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师参与课程改革

一、试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参与（论文文献综述）

金春花^[1]（2021）在《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文中研究指明任何课程改革成功的关键都在于学校水平的实施,课程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只有通过对学校水平的课程实施过程进行切实的考察才能得出结论。本研究以2016年9月开始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变革为背景,通过分析学校水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基本特征和影响实施成败的真实变量,确定各变量对课程实施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力图探索成功实施“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路径,为我国“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指导、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方案的修订提供借鉴和决策依据。本研究以J省C市的四所小学为个案,对经历“道德与法治”课程改革的教师、校长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考察实际课堂教学。收集资料主要采用深度访谈、课堂观察、文件收集等方式。研究发现,学校水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呈现如下特征:第一,课程实施者们对课程必要性的认同度高,对开设“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必要性、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价值和意义呈现出较高的认同度。但是对文件课程的认同度不高,从课程标准确定的目标到内容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异议及困惑。第二,教师的教学行为与课程认识之间存在不一致,虽然在访谈过程中表明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将学生的需求作为教学起点,但是多数课堂教学都体现了权威主义、教师中心、输入的价值单一等特征。第三,课程实施环境不尽如人意,与较高的课程目标定位相比,课程实施环境不能满足其发展需求,主要表现为条件性资源的匮乏和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小科文化的制约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复杂,既有政府的教育投入、地方教育行政的作为、学校基建的设计思路等方面的因素,也有学校文化、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研究也发现,影响学校层面“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因素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其中课程改革本身的因素对课程实施的影响较大,课程实施者对改革的清晰程度较低、“道德与法治”课程文本存在不确定因素等,对教师的课程认同感和改革适应性具有消解的影响;学校内部因素中校长对“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它可以决定“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学校的地位、教师的地位;教师信念和教师知识是制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深度的关键因素,教师对学科价值的信念、对学生的信念、对教学的信念、教师自身的信念等对教师做课程决策都起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地方教育行政、大学等对学校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给予的物质资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智力上的资源支持也不尽如人意,这些学校外部的因素制约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发展。本研究的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有效实施有五个方面的建议,包括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强化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修订课程方案,完善教材编写;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促进课程实施走向深入;完善教师培养机制,加快学科教师专业化进程;理论与实践结合,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高福智^[2]（2021）在《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改革已经走过了十余年的时光,不论在课程政策还是育人理念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效。随着《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年版）》的颁布,“核心素养”这一课程目标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地理核心素养主要是围绕着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地理实践力、人地协调观四个方面来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与地理核心素养这项艰巨任务理应由每一位地理教师去完成。教师作为课程的主导力量与执行者,其自身课程执行力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新课改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达成,因此对于教师课程执行力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本研究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经过对国内外教师课程执行力相关文献归纳梳理的基础上,分析总结教师课程执行力的构建要素以及影响因素,并采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与观察法进行了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的研究。本研究第一部分利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在综合分析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第二部分阐述了教师课程执行力的相关概念,确定了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概述地理新课程改革的情况以及总结新课改对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提出的新要求。第四部分聚焦高中地理教师,主要围绕对于课程标准的解读能力、课程资源开发能力、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评价能力这五项能力,揭示课程执行力的具体构成要素。第五部分通过网络发放问卷与实地调查,发现当下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分析导致问题的原因。第六部分针对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有待提高的现实情况,本文试图寻求提升途径。其中主要是从教师自身、学校内部、教育主管部门三个层面提出提升策略,以待通过三方共同努力提升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的课程执行力,助力课程改革顺利实施。

