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杂交小麦走向实用化生产(论文文献综述)
欧阳亦聃,陈乐天[1](2021)在《作物育性调控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前沿进展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物育性调控不仅直接影响作物的产量,同时也和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密切相关.本文总结了作物雄性不育和杂种不育的遗传基础和分子调控机制的研究进展,介绍了细胞质雄性不育及三系杂交育种应用,光温敏雄性核不育系的建立及两系杂交育种应用,作物智能不育分子设计育种体系的建立及其应用以及作物杂种育性的调控机制及其对远缘杂交育种的应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作物育性调控研究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面临的瓶颈与对策,并展望了作物育性调控和杂交育种技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战略布局.
李小童[2](2015)在《油菜化学杀雄杂交制种新体系构建》文中研究表明油菜是我国最重要的油料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是提高其产量和含油量的重要途径,建立有效的杂交制种体系是油菜杂种优势利用至关重要。化学杀雄杂交制种是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许多优点,也存在一些缺陷。由于杀雄不彻底而导致母本自花授粉结实、因而降低杂种纯度是化学杀雄杂交制种法的一个主要缺点。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提出了一个油菜化学杀雄杂交制种的新思路,即用化学杀雄剂对母本进行杀雄,用抗除草剂的品种作父本对其进行授粉杂交,获得杂种,再在育苗时用抗除草剂喷洒杂交种子萌发的幼苗以清除非杂种苗,从而可以保证大田生产栽培的幼苗均为真正的杂种苗,可以确保F1代的杂种优势。为了开展相关研究,本课题开展了以下研究工作:1、油菜新种质12WH318的抗除草剂性状遗传与分子机制研究本课题组选出的油菜新种质12WH318具有抗除草剂咪唑啉酮的特性。通过12WH318与4个除草剂敏感型油菜品种进行正反交、F1自交、F1代与12WH318回交,并测定杂交F1、自交F2和回交一代BC1植株的抗咪唑啉酮能力,证明了 12WH318抗咪唑啉酮的特性是由一对核基因控制,呈完全显性遗传,无细胞质效应。由于咪唑啉酮类除草剂的作用靶标是乙酰乳酸合成酶(ALS),利用同源克隆方法从12WH318和3个非抗性油菜品种中获得了油菜BnALS基因家族中3个基因,BnALS1、BnALS2和BnALS3。序列分析发现12WH318的BnALS2和BnALS3序列与非抗性油菜的BnALS2和BnALS3序列完全一致,而12WH318的BnALS1在+1913位碱基由G突变为A,致使蛋白序列的第638位氨基酸由丝氨酸变为天冬酰胺酸。基因表达分析表明,除草剂处理后12WH318叶片中BnALS1表达量急剧升高,但4天后的表达量与对照无显着差异。2、油菜双单倍体的再生为了改良12WH318的生育期,提高抗除草剂父本的综合性状和配合力,选用4个(Lisandra×12WH318)×Lisandra、(ZS9×12WH318)×ZS9、(ZS1O×12WH318)×ZS10 和(QY14×12WH318)×QY14组合的BC1分离世代群体作为材料进行了小孢子离体培养。结果表明只有(ZS1O×12WH318)×ZS10组合的小孢子成功再生了单倍体植株,用2.5 g/L秋水仙碱处理5 h对213株单倍体植株进行加倍后,移栽至大田存活149株,存活率为70.0%,可育自交结实57株,加倍率为38.3%。DH群体的获得为培育综合性状优良的抗除草剂父本品种提供了选育材料。3、转抗除草剂基因油菜种质Z7B10的来源基础利用农杆菌介导法将抗除草剂基因bar转入除草剂敏感型油菜品种中双7号中,获得了再生植株。利用PCR方法对再生植株进行鉴定,筛选得到转基因植株。进一步用Sothern blot方法测定了部分转基因植株中的bar基因拷贝数,筛选得到了单拷贝的转基因植株。对其中一株进行套袋杂交,获得了纯合的转基因株系Z7B10,并对其进行除草剂的抗性与耐性试验。4、新型油菜化学杀雄杂交体系技术研究在花粉单核期,用 4 个苯磺隆浓度(0.00 mg/L、0.05 mg/L、0.075 mg/L、0.10 mg/L)喷施中双7号、中双9号、中双11号、恩油4号、青油14号和绵航油9号等6个甘蓝型油菜品种的叶面,通过考察各个油菜品种处理植株的花粉败育情况、生理指标、农艺性状和含油量等指标,确定苯磺隆喷施的最适浓度为0.1 mg/L。以中双4号、中双10号和中双12号为母本,用0.1 mg/L苯磺隆对其进行化学杀雄,分别与抗草胺胜的转基因株系Z7B10(父本)进行杂交,杂种产量分别为652.8±75.15 kg/hm2(中双4号为母本)、589.8±42.75 kg/hm2(中双 10 号为母本)和 469.2±88.5 kg/hm2(中双 12 号为母本)。3个组合杂种播种萌发后,在3-4叶期喷施0.1 mg/L除草剂,假杂种全部死亡,而真杂种成活很好;3个组合的杂交种纯度分别为89.64%±1.06%(中双4号为母本),79.28%±6.58%(中双10号为母本)和81.29%±2.99%(中双12号为母本)。杂交种播种后喷施除草剂除草的同时消灭了假杂种,从而保证了杂种群体的纯度,解决了化学杀雄制种纯度不高的难题。
翁群珠[3](2014)在《几类小麦雄性不育系线粒体DNA的AFLP标记及SCAR转化》文中认为小麦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杂种优势的研究与利用对于小麦品质和产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细胞质雄性不育(CMS)是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重要途径,也是其主要的授粉控制系统。因此,研究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分子机理对创建、鉴定和利用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统,培育超高产杂交作物新品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是一种核质互作的遗传现象,目前研究表明,线粒体基因组是细胞质雄性不育胞质因子的主要载体,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与线粒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线粒体基因组的变异性很可能涉及到不育系育性本质的改变,因此对线粒体基因组的分析,在揭示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分子机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具有黏果山羊草、偏凸山羊草和斯卑尔脱小麦不育细胞质的不育系及其保持系为材料,研究了这几类小麦雄性不育系线粒体DNA的AFLP标记及SCAR转化,获得下述重要结果:(1)首先根据醇溶蛋白间的差异,鉴定了供试材料遗传背景。结果表明,供试的三种类型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的重复个体之间遗传相似系数为1,而且不育类型之间的遗传相似系数也为1,说明保存的试验材料种子纯度高,通过25代以上的回交,它们之间以及和亲本之间的遗传相似度都很高,核基因背景相当一致。(2)本试验采用64对引物组合对供试同核异质小麦雄性不育系及其保持系材料进行扩增,其中13对引物表现出多态性扩增。总共扩增出682条条带,其中113条为多态性条带。(3)AFLP引物组合E8/M5只在黏类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ms (Kots)-90-110和ms (Kots)-8222中扩增出特异条带,片段大小约为300bp。(4)基于AFLP标记结果,对扩增出的特异性条带进行回收、测序,设计特异SCAR引物;然后,对其同核异质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进行扩增,仅在黏类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扩增出一条198bp的特异性片段;其结果与小麦线粒体基因组有很高的同源性(同源性为99%),这表明已成功地将AFLP标记转化为操作简便、表现稳定的SCAR标记,可以用于黏类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也为小麦细胞质种性鉴定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严方超[4](2014)在《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之下,我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逐步高升,创造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奇迹。