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论文文献综述)
刘洁[1](2021)在《抗战时期国人的东北景观叙事与疆域观念》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连续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欲以东北为跳板,借助所谓“满蒙计划”全面侵华的野心已昭然若揭。知识分子、政界精英等有志之士以诗歌、小说、期刊文章、教科书、照片为景观表征方式,借助“江河”、“山川”、“土地”等景观符号,唤醒国人家园意识,激奋中华民族之魂,共御外侮,救亡图存。首先,在历史意义上,通过“土地”历史性与民族性的塑造,和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表明了东北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的家园。其次,在现实意义上,对“白山黑水”、“黑土地”、“松花江”、“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富含地区特性景观意象的书写,塑造了东北“美丽富饶”的形象。通过惨遭侵略的黑暗景观与记忆中传统生活的对比强化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界限。最后,在未来意义上,标识“美丽富饶”东北的景观意象,还是国家未来继续发展壮大的重要资源。通过对富源的介绍及富源意义的阐述,宣示了“排他性”的主权。这些景观叙事几乎杜绝了“本部”、“本部十八行省”、“满洲”等概念的使用和流传,强调了东北是中华民族共同开拓的家园,是中华民族疆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这些景观叙事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理论建构。
邢昊[2](2020)在《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民国时期,上海绘画社团蜂起,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上海绘画社团由萌芽走向成长、兴盛、衰落的历程,见证了民国上海绘画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在民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士阶层自古就有“以文会友”的传统,“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现象是文人之间的群体性艺术活动。古代的文人雅集,以游山玩水、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为主要形式,多以吟诗作赋为主要题材,随意性和自娱性是其主要特征,属于志同道合的松散型结合。进入近代后,以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为外因,国内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变革为内因,加之地域性的经济文化优势,为上海绘画社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至1911年清亡前的上海,以文会友的文人雅集还在延续,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带有商业气息的绘画社团。民国以来,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期发展、繁荣两个阶段。1912—1928年间,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的美术观念和绘画艺术遭受巨大的冲击。一批海外学子陆续留学归来,积极投身绘画创作,一批绘画社团得以诞生。这些社团大多借鉴西方,制定章程,组建机构,开展活动,带有了西方近代社团的特征。但这一时期上海绘画社团的数量并不多,延续时间长者少,昙花一现的社团比比皆是。1929—1937年间,随着大量绘画人才的聚集、成长,上海绘画社团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社团数量多,当中不乏持续时间长、影响大的绘画社团如决澜社等。民国上海的绘画社团,既有西画社团,也有国画社团,还有为数不少的社团追求“中西融合”。这些绘画社团,大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被迫停顿。自成立以来,上海绘画社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主要是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召开年会、组织演讲、举办画展。除此之外,还积极助赈救灾、宣传抗战等。绘画社团所开展的活动,为绘画“体制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民国时期上海的绘画社团,许多是从学校中诞生的,如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摩社产生于上海美专,时代美术社、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产生于中华艺术大学等。人才密集的美术院校成了绘画社团滋生的沃土。晨光、艺苑、白鹅画会等绘画社团,投身美术教育,为推进民国美术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的创建者,大多接受过西方熏染,或曾留学日本,或曾求学于欧美。国外各类画派及其理念无疑对这些留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回国后组建或参与绘画社团,将其在国外所学向国内进行了传输,并积极投身“美术革命”。他们大多并不盲目媚外,而是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创作,积极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理念。