党与行政法”互动关系所产生的路径依赖。关注法政策学并非是对超法政策、例外法治的鼓与呼,而是在坚持法治政府取向基础上对法政策功能的最大化运用。在执政党对行政法具有现实影响下,行政执法依据路径仍然会呈现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实施现象。这不仅符合中国的“政府”概念一向就有“法律之下的政府”与“政党之下的政府”的界分,而且能够回应与阐释日常行政法的实践法理,同时也为行政法调控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法教义分析工具。
常璇璇[3](2019)在《《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文中提出本文以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的《德华日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采用MAXQDA作为辅助分析软件,对998期报纸中的中国报道进行定量和定性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报纸在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四个议题领域的中国形象,并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探究其形成原因。论文由七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其中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梳理了研究现状,并论述了研究的资料范围、研究问题、论文结构和研究的创新点。第二章包括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两部分。理论基础部分首先阐述了国家形象的概念,接下来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论述了国家形象的跨文化特征,然后介绍了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和质性分析软件MAXQDA。在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分析设计部分描述并解释了本文的研究过程和步骤。第三章介绍了《德华日报》的在华发展历程及其受众和发行范围、版面内容设置等方面的特点,为中国形象研究提供相关和必要的背景信息。第四章通过对所研究时间范围内报纸中涉华报道的定量内容分析,从报道数量、报道议题、通讯社消息和中国报刊摘译四个方面确定了中国报道的特点,为建构中国形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本文发现,从1930年10月到1933年12月,报纸中的中国报道总量达到11873篇,其中1930年报纸对中国报道的频率最低,1931年达到最高,之后两年逐渐降低。在报道议题上,报纸全面报道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交通、地区、文化、教育、国民、法律等领域的动态,其中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构成了报纸的主要议题领域,相关报道占报道总量的九成以上。在刊登的通讯社消息中,超过一半的涉华报道来自中国的通讯社。此外,报纸从中国报刊中摘译的文章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中国报道的这四方面特征是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德国政府的外交及宣传政策、中德关系、德国报业传统和报馆经营状况等多种复杂因素交织作用下形成的。第五章基于定性内容分析从政治、社会、经济和交通这四个主要议题方面建构报纸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表明,从创刊到1933年底,《德华日报》呈现出复杂多样的中国形象,包括内忧外患、无法统一的政治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社会形象,衰退落后的经济形象和努力建设的交通形象。这样的中国形象兼具了正面和负面两种特性,其背后隐藏着报纸对中国既友好又敌视的矛盾情感。报纸对中国进行报道的同时也塑造了德国的自我形象,在政治报道中展现出德国作为中国的“友邦”和“命运共同体”的形象,在社会报道中突出在华德侨的“救助者”形象,在经济和交通报道中将德国塑造成中国的“援助者”和“合作者”。报纸展现的这些正面的德国形象无疑是德国在华宣传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改善在一战中受损的国家形象。第六章从跨文化认知的视角分析了《德华日报》中的中国形象成因。报纸基于德国本我视角,将中国纳入本我理解体系中,对中国进行了观察、描述和评价,塑造出一种主观中国形象,其中也包含着对德国本国的审视和思考,反映出德国在中国形象中的投射。在这种跨文化理解过程中,《德华日报》对中国的报道受到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观影响因素分为集体层面、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集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包括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德国经济利益、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新闻理念。媒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主观因素分别涉及报纸的商业利益和主编个人的态度及价值观。此外,由于《德华日报》在中国发行,它对中国的报道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新闻管制这一客观因素的制约。上述主、客观两方面的诸多因素影响着《德华日报》视角下中国形象和德国形象的互动建构。第七章为结语,该部分对论文进行了简要总结,并指出论文的局限性和后续研究的可能性。综上所述,本文以《德华日报》为例对德国媒体中的近代中国形象进行了探索,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这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德国媒体塑造和呈现的近代中国形象不仅是西方中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为解读德国当代媒体中的涉华报道提供有益的历史参考。
王凤[4](2018)在《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及其行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立法权不论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中都是重要的国家权力,对外而言,立法权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象征,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而对内部来说,立法权也能被视为一种治理的权力,根据享有和行使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中央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我国疆域辽阔,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每一个地方都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环境和人口情况等因素,而这些因素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差异性也导致地方利益、地方问题和地方治理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地方主体对地方性事务立法时具有信息优势。一方面,地方立法权能够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细致和直接的法律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立法更有助于缩小民众与立法之间的距离,因此也符合民主立法的基本要义。在实践中,由于政治体制由“集权”走向“分权”,同时市场经济的繁荣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逐渐转向社会治理,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动力愈加强烈。我国地方立法权自确立以来,基本呈现扩容的趋势,从地方立法的数量到地方立法主体范围,再到立法事项范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然而,实践中因为地方立法程序不完善、立法质量不高、备案审查制度不到位、民众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导致地方立法权的功效大大缩减,而随着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设立,如果不对上述问题采取措施,地方立法权的问题将更加泛滥,有损地方立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地方立法权新一轮的扩容本质上是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力纵向配置的又一次变革,《立法法》的规定使得新的权力配置通过法律固定下来,为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提供了契机。对地方立法权行使问题的研究,既需要基于《宪法》、《立法法》、《监督法》等文本,同时也需要关注地方立法的实践,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搜集的一些地方立法文本的过程中,认为目前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是立法趋同现象、地方立法权滥用,备案审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及运行中的问题也影响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功效,此外,公众参与度不足则影响地方立法权对提升地方社会自治能力的功能。为了更好地应对地方立法权扩容带来的挑战,地方立法权主体需要基于“保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构建相应的承接机制。具体而言,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承接机制至少应当解决地方立法的必要性问题、地方立法权行使的正当性问题、地方立法的民主性问题。结合地方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承接机制应当包括完善备案审查制度、促进地方立法特色、促进地方人大职能回归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地方立法权扩容是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迁影响的结果,也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发生变革和转型的重要表征。在地方立法权行使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动态博弈过程。随着我国由“管理型社会”向“自治型社会”转变,中央权力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动员力和控制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中央和地方将转向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央“集权”立法与地方“分权”立法相得益彰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选择。
