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民族的诗性之史——读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论文文献综述）
杜运威[1]（2017）在《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1931至1945年的抗战词坛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该时期的词学理论、题材内容、词艺风格、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其研究范围主要是:第一,1931至1936年间,与“九一八”、“一·二八”等事件相关或表达抗日救国情绪的作品。风格方面批判梦窗、倡导苏辛者也应重点关注。第二,1937至1945年间所有词作皆应纳入考察范畴,不管任何题材,也不论多么偏离“抗日”中心,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战争的历史烙印。第三,1946年后,指那些庆祝抗战胜利,追忆抗战历程,回顾个人身世之词,此类作品暂时不在本文研究之列。抗战词坛是亟待深入开发的学术富矿。首先,它是抗战文学的重要成员之一。作为“边缘”文体,词体创作受政治牵绊较小,情感抒发十分自由,文学独立性很强,且其历史经验丰富,有着悠久的“诗词史”传统。至于音律和谐、雅俗共赏、交游娱乐等范式及功能更是新文学不具备的品质,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其次,它是百年词史的精彩一页。大批作家于抗战中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创作水平逐步走向成熟。彼时梦窗风已经不能适应战争环境下的群体诉求,豪放词风成为各界拍手欢迎的新宠,词坛陡然兴起一场席卷南北的词风转变。第三,“十四年”时间创作力量十分强大,粗略统计有300余词人,近8000首作品。然目前相关研究仍徘徊于个案多、群体少,专题较深、宏观缺失的基本现状,还有很多值得拓展的空间。为便于清晰地反映词坛创作情况,本文采取“文史互证”和“微观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有利于对主流文学风貌的强化,后者则可加强非主流文学关注,还原词坛纷繁复杂的多元化面目。自列强入侵中国以来,词坛格局和词史发展已经悄然改变,尤其稼轩接受群体及其所作“战争词”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从“鸦片战争时期的薄弱跳动”,至“太平天国间的集体性吟唱”,再至“中法战争的停滞徘徊及庚子事变的转型”,俨然构成一条独立于浙、常二派之外的发展脉络。庚子之后仍有前进,但影响不大。直至抗战的爆发,才真正开启续写词体“御敌抗侮”的新史程。彼时整个文坛亦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抗战词坛是一个风云激荡、裂变新生的时代。文学生态十分复杂,有的词人不畏艰险,投笔从戎;有的“躲进小楼成一统”,以隐士自居;还有的投奔日伪政府,成为推进“和平文学”的帮凶。各角色之间多有交叉,甚至集于一身。战乱中不同处世心态及生存方式创造出题材各异的作品,进一步拓宽了词体叙述广度和深度。另外,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改变,对文学思想、群体意识、内容风格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以期刊为中心形成的文学流派最值得关注。三十年代,龙榆生提出“别建一宗”的理论主张,矛头直指词坛“四声竞巧”怪状,发起反对梦窗,倡导苏辛的变革运动。并以《词学季刊》为平台,聚集起有着共同审美倾向的百余名词人,正式宣告抗战词派成立。他们反对过于专注声律技巧,倡导苏辛词风,恢复韵文抒情本质,并抬高词体言志批判功能,力求有益于现实社会。全面抗战后期刊的停办及1940年龙榆生的“入伪”阻断了词派正常发展历程,但并未就此消失。“别建一宗”理念被卢前主编的《民族诗坛》选择性的接纳继承,他们提出建立“民族诗歌”的新口号,其秉承的“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的创作宗旨与中国面临的战争处境及人民大众内心的期望达到高度契合。于是,以卢前为新领袖,以“诗坛”为新平台,再次聚集起一批更偏向于“稼轩风”的新词群,抗战词派由此进入后期发展阶段。这是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第一个严格意义的“期刊型”文学流派,它的发掘将改变当今百年诗词史的基本格局。基于以上宏观生态及词学理论的考察,结合“词史”意义、艺术水平、词坛影响三大维度,我推出此期成就突出的三位词人,分别是卢前、刘永济、吴眉孙。卢前《中兴鼓吹》将前线英雄事迹辍为长歌,声调铿锵,振奋人心,成为战区难得的畅销词集,影响深远。学人词代表刘永济和“词人之词”典范吴眉孙,分别引领词坛两大群体的创作方向。前者驱使学识入词,典博厚重,言语老辣,坚守声律本色,艺术成就颇高;后者较为浅近,然亦强调音韵谐和,注重一己情怀的宣泄,个性十足,评论时政犀利大胆,又不似“以诗为词”者那般粗率。三人各自占据不同领域的制高点,成就卓着,堪誉为词坛“三驾马车”。此外,还有20位名家共同撑起词坛璀璨星空,他们是张尔田、夏承焘、詹安泰、汪东、仇埰、唐圭璋、陈匪石、吴白匋、龙榆生、王陆一、苏鹏、杜兰亭、顾衍泽、汪曾武、廖恩焘、郭则沄、章士钊、林思进、沈祖棻、丁宁等。据作家分布及“十四年词史”时间短、地域广的现实情况,本文选择以词人群体为中心,并引入期刊、社团、地域、性别等多元视角,以期对词坛形成立体化观照。当然,各“视角”之间多有穿插、互利互补。因此,以上所述坐标个案根据需要分别打入相关视角之下。比如汪东、陈匪石、唐圭璋、吴白匋、仇埰等置于第五章“雍园词群与午社”;龙榆生、张尔田、汪曾武、廖恩焘等于第六章“沦陷区生存策略与复杂心声”集中讨论;而沈祖棻、丁宁等则以“女性词人群”独立成章。雍园词群和午社是抗战词坛成就突出的两大团体。前者是一批远离故乡、避居西南的伤心词客,生活经历的相似使其作品蕴含共同的抗战血泪、家国情怀和忧虑彷徨,而词学观的共性则锻造出“温柔敦厚”、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稳稳占据抗战词坛的艺术高地。后者是一群既不受国统区承认又被沦陷区严格监控的孤岛词人,国破家亡之痛与身世的压抑处境非偏重技巧声律的“清真、梦窗”能够疏解,对情感内容、比兴寄托的强烈要求本能的促使他们改革民初以来的“梦窗风”,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作为词体美学的优秀继承者,两大团体分别代表了战争影响下不同区域的风格取向和文学成就。沦陷区的特殊处境孕育出与国统区不同的艺术风貌。作家一方面要承受来自日伪政权的生命安全压力,以“复古倒退”的典雅诗词配合伪政府“和平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又要扛住伦理道德压力,于典故比兴之间寄寓批判抵制。这与国统区词人的“慷慨”表达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出抗战词坛另一番别开生面的文体特色。《同声月刊》和《雅言》两大诗词刊物是认识南京、北京一带词人生存状态及其作品风格的独特窗口。《同声月刊》通过倡导“诗教”,实现了“在朝”与“在野”文人的统一,成为沦陷区影响最大,聚集作家最多,作品成就亦最高的旧体文学刊物。《雅言》则通过文体“雅化”策略,成功斡旋于政权压制和个人反抗的博弈之间。无论是诗教理念,还是文体雅化,都是抗战时期沦陷区特殊地域空间的生存策略,同时又是生存与反抗的统一表现。从所取得的成就来看,二者都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效途径。
周娅[2]（2016）在《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向现代转化过程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关涉到极为复杂的思维活动,因而能够以批评思维的研究视角去审视。虽然近年来对古代文论在现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和思维特征问题两个方面分别多有探讨,但将二者整合起来予以综合性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以明清至近现代文论史上的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为研究对象,试图廓清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古代小说批评现代转化的思维面向。批评思维作为小说批评与生俱来的核心因素,深层次地支配着小说批评方法的形成和发展,制约着小说批评文体的生成和演变,使得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审美图式、社会文化意识以一种特定的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呈现于小说批评之中。因此,寻绎小说批评思维的内在嬗变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新的理论视角生成过程。具体而言,传统小说批评的现代性转型,实质上就是整体直观、含英咀华、圆融观照、类比体验、理性思辨的中国传统批评思维方法,在思潮迭起的近现代文学史上以西方“他者”的“镜像”为参照,向着科学理性的批评思维方向逐步嬗变的过程。批评思维的理性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的线性直达,嬗变之旅上古今对话、东西交汇,批评思维形态更多的时候呈多元显示,而这又促成了近现代小说批评的多类型与多层次。总之,深入研究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史上思维嬗变这一课题,有助于认识小说批评由对作品价值的具体品评逐步走向审美与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对传统和西学共同作用下的思维意识变迁和多种思维方法共存的深入理解提供借鉴,对了解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史是一部批评思维的嬗变史有重要意义。文章由绪论、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意识嬗变、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方法的嬗变、思维嬗变的内外之因、结语六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在厘定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文学批评思维的理论前提下,阐扬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历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意义,对本论文关涉到的研究状况、问题指向、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创新之处予以说明。