民国时期的上海绘画社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民国美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限于政局、经费以及内在的一些历史局限,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亦存在诸多的问题,并直接制约了其发展。上海绘画社团兴衰历程,是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其经验教训对今天如何发展民间绘画组织,进而推进中国绘画业的健康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姚刚[3](2020)在《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时期,许多外国人到中国西南地区旅行和生活,其中以英国人最多,留下的行记也最丰富,再加上晚清时期中国受英国影响最大,因此本文选择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为研究对象。这些行记的作者身份和职业各异,有官员、军人、商人、传教士、科学考察者和游历探险家等;到中国西南的目的也有差异,因此关注点有所不同,但是也有相似之处。本文在广泛搜集整理晚清英国人西南行记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些作品分类介绍,以期展现这些行记的容貌和历史价值。通过对这些行记的梳理介绍,揭示了英国人对中国商贸交通与经济方面的考察之广泛和深入,宗教传播过程遇到的困难与对中国的主动适应,对中国自然资源的大量探索与撷取,对西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猎奇与独特认识。由于自身素质、文化背景和视角等方面的区别,这些行记的内容各有侧重,但也有共同特点,即多记述西南底层的群体和自然、社会状况,如对西南底层纤夫、轿夫等群体的印象,对西南城乡的认识,对西南罂粟和鸦片毒害的认知等。本文对英国人西南底层的认识进行总结阐述,分析了这种独特认识产生的原因。晚清英国人西南行记中的许多记述是中国人容易忽略的内容,这也是当今历史研究较少关注的内容,是国内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通过对这些行记和认识的分析,可以看到英国人为了顺利在西南地区旅行和生活,主动学习汉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探索西南历史文化、风俗习惯,表现出一定的主动适应性。只有深刻了解所处地区的历史文化,理解并尊重当地人民,相互释放善意,才能进入中外交流的正确轨道,这也对当今中外交流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胡慧娥[4](2019)在《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魏源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一位坐标式人物,生平跨越乾嘉道咸四个朝代。其毕生倡导以经术为治术,注重通经致用。他着述宏富,大都涉及对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析与现实考察。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形成背景可从两方面考察:嘉道政治概况与嘉道士人群体政治文化生态是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客观历史因素。魏源所受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阅读史及与师友们的交往,则是考察其思想观念产生的主观历史因素。魏源的政治文化观主要包括天道观、德治观、法治观、民本思想与人才观等。他尊崇天道,认为以“天道”来参照人事,彰显“神道设教”的基调,于政治统治大有裨益;同时也重视人之主观能动作用,呼吁“造命”、“立命”君子,倡导常怀忧惧之心,以达天人合一之境。魏源主张德治,提出王道纯出乎道德,主张为政者需以仁德为本,又倡言“孝道”,认为“孝”是为学之本,亦是立身之本,治道之本;同时力主学古求变,以学古为名,求革新之实。也重视法治,明确倡导“法令是治之具”,后世循法而治是时代发展之必然,但他强调人法兼备,才能成就善政。他还进一步弘扬民本思想,提出君民平等,重视民之参政议政力、民之自治力以及民之合力等;还明确倡导开源兴利、本末皆富的富民思想。魏源还提出系统的人才观,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人才虚患”问题,主张不仅在位者要重视人才,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懂得识人用人,还呼吁士大夫群体关注经世之学,弘扬经世学风,使人有所学,学能致用等等。这些体现了他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关注与认知,其中有传承与肯定,亦有反思与超越。魏源政治文化观既涉及深刻的论理思考,亦有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思考。随着时势的发展和人生经历的变化,他对政治文化的思考重心亦有所不同。其早期饱读诗书,深受传统经典微言大义的影响,即已感知国家整体由盛而衰的态势,故从整体上倡导“王道”政治观,希望以传统理想治道为现实纠偏。这集中体现在《黙觚》一书中。道光五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后,他转向对现实时政的经世思考,针对“人心寐患”之积弊,以及河工、漕运、盐政等急务中涌现出的流弊,提出时势变革观,主张局部改革,认为政“熟”方能求治。鸦片战争后,他倡导全面改革,以应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危机,着重强调大一统思想,提出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以及“师夷”说等。这些是魏源改革现实社会的系列主张。与同时代人相比,魏源政治文化观具有明显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以人为本,贵人重民;高扬事功,理性建言;实践品格,经世情怀;近代启蒙,与时俱进。魏源不仅关注民生,提倡重民、富民,且意识到人的普遍意义与价值。他强调人各有才,人尽其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人本精神的实质内涵。