边小月^[3]（2021）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教师专业化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是美国教育的永恒主题,教师教育领域亦概莫能外。20世纪后期,美国为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平、保障学校教育质量,对教师教育进行了以“专业化”为主题的持续改革,其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相对独立、特征显着的改革阶段,该阶段既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教师专业化改革的调整与延续,又为21世纪以来新一轮教师专业化改革奠定了基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师专业化改革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一方面,随着美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质量低下的问题逐渐日益突出,引起教育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对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政府部门、教育专业组织、民间机构在内的社会各界先后发出了以强化教师专业化地位为诉求的改革倡导,同时教育理论界关于教师专业化问题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进一步引发了对教师教育改革的关注。这些因素酝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教师专业化改革。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教师专业化改革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理念、政策和实践三个方面。理念上,这一时期教师专业化的内涵与实现途径有了新的变化,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注重以提高教师薪资待遇来推动教师专业化,转变为更多强调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来实现教师专业化。政策上,联邦政府在这一时期以更为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加入到教师专业化改革中来,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案、政策,以加快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同时各州政府也推出了区域性的教师专业化政策,由此形成了涵盖联邦与州的教师专业化多级政策体系。实践上,这一时期教师专业化改革体现出以专业标准体系的优化推动教师专业化进程的特征,通过对职前、入职和在职全程性教师专业标准体系的优化,规范和提升各环节的教师教育活动,确保教师专业化整体进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师专业化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方面使美国学界关于教师专业化的理论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和地位得到切实提高。改革所呈现出的以提高教师专业（教学）能力为重心、多主体共同参与、通过构建全程专业标准体系统筹推进各阶段教师专业化进程等特征,对加快我国教师专业化改革进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推动我国教师专业化改革过程中,其一应加强理论研究,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其二应形成多主体共同参与、有效合作的改革格局,其三应将建立科学、全面的教师专业标准作为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冯瀚^[4]（2021）在《“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情况研究》文中指出泰国的汉语教学历史久、规模广、程度深。在基础教育阶段,泰国汉语教学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师资流动快、教学缺乏延续性、教学设计与学生特点不匹配、教学效果不理想等。“少教多学”是在当今世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的一种教学改革理论,其中以新加坡、中国、泰国等地区的“少教多学”理论研究和改革探索最为突出。作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趋势之一,“少教多学”理念提出的直接目的是处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形成的突出矛盾,其核心思想是“以学生为中心”。本文在梳理世界各国“少教多学”教学理论脉络的基础上,依托泰国“少教多学”教学改革政策、理论,以调查问卷的形式,选取泰国部分中学的泰国籍汉语教师、中国籍汉语教师和泰国汉语学习者,在调查他们的汉语教学概况、对教学改革的知晓情况、对教学改革前端调研核心内容态度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汉语“多学”活动课、汉语正常教学课时两种教学形式的区分,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考核等角度,对“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情况进行分析。在对所获得的608份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及部分教学实践经验,探究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的问题及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提升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的质量。通过研究,本文首先总结出“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的概况:一是教学改革的范围广、规模大,教学改革政策、理念得到了全面落实;二是教师对课堂教学进行的系统改革,基本达到泰国教育部的改革要求;三是教学改革的开展有效地解决了泰国基础教育阶段汉语教学的一些问题;四是泰国中学汉语教师、学生基本对“少教多学”教学改革持肯定态度。本文发现了“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的突出问题:一是教学改革受教师对改革的知晓情况影响较大,众多中国籍汉语教师不了解这项改革,无法有效参与到改革的深入开展;二是部分教师的教学改革仍然不符合学生的特点,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未达到改革要求。同时,本文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一是提升中国籍教师在泰国“少教多学”教学改革中的参与度;二是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考核、教学目标等各方面,有针对性地促进改革措施的达标。