殷红阳[5](2017)在《中共执政守法的实现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涵盖党领导立法、党保证执法、党支持司法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拥有无比巨大的政治权威。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制度优势体现。然而,党内某些掌权者滥用权力给法治建设和执政公信力带来的严重侵蚀性后果,暴露了一些党员干部漠视党纪国法、官本位思想严重、人治意识突出、相关体制机制的制约不力,廉政配套机制不全等问题。这些问题揭示了党执政守法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如何从制度层面将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纳入法治规控的范围,探索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的实现机制,是法治中国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可见,加大学术资源投入,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的实现机制,有着十分迫切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宏观上,要求在大政方针的制定上建构更好的机制体制,保障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导上的正确性。微观上,也要求在党纪国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落实守法的实现机制,保障党在领导国家的具体实践中实现带头守法的目标。此外,应综合党内奖惩考评机制、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机制、党内法律顾问制度以及党内守法信用档案体系机制,构建多元配套性守法机制,促进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之目标的实现。
刘厚见[6](2016)在《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信访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制度,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近现代都有它的影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传承中国几千年的信访文化,创造性地建立了党的信访制度,把信访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给信访注入了新的内涵,意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话、传真、走访等形式,依法向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其他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合理诉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有权处理的管理部门必须依法作出处理的一种活动。这就明确了信访是一种有别于司法诉讼制度的权利救济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开展信访工作中,主动畅通信访渠道,依法调解与处理信访问题,打击非正常上访,鼓励人民群众依法诉讼,充分发挥了信访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道路上的政治参与、权力监督、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功能与作用,为建设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党的信访工作理论研究,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中央领导人就党的信访工作开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研究和论述,建立信访制度,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科学总结并形成了一套贯穿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访理论。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思想,它关于“信访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信访工作要服务党的其他工作开展、信访工作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的信访理论,主要体现的是群众观点和社会动员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扬,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信访思想主要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还有党的十八大明确的“法治信访、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思想等。这些理论思想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一个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又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以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党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支点,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信访制度的建立完善与创新发展,在党的信访工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它们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各级各部门积极开展信访工作,热情接待群众信访,认真处理群众诉求,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信访工作实践经验。从建国后信访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信访制度的破坏,再到1976年后信访制度的恢复,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探索过程。从198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才正式进入规范发展与创新发展的新时期,党的信访工作秩序开始得到初始规范,各项信访工作法规政策得到进一步健全,信访的工作体制机制和工作方法得到进一步创新,信访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信访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搞,中国共产党的信访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信访问题。特别是当前,党所面临的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从中央到地方信访量一直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而且信访群众三五成群,集体上访趋势不但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逐渐成为上访的主流。信访群众的行为也越来越激烈,非正常上访问题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也频繁发生。再加上我们一些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宗旨观念不强、工作作风不实,信访的法治思维滞后,信访行为与法律规定相悖,各级信访部门又只注重畅通入口,不注意疏通出口,职能缺位、行为越位,而且信访问题越来越复杂,处理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都增添了当前信访形势的严峻程度。有了问题,就必须分析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前引发这些突出信访问题和工作问题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制度性因素、体制性因素、法治性因素和中国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我们党要解决这些问题,创新信访工作,就必须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依法解决群众问题,做到公平正义,有错必纠,违法必究;就必须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法,改变方式拓宽渠道,抓好信访的源头治理和信访工作秩序的规范整顿,多措并举解决好群众的合理诉求;就必须不断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起常态的宣传教育机制、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高效的信访问题处理机制、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从而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走法治信访的道路。