他将王道与事功连为一体,积极探讨富民强国之道,凸显出可贵的理性精神。魏源的很多思想观念源于对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又注重关照当下实际政治社会,有些观念则直接从实践生活中产生,亦能反作用于现实政治当中,使其思想观念呈现明显的实践品格与经世情怀。魏源对时势发展有敏锐体察,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能与时俱进,对近代思想启蒙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与参照,如科学启蒙、民主启蒙、地理世界观与外交观的启蒙等。魏源政治文化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历史影响。一是他的很多着作在当时即已流行甚广,其思想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时人的关注和认可;二是其人本思想、新的地理世界观、外交观与“师夷”说等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效应,不仅直接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且对维新思想家们亦有很多启发,特别是“师夷”说成为近代一百多年来向西方学习思潮的滥觞。
陈柱[5](2019)在《康熙朝清廷对拉达克地图的绘制》文中认为康熙朝清廷在测绘全国舆图时,先后两次派人实地测绘西藏舆图。首次所绘地图未被采纳。第二次测绘所派人员为大喇嘛刍尔齐木藏布喇木扎木巴等两位喇嘛和理藩院主事胜住,所绘地图被纳入《皇舆全览图》。其间,三人根据传闻和寺庙旧闻绘制了拉达克地图,将其作为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绘入西藏地图;详细标注了拉达克的山岭、河流、湖泊、城镇、寺庙、边界以及周边部族等地理信息;以喀喇昆仑山为拉达克北部边界,将阿克赛钦绘于拉达克境外。这不仅为清代中后期绘制全国舆图所沿袭,也为清代官修方志所吸收。这些舆图和方志标注和介绍了拉达克的地理信息,反映出拉达克是清朝西藏阿里地区的一部分,揭示出阿克赛钦在拉达克境外、拉达克在印度境外的事实。
邓燕[6](2019)在《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视角,纵向考察20世纪上半叶不同历史时期时代主题对历史知识资源的利用及其相互关系,时代主题影响到各时期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实践。爱国与启蒙、救亡图存和争取民族独立是贯穿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时代主题影响下,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观念经过了转型、变革、多元化和趋向整合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认识取决于对“历史”和“教育”两者功能和相互关系的现实定位。晚清时期,在改革与革命、爱国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下,“国族主义”成为影响历史教育观念变革的核心因素。史学传统垂训和资治功能在新时期表现出转型特征,清政府、改革派和革命派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国族”和促进“群觉”,政事教育、爱国观念传播、启蒙与进步、国族意识培养等成为历史教育观的内涵。民初,塑造共和国民成为历史教育目标的重要内容,历史教育目标呈现出社会本位和学生本位取向,历史教育从“历史”和受教育者本身获得其主体性,更为客观化。民主、共和、平等、科学、民治、实用主义、世界主义等成为影响历史教材内容、历史教学组织形式的思想资源。形塑国民革命记忆是国民革命背景下历史教育观念的主题。革命建国下,随着国家意识的强化,革命的主体及国家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社会各政治派别和民众历史意识勃发。对“革命”内涵的界定及其历史演变主题的关注反映出各党派和民众最为集中的历史知识诉求。国民党国民政府以革命的历史宣示自身正统地位,塑造历史与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抗战救亡背景下强化民族国家认同和推进抗战动员,是国人对于历史教育使命的认识和实践。民族主义成为支配当时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观念,历史教育观念趋向整合,它或重新具备道德训诫色彩、或鼓励忠勇武德、或提倡伟人教育,其虽多元化但统一于民族国家认同的旗帜下。各时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层面的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呈现互动图景,探讨两者相互影响的机制,尤有必要。从人类历史经验中挖掘、重塑、融汇创新得来的特定价值或实践经验,与社会政治主题相互生发。新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动员方式得以形塑。某些普适性的价值也通过历史教育进一步传播。古往今来,时代主题对于再现历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深刻影响到历史话语和历史实践。历史教育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主题的影响,某些观念成为支配某一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核心因素。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历史变迁呈现出特定阶段人们对历史教育功能的不同认识。
