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文献综述）
胡凌燕[1]（2021）在《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尝试从写本文献的角度,对武周时期这一特殊时段的文学面貌,进行专题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具体来说,主要通过对武周文学的重要写本进行文献层面和文学层面的双重挖掘,结合传世文献和石刻文献,以诗歌、序文、小说三种文体为核心,着重关照刘希夷、崔融、李峤、王勃、张鷟、珠英学士等武周时期的着名作家及文学群体,对文本流传、文体演进、文学传播与影响以及特殊文学现象等问题展开探讨,以求尽可能全面、有体系地呈现武周时期文坛的原生状态,挖掘被历史掩埋的某些文学史现象,进而为纠正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注重以传世刻本文献作单面建构的偏颇与缺失抛砖引玉。论文共六章,第一章为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总述,第二章为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专题研究,后四章为武周文学重要写本的个案研究。第一章,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研究。研究武周文学可资利用的写本文献主要有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和日藏写本三类。本章重点从文本的形态和内容两方面,总结这三类写本文献各自的特点,同时对敦煌和吐鲁番写本的发现过程与整理历史进行爬梳,对日藏写本的源流与藏所进行追溯、考察。第二章,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研究。本章先对敦煌遗书所存武周诗文做了全面搜集、考辨与汇录,并从作家、作品及写本形态三方面概述其总貌。其次据作品存佚情况和文本形态特征,对残卷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发掘。最后在综论残卷文学价值的基础上,以刘希夷《白头翁》诗为个案代表,探讨初盛唐七言歌行从中原传入敦煌后其传播渠道与作品性质发生的转变。第三章,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研究。本章首先结合传世文献考知珠英学士间交游唱和之史实,审视武周文坛的整体唱和环境。其次探讨时代诗风影响下选家崔融的诗学趣味,论述《珠英集》对于初唐诗歌选学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再者,《珠英集》作为编《三教珠英》的副产品,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武周时期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并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四章,古钞本《李峤杂咏诗》研究。《杂咏诗》的敦煌写本和日藏写本近代以来重现国人视野,从文献层面看,有助于考清《杂咏诗》在书目文献和现实世界中的流传情况,解决诗注相关的一些问题。从文学层面看,则启发我们关注初唐咏物诗在武周时期的变革,以及李峤咏物诗对日本平安朝诗歌发展的影响。第五章,正仓院本《王勃诗序》研究。本章主要从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三方面论证了院本《诗序》的文学实证功用,同时从集会诗序的文体内涵、演进历程及其与集会诗歌的关系三方面审视了院本《诗序》的文体学意义,此外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了王勃诗文东传日本之经纬及其对日本奈良和平安时期汉文学发展的影响。第六章,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研究。本章厘清了《游仙窟》湮没与回传的历史问题,并从十娘的身份入手,对《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重新定位与深度探讨,同时以《游仙窟》文本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代诗歌与小说文体交融的现象及唐传奇的情感表现等问题,从而可见《游仙窟》之文学史意义。
黄凯[2]（2021）在《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存的汉译《杂阿含经》大本、单本经共有57部,这一经典群的汉译有三个阶段:（1）汉魏两晋《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2）南北朝《杂阿含经》大本的传译;（3）唐宋《杂阿含经》单本的再翻译,时间从后汉到北宋持续近千年,贯穿中国佛教译经史的始终。从经典传译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并非只重视大乘经典,而是以大、小乘经典同步传译、多元并存的结构,支撑、建构起了中国佛教的经典体系。六朝、隋唐时期的各家判教学说发展的主流趋势是重视大乘经典,轻视《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认为《阿含经》是佛为声闻乘所说的经教,是佛陀最早、最浅的说法。但剥离掉那些贬义评价的外衣后会发现,其实各家判教学说都已经认可了“阿含为初”,即《阿含经》是最基础经典的身份,只是这一层认识被中古佛教思想论争的光芒所遮盖,没有被充分彰显。尽管被判释为小乘经典而不能进入中国佛教的顶层思想世界,但是《杂阿含经》却在中国佛教的一般知识世界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从南北朝至明清时期的中国佛教乃至中国社会的知识、文化整合中,以《杂阿含经》为代表的小乘佛教典籍不但没有被清理出局,反而一直是中国佛教知识体系的稳定来源,是中国佛教知识世界的底色和背景,是佛教知识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近代以来,受欧洲和日本学界的影响,梁启超、吕澂、聂耦庚、印顺等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杂阿含经》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逐渐扭转了国人对该经的传统认识,推动了对《杂阿含经》的重新重视。近代以来《杂阿含经》的再发现,也直接影响了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促进了南北传佛教间的交流。应当说,《杂阿含经》等小乘经典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佛教大、小乘并举,显教、密教并重,理论、实践并行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已经也将继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和贡献。
黄小菊[3]（2021）在《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小说在中国古代历来被视为“小道”,由小说走向经典经历了艰难的过程。明中后期随着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反程朱理学的泰州学派、王阳明心学以及李贽童心说在文化领域掀起一股改革的风潮,小说和戏曲在此风潮的影响下得到蓬勃的发展。文人对小说戏曲开始改观,不再视为“史之余”而是作为独立的文类。《三国志演义》借《三国志》之名进入文人的视野,罗贯中的文人化改编使其天然的具有精英阶层的烙印,而文人以通俗历史看待《三国志演义》,将其视为普及历史教化民众的通俗读物,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等“演义”系统诸本增加其历史性,而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朱鼎臣刊本在射利的目的下降低阅读的难度,降低发行的成本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局限于精英文人而是对文化水平低下的普通识字民众也敞开了阅读大门,极大了推动了《三国志演义》的传播。直到李贽打破文人对小说的成见,叶昼模仿李贽批评《水浒传》评点《三国志演义》,真正的跳出历史,将其当作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点,刊刻者也改变传统按卷编排的形式,将二百四十段的《三国志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虽然此时的回目还不对偶,不甚精美,两段也只是简单的合并,并没有完全融合,但是按回编目的形制标志着对《三国志演义》文体定位的改变,对《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地位的确立有重要的作用。其后毛宗岗父子学习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对《三国志演义》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使得《三国志演义》的语言风格得到统一、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和思想主旨得到升华,成为了真正的经典文本,取代了之前流传的所有刊本,成为主流文本。本文主要探讨《三国志演义》版本演义过程中不同阶段,不同版本体系所呈现了不同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和特色。