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新世纪——致朱健儿

一、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论文文献综述）

涂致洁^[1]（2015）在《郭祖荣交响曲研究》文中指出郭祖荣是我国着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他不仅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在交响曲创作中的作为也属一奇。他的交响曲作品多达二十八部,为我国交响音乐领域作杰出的贡献。他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音乐完全来自不同历史时期的生活体验,每一部交响曲都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的作曲生涯完全建立在自学自创的基础上,使他走出一条与其他作曲家大相径庭的道路,成为一位身份特殊的作曲家。本文选取郭祖荣的交响曲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五章内容,分别从创作概述至创作技法解析,重点探究作品中具代表性的技法特征,并对他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与艺术价值进行总结,取得相应的结论。第一章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以叙事的笔法对郭祖荣的交响曲创作进行概述,总结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经历了“借鉴吸收到纵横拓展再到融汇化合”的动态演变过程;并概括了郭祖荣的创作思想与人文思想。第二章至第五章则从音乐分析学的角度,分别对交响曲的创作技法进行分析与解读,以此阐明交响曲“中国风格”的多样实现手段,揭示郭祖荣的交响曲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思想观念。其中第二章探讨了交响曲在曲式结构上既有对传统结构形式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又有对中国戏曲中曲牌体与板腔体的结构特点以及中国传统音乐中散化结构的吸收与借鉴,展现作曲家开放性的结构构思。第三章主要针对调性布局与和声技法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横向自由、纵向复杂的调性布局,以及五声性多调和声、全音阶或十二音与五声性调式和声结合等手法,论证了郭祖荣民族化的调性与和声观念。第四章借助绘画的视角,阐释交响曲在配器构思上存有对“水墨画”构图法则的借鉴;在色彩运用方面有对“水墨画”墨色技法的借鉴,以此体现曲作者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以及重于写意的配器思维。第五章通过对主题的材料来源、构成方法、展开手法等进行全面的阐述,论证了以五声调性为基础的“多感性”主题是郭祖荣交响曲的标签式音乐语言,也是其体现“中国风格”最重要的手段。结论是郭祖荣交响曲艺术特征的总括,并对其在中国交响曲创作历史中的价值,以及对当代交响曲创作的意义作出中肯的评价。