蔡一聪^[5]（2021）在《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急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的传播和获得,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在这背景下,世界各地都进行了教育改革。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地区,香港特区也加入了这一波教育改革的浪潮之中,并从教育制度、课程内容、以至教学方式和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建议在学校层面开发校本课程,认为学校应根据特区课程的基本要求,加以调适,以开发本身的校本课程,从而帮助学生达到教育的目标和宗旨。这些调适的措施包括调整学习目标,以不同方式组织教学内容、提供科目的选择、采用不同的学习、教学与评估策略等,以让特区课程指引和学校与教师的专业自主之间,取得平衡。然而,校本课程在名义上虽是以学校为本位的产物,但它毕竟是生存国家或地区的课程之中,因此,不少学者也认为,教育当局的介入,才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必然之道。香港特区教育局成立了几支校本支援服务团队,专责支援校本课程的开发。支援团队在协助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中,会利用其所拥有的学科知识和课程开发专业知识,为学校提供课程资源和专业支援,从而协助学校开发校本课程、提升教师专业,也培养课程领导的成长。另一方面,由于香港特区的特殊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国语文科向来都是以广州话作为教学语言的。随着香港政权的回归,普通话在香港的地位大大提高。同时,为了增强香港的竞争力,历任特区行政长官都强调要提升香港人“两文三语”的能力。在这背景之下,不少学者和学校都提出“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的倡议,认为这是提升香港学生普通话水平和语文能力的有效途径之一。然而,由于特区政府教育当局在“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上没有明确的课程框架和课程指引,也没有推行的时间表,因此,有意推行的学校唯有以校本课程的形式进行试验。2008年,语文敎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推出了“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下称“普教中计划”）。计划分成4期,前后历时6年,参加的中、小学校共有160所,是课程改革以来一个规模较大的校本课程开发项目。本文以“普教中计划”这个具体的校本课程改革项目为例,从支援人员和学校就具体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点出各项变革中,校本支援如何去组织、推进、阐释以及落实各项措施,并了解校本支援团队如何协助学校在教师专业发展、课程设置、教材开发、优化学与教策略等方面,开发校本课程。并希望从中探讨有效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促进香港的课程改革。本文分为以下几个部份:导论部份为本研究的概述。内容包括:研究背景和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研究相关概念释义、研究意义及局限、以及论文结构等。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对国内及国外对校本课程、香港校本课程开发、校本支援服务、香港的语文政策、以及在香港用普通话教中文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第二章为背景介绍与分析。对香港的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支援服务的发展过程及相关政策进行介绍,并结合课程变革理论,分析特区课程、校本课程和校本支援服务之间的关系及相关的互动机制,为后面的研究提供背景支持。第三章对香港“以普通话教中文”这一项目的推进过程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由港英政府时期模糊的语文政策,到回归后的“两文三语”政策,再到“以普通话教中文”的倡议和发展,分析相关政策的发展、“以普通话教中文”校本课程的不同模式和课程设置,以及香港特区中国语文科和普通话科的关系等,以了解香港“普教中”校本课程的复杂性和相关支援的迫切性。第四章介绍“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实施过程及分析计划的成效。本章先从“教师专业发展”“课程、教学设计、教材开发及评估”和“教学法”三个方面,介绍“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实施过程。随后分析参与计划的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和学生学习的观感,以及对“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措施的回馈;并观察“普教中”课堂上教师和学生的表现,了解学生“普教中”下的说话能力发展,对比学生的普通话和粤语的表达能力,了解学生对用普通话学习中文的兴趣、态度及习惯,来调查和评估“普教中”校本课程支援计划的成效。第五章介绍“普教中”校本支援的个案研究。本章通过研究员第一身的支援经历,结合研究员与学校共同进行的行动研究,展示两所学校与支援团队协作开发“普教中”校本课程的过程,进一步探讨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的不同阶段中的角色和相关的支援措施,以呈现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作用。第六章是总结和反思。本章总结了校本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介入对学校行政及领导、教师专业发展、学校课程、教材、教学的影响。研究发现,校本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的介入,在行政及领导层面上强化了学校领导层对校本课程开发的信心和意愿;在专业发展层面,拓宽教师的专业视野,并能利用丰富的课程及培训资源,为教师提供了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专业发展活动,增加了教师开发校本课程的信心和能力;在学与教层面,则能深入学校的实际场境和脉络,了解校本的需要和限制,为学校提供课程和教学上的不同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支援团队在校本课程开发的不同阶段中,又以不同的角色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不同的支援和课程资源,推动校本课程的发展。另外,本章反思了校本支援服务的局限,发现校本支援服务的成效还必须建立在学校的专业考虑之上。同时,也要思考如何维持支援成果和如何准确了解学生学习需要,以达致校本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王建^[6]（2020）在《上海市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帮助学生熟练地掌握一项以上运动技能,提高运动兴趣,提升体育运动素养,形成健康锻炼习惯和生活方式,自2013年春季学期,上海市开始实施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2018年全市推广,实施的效果亟需科学测评。采用文献法、调查法、测量法、观察法、德尔菲法、内容分析法、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对我国专项体育课程与教学的发展形态进行历史梳理,确立上海市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估指标,测评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效果。根据测评结果,发现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原因分析,最后提出改进性建议。通过研究分析,得出下述结论:第一,我国专项体育课程发展形态呈现出明显的时代背景。其演进沿着“单项运动→个性化选修→学科素养”的链条展开。第二,上海市实施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后,学生运动技能普遍提高,但是不同项目间学生的运动技能掌握程度差异明显。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后,专项化学生在速度素质、男同学引体向上、女同学仰卧起坐、耐力素质、女同学肺活量、总分方面高于非专项化学生,但成绩不是很理想。第三,上海市高中专项体育课教学静态练习时间较多,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不足;专项化学生平均每天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时间高于非专项化学生,但良好身体活动行为尚未形成;高中专项体育课程体育品德培养效果依然欠佳;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充分激发了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女同学尤为明显。高中专项体育教师在课前设计行为、课中实施行为、课后评价与反思行为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第四,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对部分项目学生运动技能达成效果欠佳,主要受专项教师运动技能教学能力欠缺、未根据某项目特征建立运动技能一体化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学过程中未充分考虑运动项目群的特征、以及学生前期运动基础差异的影响。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对学生课堂身体活动水平达成效果欠佳,主要受学生对专项体育课程喜爱程度、有无专项体能练习、教学内容选择与优化、教学内容组织练习形式、下节课有无文化课、课堂教学氛围影响。第五,上海市高中专项体育课程体育品德培养价值有待展现,主要受缺乏学校德育环境支撑、专项教师的德育认知不足、学生对专项体育课程的情感体验不足、专项体育课程体育品德培养理论构建缺乏的影响。高中专项化改革后学生有效身体活动行为尚未形成,其主要原因,高中专项体育课程身体活动促进性因素中的促成、强化因素未产生应有的效应;另一方面是因为身体活动意向未产生应有的中介效应。针对课程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提出以下改进建议:1)形成统一共识,专项体育课程是以项目为载体的课程;2)从社会中拓展资源,弥补专项化体育课程资源的不足;3)合理设置专项,因校而宜的开发校本教材;4)发挥竞赛作用,建立全员参与的联赛体系;5)强化师资,不断提高教师专项技能教学能力;6)克服学生个体差异,有效组织分层教学;7)完善教学评定,加快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的研制;8)加强监控,通过动态数据监测课程改革的成效。