认为《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化经历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和学术化的过程,这些过程对《三国志演义》经典化文本的确立共同起着推动作用。以书坊主为主要发行者和整理者的《三国志演义》天然的具有商品属性和文学属性,不同的书坊因为面向读者不同侧重也不同,江南刊本在兼顾商品属性时注重其文学性与历史性,因此呈现出文人化、历史化的发展趋势,使得《三国志演义》成为通俗历史读物,提高了它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建阳刊本以低廉的价格与江南刊本形成竞争优势,又通过增加图像的形式降低阅读门槛,插入大众耳熟能详的三国人物英雄故事吸引普通民众的兴趣,对《三国志演义》的广泛传播起到推动作用,使得《三国志演义》不再仅限于精英阶层阅读,而是取代《三国志平话》等民间戏曲成为普通大众了解三国历史人物故事的主要渠道。随着明末清初小说评点的兴起,文人对《三国志演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由早期视为通俗历史读本到注意演义与历史的区别,不再将《三国志演义》当作“史之余”和教化民众的工具,而是开始重视历史演义本身的文学价值。对历史演义文体全新认识是《三国志演义》摆脱历史的束缚,回归小说评论语境的关键,为《三国志演义》经典化作了理论准备。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总结了文人化、历史化、通俗化、学术化的经验,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文体风格,同时对“拥刘反曹”主题思想和强化,使得《三国志演义》与传统儒家观念和统治阶层的利益相符合,被上下阶层共同接受。《三国志演义》版本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最终形成了经典文本毛评本,经典文本的确立为进一步扩大《三国志演义》的影响奠定了条件,是《三国志演义》经典地位确立的基础。
崔京宪[4]（2020）在《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作人与李光洙作为中韩两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生活在几乎相同的时代,有很多相同相似的经历。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自近代以来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经历了相似的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历程。另外,在东亚内部,中韩两国同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影响,又遭受日本侵略,韩国还被日本强行吞并。在这样的东亚国际环境中,尽管周作人、李光洙所属国家不同,然而两人的文化心理却有许多相同感受,在个人经历和文学思想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将两位文学家的文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即可以从中看出两位文学家成长的国情背景,也可以比较出两位文学家文学思想上的相同与不同,探讨他们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独特的人生经历,找到两人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他们共同经历了传统社会的巨变,在西力东渐的时代背景,使他们的人生经历丰富而曲折,影响了他们文学道路的选择。周作人自小饱读中国传统诗书,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国学等传统文化教育,他在江南水师学堂里还受到新式教育,接触过西方文学。其后又曾东渡日本留学,接触了大量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颇有心得收获。归国后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代表人物,因其提倡“人的文学”以及发表大量优美的散文而成名。后服务于日伪政权,留下历史污点,晚景悲凉,在贫寒和凄苦中渡过余生。李光洙从小在家跟父亲学习古汉文,也在私塾堂学习相关内容。因他个人身体病弱、家境贫困及父母的早亡,使他较早懂得了人生贫苦重病及死亡的意义。他曾两次到日本留学,这为他奠定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文化基础。“情的文学”成为其文学的基本思想,因发表大量启蒙性与大众性的文学作品而成名。后期他走向亲日附逆之路,给人生留下了历史污点。时代影响下形成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思想是两位文学家之间的重要可比性之一,这些共同的可比性是我们研究比较两位文学家的重要前提之一。第二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在文学思想上的认识以及影响。两人分别都是本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先驱之一。他们都很熟悉传统文化之中的古典文学,同时,他们又对传统文化之中的封建思想大加排斥,因此,在他们的文学思想中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思想。他们又都深受西方和日本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们自己的文学思想。值得一谈的是,他们在各自国家传播和介绍新文学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通过相关作品体会到他们文学思想上的闪光之处。“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他文学里面充满了人道主义以及尊重“人”的“个性”的思想。“情的文学”是李光洙理想主义启蒙文学思想的重要构成内容,通过崇尚个性解放与独立人格的理想主义思想来体现真善美的文学价值主张。第三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博爱与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他们都非常赞赏基督教的博爱、献身精神。尽管两人在具体内容的认知上略有差别,但在对基督教精神方面的认识大体相同。体现在以平等、博爱、人道主义等观念在文学思想上的运用。第四部分,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的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思想。他们文学的不同特质表现在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文学思想上。周作人在自己园地里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李光洙的民族园地以民族改造为标识的文学,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为此采用对比式、反比式的研究方法来比较周作人的个人主义文学思想与李光洙的民族主义文学思想。第五部分,主要讨论比较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价值维度。主要围绕着作者与时代、文学与时代维度,文学与社会维度,作家内在的艺术表现维度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以此来展开其文学价值维度的发现与认识。巨变的时代催生出了新的文学命题,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与新的文学思想。正是由于他们捷足先登,抓住时代主题,从而使他们在各自国家的新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及新文学的先驱者。他们都以不同的文学形式来表现文学内在的艺术价值。周作人的文学代表为散文,李光洙的文学代表为小说,都展现了文言一致,新文体,国语的民族式样,创作上的融合性与独创性。虽然在文学形式上风格不同,但是在文学思想上却有着相似的内在文学价值。以上所介绍的五大部分的内容,通过比较研究方法中之平行研究方法中的相同相异、互补互衬、相反相成等比较特点来展开讨论,站在更加广阔的东亚甚至全球的视野中去评价、论述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社会、作家与文学艺术内在表现等文学价值维度,解读两位卓越的文学家及其文学的价值。