第一章侧重辨析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意识嬗变。思维意识和思维方法作为批评思维的两大内核,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逻辑关联性。批评活动主体之间的意识相遇,或默契而交互、体认,或碰撞而改变、生发,所有这些遇合都单一或复合形态地作用于思维的层面,并由此形成相应的批评思维方法。因此此章对思维意识嬗变的辨析将成为下面两章思维方法得以具体论述的必要前提。若主体间的意识“遇合”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区域内持续发生,那么他们之间的思维运作就会呈现出时间流中嬗变迭进的过程。本章即从思维意识流动运转的角度,考析中国小说批评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转换生成特定的批评意识、历史意识、科学意识、个性意识,细致探究四种意识在小说批评中的确切内涵,以及它们在思维嬗变过程中分别发生的变化和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接下来的第二、三章是在第一章对思维意识嬗变的耙梳后,转入到对思维方法的集中探讨。二、三章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论哪个历史时期,思维方法的选择总与民族文化遗传基因密切相关,这是决定思维方法的先天条件,也必然为它带来相对的适用普遍性和稳定性。因此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思维方法的建构和定型,始终处置于中国文化构成的历史积淀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在探析批评思维方法时,不能脱离对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态、哲学观念、价值取向、民族群体思维特征的考量。具体到第二章,主要论述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首先根据明清评点家在民族文化的润泽涵养下形成的个性化批评思维,以及他们依此展开的批评实践活动,从总体上将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细分为五类:整体直观、含英咀华、圆融观照、类比体验和理性思辨,然后分为五节逐一细加阐释。其中,整体直观的思维方法以正反结合的方式辨析,先是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去正面追踪,然后从反面的物我两忘的表现形式去辩证思考;含英咀华的思维方法以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方式论证,从炼字的微观考究到结合上下文语境的体悟,再到作品美学风貌的整体把握,最后以宏观的视角解释批评主体与批评文本之间发自情感的审美兴会;圆融观照的思维方法则有意识地重点突出“圆”的辩证和心物交感,“融”的消解和破执,“圆”、“融”结合得到“超以象外”的思维成果;类比体验的思维方法侧重于阐释在批评家与作者默契于心的体验过程中,引譬连类、附托外物的随文解读方式及由此体现出的人文主义精神;理性思辨的思维方法从三个方面分而析之,一是评点家理性思辨意识的勃发,二是批评本身形成了一套理性成熟的专有概念术语和本末思辨的文本分析过程,三是读者与批评家当具一心,也有意识地去理性品读作品。第三章紧承第二章,探讨五种源自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如何在近现代的历史语境中,或横向扩展,或纵向深化,或浮现于艺术审美领域之表,或融汇贯穿于社会历史、政治道德的交互关系之中。其中,整体直观的深化体现在思维视野的拓展和思维导向的多维,理性思维也开始深度介入;含英咀华的思维方法从两个方面嬗变,一是出现印象诗化的批评艺术化,二是产生了哲理感悟的艺术批评化;圆融观照的通达,体现于对古今的时间维度和中西的地域维度两个方面的整体超越,以及跨越不同文化领域的综合性批评和对多种理论方法的大气涵容;类比体验的思维方法,明清时期侧重于在索物相类、借物以比的过程中寻找同类质素的联结,而在近现代因历史处境的更替和新视域的扩展,更看重在纵横维度的比较中探求同中之异,对异质的存在更为敏感;理性思辨的思维方法因为有了趋向科学化的批评自觉,在发掘新的理论依托和构建新的批评文体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相对全面地考察了明清至近现代的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之后,第四章致力于深入探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即思维嬗变的内外部因素。立足于批评活动本身,考察发现了小说批评思维嬗变之所以发生的深层因素有内外部环境两个向度——就外部环境而言,主要包括历史激变的因缘际会、媒介新变的助推之功、西学东渐的往来相遇三个方面;就内部推力而言,包括小说转型的现代启蒙、传统批评的俱进思变和批评主体的有意而为三个方面。结语部分就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的论题意义和在论证过程引发的思考进行总结,并积极展望它在当代小说批评史上的发展前景。
刘熹[3]（2013）在《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文中研究表明研究2000至2009年的当代文学批评,首先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代对象如何纳入历史研究范畴。在1980年代已经有过当代文学是否可以写史的讨论,而近年,关于新世纪文学话题的讨论也聚焦在其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史概念。但是观之学术界,当代文学史、特别是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中的显着增长点。此外,2000年至2009年作为一个自然时间段十年的切分,虽然不具备强烈的学理性,但对当下问题进行即时的梳理和分析,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而目前研究2000年至2009年文学批评的专着比较少,更多的是长时段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部分,或是论文选集这样一种形式。如果将国家权力介入与一体化的生成看做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的动力,将对极端政治化的文革文学的清算视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助力,将经济的吸引当做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动向,那么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则呈现三种合力此消彼长、各自为阵、并行多元的局面。从批评资源看,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国现代、当代、古代的批评资源都在被使用;从批评形态看,国家政治立场、文学创作立场、商业立场,都各自发声、并互有涉及;从批评热点看,亦是中心之外百花争艳。这十年的文学批评,1990年代业已呈现的思想状况成为文学批评行进的背景,1980、1990年代发生的文学批评的转折、新变也在新世纪的前十年沉淀了结果,而这结果,又成为这十年文学批评的资源积累和出发点。除此思想上、资源上的承续外,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有新的变动。因而,对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的是,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发生剧烈的变动,它具有一定的延续性,既包括了社会文化思想上的继续生成,也包括了批评家个人学术思路的生成。此外,新世纪的文学批评环境有新的变化出现,这些新的因素和批评自身的步伐一起,形成合力,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和生成。所以,本论文所要到达的目的,是在清理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细节动向中,展现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那么如何有效的对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进行研究?从对大量文学批评研究类书籍的整理中可以看出,不同时间段的文学批评因其有不同的特质,相应的研究形式和结构也各有不同,最突出的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多以批评家个人为线索梳理批评的发展,而十七年文学批评研究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角度进入能突出这个时间段文学批评的脉络。具体到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以一种追本溯源的形式,以当下文学批评何以有如此的思维方式和热点偏向为思考方向,或许可以成为进入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一个方式。本论文分为三章,第一章通过清理九十年代三次思想文化界的讨论来考察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学术背景。回过头看1989年之后的思想文化界,三次不同层面不同论点的论争,其实是具有逐层推进的逻辑联系。这三次论争,如果将其与文学批评的生发点进行联系,分别是郑敏等关于汉语改革讨论呈现的激进与保守主义之争;人文精神讨论中市场这个词汇背后显现的批评家、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文学批评界人士跨界参与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人文精神讨论和激进与保守之争大致同时发生,不同的是,后者由史学界始逐步蔓延,而前者一开始就以大学科、大跨度的讨论形式展开。