王冠丞[7](2016)在《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是一种客观政治文化现象,它推动着历史与人类社会的进步,是进步形态的权威,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具象。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体现出中国社会的健全、进步、稳定。这种健全、进步、稳定既需要确保全党、全国人民集中、团结、统一,又需要保障全党、全社会中的组织、群体、个人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权威能实现最为深度的社会、政党双向整合、双向激励、双向凝聚,体现出先进性。纵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领袖及其权威的作用不言而喻。维护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具体体现。领袖权威作用于政党维度,能实现政党的引领;作用于国家维度,能实现执政能力的提升;作用于社会维度,能实现社会的整合。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功能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政治学研究法、心理学研究法、管理学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并从政治生态、政治心理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系统维度,本文梳理了政治学理论中关于权威的基本内容,优化了马克思·韦伯的权威三分法与丹尼斯·朗的权威五分法,将新制度主义融入权威理论体系的构建之中,同时将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特征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相融合。运用政党政治的分析框架,对政党、领袖、权威进行二元理论连接,构建了基于领袖、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威四维分析结构。发生维度,本文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生成机制,运用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将生成机制构建为领袖内生权威与领袖外生权威。内生权威通过领袖职务、领袖思想及领袖素养所体现。外生权威通过历史的需要、政党的凝聚以及社会的认同所体现。权变维度,本文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生成、发展与巩固中的影响因素,它由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构成。其中内生变量是内生权威的深层次问题,反映在党内民主的耦合、纵横分权的架构、政党精英的兴替三个方面;外生变量是外生权威的深层次问题,反映在政治作风、政治作为、政治认同三个方面。由此,本文从系统论、发生论、权变论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理论模型,并通过研究模型考察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历史与现实,探究了并反证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生成机制与影响变量,解析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生成、发展与巩固的路径,基本上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整体理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它经历了革命、建设与改革。领袖的实践及其权威生成、发展与巩固也走过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形成了革命孕育领袖、领袖生成权威、权威趋向魅力、魅力衍生法理、法理支配魅力、制度形塑法理、权威嵌入制度并不断完善的探索历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权威,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植根于中国大地、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精神丰碑所产生的政治效应时刻影响与激励着后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注意历史与文化的优势与痼疾,还要正视领袖权威生成、发展与巩固中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面对政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深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等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应秉持革新与更新的精神,将时代的要求与人民的期盼融入领袖权威中。从学理和思辨的角度,依据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影响变量,它的生成、发展与巩固的路径应将制度贯穿其中,同时从三个向度予以加强。政党向度,应加强领袖集团的政治统领,从能力素质、作风形象、精英选拔等方式加强领袖集团的自身建设;应从思想、组织、纪律、政治、形象等方面加强领袖集团的政党整合。国家向度,应改善科学、依法、民主的施政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施政内容来完善领袖集团的施政实践。社会向度,应构建人本架构与合法架构的权威认同体系,优化社会政治生态。
王艳珍[8](2015)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正如《老子》中所说:“合抱之木,始于毫末,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同样,所有不凡业绩的取得也都需要从思想到行动上的逐渐积累。拥有卓越是一种过程,也是平凡而非凡的品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打破西方人认为的其只会领兵打仗而不会领导人民搞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经济领导力,带领全国人民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小康,而今正在奔向全民共富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奏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乐章。我国作为GDP总值位居当今世界第二的事实已雄辩地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力之强大。而这种强大的经济领导力的取得是源于伟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建设的实践。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探索着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跨入增速稳定的升级版,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可见,中国共产党的经济领导力变革发展之路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由绪论和八章“正文”构成的本文,立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践,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跨学科的、综合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交织、将宏观研究与微观探索杂糅,对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的领导力变革进行研究。具体操作路径是:以相关概念的界定为楔入点,阐释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关系,以渐进式转型理论、变革型领导理论、魅力型领导理论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理论依托;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客观必然性与可行性、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实践特征及实践要义进行分析;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及领导力变革的演进历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客观总结分析了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为党在执政条件下要把领导经济发展当成首要而紧迫的任务;在发展效果上要坚持追求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在观念上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政绩观的统一;在科技上应主要靠提高科技含量实现经济发展向自主创新转变;在体制上要扭转利益格局失衡使经济向全面均衡发展转变。同时,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总结认为提高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力刻不容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包容性发展在吸取历史经验,运用时代智慧,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的同时已取得辉煌成就。当前,我国正处于新的转型发展期,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成为势在必行。经济新常态下党的领导力开始由管制型向简约型转变、由官僚型向服务型转变、由集权型向共享型转变、由空谈型向务实型转变。呈现简约化、服务化、共享化、务实化的发展趋势。当传统增长引擎正加速失效时,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做出了正处在从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助力我国经济的增长呢,李克强总理给出了最佳方案:改造传统引擎,打造创新引擎。这恰似给处于严冬的中国经济穿上了能保暖升温的“秋裤”。他在2015年冬季达沃斯论坛致辞中说:“中国经济要行稳至远,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两只手,实行双引擎。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培育打造新的引擎;另一方面,要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改造升级传统的引擎。”中国经济唯有“腾笼换鸟”,方能实现“凤凰涅盘”。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各项改革措施来应对新的发展需求,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领导力也与传统经济状态下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新的领导力。这种新的领导力主要由战略管控力、经济平衡力、创新驱动力、愿景感召力、法治践行力、民生惠及力构成。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自然也要受到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为此,就需要学习借鉴国外有关方面的成功经验。从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成功经验来看,一是要建立健全领导力变革的长效开发机制;二是要调整完善政策法规保障领导力的发展;三是要规范领导力的开发方法路径应多元化;四是要关注领导力开发中的本土文化因素。这些成功的做法也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当然,我们不能“拿来主义”式地全盘生搬硬套,在领导力变革的具体实现途径上要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从主、客观两方面入手。主观上,一是要以包容并蓄培养领导力变革;二是要以德行垂范约束领导力变革;三是要以变革胆识完成领导力变革;客观上,一是要以能力转型促进领导力变革;二是要以制度完善保障领导力变革;三是要以实践锻炼成就领导力变革。