黄秋硕[5]（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研究指明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汪若青[6]（2020）在《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武则天为父母做功德所抄的《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是唐代官写佛经的典范,赖敦煌遗书得以保存。每部经卷分作经序、经文和题记三个部分。武氏所撰《金刚经序》《妙法莲华经序》抄冠于每部佛经卷首,序文结构严整,融汇了赞颂经文与发愿祈福两种文体。所抄两部佛经的版本取鸠摩罗什译本,经文与《大正藏》本之间存在异文。各卷尾题后书列题记,依次记录该卷的抄写时间、抄经书手、用纸张数、装潢匠人、校经僧俗、详阅大德、写经判官、写经使等信息。这次抄经活动缘起于武后母亲杨氏夫人辞世,约始于咸亨二年（671）,止于仪凤二年（677）。所调抄经、校经书手来自门下省、秘书省、弘文馆及东宫左春坊等中央官署,所征用校经僧众主要来自长安各皇家寺院,书手们固定且长期服役,僧众们在整个写经活动的前、中期与书手合作紧密。每卷经文抄、校工作基本由两人以上负责。抄经任务的分配上,每部经文均由一人独立负责抄写,单人效率约一天一部《金刚经》、一至两天一卷《妙法莲华经》。校经任务的分配上,每卷经文的校读工作由多人校一卷逐渐演变为单人校一卷,书手多校《金刚经》,僧众仅校《妙法莲华经》。参与详阅经卷的高僧大德基本固定,他们与皇室渊源深重,是高宗至武周年间长安佛教界的主干。此外,中央官署选派一使一判官监护,写经使代表皇室监管写经活动,具体事务则由判官负责。题记中所展现的抄经活动严谨运作的画面,与实际可能并不相符。各卷经文中都有比例不小的主观错谬,大部分经卷中没有校改痕迹,装潢手也有失误,说明实际的执行过程并不严格。尽管这次抄经活动被视作唐代皇家写经功德活动的一个缩影,其规范的经序内容与题记格式表明,这也只是一次日常的皇室佛教活动。
莫琼[7]（2019）在《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明代韩学研究相对宋、清两代来说稍显暗淡。从理论上而言,明代韩学上承宋元,下启清代,是整个韩学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对于这一段韩学的研究,可打通千余年来的韩学史,使整个韩学史的内容更加完整、面貌更加清晰。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是整个明代韩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依托于明代韩集文献以及明代古文选本等原始资料。选本批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对选本的研究,可以勾勒出一段批评史甚至是接受史。因此,本文即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古文的接受情况。本文分为上、下编,一共七章。上编主要从明代科举文化、明代出版业、明末文人结社、“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等四个方面思考,结合明代古文选本对韩愈古文的选评,研究明人对于韩愈及其古文在这四种历史场域中的接受情况。下编主要对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进行考论。考论以明代古文选本为中心,为相关的选本撰写叙录,并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选本进行考论,揭示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上编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研究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接受的关系。第一节研究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韩愈古文是明代举子的必读物之一,因此,许多古文选本以及韩愈文集即得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校的藏书楼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地方学官,在编刻古文选本时,往往将韩愈古文乃至所谓“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入其中,随着官员的迁移,韩愈古文在下层知识分子之中的流传广度也随之扩大。因此,地方学官制度对于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古文文脉的传承上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节研究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选评。在明代古文选本中,有一定数量的选本是专门为科举考试而编辑的。在具体的阅卷过程中,文有法度、开阖抑扬的答卷,更受阅卷官的青睐,韩愈的文风十分符合这样的标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原道》等29篇韩愈古文普遍地被明人认为适合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文。这29篇韩文,是明人以选本的形式选择出来的韩愈古文的经典篇目,因此,在延续韩文的经典化上,明代古文选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章主要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考察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中后期出版业以及图书市场的发达,伪托名人出书射利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在明代古文选本评点的领域,钟惺是被托名最多的文人之一,伪托钟惺之名的“文归”系列文章选本也成为了明末书籍市场颇受欢迎的出版物。因此,若要确切评价一些选本所选评的韩文之价值,首要之务,是厘清这些选本的真伪,题名钟惺的《唐文归》是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本章第一节,是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再考证上图所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伪托钟惺之作,并认为伪托者为明末南京的书坊集贤堂。第二节研究此本《唐文归》对所选十四篇韩愈古文评点的价值,认为这些评语的质量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书商这一群体,属于日本学者大木康所认为的识字阶层的中间阶层,以《唐文归》为媒介,可以推知韩文在此中间阶层的接受情况。作为商品的古文选本在明末出版的驱动下流播开来,韩愈古文也以此为载体得到传播。第三章主要以浙江图书馆藏朱东观等人所编的《唐文归》为例,研究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的关系。明代文人结社与文学的关系密切。藉由研究朱东观及其社中人一起选评的《唐文归》等文章选本,可以以文社这一公共空间为中心,探究明末的文人是如何评价韩愈与阅读韩文的。本章第一节主要对明末杭州朱东观等人结社的情况进行考述,认为此文社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并与明末杭州另一个着名的文社——登楼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文社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学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即由“尽心秦汉以上书”到纵观唐宋以下文。第二节以此文社所编《唐文归》为中心,研究此社对于韩愈及其古文的接受情况,认为其在选评韩文时,选入了一些较为“冷门”的篇目,这些篇目大都反映了中唐时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正是透过对这些篇目的选评,表达出了对于明末各种社会危机的隐忧。此外,借由考察韩文对于先秦两汉文的继承及其对唐宋以下文的影响,该社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从先秦两汉到唐宋八家文的古文统绪。第四章主要研究“唐宋八大家”在明代的生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析韩愈古文在这个古文范畴之内的接受情况。明初的宋濂、王袆、刘基等人,构建了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三苏、曾巩、王安石等八家之文组成的文统。从永乐至正德年间,这个文统观一直为台阁文臣所遵循。在成化至正德间,一个反对唐宋文传统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严重恶化了唐宋文在主流文坛的生存环境。唐宋文的传统与明代科举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可以说是间接地在制度上保障了唐宋文的生存空间。在重新将韩愈等唐宋八家嵌入古文统绪,使得韩愈重新成为这个文统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的过程中,“唐宋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于万历七年之前,社会上流行着“七大家”、“四大家”、“六大家”等称号,在这些组合之中,韩、柳、欧、大苏四大家是最为稳定的。随着同类选本数量的快速增长,“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在崇祯年间正式形成了。下编以隆庆为断限,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考论明洪武至隆庆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明中期以前,由于出版业尚未兴盛,加之文献保存的困难,故而留存至今的古文选本数量并不多。