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高职院校英国院校毕业实习工作刻不容缓

一、高职英专毕业实习工作亟待规范（论文文献综述）

王哲^[1]（2020）在《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文中认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国立六中的建校过程充满艰辛,是中华民族苦难历史的缩影。国立六中的建校史是一部苦难师生的流亡史,充满浓重的战时色彩。“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流亡学生纷纷涌入关内平津等地,此为流亡学生之嚆矢。迨至“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陷入日军敌手,华北危急,大量中等学校学生南下流亡,迁至后方地区安置。山东部分中等学校师生在教育厅及教职员的带领下,南下迁至河南赊旗镇,成立山东省联合中学（即国立第六中学前身）。在这之后,国立六中先后落脚河南、湖北,后转经陕西,最后到达绵阳,流亡师生们在此度过余下的战时时光。国立六中的建校也是充满生机的历史,为国育才的教育理念成为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国立六中落户四川绵阳之后,开始其战时教育新阶段。以国立六中为代表的国立中学团体确立起校务会议决策机制,学校教职员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参与到国立中学的管理过程中。国立六中的教职员在战前便有密切的联系,或是求学时期的同学关系,或是任职一校或机关的同事关系,或是师生关系。教职员之间错综复杂而又密切的人际关系网络,形成一个坚实的战前山东教育界团体力量,坚守其教育宗旨。救亡与启蒙,成为国立六中教学中的两个主要特点。在教学活动中,我们看到以民族国家复兴为主流叙事的附加课程设置,以及教学过程中,教职员所强调的民族危亡意识。与此同时,启蒙课程和教育并未缺失。教员在课程中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冶于一炉,而难解难分。学生仍然能够在贷金中保证其人格上的独立,而担负其工作后的偿还责任。贷金意在培育人才,不失国家保育人才之美意,非为养成徒劳寄生之辈。学校为保障学生享受贷金之利而与教育部几番博弈,试图为学生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学校成为保障师生利益的法团,而向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在医疗活动中,国家强调学生身体的健康,是以为国效劳为目的,强调对于学生身体的规训和使用。健康的体魄与国家的强盛结合起来,身体成为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与国家的目的不同,国立六中教职员关注学生身体各方面,尽量保障学生的生活和健康。六中强调对于乡梓父老请托和诺言的践行,是出于一种为人父母的感同身受。国立六中教员既是学生求学路上的指路明灯,又是他们生活上的保姆。在国立六中所藏图书中,既藏有有关党化教育的着作,也收藏其他类型的着作。国立六中师生阅读世界之丰富,而这种多元开放自由的阅读条件,开阔师生眼界,有利于其自由主义品格的养成。在国立六中的校园纪念日活动中,学校当局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纪念日秩序的遵循和安排,将政治纪念活动楔入学校教育秩序之中,这也是意识形态教育活动中的一部分。在国立六中的纪念实践中,校园虽然有相关的纪念活动,但与社会上的纪念相比,其纪念日数目、纪念活动范围等规模都大大缩小。教育对于政治侵入存在一定抵制,而强调其相对独立自主的自由主义教育空间。此外,从党团冲突和学生参军等问题上看到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夹杂在党团、民族大义问题之中。教育支配党团和党团支配教育之间的冲突,学生往往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而被推到前台,其背后是行政当局与党团代表之间的利益博弈。抗战时期,中学生是参军的主力,而研究一直受到忽略。与以往对于抗战时期学生参军的颂扬不同,从国立六中学生参军活动中看到,参军成为部分贫穷学生的出路所在,有助于纾解其所面对的困境。国立六中的生存和发展与地方社会密切相关,国立六中在遵照国家政策而带动地方教育复兴的同时,也在服务地方社会的互动中寻求生存空间。国立六中因其国立身份,既是地方教育发展的引擎,又成为拦阻与地方社会融合的隔断。国立六中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自治秩序,而呼求新的管理方式的出现。在一些经济利益上,国立六中与地方社会产生角逐。面对民族国家要求与自身秉持的自由主义教育之间的冲突,国立六中是民族危机下孕育出的产物,但在其内核仍然是自由主义的教育理念。国立六中面对强势国家意志的管制,并没有展开激烈的对抗,而是将国家的意志创造性的转化成其发展的资源和凭借。民族主义的确进入国立六中,但已不再是原有的状态,而是得到消解。战前,山东教育界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培育起一批秉持自由主义教育理念的教职员群体,这一群体成为战时国立六中教职员群体的基干力量。在国立六中教职员的保育之下,自由主义之花并未夭折,反得欣欣向荣之象。国立六中在抗战时期培育几千名学生,有很多学生成长为各行业的优秀人才,为海峡两岸的发展和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胡文静^[2]（2020）在《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对人才数量与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旅游教育由此成为行业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课程建设作为影响旅游教育实施效果的关键环节,不仅是保证旅游人才输出质量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国家“人才兴旅”战略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随着近年来旅游院校的迅速增加和行业发展的快速变化,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尤其是本科与高职旅游教育课程建设中的混淆问题亟待解决。2018年1月30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出台意味着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建设具有了规范化和统一化的评估指标。鉴于此,本文在对课程建设的基本理论分析和相关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课程建设的优化对策问题,无论对于提升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还是对于促进旅游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和意义。