许肖阳[7](2019)在《朝贡与殖民 ——19世纪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文中提出1792年,两次中尼战争结束以后,清廷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辅之以西藏地方的宗教影响力,在喜马拉雅地区建立起以尼泊尔为中心,涵盖拉达克、锡金、不丹等广大喜马拉雅地区的朝贡体系。同时,以英国殖民者为代表的殖民体系在南亚地区的扩张不可避免地使中英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引发冲突。本文以中英两国的喜马拉雅地区政策为线索,特别以中国为代表的朝贡体系与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体系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为主线,论述并分析了 1788-1911年间中英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博弈的表现及双方产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揭示近代以来在中国外交转型视角下传统的朝贡体系的变迁与消亡,及体系冲突下中国与周边尤其是喜马拉雅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关系的变迁历程。论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主要论述18世纪朝贡体系和殖民体系介入喜马拉雅地区以前的国际及地区局势,并着重介绍了 18世纪末期英国在南亚的殖民扩张、中国治藏理念与实践的变化以及廓尔喀人的崛起对地区局势的冲击与挑战。第二部分,主要论及1788-1792年间爆发的两次中尼战争的过程,详细叙述了中国对喜马拉雅政策的缘起以及中国是如何被动地在喜马拉雅地区建立起朝贡体系的。第三部分,以时间为顺序详细论及1792-1860年间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体系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对中国的朝贡体系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是如何应对殖民体系的扩张与挑战。第四部分,以1860年代中英两国喜马拉雅政策的调整为起点,通过分析中英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中国试图恢复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朝贡体系及其失败的历史过程,揭示喜马拉雅地区是如何一步步地被纳入殖民体系以及朝贡体系是如何消亡的。
赵琼[8](2019)在《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文中提出雍正时期方志编纂传统正式传入西藏。清末民初,国家局势岌岌可危,西藏方志的编纂与国运相连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此时,西藏地区方志的编纂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以统治者为主导,以组织设立方志编纂机构来修志的方式已无法在这一地区推行。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西藏方志的官方编纂成果有幸乘四川省组建修志机构之东风才得以问世,如:陈观浔《西藏志》。同样,具备官方编纂属性的《蒙藏新志》是在蒙藏委员会部门的支撑下得以成书。私人编纂方面,跟随赵尔丰进藏务边的刘赞廷“历边十四载”,编纂了昌都、波密、察雅等17地西藏地区县志。这是西藏方志史上第一次以县为单位编纂方志,其数量大,体例类目、书写方式等多有创新。可见,西藏方志顺应历史潮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名副其实地成为西藏方志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西藏方志兴起的时间较晚,其编纂成果作为人们认识西藏地区历史文化的媒介,学界也大多将其作为研究西藏相关问题的文献参考,鲜有研究者着眼于西藏方志编纂活动进行探讨。所以通过分析其编纂形式、体例内容、史料来源等问题,旨在力求客观认识这一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的历史地位与价值。
刘爱广[9](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研究指明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娄乃月[10](2019)在《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文中研究指明民国伊始,中央政府即设立蒙藏事务局以辖蒙藏地区要务。但因其时方推翻清政府统治不久,各方对新政府之走向多持见不同,派系林立,内斗不止,故实难以重视边务。至南京国民政府于形式上完成统一,其国家主权和边疆观念日臻,加之抗日战争对“大后方”的需求,使得举国上下对边疆问题日趋重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表面上看似乎仅为北洋政府之蒙藏事务局、蒙藏院的沿革,实际上中央政府对其的重视程度要远大于前。南京国民政府亟欲整顿蒙藏边政之时,却因边疆距离遥远、交通未辟,政府及时人对边疆地区之认识较为陈旧刻板。故而中央政府为免所定政策成为“空头文件”,徒有其表实难下行,决定不骤然规划边政建设,而先拟定安定边疆之大纲、实地调查边地之详尽计划,后派调查小组和专员深入边地,通过调取政府公文、实地访查等方式收集边疆之更新更可靠的情报,以供蒙藏委员会和中央政府参考。此后,为长期掌握边疆动态,故设立调查室以掌边疆调查相关事务。蒙藏委员会调查室作为该会的下属部门,主司调查边疆时情,且整理汇编各调查小组、调查专员于边疆地区所收集的资料和情报。或将其上报予有关部门,或将其整理成册加以出版。分驻各处的调查员不仅要分工调查责任区域内的地形、气候、政治、经济、军事、矿产、农林牧、与外关系、民心舆论等事宜,还要负责向当地宣达中央政府之政要,更有部分调查员就所得情报加以研究,书成边疆问题相关论文或普及读物。蒙藏委员会设立调查室,旨在为蒙藏委员会制定边疆政策提供有力的依据。同时,这些报告亦对边疆研究有所助益,进而加强了政府对边政干部的训练,间接推动了其时的边政建设。且因其调查员为政府接触边疆地区民众的直接人员之一,或于当地宣达政令,或辅助当地发展教育,以期令当地民众了解中央政府,从而巩固政府权威,维护边疆统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蒙藏委员会建立的调查室无疑是连通中央与边疆最基础的“桥梁”,不仅对增进内地与边疆的相互了解为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对稳固中国边疆有所贡献。
