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经济优势还将维持10年左右（论文文献综述）
孟兆磊[1]（2021）在《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石墨被誉为“工业黑金”,主要分为晶质石墨和隐晶质石墨两大类,在现代工业体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墨生产国,目前的年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60%。随着资源的深入开采利用,我国天然石墨行业有限的资源储量与快速新增的市场需求、严格的环保政策与粗放的开采方式、不断提升的技术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技术研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何科学合理地掌握行业发展趋势,实现天然石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因而成为学界和行业关注的热点。本论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研究了石墨行业的发展规律:从供给方面,在梳理石墨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揭示了石墨生产周期的波动规律;在需求方面,运用定量方法对石墨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进行了预测。本文围绕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主题,结合天然资源、产能和不断发展的需求,以及对现行政策的分析,给出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分析了国内外天然石墨行业生产周期的变化趋势,揭示了国内外天然石墨产销发展周期的基本规律。利用滤波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连续40年的生产数据,结果显示:国内外天然石墨产销发展周期时间长度基本一致,都是波谷对波谷周期为10年左右,波峰对波峰周期为12年左右。目前国内外的天然石墨行业发展均处于刚刚经历过一次极值的阶段,近期预计会处于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出现发展拐点的概率较小。第二,以满足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对石墨需求量进行了预测,具体包括:对天然石墨的总需求量和一些重要行业对各类天然石墨的需求量影响预测。研究了影响天然石墨需求的关键因素,确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等四个关键影响因素并据此细分为12个量化指标,进而给出了相应的量化关系。运用Dematel方法分析了影响天然石墨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有四个关键影响因素,分别是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关联行业发展和政策影响。将这四个关键影响因素细分为12个量化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对12个量化指标计算的结果为:对于晶质石墨,关键指标为专利数量、锂电池产量、电动汽车销量;对于隐晶质石墨,关键指标为粗钢产量和高品质无烟煤价格。GDP水平则对两类石墨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第三,进行了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分析,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模型,预测了不同场景、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天然石墨的需求变化。模型主要分为人口、钢铁、政策和石墨预测四个子系统,包括35个辅助变量、3个水平变量、4个流量变量和2个影变量。分析结果显示,在静态场景下,以探明储量计算,国内晶质石墨资源量可满足未来242.69年的供需平衡,隐晶质石墨可保证未来55年的供需平衡。以可开采储量计算,国内晶质石墨可满足59.1年供需平衡,隐晶质石墨可满足13.4年的供需平衡。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急速增长和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石墨消费量大幅度攀升,仅靠天然石墨很难满足市场需求,二者的探明储量都只能满足30年左右的市场需求,可开采储量满足年限更短。因此,应充分考虑高品质无烟煤对隐晶质石墨的替代作用,以及人造石墨对晶质石墨的替代作用。在有人造石墨替代的前提下,晶质石墨的可持续发展周期延长至103年。进而提出了促进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第四,利用语义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原有天然石墨行业管理政策的重点及其作用,结合前述研究成果,从两个维度给出了天然石墨行业的发展建议:横向上从行业本身、产业链两个角度提出了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拓展高新材料产业链的建设思路;纵向上给出了带有时间节点的发展路径建议。为我国天然石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决策依据。
李黎明[2]（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认为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贺孝康[3]（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研究说明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赵永斌[4]（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提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胡炅坊[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樊丛维[6]（2021）在《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发展史不断在印证这一事实。而中国近代以来的心路历程也在告诫着我们,只有认识海洋、利用海洋、经略海洋,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此为背景,中国适时提出海洋强国战略。海洋强国战略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对其研究也需要运用更加多维、更加独特的视角,从而为海洋强国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科技在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等众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海洋事业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科技兴海应当成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路径。文章第一部分是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首先要从理论角度重新审视科技与海洋战略的关系,从传统海洋战略理论和现代海洋战略理论中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探寻理论基础。同时,根据对现有官方文件的全面解读,可以将海洋强国战略划分成四个维度,即海洋安全、海洋经济、海洋环境、海洋科技。由此可见,海洋科技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其中一个层面。因此,科技兴海是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科技兴海对于维护海洋安全、发展海洋经济、改善海洋环境起到重要作用,通过作用于其他三个维度的变量对海洋强国战略整体施加影响,在海洋强国战略中发挥引领全局的作用。文章第二部分注重研究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目标。在科技兴海的助推下,中国应当注重科技手段和平解决海洋争端、依靠科技实力妥善应对海上威胁、发挥科技效能稳定地区海洋秩序,建设和平性海洋强国;同时,发挥科技要素的核心作用,实现规则引领、理念引领、路径引领,建设引领型海洋强国;最后,要不断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强化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夯实国际海洋合作基石,建设负责任海洋强国。进而以目标为指引,推动中国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文章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挑战。科技的进步扩充了海洋安全的内涵,同时也加剧了海洋权益争端,进而强化国家间了海上对抗的风险,海洋安全形势因此变的更为复杂;同时,科技要素强化了世界上海洋强国的海洋能力与意愿,世界海洋格局发展失衡,极化趋势明显;最后,在科技要素的推动下,传统海洋议题发展出了新的特征,新兴海洋议题也在不断出现,而且海洋与其他国际政治议题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海洋政治议题不断增多。有鉴于此,应当准确定位当前挑战,仔细审视现实问题,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奠定基础。文章第四部分拟为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提供路径选择。中国为了更好地迎接海洋强国建设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发挥科技要素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核心作用。针对当前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中国需要依照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建设目标,对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选择做出筹划。在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维护地区海洋安全、提升海洋行为能力三大领域重点发力,并通过科技要素对这三个方面提供强大的支撑,有序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