国家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加、科技应用能力稳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改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华民族正在崛起。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现阶段我们国家的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很艰巨,依然有大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之下。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工作的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注重增强扶贫对象的自我开发,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制约发展中突出问题的解决,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科技扶贫作为扶贫开发的一种重要的手段,自1986年首次提出以来,在农村的扶贫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现阶段我国扶贫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科技扶贫方式的研究,从创新的视角,将其与农业企业的成长结合起来,通过科技扶贫工作的开展,为农业企业的成长提供可行性的路径方案,进而达到推动农业企业的成长、活跃社会经济,带动整个扶贫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为扶贫大业做出贡献。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对文章的整体思路和框架进行简单的介绍,提出本文的背景、研究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图。第二章——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对科技扶贫、农业企业、企业成长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分析,作为现阶段农业企业成长的主要理论依据。第三章——我国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现状研究。通过对我国现阶段科技扶贫工作现状和与农业企业成长相关情况进行分析,指出科技扶贫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总结农业企业成长中的成功的经验,重点研究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同归对科技扶贫手段的归纳,构建科技扶贫效果的测评维度。第四章——国外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梳理。对国外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我国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路径构建提供可以借鉴的经验。第五章——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关系的分析。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科技扶贫有助于农业企业发展模式的创新,能够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以及信息等生产要素,能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帮助农业企业的发展构建起农业发展网络。同时,也指出农业企业的成长壮大反过来能够进一步的巩固科技扶贫开发的实践成果。第六章——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通过选取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地区,以其中的贫困大声省贵州作为分析对象,首先对其历年农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现阶段科技扶贫工作的整体环境有清晰的认识。然后在问卷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从定量的视角找出科技扶贫在促进农业企业成长中的问题,为路径构建打下基础。第七章——对策建议及结论展望。在对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之后,指出科技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应该为从内部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同时,通过科技扶贫的开展在外部为农业企业的发展构造良好的环境。最后,指出在新的扶贫开发形势下,新的问题层次不群,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路径需要不断得到创新。
朱世桂[5](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于澄宇[6](2009)在《植物化学杂交剂的作用特征与机理》文中研究表明用化学杂交剂(CHA)诱导植物雄性不育是杂种优势利用的重要方式之一,还可用于辅助育种等多种用途,但关键限制因素是新型高效CHA及其作用机理。本文以油菜为主要研究对象,验证乙酰乳酸合成酶(ALS,EC4.1.3.18)抑制型除草剂能筛选新型化学杂交剂的推断,并从生理机制上探讨化学杂交剂的作用特征及毒性机理,为开发新型CHA提供理论基础。得到的主要结果如下:1.CHA的筛选及效果评价1.1对于敏感性较高的油菜,本文所用26种除草剂中,22种可不同程度地诱导油菜雄性不育。从中筛选出2种效果最好的油菜化学杂交剂苯磺隆和酰嘧磺隆(发明专利ZL200610042886.1)。以0.2 mg/L-0.4 mg/L剂量处理甘蓝型油菜,产生95%-100%雄性不育率,两次喷药实现整个花期不育,药害程度较轻。苯磺隆或酰嘧磺隆处理能使3个环境敏感不育系达到完全不育,无明显药害。网室模拟化学杀雄制种试验所得杂交种的杂交率为98.2%。用CHA处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后制种种子纯度达到99.9%,表明CHA在化学杀雄制种和辅助三系制种方面具有很大应用潜力。苯磺隆也可以诱导芸薹属以及其他十字花科植物雄性不育,杀雄率能达到85%-100%。1.2对于单子叶植物小麦,本文所用多数麦田除草剂不能诱导雄性不育,只有咪草烟(专利申请号:200810231884.6)和草甘膦诱导雄性不育率均超过95%,但是草甘膦副作用较大。咪草烟对18个参试品种(系)的诱导雄性不育率都大于95%,剂量与品种之间有一定互作效应。咪草烟也能诱导禾本科的大麦、玉米达到100%不育。以上3种CHA的发现说明从磺酰脲类、咪唑啉酮类除草剂中筛选超高效CHA是可行的。2.化学杂交剂的靶标研究2.1酰嘧磺隆剂量与油菜下胚轴生长、ALS活性呈现显着负相关。在酰嘧磺隆处理油菜之后,ALS酶离体活性首先有小幅度升高,然后开始下降。表明ALS基因表达水平应激性提高,但随后蛋白合成整体水平下降导致ALS酶蛋白减少。不敏感品种82089酶活性稍高于敏感品种Qinyou3,且酶活力恢复快于Qinyou3。花蕾和雄蕊的ALS活力高于成熟叶片,但受酰嘧磺隆处理后下降幅度更大,这可能是CHA具有部位选择性的原因。采用不同ALS抑制剂处理油菜、小麦,杀雄活性高的除草剂对ALS活性抑制持续性大于杀雄效果差的除草剂,而高剂量的抑制效应又大于低剂量。表明这些CHA的作用靶标就是ALS。由于ALS是植物三种支链氨基酸合成途径的关键酶,通过ALS抑制剂中筛选、合成新型超高效CHA是可行的。2.2根据油菜乙酰乳酸合成酶基因设计16条引物,对16个品种的DNA模板进行扩增,发现ALS基因有多态性,但聚类结果不能清楚反映品种之间的遗传距离,也没有找到决定酰嘧磺隆敏感性的ALS基因位点。2.3酰嘧磺隆、酰嘧磺隆+支链氨基酸、环丙二羧酸(酮醇酸还原异构酶的特异抑制剂)三种处理都使得油菜花蕾游离氨基酸总量比对照提高1倍以上。说明CHA处理导致生长抑制,蛋白质的转换引起游离氨基酸总量变大,氨基酸比例失衡。对经过CHA处理的油菜植株,从叶面、花蕾等不同部位持续补给支链氨基酸,不能使育性恢复。3.酰嘧磺隆诱导油菜雄性不育的细胞学特征3.1用整体透明技术观察,酰嘧磺隆处理油菜具有接近正常的胚珠数量和发达的乳突结构,败育花药内小孢子数目减少,而且大都破裂变形。3.2诱导不育油菜的显微结构特征为:败育花药在小孢子发育早期不同阶段都有异常;花粉母细胞变形,细胞质收缩,出现空腔;四分体残缺不全;单核期小孢子畸形,细胞内容物基本消失。也有绒毡层异常膨大、绒毡层液泡化、提前解体或异常增生等现象。3.3超微结构显示:诱导不育油菜的部分花粉母细胞核膜破裂,核仁散碎,细胞质分解,体积收缩。部分花粉母细胞可以通过减数分裂,但产生的小孢子内有明显的线粒体、质体降解、吞噬等现象。绒毡层结构混乱,内容物残缺不全,没有绒毡层小体,造油体中颗粒呈破裂或者空瘪状。而且叶片、花药表皮、内壁细胞的叶绿体和质体空瘪,基粒片层破坏。4酰嘧磺隆诱导雄性不育的生理生化特征4.1酰嘧磺隆对油菜保护酶POD、CAT活性、以及体内毒素过氧化氢、丙二醛含量产生影响,敏感品种秦油3号和非敏感品种82089的反应不同。除草剂解毒相关的谷胱甘肽转移酶在酰嘧磺隆处理之后活性下降,然后有所回升并超过初始水平。非敏感品种82089不论叶片还是花蕾,活性降低水平低于敏感性品种Qinyou3,后来提高幅度又大于Qinyou3。这些区别有可能是形成品种间敏感度差异的原因之一。4.2酰嘧磺隆处理花蕾的丙酮酸、可溶性糖、叶绿素含量、类胡萝卜素含量、可溶性蛋白、DNA含量下降,花药DNA呈现弥散状凝胶电泳图谱。处理过的油菜光合速率有下降趋势,但是非敏感品种82089和D89比敏感品种Qinyou3和656下降缓慢,基本保持在原水平,表明光合作用下降也是雄性不育发生的特征之一。4.3在酰嘧磺隆处理油菜后喷施抗坏血酸、亚硫酸氢钠、硫代硫酸钠、过氧化氢、水杨酸、硝酸银、尿囊素、赤霉素等,均没有改变育性。补加乙烯利有助于缩短花期。利用酰嘧磺隆+PV+CMCNa+助剂配制的缓释剂处理油菜,提高药物使用剂量,延长了杀雄效果。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出本文化学杂交剂的基本作用模式为:酰嘧磺隆、苯磺隆、咪草烟等化学杂交剂的作用靶标是乙酰乳酸合成酶,毒性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破坏氨基酸平衡、抑制细胞分裂,干扰DNA和蛋白质代谢、破坏叶绿体和质体结构、抑制光合作用、产生自由基等,最终对小孢子发育过程产生抑制作用。