从本文所掌握的明代古文选本所选韩愈古文的情况而言,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主要用于科举考试,韩愈古文颇受这些选本的青睐,往往在必选之列。从嘉靖年间开始,选本的选择即以先秦两汉古文与唐宋古文为主,而唐宋古文又重在所谓“唐宋八家”文。受主流文坛流派之间的古文典范之争的影响,古文选本亦开始掺入了“派系”的因素。林希元借编选《古文类抄》之契机,对复古派“文必秦汉”的取法倾向有所反思,将唐宋古文重新纳入到取法范围之内。第二章主要考论万历期间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古文选本,比较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随着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问世,“唐宋八大家”类选本的数量有所增加,“唐宋派”的文脉在万历文坛得以延续;第二,出现了钱谷《韩文评林》、王锡爵《王荆石先生批评韩文》、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等专门选评韩文的选本,这表明明人对于韩愈的研究正趋专门化;第三,出现了“自娱”性质的古文选本,如钱士鳌《共赏编》;第四,贾三近《滑耀编》、邹迪光《文府滑稽》等选本,特表韩文“以文为戏”的一面,亦属这一时期韩愈古文接受的特点之一。此外,本章还对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一书作个案研究。第三章主要考论天启至崇祯期间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愈古文的情况。这一时期古文选本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随着明末出版兴盛期的到来,书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伪托名人的古文选本;第二,明末文人在结社之时,编刻了一些古文选本。韩文得以入选这些选本,为研究韩文在不同的文本空间内的接受情况提供了依据。孙慎行《精选八大家文钞》等“八大家”类选本的产生,使得韩愈以及唐宋古文的文脉在明末得到延续。
车兰兰[8]（2018）在《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黄人（1866—1913）,是近代文学史上一位个性鲜明、思想崛奇、成果卓异的人物。在近代这一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黄人深受传统文化、吴地地域文化的浸染和西方文化的多重影响,前后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他曾有志于仕途,然郁郁不得志;后执教东吴大学,潜心学术;入南社后欲以文革命,终理想破灭,因狂而殁。黄人是近代重要的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兼跨数个领域,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小说着译、办刊结社、文献编纂、教育改革、民主革命等方面均有建树。然而与同时代的梁启超、吴梅、王国维等人相比,黄人并未获得相应的地位,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也有待于更为深入的挖掘。本论文着眼于对身处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思想复杂、着述宏富、经历曲折的黄人作较为全面的考证与论述,并作合理评价。论文主要从六部分加以剖析阐述:前三章主要是将黄人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创作放置近代文学转型背景中去考察,这是论文的重点部分,黄人所处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其文学理论、创作中得到鲜明的体现。首章探讨黄人《中国文学史》与近代新型文学史兴起的关系,追溯“中国文学史”的起源,将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近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的根本区别;梳理西方、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论述国人自着“中国文学史”出现的原因。通过对比窦、林、黄三部最早的文学史着作,进而分析黄着文学史的开创性、影响,也不回避它作为草创期文学史的局限。次章侧重于探讨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与黄人文学理论的关系,梳理古、近代文学理论批评衍变之轨迹,进而探讨黄人的小说理论、戏曲理论、诗歌理论、词学理论对古典文论的继承与创新,以及其在新旧思想冲突下所存在的局限。第三章聚焦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研究,从题材、主题、艺术特色等方面解读黄人的诗歌与词,分析其所体现的新旧特征,最后综合论述黄人创作的成绩与不足,以及较文学理论存在的滞后性。后三章主要是围绕黄人的教育、出版、社团等文学活动展开,探讨他与近代文科教育、文学出版、文学社团发展的关系,体现了黄人严谨与开放的学术风气及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求。第四章梳理了黄人的求学活动、教育活动,尤其突出黄人对中国文科教育所作的贡献。黄人在东吴大学十三载,通过教学布道、讲学唱和、编写教材、主笔学报等教育活动,在思想启蒙、文科教育、培养人才等方面对近代文科教育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第五章分析黄人在中国近代出版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他与小说林社、国学扶轮社的关系,从黄人的报刊、图书出版活动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倡导保存国粹,另一方面也积极引进了西学新知,既批判了封建文化专制,又传播了西方民主思想,对传统出版业向近代出版业的转型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最后一章则考察黄人与中国近代社团转型的关系,社团活动在黄人的文化活动中比例较大。本章中黄人入南社之契缘、入南社后的活动及其与南社同人的交游是重点,体现了在近代社团转型过程中,“新”与“旧”文化的碰撞。而黄人在社团的创作、文化、交游活动,不仅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和革命文学的发展,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历史变革中勇于担当、以笔为戎的真实写照。概之,黄人之一生,历经了半个世纪的世事沧桑,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巨变,是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一个“推动者”和“见证者”。他的文学思想、创作与活动等,都体现了新旧文化过渡、传统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时期的矛盾与融合。他的身上,既有传统文人积极入仕的济世情怀、感时伤世的忧患意识、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困囿于时代的保守与局限,又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启蒙救国”的远大理想、批判封建专制文化的革新精神、对民主自由的热切追寻和和立足于中西比较的创新精神。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承袭了李白、李贺、王仲瞿、龚自珍等先贤遗风;又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有许多独立之见和创新之举,对吴梅、王謇、陈乃乾、陈大悲等后辈学者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黄人是不可忽视的一位,需要将其放置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大背景下,做更全面更客观的研究,同时分析他的典型意义。
张洁弘[9]（2018）在《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述论》文中认为赋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体之一,源远流长,但赋学研究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949年以来,赋学研究蓬勃发展。在研究主体上,大陆联合港台、海外的赋学研究者们,使“赋学”有了更广阔、多元的发展空间;在研究对象上,由汉扩展至魏晋南北朝及之后的各个朝代;在研究内容上,当代学者深化了辞赋的文学性研究与辞赋文献研究,对辞赋的历史、文体、题材、作家作品、赋学批评及编辑与校注、赋论的整理、存世文献的考证等都作了更深入的探索和阐释。与此同时,学者开始以文化学的目光来审视中国古代辞赋,探讨赋体文学与性别、地理、宗教、哲学、诗歌、乐舞等方面的关联,以求全面系统地阐释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选择“辞赋转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的成果进行整理,从辞赋史研究等十三个角度,梳理了中国大陆、港台、欧美地区以魏晋南北朝辞赋为研究内容的学术成果,对其进行梳理、介绍、评论和总结,以求展现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的概貌。