康旭华[7]（2021）在《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面对能源需求迅速增加与能源供给不足,生产生活用能与全面可持续发展两大矛盾,各国和地区纷纷选择合作以共同应对发展难题,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和全球气候谈判等为代表的能源合作屡见不鲜。在国内,能源及其相关的气候和低碳发展等问题也受到了中央和地方的高度关注,并积极寻求对内对外合作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在此过程中,资源型地区作为能源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同时也肩负着自身转型发展的历史重任。目前,资源型经济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时期,需要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可行的实践措施。因此,将能源合作这一时代命题与资源型经济的转型需求相结合,从要素组合视角研究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为中观层面能源合作相关问题奠定微观基础,为资源型经济相关学术研究开辟新的视角;还能够指导资源型经济转型实践,为其探寻突破路径。本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论、空间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理论,采用归纳演绎、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案例研究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层层深入展开研究。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和立场与方法论指导,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阐明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和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借鉴空间经济学和技术创新理论对要素水平与垂直联系以及系统超循环理论,从不同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方向作用及演进规律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吸收和运用雷布津斯基定理、增长极理论、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和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熊彼特制度要素作用理论,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展开比较静态分析、数理模型分析和逻辑推理。进而,运用案例分析法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的作用进行了阶段性梳理,运用熵权法、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等计量方法对山西、陕西、新疆、内蒙古、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贵州、云南十个省（区）能源合作对其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1）本文针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和约束,总结了资源型地区能源合作的动因,笔者认为资源型地区天然就是能源合作的参与者,需要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在政府引导下,有意识地通过多种能源合作获得多元要素,以参与水平分工;双向合作关系的建立有益于资源型经济转型;不同的能源合作类型将对资源型经济产生差别化作用,能源合作引入要素作为“负熵流”,对资源型经济耗散作用回归稳态会产生重要作用。（2）本文运用集聚与扩散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系统论分析发现,分析发现在能源合作带来的要素流动基础上,不同要素组合通过水平和垂直两个层面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产生作用。其中,水平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内部产生的实质性变化,表现形式依要素组合各异,主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垂直层面作用是要素组合在构成形态上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极化效应和均衡效应。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影响着资源型经济中能源要素主导地位的涨落,促进了不同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演进。（3）通过对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这四类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在水平层面,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能够产生收入效应,初期可促进其转型,而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能源投资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可以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通过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可产生推动作用。在垂直层面,能源贸易合作通常会对能源要素产生极化效应,而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可以发挥极化效应或均衡效应,由此影响资源型经济能源要素的主导地位,从而影响其转型效果。（4）论文在运用熵权法对2005-2019年十个资源型省（区）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别采用OLS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法就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效果进行了基本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检验对象在检验期间参与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在水平层面分别通过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和内涵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结构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自身资源型经济转型;在垂直层面,分别通过极化效应（能源贸易合作）和均衡效应（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对能源要素主体地位分别产生强化和弱化作用,从而对资源型经济转型起到反向和正向影响。（5）通过采用案例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典型资源型省份——山西省的能源合作及其对转型影响进行阶段性梳理,本文得出结论:山西省的能源合作由量变到质变、从单向到双向,在不断演进中逐步实现合作领域的清洁化;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促进作用,也随能源合作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型能源合作内在质量的改善及相互间的联合开展,由能源产业内部到工业体系再到整个经济与社会体系,沿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地区协调—生态环境的效果路径循序渐进地显现出来;能源合作是资源型经济实现转型的“捷径”之一;而开放程度不高、对高质量要素吸收不够,对转型引领作用不足、各类合作结合乏力与创新能力欠缺制约了山西省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发挥。（6）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认为资源型地区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政府需要有意识地引导资源型经济转型,立足自身禀赋优势,开展多种类型的能源合作,并根据转型需求吸收高质量要素,促进转型发展。在能源贸易合作中,应增加高附加值能源商品和能源服务贸易合作,促进能源合作向吸收高质量要素的方向发展,同时促进贸易收入的资本化。在能源投资合作中,应避免投机合作,积极利用外资,引导合作资本投向新兴产业和提升能源产业劳动力素质的领域。在能源技术合作中,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和国内能源领域的创新合作,通过内部合作形成产—学—研一体化,加快技术研发与转化。目前,能源治理合作的发展尚未成熟,需要着力在能源基金利用与监管和生态保护机制建设,以及统一能源金融和碳交易体系等方面加强与其他地区的合作。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尝试从要素组合水平层面和垂直层面作用角度分析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其中,借鉴前人将空间经济学的极化效应运用至要素组合的方法,进一步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效应转化为在经济体内要素构成上的均衡效应,补充并完善了相关理论,构建了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机理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在地区合作层面上,将能源合作划分为能源贸易合作、能源投资合作、能源技术合作和能源治理合作,并将散见于个别研究的具体化能源合作纳入同一个研究体系,运用同一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性研究,并推演出不同类型能源合作间的演进规律,从而勾勒出能源合作体系的概貌,其中的个别观点和内容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的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第三,目前尚未有专门针对能源合作相关经济活动进行统计的部门和数据,本文选取山西省为代表,经过长期调研、数据搜集、整理,梳理出其参与各类能源合作的实际情况并进行了阶段性梳理,掌握了充足详实的现实数据和研究方法,对地方经济发展和相关部门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的不足之处以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第一,由于实证检验对象实际情况的限制,本文未将能源服务贸易合作纳入能源贸易合作的研究中。今后,可将能源贸易合作单独作为研究主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第二,鉴于研究重心关系,在对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进行机理分析时,本文未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加以区分,而是淡化了其中的差别,这也是作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第三,尽管本文已经竭尽所能对省级能源合作数据进行挖掘和梳理,但可能仍然存在一定欠缺。