党红敏[7](2009)在《陕西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强大动力,信息化成为全球开启新时代的重要标志与潮流。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的信息化、现代化是国家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有机结合,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信息服务的组织管理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基础建设阶段,21世纪以来,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阶段。“十五”期间,农村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得到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力度加大,信息服务组织体系基本健全,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不断增强,信息发布覆盖面逐步扩大,信息服务方式灵活多样。我国农业信息化虽然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陕西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但却不是一个农业强省。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程度不高,制约了陕西省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要求,也是加快推进陕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本论文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以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全面分析国内外农业信息服务现状和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发展情况的基础上,研究了陕西省现有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大学为中心的陕西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并围绕模式运行提出了对策措施建议。本文包括五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序论。阐明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对国内外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及相关研究动态做了述评,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第二章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研究的相关理论。界定了信息、农业信息以及农业信息服务的内涵及外延,研究了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内涵及要素组成。第三章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现状。总结了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现有模式及特点,包括服务站模式、龙头企业带动服务模式、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服务模式、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带动服务模式、农技“110”服务模式、农业信息网模式、移动农信通“12582”和联通电子农务模式、杨凌农高会模式等,分析了陕西省现有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优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后文提出新的适应陕西实际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提供事实依据。第四章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创新—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提出了构建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的指导思想、构建目标以及构建原则,并根据指导思想、目标以及原则,对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的内容从主体架构、信息结构、资源配置、技术环境、以及运作机制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五章新模式的运行保障措施建议。本章提出了保障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的对策和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政策资金保障;重视资源开发利用,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农技普及应用。
王可田[8](2006)在《汗滴禾下土——记我国杂交小麦育种专家张改生》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历史。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粮食的丰歉直接影响着王朝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运,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无不虔诚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粒粒普通的粮食养育了中国历史灿烂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开始种植农作物。据考证,麦子自秦汉时期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主要的粮食作物。“黍稷重(缪),禾麻菽麦”、“雉(句佳)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粮食不仅构成国计民生的物质基础,那一株株摇曳的庄稼还进入了古代文人的审美视野。21世纪的今天,我国农村人口已普遍解决了温饱,向小康迈进。但急剧增长的人口和有限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当前,国家已把粮食问题提升为安全问题。早在4000多年前,在杨凌这片沃土上,华夏农业始祖——后稷开始教民稼穑;4000多年后,同样在这块地方,一个以“西杂”系列小麦品种续写育种史的人,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他,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杂交小麦育种专家张改生教授。近日,记者专程前往杨凌对他进行了采访。