而人文精神讨论之所以被后来者定义为一场关乎价值立场的分化、关乎道德伦理的讨论,是因为在人文精神讨论中,出现差异和分歧的原因也包括了如何认识时代。虽然当时的讨论,更多关注于知识分子如何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在这个商业的社会,在已经失落的当下建立自己的价值规范,但在1990年代末,产生了一场关于如何认识当下社会的讨论,这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正是因为1990年代的三次思想文化讨论,才引起了新世纪十年的当代文学批评对这些问题的继续关注和思考,故而对全球化、本土化、民族化的讨论,海外华文文学的新发展,区域文学、文学语言的重视等批评动向成为可能。第二章则着重梳理当代文学史观念与当下文学批评的互动。新世纪之交的文学批评形态,促其形成、转变的因素繁多,其中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对新世纪十年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影响。首先,文学史观念的变化会催生对此前经典作品的重新阐释,而在这一阐释过程中,形成了新的推崇模式和新的思考方法,进而影响当下文学批评对当前作品的审美取向和批评倾向;其次,在文学史观念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也会对当前批评产生影响。就新世纪十年这个时间段,1999年相继出版了两部文学史作品,分别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此后还出版了董健、丁帆、王彬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新编》,都是比较成熟、且对文学批评形态的生成有影响的文学史文本。在文学史这个考察视角下,我们可以考察在新世纪十年间重要批评现象的生成,如十七年文学研究是如何成型,“重返八十年代”是在何种情况下提出,底层文学批评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新启蒙的成型和解构以及当前批评中惯常使用的概念和批评范式是如何生成。前两章试图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继承与发展来考察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的样貌,而第三章则以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本身的新质为考察对象,包括了对批评的失语与新的审美因素的考察。这里的失语并非指中国文论界与西方理论的关系,而是指批评所不能覆盖的新的文学审美现象。这些批评与文学之间的缝隙,展现了新的审美因素的出现和正在适应中的当代文学批评。此外,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影视对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不同媒介之间的特质也交互影响。从批评看来,媒体批评对传统批评产生冲击,而批评家对影视的关注则催生了新的批评指向。同时,这些新的批评现象,不仅表现出视觉化、图像化的倾向,也展现出社会文化的日常化、世俗化倾向,这些变化引发了关于新的批评理论的探讨。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的影响因素也促成了批评方式本身的调整。如果说文学史观念引发的批评方式的调整是对概念的清理和历史延续的审视,那么新的批评理论资源引发的批评调整则展现了对新世纪本身的关注。
李有智[4]（2013）在《张承志的关键词》文中研究表明张承志以知青题材的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正如有评论家所说,当“痛悔歌哭、委屈饮恨”的“伤痕文学”作品流行之时（孟繁华）,他的那些描写知青在牧区生活的作品,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王蒙最早关注了张承志的作品,非常敏锐地从中发现了“理想主义”的光彩,即当一些作品将知青运动描写成一场灾难时,张承志却肯定了那一代人的理想以及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在关于知青、红卫兵的长篇小说《金牧场》中,理想主义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时,“理想主义”几乎成了张承志作品的一个代称。此后,对张承志知青作品更深入的研究也出现了,李敬泽就从文学史的意义上,再度阐发了短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的意蕴。目前通行的文学史中,一般都是将《班主任》、《伤痕》等作为新时期文学解冻的一个标志,但李敬泽认为《班主任》、《伤痕》的政治文本意义大于文学文本意义,而且其语言、腔调等还停留在过去,还是为“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所控制；真正标志着解冻的文本,应该是《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这篇小说突出了叙事者“我”的“主体性”地位,一切均于“我”的视野中展开,这是此前的文革文学所未曾有过的。李敬泽也由此论证了张承志因为对“主体性”的坚持,与同代作家的距离渐次拉开,走向了一条“僻道”（《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前言）。1984年是张承志创作转向的一个标志,这一年他深入到宁夏民间地区,接触了回族底层的生活、民俗、历史等,写作内容、风格亦为之一变。这个转变性的标志已经为研究界所认可。张承志于民间的调查、体验中,发现了回族伊斯兰教中一个较小教派哲赫忍耶的百年受难史,这使得他于知青经历中所接受的底层价值观更加强化,作为深入民间的一个结果,即是长篇小说《心灵史》的发表。此一阶段创作中,有两个基本的术语或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一个是“人民”,另一个是“人道”。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人民的基本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特指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另一方面也主要指这些民众的精神、信仰等,张承志称之为“另一种未被认知的文化系统”。人民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它的对立面是官方、体制等,人民自有其记述历史的一套方式,这种方式在张承志看来更注重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有一些批评家和研究者据此以为张承志有“崇拜人民”、“神化人民”的倾向,作品中存在着民粹主义因素。这是一种误解。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他后来将人民的范围扩大,诸如城市平民、打工者等皆包容于此概念之中,他既看到了人民身上伟大纯朴的一面,也批评其落后自私的一面。与此同时,张承志通过宗教题材的小说作品,表现了一种人道精神。他写宗教,其意不在于宗教本身,不是描写如神秘、幽玄等境界,而是写人道。有些批评者囿于题材表面,以为张承志如此高扬宗教,成了宗教徒作家,他的作品就是宗教文学。这也是一种误解,对此,张承志专门作文解释、澄清。张承志所写的人道,并非一种理论,他描写底层人民坚守信仰,实际上即是坚守人的尊严。《心灵史》并不复杂难懂,它描写一群觉悟到了人的尊严的人群,跟那些要把他们再度打回到先前混沌状态中去的体制作战。所以,在张承志这里,人道就是人的意识的觉醒,是人对人格的维护,信仰即包括于其中。这和80年代学术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讨论的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张承志本人知悉此区别,有些批评家也注意到了此种区别。9 0年代前期,张承志中止了小说写作,这取决于他的文学观,他认为,目前的中国还不是“小说的大潮”来临的时候,小说需要从容、余裕,和必要的虚构,而对现实的批判和干预的冲动则使他难以平静地虚构,因而散文成了他9 0年代以后创作的主要文体,他将此一阶段称之为“后《心灵史》阶段”,并期望自己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后记）。在整个90年代,张承志散文主要内容是描写他所称之为的“三块大陆”,即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以及西北黄土高原这三块地方的民众生活,包括他们的历史、文化、风俗等,他自称在内蒙古发现了“自由”,在新疆天山发现了“美”,在西北黄土高原发现了“信仰”。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他提升了文学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主体性地位。同期,张承志发表《清洁的精神》一文,提出“清洁”的概念,引发了诸多激烈的论争。许多批评家再次误解了这一术语,以为与伊斯兰背景相关。实际上,这个术语是张承志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择取而出,并赋予了其新的内容：清洁包括两个内涵,一是底层价值,对抗权力和体制,二是心系家国、为民请命的传统,而清洁的载体则是士,也即知识分子群体。这反映了张承志对知识群体的看重,并不像一些人误解的那样,说他是敌视知识分子的。之后张承志又卷入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漩涡中,激烈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即无信仰,希望通过对伊斯兰文化的介绍,为中国文化输入一些异质的色彩,这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警觉和批评,而他自己也成了众矢之的。真正与张承志的伊斯兰背景有关的,是“正义”这一术语的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连续发动了两次海湾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作为-个穆斯林,张承志的反应是愤怒的,他为此写下了数量不少的批评文章,并提出了正义的概念。张承志的文章不单纯是政论性质的,也不单纯批评战争行为,而是从思想角度,剖析那些美化战争的意识形态宣传,包括学者和媒体如何联手为战争正名。张承志对美国有两个判断,一方面美国是一个以战争为生存之道的国家,另一方面美国已成为一个以军工企业利益为基础的、右翼的新帝国主义,其目的是要重新控制世界。对此,张承志从穆斯林历史上发掘出了一个所谓“穆斯林屏障”的概念,即沿地中海一线的穆斯林国家对西方世界构成对抗,此屏障的存在即是阻碍了殖民主义的进程,此屏障的消失即是全世界殖民厄运的降临。另外,张承志又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中寻求一种互助,他认为,只要日本有勇气摆脱那种脱亚入欧的“魔圈”,清除自身的“帝国脏污”,日本有可能与它的邻国一起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张承志的正义概念,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它主要针对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青、人民、人道、清洁、正义和红卫兵这六个大的关键词,大体上反映了张承志创作的总体风貌和特点,而贯穿着这六个关键词的,则是张承志一直坚持的底层价值观。