理论研究方面,本文在回顾和梳理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课程与课程建设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以为论文的写作提供文献依据和理论基础。本文在分析探讨课程的概念内涵、“4R”和“5I”课程观的基本内容,以及课程建设的主要环节和内容的基础上,提炼总结出了课程建设的“三体观”理论,认为学生是课程建设的主体、经验是课程建设的客体、教师是课程建设的介体。课程建设应针对上述三个要素,紧紧围绕“学生学什么”、“教师怎么教”和“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三个问题深入思考和探究,并寻求适宜的对策与建议,以实现课程建设的优化与提高,进而提高旅游教育质量。实证分析方面,旨在认识和了解目前国内普通高等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教学的实际情况及其问题,以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事实经验基础。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培养方案分析、问卷调查分析和访谈调查分析三个部分。培养方案分析（部分）,通过比较四所具有代表性的样本院校的培养方案发现,不同院校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有所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受办学层次和学科背景影响;问卷调查分析（部分）,通过SPSS25.0软件对问卷测量数据进行描述性、相关性和差异性分析发现,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对课程建设的整体认可程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设计>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且不同年级、不同院校的学生对课程建设的满意程度存在显着差异;访谈调查分析（部分）,借助NVivo10.0软件对教师访谈结果进行编码,最终形成本次访谈的五个主范畴,即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五个范畴贯穿作用于课程建设的整个过程之中。对策探讨方面,本文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课程建设构成要素的视角,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五个层面分析探讨了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优化对策。认为,只有依据职业岗位需求、学生发展需求以及学科、学校和地域特色等因素进一步明确定位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目标,通过实现新旧知识融合、准确区分重点难点、紧密联系行业实际来科学凝练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内容,通过合理划分课程类别比例、精心规划学期课程数量、科学设置课程开设顺序调整优化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设计,通过提升学生能力素质、创新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强化第二课堂实践效果来完善创新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实施,以行业现状为依托、以学生发展为宗旨、以科学公平为原则建立多元的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评价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优化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吴美珍^[3]（2019）在《广播电视大学“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现状调查研究 ——以广州市A区电大为例》文中认为广播电视大学是由中央电大、省级电大、地级市电大、县（区）级电大分校和工作站组成的覆盖面涉及全国范围的远程教育系统（以下简称:电大）。虽然电大在提高我国国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高等教育创新改革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近十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间接导致了初中、高中等学校出现生源不断减少的情况。同时,我国2009年以后中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持续扩招,各种民办非学历高等学校、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以及社会公众对电大的师资建设、课程设计、教育方法和学生综合能力的质疑等多重客观因素的相互影响,致使县（区）级电大面临生源逐年减少、招生难等困境。为了改变县（区）级电大的招生情况和提高办学质量,国家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系列政策。同时,各县（区）级电大也充分地发挥自身的办学特点和办学优势,开展了系列改革探索和创新变革,不断地科学设计课程,提升教学方法,优化办学模式。例如:增加全日制中职办学模式、发展远程教育和社区教育等。其中:“中职—大专直通车”（即:电大自办全日制中职与电大开放教育专科（大专）连接教育）是电大为了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当中,力图解决遭遇的发展瓶颈而采用的重大人才培养策略,尤其是对县（区）级电大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很少学者对电大“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进行系统研究,仅有个别学者对这种模式进行了初步的调研,相关成果尚不足以全面解析其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也没有提出系统性的对策或建议。因此,本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电大“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笔者以广州市A区电大（以下简称:A区电大）为个案,通过对学生、教师问卷调查,对教师、企业人力资源人员深度访谈,发现电大“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问题可以归类为以下四个维度:一是基于招生宣传工作方面生成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招生途径分配不合理,宣传内容不到位。