二、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时期国人的东北景观叙事与疆域观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意义 |
四、研究综述 |
五、研究方法 |
六、资料基础 |
七、写作框架 |
第一章 中国疆域观的变迁与“东北”再认识 |
一、近代中国疆域观的演变 |
二、“本部十八省”概念的源流 |
三、国人对日占东北的反应 |
四、东北史地研究的兴起 |
第二章 东北“土地”历史性与民族性的塑造 |
一、东北“土地”蕴含着各民族共同开拓家园的历史 |
二、东北“土地”蕴含着民族融合的历史 |
第三章 抗战文艺对“美丽富饶”东北形象的构建 |
一、抗战歌曲中的东北景观叙事 |
二、抗日文学中的东北景观叙事 |
第四章 东北富源“排他性”主权的宣示 |
一、景观叙事中的东北富源 |
二、东北富源概况的宣传 |
三、地理教科书中的东北富源开发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致谢 |
(2)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上海绘画社团之肇兴 |
一、中国古代文人雅集与绘画结社 |
(一)中国古代绘画概况 |
(二)中国传统文人雅集 |
(三)中国古代“画社” |
二、中国传统绘画走向近代 |
(一)明清之际的西画“东渐” |
(二)晚清国人对西画的主动接触 |
三、上海绘画社团兴起的条件 |
(一)外在“示范”——土山湾画馆 |
(二)上海绘画社团兴起的“内在因素” |
四、晚清上海的画家结社 |
(一)概况 |
(二)传统雅集型画社——传统文人雅集的继续 |
(三)由传统雅集型向近代型社团的转变 |
五、小结 |
第二章 北洋时期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1912——1928) |
一、北洋时期上海绘画社团发展概况 |
二、“中西融合”之综合社团 |
三、国画社团 |
四、西洋社团——东方画会 |
五、小结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绘画社团的繁荣(1928——1937) |
一、绘画社团发展概况 |
二、“中西兼顾”的综合类社团 |
三、国画类社团 |
四、西画类社团 |
第四章 上海绘画社团的主要活动 |
一、创办刊物、出版画册 |
(一)基本情况 |
(二)刊物个案研究 |
(三)特刊与书画集 |
二、举办画展 |
(一)首开绘画社团展览会之先河——天马会 |
(二)晨光美术会的六次展览会 |
(三)艺苑参加第一次国展与自办画展 |
(四)决澜社举办画展 |
(五)中国女子书画会办展 |
三、召开会议,举办演讲 |
四、公益助善,书画赈灾 |
(一)书画助赈 |
(二)救济国难 |
第五章 绘画社团与中国美术教育 |
一、民国上海美术教育的勃兴 |
二、美术学校:绘画社团滋生的沃土 |
(一)从上海图画美术院到上海美专——绘画社团的聚集地 |
(二)中华艺术大学与时代美术社、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诞生 |
三、绘画社团投身学校美术教育 |
(一)开蒙和规训——“晨光”办学 |
(二)“艺苑”办学 |
(三)业余美术教育的先声——白鹅画会 |
第六章 绘画社团的思想主张与本土化美术理念的形成 |
一、美术革新思潮的激荡 |
(一)对西方美术理论的译介与宣传 |
(二)五四时期美育思想的广泛传播 |
(三)美术革命——一个世纪性的重要命题 |
二、留学生——探索西方绘画的先驱 |
三、流派纷呈——民国时期上海的画风画派 |
(一)保护国粹,弘扬传统:中国画会的坚守与开新 |
(二)践行“美术革命”理念的上海西画社团 |
(三)用新技法展现时代精神——决澜社的艺术追求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3)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原因、意义及范围界定 |
1.1.1 选题原因 |
1.1.2 选题意义 |
1.1.3 范围界定 |
1.2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的使用和研究现状 |
1.2.1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与西南地方史研究 |
1.2.2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与中外文化关系史研究 |
1.2.3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与西南历史地理学研究 |
1.2.4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与博物学史研究 |
1.2.5 外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使用和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
1.3 研究理论和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思路 |
第二章 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背景 |
2.1 晚清中国西南与世界环境 |
2.2 晚清中国西南与自然环境 |
第三章 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类型 |
3.1 晚清中国西南行记概况 |
3.2 政界、军界群体行记 |
3.3 传教士群体行记 |
3.4 商业人士群体行记 |
3.5 科学考察群体行记 |
3.6 探险游历群体行记 |
第四章 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中对西南的认识 |
4.1 西南不同群体印象 |
4.1.1 为英人提供劳动服务群体 |
4.1.2 普通城乡人民群体 |
4.1.3 官绅群体 |
4.2 西南城乡印象 |
4.2.1 西南城乡标志印象 |
4.2.2 西南城乡市集印象 |
4.2.3 西南城乡住宿印象 |
4.3 西南罂粟和鸦片印象 |
4.3.1 罂粟对农业的影响 |
4.3.2 鸦片对城镇的影响 |
4.3.3 鸦片对人民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及其意义 |
1.1.1 缘起 |
1.1.2 题旨 |