田沙沙[9](2015)在《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在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努力建设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也进入了经济快速转轨、社会加速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缺失、政策法规执行力的不足、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官员素质的低劣等使得滋生腐败的土壤仍然存在,给社会进步和改革事业带来了深刻的挑战,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反腐倡廉建设不仅关乎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的有力保障。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对“四个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背景下的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论探究,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了中共反腐败理论,对新形势下开展廉洁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理论背景、主要内容体系和思想特色、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力求对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作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本文包括绪论和三个部分,其具体内容如下:绪论,对“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写作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之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部分,对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背景进行简述,主要包括理论背景和实践背景。理论背景包括: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思想及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廉政思想;实践背景包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和危险,反腐败的形势更加严峻,个人的成长和从政经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客观要求。第二部分,分析了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体系及思想特色,内容体系包括:思想上高度重视,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零容忍”;指导方针具体明确,标本兼治;任务部署提纲挈领,抓住热点难点和重点;组织领导权责分明,落实“两个责任”,完善“两个为主”;目标追求志存高远,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等五个部分。在分析内容体系的基础上,总结了其思想特色,包括创新性、系统性、务实性、科学性和人民性。第三部分,在阐述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内容体系的基础上,分析了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理论价值包括:继承、发展、和创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实践价值包括:指导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工作和提升了中共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反腐败论述和思想进行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出习近平反腐倡廉论述及思想的理论创新之处。二是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结合当前反腐倡廉新的实践活动,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理论背景及实践背景,对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思想特色和时代价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提炼和理论分析,具备较强的现实感和创新性及一定的理论价值。
胡桂香[10](2014)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文中提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问题就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以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计划生育不断取得成绩的过程中,广大农村女性在这一生育政策当中不仅成为重要的节育动员对象,而且是这一政策主要的身体实践者和动力。本论文把农村妇女置于现代化发展和妇女自身解放这一历史语境中,通过口述资料、田野调查与档案、文献资料的交互运用,试图展示计划生育这一历史性事件对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如何被女性纳入自身的生活轨迹。同时,论文还试图揭示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同计划生育政策是如何关联的,并将考察“公”“私”领域之间的交融与冲突。全文共分三个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分4章。首先概述西村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着重考察村落社会传统的性别分工体制、家庭结构形式、妇女的地位以及人口构成;同时通过分析西村村民对身体、生命观、以及对生产方式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50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传统生育文化所发生的变化。第三章从“妇女的处境”、“计划生育的开端”、“节育知识的传播”以及“不尽人意的结果”四个方面描述了1950-196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在西村的开展情况。第四章从“计划生育工作组入村”、“阻力与压力:计划生育任务的落实”、“对身体的控制: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以及“两位结扎者(绝育者)背后的故事”四个方面阐述了1970年代“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对西村的影响,起初,村民们(尤其是妇女们)因为养育的负担,晚稀少的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欢迎,比起丈夫或婆婆等其它家庭成员,妇女本身对生育控制的态度更积极,她们不只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在这场运动中,有时政策和妇女结为同盟,致抵抗传统父权制的多子观念,有效控制了生育,使该村计划生育取得显着成绩。第五章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风暴来临:独生子女政策的登场”、“沉重的肉身:妇女们的压力”、“弱者的‘武器’:妇女们的应对措施”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分析了1980年代独生子女政策在西村的实施。在这一过程中受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影响,西村的家庭结构与规模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与80年代的婚姻形式变化有关,也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关,而这最终导致了新的生育观念的形成。通过历史人类学、妇女史和社会生活史的交叉研究,以及与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的对话,论文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在西村的实施对西村传统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的改变并不大,为此我们就要重新评价计划生育的作用,以改变对妇女身体权和生命权的漠视;同时,由国家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推广的节育避孕方法应该向男性倾斜,以改变传统的男优女劣的身体文化;当然考察妇女地位的变化我们不能只从从夫居、从父姓和父系继承的家庭制度考察,而要从私人生活领域来考察,这样我们就能发现妇女的地位不断在变化,在家庭决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而妇女要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要积极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增加女性在村委会中的比例,这样才能掌握话语权。
二、如何理解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官员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理解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官员谈(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基本内涵 |