教育部^[7]（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提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吴春宣^[8]（2020）在《《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文中认为《儿童教育》杂志是中国近代教育类杂志中,最早以儿童为研究对象,以幼稚教育、小学教育、家庭教育为研究内容,以幼稚园、小学教师为目标读者的学术性刊物。自1928年创刊至1937年因战乱停刊的10年间,一共发行8卷68期,在儿童教育领域中具有很强的开创性与引领性。《儿童教育》杂志与其背后的中华儿童教育社的诞生,得益于中外儿童教育思潮的蓬勃发展,也是我国先进教育者进行幼稚教育改造运动的直接体现。《儿童教育》杂志依附于中华儿童教育社发行,目的在于搭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沟通幼稚园与家庭教育、宣传幼稚教育事业。《儿童教育》杂志以其“供给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方法”的办刊宗旨、专业的作者队伍以及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在当时脱颖而出,影响力较大,成为儿童教育界师生的必读刊物。《儿童教育》杂志在研究队伍的培养、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专业知识的探究与传播这三大方面,为近代中国幼稚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一,《儿童教育》杂志在其主编陈鹤琴的引领下,凝聚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幼稚教育研究者。这一群体中有大学教师、小学教师、幼稚园教师及杂志编辑等各类从业者,他们都接受过先进的儿童教育理念,有着较强的学术功底,且对儿教改革事业有着极大热情。《儿童教育》杂志注重引导作者的研究方向、为其打造学术交流平台、提供持续稳定的专业输出通道,培养了一支稳定且专业的近代幼稚教育研究队伍。第二,《儿童教育》杂志初步构建了近代幼稚教育理论体系的框架,树立并推广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幼稚教育观念,提出了整体化、科学性和实践性的课程观,并且从幼稚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幼稚园设备、以及乡村幼稚教育的建设与推广等多个方面,积极探索并推进了近代幼稚教育的中国化。第三,《儿童教育》杂志作为交流沟通的载体,实现了幼稚教育者对专业知识的探讨,解决了一些幼稚教育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同时它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影响了大批幼稚教育研究者、一线教师以及在校的师范生,增强了读者对幼稚教育改革的信心,解答了读者对于幼稚教育的种种困惑,指导了当时幼稚教育的实践工作。《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的自觉探索,是近代中西儿童教育思想文化的交互融汇,更是近代幼稚教育中国化的独立探索的生动体现。