今后,笔者将进一步钻研统计方法,以便深化和完善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暴占杰[8]（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减贫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在全国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历史性地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而这其中,中国共产党对西藏贫困问题的治理实践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原因在于,西藏地处青藏高原,集我国边疆地区、边缘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落后地区于一体,加之和平解放前长期遭受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蹂躏,导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就贫困状况而言,西藏贫困人口多且分布广泛,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而且还存在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2011年,西藏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此外,作为国家战略安全屏障,西藏存在境内分裂势力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国家统一与安全的稳定问题。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将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高度来把舵定向,谋篇布局。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体现了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解决西藏的贫困问题能够为推进西藏持续稳定和长足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综合上述因素,西藏在党和国家扶贫工作大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关系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如期实现。西藏的扶贫工作既在国家总的扶贫战略框架内开展,又有党中央、国务院超常规的特殊扶持政策的推动。长期以来,学术界偏重于在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对西藏反贫困实践进行实证研究,而以中国共产党为研究对象,纵向宏观考察我们党在西藏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较为薄弱。2019年,西藏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问题;2020年,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又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不管是从学术视角来看,还是从时间节点来讲,研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对西藏乃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长足发展意义深远。有鉴于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基于西藏深度贫困这一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以探讨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实践为主线,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学科研究法等方法。依托包括党和国家以及西藏地方历史文献、着作、期刊、报纸等各类文献资料,并参考相关会议纪要、政策文件、统计年鉴、地方志等材料,历史地、系统地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逻辑,进而总结经验,为今后更好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推动西藏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启示,提出了建议。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分为六章对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展开研究。第一章是绪论。回顾了关于西藏贫困问题与扶贫工作的研究现状,明确研究主题。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能从中把握学术界研究进展,找准研究角度,借鉴前人研究经验,趋避其研究不足之处。这样既可以做到查漏补缺,又可以避免重复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和述评,确立了从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贫困问题实践角度着手研究。第二章是关于西藏贫困问题的相关概述。对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念、贫困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进行了阐释。从西藏区情出发,结合当地经济、地理、社会、宗教、民族等特点探讨西藏面临的贫困问题。纵向梳理西藏不同阶段的贫困特征,同时横向对比西藏贫困问题与全国其他区域的差异。这既可以有效衔接下文中国共产党西藏贫困治理所做的有针对性工作,也凸显了西藏扶贫工作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同时还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采取超常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开展西藏的扶贫工作。第三章是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理论上系统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贫困思想,借鉴中国传统反贫困思想和国外有益的反贫困理论,能够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开展西藏贫困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从实践层面看,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西藏扶持、支援和建设为此后的扶贫工作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该部分主要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扶贫工作的具体实践。以中央和西藏地方扶贫政策和取得的成效为标准,将西藏扶贫工作细化为三个阶段,包括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扶贫攻坚阶段、扶贫开发深化阶段,分别论述中央政府以及西藏地方党委、政府都出台了哪些政策,如何具体开展工作,有什么特点,取得了哪些成效。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这一章节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思想,具体阐述中央关于西藏的脱贫攻坚政策与西藏精准脱贫具体实践。本章与上一章节是文章的核心部分,这两章将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扶贫工作的演进脉络,历史经验清晰地呈现出来,为总结经验和启示提供研究基础。具体来说,这一章主要探究中国共产党为推进新时代西藏发展和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的战略规划,构建的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及施策路径,并总结了脱贫攻坚阶段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所取得的工作成效。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本章在梳理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反贫困实践的基础上,提炼出解决西藏贫困问题的经验: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工作的强大合力,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的与时俱进,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在汲取经验的基础上还应该展望未来,明确今后推动西藏的扶贫工作和发展应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人民通过扶贫工作历史性地消除西藏绝对贫困问题,对西藏的发展和稳定意义重大,创造了中国减贫治理的“西藏样本”,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光辉典范。探究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实践路径,总结经验和启示,以期对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有所裨益。
程显扬[9]（2020）在《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健康,不仅是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更是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健康良好的国民群体是任何国家实现发展与繁荣的坚固地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九大报告中同样写明:“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在开篇即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的,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国民对于健康的需求水平正在不断提升,对于健康需求的层次同样在持续上升且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健康服务业是21世纪的新兴医疗体系,通过革新医疗模式而构建的以健康为核心而非以疾病为核心的新型医疗体系,包括先进理念、前沿技术、标准培训认证和管理运营组成的覆盖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工程。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21世纪的医学是从“疾病医学”向“健康医学”发展;从重治疗向重预防发展;从针对病源的对抗治疗向整体治疗发展;从重视对病灶的改善向重视人体微生态的平衡改善发展;从群体治疗向个性化治疗发展;从生物治疗向身心综合治疗发展;从强调医生作用向重视病人（健康生活方式）作用发展。在医疗服务方面,则是以疾病为中心向以人的健康生命质量为中心发展,以延长生命绝对值向以延长有生产力的健康寿命和青春寿命发展等等。归根结底,就是医学服务的重心从“治已病”向“治未病”转移。以人民健康为研究对象与实践目标的健康医学,将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也是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宏观环境的变革为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改善民生福祉和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必然要求,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非凡意义。