张雯雯^[2]（2013）在《《人民音乐》与中国当代音乐批评（1950-2010）》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创办；由郭沫若先生题词；在新中国时期最早以“评论性”定位；全国唯一集学术信息、学术动态、学术研究等为一体的国家重点音乐核心刊物《人民音乐》（1950-2010）为研究对象，以《人民音乐》对推动中国当代音乐批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为主线，采用比较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杂志历史发展轨迹入手，通过对音乐批评的回顾，总结出每一时期音乐批评的热点问题，并以此探索当时中国音乐批评坚持的原则道路、影响力和重要意义。在实证性文献考据的基础上，分析并阐述《人民音乐》的时代学术价值，以及带给音乐批评界的重要启示，确定其历史地位，从而引发对中国音乐批评发展前景的思考与展望。本文共分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阐明《人民音乐》研究的必要性及填补学术空白之创新性。第一部分，对《人民音乐》创办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轨迹进行回顾，并通过栏目内容等数量统计，分析《人民音乐》的办刊特点，进而说明《人民音乐》在我国音乐事业中的地位与影响。第二部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也是新中国音乐批评的第一个高潮期（1950-1966），通过列举《人民音乐》在“十七年”关于音乐“民族化”等主要问题的讨论，分析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批评的功能与特点。第三部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从而恢复了活跃的争鸣气氛，出现了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的第二次高潮期（1976-2000），此段落强调音乐批评在经历了“文革”的冲击后，全面处在拨乱反正的蓬勃发展状态；以及在1989年动乱后，音乐界在经历短暂的迂回曲折阶段中，音乐批评的主要论域。第四部分，1992年，邓小平发表的“南巡讲话”扭转了我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局势，中国音乐理论界终于获得了在音乐观念上的一次真正的解放，此章节通过比较这一时期《人民音乐》和其他迅速发展起来的音乐期刊上所发表的批评文章，阐释我国进入新世纪前后，即音乐界的后新时期（2000-2010），音乐批评主要关注点和百家争鸣、众声喧哗的音乐批评多元发展的阶段特征及更高层次意义的讨论。结语部分，重点分析了音乐批评对中国音乐历史进程的重要价值及积极意义，并对我国音乐批评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王晔^[3]（2011）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曲家留苏期间音乐创作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初定,百废待兴。为发展我国的音乐与音乐教育事业,中央政府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与专业考试,以国家的力量选拔并派送了吴祖强（1927—）、杜鸣心（1928—）、朱践耳（1922—）、瞿维（1917—2002）、邹鲁（1927—1972）、美丽其格（1928—）等六位优秀的青年教师、音乐家来到世界闻名的苏联最高音乐学府,荣获列宁勋章的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进行作曲专业的深造,这一历史事件在我国音乐与音乐教育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这六位风华正茂的青年载负着国家的重托与人民的期盼,在世界一流的音乐学府,系统地接受了正规的作曲技术理论训练和全面的专业音乐理论教育。他们深知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的祖国培养留学生的艰难不易,他们任重道远,时刻不忘肩上的重任,通过对西方作曲技术的直接深入、系统规范地学习,他们创作的作品达到当时我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留苏期间他们受到俄罗斯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并直接接触了一批俄罗斯伟大作曲家和作品,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他们通过留苏学习获得了当时在国内不可能取得的教益。同时,他们的勤奋、认真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博得了苏联政府、人民、教师和同学们的高度赞扬,也为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关系的发展添加了绚烂的一笔。在苏联数载寒窗苦读后,矢志报国的他们把俄罗斯及苏联的优秀音乐创作理念以及系统的作曲教学体系带回了祖国,使我国对西方作曲技法的了解和掌握提高到了新的水平。毋庸置疑,20世纪50年代留苏作曲家是新中国第一批优秀的专业作曲家,留苏学习经历使得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音乐成长经历、开阔的音乐视野、扎实的作曲基本功底,以及富有建树的创作理念。他们的作品体裁和形式丰富多样,凸现出他们深厚的文化蕴涵和独具角度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他们音乐创作中所显现的融汇俄罗斯苏联音乐、欧洲古典与浪漫乐派以及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于一体的音乐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的发展之路。作曲家在苏联留学期间,正是中苏关系进入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良好的中苏关系和文化交流环境,为他们能够在苏联全力以赴地学习,健康安全的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关键、必要的前提条件。他们在名师的悉心指导下,循序渐进地尝试创作各种音乐体裁与形式,创作领域逐渐扩大,共创作了三十余部优秀音乐作品。从钢琴曲到弦乐四重奏、再到交响音乐,这证实了一个作曲家成长的必要历程。同时,他们在音乐体裁方面的不断探索,也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当年扎实的学习步履。这些作品在创作手法上非常丰富,结构上极其严谨。体现出作曲家的“中西交融”的创作追求和理念。完全可以说,留学苏联阶段是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上的第一个高潮期,这些作品不仅是留苏作曲家音乐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当代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音乐创作虽然是习作,但却是他们潜心进行艺术修炼的结晶,极具艺术份量。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音乐创作中显露出来的富于特色的艺术创造和高度的写作技巧,仍然是中国当代专业音乐创作中艺术性、技术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典范。本文以梳理、回顾20世纪50年代六位留苏作曲家的成长历程与音乐创作为历史线索,以他们留学苏联期间的学习生活与音乐创作为研究重点,以作曲家在留学时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品为研究主体。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针对本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方法与目的;相关领域研究现状、成果,存在的不足以及待深入研究的问题等进行阐述。第二、三章以20世纪50年代中国青年作曲家留学苏联这一历史事件为依据,围绕留苏作曲家展开论述。对留苏运动的背景、特点,作曲家留苏专业学习经历及他们的个人成长历程等方面进行细致、详细的史料性梳理与归纳。第四、五章是本文的重点,通过对大量留苏习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从和声、复调、曲式结构以及配器手法等作曲技术手法方面详细论证作曲家在苏联学习期间的音乐创作是如何把学习西方古典与浪漫主义音乐创作技法提高到新的层次;并且又如何对作品创作风格民族化作出新的探索与尝试。由于时代的局限,作曲家们在留苏期间的音乐创作尚不可能涉及当今繁复多样的现代作曲技法,但他们对传统作曲技法的应用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运用最朴实、最经典的传统技法创造性地铸造出时代的强音,他们在苏联学习期间的音乐创作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的一面旗帜,几十年以来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正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的。