二是基于专业设置方面生成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专业设置出发点过于片面,缺乏周密的调查。三是基于课程建设与实施方面生成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课程重复率高,教学计划断层,教学方法不灵活,实训开出率低等问题。四是基于教师队伍建设生成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教师教学层次混淆,教师结构不合理,学历层次偏低等问题。笔者在对各类问题进行客观描述和合理归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招生工作、完善专业设置、加强课程建设、优化教学组织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建议。本研究可以为完善A区电大现行的“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提供建议,同时还为其它县（区）级电大推行这种模式提供相关参考意见。

张家豪^[4]（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叶小容^[5]（2018）在《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研究 ——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文中提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等为代表,正迅速地渗入到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对这种形式,国家适时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等国家战略。围绕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建设世界领先的产业体系,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加快经济建设,培养出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强的创新型工程人才。应用型大学作为工程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应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大力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工程类学生的实践能力。毕业实习作为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对应用型大学人才培养质量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目前我国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仍存有许多不容忽视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毕业实习计划和前期准备工作不完善、毕业实习管理制度难以落实、毕业实习考核流于形式等现象。本研究在认真理解和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发现问题一分析问题一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和企业调研等方式,对当前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现状进行实证研究,完善毕业实习管理建议和对策。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了本研究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和理论基础的陈述,介绍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部分对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进行概述,界定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等关键概念,阐述了毕业实习形式、毕业实习管理特点、毕业实习干系人和毕业实习管理的内容。第三部分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通过分析毕业实习管理制度和毕业实习管理现状,构建该校毕业实习管理现有流程图。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目前福建工程学院毕业实习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第四部分介绍国内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经验。第五部分结合福建工程学院毕业实习管理现有流程图、借鉴国内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经验、基于PDCA理论和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构建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模型,提出毕业实习管理改进策略,以提高应用型大学毕业实习管理质量。第六部分结论和展望。

张雅博^[6]（2015）在《云南省高职本科院校办学模式个案研究 ——以云南师大职教学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类型,完整的体系应该包括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等,这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并行,和普通高等教育共同构成我国的高等教育阶段。高职本科办学模式是高等职业院校在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通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对现有办学成果的系统分析以及办学实践的模式化总结,而形成有成效的、富有特色的办学基本结构形态及其运行机制。探索和建立高职本科办学模式是调动高职本科办学积极性的必然举措,也是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要求。尽管部分教育管理者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进行了探索,但其探索暂时没有形成具有指导性的理论总结,而且,目前学术界对高职本科办学模式的个案研究也有所欠缺。