1.1.3 选题意义 |
1.2 学术史回顾 |
1.2.1 魏源政治思想研究概述 |
1.2.2 魏源文化思想研究概述 |
1.2.3 魏源历史定位问题研究概述 |
1.2.4 史学界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综述 |
1.2.5 近十余年来魏源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
1.3 本文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1.3.1 主要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创新之处 |
第2章 魏源生平及其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2.1 魏源生平 |
2.1.1 魏源的政治人生 |
2.1.2 魏源的学术人生 |
2.2 魏源政治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
2.2.1 嘉道政治统治简论 |
2.2.2 嘉道时期士人群体的政治文化生态 |
2.2.3 家庭成长背景及所受教育 |
2.2.4 阅读史及主要师友交往 |
第3章 魏源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
3.1 尊崇天道,常怀忧惧 |
3.1.1 天命观 |
3.1.2 幽明观 |
3.1.3 忧患观 |
3.2 崇尚德性,学古求变 |
3.2.1 王道纯出乎道德 |
3.2.2 王道是学古变易之道 |
3.3 重视法治,人法兼备 |
3.3.1 法之功用 |
3.3.2 法之实行 |
3.4 民本思想 |
3.4.1 重民思想 |
3.4.2 富民思想 |
3.5 人才观 |
3.5.1 人才缺失之缘由 |
3.5.2 人主应重视人才 |
3.5.3 如何构建良好的人才培养体系 |
第4章 魏源对现实社会改革的政治文化思考 |
4.1 重申王道,彰显事功——早期“王道”政治观 |
4.1.1 《默觚》概述 |
4.1.2 早期“王道”政治观的内涵 |
4.1.3 如何成就“王道” |
4.2 政“熟”求治,因势而变——中后期时势变革观的确立与发展 |
4.2.1 批判“人心之寐患” |
4.2.2 变革观的确立 |
4.2.3 变革观的发展 |
4.3 全面改革,师夷长技——鸦片战争后的政治文化思考 |
4.3.1 《圣武记》、《海国图志》概述 |
4.3.2 大一统观念 |
4.3.3 地理世界观 |
4.3.4 外交观 |
4.3.5 “师夷”说 |
第5章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和影响 |
5.1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特点 |
5.1.1 以人为本,贵人重民 |
5.1.2 高扬事功,理性建言 |
5.1.3 实践品格,经世情怀 |
5.1.4 近代启蒙,与时俱进 |
5.2 魏源政治文化观的影响 |
5.2.1 声名渐显,受时人关注 |
5.2.2 启迪后世,影响深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默觚》与《皇朝经世文编》学体、治体部分文章内容之比较 |
附录二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6)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缘起: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 |
第二节 论文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取向 |
一、关于“时代主题”概念 |
二、关于“历史教育”概念 |
三、关于“历史教育观念” |
第三节 相关学术史回顾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意义 |
第一章 建构国族:20世纪初历史教育观念的转型 |
第一节 经史为本与王朝新政:中体西用的历史教育观念 |
一、政事学:史为资治 |
二、考治求兴:清政府历史教育中的进化逻辑 |
第二节 改革派与西方史政视域下的现代国家政治启蒙 |
第三节 革命派与“民族主义”历史意识的塑造 |
第四节 国族意识与促进群觉:历史教育重心的变化 |
第二章 塑造国民:再造共和与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变革 |
第一节 民初教育思潮的激荡与历史教育观念的革新 |
第二节 共和基础:“民史”教育与科学、民主等价值渗透 |
一、学生本位、社会本位:“民史”教育与科学观念 |
二、平民主义与历史教育内容的生活化 |
三、文化史观:“民主”与“平等”的历史编纂视角 |
第三节 共和国民资格:历史教育中“公民教育”的价值发现 |
一、历史教育与“爱国”观念建构 |
二、历史教育与共和国民的养成 |
三、历史教育与“世界意识”的培养 |
第三章 形塑革命记忆:国民革命与历史教育观念的多元竞争 |
第一节 重建国家主体性: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与历史教育 |
第二节 革命与阐释:历史意识及史观竞争 |
一、唯物史观与革命的历史意识塑造 |
二、历史阐释的竞争——民生史观与唯物史观 |
第三节 中外革命经验与改编:通俗史学与多样政治诉求 |
一、革命史的塑造与社会运动史的传播 |
二、“弱小民族”叙事与民族独立历史意识的表达 |
第四节 革命与正统:三民主义与历史的内在统一性塑造 |
第四章 强化民族国家认同: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上) |
第一节 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民族主义与历史教育 |
一、民族主义:现实需要与历史教育的强化 |
二、对他国历史教育观念和实践的借鉴 |
三、历史教育与民族性 |
四、侧重本国史: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宣扬 |
第二节 民族目标认同——民族复兴与历史教育 |
一、阐扬国荣:民族复兴目标下的学校历史教育 |
二、纪念国耻:历史创伤与民族复兴意识的激发 |
三、树国榜样:民族独立运动、复兴史的宣传教育 |
四、殊途同归:“民族解放”与中共革命史塑造 |
第三节 国族认同——历史教育与边疆的再建构 |