2.1.1 巡视的概念界定 |
2.1.2 巡视工作的基本属性 |
2.1.3 巡视工作制度体系构成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2.2.2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2.3 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
2.3.1 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 |
2.3.2 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2.3.3 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史考查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 |
3.1.2 建国初期的曲折前进阶段 |
3.1.3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
3.2.1 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3.2.2 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
3.2.3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
3.2.4 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 |
第四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创新发展 |
4.1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时代适应性 |
4.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巡视工作提供保障 |
4.1.2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巡视工作促进推动 |
4.1.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巡视工作相辅相成 |
4.1.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巡视工作深入发力 |
4.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 |
4.2.1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4.2.2 顺利实现巡视全覆盖 |
4.2.3 高效运用巡视成果 |
4.3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理论创新 |
4.3.1 巡视工作思想 |
4.3.2 巡视工作方针 |
4.3.3 政治巡视 |
第五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创新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两次修订完善 |
5.1.1 《巡视工作条例》2015 年的修订变化 |
5.1.2 《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的修改变化 |
5.1.3 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完善的现实意义 |
5.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基本原则 |
5.2.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
5.2.2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
5.2.3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
5.3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组织基础 |
5.3.1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
5.3.2 巡视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责 |
5.3.3 巡视组及其职责 |
5.4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5.4.1 巡视工作领导机关的纪律与责任 |
5.4.2 巡视工作配合部门的纪律与责任 |
5.4.3 巡视工作人员的纪律与责任 |
5.4.4 被巡视单位的纪律与责任 |
5.5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 |
5.5.1 巡视工作的两层客体 |
5.5.2 巡视工作手段及协调机制 |
5.5.3 巡视工作程序及流程模块化设计 |
第六章 巡视工作的未来发展 |
6.1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经验启示 |
6.1.1 坚持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 |
6.1.2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 |
6.1.3 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
6.1.4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 |
6.1.5 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正透明形象 |
6.2 新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6.2.1 巡视发现问题能力欠缺 |
6.2.2 巡视成果运用不够扎实 |
6.2.3 巡视监督网络尚未完备 |
6.2.4 巡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
6.2.5 巡视理论研究还显薄弱 |
6.3 巡视工作今后发展完善的路径探索 |
6.3.1 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
6.3.2 构建巡视监督网络 |
6.3.3 完善巡视制度建设 |
6.3.4 加强巡视理论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主题、方法、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行政执法依据的一般理论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内涵变迁 |
一、从“行政”到“执法” |
二、从“执法”到“执行” |
三、行政执法依据的概念分析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本土实践 |
一、行政执法依据与政策 |
二、行政执法依据与经验 |
三、行政执法依据与事实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理论基础 |
一、“政府法治论”的要义勾勒 |
二、“政府法治论”的介入理据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的路径选择 |
一、路径解析 |
二、路径面向 |
第二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律逻辑——依法律执行 |
第一节 依法律执行的概念界定 |
一、依法律执行的概念分析 |
二、依法律执行的理念融合 |
第二节 依法律执行的设定缘由 |
一、宪法规范约束 |
二、行政法教义学限定 |
三、民主政治驱动 |
第三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外观 |
一、形塑法治政府的构建逻辑 |
二、营造法治政府的法律生态 |
三、确立法治政府的救济体系 |
四、构建法治政府的顶层设计 |
第四节 依法律执行的路径反思 |
一、路径反思的“合法性”质疑 |
二、路径反思的教义学评价 |
第三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政策逻辑——依政策执行 |
第一节 依政策执行研究的公法动因 |
一、行政法教义空间狭仄 |
二、规制派规范研究欠缺 |
三、执政党法治实践诉求 |
第二节 依政策执行概念的行政法理 |
一、政策的行政法意涵 |
二、依政策执行的法概念界定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分析框架 |
第三节 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现实挑战 |
一、依政策执行路径的矛盾性 |
二、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必要性 |
三、依政策执行路径的可行性 |
第四节 依政策执行内核的规范重整 |
一、党的政策与日常法制 |
二、党内法规与合宪合法 |
三、理想模型与日常法治 |
第四章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选择的互动与冲突: 基于个案的验证 |
第一节 背景说明 |
一、街道办事处的职权演变 |
二、项目开竣工时间的法律规定 |
第二节 请示及其类型化的法律之维 |
一、作为载体的请示 |
二、作为公文的请示 |
三、作为惯例的请示 |
第三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交互逻辑 |
一、行政法事实与行政法规范的话语转换 |
二、依法律执行与依政策执行的规范替代 |
三、法律缺席与政策出场的权力逻辑 |
第四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治挑战 |
一、行政效率价值缺失 |
二、法律规则隐藏漏洞 |
三、立法规制选择偏好 |
四、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
五、回避承担行政责任 |
第五章 行政执法依据选择路径的未来展望 |
第一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规范取向 |
一、路径选择的权利逻辑 |
二、行政执法的政治驱动 |
三、政策功用的权利指引 |
四、权利指向的行政执法 |
第二节 行政执法依据路径的法实效保障 |
一、选择依据的价值目标 |
二、党的领导权的实现方式 |
三、党的执政权的行政法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德国媒体中的中国形象研究现状 |
1.2.1.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1.2.1.2 德国的研究现状 |
1.2.2 《德华日报》的研究现状 |
1.3 资料范围与研究问题 |
1.4 论文结构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设计 |
2.1 国家形象概念的解释及界定 |
2.1.1 形象 |
2.1.2 国家形象 |
2.2 跨文化认知与国家形象 |
2.3 内容分析方法 |
2.3.1 定义 |
2.3.2 目标 |
2.3.2.1 描述报道 |
2.3.2.2 推断社会现实 |
2.3.3 研究步骤 |
2.4 质性分析软件MAXQDA |
2.5 分析设计 |