李秀峰[9](2006)在《共性技术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政府如何组织农业技术的供给,公共科研机构如何提供农业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应当如何与基础研究衔接,共性技术的研发和扩散如何管理,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运用共性技术理论,结合技术创新管理学、经济学和文献计量学等学科的原理和方法,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农业共性技术的概念、特点、地位、功能、结构、发育、进化以及知识产权和政府组织,为下一步农业共性技术政策制订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所指的农业共性技术主要指在农业行业内,由农业(或涉农)研发部门产生的技术。 本文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次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研究: 1.提出了农业共性技术的概念、识别方法及选择指标体系,研究明确了农业共性技术的结构和功能。本文定义,农业共性技术包括基础性共性技术和应用性共性技术,是一类开放性、通用性、阶段性和非独占性技术。本课题把农业共性技术作为一个技术类别,对其概念、特点、结构、进化和发育等进行了系统完整的研究,这是第一次对农业等领域的公益性共性技术进行的学术探讨。本文还通过对国家科技成果库近5年农业成果数据的分析,提出了农业基础性共性技术和应用性共性技术的结构。 2.认识了农业共性技术的进化和发育过程。本文分析了生物种质、农艺、工具、工程设施、肥料/施肥、植保/农药等6个共性技术群在历史上发生及其出现高潮的时间,并通过4个案例,分析了农业共性技术的发育过程,总结出发现型、发明型、引进集成型和组装配套型四类农业共性技术的发育模式。 3.系统地分析了农业共性技术的知识产权及其转移。本文在分析世界各国政府提出“允许R&D主体拥有知识产权”的权益性质和农业技术的知识产权范围的基础上,研究了农业共性技术转移中的转移实体、转移机制、转移过程和转移障碍等问题。 4.重点分析了我国农业共性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情况。本文回顾了我国农业研发机构的发展历程,总结了自1949年以来我国农业科研机构角色变化和科研机构之间协作等问题,并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与农业科技有关的国家科技计划的技术供给,然后对我国农业技术供给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提出了我国农业共性技术和国外主要水平差距之所在。
李道国[10](2006)在《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已经加入WTO,这意味着我国与种苗产业相关的活动,如新品种的引进或培育,必然要对《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承担义务并分享权益。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在1970年制定的《品种权保护法案》为育种者的品种创新行为提供了一个知识产权保护框架。这是最早的国际性植物知识产权保护法案,其影响以1978年及1991年的修改最为深远。我国于1999年4月23日正式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实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以UPOV公约1978年文本为蓝本制定的。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品种权保护为核心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立法依据主要援引欧洲大陆法系的成文法,力图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保护体系来保障育种投资者从其育成品种的利用和推广中收回其新品种的研究成本,为进一步的新品种研发投资积累必要的资金,从而使我国的植物育种行业有序、健康地发展。我国将在未来几年内加入UPOV公约1991文本,对现行品种权保护的制度效应展开研究,分析我国加入UPOV公约1991文本的利与弊,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将品种权保护制度与农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研究如何运用品种权保护制度眷顾“三农”,激励育种技术的持续创新,实现育种资源的有效配置,对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有着重大意义。 国外有关品种权保护制度对经济影响的研究已较深入,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而我国由于品种权保护制度实施至今不到7年,缺乏足够的时间序列观察变量来评价我国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缺乏相关的官方统计数据,因此,可供借鉴的文献较少。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入手,探讨现行的品种权保护体系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可能采取的策略。为此,本文将着重研究品种权保护对育种者激励的机制、育种投资优化的机理以及对农民增收的促进这三个有关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如果加入UPOV公约1991文本可能对农民收益造成的影响,同时构建博弈模型论证育种者与农民实现收益均衡的合约条件,最终为我国品种权保护体系的建设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 品种权保护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为了使本文的结论能实际说明问题,本文除使用相关政府部门的统计资料外,还通过实地调查与邮寄问卷调查来获取第一手资料作为数据分析的基础。具体而言,本文将研究现行的品种权保护制度是否有效地推动我国育种行业发展及促进农民增收,并考察我国与UPOV公约1991文本接轨可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以期为我国品种权保护制度建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具体的研究目标包括:识别现行的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激励育种者创新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重新配置育种投资的机制;识别现行的品种权保护制度下农民选用新品种的态度、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UPOV公约1991文本关于限制农民留种的规定对农民收益是否有显着影响;分析在UPOV公约1991文本框架下育种者收益与农民福利实现均衡的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二、我国杂交小麦走向实用化生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杂交小麦走向实用化生产(论文提纲范文)
(1)作物育性调控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前沿进展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 作物育性调控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1.1 细胞质雄性不育及三系杂交育种应用 |
1.2 光温敏雄性核不育及两系杂交育种应用 |
1.3 作物智能核不育及新型不育系的创制 |
1.4 作物杂种不育及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
2 作物育性调控研究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的未来发展趋势 |
2.1 作物育性调控的基础研究:从基因功能走向网络调控,从个体发育转向环境响应 |
2.2 分子设计杂交育种和相关产业应用:利用更广泛的种质资源、基于不同作物的交互性、开创新的技术体系 |
3 我国作物育性调控研究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面临的瓶颈与对策 |
3.1 战胜作物育性受多基因调控和环境制约的挑战 |
3.2 解决规模化和精准化进行种质资源的鉴定与利用的难题 |
3.3 突破现有分子育种技术瓶颈,引领前沿技术体系变革 |
4 我国杂交育种技术面向2035年的战略布局 |
4.1 作物雄性不育和育性恢复的调控机制 |
4.2 作物育性转化及其与光温互作和环境响应的理论基础 |
4.3 作物远缘杂种不育的分子调控网络和远缘杂种优势利用 |
4.4 杂交育种技术的创新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
(2)油菜化学杀雄杂交制种新体系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油菜杂种优势概述 |
1.1.1 油菜杂种优势表现 |
1.1.2 油菜杂种优势利用途径 |