中国的健康服务业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与发展成就进行相对系统完整的梳理,在总结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重大机遇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同时结合国外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当前的特殊背景下,尝试提出中国健康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与相关建议。首先,本文以两份关键性政府文件作为分界点,将中国健康服务业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规划阶段（2013—2017）和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借助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规模和分类两个角度对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简要叙述。同时,总结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取得的六大基本成就,即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产业路径逐渐清晰;医疗卫生服务覆盖面扩大,重心下沉渐成趋势;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健康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幸福产业焕发活力;区域健康服务业高地初显,示范效应良好。并揭示了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所存在的五项基本问题,即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其次,本文在充分考量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健康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构建健康服务业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将国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人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14岁以下人口比重、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以及是否实施了新医改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各变量皆有利于推动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收入水平、个人医疗消费支出、政策规划与人口老龄化对于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程度较大。在此基础上,结合各影响因素在中国的客观现实,针对经济发展水平、政策规划、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和疾病谱变化对于中国健康服务业产生影响的主要表现形式和影响方式进行了深入说明。最后,本文系统论述了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条件下,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即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和人口老龄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红利。并且,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王洋[10]（2020）在《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金元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阶段,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发生激荡转折的时期。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时段是1127年至1368年,这段时间内,山西处于金、元二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研究以金元时期的山西社会为考察范围,以山西金元时期留存的850通碑刻资料为基础资料,将碑刻中所反映的释道宗教、祠神信仰、水利营建、宗族发展四个面向为主要研究对象。本文是一项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除碑刻资料外,同时运用史志、文集、家谱等资料,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以及“长时段”的研究方法,考察以上四个面向中所体现金元时期山西基层民众面对社会剧变时的复杂心态,以及在适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文章旨在将基层民众从战乱和王朝更替下面目模糊的“黔首”,还原为充满主动性的行为主体,以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社会变革下的民众行为进行解读,并最终探讨山西社会在金元时期社会整合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过程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文章分为九章,按照时间顺序,设置了“金”与“元”的时间分野,第一章以“金代山西宗教与社会”为研究对象,宋代以来,山西的佛教信仰氛围相当浓厚,而北宋徽宗在民间弘扬道教的举措也令道教具备了一定信众基础。金代之前已存在的大中型寺院通过经营庙产、收徒授业、弘扬教义等途径获得发展空间。在宗教管理制度方面,金代与前代不同的一点是开发了民间购买寺观名额的通道,在此政策影响下,基层民众具备了在村中开设合法寺观的条件,地方精英与僧道的交流、博弈也变得频繁起来,不少具有经济实力和道德威望的僧道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一些新创的寺观成为村民共享的公共空间。第二章探讨了金代灾害频发的社会条件与民间创开水利的热潮。金元时期处在历史上气候波动较大的寒冷期之间,受气候影响,旱灾成为山西地区生产发展的最大障碍。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虽能纾解部分困难,但也会出现有时力有不逮的情况。为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产效率,除对前代水利工程善加利用外,金代山西水利开发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民渠的大量开创和水泉的逐步利用。随着水利工程的开发,民间关于水权的纷争也随着出现,民众通过输财、论工、家族继承、道义因素等不同条件厘定用水权力。同时,通过对不同水案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用水秩序中反映的国家话语与民间传统逐渐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官方通过地方精英对水利系统进行间接管理的制度逐渐形成。第三章论述了金代祠神信仰与山西社会的关系,由于灾害频发,被认为能够护佑地方风调雨顺的祠神成为民众寄予希望的另一途经。北宋熙宁年间曾进行过对民间祠神的大规模封赐,山西州县官员通过奏请封赐的方式为一部分地方祠神争取到了官方颁发的封号、庙额。由于金代未再度大规模封赐祠神,因此获得赐封的神灵群体基本维持北宋末的格局。在金代对祠神的管理中,地方官员、儒士与地方精英按照儒家经典,对一部分无额祠神进行了维护和再度诠释。通过对长子县上方村汤王庙的个案解读,可以形象地观察民间组织的内部结构、祈雨仪轨以及民众对异地设立“行祠”的看法。另外,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僧道也逐步参与到祠神祭祀中来。第四章探讨金代宗族的发展情况,由于靖康之变后的社会动荡,原先地方大族拥有的纸质谱牒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一些地区以石质碑幢作为载体,记录家族世系等信息。北方以先茔为中心的宗族活动也有一定发展,国家鼓励累世聚居,并为七十以上老人赐官,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民众宗族意识的不断完善。此外,本文还注意到山西社会中宗族与宗教之间具有的密切联系。第五章详述蒙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世侯的崛起,蒙元时期各州县地方武装与原金代官员等通过投降、依附蒙古,获得了当地军政权力,由于权力能够在家族内部继承,因此称为称为“世侯”。对于蒙元时期经历战乱的山西地区,世侯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生产,招辑流亡,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其次是僧道政治、经济地位的抬升,由于邱处机、海云等着名僧道的社会活动,蒙古统治者允许僧道蠲免赋税。以兴建纯阳万寿宫与刊刻“玄都宝藏”两大活动为主,全真教在山西地区迅速扩张。佛教则通过三次僧道辩论,争取蒙古统治者的支持,对全真教进行全面抑制。再次是儒士地位的相对下降,由于蒙元长达八十多年未行科举,因此儒士不得不寻求为吏、为学官等新的入仕的渠道,并在社会事务中强调自身权威,科举停废客观上为儒士深入地方社会提供了条件。第六章主要研究元代山西宗族建设的情况,山西世侯通过“根脚”和自身才干延续了家族仕途,他们是宗族活动实践的主要力量。在这一时期,世侯、平民、儒士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家族积极采用“先茔碑”与“世系图”来记录家族发展情况,经幢与墓塔作为先茔碑的补充,在元代也一直被沿用。先茔碑的创作以平实为主,儒士在其中发挥了指导作用,谱牒中并不排斥女性与出家的族人,一些世侯与地方精英还创建了“家佛堂”作为祭祖场所,“守坟寺”这一形式在元代也得到了发展。综合来看,山西这一时期的宗族活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第七章论述元代的水利与社会关系,元代是山西水利建设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民间水利管理体系在前代基础上作用愈加突出,以渠长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水利管理、人力组织、水规制定等方面的参与程度亦不断加深。目前所见的一些地区,官方在推广“自下而上”用水经验与巩固渠长权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洪洞等水利规约较为完善的地区,共同的水神祭祀与使水户的身份认同关联起来,渠长的权力不仅包括在现实生活中监督渠务、分配水权,在水神祭祀体系中确立权威,进行资源竞争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通过神权、传说等方式巩固水权的行为,被证实是卓有成效的。此外,僧道等新晋社会精英对水权的把握,也是本章研究的重点之一。第八章主要讨论元代祠神信仰与社会的关系,与金代相比,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较为松散,无封号的祠神在社会中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空间。元代的地方儒士重视地方的文化传统和民众的实际利益,他们成为地方祠神信仰正当性的辩护者。由于元代自然环境多自然灾害,地方官员、儒士、精英与民众集中在民间神祠之中,希望通过祷告达到消灾弭祸,风调雨顺的目的。地方神祠中出现的乱象与国家管理紊乱有关。但是,元末农民起义,战乱频发,严苛的社会氛围令官员与民众过分倚重民间神祠的灵验效应,是否符合“正祀”的要求则降至次要位置。另一方面,以姜善信、广胜寺僧人为代表的宗教人员广泛地参与地方祠庙的修缮活动,并参与祠神祭祀,以争取社会精英的合作。第九章研究元代山西宗教折衷求变,积极向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影响,“至元焚经”之后,全真教对道教的管理范围限于淮河以北,地方宫观的职能也由协调扩张转为以经营庙产为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山西佛教则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治、经济等多方支持。本文注意到,在世祖之后,山西不少寺观均将庙产立碑,这一活动反映了释道二教在基层社会的生存压力。通过以泽州道士苗道一为个案的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元代宗教的发展环境与蒙元之初相比有着很大区别,作为全真掌教,苗道一的成就局限在宗教方面,而甚少涉足社会事务。而地方社会中的僧道们则积极适应以村社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新格局,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并致力营造良好的社会形象。