潘莉[5]（2013）在《《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唐代将《尚书》列为五经之首。《尚书》文体是《尚书》研究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但是对于《尚书》文体的研究一直困扰在六体和十体之争,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通过先秦政治制度的设计的详细考察和思考发现,《尚书》由尧舜禹三代和殷商部分和西周部分两块组成。前者为尧舜时代确定的三大礼系之一的纳言,后者为西周礼制的雅言,后代史家称“言为《尚书》”。为文皆具有礼制仪式规范,在直观的六体之外,还有包含性质的文体和影响拓展性质文体,因此构成《尚书》本身文体、包含文体和影响形成文体三个层次计22种文体。《尚书》本身的文体类型有12种,包括书、典、谟、训、诰、誓、命、征、歌、贡、范和刑。这些文体名称直接来自于《尚书》的篇章标题,《尚书》中的篇章充分显示这些文体的思想内涵和文本特点。与其它先秦典籍相比,这是《尚书》在文体方面最为显着的特征。《尚书》包含的文体类型有诗、箴、盟、辞、谚语、册等6种,这些文体上古以来就已经存在,在《尚书》中被直接作为文体概念使用。《尚书》影响形成的文体类型有赞、言、规、戒4种,这些文体在《尚书》文本中还只是以一种行为方式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固定的文体类别。这些文体类型体现了上古三代社会的礼乐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观念和人文精神。论文还回答了《尚书》文体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研究认为,《尚书》中的文体体现了宗教性和政令性合二为一的特征。歌、辞、盟、誓等文体产生于上古社会祭祀天地山川的仪式,而典、册类文体的形成则与殷人祭祀祖先的仪式息息相关；诰、册、命等政令性文体名称的确立与周代完备的史官制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以言成事”的参政制度和宗周社会的“乐语之教”则直接催生了言、讽、诵等文体类型。“记言史书”是《尚书》的整体文本性质。《尚书》是上古三代时期的记言文集,以记载最重要历史人物在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嘉言懿行,通过对帝王将相等人物的对话和言论的记载,展示了虞、夏、商、周最高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政治决策及其社会文化内涵,具有典册性质,也就是儒家推崇的王道。关于《尚书》的编订、流传情况,根据先秦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引《书》、论《书》、用《书》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与归纳,我们认为,孔子确实对《尚书》作过整理。其目的是备王道典册,与《尚书》的内容正好互相印证。《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主要是官方文书、文学文体以及史传文学。在官方文书方面,《尚书》文体提供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范式,开创了后世公文文体的基本形态；在文学文体方面,《尚书》开创了中国散文关注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精神传统,并在语言的形式美、“用典”的思维方式等方面对骈文的产生起到一定的孕育作用；《尚书》对古代小说“神道设教”的叙事传统、入话的叙事模式、对话技巧、韵散结合的表达习惯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够从《尚书》文本中找到诗歌、辞赋、戏剧等文体的元素；最后,《尚书》“以史为鉴”的书写精神、多体杂糅的书写体例,“为尊者讳”的不良书写倾向等无不对后世史书和史传文学产生深远影响。
高亚斌[6]（2011）在《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文中研究表明上个世纪50年代出现的藏族汉语诗歌,是当代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藏族汉语诗歌已经形成了两代诗人的创作格局,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涌现了许多能够熟练运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的藏族诗人,标志着藏族汉语诗歌走向了成熟。藏族汉语诗歌首先是民族文化结出的硕果,它具有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古典诗歌、民歌等文学形式和历史久远的宗教文化。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既有地域和农牧文化的因素,又受到了宗教文化的浸染,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和宗教文化意蕴。藏族汉语诗歌就是对这种传统文化和本土经验的现代性书写。另外,藏族汉语诗歌又受到了来自汉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多元文化冲击,经历了由出离民族文化传统到向民族文化回归、由意识形态书写到神性书写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藏族诗人们力图在这种多元文化、两种语言的语境中,实现其民族身份的认同和重建,使藏族汉语诗歌以独特的姿态和面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藏族汉语诗歌的概况。首先从概念上对它进行了界定,指出它是指藏族诗人运用汉语进行的诗歌创作。其次,对藏族汉语诗歌的发展及其研究现状进行了描述,指出一些文学刊物和科研机构在藏族汉语诗歌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此外,还指出了本论文所运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理论构想。本论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本土经验的文学表达,主要由以下几章组成：第一章,从藏族汉语诗歌的民族文化土壤切入,发掘它的本土文化资源。影响藏族汉语诗歌的本土资源,主要包括藏族古典诗歌、藏族民歌以及宗教文化三个方面,它们都通过各种形式向藏族汉语诗歌渗透,并且对它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文化给养作用。第二章,藏族汉语诗歌的出现,是汉语文学促发下的产物。进藏作家诗人把汉语文学的火种带到了西藏,在他们的扶植和带动下,一大批藏族汉语诗人开始成长起来,他们在诗歌艺术上主动向内地汉语诗歌汲取营养,使藏族汉语诗歌走向了繁荣。第三章,藏族汉语诗歌有着深厚的民族传统,它受到了藏族传统农牧文化的影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体现出深厚的乡土情结和民俗文化色彩。第二部分是藏族汉语诗歌的现代性的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章：第一章,藏族汉语诗歌是西藏获得解放之后的产物,由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使它带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一时期,出现了第一代藏族汉语诗人,形成了他们政治书写的宏大主题和时代共名。第二章,进入新时期以来,藏族汉语诗歌的创作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由原先的意识形态写作,转型为一种具有朝圣意识的神性书写,出现了第二代藏族汉语诗人的强大阵容。在他们的诗歌里,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并且使藏族宗教文化重新焕发出时代的光彩。第三章,藏族诗人运用汉语进行诗歌创作,是汉文化以及西方多元文化冲击的结果。但是,由于与传统文化在语言上的割裂,也造成了藏族诗人普遍的精神流浪和寻根焦灼。他们力图在多元文化的夹缝之中、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建立自己的话语空间,并且在其中寻求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结语部分,藏族汉语文学是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应该把它纳入多民族文学史的视阈,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它的存在与发展,才能够得出客观科学的结论。