赵光^[4]（2008）在《解读数字“三”在朱践耳音乐创作中的结构意义和象征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践耳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中不断“求索”的作曲家,他的创作可以说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甚至也可以说,他的创作探索变化的过程是基于中国现当代社会背景的跌宕起伏、风云多变的历史大背景之上的。本文以作曲数理逻辑分析为切入点,以文化内涵分析为背景,就朱践耳音乐创作中数字“三”的兴趣点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习惯性笔触,乃至深刻的心理因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作品中先后出现的“三音动机”、“核心三音列”等进行机理性分析,认为它们在朱践耳作品中具有重要的结构音乐的作用。其结构性意义主要反映在:“三音动机”、“核心三音列”无论在他的歌曲、室内乐、管弦乐和交响乐作品中都起着主题核心材料的构思和主导音乐的作用;其“核心三音列”是基于西方现代十二音序列技法基础之上,并结合中国民间音调五声化特点,将“核心三音列”在作品中赋予“动机化”特征,尤其是将“核心三音列”赋予“语调化”特征,这凸现了朱践耳对西方十二音技法的一种创造性突破,可以说是一种超越和升华。这一手法带有很强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痕迹,这“语调化”特征赋予了西方“核心三音列”平白、理性以生命活力,这是其艺术中的重要特征。本文另一主要部分是对朱践耳作品中数字“三”所体现出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剖析。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语调化”的“核心三音列”,它就是原来的“核心三音列”所被赋予了象征性内涵,包括了哲理性和情感性层面。在其《第六交响曲“3Y”》、《第七交响曲——天籁、地籁、人籁》中,无论其曲名及结构布局,作曲家都营造了数字“三”的哲学意象空间,这是建立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涵之上并具体反映在作品当中的。在《第八交响曲“求索”》中,其语调化“核心三音列”是以作曲家名字的汉语拼音声调所设计出来的,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符号贯穿于作品之中,象征着一个“探索者”“上下求索”的曲折历程。以上两者除各有独立呈现外,还在整个作品链中,无论是语调化“核心三音列”的贯穿出现,还是数字“三”的象征意义的延续发展,它们都有着较为清晰的脉络。本文的研究是着眼于作曲技术理论的分析,其研究的思路一方面受启于前人的成果,还创造性的认识到技术理论所依托的内在文化机理,在朱践耳音乐作品的研究上打开了新的角度,这对全面认识朱践耳的创作手法是大有裨益的。

何涛^[5]（2007）在《闪烁人性光辉的诗篇 ——解析朱践耳的钢琴叙事诗《思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践耳为独幕芭蕾舞剧《思凡》而创作的钢琴叙事诗《思凡》是他音乐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作品结构宏达、气势非凡,以奏鸣曲式来呈示、发展戏剧情节、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了对人性的肯定,具有哲理思辨性。在新中国大型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从教学和演奏的角度来看,本曲也是一首不可多的优秀钢琴文献。本文通过对《思凡》细致深入的分析,根据笔者演奏实践所得出的经验,从钢琴教学和演奏的角度切入,力求挖掘本曲在教学和演奏中的现实意义。