二、美国的经济优势还将维持10年左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美国的经济优势还将维持10年左右（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图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经济学理论与产业可持续发展 |
| 2.1.1 经济周期理论 |
| 2.1.2 产业周期理论 |
| 2.1.3 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 波特战略管理理论及其应用 |
| 2.2.1 波特战略管理理论及延伸 |
| 2.2.2 战略管理理论在行业研究中的应用 |
| 2.3 石墨行业的相关研究 |
| 2.3.1 石墨行业的基本介绍 |
| 2.3.2 技术角度的研究 |
| 2.3.3 政策角度的研究 |
| 2.3.4 评价角度的研究 |
| 2.4 研究方法综述 |
| 2.4.1 Dematel方法 |
| 2.4.2 系统动力学方法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内外天然石墨行业生产趋势分析 |
| 3.1 国际天然石墨行业发展现状 |
| 3.1.1 石墨矿产储量情况 |
| 3.1.2 天然石墨产量分布情况 |
| 3.1.3 天然石墨产业发展趋势 |
| 3.1.4 全球代表性石墨企业概况 |
| 3.2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发展概况 |
| 3.2.1 我国石墨矿储量情况 |
| 3.2.2 我国天然石墨产量与产区 |
| 3.2.3 天然石墨的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
| 3.2.4 国内代表性石墨企业概况 |
| 3.3 国内外天然石墨生产规律分析 |
| 3.3.1 国内外天然石墨生产波动性分析 |
| 3.3.2 国内外GDP与石墨生产关系分析 |
| 3.3.3 趋势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天然石墨需求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天然石墨需求影响指标池的确定 |
| 4.1.1 基于Dematel的影响因素关系分析 |
| 4.1.2 影响因素指标池确定 |
| 4.2 晶质石墨需求影响因素确定 |
| 4.2.1 主要影响因素介绍 |
| 4.2.2 回归分析 |
| 4.3 隐晶质石墨的需求影响因素确定 |
| 4.3.1 主要影响因素介绍 |
| 4.3.2 回归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分情景的我国天然石墨需求量发展趋势研究 |
| 5.1 场景设置 |
| 5.1.1 新能源汽车销量场景设置 |
| 5.1.2 专利数量的场景设置 |
| 5.1.3 人口迁移的场景设置 |
| 5.2 系统分析 |
| 5.3 系统结构及可靠性验证 |
| 5.3.1 人口模块 |
| 5.3.2 钢铁模块 |
| 5.3.3 预测模块 |
| 5.4 系统结果分析 |
| 5.4.1 分场景的趋势分析 |
| 5.4.2 按因素的趋势分析 |
| 5.4.3 趋势分析总结 |
| 5.5 本章小结 |
| 6 我国石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分析 |
| 6.1 |
| 6.1.1 可持续发展潜力静态分析 |
| 6.1.2 分场景的潜力动态分析 |
| 6.2 人造石墨替代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分析 |
| 6.2.1 人造石墨发展现状 |
| 6.2.2 人造石墨替代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潜力动态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7 关于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 7.1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现有政策分析 |
| 7.1.1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相关政策的演变 |
| 7.1.2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分领域的政策分析 |
| 7.1.3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现有政策内容总结 |
| 7.2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
| 7.2.1 加强天然石墨矿产勘查,确保可持续性资源供给 |
| 7.2.2 加强统筹规划和规范管理,引导产业良性发展 |
| 7.2.3 推进石墨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发挥资源优势 |
| 7.3 我国石墨产业链重点发展建议 |
| 7.3.1 关于我国石墨提纯产业的发展建议 |
| 7.3.2 关于锂电池石墨负极材料产业的发展建议 |
| 7.3.3 关于石墨烯产业的发展建议 |
| 7.4 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发展的路径建议 |
| 7.4.1 战略基础阶段(2020～2025年) |
| 7.4.2 战略成长阶段(2025～2030年) |
| 7.4.3 战略提升阶段(2030～2035年)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调查问卷 |
| 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调查问卷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经典霸权理论回顾 |
| 1.2.2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
| 1.2.3 信用理论的演化发展 |
| 1.2.4 民族国家与财政国家的概念构建 |
| 1.2.5 文献述评 |
| 1.3 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论文的主要内容 |
| 1.3.2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2章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理论基础及历史背景 |
| 2.1 国家信用的概念重建 |
| 2.1.1 国家信用的传统定义及其局限 |
| 2.1.2 国家信用系统的三角结构:实力、制度以及金融市场 |
| 2.1.3 优良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霸权兴起的促进作用 |
| 2.2 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下的信用内涵 |
| 2.2.1 西方经济学的信用内涵 |
| 2.2.2 马克思对信用的界定及其形式的划分 |
| 2.2.3 社会学的信用内涵 |
| 2.3 国家信用担保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诞生 |
| 2.3.1 欧洲近代国家公共财政的矛盾与惯性 |
| 2.3.2 国家举债推动下的欧洲金融市场发展 |
| 2.3.3 财政与债务问题牵引下的国家转型 |
| 第3章 荷兰公债成败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3.1 荷兰霸权兴衰的轨迹、理论以及公债信用的意义 |
| 3.1.1 荷兰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 |
| 3.1.2 荷兰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3.1.3 国家信用担保的公债体制对荷兰霸权兴衰的意义 |
| 3.2 荷西争霸期间两国公债体制的绩效比较及其影响 |
| 3.2.1 荷西公债体制的绩效差异:利率、期限以及额度 |
| 3.2.2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争霸战争结果的影响机制 |
| 3.2.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对本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 |
| 3.3 荷西公债体制绩效差异的根源: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 |
| 3.3.1 荷兰优良国家信用的来源:财富、自治政体、税收改革、公债市场化与稳定的金融市场 |
| 3.3.2 西班牙国家信用低劣的根源:经济落后、王室专权、税制混乱 |
| 3.3.3 荷兰霸权衰落的公债及国家信用逻辑:军事压力与财政改革迟缓 |
| 第4章 英国国债、金融革命与霸权兴衰的国家信用逻辑 |
| 4.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理论与国债信用的意义 |
| 4.1.1 英国霸权兴衰的历史逻辑 |
| 4.1.2 英国霸权兴衰的经典理论 |
| 4.1.3 以国债及国家信用视角研究英国霸权兴衰的意义 |
| 4.2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及其绩效差异对两国霸权竞争的影响 |
| 4.2.1 英法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起源与差异 |
| 4.2.2 英法百年争霸战争过程中国家债务融资体系的绩效差异 |
| 4.2.3 英法国家债务的市场化操作对金融市场乃至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 |
| 4.3 英法国家信用优劣差异的根源 |
| 4.3.1 英国卓越国家信用的来源：特权垄断公司、国家安全、财政集中度、国债市场制度化与独立中央银行的监督 |
| 4.3.2 法国国家信用不良的根源:财政改革受限、中央银行缺位及王权绝对专制 |
| 4.3.3 英国国家信用先于且导致霸权衰落的逻辑:经济衰退、一战、金本位制与资本流出 |
| 第5章 美国国债、国家信用的起源和完善及其对霸权崛起的影响 |
| 5.1 美国霸权的快速崛起、国债的起源与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 |
| 5.1.1 美国霸权崛起的历程 |
| 5.1.2 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独立战争时期的大陆贷款处票据与外债 |
| 5.1.3 美国国家信用的思想渊源:汉密尔顿的国债信用思想 |
| 5.2 美国国家信用初步完善所依托的六大支柱 |
| 5.2.1 实力因素:制造业驱动经济增长 |
| 5.2.2 制度因素:集中度更高的联邦制、以间接税为主的联邦税收体系 |
| 5.2.3 金融市场因素:统一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货币体系 |
| 5.3 美国霸权崛起期国债与国家信用对实力的提升效应 |
| 5.3.1 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 |