邹欣星[7]（2011）在《民间：从想象到消费 ——大众文化视阈中的冯小刚电影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纷迭起落的浪潮中,冯小刚无疑扮演了一个成功者的角色。他凭借自己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长胜不败的“票房神话”,成为新世纪中国电影创作的代表人之一。冯小刚电影不仅见证了中国电影创作风格、审美范式的转型,也在电影里呈现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都市民间生活的万千气象。本文不以电影学的研究视角,将冯小刚电影叙事艺术特色的展现作为论文的逻辑主线。而是从大众文化的研究视角,将冯小刚电影中的“民间”呈现作为立论的基点。并且通过冯小刚电影中的“民间”生活的展示来分析近2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变和文化格局裂变的痕迹,以及“民间”“体制”、与“精英”三种文化话语力量博弈的社会现状。“民间”作为一种叙事方式自20世纪初进入中国电影创作,经历了新时期前中国电影导演的“政治化民间”叙述,第五代导演的“诗化民间”塑造,第六代导演的“边缘化民间”呈现,成为中国电影叙事中一个常见而又不甚真实的影像符号。受20世纪末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转向,中国电影商业本质属性凸显,以及王朔小说等因素的影响,自称为“另类”导演的冯小刚,同样也选择了“民间”作为自己电影创作的表现主题。相较于其他导演影像“民间”因刻意雕琢而出现的影像失真,冯小刚电影中的“民间”形态似乎更贴近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他通过对当代都市生活空间变化的展示,对“民间”、“体制”、“精英”三种话语力量动态制衡生存状态的描述,表现了当代民众因交往异化而产生的孤独感,以及回归传统温情社会的渴望。在电影创作中,冯小刚以激发审美主体由“善”到“美”的情感共鸣为价值取向,以诱导观众零距离参予的“快感”体验为审美实现途径,来满足现代观众的娱乐审美需求。为此他将“英雄·美人”与“才子·佳人”这两种传统文学叙事主题,修改为更切近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顽主”与“佳人”的情感模式呈现在电影中。将现实生活中人们渴望挣脱体制规范束缚,拥有理想情感的真实欲望植入精心设计的游戏化电影情境。让观众在虚拟的电影情境中实现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满足的生活欲望,从而获得一种情感或者说情绪上的满足快感。冯小刚通过对“明星效应”的娴熟运用,社会时尚热点的恰当影射,以“民间”的名义将自己的电影打造成一个具有强大票房号召力的文化品牌,获得了电影投资人的高度信任。但是,电影生产流程中商业资本的进入也彻底改变了冯小刚电影的文化属性。无论他电影中呈现的“民间”形态有多真实,“民间”在他的电影中都只是作为一个诱导观众消费的影像符号而存在。不管是喜剧“民间”叙事主题的选择,还是唯美的声画效果和幽默的情节化叙事表现,或者是仿拟、谐音、双关等语言修辞的运用,都只是冯小刚电影在商业逻辑控制下的一种美学叙事策略的运用。他电影中的“民间”呈现,只是当代中国新兴文化话语力量---大众文化遮蔽自我成长事实的一件外衣。冯小刚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的成功,既喻示着一种以“快感”、“娱乐”为核心的新的审美文化力量的出现,也意味着当代社会文化审美风尚由“精英”艺术审美向“大众”身体审美的转向。
程洁[8]（2010）在《上海竹枝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上海地区,竹枝词这种文学样式曾经十分壮观,不仅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而且创作者众多。本文首次对上海竹枝词进行了整体研究。所谓整体研究,一是指时间跨度上从元代至解放前；二是指包括文本、功能、作者等在内较为系统的研究。除绪论、结语及附录外,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阐述上海竹枝词研究的基本问题。首先通过厘清风俗诗、风土诗、民俗诗以及人类学诗等概念,明确上海竹枝词是风土诗的一种。诗性智慧的集体无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以风土诗为中心的感性载体,以及历史诗学的思维与策略,四位一体,构成了上海竹枝词独特的外观形态与深层结构。上海竹枝词是一部诗性的风土志。无论是内容、写作手法,还是创作群体,都表明上海竹枝词的诗性身份不妨碍它“以诗补史”的价值与信度。第二章介绍上海竹枝词的主要内容。通过以“兴观群怨”为纲、以风土为目这种建构性的分类,以及传统的诗文细读的分析方式,清晰地展示出上海竹枝词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诗性风土志,它全方位地表现了上海地区数百年来的风土与社会。第三章论述上海竹枝词的功能。上海竹枝词以丰富的内容和宏大的气魄建构出了上海文化模式,这是上海竹枝词的一个重要功能。纵观物质与景观文化以及行为与观念文化,上海竹枝词描述和建构了一种“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近代市场意识、社会平等观念、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伦理观念、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等,既具现代性特征,又兼具诗性特征,诗性与现代性共同作用,造就出上海自在、开放的文化精神。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该文化模式中的“诗性”与“现代性”一直处于变化、调适状态。与现代性建构相比,诗性建构越来越趋于弱势,当前,诗性精神几乎沦丧殆尽。上海竹枝词“诗性”的现代性建构对于上海地区文化精神的阐释具有独特价值。第四章分析上海竹枝词的作者群体。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学术背景使得“诗性”的现代性文化模式在知识者身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呈现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启蒙心态。上海开埠之后,这群生活在条约口岸的知识者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徘徊。上海竹枝词中隐含的民族文化观、民俗民众观及地域文化观,充分体现出知识者意识中传统与现代的较量,以及知识者们面临文化冲突时的犹豫与矛盾。现代性的发生最终引发了知识阶层的心灵绎动,遂有这一诗性风土志的书写。就竹枝词而言,它因自身的民间性而获益,成为知识者用以建构现代性的审美工具。自心而生的竹枝词,也是一部知识者走向现代性的心灵史。第五章思考上海竹枝词当下的生存危机。全球化这柄双刃剑的消极一面使得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加上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样式的挑战,介于口传与书写之间的上海竹枝词失去了创作和传播的群体与渠道,流传了千年的记述工具已然处于濒危境地。保护上海竹枝词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一方面,竹枝词是我们民族和地区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意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今天,我们必须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上海文化模式中的“诗性”精神正处于历史最弱势,城市精神的迷失也隐喻在竹枝词的式微之中,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坐视蕴涵巨大诗性力量的竹枝词趋向枯萎而无动于衷,必须从诗性主体的重建与诗性土壤的培育两方面逐步推进对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让诗性的书写运动在这个现代都市继续下去。
项念东[9]（2009）在《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援引考据方法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堪谓中国诗学中一个存在已久且影响广远的学术类型。然考据主真,诗艺求美,如何将此二者融汇于一体,始终为一难题。二十世纪学者中多有措手“诗学考据”者,本文仅以唐诗学研究最为代表的陈寅恪与岑仲勉为例,藉论析各自诗学成果中考据进路表现之不同,以尝试探讨真正将考据与诗美发现贯通一体的“诗学考据学”何以可能。二十世纪以来,种种偏见之下,考据之学往往易被狭隘化、固定化为一资料之学、文献之学。梳理上世纪初叶刘师培、胡适、梁启超等对清儒考据之学内在进路的辨分,陈垣、严耕望、顾颉刚等对史料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析理,斑斑可见考据进路不同则学术关注点自有偏向。此一点,犹为明显的体现于岑仲勉与陈寅恪的唐史研究实践之中。从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可以清晰看出,岑氏侧重于史源追查下的文献考据,与陈寅恪建立在史料整理基础上而又不乏“史料超越”视野的历史考据,堪谓现代文史考据之学不同学术进路的集中体现。就学术研究方法而言,两种考据进路本未可强作轩轾。然施之于诗学,则前者更凸显为对有唐一代诗学文献之整理,而陈寅恪的诗学考据则更多一份诗性眼光与诗美发现。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以来的“诗学考据学”,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尽管考据型诗学研究在中国诗歌研究史上渊源已久,但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诗学”之所以要讲考据,还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理由;二是作为一种独特学术类型的“诗学考据”,实有文字考据、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三种不同进路,各自皆有其需要关注的内在问题;三是岑仲勉与陈寅恪所标识的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可谓20世纪诗学考据的两大范式,其对后此学者的影响呈显一种交互性。综此而言,尽管诗学研究素无“定法”,但着意于发现“中国诗”艺术特性、于逻辑实证研究中灌注一份鲜活艺术感发力的陈寅恪式的“诗学考据学”,应该成为此下学者不应忽略的一种诗学批评“方法”取向。