1.1.3 油菜杂种优势利用存在的问题 |
1.2 化学杀雄剂 |
1.2.1 国内外化学杀雄剂的研究进展 |
1.2.2 化学杀雄剂的作用机理 |
1.2.3 化学杀雄剂制种优势及其存在的问题 |
1.2.3.1 化学杀雄制种的优势 |
1.2.3.2 化学杀雄剂制种存在的问题 |
1.3 抗除草剂油菜研究简介 |
1.3.1 除草剂种类 |
1.3.2 杂草对油菜的危害和防治 |
1.3.3 抗除草剂油菜研究进展 |
1.3.4 小孢子离体培养法构建DH遗传群体 |
1.4 乙酰乳酸合成酶及其抑制剂研究进展 |
1.4.1 乙酰乳酸合酶功能及其抑制剂类型 |
1.4.2 植物对ALS抑制剂的选择性形成机理 |
1.4.3 乙酰乳酸合酶结构特征及其结合方式 |
1.5 本文研究内容及意义 |
第二章 油菜种质12WH318咪唑啉酮抗性遗传研究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 |
2.1.2 试剂 |
2.1.3 油菜种质12WH318咪唑啉酮抗性遗传试验 |
2.1.4 乙酰乳酸合酶基因克隆及序列分析 |
2.1.5 12WH318种质ALS基因的表达分析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12WH318抗咪唑啉酮性状的遗传 |
2.2.1.1 F_1杂种的抗性表现 |
2.2.1.2 分离世代咪唑啉酮抗性的遗传表现 |
2.2.2 乙酰乳酸合酶基因的克隆及序列分析 |
2.2.3 ALS基因的表达分析 |
2.3 小结 |
第三章 抗草铵膦油菜品系Z7B10的来源基础研究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材料 |
3.1.2 农杆菌介导遗传转化培养基 |
3.1.3 油菜的遗传转化 |
3.1.4 转基因植株的分子鉴定 |
3.1.5 除草剂抗性的遗传与稳定性分析 |
3.1.6 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分析 |
3.1.7 除草剂耐性实验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农杆菌介导油菜遗传转化与鉴定 |
3.2.2 除草剂抗性的分离 |
3.2.3 外源基因表达的组织特异性分析 |
3.2.4 除草剂耐性实验 |
3.3 小结 |
第四章 抗咪唑啉酮油菜的小孢子培养与DH系培育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材料与试剂 |
4.1.2 试验方法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小孢子离体培养再生植株过程 |
4.2.2 品种差异性 |
4.2.3 单倍体植株加倍与移栽 |
4.3 小结 |
第五章 化学杀雄效果与机理研究及在制种中的应用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材料 |
5.1.2 试验方法 |
5.1.3 化学杀雄效果鉴定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化学杀雄效果分析 |
5.2.1.1 花粉活力 |
5.2.1.2 植株育性和结实 |
5.2.1.3 天然异交结实性 |
5.2.1.4 花器形态 |
5.2.1.5 农艺性状 |
5.2.2 化学杀雄对植株及杂交种生理指标的影响 |
5.2.2.1 花蕾中SOD测定(氮蓝四唑光化还原法) |
5.2.2.2 花蕾中可溶性糖含量测定 |
5.2.2.3 杂交种可溶性总糖含量的测定(蒽酮法) |
5.2.2.4 杂交种含油量测定 |
5.2.3 化学杀雄花粉败育的细胞学研究 |
5.2.4 化学杂交制种产量与纯度分析 |
5.3 小结 |
第六章 全文总结 |
6.1 油菜化学杂交体系构建父本鉴定及培育 |
6.2 化学杀雄剂制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历 |
(3)几类小麦雄性不育系线粒体DNA的AFLP标记及SCAR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小麦的杂种优势概论 |
1.1.1 杂种优势的概念及遗传学基础 |
1.1.2 小麦杂种优势利用的途径及研究进展 |
1.1.2.1 三系法 |
1.1.2.2 两系法 |
1.1.2.3 细胞核雄性不育 |
1.1.2.4 化学杀雄途径 |
1.1.2.5 核质杂种 |
1.1.2.6 几种方法相互结合利用小麦杂种优势 |
1.2 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概论 |
1.2.1 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的概念 |
1.2.2 细胞质雄性不育机理的研究 |
1.2.2.1 植物叶绿体 DNA 和细胞质雄性不育 |
1.2.2.2 线粒体 DNA 与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关系 |
1.3 小麦醇溶蛋白的研究进展 |
1.3.1 小麦醇溶蛋白的分子结构 |
1.3.2 小麦醇溶蛋白的基因定位 |
1.3.3 小麦醇溶蛋白基因的遗传特点 |
1.3.4 小麦醇溶蛋白的研究方法 |
1.4 分子标记技术在植物研究中的应用 |
1.4.1 遗传标记类型概述 |
1.4.1.1 限制性酶切片段长度多态性 (RFLP)标记 |
1.4.1.2 随机扩增多态性 (RAPD)标记 |
1.4.1.3 扩增片段长度多态性 (AFLP)标记 |
1.4.1.4 简单重复序列 (SSR)标记 |
1.4.1.5 特征性片段扩增区域 (SCAR)标记 |
1.4.2 AFLP 标记以及 SCAR 标记的操作流程及优越性 |
1.4.3 开发 AFLP‐SCAR 标记的研究进展 |
1.5 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1.6 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遗传背景的检测 |
2.1 材料和方法 |
2.1.1 试验材料和主要试剂 |
2.1.1.1 试验材料 |
2.1.1.2 主要试剂 |
2.1.2 小麦籽粒醇溶蛋白的提取 |
2.1.3 酸性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A‐PAGE)的检测 |
2.2 结果与分析 |
2.3 讨论 |
第三章 小麦雄性不育系线粒体 DNA 的 AFLP 标记及 SCAR 转化 |
3.1 材料和方法 |
3.1.1 试验材料和主要试剂 |
3.1.2 试验方法 |
3.1.2.1 小麦叶片基因组 DNA 的提取和检测 |
3.1.2.2 利用内参标记引物检测 DNA 质量 |
3.1.2.3 AFLP 标记引物的设计及扩增 |
3.1.2.4 SCAR 标记引物的设计及扩增 |
3.2 结果与分析 |
3.2.1 基因组总 DNA 质量检测 |
3.2.2 小麦细胞质雄性不育系的 AFLP 分析 |
3.2.3 SCAR 标记引物的设计及 PCR 扩增 |
3.2.4 SCAR 标记的验证 |
3.3 讨论 |
第四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4)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国内外文献评述 |
1.3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目标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4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基本思路 |
1.5 研究重点、难点 |
1.5.1 研究重点 |
1.5.2 研究难点 |
2 相关理论概述 |
2.1 科技扶贫的基本理论 |
2.1.1 科技扶贫的界定 |
2.1.2 科技扶贫的特点 |
2.2 农业企业的基本理论 |
2.2.1 农业企业的界定 |
2.2.2 农业企业的基本特征 |
2.3 企业成长理论相关概述 |
2.3.1 国外企业成长理论概述 |
2.3.2 国内企业成长相关研究综述 |
3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现状与综合测度 |
3.1 科技扶贫的发展现状 |
3.1.1 我国科技扶贫发展良好机遇 |
3.1.2 我国科技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
3.2 我国农业企业技术发展现状分析 |
3.2.1 我国农业企业技术发展概况 |
3.2.2 我国农业企业技术创新存在问题 |
3.3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综合测度 |
3.3.1 测评模型分析 |
3.3.2 测评维度分析 |
4 国外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梳理 |
4.1 美国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概述 |
4.1.1 美国以科学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现状 |
4.1.2 美国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
4.2 以色列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概述 |