| 5.3.2 为华尔街金融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基础 |
| 5.3.3 为美国参与的重大战争筹集军费 |
| 第6章 透视美国霸权现状及其未来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1 美元危机的本质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1 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 |
| 6.1.2 美国货币权力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确立 |
| 6.1.3 美元危机出现与美元霸权确立的国家信用逻辑 |
| 6.2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隐患以及替代者缺失 |
| 6.2.1 美国国家信用的现状与优势 |
| 6.2.2 美国国家信用衰落的内部隐患:国债主动违约风险、无底线量化宽松、财政纪律松弛 |
| 6.2.3 欧元作为美元潜在替代者的国家信用缺陷 |
| 6.3 美日英德法的国家信用测度 |
| 6.3.1 体系构建与指标选取 |
| 6.3.2 熵值法赋权 |
| 6.3.3 结果分析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1500 年以来的信用—霸权周期演进 |
| 7.1.1 荷兰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2 英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1.3 美国的信用—霸权周期 |
| 7.2 美国信用—霸权周期的未来 |
| 7.2.1 美国金融市场体系的风险累积 |
| 7.2.2 全球化的分裂 |
| 7.3 疫情后的中国选择 |
| 7.3.1 中国的国债市场化道路、差距与对策 |
| 7.3.2 央行独立性与财政纪律 |
| 7.3.3 金融市场深化与开放 |
| 7.3.4 提升产业科技竞争力夯实国家信用之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史中的霸权战略 |
| 二、研究问题:霸权战略的迷思 |
| 三、注定一战?霸权战略的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霸权战略及其解释逻辑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崛起国:定义、测量与经验证据 |
| 第二节 霸权战略:结构条件、中间变量与战略工具 |
|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设计 |
| 第二章 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略(1585-1598) |
| 第一节 战争之前:西班牙霸权及其挑战 |
| 第二节 选择战争:西班牙的“英国大业” |
| 第三节 第三方力量制约:再也无法实施的入侵 |
| 第三章 削弱: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83-1991) |
| 第一节 占优的霸权:美国在1970-80 年代 |
| 第二节 削弱苏联:“里根主义”的出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对苏削弱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同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1996-2016) |
| 第一节 霸权优势:美国的“单极时刻”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的延续与失败 |
| 第五章 绥靖:英国对德国的战略(1932-1939) |
| 第一节 霸权衰落:英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战略 |
| 第三节 有比绥靖更好(合理)的战略吗? |
| 第六章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第一节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中国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件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综述评析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的理论基础 |
| 一、传统海洋战略理论 |
| 二、现代海洋战略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维度 |
| 一、海洋安全维度 |
| 二、海洋经济维度 |
| 三、海洋环境维度 |
| 四、海洋科技维度 |
| 第三节 科技兴海在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中的地位 |
| 一、维护海洋安全的核心要素 |
| 二、发展海洋经济的关键支撑 |
| 三、改善海洋环境的主要路径 |
| 第二章 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建设目标 |
| 第一节 和平性海洋强国 |
| 一、注重科技手段和平解决海洋争端 |
| 二、依靠科技实力妥善应对海上威胁 |
| 三、发挥科技效能稳定地区海洋秩序 |
| 第二节 引领型海洋强国 |
| 一、规则引领 |
| 二、理念引领 |
| 三、路径引领 |
| 第三节 负责任海洋强国 |
| 一、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质量 |
| 二、强化全球治理参与能力 |
| 三、夯实国际海洋合作基石 |
| 第三章 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科技要素促使海洋安全形势更为复杂 |
| 一、扩展海洋安全内涵 |
| 二、加剧海洋权益争端 |
| 三、强化海上对抗风险 |
| 第二节 科技要素加速世界海洋格局极化趋势 |
| 一、科技要素强化海洋强国的海洋能力 |
| 二、科技要素强化海洋强国的涉海意愿 |
| 三、科技要素推动世界海洋格局发展失衡 |
| 第三节 科技要素引导国际海洋政治议题增多 |
| 一、传统海洋议题发展出新特征 |
| 二、新兴海洋提议不断涌现 |
| 三、海洋提议与其他国际政治议题联系日益紧密 |
| 第四章 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释放科技潜力,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
| 一、提升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品质 |
| 二、拓展海上丝绸之路秩序职能 |
| 三、丰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内涵 |
| 第二节 匹配科技实力,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秩序 |
| 一、坚持防御性海洋安全战略 |
| 二、科技升级提升蓝水海军战力 |
| 三、科技助力拓展海军职能 |
| 第三节 借助科技路径,提升中国海洋行为能力 |
| 一、运用科技手段,增强海洋管理能力 |
| 二、推动产业发展,提高海洋经济质量 |
| 三、提升创新能力,助力海洋科技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科技成果 |
| 致谢 |
（7）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和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本文的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能源合作模式、机制与效应研究述评 |
| 1.2.2 资源型经济转型研究述评 |
| 1.2.3 分工合作中要素变动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影响研究述评 |
| 1.2.4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影响研究述评 |
| 1.2.5 研究文献总体评价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及结构安排 |
| 1.5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能源合作 |
| 2.1.2 资源型经济转型 |
| 2.1.3 要素流动与要素组合 |
| 2.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2.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合作”理论在能源合作中的应用 |
| 2.3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动因 |
| 2.3.1 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目标与约束 |
| 2.3.2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必要性 |
| 2.3.3 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有序”运行 |
| 2.4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作用分析 |
| 2.4.1 要素流动下要素组合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
| 2.4.2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的水平和垂直层面作用 |
| 2.5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演进规律 |
| 2.5.1 资源型经济能源合作的类型划分 |
| 2.5.2 资源型经济不同能源合作类型的演进规律 |
| 2.6 小结 |
| 第3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1 能源合作中要素组合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1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作用的基本假定 |
| 3.1.2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水平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1.3 能源合作要素组合垂直层面作用的一般机理分析 |
| 3.2 能源贸易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2.1 贸易在能源合作中的作用 |
| 3.2.2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水平层面作用机理 |
| 3.2.3 能源贸易合作中要素的垂直层面作用机理 |
| 3.3 能源投资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3.1 资本要素的作用 |
| 3.3.2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3.3 能源投资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3.4 能源投资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4 能源技术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4.1 技术要素的作用 |
| 3.4.2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比较静态分析 |