王晓倩^[9]（2020）在《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廿年研究（1999-2019）》文中指出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次课程改革,新课程改革是当代中国开展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的主要依托。然从政策文本中看,该次课程评价改革经历了充分的酝酿,这在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已初见端倪。2002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颁布,为我国课程评价改革指明了方向。自此,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课程评价改革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新课程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是确保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制度保障。对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既能够丰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评价研究成果,拓宽相关研究视野,更能够对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做出总结,为深化课程评价改革提供实践参考。同时,对于改革现存困境的探讨以及深化策略的提出也有利于推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深入开展。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改革相关史料进行分析,按照各个重大历史节点将改革的发展脉络划分为酝酿期（1999-2002年）、探索期（2003-2013年）、深化期（2014-2019年）,并分别从价值取向、评价语言、评价主体、评价方式方面缕析了改革的基本样态,从政策设计、实践基础、关键举措、智力支持方面总结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其次,反思改革现存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上审视课程评价改革可以发现,当前课程评价改革理论与实践发生了脱离;在课程评价改革实践层面上则出现了执行变异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评价改革代之以考试改革、改革推进机制呈现“路径依赖”、多元评价主体上行传播回路隔阂、地方和学校层面的课程评价缺失;在管理方面,课程评价主体权责不明、评价活动缺乏系统规划等课程评价管理失序问题制约了改革的适切性;在文化视角里,垂直权利关系衍生的集权文化、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传统成为课程评价改革的深层桎梏。最后,针对以上问题,从理论、实践、制度、文化方面提出改革的深化策略,分别是:在理论层面应该丰富相关研究并加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为课程评价改革奠定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应该完善课程评价的整体设计,建立有效的课程评价标准,设立相对独立的课程评价机构或组织,并且加强培训以提高多元主体的评价能力;在制度方面,通过改革以选拔为宗旨的考试评价制度、健全课程评价主体权责制度以及构建课程评价监督机制为课程评价改革提供制度保障;在文化方面,通过文化自觉实现课程评价改革的文化转向,继而发挥课程评价文化对于课程评价改革的引领作用,化解课程评价改革危机,引领改革的方向。