张敏^[6]（2007）在《朱践耳钢琴曲《叙事诗<思凡>》的音乐文化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朱践耳是我国一位非常杰出、享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他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他的钢琴作品虽然不是最被人所熟知，但是对于研究朱践耳音乐创作的轨迹和思想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钢琴曲《叙事诗<思凡>》是他唯一一部采用奏鸣曲式创作的钢琴作品，无论是从作曲学还是从钢琴文献的角度来看，它都具有突出的价值，体现了朱践耳在创作上对西方创作技法的吸收、融合和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发展。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叙事诗<思凡>》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在形式上，从曲式、主题、节奏、和声、民族音乐素材等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分析。其次，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从音乐文化的角度探析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它的中国钢琴音乐风格。本文把作品的结构、题材、内容、创作背景、其它传统音乐特征等因素与整个音乐文化中相互关联的文化特征进行归纳对比，对它所展现的音乐文化特征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同时，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作品中国风格的根源。作品中具有的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呈现出一种文化特征，它们的根源是作曲家朱践耳自身的文化底蕴、音乐修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文化离不开人的创造，作品中的文化与创作者本人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对作品的文化的研究，不仅仅从作品本身去分析研究它与中国传统音乐、西方音乐的异同，同时还应从创作者自身的角度，研究其作品文化的成因。这种分析的方法把《叙事诗<思凡>》纳入中国文化整个大的背景中，通过对它的传统音乐特征地分析，与朱践耳本人受到的文化熏陶一起来探讨，研究作品的中国风格，使中国钢琴音乐的独特的神韵真正得到诠释。本文还从《叙事诗<思凡>》延展到对朱践耳的其它钢琴作品的分析，体现朱践耳钢琴创作中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而其中所体现的这些特征就是作品的音乐文化。

李辉^[7]（2006）在《核心音集在音乐构成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朱践耳《第九交响曲》结构力探微》文中指出本文以建构全曲的音高结构逻辑为研究起点，从主题横向音调构成与发展和纵向和音结合入手，运用音集理论对“朱九”进行了探微式分析，并对它们的基本表现方式和总体表现特点作出评析，以期达到在微观上和宏观上把握核心音集在音乐中的主导作用。 第一章介绍了朱践耳先生的生平、交响乐创作以及“朱九”的结构。第二章提出了音集理论，随后对“朱九”中使用的核心音集从横向和纵向进行了归纳，推导出了核心音集在十二音体系中的两个同构移位音集、六种横向进行音调模式和四种纵向叠置和音形态，并进一步指出了核心音集本体与涵体之间的特殊关系。 第三章主要从谱面上的音高结构形态方面阐述了核心音集的显性控制。第四章主要论述了隐蔽在主题旋律及其发展以及全曲“调性”布局之中的一些与核心音集关系密切的音高结构，从而更进一步大胆推测作者在进行音乐创作时，潜意识之中的音高和结构逻辑。 第五章从本体与延体、主题与核心音调、大提琴“独白”与“调性”等几个方面对全曲的结构力进行了探索。 在结语中，主要诠释了自己对“朱九”思想内涵的认识。

陶天^[8]（2005）在《兼容并蓄 立足超越 ——朱践耳交响曲的配器技术探索》文中认为本文主要从管弦乐配器技术的角度,对朱践耳先生交响曲进行技术性的研究和探索,通过实例分析,证明“合一法”思想在朱先生交响曲管弦乐配器技法上的体现与价值。全文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朱践耳和他的音乐创作,共三章。第一章介绍朱践耳的音乐之旅、创作成果及获得的荣誉;第二章概述了他迄今为止的三个音乐创作时期和以“合一法”为主的音乐创作思想;第三章简单介绍朱先生十部交响曲的创作背景和特点。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主要从管弦乐配器技术的角度分析朱践耳的交响曲,共三章。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乐队编制来分析朱先生交响曲管弦乐配器技术的特点;第二章从微观的角度——音响资源（乐器）来分析朱先生交响曲管弦乐配器技术的特点;第三章论述朱践耳交响曲创作中音响组合的特点,主要从朱先生交响曲中乐器声部的个性化处理、纵向多声部中的音响组合特点和特殊手法的运用、以及横向音色处理等几个方面来研究朱践耳的交响乐配器技术的特点。 经过以上的研究分析,结论是:朱践耳的“合一法”创作思想也集中体现于他的交响曲管弦乐配器技术上,他在继承传统配器技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中国民族音乐和乐器法的技术与西方现代管弦乐技法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有他自己个性特点的乐队音响。