| 3.4.3 能源技术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4.4 能源技术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 能源治理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机理分析 |
| 3.5.1 制度要素的作用 |
| 3.5.2 能源治理合作的水平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5.3 能源治理合作水平层面作用机理的数理分析 |
| 3.5.4 能源治理合作垂直层面作用的机理分析 |
| 3.6 小结 |
| 第4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实证检验 |
| 4.1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的评价体系构建与结果分析 |
| 4.1.1 检验对象的确定 |
| 4.1.2 评价体系构建与方法选择 |
| 4.1.3 资源型经济转型效果评价 |
| 4.2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1 解释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2 中介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1 基准回归模型构建 |
| 4.3.2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3.3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
| 4.4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与基准回归分析 |
| 4.4.1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
| 4.4.2 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
| 4.5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1 水平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2 垂直层面作用的中介效应检验及结果分析 |
| 4.5.3 实证检验结论 |
| 4.6 小结 |
| 第5章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案例分析 |
| 5.1 起步阶段(1978-1991):单一贸易合作作用甚微 |
| 5.1.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1.2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2 全面发展准备阶段(1992-2000):投资合作促进内部结构优化 |
| 5.2.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2.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3 全面发展阶段(2001-2012):技术合作提升发展能力 |
| 5.3.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3.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4 成熟引领阶段(2013 至今):完善的合作体系全面促进转型 |
| 5.4.1 能源合作开展情况 |
| 5.4.2 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 |
| 5.5 山西省能源合作及其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
| 5.5.1 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作用的特点 |
| 5.5.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能源合作存在的问题 |
| 5.5.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合作作用的政策方向 |
| 5.6 小结 |
| 第6章 加强能源合作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 |
| 6.1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1.1 调整能源贸易合作结构与提高商品附加值并重 |
| 6.1.2 积极拓展能源服务贸易合作 |
| 6.1.3 合理分配能源贸易合作收入 |
| 6.2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投资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2.1 规避能源投资合作中的投机行为 |
| 6.2.2 积极引导新兴产业投资合作以优化能源投资结构 |
| 6.2.3 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外生比较优势内生化 |
| 6.2.4 扩大外资规模与引导外资投向并重 |
| 6.3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技术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3.1 通过技术创新合作提升行业竞争力 |
| 6.3.2 多渠道加强国内能源技术合作 |
| 6.3.3 促进能源产业产学研融合发展 |
| 6.4 资源型经济转型中促进能源治理合作的政策建议 |
| 6.4.1 通过能源治理合作提高合作红利 |
| 6.4.2 加强能源合作中的基金使用监管 |
| 6.4.3 发展绿色金融合作以推进能源金融体系建设 |
| 6.4.4 积极融入碳交易体系 |
| 6.4.5 完善生态保护机制以提高合作意愿 |
| 6.5 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他成果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点与难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西藏贫困问题相关概述 |
| 2.1 贫困理论基本释义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标准 |
| 2.1.3 贫困的分类 |
| 2.1.4 扶贫的内涵 |
| 2.2 西藏贫困问题的基本状况 |
| 2.2.1 贫困人口较多且分布广 |
| 2.2.2 贫困程度深且类型复杂 |
| 2.2.3 贫困代际传递现象严重 |
| 2.3 西藏贫困问题产生的根源 |
| 2.3.1 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 |
| 2.3.2 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 |
| 2.3.3 落后的基础服务设施 |
| 2.3.4 突出的健康风险问题 |
| 2.3.5 严重的精神文化贫困 |
| 2.4 开展西藏扶贫工作的必要性 |
| 2.4.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
| 2.4.2 筑牢党在西藏执政根基的需要 |
| 2.4.3 实现西藏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关于反贫困理论 |
| 3.1.2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扶贫工作的论述 |
| 3.1.3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反贫困的思想 |
| 3.1.4 西方学者关于反贫困的理论探索 |
| 3.2 实践基础 |
| 3.2.1 1949-1958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3.2.2 1959-1977 年党在西藏的扶贫实践 |
| 第4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 |
| 4.1 体制改革带动扶贫阶段(1978-1993) |
| 4.1.1 出台西藏农牧民休养生息的政策 |
| 4.1.2 改革制约农牧区发展的经济体制 |
| 4.1.3 初步开启西藏扶贫开发的新模式 |
| 4.1.4 体制改革阶段西藏扶贫成效总结 |
| 4.2 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 |
| 4.2.1 西藏扶贫攻坚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
| 4.2.2 新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出台与落实 |
| 4.2.3 扶贫攻坚阶段西藏脱贫工作成效 |
| 4.3 扶贫深化阶段(2001-2011) |
| 4.3.1 探索适宜西藏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
| 4.3.2 明确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目标 |
| 4.3.3 夯实西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
| 4.3.4 扶贫开发政策落地与基本成效总结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西藏精准扶贫实践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西藏发展的战略抉择 |
| 5.1.1 规划新时代富民兴藏路线 |
| 5.1.2 加快推进西藏高质量发展 |
| 5.2 构建西藏精准扶贫的实施机制 |
| 5.2.1 西藏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
| 5.2.2 西藏精准扶贫的政策机制 |
| 5.2.3 西藏精准扶贫的责任机制 |
| 5.2.4 西藏精准扶贫的投入机制 |
| 5.2.5 西藏精准扶贫的退出机制 |
| 5.2.6 西藏精准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 |
| 5.3 明确西藏精准扶贫的施策路径 |
| 5.3.1 特色产业开发:撬动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杠杆 |
| 5.3.2 易地扶贫搬迁:打破恶劣生存环境的束缚 |
| 5.3.3 生态保护扶贫:破解“富饶的贫困”陷阱 |
| 5.3.4 大力发展教育:阻断西藏贫困的代际传递 |
| 5.3.5 社会保障兜底:兜住西藏脱贫攻坚的底线 |
| 5.4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工作成效 |
| 5.4.1 第六次座谈会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长足发展 |
| 5.4.2 “三不愁三有三保障”脱贫目标基本实现 |
| 5.4.3 西藏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创新与发展 |
| 第6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经验及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的历史经验 |
| 6.1.1 始终坚持党对西藏减贫事业的全面领导 |
| 6.1.2 凝聚形成推动西藏扶贫开发的强大合力 |
| 6.1.3 注重推动扶贫标准与减贫方略持续革新 |
| 6.1.4 强化构建西藏工作座谈会扶贫工作机制 |
| 6.2 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实践对西藏未来减贫与发展的启示 |
| 6.2.1 建立解决西藏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