鉴于上述,本研究对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高职本科办学现状进行了剖析,并运用访谈、个案、文献分析、实地观察等研究方法进行展开。总体而言,论文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章,引言。本章共论述五方面的内容,分别是选题缘由、研究综述、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研究重点和研究难点及创新点。第二章,高职本科办学模式的理论探究。本章以系统论为基础理论重点构建了高职本科办学模式的理论框架,包括办学主体、办学定位、办学职能及其组织架构。第三章,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办学模式的实践研究。本章在第二章构建高职本科办学模式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该理论框架详细分析了云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高职本科办学模式;然后,以发展的视角挖掘了该办学模式在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社会服务及其三方面相互融合中存在的四点问题,并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对策。本论文在结论部分,首先肯定了“三位一体”办学模式的成绩,而后从体制、政策、师资队伍建设等角度对该办学模式进行了一些思考,旨在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管理者在办学过程中提供参考,并丰富学术界此方面的研究素材。

王家力^[7]（2015）在《我国教练员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练员作为运动训练的组织者、指导者、管理者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在训练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教练员的能力、素质和执教水平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和国际体育竞争力。因此,发达国家十分重视教练员的培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教练员教育体系。我国经历了50多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相对独立的教练员教育体系,但由于我国教练员教育体系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教练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归纳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两个方面,梳理了我国教练员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入地剖析当前我国教练员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借鉴国外教练员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教练员教育体系的对策。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回顾我国教练员教育的发展历程,发现：在“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我国教练员教育以非学历教育为主,以岗位培训为核心,导致了教练员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的二元结构。在教练员非学历教育方面,存在基层化和精英化之间重视程度的较大差异；在教练员学历教育方面,存在学历层次多元化与职业途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二、通过对我国教练员教育的现状分析发现,我国教练员教育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在教练员非学历教育方面存在组织机构权责不清、培训等级划分的局限性、培训内容更新慢、培训方式亟待改进、培训经费来源单一、考核方式的片面性、缺乏对岗位培训效果的评价、继续教育管理的缺失等问题；在学历教育方面存在专业方向的培养目标定位模糊、招生方式单一、学制缺乏弹性、职业方向课程开发不足、忽视实践环节、考核方式片面化、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不高、学位证书与职业资格认证脱节等问题。从整体上讲,我国教练员教育的质量有待提高,在教练员非学历教育方面难以满足社会对高水平教练员的需求；在教练员学历教育方面存在职业性不突出,与教练员的职业规格和要求存在一定差距。三、通过对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六国教练员教育现状评析,发现：发达国家教练员非学历教育的特点表现在政府相关部门仅提供宏观指导,体育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等具体实施、不断地完善教练员技术等级制度、课程内容突出职业性、多元化的培训经费来源渠道、多样化的培训方式、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重视教练员的继续教育、完善的教练员教育保障体系等方面；发达国家教练员学历教育的特点表现在各层次的教练员学历教育培养目标明确、招生方式的多样化、学位制度具有层次性和弹性、课程体现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结合、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学习、考核方式的全面性、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相结合等方面。四、从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两个方面对国内外教练员教育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得到国外教练员教育的经验和启示：教练员教育的平等性和开放性、重视教练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内容突出发展教练员的职业能力、教练员教育的网络化、教练员非学历教育和学历教育相互融合和共通、继续教育与教练员资格再认证“挂钩”。五、在立足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教练员教育的经验,从外部强化和内部自觉两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教练员教育体系的对策：制定教练员职业标准,逐步实施教练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构建职前教育、岗前培训和在职继续教育一体化为核心,从信息化建设、规章制度、专业人才、质量监控、保障体系等方面提供支持。