4.2.1 以色列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
4.2.2 以色列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 |
4.3 荷兰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概述 |
4.3.1 荷兰以科学技术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现状 |
4.3.2 荷兰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经验 |
5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关系分析 |
5.1 科技扶贫有助于农工业企业发展的模式创新 |
5.2 科技扶贫有助于配置农业企业发展要素 |
5.3 科技扶贫有助于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
5.4 科技扶贫有助于构建农业企业发展网络 |
5.5 农业企业的成长巩固了科技扶贫成果 |
6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武陵山扶贫区域贵州省的数据分析 |
6.1 扶贫工作主要成效 |
6.1.1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 |
6.1.2 农村社会事业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
6.1.3 贫困人口收入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
6.1.4 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着 |
6.1.5 基本形成了“大扶贫”的格局 |
6.2 科技扶贫现状 |
6.3 科技扶贫对农业企业成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6.3.1 农业投入与农业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
6.3.2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研究 |
6.4 结论 |
7 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对策建议 |
7.1 促进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的主体结合,增强企业实力 |
7.1.1 明确科技扶贫主体,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后盾 |
7.1.2 加强扶贫主体与企业的合作,通过企业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 |
7.1.3 加大科技特派员的直接选派,实现农业企业整体跨越式发展 |
7.1.4 为农业企业的成长提供专项资金,扶持区域龙头企业的发展 |
7.2 强化科技扶贫服务社会能力,构建企业成长环境 |
7.2.1 大力发展科普教育,为农业企业成长提供人才保证 |
7.2.2 提高农民接受新技术的能力,为农业企业提供原料保障 |
结论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3.1 相关理论 |
3.2 研究方法 |
3.3 资料来源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主要参考文献 |
(一) 历史文献类 |
(二) 专着类 |
(三) 论文类 |
(四) 学位论文类 |
(五) 电子文献类 |
附录 |
致谢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6)植物化学杂交剂的作用特征与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1.1 油菜杂种优势利用现状 |
1.1.1 细胞质雄性不育及育性恢复系统 |
1.1.2 细胞核雄性不育杂交种 |
1.1.3 转基因雄性不育 |
1.1.4 复合型雄性不育 |
1.1.5 国内油菜雄性不育利用前景展望 |
1.2 十字花科植物遗传雄性不育 |
1.3 禾本科麦类作物遗传雄性不育 |
1.4 化学杂交剂诱导雄性不育 |
1.4.1 化学杂交制种的优点与存在问题 |
1.4.2 油菜化学杂交剂研究历史及现状 |
1.4.3 小麦等作物的化学杂交剂研究历史及现状 |
1.4.4 化学杂交剂作用靶标研究 |
1.4.5 雄性不育的细胞学研究 |
1.4.6 CHA 诱导油菜雄性不育的生理、生化特征 |
1.5 助剂和理化、环境因素对CHA 的效应 |
1.6 乙酰乳酸合成酶抑制剂研究进展 |
1.6.1 乙酰乳酸合成酶功能 |
1.6.2 拟南芥乙酰乳酸合成酶 AtALS 与除草剂的相互作用 |
1.6.3 植物对ALS 抑制剂选择性形成机理 |
1.6.4 ALS 抑制性除草剂毒害机理研究 |
1.7 本文研究设想目标 |
第二章 十字花科植物化学杂交剂的筛选与效果评价 |
2.1 材料与方法 |
2.1.1 材料与试剂 |
2.1.2 化学药物筛选 |
2.1.3 油菜育性及农艺性状调查 |
2.1.4 用药方式对杀雄效果的影响 |
2.1.5 品种基因型依赖效应分析 |
2.1.6 油菜制种模拟试验 |
2.2 结果与分析 |
2.2.1 不同化合物对甘蓝型油菜的杀雄效果 |
2.2.2 苯磺隆处理对甘蓝型油菜生长发育影响 |
2.2.3 苯磺隆对油菜育性影响 |
2.2.4 酰嘧磺隆对油菜育性影响 |
2.2.5 用药方式对杀雄效果的影响 |
2.2.6 油菜不同品种对所用化学杂交剂的反应差异 |
2.2.7 CHA 应用于不稳定遗传型雄性不育系的效果 |
2.2.8 网室制种试验 |
2.2.9 CHA 在十字花科植物上使用效果 |
2.3 结论与讨论 |
2.3.1 除草剂杀雄效果的评价 |
2.3.2 新型化学杂交剂苯磺隆、酰嘧磺隆的优势 |
2.3.3 关于CHA 施用技术 |
2.3.4 剂量与浓度关系 |
第三章 其它植物化学杂交剂的筛选与评价 |
3.1 材料与方法 |
3.1.1 材料与试剂 |
3.1.2 试验方法 |
3.2 试验结果与分析 |
3.2.1 小麦化学杂交剂筛选 |
3.2.2 咪草烟诱导小麦败育特征 |
3.2.3 不同基因型对咪草烟的反应差异 |
3.2.4 咪草烟对大麦的杀雄效果 |
3.2.5 草甘膦Glyphosate 诱导小麦雄性不育 |
3.2.6 咪草烟诱导玉米雄性不育 |
3.2.7 除草剂诱导其它植物雄性不育 |
3.3 讨论 |
第四章 化学杂交剂的酶靶标研究 |
4.1 材料与方法 |
4.1.1 材料与试剂 |
4.1.2 试验方法 |
4.2 结果与分析 |
4.2.1 酰嘧磺隆浓度与油菜生长抑制、ALS 活性的关系 |
4.2.2 酰嘧磺隆对油菜花蕾离体ALS 活性的抑制作用 |
4.2.3 酰嘧磺隆对油菜幼苗ALS 体内活性的抑制作用 |
4.2.4 不同组织部位ALS 活力的差异 |
4.2.5 不同除草剂对油菜ALS 活性的抑制作用 |
4.2.6 乙酰乳酸合成酶基因型与化学杂交剂敏感性关系 |
4.2.7 四大类ALS 抑制剂对小麦的叶片、幼穗ALS 抑制作用 |
4.2.8 KARI 酶抑制剂的效应 |
4.2.9 雄性不育油菜游离氨基酸分析 |
4.2.10 支链氨基酸补给效应 |
4.3 讨论 |
4.3.1 ALS 活性测定方法 |
4.3.2 ALS 活性与CHA 的关系 |
4.3.3 组织部位生理差异与化学杂交剂的选择性 |
4.3.4 基因型对CHA 敏感度差异的原因 |
4.3.5 靶标基因与化学杂交剂选择性 |
4.3.6 游离氨基酸变化与雄性不育 |
第五章 化学杂交剂处理油菜的显微和超微结构观察 |
5.1 材料与方法 |
5.1.1 试验材料 |
5.1.2 油菜花药、柱头整体透明观察 |
5.1.3 石蜡切片制作 |
5.1.4 树脂切片样品的制备和观察实验流程 |
5.2 结果与分析 |
5.2.1 酰嘧磺隆处理油菜雌蕊和花药的整体透明观察 |
5.2.2 油菜正常花药发育过程显微结构 |
5.2.3 酰嘧磺隆处理油菜的花药发育 |
5.2.4 油菜可育花药发育的超微结构观察 |
5.2.5 酰嘧磺隆诱导不育花药的超微结构观察 |
5.2.6 酰嘧磺隆处理对叶片叶绿体结构影响 |
5.3 结论与讨论 |
5.3.1 油菜细胞学观察方法 |
5.3.2 败育时期与酰嘧磺隆处理时间的关系 |
5.3.3 雄性不育花药败育特征比较 |
5.3.4 绒毡层与雄性不育关系 |
5.3.5 ALS 抑制剂效应与叶绿体、质体关系 |
第六章 化学杂交剂对油菜的生理效应研究 |
6.1 材料与方法 |
6.1.1 试验材料 |
6.1.2 试验处理 |
6.1.3 测定方法 |
6.1.4 谷胱甘肽转移酶GSTs 活性测定 |
6.1.5 光合作用测定 |
6.1.6 其它化合物以及缓释剂型对酰嘧磺隆效果的影响 |
6.2 结果与分析 |
6.2.1 酰嘧磺隆对油菜保护酶活性、膜脂过氧化的影响 |
6.2.2 谷胱甘肽-转移酶与酰嘧磺隆抗性 |
6.2.3 酰嘧磺隆对油菜花药蛋白质及DNA 的影响 |
6.2.4 酰嘧磺隆对油菜丙酮酸及可溶性糖含量的影响 |
6.2.5 酰嘧磺隆对油菜光合色素含量的影响 |
6.2.6 酰嘧磺隆对油菜光合作用的影响 |
6.2.7 其它化合物对酰嘧磺隆效果的影响 |
6.3 讨论 |
6.3.1 酰嘧磺隆对油菜蛋白质及DNA 的影响 |
6.3.2 细胞过氧化保护酶、丙二醛与化学杂交剂 |