曹荣[10]（2008）在《论杜甫诗歌创作的史官文化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开始尝试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角度,探讨杜甫身上独特的人文精神、文化心态,探讨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史官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深深地影响了杜甫。研究杜甫与史官文化,是研究杜甫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杜诗“号为诗史”历史文化根源的重要课题。基于这一目的,笔者选定了《论杜甫诗歌创作的史官文化特征》的论题。论文主体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简要论述了史官文化的溯源问题。明确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杜甫诗歌具有史官文化特征的原因。本文从唐代史学兴盛的背景及杜甫家学渊源、个人经历方面对杜甫诗歌具有史官文化特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杜甫的诗歌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杜甫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自身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同时,杜甫把历史思维的优势注入诗歌,也给诗歌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痛切感。第三部分,论述史官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思想的潜在影响。杜诗体现了其进步的历史观,这既包括会通古今、天人合一、大一统的民族观与爱国思想,又包括在对待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表现出的历史的进步的观点。以诗兼史,化史入诗,诗史相融,是杜甫对于中国诗歌的最杰出的贡献。杜诗体现了史家的风骨正气及才识修养:彰善瘅恶、求实直书,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学兼天人、才学并茂。杜诗还体现了其崇儒的精神。史学始终与儒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史学也行使历史评判职责,史官文化的人物入史观念在杜甫诗文中多有可见,其诗文直接涉及有德有业者入史和淑贤女子入史两个问题。杜诗还体现了史家的忧患意识。杜甫有着深厚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忧患意识是通过沉潜的思索来实现的,这也是爱国主义思想的表现。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史官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史家笔法对杜诗内容题材的选择、杜诗的表达方式以及语言艺术方面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五部分结论阐述了诗与史的界线被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和“不隐恶,不虚美”为己任的国史职责所打破,诗人也要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诗与史在杜甫的创作中分别超越自身的文体学界线而趋向“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史通》）的融合会通,从而形成了杜甫“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创作倾向。
二、中华民族的诗性之史——读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民族的诗性之史——读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论文提纲范文）
（1）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抗战词坛概念及研究范围 |
| 二、定位与特质：抗战文学、百年词史与抗战词坛 |
| 三、分布与体量：多元视角下的群体考察 |
| 四、现状与不足：抗战词坛整体研究的缺失 |
| 五、方法与思路：“文史互证”与“微观史学” |
| 第一章 御敌抗辱背景下的晚清“战争词” |
| 一、“战争词”命名及意义 |
| 二、词史意识的传承发展 |
| 三、晚清稼轩风接受史 |
| 四、“词史”观念与稼轩风共同孕育的“战争词” |
| 五、结语：从民初至抗日战争 |
| 第二章 风云激荡、裂变新生的抗战词坛 |
| 第一节 伦理、价值与选择：战时词人生态 |
| 第二节 战争史与心灵史的合奏：词人笔下的抗战 |
| 一、“刳孕占胎，斫头赌注，槊上婴儿舞”：战争史的深化 |
| 二、“留不得，归不得，行不得”：心灵史的探寻 |
| 第三节 传承与创新：从题材到意象 |
| 一、词体功能的强化：悼挽词中不同群体的心声 |
| 二、“乡关之思”与“倡家强聘”：走进“庾信”意象的深处 |
| 第四节 转向与崛起：抗战词坛艺术风格论 |
| 一、从“守四声”到声情并重：梦窗风的转向 |
| 二、从“别建一宗”到“中兴鼓吹”：稼轩风的崛起 |
| 第三章 诗词期刊与抗战词派的生成演变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期刊诗词概述：兼论围绕期刊形成词派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龙榆生“别建一宗”与抗战词派的生成（1931-1936） |
| 一、“别建一宗”的提出及阐释 |
| 二、旗帜与地位：开宗立派的手段 |
| 三、引导与规范：从同人聚集到统一思想 |
| 四、苏辛词风的整体取向 |
| 第三节 卢前“民族诗歌”与抗战词派的发展演变（1938-1945） |
| 一、“民国诗”宣言与“民族诗歌”论 |
| 二、卢前与龙榆生及抗战词派之关系 |
| 三、期刊动态与创作分歧 |
| 四、民族词史的书写与鼓吹的不同选择 |
| 五、以沉挚绮语达贞刚之境 |
| 第四章 抗战词坛“三驾马车”：卢前、刘永济、吴眉孙 |
| 第一节 卢前与“以诗为词”的接受 |
| 一、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
| 二、“以诗为词”的接受与创新：章士钊、王用宾、林思进、苏鹏 |
| 第二节 寄托·门径·风会：刘永济《词论》视域下的《诵帚词》 |
| 一、衰飒凄凉、沉雄悲壮 |
| 二、性灵与学力兼备而归之自然 |
| 三、“风会”理念下的词坛地位 |
| 第三节“情所寄，有欢笑，有悲愁”：论吴眉孙《寒竽阁词》附杜兰亭、顾衍泽 |
| 一、吴眉孙词学观 |
| 二、《寒竽阁词》之题材与情感寄托 |
| 三、《寒竽阁词》之气象 |
| 四、“何苦逼人穷，吾无罪”：情真意切杜兰亭 |
| 五、“妖星过处浑如扫，人命从来不值钱”：乡村词客顾衍泽 |
| 第五章 情境与声律的角逐：雍园词群与午社 |
| 第一节 词社与词群考述 |
| 第二节“漂泊客居”与雍园词群 |
| 一、论雍园词人的群体特征 |
| 二、熔铸周辛，自成机杼：论汪东抗战时期词 |
| 三、哲理与笔法：论沈尹默小令 |
| 四、以当时语道当时事：论吴白匋词 |
| 第三节 四声之争与午社词 |
| 一、“守四声”风气的生成演变与午社词人的拨乱反正 |
| 二、《午社词钞》词心探微 |
| 三、“四声”遮蔽下的仇埰词 附：金兆蕃、林鹍翔 |
| 第六章 沦陷区的生存策略与复杂心声 |
| 第一节“诗教”理念下的“朝野统一”:论《同声月刊》“今词林” |
| 一、“诗教”与沦陷区文化空间的建构 |
| 二、“在野”词人的瘦硬风神：张尔田、俞陛云、夏孙桐 |
| 三、“朝”“野”过度：“老去填词把恨传”——论汪曾武小令组词 |
| 四、“在朝”词人的“意内言外”之旨：龙榆生、汪兆铭 |
| 第二节 词体雅化与反抗策略：论《雅言》期刊的文学史意义 |
| 一、公开“斗法”的新平台：《雅言》的成立 |
| 二、雅化与寄托：创作思想的“合”与“分” |
| 三、难以压制的心声：《雅言》词群的文学成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学批评的性质和文学批评思维 |
| 二、选题缘起 |
| 三、研究综述 |
| 四、论文构想 |
| 第一章 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意识嬗变 |
| 第一节 批评意识 |
| 一、小说观念的前后差异 |
| 二、小说功能定位的前后差异 |
| 第二节 历史意识 |
| 一、历史意识作为批评视角和思维方式 |
| 二、历史意识作为文化器识和价值观念 |
| 第三节 科学意识 |
| 一、传统批评及其科学意识“缺席” |
| 二、现代科学意识的转换生成 |
| 第四节 个性意识 |
| 一、小说批评个性的萌发与觉醒 |
| 二、现代小说批评的思维个性 |
| 第二章 明清小说批评的思维方法 |
| 第一节 整体直观 |
| 一、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
| 二、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
| 第二节 含英咀华 |
| 一、识得意思好处 |
| 二、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
| 第三节 圆融观照 |
| 一、圆照之象,务先博观 |
| 二、反者道之动 |
| 第四节 类比体验 |
| 一、索物相类 |
| 二、借物以比 |
| 三、吾还杜之诗以心 |
| 第五节 理性思辨 |
| 一、小说评点学的“文学自觉” |
| 二、读者当具一心 |
| 第三章 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方法的嬗变 |
| 第一节 整体直观的深化 |
| 一、整体直观的新格局 |
| 二、理性思维的深度介入 |
| 第二节 含英咀华的印象诗化和哲理感悟 |
| 一、印象诗化——批评的艺术化 |
| 二、哲理感悟——艺术的批评化 |
| 第三节 圆融观照的通达 |
| 一、“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 |
| 二、理有所通,心有所感 |
| 第四节 类比体验的新视域 |
| 一、跨文化比较 |
| 二、反躬自身,察同辨异 |
| 第五节 理性思辨的自觉 |
| 一、挥舞理性思辨的批评戈剑 |
| 二、理性思辨的文体呈现 |
| 第四章 思维嬗变的内外之因 |
| 第一节 思维嬗变的外部环境 |
| 一、历史激变的因缘际会 |
| 二、媒介新变的助推之功 |
| 三、西学东渐的往来相遇 |
| 第二节 思维嬗变的内部因素 |
| 一、小说转型的现代启蒙 |
| 二、传统批评的俱进思变 |
| 三、批评主体的有意而为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附录 |
| 后记 |
（3）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1990年代的三次论争与新世纪批评的学术背景 |
| 第一节 汉语语言变革讨论与激进保守之争 |
| 一、汉语语言变革探讨引发的论争 |
| 二、激进与保守之争 |
| 第二节 人文精神讨论与批评的分化 |
| 一、文学批评视角下的人文精神讨论 |
| 二、人文精神讨论及其衍生话题 |