一、历史教育视角:成为问题的边疆 |
二、专门化课程:“边疆”与“民族”的历史建构 |
三、求同抑异:在地化的边疆历史教育观 |
第五章 推进抗战动员:抗战时期历史教育观念的整合倾向(下) |
第四节 国防动员与历史教育 |
一、国防动员:“备战历史教育” |
二、坚持抗战:反帝反投降的历史教育观 |
第五节 民众动员与历史意识塑造 |
一、民众认知需求维度:民众历史意识引导 |
二、民众知识普及维度:社会化历史教育的形式和途径 |
三、民众政治觉醒维度:群众史观与“人民”为主体的叙事 |
四、民众使命意识维度:“人民代表民族”与中共的历史意识塑造 |
五、互动中的塑造:历史哲学化与民众历史认知需求 |
第六章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互动微观考察—以英雄人物教育观演变为例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教科书中历史人物编写概况 |
第二节 “人的隐退”:民初历史教育观念的一种趋向 |
第三节 抗战动员与英雄、伟人教育观的凸显 |
第四节 英雄人物叙事策略与社会、政治诱因 |
余论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价值诉求 |
第一节 作为政治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育 |
第二节 作为政治动员工具的历史教育 |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历史教育观念变迁 |
一、时代主题变迁与历史教育观念的特征 |
二、历史教育观念及其变迁的评价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7)朝贡与殖民 ——19世纪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研究对象及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对象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学术史综述 |
一、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现状 |
二、国内外学术界对朝贡体系的研究现状 |
三、国内外学术界对殖民体系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创新及不足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国际及地区背景 |
第一节 18世纪以前的国际局势 |
一、朝贡体系:中国主导下的地区秩序 |
二、殖民体系: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 |
三、国际贸易与中英关系 |
第二节 18世纪以前的喜马拉雅地区局势 |
一、西藏主导下的喜马拉雅地区政教关系 |
二、西藏影响下的喜马拉雅地区经济关系 |
三、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特征及原因分析 |
第三节 18世纪末地区局势的变化与挑战 |
一、廓尔喀人的崛起对地区秩序的挑战 |
二、英国在南亚的殖民扩张 |
三、中国治藏理念与实践的变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两次中尼战争与朝贡体系的建立 |
第一节 战争的起因 |
一、战争起因辩谬 |
二、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
第二节 第一次中尼战争 |
一、战争进程 |
二、战后和约的达成 |
三、尼泊尔朝贡清廷 |
四、战后藏尼贸易安排 |
第三节 第二次中尼战争 |
一、战事重启 |
二、战争目标的调整 |
三、战争进程 |
第四节 喜马拉雅朝贡体系的建立 |
一、周边国家和地区政策的形成 |
二、中尼在战后的安排 |
三、战后喜马拉雅朝贡体系的确立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英国殖民体系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扩张( 1792-1860) |
第一节 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发展与变化 |
一、英国喜马拉雅政策的确立 |
二、清廷喜马拉雅政策的演变 |
第二节 1810年代英国对中喜马拉雅的侵略 |
一、英尼战争( 1814-1816) |
二、《提塔利亚条约》与英锡关系的确立 |
第三节 1840年代西喜马拉雅地区格局的变化 |
一、森巴战争 |
二、英国的反应 |
三、英锡(克)战争后的划界问题 |
第四节 1850年代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恶化 |
一、1850年代喜马拉雅地区局势 |
二、1855年尼泊尔侵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英两国在地区的博弈(1860-1911) |
第一节 中英两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博弈的背景 |
一、英国喜马拉雅政策的调整 |
二、中国喜马拉雅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1860年代英国对东喜马拉雅的侵略 |
一、英锡(金)战争 |
二、第二次英不战争 |
三、中国对喜马拉雅地区局势的应对 |
第三节 清廷恢复喜马拉雅地区朝贡体系的努力与失败 |
一、清廷恢复喜马拉雅地区朝贡体系的背景 |
二、中国试图恢复与尼泊尔的朝贡关系 |
三、中国试图恢复与不丹的朝贡关系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8)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题目界定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及文献 |
三、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背景 |
第一节 清代西藏方志的编纂成就 |
第二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之发展 |