杜文彬^[10]（2020）在《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文中认为作为应对21世纪人才需求挑战的战略举措,我国STEM教育的政策要求与实践探索方兴未艾,急需系统的基础研究和理论成果支持。与此相对照,美国作为最早开展STEM教育的发达国家,其推动STEM教育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STEM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尤其是本土化的课程理论建构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STEM教育以20世纪80年代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提出“科学素养”作为开端。短短三十几年间,其已完成从科学教育改革思潮到实体课程的进化,并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形式嵌入到课程体系之中。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下,美国STEM教育的生长空间构筑于学校教育人才供给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之间的差异。学校教育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手段、课程评价以及课程管理机制与社会人才需求的数量、类型、规格之间存在多重矛盾,这些矛盾构成了STEM教育的发展动因。以STEM教育发展多重矛盾的结构变化与矛盾解决主体在不同“行动者”间的转换为依据,可将美国STEM教育发展划分为STEM教育思想萌芽、课程体系初建、制度化推进以及标准化课程建设四个阶段。这背后既体现着学校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大潮的回应,也凝结着科教精英、民间团体以及政府等不同利益团体以教育改革回应社会矛盾的斗争与妥协。20世纪80年代至2000年是STEM教育的思想萌芽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新格局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需求,面向少数精英的结构主义教育已经难以满足新的人才结构需要。为解决上述矛盾,科教精英发起了以STS运动、2061计划为代表的大众化科学教育改革,以破除科学教育精英化的弊端。这次改革使科学教育呈现出大众化、素养化、跨学科整合以及标准化等有别于传统科学教育的新特征。STEM教育理念内核,包括面向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培养目标、跨学科整合的课程内容、秉承建构主义理念的教学方法、以及具有标准化评价烙印的课程评价,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构筑起来。尽管“STEM”这一专用术语尚未出现,其思想萌芽已经孕育在科学教育改革之中。但由于工程教育在STEM整合中缺乏实质性的地位,STEM教育尚未形成正式概念,也难以脱离于传统科学教育框架而获得自主发展。以“STEM教育”专门术语在2001年的出现为标志,2001年至2005年STEM教育处于课程体系初建阶段。随着美国不断向第三产业转化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海外精英对STEM工作岗位的占领,硬科学在美国学校教育中不断式微。为保证市场中STEM专业人才储备,以工商业主利益为代表的民间组织纷纷要求学校加强硬科学教育。这一诉求为工程教育进入基础教育体系开辟了通道,使STEM教育获得“工程”拼图,实现了其概念的完整建构。完成概念建构的STEM教育在大型学术团体主导下实现了课程开发、教学设计、教师专业发展方面的长足进步,课程体系建设初见形态。但由于发展主体各自为政,STEM教育的课程体系建设也呈现出各课程要素发展不均衡、发展动力受限等缺点。要应对伴随再工业化战略而来的STEM人才需求大潮,就必须在课程管理体系中做出调整,在更强力量的主导下实现整体推进。伴随着2006年《崛起于聚集的风暴之上》报告的发布,STEM教育正式进入联邦视野。2006年至2011年是STEM教育制度化推进阶段。为配套促进制造业回岸的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支援、整体规划、项目引导以及法令保障手段,强势主导着STEM教育发展。同时,联邦政府还统合各利益主体形成发展合力,实现了STEM教育国家战略式推进。该阶段STEM教育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各种STEM课程设计与实施层出不穷,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也由于财政的突然倾斜,该时期STEM教育呈现一种聚焦价值讨论而轻视实践质量的状态,功利主义与形式主义危机接踵而至。以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对全美STEM教育项目的质量审查为开端,STEM教育进入标准化课程建设时期。为应对美国STEM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危机,曾一度缺位的课程专家重新主持STEM课程改革。以课程专家为主导,各发展力量通过构建横纵衔接的一贯制课程体系、开发聚焦学生自主探究的教学设计、以及制定州级STEM课程实施标准,实现STEM教育的标准化课程建设,并构筑起“联邦主导——地方规范——学校自主开设”的课程实施体系。至此,STEM教育依托STEM学校,以必修课身份在学校课程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纵观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可发现STEM教育各个阶段都和特定的社会与经济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有其独特的发展机制,包括从外力推进与内部自觉的发展动因机制,以工程为基点的跨学科内容整合机制,以及由多元走向统一规范的课程实施机制。我国STEM教育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呈现着发展力量自发性、课程开发多元化与课程实践零散化等特点。从学校科目社会史视角梳理美国STEM教育发展历程中的相关经验、教训与发展机制,对接我国STEM教育本土化发展现状,本研究认为美国STEM教育发展对我国具有以下发展启示:首先,在与“结构”的关系上,应适度超前于社会发展与学校教育间的矛盾暴露;其次,需联合各方“行动者”发挥多元主体共同推进效用;最后,还要遵循科目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在内容开发机制与实践机制上要契合我国当前教育发展背景与育人要求,选择适配的发展方式。

二、试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参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1）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论文提纲范文）

（2）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教师专业化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情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6）上海市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论文提纲范文）

（9）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廿年研究（1999-2019）（论文提纲范文）

（10）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课程改革中教师的参与（论文参考文献）

• [1]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的个案研究 ——学校水平的特征与归因[D]. 金春花.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新课改背景下高中地理教师课程执行力研究[D]. 高福智.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教师专业化改革研究[D]. 边小月. 河北大学, 2021(02)
• [4]“少教多学”理念下泰国中学汉语课堂教学改革情况研究[D]. 冯瀚.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5]香港特区政府“校本支援服务”对校本课程开发作用研究 ——以“用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为例[D]. 蔡一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6]上海市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的效果评估研究[D]. 王建. 上海体育学院, 2020(12)
• [7]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8]《儿童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幼稚教育发展的影响（1928-1937）[D]. 吴春宣.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6)
• [9]基础教育课程评价改革廿年研究（1999-2019）[D]. 王晓倩. 河南大学, 2020(08)
• [10]美国STEM教育发展研究 ——以学校科目社会史为视角[D]. 杜文彬.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标签：课程改革论文;  stem教育论文;  教师专业化论文;  校本课程论文;  课程评价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