单作民^[8]（2014）在《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文中提出在我国政府的主导与大力推动下,作为引领职业教育发展和在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承担重要使命的高等职业学院,与其它层次的职业教育机构一样,其人才培养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这一变革以“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为基本方向。作为其重要载体的校企合作活动已经成为高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线。在这种业已推进的改革过程中,高职学院学生管理制度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也已成为影响校企合作进程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主要以新制度主义相关组织理论为理解、分析框架,以高职教育的个体组织--J职业学院（以下简称为“J学院”）为例,以该学院在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学生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以个案研究为基本方法,综合运用调查访谈、文献研究、实地观察、演绎归纳和量化分析等具体方法,对J学院近三十年来学生管理活动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重点从组织和个体层面对该高职学院近年来开展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学生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对J学院学生管理的变革举措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表明,J学院学生管理活动的开展深受国家政策影响,尤其是深受校企合作制度影响,同时也受到不断介入的其它内部和外部管理情境因素变化的制约。随着J学院校企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院传统学生管理模式的不适应问题日益凸显,在组织内部层面主要表现为学生管理职能的模糊性、某类校企合作方式（如“订单式教育”）的特定性以及学生管理形态的分散性。而在个体层面则主要表现为学院管理者和师生因不同的价值信念或不同的利益诉求所导致的,对校企合作中学生管理问题的不同理解。类似这些问题在合作企业一方也同时存在着。学院为了协调不同专业和年级的学生参与校企合作活动,妥善处理学院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政策冲突和矛盾,一方面采取强化学生管理“重心”的移动、加快顶岗实习管理与学生管理的融合、协调校企合作参与方的多重利益关系以及学生管理流程再造等调适举措,使得校企合作中学生管理的规范化得到加强,学生管理者对校企合作的认知和态度有所转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发展；另一方面在J学院变革举措之间又体现了一定的冲突性。J学院在后期又加强了院一级的统筹管理力度和频度,也因此造成了为适应某些校企合作项目而不断地“肢解”着该院相关学生管理制度和政策规定的统一,使合作项目在大多数情景下无章可循,从而延续着“一事一议”的管理模式,制约了下级实习教学单位拓展其校企合作空间的主动性；从整体上看,这种制度变革不仅带有一种冲突性、不确定性色彩,并且也是渐进的。论文根据当代美国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学者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nd Scott）所归纳的论点,分别以社会系统制度化的三种竞争性机制（回报递增、承诺递增和客观化）来理解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变迁；以制度三大基础要素（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的组织合法性观点来解析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运行现状；以组织场域的构成、冲突和协同来解释J学院学生管理制度的变革；本研究在深入分析推进高职校企合作与学生管理制度变革之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深化高职学生管理制度的变革提出了政策建议。论文在把组织理论运用于中国高职学院内部管理个案研究（组织个体研究）方面进行了创新性尝试；论证了当今中国高职校企合作的开展与学生管理制度变革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密切相关：实地研究表明,个案所体现的高职学生管理制度的建立、运行和变革并不是独立的过程,而是个案对象在变迁中所呈现的不同侧面。

严霄云^[9]（2013）在《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立意要与中国特定的工业化过程相联系，而具体工人的生产与不同管理制度和生产关系的工厂制度相结合。中国农民工向新产业工人转换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但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相比较也具有共同点，都是符合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有着数量和质量上的需求这一客观规律。自工业革命起，工厂制度作为资本积累方式和劳动生产组织在国家干预、市场力量、劳动过程共同作用之下发生着变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生产。鲍尔斯与金蒂斯归纳了美国历史上工厂制度变迁与教育制度改革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联系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的“符应原则”。狭义上的“符应原则”指学校教育的社会关系与工厂劳动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对应性，而广义的“符应原则”指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将潜在劳动力统合至社会经济结构中去。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是为工业化提供产业工人的教育机构，近年来农村户籍的学生逐渐成为中职教育的主体，毕业之后成为企业一线用工的主体。但鉴于工业社会中教育层次与职业层次的联系，中等职业教育一直存在“阶层再制还是劳动力提升？”的争论。