| 6.2.2 更加注重激发西藏各族群众的内生动力 |
| 6.2.3 在脱贫攻坚基础之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
| 6.2.4 优化援藏机制助推西藏实现高质量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9）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 |
| 1.3.3 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思路 |
| 1.4.1 文章结构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5.1 主要创新点 |
| 1.5.2 不足 |
| 第2章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 2.1.1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2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1.3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 2.2.1 健康服务业的基本界定 |
| 2.2.2 健康服务业的现状研究 |
| 2.2.3 健康服务业的政策研究 |
| 2.2.4 健康服务业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 |
| 2.3 研究评述 |
| 第3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理论分析 |
| 3.1 基本概念 |
| 3.1.1 健康 |
| 3.1.2 健康服务业 |
| 3.2 相关理论 |
| 3.2.1 健康需求理论 |
| 3.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
| 3.2.3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 |
| 3.2.4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
| 3.3 理论模型与指标体系 |
| 3.3.1 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3.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3 指标体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 |
| 4.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历程 |
| 4.1.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初创发展阶段(1949—2013) |
| 4.1.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划阶段(2013—2017) |
| 4.1.3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阶段(2017至今) |
| 4.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基本成就 |
| 4.2.1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规模 |
| 4.2.2 中国健康服务业的分类 |
| 4.2.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取得的基本成就 |
| 4.3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
| 4.3.1 医疗服务结构与总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
| 4.3.2 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
| 4.3.3 健康保险服务发展乏力且存在壁垒 |
| 4.3.4 健康服务业相关支撑产业缺少核心竞争力与政策保障 |
| 4.3.5 科技创新转化难且信息孤岛问题依然存在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变量选取 |
| 5.1.3 结果分析 |
| 5.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深入说明 |
| 5.2.1 经济发展水平 |
| 5.2.2 政策规划 |
| 5.2.3 人口年龄结构 |
| 5.2.4 城镇化水平 |
| 5.2.5 科技创新 |
| 5.2.6 疾病谱变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比较 |
| 6.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与背景 |
| 6.1.1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概况 |
| 6.1.2 世界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背景 |
| 6.2 主要发达国家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与创新经验 |
| 6.2.1 美国 |
| 6.2.2 德国 |
| 6.2.3 加拿大 |
| 6.3 对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的启示 |
| 6.3.1 坚持政府引导,加强规划引领 |
| 6.3.2 突出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 |
| 6.3.3 加快集群发展,增强辐射带动 |
| 6.3.4 优化要素配置,补齐发展短板 |
| 6.3.5 支持开放发展,融入国际分工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与对策建议 |
| 7.1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前景 |
| 7.1.1 后疫情时代防控常态化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
| 7.1.2 新基建与双循环格局为健康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
| 7.2 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对策建议 |
| 7.2.1 多渠道并用与多元化并重,缓解医疗服务总量与结构矛盾 |
| 7.2.2 以提高生存质量为主线,构造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生态体系 |
| 7.2.3 实施构造完备的监管与政策,消除相关机制体制障碍 |
| 7.2.4 着力解决科技成果转化动力不足问题,坚持创新驱动与产业融合 |
| 7.2.5 推动健康服务业新业态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彼此联动 |
| 7.2.6 转变既往思想观念,树立积极老龄化的观念 |
| 7.2.7 促进传统中医药学科思想复兴,促进相关产业健康发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区域、材料和思路 |
| 第一章 其兴也勃:金代山西宗教发展的特征 |
| 第一节 入金以来山西地区的宗教生态 |
| 第二节 金代基层社会购买名额敕牒的热潮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地区释道二教的经济状况与社会影响 |
| 小结 |
| 第二章 秩序初建:金代山西民间水利建设的背景与过程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的自然环境与主要灾害 |
| 第二节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赈灾活动 |
| 第三节 金代山西的水利建设与水权分配 |
| 第四节 金代水案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祠赛祈报: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与社会活动 |
| 第一节 金代山西民间祠神信仰格局 |
| 第二节 “载在祀典”:金代政府对神祠的管理政策与民间应对方式 |
| 第三节 官员的作为与态度 |
| 第四节 金代民间神祠的组织与祈祷——以潞州长子县上方村“圣王庙”为中心的考察 |
| 第五节 释道二教与祠神信仰的结合 |
| 小结 |
| 第四章 碑幢存谱:金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族实践 |
| 第一节 金代民间敬宗收族的路径 |
| 第二节 以先茔为中心的收族活动 |
| 第三节 孝亲聚族:金代民间宗族情况 |
| 小结 |
| 第五章 蒙元征服:金元易代对山西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山西世侯的崛起 |
| 第二节 释道二教地位的提升 |
| 第三节 科举停废与儒士地位 |
| 小结 |
| 第六章 先茔图碑:元代山西的宗族建设 |
| 第一节 “迁转法”颁布后的世侯家族仕宦情况 |
| 第二节 元代先茔碑创建的时间分野与家族类别 |
| 第三节 今见山西元代谱系之特征 |
| 第四节 以“尊祖敬宗”为中心的茔地建设 |
| 第五节 义与利:元代宗族建设的双重属性 |
| 第六节 祠堂与佛堂:宗族祭祀的宗教影响 |
| 小结 |
| 第七章 承前启后:元代的水利与水规 |
| 第一节 蒙元及元代官方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民间水利规约的继续完善 |
| 第三节 僧道等精英的水权 |
| 小结 |
| 第八章 以社为先:元代祠神祭祀中的多方角力 |
| 第一节 元代对祠神信仰的管理 |
| 第二节 蒙元前期多重社会精英对祠神信仰的重塑 |
| 第三节 地方精英对传统信仰的维护 |
| 第四节 村社——祠神祭祀的主体 |
| 第五节 元代官员参与祠神祭祀的方式 |
| 小结 |
| 第九章 折衷求变:元代山西社会中的宗教发展 |
| 第一节 祖荫难庇:“至元焚经”后全真教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泽州道士苗道一与全真教的“中兴”尝试 |
| 第三节 元代山西佛教的发展 |
| 第四节 “难持胜果”:元代中后期僧道生存空间的逐步压缩 |
| 第五节 僧道的应对方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四、美国的经济优势还将维持10年左右（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天然石墨行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D]. 孟兆磊.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8)
- [2]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3]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4]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6]中国科技兴海视域下海洋强国战略研究[D]. 樊丛维. 吉林大学, 2021(01)
- [7]能源合作对资源型经济转型的作用研究[D]. 康旭华.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西藏扶贫工作研究[D]. 暴占杰. 吉林大学, 2021(01)
- [9]中国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D]. 程显扬. 辽宁大学, 2020(07)
- [10]金元时期山西社会的四个面向 ——以碑刻史料为中心（1127-1368）[D]. 王洋. 山西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