邓仕海[10]（2017）在《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文中认为以剑南道为中心的唐代西南地区是中国古代疆域发展演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属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论文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系统疏理、挖掘史料及探索新的视角,对唐朝在以剑南道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行政区划沿革、治理政策、官署机构和职官设置、边政实践、重要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及其在唐朝边防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唐代西南边政大致呈现出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主要表现为:唐高祖通过“招抚为主、军事为辅”的方式成功地将巴蜀和云南纳入到了李唐王朝的统治版图,并通过设置军事色彩浓厚的管理机构和大量“因俗而治”的羁縻府州巩固了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贞观时期,唐太宗开始推行文治以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为遏制吐蕃东扩,积极防御和反击吐蕃的侵扰;设置剑南节度使调整西南边防体制;为了与吐蕃争夺洱海,除重建姚州都督府外,又支持南诏统一了洱海;天宝后期,为遏制南诏东拓,迷信武力,导致南诏判附吐蕃。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主要表现为:为防止剑南道成为河朔型藩镇,将其一分为二;为明确中央、藩镇和州之间的赋税分配,推行“两税三分”;为了维持表面上的统一,代、德两朝被迫对藩镇“姑息迁就”;德宗朝,韦皋镇蜀二十载,他大力发展西南交通和社会经济、“南抚群蛮、西摧吐蕃”,巩固了唐朝在西南的统治,基本解除了吐蕃对唐朝西部边境的巨大威胁;为抑制藩镇,平定刘辟之乱后,宪宗通过“两税三分制”改革和增加“刺史军权”,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大和之役”后,李德裕筹边,使西南地区获得了近三十年的安定局面。四是咸通以后唐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主要表现为:唐诏关系破裂,南诏四犯西川;高骈通过修筑成都罗城和重建西南边防体系,彻底斩断了南诏再次侵犯西川的念头;西南内部矛盾激化,爆发了阡能和韩秀昇之乱;三川内乱,王建成了最大的受益者;王建兼并东川和山南西道,并于公元907年割据称帝,唐朝在西南的统治终结。唐代西南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同样呈现出特点鲜明的四个阶段。武德贞观时期:唐高祖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管制,特别重视西南边吏的军事才能和忠诚度;贞观时期,为了推行文治,唐太宗格外重视边吏的治理才能和德行,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任用制度。永徽至天宝时期:武则天为改变官僚集团的构成以巩固自己的统治,通过完善和发展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人才;开元时期,唐玄宗为了整饬西南吏治,选拔大量重臣出镇西南;天宝后期,杨国忠秉政并遥领西南,大量“贪求边功”的杨氏亲信把持了西南政局。至德至大中时期:肃、代、德三朝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军事控制,选用大量武将到西南任职,考课制度时行时废,失去了应有的功效;唐宪宗为结束西南军人专政的局面,选拔大量文官进入西南,同时推行“徙镇策略”;为解决财政困难,安史之乱后,朝廷对官员的“财经”能力格外重视;考课制度日趋反动,“税钱长数”、“征办先期”、“捕盗多少”等成了考核官员的主要标准。咸通以后:宦官势力在僖宗中后期渗入西南并控制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王建占据两川后,唐朝彻底丧失了西南边吏的选用权。唐代西南边吏作为唐朝西南治理政策的执行者,许多人在唐朝西南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中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维系唐朝与西南各族群之间关系的纽带,是唐朝西南疆域的开拓者和西南边防的建设与巩固者,还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者。但是,同样存在许多边吏,他们不顾国家利益,不顾百姓死活,行为残暴、贪污腐化,甚至为贪求边功而故意挑起战争,给唐朝在西南的治理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通过对唐代西南边政和边吏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发现,要保证边政与边吏的良性互动,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这个运行机制至少应该具备三个显着的特点,即制度健全、因地制宜、不断创新。论文力图将唐朝在中国古代治边实践中的继承性、创造性和历史局限性,唐朝西南边吏选拔、任用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特点及其原因,以及西南边吏在唐代边疆管理体制和边疆治理中的具体作用等清晰地展现出来。同时,希望通过对西南地区在唐朝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阐述,揭示出西南地区的发展与整个唐朝历史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以及它在中国古代疆域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提纲范文）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及研究范围的界定 |
| 二、武周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论题与思路 |
| 四、基本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周文学写本文献的类别与特点 |
| 第一节 敦煌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敦煌遗书的发现与整理 |
| 二、经典传钞与民间丛钞的并行流传 |
| 三、中原文人的诗歌与文章 |
| 第二节 吐鲁番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吐鲁番文书的发掘与整理 |
| 二、零碎残片的杂抄散写 |
| 三、西州民间的书信与俗文学 |
| 第三节 日藏写本武周文学文献 |
| 一、日藏古钞本的源流与藏所 |
| 二、文学典籍与文人小说的佚存 |
| 三、日人重钞:忠于底本的抄写态度 |
| 第二章 敦煌写本武周诗文残卷 |
| 第一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梳理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汇录 |
| 二、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概貌 |
| 第二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献价值 |
| 一、久佚诗文的辑佚价值 |
| 二、存世篇章的校勘价值 |
| 三、唐集唐抄的文本还原 |
| 第三节 敦煌武周诗文残卷的文学价值 |
| 一、敦煌武周诗文残卷文学价值总论 |
| 二、刘希夷《白头翁》与七言歌行的性质演变 |
| 第三章 敦煌写本《珠英学士集》 |
| 第一节 《珠英集》与武周时期的文人唱和 |
| 一、珠英学士成员再考 |
| 二、《珠英集》与珠英学士之交游唱和 |
| 三、《珠英集》与武周文坛之唱和环境 |
| 第二节 《珠英集》与武周诗歌选学的演进 |
| 一、崔融的选诗趣味与时代诗风的体现 |
| 二、唐前诗歌选学的兴起与发展 |
| 三、《珠英集》在唐人选唐诗中的先驱意义 |
| 第三节 《珠英集》与三教思想的文学影响 |
| 一、《三教珠英》编纂与初唐三教关系论略 |
| 二、敦煌本《珠英集》残卷的三教内涵 |
| 三、三教融合对武周文学的深层影响 |
| 第四章 古钞本《李峤杂咏诗》 |
| 第一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发现与流传 |
| 一、李峤诗文集版本源流考述 |
| 二、敦煌本《杂咏诗》的发现 |
| 三、日藏本《杂咏诗》的流传 |
| 第二节 古钞本《杂咏诗》的注释 |
| 一、《杂咏诗》注本系统 |
| 二、《杂咏诗》注者问题 |
| 三、《杂咏诗》所见唐人注唐诗特点 |
| 第三节 《杂咏诗》与初唐咏物诗的历史变革 |
| 一、形制:从咏物单篇到咏物组诗 |
| 二、咏法:从物的描摹到情的寄寓 |
| 三、功用:从社交抒情到启蒙示范 |
| 四、体裁:从五言短诗到长篇歌行 |
| 第四节 《杂咏诗》与日本平安朝的诗歌发展 |
| 一、《杂咏诗》的东传与平安初期的咏物风尚 |
| 二、《杂咏诗》在道真咏物诗中的受容与变容 |
| 三、句题诗的先声:一场中秋诗宴引发的思考 |