李严梅^[9]（2003）在《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根基 ——谈朱践耳《第八交响曲“求索”》和《第十交响曲“江雪”》的民族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朱践耳是中国当代着名的作曲家，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开始从事音乐创作以来，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体裁涉及声乐、器乐诸多方面，而他的代表作主要在交响乐方面。作为中国交响乐的勤奋探索者，朱践耳已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上一个不可绕行的坐标。在朱践耳的创作中，他将古今中外的传统思维、技法和观念相结合，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开辟出一条中国新音乐发展的道路：以深厚的民族特征为根基，中西合一，古今合一，兼容并蓄，立足超越。他的十一部交响作品都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征。关于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论述，音乐界已有不少。而这些论述大都以其“创新”精神为主旨，本文则力图以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鲜明的民族特征”为立足点，从交响乐的创作角度出发，来探索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根基，本文的笔墨主要集中于《第八交响曲“求索”》和《第十交响曲“江雪”》。本文共分四个部分： 一、对朱践耳《第八交响曲“求索”》和《第十交响曲“江雪”》作品的介绍以及本文选择这两部作品来谈其民族特征的用意。二、特性民族乐器和特性民族音调的运用。通过分析《第八交响曲“求索”》中民族打击乐器木鱼的运用，《第十交响曲“江雪”》古琴的运用及《梅花三弄》民族音调的运用探讨其民族特征。三、特性民族手法的运用。本文从两部交响曲中人声吟诵，中国传统曲式结构的选择及速度布局探讨其创作中所体现的民族特征。四、中国戏曲音乐中的“以小见大”对其创作思维的影响。从乐队的编制，乐器演奏技法的创新，音乐素材的选用及其所表现的思维内涵入手，研究其民族特征。本文以音乐创作的角度为出发点，分析两部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当然，创新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在音乐创作中进行继承、创新和发展，这也是探讨其民族特征的意义。

吴润霖^[10]（2000）在《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文中研究指明践耳先生:您好!细读来信,感受良多。不知何故,脑际不时浮现出两个字———即您《第八交响曲》的标题:“求索”。是啊,“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求索,才使您在晚年创造了当今乐坛的奇迹:从八十年代开始,才十多年,您就完成八部交响曲和?..

二、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论文提纲范文）

（1）郭祖荣交响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人民音乐》与中国当代音乐批评（1950-2010）（论文提纲范文）

（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曲家留苏期间音乐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解读数字“三”在朱践耳音乐创作中的结构意义和象征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5）闪烁人性光辉的诗篇 ——解析朱践耳的钢琴叙事诗《思凡》（论文提纲范文）

（6）朱践耳钢琴曲《叙事诗<思凡>》的音乐文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7）核心音集在音乐构成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朱践耳《第九交响曲》结构力探微（论文提纲范文）

（8）兼容并蓄 立足超越 ——朱践耳交响曲的配器技术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9）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根基 ——谈朱践耳《第八交响曲“求索”》和《第十交响曲“江雪”》的民族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四、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论文参考文献）

• [1]郭祖荣交响曲研究[D]. 涂致洁. 南京艺术学院, 2015(07)
• [2]《人民音乐》与中国当代音乐批评（1950-2010）[D]. 张雯雯.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曲家留苏期间音乐创作研究[D]. 王晔.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08)
• [4]解读数字“三”在朱践耳音乐创作中的结构意义和象征意义[D]. 赵光. 上海音乐学院, 2008(07)
• [5]闪烁人性光辉的诗篇 ——解析朱践耳的钢琴叙事诗《思凡》[D]. 何涛. 首都师范大学, 2007(03)
• [6]朱践耳钢琴曲《叙事诗<思凡>》的音乐文化探析[D]. 张敏. 湖南师范大学, 2007(06)
• [7]核心音集在音乐构成和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朱践耳《第九交响曲》结构力探微[D]. 李辉. 武汉音乐学院, 2006(01)
• [8]兼容并蓄 立足超越 ——朱践耳交响曲的配器技术探索[D]. 陶天. 上海音乐学院, 2005(03)
• [9]朱践耳交响乐作品的根基 ——谈朱践耳《第八交响曲“求索”》和《第十交响曲“江雪”》的民族特征[D]. 李严梅. 河南大学, 2003(01)
• [10]求索,迎向新世纪──致朱践耳[J]. 吴润霖. 人民音乐, 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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