6.3.3 代谢解毒与酰嘧磺隆抗性 |
6.3.4 酰嘧磺隆对油菜光合色素含量及光合作用的影响 |
6.3.5 化学杂交剂的毒性机理 |
第七章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 表格及图版 |
二 新型油菜化学杂交剂EXP、AMI应用技术 |
致谢 |
作者简介 |
(7)陕西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序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国内研究动态 |
1.3.2 国外研究动态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农业信息服务相关理论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信息 |
2.1.2 信息服务 |
2.1.3 农业信息 |
2.1.4 农业信息服务 |
2.1.5 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
2.2 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要素组成 |
2.2.1 农业信息服务的主体 |
2.2.2 农业信息服务的受体 |
2.2.3 农业信息服务的内容 |
2.2.4 农业信息服务的载体 |
2.2.5 农业信息服务的策略 |
2.2.6 农业信息服务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
2.3 农业信息服务常见模式 |
2.3.1 “政府+农户”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2 “政府+协会+农户”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3 “政府+通信企业+农户”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4 “政府+专家+企业+农户”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5 “农业龙头企业+农户”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6 农村科技户、经纪人型信息服务模式 |
2.3.7 批发市场辐射扩散模式 |
第三章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既有模式及其运行中的问题 |
3.1 陕西省农业信息化服务的主要模式 |
3.1.1 服务站模式 |
3.1.2 龙头企业带动服务模式 |
3.1.3 合作经济组织带动服务模式 |
3.1.4 农业科技专家大院带动服务模式 |
3.1.5 农技“110”服务模式 |
3.1.6 农业信息网模式 |
3.1.7 移动农信通“12582”和联通电子农务模式 |
3.1.8 杨凌农高会模式 |
3.2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的特点 |
3.2.1 专家资源在陕西农业信息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
3.2.2 信息服务的主干网络基本形成 |
3.2.3 农业科技信息成为信息服务的中心内容 |
3.3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模式运行中出现的存在问题 |
3.3.1 信息服务受体缺乏接受信息的主动性 |
3.3.2 信息服务主体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应用存在薄弱环节 |
3.3.3 信息服务手段的反馈机制不强 |
3.3.4 信息服务内容针对性和时效性差 |
3.3.5 信息服务管理及保障机制不健全 |
3.3.6 信息服务人才缺乏 |
第四章 陕西省农业信息服务新模式的构建 |
4.1 指导思想与构建目标 |
4.1.1 指导思想 |
4.1.2 构建目标 |
4.2 构建原则 |
4.2.1 统筹规划,逐步推进 |
4.2.2 强化服务,注重实效 |
4.2.3 加强引导,合力推进 |
4.2.4 积极探索,鼓励创新 |
4.3 以大学为中心的农业信息服务模式 |
4.3.1 主体构架 |
4.3.2 信息结构 |
4.3.3 资源配置 |
4.3.4 技术环境 |
4.3.5 运行方式 |
4.3.6 特点优势 |
第五章 新模式的运行保障措施建议 |
5.1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政策资金保障 |
5.1.1 加强政府对新模式探索建设的组织领导 |
5.1.2 加快制定推进新模式探索建设的扶持政策 |
5.1.3 加大对新模式探索建设的资金投入 |
5.2 重视资源开发利用,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
5.2.1 重视信息资源的采集和规范 |
5.2.2 重视农业数据库建设和完善 |
5.2.3 重视应用系统的开发和集成 |
5.3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农技普及应用 |
5.3.1 建设一个精于陕西农业信息化研究开发的专业团队 |
5.3.2 培养一支活跃在农业信息化产业链上的信息服务专门人才 |
5.3.3 培训一批懂得信息、善用信息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带头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共性技术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引言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1.3.1 课题的理论依据 |
1.3.2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第二章 农业共性技术的概念 |
2.1 农业科学与技术的概念 |
2.1.1 科学与技术 |
2.1.2 农业科学与农业技术 |
2.1.3 农业生产系统与农业技术的特点 |
2.2 农业共性技术的概念和特点 |
2.2.1 共性技术的背景及其定义 |
2.2.2 农业共性技术的特点和定义 |
2.2.3 农业共性技术的特征 |
2.3 农业共性技术的识别 |
2.3.1 从技术供给方面识别 |
2.3.2 从技术需求方识别 |
2.3.3 从技术关联性来识别 |
2.3.3 从技术引证率来识别 |
2.4 农业共性技术选择指标体系 |
2.5 农业共性技术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2.5.1 技术概念的体系划分 |
2.5.2 相关概念 |
2.6 小结 |
第三章 农业共性技术的作用和政府的支持 |
3.1 农业共性技术在国家科技活动中的地位 |
3.2 农业共性技术研发的作用 |
3.2.1 创造外部效应 |
3.2.2 减少技术创新风险 |
3.2.3 优化R&D资源配置 |
3.3 共性技术研发的政策支持 |
3.4 农业共性技术研发的组织支持 |
3.4.1 农业部集中管理方式 |
3.4.2 多政府部门分散管理 |
3.5 政府支持农业共性技术的原则 |
3.6 小结和建议 |
第四章 农业共性技术的结构 |
4.1 概念和相关研究 |
4.2 农业技术结构 |
4.2.1 农业技术结构分析 |
4.2.2 农业技术结构框架 |
4.2.3 农业技术结构应用 |
4.3 农业共性技术结构 |
4.3.1 分析方法 |
4.3.2 基础性共性技术结构 |
4.3.3 应用性共性技术结构 |
4.3.4 农业共性技术的领域组成及分布 |
4.4 技术结构应用实例 |
4.5 小结 |
第五章 农业共性技术群的进化 |
5.1 概念和相关研究 |
5.2 农业共性技术事件的计量分析 |
5.2.1 统计分析 |
5.2.2 不同共性技术群发展分析 |
5.3 农业共性技术群进化分析 |
5.3.1 进化过程 |
5.3.2 进化动力 |
5.3.3 进化方向 |
5.4 小结和建议 |
第六章 农业共性技术的发育 |
6.1 概念及相关研究 |
6.1.1 技术发育的概念 |
6.1.2 相关研究 |
6.2 发育模型和发育类型 |
6.2.1 发育模型 |
6.2.2 发育类型 |
6.3 发育过程 |
6.3.1 发现型共性技术 |
6.3.2 发明型共性技术 |
6.3.3 引进集成型共性技术 |
6.3.4 配套组装型共性技术 |
6.4 支持要素 |
6.4.1 资金要素 |
6.4.2 政策要素 |
6.4.3 组织要素 |
6.5 技术孵化的作用 |
6.6 小结和建议 |
第七章 农业共性技术的知识产权及其转移 |
7.1 概念和相关研究 |
7.2 知识产权归属 |
7.1.1 公共科研成果管理改革 |
7.1.2 知识产权归属分析 |
7.2 产权范围 |
7.2.1 生物种质和育种方法 |
7.2.1 人工发明 |
7.3 转移过程和途径 |
7.3.1 转移实体 |
7.3.2 技术形态 |
7.3.3 转移过程 |
7.3.4 转移途径 |
7.4 转移机制 |
7.4.1 体制机制 |
7.4.1 动力机制 |
7.5 转移障碍 |
7.5.1 排他性差异 |
7.5.2 上游转化 |
7.5.3 高技术垄断 |
7.6 小结和建议 |
第八章 我国农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8.1 农业科研机构的组织管理 |