第3章 《德华日报》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3.1 《德华日报》的前身:《德文满洲日报》(1929.12-1930.8) |
3.1.1 艰难的创刊 |
3.1.2 办报宗旨 |
3.1.3 版面内容设置 |
3.1.4 停刊原因 |
3.2 《德华日报》(1930.10-1939.9) |
3.2.1 创办及发展 |
3.2.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3.2.3 版面内容设置 |
3.2.4 洪涛生和《德华日报》 |
3.3 更名后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1939.10-1945.6) |
3.3.1 更名后的发展 |
3.3.2 受众和发行范围 |
3.3.3 版面内容设置 |
第4章 中国报道的定量分析 |
4.1 报道总量与频率 |
4.2 报道议题分布 |
4.3 通讯社消息 |
4.4 中国报刊摘译 |
第5章 中国形象建构 |
5.1 政治形象:内忧外患、无法统一 |
5.1.1 内战纷争 |
5.1.1.1 持续的军阀混战与地方叛乱 |
5.1.1.2 严重的派系斗争 |
5.1.1.3 “危险”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围剿” |
5.1.2 国际争端 |
5.1.2.1 废除治外法权的斗争 |
5.1.2.2 中日冲突 |
5.2 社会形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 |
5.2.1 自然灾害 |
5.2.2 鸦片问题 |
5.2.3 猖獗的匪患 |
5.2.4 苦难的民众 |
5.3 经济形象:衰退落后 |
5.3.1 受战乱破坏的产业 |
5.3.2 苛捐杂税 |
5.3.3 失业问题 |
5.3.4 受质疑的工业计划 |
5.3.5 中德贸易 |
5.4 交通形象:努力建设 |
5.4.1 公路 |
5.4.2 铁路 |
5.4.3 航空 |
第6章 中国形象成因探析 |
6.1 主观因素 |
6.1.1 德国对华政策和国家利益 |
6.1.2 德国驻华外交机构的控制 |
6.1.3 德国经济利益 |
6.1.4 欧洲中心主义 |
6.1.5 西方新闻理念 |
6.1.6 报纸的商业利益 |
6.1.7 个人因素 |
6.2 客观因素 |
第7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引用的《德华日报》中国报道列表 |
附录二:引用的《德华日报》/《德文日报》其他文章列表 |
附录三:引用的《德文满洲日报》文章列表 |
附录四:引用的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名录 |
(4)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及其行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及其扩容 |
(一)概念界定 |
(二)地方立法权的扩容历程 |
二、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的主要动因 |
(一)央地关系法治化的需要 |
(二)社会经济发展催生更大的立法需求 |
(三)由“统治”转向“治理” |
(四)规范自身的“目的缝隙” |
三、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基础与限度 |
(一)分权思路下央地关系的稳定与紧张 |
(二)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基础与限度 |
四、当代中国扩容后的地方立法权行使的主要问题 |
(一)备案审查的难题 |
(二)立法趋同的老问题 |
(三)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
五、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后的主要承接机制 |
(一)完善备案审查制度 |
(二)突出地方立法的特色 |
(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
(四)明确地方立法主体间的立法职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 |
后记 |
(5)中共执政守法的实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的内涵界定 |
2.1 守法主体 |
2.1.1 党的组织 |
2.1.2 党员 |
2.2 守法方式 |
2.2.1 积极守法与消极守法 |
2.2.2 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 |
2.3 守法客体 |
2.3.1 国家法律体系 |
2.3.2 党纪体系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实现带头守法的必要性 |
3.1 实现带头守法面临的现实困境 |
3.1.1 不守法现象普遍存在 |
3.1.2 不守法后果极其严重 |
3.2 实现带头守法面临的理论瓶颈 |
3.2.1 人治思维的泛滥 |
3.2.2 法治思维的缺失 |
3.2.3 在依法治国中的角色定位偏差 |
3.3 实现带头守法面临的固有制度缺陷 |
3.3.1 制度建设的制定和实施环节问题突出 |
3.3.2 党纪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缺乏衔接机制 |
3.3.3 中国共产党监督机制不完备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带头守法的实现路径 |
4.1 大政方针的制定程序上要实现带头守法 |
4.1.1 充分体现民主 |
4.1.2 主动听取多方专家意见 |
4.1.3 任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
4.2 党纪和国法的制定上要实现带头守法 |
4.2.1 制定标准是否符合宪法并保障人权 |
4.2.2 党纪要严于国法并注重党员应有权利 |
4.2.3 构建合理的党纪与国法之间的衔接制度 |
4.2.4 充分吸纳专家等参与制定程序协调党纪和国法 |
4.3 党纪和国法的实施上要实现带头守法 |
4.3.1 带头守法之领导立法 |
4.3.2 带头守法之保证执法 |
4.3.3 带头守法之支持司法 |
4.4 构建保障带头守法的多元配套性机制体系 |
4.4.1 党内奖惩考评制度机制 |
4.4.2 中国共产党权力监督体系机制 |
4.4.3 党内法律顾问制度 |
4.4.4 党内守法信用档案体系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6)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三、主要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和历史源起 |
第一节 信访的相关概念辨析 |
一、信访与信访工作 |
二、越级上访与非正常上访 |
三、信访调解与司法诉讼 |
第二节 信访的历史源起 |
一、中国古代社会信访 |
二、中国近代社会信访 |
三、中国现代社会信访 |
第三节 信访的主要功能 |
一、政治参与功能 |
二、权力监督功能 |
三、矛盾化解功能 |
四、权利救济功能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相关思想 |
二、毛泽东关于内部矛盾的主要思想 |
三、毛泽东关于利益矛盾的主要思想 |
四、毛泽东关于敌对矛盾的主要思想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发展轨迹 |
一、毛泽东思想中的信访理论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信访思想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的理论支点 |
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
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
四、巩固稳定的基层政权建设观 |
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探索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曲折探索 |
一、信访制度的建立(1949—1966) |
二、信访制度的破坏(1966—1976) |
三、信访制度的恢复(1976—1982)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信访工作实践的创新发展 |
一、信访工作秩序的初始规范(1982—1995) |
二、信访工作法规政策的健全(1995—2005) |
三、信访工作机制方法的创新(2005年至今) |
第四章 信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 |
第一节 信访出现的突出问题 |
一、信访量持续高位运行 |
二、集体访逐渐成为信访主流 |
三、非正常上访日益突出 |
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
第二节 信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一、信访服务的观念不强作风不实 |
二、信访接待的进口过宽出口不畅 |
三、信访部门的职能缺位行为越位 |
四、信访问题的内容繁杂处理复杂 |
五、信访人法治思维滞后行为偏执 |
第三节 信访问题凸显的成因 |
一、制度性因素 |
二、体制性因素 |
三、法治性因素 |
四、观念性因素 |
第五章 创新信访工作的对策 |
第一节 强化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纪律要求 |
一、强化党的纪律,切实坚持党对信访工作领导 |
二、强化宗旨观念,切实改进党员干部工作作风 |
三、强化公平正义,切实坚持依法依规处理问题 |
四、强化责任追究,切实坚持有错必纠违法必究 |
第二节 创新信访工作方式 |
一、改变方式拓宽群众信访渠道 |
二、夯实基础做好信访源头治理 |
三、整顿秩序规范信访工作行为 |
四、多措并举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
第三节 完善信访工作机制 |
一、建立常态的宣传教育疏导工作机制 |
二、建立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机制 |
三、建立高效的信访事项处理工作机制 |
四、建立科学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机制 |
第四节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 |
一、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理论依据 |
二、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法律依据 |
三、信访工作法治化的现实依据 |
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路径分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研究导论 |
第一节 问题域、研究范畴及研究意义 |
一、问题引入 |
二、学理思辨 |
三、理论意义 |
四、实践意义 |
第二节 文献分析 |
一、文献的定类与定量 |
(一)第一类——关于领袖的研究 |
(二)第二类——关于权威的研究 |
(三)第三类——关于领袖权威的研究 |
二、文献的定性 |
第三节 解释框架的构建 |
一、论证框架 |