| 第五章 正仓院写本《王勃诗序》 |
| 第一节 院本《诗序》的发见始末及文本面貌 |
| 一、院本《诗序》的发见与研究 |
| 二、院本《诗序》的文本面貌 |
| 第二节 院本《诗序》的实证功用 |
| 一、王勃文集的唐本还原 |
| 二、王勃诗序的重新解读 |
| 三、王勃生平的补充订正 |
| 第三节 院本《诗序》的文体审视 |
| 一、诗序文体与集会诗序 |
| 二、唐前集会诗序的肇端与演进 |
| 三、集会诗序与集会诗歌的关系 |
| 第四节 王勃诗文与日本汉文学的发展 |
| 一、《王勃集》东传日本之经纬 |
| 二、王勃诗文于奈良朝汉文学之影响 |
| 三、王勃诗文于平安朝汉文学之影响 |
| 第六章 日藏古本唐传奇《游仙窟》 |
| 第一节 《游仙窟》的湮没与回传 |
| 一、古本《游仙窟》的湮没 |
| 二、古本《游仙窟》的回传 |
| 第二节 《游仙窟》的内容与主旨 |
| 一、身份猜想:十娘五嫂为“别宅妇”的可能性 |
| 二、内容定位:落魄才子与别宅妇的爱情传奇 |
| 三、主旨探微:理想幻灭本质的影射 |
| 第三节 从《游仙窟》看唐代诗与小说的文体交融 |
| 一、《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具体情况 |
| 二、《游仙窟》小说融诗的叙事功能 |
| 三、《游仙窟》小说融诗的语言特质 |
| 第四节 《游仙窟》与唐传奇的情感表现 |
| 一、以诗书为载体:诗歌传情与书信陈情 |
| 二、以实物为承托:咏物言情与赠物定情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2）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 |
| 第一章 《杂阿含经》的产生、范围与内容 |
| 第一节 《杂阿含经》及其形成 |
| 一、阿含释义 |
| 二、杂阿含释义 |
| 三、《杂阿含经》的结集 |
| 第二节 《杂阿含经》的结构、内容 |
| 第三节 《杂阿含经》经典群的范围 |
| 小结 |
| 第二章 贯穿始终:佛典翻译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一、汉魏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二、两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一、《杂阿含经》大本的翻译 |
| 二、《杂阿含经》单本的翻译 |
| 三、《杂阿含经》的别生经 |
| 第三节 唐宋时期《杂阿含经》单本的再译 |
| 一、唐代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二、北宋的单本《杂阿含经》的翻译 |
| 小结 |
| 第三章 阿含为初:理解判释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六朝判教中的《阿含经》 |
| 一、六朝译经中的判教譬喻 |
| 二、六朝时期的主要判教观念 |
| 第二节 隋唐判教中的《阿含经》 |
| 第三节 判教学说的再审思 |
| 一、判教学说的本质和缺陷 |
| 二、判教学说中《阿含经》位置的再思考 |
| 小结 |
| 第四章 背景底色:知识建构视角下《杂阿含经》的接受 |
| 第一节 南北朝隋唐经录对《杂阿含经》的着录 |
| 一、南北朝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二、隋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三、唐代经录的着录情况 |
| 第二节 唐以后刻本藏经中《杂阿含经》的入藏 |
| 一、《开元释教录·入藏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二、《开元释教录》系统大藏经中的《杂阿含经》 |
| 第三节 历代类书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一、《经律异相》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二、《法苑珠林》对《杂阿含经》的引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重回视野:近代《杂阿含经》的再发现及其影响 |
| 第一节 背景:19世纪欧洲与日本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二节 过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阿含经》研究 |
| 一、梁启超对《阿含经》的重视与提倡 |
| 二、吕澂及支那内学院的《阿含经》研究 |
| 三、释印顺及汉藏教理院的《阿含经》研究 |
| 第三节 影响:《阿含经》与中国佛教的发展 |
| 一、《阿含经》与人间佛教的开展 |
| 二、《阿含经》与中外佛教交流 |
| 小结 |
| 第六章 窥斑见全:《杂阿含经》接受史举隅——以盲龟浮木喻的东亚接受为中心 |
| 第一节 盲龟浮木喻的出处与意涵 |
| 第二节 盲龟浮木喻在印度佛教的扩散 |
| 一、阿含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二、本生、法华、涅盘诸部经典中的盲龟浮木喻 |
| 第三节 佛典汉译与盲龟浮木喻的传入 |
| 第四节 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内部的接受 |
| 一、盲龟浮木喻在教内扩散的四大文献系统 |
| 二、盲龟浮木喻教内传播的引用率最高的几部经典 |
| 三、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传播中的衍变 |
| 四、盲龟浮木喻在中国佛教艺术中的表现 |
| 第五节 盲龟浮木喻在教外的传播 |
| 一、盲龟浮木喻在中国社会中的扩散 |
| 二、盲龟浮木喻在东亚文化中的传播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3）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的经典化 |
| 二 《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 |
| 第一章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演义》的文人化 |
| 第一节 “证文辞、通好尚”:嘉靖壬午本的文人化 |
| 第二节 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第三节 “羽翼信史”:《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人化的特点及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周曰校刊本《三国志演义》的历史化 |
| 第一节 版本形制上的历史化 |
| 第二节 “按鉴音释”:正文内容的历史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志传本:《三国志演义》的通俗化 |
| 第一节 “志传”诸本形制特征及通俗化表现 |
| 第二节 “志传”诸本正文内容的通俗化表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李卓吾评本:《三国志演义》的学术化 |
| 第一节 李卓吾评本前的《三国志演义》批评 |
| 第二节 李卓吾评本及其对《三国志演义》的批评 |
| 第三节 “人各一是非”:《三国志演义》学术化特色及意义 |
| 小结 |
| 第五章 毛评本:《三国志演义》经典文本的确立 |
| 第一节 “雅俗共赏”:毛评本对《三国志演义》文体风格的修订 |
| 第二节 情节的修订 |
| 第三节 毛评本的评点思想及意义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一)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
（4）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2.2 李光洙文学思想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1.4 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生经历与文学道路 |
| 2.1 不同国情背景与人生经历 |
| 2.1.1 早年经历与文学萌芽 |
| 2.1.2 留学经历与文学创作 |
| 2.2 文学思想的取向与转折 |
| 2.2.1 时代弄潮儿与落伍者 |
| 2.2.2 命运安排与文学转折 |
| 2.3 文学人生的非凡经历 |
| 2.3.1 相似的文学人生 |
| 2.3.2 相异的文学人生 |
| 第3章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 |
| 3.1 人道与启蒙的文学思想 |
| 3.1.1 “人的文学”思想 |
| 3.1.2 “情的文学”思想 |
| 3.1.3 “人”与“情”文学的融通 |
| 3.2 理想主义文学与新文明的憧憬 |
| 3.2.1 理想主义文学的传播与介绍 |
| 3.2.2 构建“人的生活”的理想文学 |
| 3.2.3 向往“新文明生活”的文学表现 |
| 3.3 人的文学与情的文学的异同与呼应 |
| 3.3.1 东亚新文学上的互补互衬 |
| 3.3.2 新文明理想的相同相异 |
| 第4章 博爱的文学与人道的文学 |
| 4.1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体认 |
| 4.1.1 基督教的认识路径及体认 |
| 4.1.2 寻找“自己信仰”的文学追求 |
| 4.2 “博爱”精神与人道思想的文学表现 |
| 4.2.1 文学与宗教的关联 |