第三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的动力 |
第二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一:官方 |
第一节 陈观浔《西藏志》的编纂 |
第二节 陈观浔《西藏志》与今人张羽新主编《西藏补志》的关系 |
第三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二:刘赞廷及其编纂西藏方志述略 |
第一节 刘赞廷及其涉藏方志内容与门类 |
第二节 刘赞廷涉藏方志的史料来源与价值 |
第三节 刘赞廷涉藏方志的地位 |
第四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研究之三:省区志、县志个案研究 |
第一节 刘赞廷《昌都县志》版本源流及史料价值述论 |
第二节 黄奋生《蒙藏新志》编纂研究 |
第五章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与其他方志编纂之比较 |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与内地方志编纂条件之异同 |
第二节 刘赞廷西藏县志与段绶滋《民国中甸县志稿》编纂特点之比较 |
第三节 陈观浔《西藏志》与民国重修《四川通志》编纂价值比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编纂大事年表 |
致谢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 |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缘起 |
二. 学术史回顾 |
(一) 晚清民族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回顾 |
(二) 晚清域外史地知识传入研究回顾 |
(三) 亡国史研究的学术回顾 |
(四) 前人研究的空间与本文努力的方向 |
三. 概念界定与研究思路 |
(一) 概念界定 |
(二) 行文思路 |
四. 重点、难点及研究路径 |
(一) 研究重点 |
(二) 研究难点 |
(三) 研究路径 |
第一章 甲午后埃及亡国史的初步传播 |
第一节 引论:甲午前埃及历史知识来源 |
第二节 传播网络与途径:以报刊为中心的分析 |
第三节 初步普及:历史教科书中的埃及 |
第二章 1903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引介与回响 |
第一节 《埃及近世史》的译介、流传及影响 |
一、《埃及近世史》在晚清的版本与叙事 |
二、《埃及近世史》在晚清中国之反响 |
三、余音 |
第二节 北村三郎《埃及史》的翻译与书写 |
一、着者与译者:北村三郎和赵必振 |
二、由《土耳机史》到《埃及史》 |
三、《埃及史》的主题、移译与表述 |
第三章 埃及亡国史的“国族化”表述 |
第一节 自我书写与创造下的埃及亡国史 |
一、埃及亡国史型变 |
二、再现亡国场景 |
三、酹酒苏彝落日红:苏彝士运河的象征意义 |
第二节 文明的对话、追溯及反思 |
一、漂浮在过去的“文明”古国 |
二、古昔盛时今沉沦:文明更替中的埃及 |
三、“文明”视域下黄帝/中国文明西来说再探讨 |
第三节 辛亥前后:亡国话语的政治运用与社会普及 |
一、时事政论中的埃及 |
二、弹词戏曲中的埃及亡国史 |
三、1915年前后埃及亡国史的再现 |
第四章 为何是埃及?基于域外亡国史的整体考量 |
第一节 域外亡国史在晚清传播的脉络 |
第二节 域外亡国声音的回荡 |
第三节 追寻埃及的特殊性 |
结语 重塑埃及:晚清民族主义思想的世界性资源及反思 |
参考文献 |
(10)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方法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一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设立的背景 |
第一节 蒙藏委员会之设立背景 |
第二节 蒙藏委员会之设立 |
第二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的设立 |
第一节 人员配备与组织机构 |
第二节 调查活动的规划与实施 |
第三章 蒙藏委员会调查室对边疆地区的调查报告 |
第一节 内蒙古地区的调查报告 |
第二节 西南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 |
第三节 西北民族地区的调查报告 |
第四章 对边疆建设的推动 |
第一节 为蒙藏委员会制定边疆政策提供依据 |
第二节 为时人认知边疆提供资料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硕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四、清代国人对西藏地理的考察与记载(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时期国人的东北景观叙事与疆域观念[D]. 刘洁. 兰州大学, 2021(12)
- [2]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D]. 邢昊. 河北大学, 2020(03)
- [3]晚清英国人中国西南行记研究[D]. 姚刚.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2020(08)
- [4]魏源政治文化观研究[D]. 胡慧娥. 湖南大学, 2019(07)
- [5]康熙朝清廷对拉达克地图的绘制[J]. 陈柱. 中国藏学, 2019(03)
- [6]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基于历史教育观念的考察(1901-1945)[D]. 邓燕.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7]朝贡与殖民 ——19世纪中英在喜马拉雅地区的博弈[D]. 许肖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8]民国时期西藏方志的编纂研究[D]. 赵琼.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蒙藏委员会调查室研究(1928-1949年)[D]. 娄乃月.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