二、逻辑建构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 |
(二)新制度主义与结构功能研究法 |
(三)定量、定性研究法 |
(四)跨学科研究法 |
(五)案例研究法 |
(六)比较研究法 |
(七)文献研究法 |
二、理论创新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概念界定 |
第一节 领袖 |
一、领袖 |
(一)领袖词源的学理考察 |
(二)领袖概念的厘定 |
(三)领袖的分类 |
二、政党的领袖 |
(一)政党 |
(二)政党的领袖 |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
第二节 权威 |
一、权威 |
(一)权威词源的学理考察 |
(二)权威概念的厘定 |
(三)权威的分类 |
二、政党领袖的权威 |
(一)政党、权威的一元理论连接 |
(二)政党、领袖、权威的二元理论连接 |
(三)政党领袖的内生、外生权威与内生、外生变量 |
(四)政党领袖权威的特点 |
(五)政党领袖权威的作用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内涵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客观实在性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概念的界定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外延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与中央权威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与党内民主 |
(三)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与依法治国 |
(四)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与群众路线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理论解析 |
第一节 系统论——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理论框架 |
一、权威形态体系与新制度主义的融合 |
(一)权威理论的建构 |
(二)新制度主义的融合 |
二、政党政治的分析框架 |
(一)政党、国家、社会的基本分析结构 |
(二)结构与功能——关于研究对象的导入 |
三、历史与文化、个体与群体分析结构 |
(一)历史与文化——基于政治生态的视角 |
(二)个体与群体——基于政治心理的视角 |
第二节 发生论——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生成机制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内生权威 |
(一)领袖职务 |
(二)领袖思想 |
(三)领袖素养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外生权威 |
(一)历史的需要 |
(二)政党的凝聚 |
(三)社会的认同 |
第三节 权变论——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影响变量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内生变量 |
(一)党内民主的耦合 |
(二)纵横分权的架构 |
(三)政党精英的兴替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外生变量 |
(一)政治作风——领袖权威的形象嵌入 |
(二)政治作为——领袖权威的绩效嵌入 |
(三)政治认同——领袖权威的文化嵌入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历史考察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领袖权威 |
一、领袖权威的生成 |
二、领袖权威的发展 |
三、领袖权威的巩固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建设时期的领袖权威 |
一、领袖权威的继承 |
二、领袖权威的强化 |
三、领袖权威的突变 |
四、领袖权威的衰退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改革时期的领袖权威 |
一、领袖权威的重塑——内生权威 |
二、领袖权威的重塑——外生权威 |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历史分析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客观优势 |
(一)前进与先进——人类历史的推动 |
(二)核心与旗帜——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具象 |
(三)传统与遗产——历史文化优势的法理形塑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变移的破译 |
(一)权威的动态性 |
(二)权威的稳定度 |
三、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推广价值 |
(一)“Charisma”型领袖权威的理论推广 |
(二)革命型、改革型领袖权威的政治镜像 |
四、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历史启示 |
(一)历史与文化的种差 |
(二)法理权威的制度形塑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现实分析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新挑战与新要求 |
一、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新挑战 |
(一)政党现代化 |
(二)文化多元化 |
二、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的新要求 |
(一)领袖的革新 |
(二)权威的更新 |
第二节 加强领袖集团的政治统领 |
一、领袖集团——自身建设 |
(一)领袖集团的能力素质 |
(二)领袖集团的作风形象 |
(三)政党精英的更迭输送 |
二、领袖集团——政党整合 |
(一)思想凝聚力——意识形态的嵌入 |
(二)组织内聚力——权力架构的嵌入 |
(三)纪律约束力——党规党纪的嵌入 |
(四)政治信仰力——目标纲领的嵌入 |
(五)形象威慑力——战略思维的嵌入 |
第三节 改善领袖集团的施政实践 |
一、施政方式 |
(一)科学施政 |
(二)民主施政 |
(三)依法施政 |
二、施政内容 |
(一)社会再整合 |
(二)经济再驱动 |
(三)改革再发力 |
第四节 优化领袖权威的认同体系 |
一、以人为本的权威认同体系 |
(一)人民权威 |
(二)人本关怀 |
二、法理内涵的权威认同体系 |
(一)政治制度 |
(二)政治文化 |
(三)政治绩效 |
结论 |
一、论证中的主要观点 |
二、权威博弈的三个维度 |
(一)好“制度”还是好“领袖”? |
(二)趋“魅力”还是趋“法理”? |
(三)要“民主”还是要“权威”? |
三、结语与展望——“法”与“魅”的制度嵌入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重要文件 |
四、外文着作 |
五、中文期刊 |
六、学位论文 |
七、报纸文章 |
八、电子文献 |
后记 做一名维护中央权威的坚定前行者 |
致谢 |
(8)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和意义 |
(一) 研究背景及选题缘由 |
(二) 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研究 |
(二) 国内外对领导力变革的研究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及创新与不足 |
(一) 研究内容及研究重点 |
(二) 本文的创新点 |
(三) 本文的不足之处 |
第一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一、相关概念及本文的界定 |
(一) 转型与变革 |
(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三) 领导力变革 |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关系 |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领导力变革的动力源 |
(二) 领导力变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助推器 |
(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对领导力变革提出挑战 |
三、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理论基础 |
(一) 渐进式转型理论 |
(二) 变革型领导理论 |
(三) 魅力型领导理论 |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的必然性与可行性 |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的必然性 |
(一) 党的领导力变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前提 |
(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领导力变革同步跟进 |
(三) 党对经济转型的领导依托于相关制度的供给 |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的可行性 |
(一) 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领导力变革的可能 |
(二) 领导力变革引领并且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
(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领导力变革现实且可行 |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领导力变革的实践要义 |
(一)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领导力变革的出发点 |
(二)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领导力变革的落脚点 |
(三)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下领导力变革的实践特性 |
第三章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力变革的演进与经验教训 |
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经济领导力变革的演进过程 |
(一) 计划经济“重工轻农”时期的领导力变革(1949-1978) |
(二) 探索“经济建设新路”时期的领导力变革(1979-1991) |
(三) 经济增长向质量型转变时期的领导力变革(1992-2002) |
(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期的领导力变革(2003-2011) |
(五) “三期叠加”经济新常态下的领导力变革(2012—至今) |