| 4.2.2 《圣经》文学的借鉴 |
| 4.3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似与异同 |
| 4.3.1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同相似 |
| 4.3.2 博爱与人道文学的相背相异 |
| 第5章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 |
| 5.1 个人与民族相纠葛的文学 |
| 5.1.1 “为个人”与“为民族”的文学 |
| 5.1.2 “个人”与“民族”的文学表现 |
| 5.2 “宽容”与“平常”的文学 |
| 5.2.1 “个人自由”与“民族改造” |
| 5.2.2 超然性与平常性的文学表现 |
| 5.3 文学个人取向与民族取向的对比 |
| 5.3.1 个人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相生相克 |
| 5.3.2 宽容文学与平常文学的相反相成 |
| 第6章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价值维度 |
| 6.1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时代维度 |
| 6.1.1 时代催生新文学命题 |
| 6.1.2 时代塑造新文学先驱 |
| 6.2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的社会维度 |
| 6.2.1 文学反映社会风貌 |
| 6.2.2 文学担当社会启蒙功能 |
| 6.3 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的内在价值维度 |
| 6.3.1 新文体与国语表达的民族式样 |
| 6.3.2 文学艺术表现的融合性与独特性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6）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释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宫廷写经的分布与外部特征 |
| 第一节 敦煌宫廷写经与经卷保存状况 |
| 第二节 疑伪卷与宫廷写经的写本特征 |
| 第二章 经序与写经活动的缘起 |
| 第一节 经序的留存情况和经序、经文关系的判断 |
| 第二节 经序录文与文本结构分析 |
| 第三节 武后为父母追福活动的缘起与影响 |
| 第三章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经文比对研究 |
| 第一节 经文内容、结构与文本保存情况概述 |
| 第二节 《金刚经》《妙法莲华经》异文整理 |
| 一 《金刚经》异文整理 |
| 二 《妙法莲华经》异文整理 |
| 第三节 对经文异文等诸问题的思考 |
| 一 有关写经所据底本是否统一的问题 |
| 二 从经文中的错谬看抄经活动的严谨程度 |
| 第四章 题记所见写经活动的具体运作 |
| 第一节 题记中的时间所反映的问题 |
| 一 抄经活动起讫时间推定 |
| 二 抄经人抄写速度推测 |
| 三 抄经人、非僧众校经人被抽调时间推测 |
| 四 传世史料中的改元时间与写经题记中日期的比对 |
| 第二节 “抄”“校”程序中书手间及书手与僧众的互动 |
| 一 抄经人的来源与称谓 |
| 二 抄校人员的组合关系 |
| 第三节 题记中的寺院与僧众 |
| 第四节 写经判官、写经使与其选任标准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对于明代韩愈接受史的研究 |
| (二)对于明代古文选本选评韩文的研究 |
| 三、选题的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 |
| (一)基本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上编 |
| 第一章 明代科举文化与韩愈古文的接受 |
| 第一节 明代地方学官制度与韩愈古文的流播 |
| 第二节 明代科举考试衡文的标准与韩愈古文的诵习与选评 |
| 第二章 明代出版业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上海图书馆藏十卷本《唐文归》的真伪问题再证 |
| 第二节 上图藏十卷本《唐文归》的韩文评点析论 |
| 第三章 明末文人结社与韩愈古文的选评——以朱东观《唐文归》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一节 明末钱塘朱东观结社考述 |
| 第二节 因史观人,因人观文：朱东观《唐文归》与韩愈古文的选评 |
| 第四章 明代“唐宋八大家”阐释语境中的韩愈——兼及“八大家”概念的形成问题 |
| 第一节 洪武至正德时期韩愈古文的接受语境 |
| 第二节 嘉靖至万历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形成 |
| 第三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唐宋八大家”概念的巩固与发展 |
| 下编 |
| 第一章 明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洪武至隆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林希元《新刊正续古文类抄》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二章 明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万历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郭正域《评选韩昌黎文》选评韩文研究 |
| 第三章 明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论 |
| 第一节 天启至崇祯时期古文选本选评韩文考述 |
| 第二节 孙慎行《孙宗伯精选唐宋八大家文钞》选评韩文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相关概念的界说 |
| 三、前贤研究概况 |
| (一)黄人着述整理 |
| (二)黄人生平研究 |
| (三)黄人《中国文学史》研究 |
| (四)黄人文学理论研究 |
| (五)黄人文学编纂研究 |
| (六)黄人文学创作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意义 |
| 第一章 黄人与近代新型文学史的书写 |
| 第一节 从“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再到“中国文学史” |
| 一、文苑传:为文学家立传 |
| 二、艺文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
| 三、书目提要:指示门径 |
| 四、“文苑传”、“艺文志”、“书目提要”与“文学史”的区别 |
| 第二节 从国外的“中国文学史”到国人自着文学史 |
| 一、早期西方、日本学者所撰“中国文学史” |
| 二、国人自着文学史的发生 |
| 第三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独创性和开创性 |
| 一、思想上的开拓性 |
| 二、观念上的开创性 |
| 三、内容上的创新之处 |
| 四、体例上的创新之处 |
| 五、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第四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的矛盾与局限 |
| 一、《中国文学史》的矛盾 |
| 二、《中国文学史》的局限 |
| 第五节 黄人《中国文学史》之影响 |
| 一、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 |
| 二、对中国文学史编写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的新变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小说理论 |
| 一、古、近代小说理论之衍变 |
| 二、黄人小说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小说理论的局限 |
| 四、黄人小说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三节 黄人的戏曲理论 |
| 一、晚清戏曲理论批评概况 |
| 二、黄人戏曲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元、明戏曲的批评 |
| 四、黄人戏曲理论之影响与贡献 |
| 第四节 黄人的诗学理论 |
| 一、晚清诗坛之概况 |
| 二、黄人诗歌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对唐、清两代诗人的评价 |
| 四、黄人诗学理论评价 |
| 第五节 黄人的词学理论 |
| 一、晚清词学概况 |
| 二、黄人词论的主要内容 |
| 三、黄人词论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人的文学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黄人文学创作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的诗歌创作 |
| 一、黄人诗歌创作的主题 |
| 二、黄人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 三、“诗界革命”背景下的黄人诗歌 |