学校和工厂都已成为培养产业工人的地方，本文应用“符应原则”运行机制从知识技术、个性品质、阶层意识三个方面对杭州下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职校工（生）在中职学校、制造业工厂接受的训导进行分析，应用“符应原则”传送机制对这一潜在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过程进行区分，从中反映出国家意识形态、工厂制度的强制与同意因素。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劳动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现代化的工业劳动。但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工业体系基本上对农村劳动力采取封闭措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才使得农村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一员。与这段历史相似的是，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一开始只招收少量农村家庭的精英子女，1992年之后开始对农村人口放开，但之前的分配工作、落户等政策不再具备，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种生存教育。工业生产体系内部是多元化的，即使是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岗位也分若干层次，而教育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在所有工业社会中本质都是一样的，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就是要将社会身份不同的潜在劳动力分配到分层化的教育格局和劳动格局中去。中国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对应着不同职业发展的可能性，并通过教育分流进行分配。农村家庭子女由于受限于各种资本，客观的结果是其进入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逐年扩大，而其毕业后从事的职业层次有降低的趋势，难免引起教育再生产的讨论。工业化带来的另一相似影响是企业与工人之间是资本--劳动力的市场化劳动关系，在国际分工领域，中国位于产业链的中后段，国际资本强调的是弹性的积累，在劳动领域表现为低层次工人工作的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中国制造业需要在竞争中壮大，提升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为转型的关键，这也对中职校工（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工厂往往通过劳动分工和等级区分对企业进行复杂控制。统治阶级在教育政策有两大目标：一是劳动力的再生；二是生产关系的再生。“符应原则”在学校层面的运行机制在中国的中等职业学校也显示了它的作用：在知识技术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由于性别、家庭经济条件、个人喜好等因素，选择的专业也不尽相同，这对其进入制造业一线生产岗位产生了影响；在个性品质训导方面，中职学生特别强调纪律约束和规范内化，这与之后的工作要求是对应的；在成层意识训导方面，中等职业教育宣传的是蓝领文化，通过隐性课程来塑造学生的价值观，中职学生在此训导之下分化为积极、消极制造两类群体。进入工厂之后，极大多数中职校工（特别是流水线生产上的用工）被安排在劳动等级制分工的较低层次，工厂对等级制分工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个性品质有着更为明确的要求，中职校工（生）必须接受工厂的再次训导，职业教育再次发挥了作用。与学校教育的相对公平而言，工厂的训导更带有技术、官僚控制的意图。在结构的限制之下，部分上进的中职校工（生）寻求工厂外部的职业教育资源，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达到符合职业层次提高所需要的条件。工厂制度的物质基础是资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与发达国家的工厂制度的变迁相比，中国沿海开发区的制造业工厂在劳动分工、管理制度、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方面呈现趋同性，当然也有自身的一些特点。下沙开发区的制造业有四大行业，每个行业的一线生产的工种基本上可以分为普工和技工。“符应原则”的传送机制在中职校工（生）被分配至东部沿海开发区时出现了新的内容，与制造业专业关系不大的中职校工（生）主要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来工厂充当普通操作工人，地区差异成为异地工作制造同意的基础。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在工厂内部转换为劳动，光靠强制手段是不行的，必须结合同意才能达到有效生产的目的。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成为下沙制造业工厂普遍采用的控制方式，这一控制方式的合法性来自于工业社会普遍适用的技术决定论--选优任能论。工厂对处于劳动等级制分工不同位置的中职校工（生）进行再次整合，并促使其形成与工作相联系的阶层意识。而整合的过程同时也是分化的过程，中职校工（生）发挥个人主动性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在维护着工厂的利益。由于企业职级的金字塔结构是既定的，中职校工（生）最终成为一线生产的主体，部分中职校工（生）经过时间磨砺成为技术工人和基层管理者，从而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的目的和“符应原则”所反映的劳动等级制分工的再生产。农村户籍的中职校工（生）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需要一系列稳定性因素的保障。受葛兰西思想的影响，鲍尔斯、布洛维从教育过程与劳动过程两方面探讨阶级结构稳定化的作用机制，强调国家干预导致霸权制度的出现。将青年人统合到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是“符应原则”传送机制的功能，而这一功能的发挥与工厂制度的变迁紧密联系。下沙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正发生着重构，这一案例体现了政府、资方、劳工各自的变化情况。总体上说，开发区的工厂制度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若干问题。职业是工业社会中进行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教育--职业--阶层是分层与流动的逻辑。调查数据显示：中职校工（生）在下沙开发区制造业初步形成了稳定的职业群体，标志着这一群体向产业工人进一步的转化，从而说明中等职业教育的有效性。整个工业社会都力图将工人变为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工业公民，而不是阶级的一员来建构，但“符应原则”最终揭示的是“少数人控制着大部分生产资料，大多数人只有劳动力”的社会现象，对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必须重返