二、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 |
(一) 党在执政条件下要把领导经济发展当成首要的任务 |
(二) 发展效果上要坚持追求数量增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 |
(三) 思想上要实现领导政绩考核与经济发展标准的统一 |
(四) 科技上靠提高科技含量实现向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变 |
(五) 体制上需扭转利益格局失衡使经济向均衡发展转变 |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存在的问题 |
(一) 能力不足与赶超发展相悖 |
(二) 民意难顺与主人地位相悖 |
(三) 决策近视与持续发展相悖 |
(四) 因循守旧与创新发展相悖 |
(五) 权力寻租与社会稳定相悖 |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存在问题的原因 |
(一) 观念陈旧落后严重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二) 追求“显绩”忽略“潜绩”短视经济转变 |
(三) 用人上德才观偏废耽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四) 领导干部知识恐慌乏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五) 圈子里潜规则至上破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六) 领导干部心浮气躁贻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发展的趋势 |
一、由管制型转向简约型 |
(一) 简约领导与简政放权的内涵及特点 |
(二) 简约领导与传统领导的区别 |
(三) 新常态下简政放权的意义 |
(四)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 |
二、由官僚型转向服务型 |
(一) 服务型领导的内涵 |
(二) 善于服务是领导力变革的根本 |
(三) 党的领导力变革首要体现是政府角色的双重转型 |
(四) 服务是社会主义领导的特殊本质 |
三、由集权型转向共享型 |
(一) 共享领导的内涵 |
(二) 两种领导类型的利弊分析 |
(三) 共享领导的价值 |
四、由空谈型转向务实型 |
(一) 务实领导的内涵 |
(二) 务实领导的核心内容 |
(三) 务实领导的现实价值 |
第六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发展的框架 |
一、战略管控力 |
(一) 战略及定力与战略管控力的涵义 |
(二) 战略管控力的理论依据 |
(三) 战略管控力的提升 |
二、经济平衡力 |
(一) 平衡力及平衡状态与经济平衡力的涵义 |
(二) 稳增长与调结构的矛盾及其解决 |
(三) 国外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启示 |
三、创新驱动力 |
(一) 引擎与双引擎助力双中高的涵义 |
(二) 改造传统引擎 |
(三) 打造创新引擎 |
(四) 创新驱动力的时代价值 |
四、愿景感召力 |
(一) 愿景与愿景感召力的涵义 |
(二) 愿景感召力的特点 |
(三) 愿景感召力的作用 |
五、法治践行力 |
(一) 践行和法治践行力的涵义 |
(二) 法治践行力的特点 |
(三) 法治践行力的实质 |
六、民生惠及力 |
(一) 民生惠及力的涵义 |
(二) 民生惠及力的特点 |
(三) 民生惠及力的实质 |
第七章 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领导力变革的经验与启示 |
一、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的成功经验 |
(一) 建立健全领导力变革长效开发机制 |
(二) 调整完善政策法规保障领导力发展 |
(三) 规范领导力开发方法路径应多元化 |
(四) 关注领导力开发中的本土文化因素 |
二、国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领导力变革带给我们的启示 |
(一) 通过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
(二) 重视教育推进科学技术进步 |
(三)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有效作用 |
(四) 汲取对环境资源破坏的教训 |
第八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的实现途径 |
一、以包容并蓄培养领导力变革 |
(一) 包容性发展与包容领导力的内涵 |
(二) 包容领导力的作用 |
二、以道德规范修成领导力变革 |
(一) 道德规范之于领导的重要性 |
(二) 道德规范是改变领导力的有效手段 |
三、以变革胆识完成领导力变革 |
(一) 以变商提高发展领导力变革 |
(二) 以胆商提高促成领导力变革 |
四、以能力转型促进领导力变革 |
(一) 领导能力转型的必要性 |
(二) 转变观念是领导能力转型的关键 |
五、以制度完善保障领导力变革 |
(一) 制度创新对于党的经济领导力变革的重要性 |
(二) 干部任免从“委任制”到“责任制”的转变 |
六、以实践锻炼成就领导力变革 |
(一) 注重实践是领导力变革的根本 |
(二) 实践是实现领导力变革的必由之路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9)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1. 选题的缘起 |
2. 研究的意义 |
(二) 文献综述 |
1. 国内研究现状 |
2. 国外研究现状 |
(三) 研究方法、写作框架和创新之处 |
1. 研究方法 |
2. 写作框架 |
3. 创新之处 |
一、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背景简述 |
(一) 理论背景简述 |
1.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思想 |
2.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廉政思想 |
(二) 实践背景简述 |
1. 党长期执政面临的考验和危险 |
2. 反腐败的形势更加严峻 |
3. 个人的成长和从政经历 |
4.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客观要求 |
二、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内容体系及思想特色探讨 |
(一) 内容体系 |
1. 思想上高度重视,对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零容忍” |
2. 指导方针具体明确,标本兼治 |
3. 任务部署提纲挈领,抓住热点难点和重点 |
4. 组织领导权责分明,落实“两个责任”,完善“两个为主” |
5. 目标追求志存高远,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
(二) 思想特色 |
1. 创新性 |
2. 系统性 |
3. 务实性 |
4. 科学性 |
5. 人民性 |
三、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的价值分析 |
(一) 理论价值 |
1. 继承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 |
2. 发展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 |
3. 创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理论 |
(二) 实践价值 |
1. 指导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实际工作 |
2. 提升了中共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
参考文献 |
后记 |
(10)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运用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四节 村庄的选择与调查过程 |
第五节 章节安排与内容 |
第二章 西村概况与村落传统生育文化 |
第一节 西村建制与自然环境 |
第二节 农作物生产与性别分工 |
第三节 人口、姓氏与家庭结构 |
第四节 村庄政治结构 |
第五节 西村传统生育文化 |
小结 |
第三章 新观念与旧思想的碰撞:计划生育的开端(1950-60年代) |
第一节 妇女的处境:两种生产的冲突 |
第二节 计划生育的开端:妇女与国家 |
第三节 节育知识的宣传:新观念的传播 |
第四节 不尽人意的结果:旧思想的顽固 |
小结 |
第四章 由犹豫到接受: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1970年代) |
第一节 计划生育工作组入村 |
第二节 阻力与压力:计划生育任务的落实 |
第三节 对身体的控制:各种节育方法的使用 |
第四节 两位结扎者(绝育者)背后的故事 |
小结 |
第五章 冲突与妥协:独生子女政策与新型生育文化(1980年代) |
第一节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西村妇女 |
第二节 风暴来临:独生子女政策的登场 |
第三节 沉重的肉身:妇女们的压力 |
第四节 弱者的“武器”:妇女们的应对措施 |
第五节 家庭结构的变化与新型生育观的形成 |
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主要访谈人员相关信息 |
附录二: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如何理解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官员谈(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D]. 肖云峰. 河北大学, 2020(09)
- [2]行政执法依据及其路径研究[D]. 郝炜. 山东大学, 2019(02)
- [3]《德华日报》视角下的中国形象(1930-1933)[D]. 常璇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当代中国地方立法权扩容及其行使问题研究[D]. 王凤. 吉林大学, 2018(12)
- [5]中共执政守法的实现机制研究[D]. 殷红阳. 湖南大学, 2017(07)
- [6]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信访理论与实践研究[D]. 刘厚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8)
- [7]中国共产党领袖权威研究[D]. 王冠丞.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视阈下领导力变革研究[D]. 王艳珍. 辽宁师范大学, 2015(06)
- [9]习近平反腐倡廉重要论述研究[D]. 田沙沙.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8)
- [10]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 ——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D]. 胡桂香.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