| 第三节 黄人的词创作 |
| 一、黄人词题材 |
| 二、黄人词的特点 |
| 三、晚清词学视野中之黄人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科教育的转型 |
| 第一节 书院制度的近代化与新式学校的产生 |
| 第二节 黄人的求学活动 |
| 一、私塾教育的“旁听生” |
| 二、博览群书,广涉诸学 |
| 第三节 黄人的教育活动 |
| 一、黄人早期的教育活动 |
| 二、黄人与东吴大学 |
| 第四节 黄人对近代教育的贡献 |
| 一、思想启蒙方面 |
| 二、文科教育方面 |
| 三、培养人才方面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出版之转型 |
| 第一节 晚清出版概况 |
| 第二节 黄人创办的报刊 |
| 第三节 黄人与小说林社 |
| 一、黄人与小说林社的关系 |
| 二、黄人在小说林的编辑、出版活动 |
| 三、黄人与小说林社同人的交游 |
| 四、黄人对小说林社的影响 |
| 第四节 黄人与国学扶轮社 |
| 一、国学扶轮社创办的背景与时间 |
| 二、黄人与国学扶轮社的关系 |
| 三、黄人在国学扶轮社的文学史、辞书编纂与古籍刊印活动 |
| 四、黄人与“国学扶轮社”同人的交游 |
| 五、黄人对国学扶轮社的影响与贡献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社团之转型 |
| 第一节 近代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 |
| 第二节 黄人与三千剑气社 |
| 第三节 黄人与南社 |
| 一、黄人入南社之缘由 |
| 二、黄人入南社后活动概述 |
| 三、《南社丛刻》所选黄人之诗文 |
| 四、黄人与龚自珍诗风之比较 |
| 五、黄人与南社同人的交游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9）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节 |
| 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海内外研究概况 第二节 |
|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第三节 |
|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第一章 |
| 魏晋南北朝辞赋的文学性研究 第一节 |
| 辞赋史研究 第二节 |
| 辞赋文体研究 第三节 |
| 辞赋题材研究 第四节 |
| 辞赋作家作品研究 第五节 |
| 赋学批评研究 第二章 |
| 魏晋南北朝辞赋的文化学研究 第一节 |
| 赋与性别研究 第二节 |
| 赋与地理研究 第三节 |
| 赋与哲学、宗教研究 第四节 |
| 赋与其他学科研究 第三章 |
| 魏晋南北朝辞赋文献的编纂、整理与翻译 第一节 |
| 辞赋存世文献的考证 第二节 |
| 辞赋作品的编辑与校注 第三节 |
| 赋论的整理、编纂 第四节 |
| 辞赋作品的对外翻译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A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致谢 |
（10）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回顾 |
| (一) 边政方面 |
| (二) 边吏方面 |
| 三、写作思路、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西南地区概况 |
| 第一节 西南历史地理概况 |
| 一、自然环境 |
| 二、主要交通路线 |
| 三、唐代西南社会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西南行政区划沿革 |
| 一、先秦时期 |
| 二、秦汉时期 |
| 三、蜀汉时期 |
| 四、两晋南北朝时期 |
| 五、隋朝 |
| 第三节 唐代西南族群概况 |
| 一、僚人 |
| 二、党项 |
| 三、白兰和西山八国 |
| 四、东女国 |
| 五、西蛮、东蛮、三王蛮、凌蛮、董蛮 |
| 六、吐蕃 |
| 七、爨 |
| 八、洱海地区诸族群 |
| 第二章 唐代西南边政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积极经营(618—649年) |
| 一、招抚西南 |
| 二、官署机构 |
| 三、行政建置 |
| 四、羁縻府州 |
| 五、军事部署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大幅调整(650—755年) |
| 一、西南政治生态的一波三折 |
| 二、频繁的战争—唐蕃交流的主旋律 |
| 三、姚州都督府的兴废——唐王朝经略云南的缩影 |
| 四、设置剑南节度使——西南边防体制的重大调整 |
| 五、独具特色的赋役制度 |
| 六、为遏制吐蕃支持南诏统一洱海 |
| 七、连续失误致使南诏判附吐蕃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唐朝对西南统治的竭力维持(756—859年) |
| 一、玄宗武力镇压蜀军兵变 |
| 二、分治两川 |
| 三、两税三分 |
| 四、韦皋镇蜀 |
| 五、宪宗抑藩 |
| 六、德裕筹边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唐王朝在西南统治的日趋衰败(860-907年) |
| 一、咸通之后的唐诏关系 |
| 二、地方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冲突 |
| 三、高层权力之争与三川内乱 |
| 四、王建割据与唐王朝统治的终结 |
| 第三章 唐代西南边吏 |
| 第一节 武德贞观时期的西南边吏(618—649年) |
| 一、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武德贞观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二节 永徽至天宝时期的西南边吏(650—755年) |
| 一、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永徽至天宝时期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三节 至德至大中时期的西南边吏(756—859年) |
| 一、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至德至大中时期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至德至大中时期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节 咸通以后的唐王朝西南边吏(860—907年) |
| 一、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选拔 |
| 二、咸通以后唐王朝对西南边吏的任用 |
| 三、咸通以后唐王朝西南边吏的作用 |
| 第四章 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互动关系探究 |
| 第一节 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和任用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选拔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政对西南边吏任用的影响 |
| 第二节 边吏对边政的影响 |
| 一、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政策的影响 |
| 二、唐代西南边吏对西南治理成果的影响 |
| 第三节 边政与边吏良性互动机制探究 |
| 一、健全制度 |
| 二、因地制宜 |
| 三、不断创新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清单 |
四、《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0卷)社会科学总目录（论文参考文献）
- [1]写本文献与武周时期文学研究[D]. 胡凌燕. 浙江大学, 2021(02)
- [2]汉译《杂阿含经》接受史研究[D]. 黄凯. 上海大学, 2021
- [3]版本视域下《三国志演义》经典化研究[D]. 黄小菊.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4]周作人与李光洙文学思想比较研究[D]. 崔京宪. 辽宁大学, 2020(01)
- [5]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6]敦煌唐代咸亨至仪凤年间的宫廷写经[D]. 汪若青.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明代韩愈古文接受研究 ——以明代古文选本为视角[D]. 莫琼. 西北大学, 2019(01)
- [8]黄人与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D]. 车兰兰.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2)
- [9]当代魏晋南北朝辞赋研究述论[D]. 张洁弘. 湖南大学, 2018(02)
- [10]唐代西南边政与边吏研究 ——以剑南道为中心[D]. 邓仕海. 云南大学, 20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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