| 三、关于“文艺精神价值取向”的讨论 |
| 第三节 1990年代末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
| 一、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讨论代表的社会文化意义 |
| 二、讨论针对的几个重要问题 |
| 第二章 当代文学史观念的变动与当下文学批评形态的转型 |
| 第一节 两本文学史作品的出版与“重写文学史” |
| 第二节 “民间”概念的衍生 |
| 一、三位一体的“民间” |
| 二、在讨论中形成的“民间” |
| 三、审美民间的批评实践 |
| 第三节 对另一种遮蔽的发掘 |
| 一、洪子诚文学史观的形成 |
| 二、十七年文学及文革文学研究范式的定型 |
| 第四节 批评转向中的“重返八十年代” |
| 一、“重返八十年代”的简述 |
| 二、“重返八十年代”的三个方向 |
| 1、反现代的现代性与八十年代的重返 |
| 2、新左派思维对八十年代的批判式解读 |
| 3、“纯文学”反思与“重返八十年代” |
| 第五节 新启蒙文学史观与启蒙批评话语 |
| 第三章 来自当下的挑战与新世纪批评的回应 |
| 第一节 当代文学批评与新的影响因素 |
| 一、媒体批评与经济-文艺关系对批评的影响 |
| 二、“新世纪文艺理论”讨论与批评转向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与新的审美因素 |
| 一、新的写作群体、新的审美经验与新的文学生产方式 |
| 二、“新世纪文学”命名的讨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4）张承志的关键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对象、方法及基本内涵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意义及尝试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知青 |
| 第一节 知青对母亲(额吉)的感恩仪式 |
| 第二节 离开草原与身份转换：漫长的告别仪式 |
| 第三节 知青苦难生活的写照 |
| 第四节 对知青运动的评价 |
| 第二章 人民 |
| 第一节 “为人民”原则的时代印迹与特定内涵 |
| 第二节 禁忌的美学原则(一)：《黑骏马》中的草原女性形象 |
| 第三节 禁忌的美学原则(二)：《黄泥小屋》中的遥远“净土” |
| 第四节 “文明内部的发言”理论与民粹主义 |
| 第三章 人道 |
| 第一节 民间秘史的发现与创作题材的拓展 |
| 第二节 《终旅》、《西省暗杀考》中的“赴死”精神 |
| 第三节 《心灵史》中的人道主义和“牺牲之美” |
| 第四节 为中国文化提供参照 |
| 第四章 清洁 |
| 第一节 “清洁”概念的缘起、内涵及最终界定 |
| 第二节 古代清洁的人物 |
| 第三节 近现代清洁的人物 |
| 第四节 知识分子的“侠气”精神 |
| 第五章 红卫兵 |
| 第一节 张承志与“红卫兵”一词的相关史实 |
| 第二节 小说中的红卫兵形象及反省精神 |
| 第三节 红卫兵的遗产：反体制与血统论 |
| 第四节 对邵燕祥、刘心武等人“北戴河对话录”的批评 |
| 第六章 正义 |
| 第一节 “三国之旅”归来后对《金牧场》中“美国梦”的修正 |
| 第二节 “反对与对抗的立场”：视美国为新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
| 第三节 以日本为参照：寻求互助的正义 |
| 第四节 穆斯林屏障：从历史中寻求资源和支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5）《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绪论 |
| 第一节 《尚书》文体研究历史回顾 |
|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意义、方法和不足 |
| 第一章 三代“纳言”礼制和《尚书》“记言”性质 |
| 第一节 尧舜三大礼系与“纳言”传统及《尚书》记言的功能 |
| 一、记言以存礼 |
| 二、记言以表功 |
| 三、记言以明道 |
| 第二节 西周礼制和《尚书》的记言性质 |
| 一、吉礼与《尚书》记言的宗教性特征 |
| 二、凶礼、军礼、宾礼与《尚书》记言的政治性特征 |
| 三、嘉礼与《尚书》记言的教化性特征 |
| 第三节 孔子与《尚书》的编定 |
| 一、关于《尚书》编纂成书之歧见 |
| 二、孔子“克己复礼”的人生理想与《尚书》的编定 |
| 三、孔子整编《尚书》的资料来源及其文体 |
| 第四节 《尚书》与《春秋》、《诗经》的比较 |
| 一、“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与古人重视“立言”的传统 |
| 二、《尚书》与《春秋》文章体式的比较 |
| 三、“掌书以赞治”与《书》、《诗》职能的分工 |
| 第二章 《尚书》文体的类型与内涵(上)：《尚书》的文体 |
| 第一节 “书”体的形成及其在中国文、史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
| 一、从资料来源看“尚书体”的初步形成及其文体特征 |
| 二、从资料的组织方式看“尚书体”的特征 |
| 三、从史官职能看《尚书》在中国文、史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典、谟与上古社会的行政制度 |
| 一、《尧典》与上古社会的行政制度 |
| 二、谟体与上古社会制度 |
| 第三节 誓、诰、命与圣王之道 |
| 一、誓体与古代帝王争夺政权的策略 |
| 二、诰体与西周统治者稳固政权的措施 |
| 三、命体与周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 |
| 第四节 贡、范、刑、训与上古三代的文化观念 |
| 一、《禹贡》与中国古代人、地相关的文化生态观 |
| 二、《洪范》与中国古人注重经验的政治哲学观 |
| 三、《吕刑》与周人“明德慎罚”的厚生爱民意识 |
| 四、贡、范、刑的文体特征及其流变 |
| 第五节 训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
| 第六节 征与誓之辨别 |
| 第七节 歌与歌行体 |
| 第三章 《尚书》文体的类型与内涵(中)：《尚书》涉及的文体 |
| 第一节 “作诗言志”与“赋诗言志” |
| 第二节 箴与中国人的内省精神 |
| 第三节 盟与周代的“司盟”制度 |
| 第四节 谚与“雅俗之辨”的文学现象 |
| 第五节 辞与“万物有灵”的宗教观念 |
| 第六节 册与册命礼 |
| 第四章 《尚书》文体的类型与内涵(下)：《尚书》影响形成的文体 |
| 第一节 赞与“掌书以赞治”的史官职能 |
| 第二节 言与周代贵族的礼乐教育 |
| 第三节 戒、规、箴之区别及其与周代的天子听政制度 |
| 第五章 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的成因 |
| 第一节 上古社会的祭祀仪式与《尚书》文体形成 |
| 一、祭祀天地山川仪式与歌、辞、盟、誓类文体的产生 |
| 二、祭祀祖先仪式与典、册类文体的形成 |
| 第二节 宗周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尚书》文体形成 |
| 一、完备的史官制度与诰、命、训等政令性文体名称的确立 |
| 二、“以言成事”的参政、议政制度与讽谏类文体的形成 |
| 三、宗周社会的“乐语之教”与《尚书》文体的形成 |
| 第六章 《尚书》文体对后世文体的影响 |
| 第一节 《尚书》文体对官方文书的影响 |
| 一、《尚书》文体提供了公文写作的基本范式 |
| 二、《尚书》文体开创了中国公文的基本文体形态 |
| 第二节 《尚书》文体对散文、骈文、小说等文体的影响 |
| 一、《尚书》文体对散文的影响 |
| 二、《尚书》文体对骈文的影响 |
| 三、《尚书》文体对小说等其它文体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着、论文目录 |
（6）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注释 |
| 第一部分 本土经验的文学表达 |
| 第一章 民族文化的丰厚土壤 |
| 第一节 古典诗歌传统 |
| 第二节 民歌的影响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的渗透 |
| 注释 |
| 第二章 汉语诗歌的丰富滋养 |
| 第一节 进藏诗人的影响 |
| 第二节 汉语诗歌艺术的影响 |
| 注释 |
| 第三章 农牧文化与乡土情结 |
| 第一节 农牧文化意象 |
| 第二节 乡土情结 |
| 第三节 民俗色彩 |
| 注释 |
| 第二部分 现代性的诉求 |
| 第一章 意识形态写作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写作 |
| 第二节 第一代藏族诗人群 |
| 注释 |
| 第二章 民族意识与神性写作 |
| 第一节 民族意识的回归 |
| 第二节 第二代藏族诗人群 |
| 第三节 神性写作 |
| 注释 |
| 第二章 在两种语言中的流浪 |
| 第一节 多元文化的冲撞与融合 |
| 第二节 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 |
| 第三节 民族身份的认同 |
| 注释 |
| 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成果 |
| 致谢 |
（7）民间：从想象到消费 ——大众文化视阈中的冯小刚电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冯小刚电影研究综述 |
| 二、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
| 第一章 民间、想象与符号消费 |
| 第一节 作为日常生活空间存在的“民间” |
| 一、“民间”词源考 |
| 二、作为传统生活空间存在的“民间” |
| 三、作为当代生活空间存在的“民间” |
| 第二节 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存在的“民间” |
| 一、传统文人的“民间”向往 |
| 二、现代知识分子的“民间”改造 |
| 三、当代知识分子的“民间”还原 |
| 第三节 作为电影影像文本存在的“民间” |
| 一、“政治化”符号：“新时期”前中国电影中的“民间” |
| 二、“诗化”符号：第五代电影中的“民间” |
| 三、“边缘化”符号：第六代电影中的“民间” |
| 第二章 寻找失落的民间：冯小刚电影“民间”的生成 |
| 第一节 时代语境与冯小刚电影的“民间”选择 |
| 一、消费时代的“民间”存在 |
| 二、中国电影商业化与冯小刚电影创作“民间”化 |
| 第二节 王朔主义与冯小刚电影创作 |
| 一、叙事主题的忠实与背离 |
| 二、叙事方式的承续与延伸 |