李莉^[10]（2013）在《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 ——以上海地区三所高职为例》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四个中心”，为上海高等职业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上海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论文以上海3所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为例，通过问卷、访谈等方法，对上海高职院校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发展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调查，分析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善建议。调查发现，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存在定位不够明确；课程体系职业性不够突出；专业课程体系与中职界定衔接区分不够清晰；专业课程设置不合理，教学方法落后，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滞后；以及专业建设与课程开发缺乏企业有效参与等问题。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及企业人才需求调查，论文提出：上海高职的商务英语专业建设应该确立培养应用型专业人才的专业建设目标；加大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力度；按照能力模块，更新高职英语课程内容；利用商务情景实训基地进行开放式教学，达到岗位英语使用的零距离；加强模块课程建设；以科目课程改革为基础，进行必要的课程整合；建立双师型的商务英语专业师资队伍；加强商务英语专业实践实训建设；确立重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实践教学目的；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学生对专业技能的动手运用能力；创造条件并鼓励学生考取各类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实现学校专业与企业岗位对接，精确把握企业所需人才要求；大力推广实践教学，推进校内实践项目建设；扩大社会合作，增加学生实践机会；完善校内实践教学评价体系等。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发展历史不长，但发展潜力巨大。高职教育商务英语专业必须面向地域经济，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课程体系的设置既要体现职业特点又要达到高职的层次。高职商务英语专业的改革应该持续、动态的过程，应该以企业和岗位需求为导向调整专业发展方向，培养真正能够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合格人才。

二、高职英专毕业实习工作亟待规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职英专毕业实习工作亟待规范（论文提纲范文）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2）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广播电视大学“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现状调查研究 ——以广州市A区电大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5）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研究 ——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云南省高职本科院校办学模式个案研究 ——以云南师大职教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我国教练员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 ——以上海地区三所高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高职英专毕业实习工作亟待规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立第六中学研究（1937-1945）[D]. 王哲. 山东大学, 2020(09)
• [2]普通高校旅游管理专业课程建设的优化研究[D]. 胡文静.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3]广播电视大学“中职—大专直通车”人才培养现状调查研究 ——以广州市A区电大为例[D]. 吴美珍. 广西师范大学, 2019(09)
• [4]“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5]应用型大学工程类学生毕业实习管理研究 ——以福建工程学院为例[D]. 叶小容. 福建工程学院, 2018(01)
• [6]云南省高职本科院校办学模式个案研究 ——以云南师大职教学院为例[D]. 张雅博. 云南师范大学, 2015(06)
• [7]我国教练员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对策研究[D]. 王家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1)
• [8]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学生管理制度变革研究 ——以J职业学院为例[D]. 单作民.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
• [9]符应理论视角：职业教育与中国新产业工人的生产 ——一项对H市XS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职校工（生）的研究[D]. 严霄云. 上海大学, 2013(05)
• [10]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高职商务英语专业建设 ——以上海地区三所高职为例[D]. 李莉.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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