8.1.1 农业科研角色的变化 |
8.1.2 农业科研机构之间的协作 |
8.2 国家有关科技计划的组织 |
8.2.1 国家有关科技计划的定位和目标 |
8.2.2 国家科技计划的农业共性技术供给 |
8.3 我国农业技术供给水平的国际比较 |
8.3.1 我国农业共性技术供给总体估测 |
8.3.2 我国农业共性技术水平和国外主要差距 |
8.4 小结和建议 |
第九章 结论与创新点 |
9.1 全文总结 |
9.1.1 农业共性技术的概念和指标选择体系 |
9.1.2 农业共性技术的功能和政府的支持 |
9.1.3 农业共性技术的结构 |
9.1.4 农业共性技术群的进化 |
9.1.5 农业共性技术的发育 |
9.1.6 农业共性技术的知识产权及其转移 |
9.1.7 我国农业共性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9.2 创新点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导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文献综述 |
1.3 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1.3.1 研究目标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数据来源 |
1.3.4 调查方法以及问卷设计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4.1 研究内容 |
1.4.2 本文的技术路线 |
1.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1.5 可能的创新与存在的不足 |
1.5.1 可能的创新 |
1.5.2 存在的不足 |
第二章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框架 |
2.1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内涵 |
2.1.1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 |
2.1.2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研究的回顾及启示 |
2.2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管理机构 |
2.3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2.4 育种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当前的保护机制 |
2.4.1 农业育种技术与农业技术保护体系简介 |
2.4.2 品种权保护对育种创新的激励机制 |
2.4.3 我国品种权保护现状 |
第三章 TRIPS协议和国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
3.1 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发展 |
3.2 TRIPS协议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影响 |
3.2.1 TRIPS制定的背景与过程 |
3.2.2 TRIPS协议第27条对我国的影响 |
3.3 发达国家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发展 |
3.3.1 美国的发展历程 |
3.3.2 欧盟的发展历程 |
3.4 国外品种权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
3.4.1 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 |
3.4.2 日本、韩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体系 |
3.4.3 对我国育种者创新的激励作用 |
3.5 小结 |
第四章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育种行业发展的影响 |
4.1 对公共育种机构与育种企业的调查分析 |
4.2 推动我国育种投资渠道多元化发展 |
4.3 对促进我国新品种推广的影响 |
4.4 对促进育种单位收入的影响 |
第五章 对育种企业创新实施品种权保护的经济影响分析 |
5.1 模型的提出 |
5.2 短期合约理论模型分析 |
5.2.1 短期合约第2阶段分析 |
5.2.2 短期合约第1阶段分析 |
5.3 长期合约理论模型分析 |
5.3.1 长期合约第2阶段分析 |
5.3.2 长期合约第1阶段分析 |
5.4 不同合约条件下育种企业收益、农民福利以及社会福利分析 |
5.4.1 育种企业收益分析 |
5.4.2 农民预期福利分析 |
5.5.3 社会福利分析 |
5.5 小结 |
第六章 品种权保护制度促进育种者创新的实证分析 |
6.1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育种者申请行为的影响分析 |
6.1.1 数据来源 |
6.1.2 模型建立与估计结果 |
6.1.3 小结 |
6.2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育种者创新行为的影响分析 |
6.2.1 品种权申请量影响因素分析 |
6.2.2 数据来源 |
6.2.3 模型建立与估计结果 |
6.2.4 小结 |
6.3 品种权制度对我国育种者的研发行为的影响分析 |
6.3.1 影响育种主体研发新品种数量的因素 |
6.3.2 数据来源 |
6.3.3 模型建立与估计结果 |
6.3.4 小结 |
第七章 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民收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
7.1 现行的品种权保护制度对农户收益的影响分析 |
7.1.1 品种权保护制度的实施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 |
7.1.2 数据来源 |
7.1.3 模型建立与估计结果 |
7.1.4 小结 |
7.2 加入UPOV公约1991文本对农民收益的影响分析 |
7.2.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7.2.2 模型估计及结果 |
7.2.3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1.1 理论分析结论 |
8.1.2 实证分析结论 |
8.2 我国品种权保护制度发展策略 |
8.3 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
8.3.1 对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研究 |
8.3.2 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发展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
8.3.3 关注全球视角下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对我国育种行业规模化的影响 |
附录一 科研单位调查问卷 |
附录二 育种企业调查问卷 |
附录三 农户调查问卷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承担的课题与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四、我国杂交小麦走向实用化生产(论文参考文献)
- [1]作物育性调控和分子设计杂交育种前沿进展与展望[J]. 欧阳亦聃,陈乐天. 中国科学:生命科学, 2021(10)
- [2]油菜化学杀雄杂交制种新体系构建[D]. 李小童. 湖北大学, 2015(04)
- [3]几类小麦雄性不育系线粒体DNA的AFLP标记及SCAR转化[D]. 翁群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4(02)
- [4]科技扶贫与农业企业成长的关系研究[D]. 严方超. 西南大学, 2014(10)
- [5]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6]植物化学杂交剂的作用特征与机理[D]. 于澄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10)
- [7]陕西农业信息服务模式研究[D]. 党红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S1)
- [8]汗滴禾下土——记我国杂交小麦育种专家张改生[J]. 王可田. 西部大开发, 2006(08)
- [9]共性技术理论在农业领域应用的研究[D]. 李秀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6(11)
- [10]品种权保护制度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D]. 李道国. 南京农业大学, 20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