| 三、审美取向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三节 冯小刚电影“民间”的成长之路 |
| 一、个人记忆与冯小刚电影“民间”的选择 |
| 二、从影之路与冯小刚电影“民间”的选择 |
| 第三章 幻影中的真实：冯小刚电影中的“民间”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交往：飘泊中的情感“回乡”梦旅 |
| 一、生活空间裂变中的“民间”交往 |
| 二、梦幻“回乡”中的彼岸之“家” |
| 第二节 “民间”审美：温情团圆中的快感体验 |
| 一、冯小刚电影的善美情结 |
| 二、“民间”幻境中的“快感”实现 |
| 第三节 “民间”存在：角力决逐中的生活空间 |
| 一、“无父”的狂欢与“顺父”的执着 |
| 二、在“精英”引导中“逃逸” |
| 第四章 被消费的想象：冯小刚电影“民间”的呈现 |
| 第一节 被修改的母题：“英雄·美人”与“顽主·佳人” |
| 一、从“英雄”到“顽主” |
| 二、“佳人”形象与“男权”理想的投射 |
| 三、“顽主”与“佳人”的现代爱情 |
| 第二节 被建构的游戏：真实的生活欲望与虚幻的快感满足 |
| 一、消费、欲望与冯小刚电影 |
| 二、欲望、游戏与冯小刚电影审美“快感”的满足 |
| 第三节 被消费的符号：冯小刚电影“民间”品牌 |
| 一、观众、票房与冯小刚电影品牌 |
| 二、明星、社会时尚与冯小刚电影“民间”品牌的形成 |
| 三、“民间”品牌、电影投资与冯小刚电影创作 |
| 第五章 商业逻辑控制下的美学策略：冯小刚电影“民间”的表述 |
| 第一节 主题模式：“民间”生活与喜剧呈现 |
| 一、中国“喜剧”与“民间”生活 |
| 二、冯小刚电影的“民间”主题 |
| 三、“喜剧”“民间”与冯小刚电影娱乐消费功能的实现 |
| 第二节 叙事策略：唯美的蒙太奇叙事和幽默的单层线性结构 |
| 一、唯美的蒙太奇叙事 |
| 二、幽默的单层线性结构 |
| 第三节 语言修辞：“民间”表达与喜剧快感实现 |
| 一、当代“民间”表达 |
| 二、冯小刚电影人物对白与喜剧快感的实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着 |
| 附录：冯小刚电影年表 |
| 后记 |
（8）上海竹枝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概述 |
| 二、相关研究回顾与新问题提出 |
| 三、本文的主要理论视点、思路及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上海竹枝词的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竹枝词与风土诗 |
| 一、概念的厘清 |
| 二、风土诗概说 |
| 第二节 上海竹枝词的基本特性 |
| 一、"上海"的时空界定 |
| 二、上海竹枝词的创作群体与作品数量 |
| 三、上海竹枝词的主要特点 |
| 四、上海竹枝词"以诗补史"的信度 |
| 第二章 内容:一部诗性风土志 |
| 第一节 "兴观群怨"分类法 |
| 一、"兴观群怨"说 |
| 二、"兴观群怨"分类的具体标准 |
| 第二节 上海竹枝词内容的具体分类 |
| 一、可以兴 |
| 二、可以观 |
| 三、可以群 |
| 四、可以怨 |
| 第三章 功能:"诗性"现代性的文化模式建构 |
| 第一节 物质与景观文化的建构 |
| 一、开埠前:诗性的江南水乡画面 |
| 二、开埠后:诗性的现代都市场景 |
| 第二节 行为与观念文化的建构 |
| 一、劳动方式 |
| 二、消费方式 |
| 三、休闲方式 |
| 四、信仰方式 |
| 五、小结:"诗性"现代性的文化模式 |
| 第三节 "诗性"现代性建构的独特价值 |
| 一、上海独立的主体意识凸显 |
| 二、上海文化认同逐渐形成 |
| 三、展示了海派文化的优越性 |
| 四、呈现启蒙现代性的演进轨迹 |
| 第四章 作者:走向现代性 |
| 第一节 现代性意识生成的背景 |
| 一、政治经济背景 |
| 二、风土观念背景 |
| 三、文化学术背景 |
| 四、创作的动因与目的 |
| 第二节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
| 一、民族文化观 |
| 二、民俗民众观 |
| 三、地域社会观 |
| 第三节 传统竹枝词的现代性书写 |
| 一、传统方式为何被采用 |
| 二、现代意识如何被书写 |
| 第五章 上海竹枝词在当下的文化危机 |
| 第一节 上海竹枝词的生存危机 |
| 一、上海竹枝词的生存现状 |
| 二、上海竹枝词濒危的原因 |
| 第二节 上海竹枝词的保护与传承 |
| 一、保护的意义与难点 |
| 二、措施与建议 |
| 结语 |
| 附录:上海民间散佚竹枝词拾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诗学考据学':一个值得关注的诗学问题 |
| 一、问题缘起 |
| 二、"诗学考据":一个由来已久的特殊学术类型 |
| 三、20世纪诗学学术史反思的一条线索 |
| 四、考据与诗美之探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的"诗学考据学" |
| 五、本文思路 |
| 第一章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 |
| 一、"考据"与"考据学"之界划 |
| 二、现代学者对清儒"考据之学"研究进路的厘分 |
| 三、"考据之学"的内在困境与潜在分野 |
| 第二章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两种考据思路 |
| 一、《隋唐史》集矢于陈寅恪 |
| 二、"李德裕无党"说 |
| 三、"辩诬"还是"历史解释"? |
| 四、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 |
| 五、金毓黻对岑仲勉与陈寅恪治史风格的一点比较 |
| 六、断代史编撰中的"通"与通史讲授的专题化 |
| 七、"追讨史源"与"从史实中寻史识":两种考据进路的形成 |
| 第三章 《元和姓纂》校雠与岑仲勉的唐诗文献考据之路 |
| 一、岑仲勉《姓纂》校雠的两个阶段及前期工作着力点 |
| 二、陈垣的学术提示及岑仲勉《姓纂》校雠的学术创获 |
| 第四章 作为一种范式的诗学文献考据:岑仲勉的唐诗学研究 |
| 一、岑仲勉文献考据十大类别 |
| 二、读《全唐文》《全唐诗》二札记:20世纪唐人总集校雠之先声 |
| 三、从辨伪到整理方案的提出:"白集"考据七篇及其学术意义 |
| 四、史料开拓与唐诗学研究史料结构之缔结 |
| 五、文献考据中学术课题之开发 |
| 六、文献考据的"典范"及其内在缺憾 |
| 第五章 陈寅恪文献考据的诗性视角:兼与岑仲勉之比较 |
| 一、《新乐府·七德舞》本事考辨与"第一义谛"说之提出 |
| 二、《新乐府·昆明春》异文考辨中的"诗意"追寻 |
| 三、"诗性"眼光的背后 |
| 第六章 "第一义谛"之探寻:陈寅恪诗学考据之基点 |
| 二、"诗情"背后的历史感:《元白诗笺证稿·琵琶引》对洪迈的批评 |
| 三、探寻"第一义谛"的解诗学意义 |
| 四、补说钱钟书对"诗无达诂"之反拨:兼与陈寅恪解诗的一点比较 |
| 第七章 史文蜕嬗:陈寅恪"诗史互证"说及其内在发展 |
| 一、"中古史之难"与"诗的好处" |
| 二、"中国诗与外国诗不同之点" |
| 三、"心史"考探的思想脉络 |
| 四、解读心灵秘密的一把钥匙:"古典今典"说的艺术穿透力 |
| 第八章 原初的提问、三种进路与两大范式——20世纪诗学考据学的初步考察 |
| 一、"诗学"何以要讲考据? |
| 二、诗学考据的三种进路:以"幽咽泉流冰下难"的考证为例 |
| 三、两种范式及其交互影响:新时期诗学考据举隅 |
| 结语、求真与求美之辨证 |
| 附录一、岑仲勉先生学术年谱简编 |
| 附录二、岑仲勉早年史地研究与其文献考据思路之形成 |
| 一、史地考订中的"史源"追查 |
| 二、从追考"史源"到文献考据 |
| 附录三、《元白诗笺证稿》修订情况举隅 |
| 二、从《长恨歌笺证》到《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 |
| 附录四、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
| 一、"开出一派新考证学" |
| 二、"新考证学"之思 |
| 三、作为一种现代学术的"新考证学" |
| 四、一点补充及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论杜甫诗歌创作的史官文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史官及史官制度的沿革 |
| (二) 从史官文化到“诗史”视角 |
| (三) 文献综述及本选题的研究思路 |
| 二、杜甫诗歌具有史官文化特征的原因 |
| (一) 唐代史学兴盛的背景 |
| (二) 杜甫的家学渊源及个人经历 |
| 三、史官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思想的影响 |
| (一) 进步的历史观 |
| (二) 风骨正气及才识修养 |
| (三) 崇儒精神 |
| (四) 史家忧患意识 |
| 四、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与史家笔法 |
| (一) 杜诗的内容题材与史家笔法 |
| (二) 杜诗的表达方式与史家笔法 |
| (三) 杜诗的语言艺术与史家笔法 |
| 五、结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华民族的诗性之史——读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论文参考文献）
- [1]抗战词坛研究 ——以晚清词史相关现象为背景[D]. 杜运威. 吉林大学, 2017(09)
- [2]明清至近现代小说批评思维嬗变[D]. 周娅. 湖南师范大学, 2016(01)
- [3]新世纪十年文学批评研究（2000-2009）[D]. 刘熹. 南京大学, 2013(05)
- [4]张承志的关键词[D]. 李有智. 南京大学, 2013(08)
- [5]《尚书》文体类型与成因研究[D]. 潘莉.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6]藏族当代汉语诗歌：本土经验的现代表达[D]. 高亚斌. 兰州大学, 2011(10)
- [7]民间：从想象到消费 ——大众文化视阈中的冯小刚电影研究[D]. 邹欣星. 苏州大学, 2011(06)
- [8]上海竹枝词研究[D]. 程洁.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2)
- [9]史文蜕嬗与真美会融 ——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中心的“20世纪诗学考据学”之研究[D]. 项念东. 华东师范大学, 2009(12)
- [10]论杜甫诗歌创作的史官文化特征[D]. 曹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