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堕落博士”

一、支持“落第博士”（论文文献综述）

崔武杰^[1]（2015）在《明清之际名教爱情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之际出现许多恪守名教的爱情传奇作品，论文将其称为名教爱情剧。此类剧目约有六七十种，在特征上也多共同之处，如：多与明清政治大事相关；其创作目的在于教化；婚宦并重，婚姻上要求才子配佳人、妻妾俱全，仕途上以入翰林、做科道为目标等。论文认为名教爱情剧的出现与明清之际封建秩序由混乱走向稳定、思想由王学转向理学、文学由个性解放变为文以载道的现实密切相关。为了更好的解释剧作与现实间的关系，论文主要从婚姻、科举、仕途、政治、文学风气五个方面来研究。才子配佳人、妻妾俱全构成名教爱情剧婚姻的基本特点。但剧中妻妾形象完全不同：妻多为良家闺秀，且受过闺范教育、四德俱全；妾多是贫家女子或下贱之丫鬟娼妓，而贫女缺教育、丫鬟娼妓多淫奔之举。由此，剧作安排妻妾时遵守良贱相逢，良者妻贱者妾；贫富共处，富者妻贫者妾；出身相同，姐妹相称三条原则。封建婚姻要门当户对，且父母有儿女婚姻之决定权，因此剧中父母之命、科举功名对婚姻起着决定性作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及文化对剧作影响颇深。剧中对科举院、乡、会、殿试制度的描写极为细致，而又以乡会试为最。凡考生、考官、考场、考试、判卷、录取等皆无遗漏。此外，剧作也将科举文化影响下的相关社会现象展现出来：官僚为等级最高之阶层，又享受特权，故社会对科举成功者多奉承而对失败者多嘲讽；为满足虚荣、转移失落，许多科举失意者成为沽名钓誉之假名士；明清之际科举混乱，权奸为私利干涉科举，考生为利禄考场作弊。又科举被录取者多迂腐无能之辈，故明清之际科举批判在剧中也有所反映。剧中书生科举后多任职于翰林院。这既与明清两代宰相即内阁大学士大多由翰林选拔而来有关，也与明清之际社会现实脱不开关系。明清之际社会处于大动荡之中，而能负天下太平之责者首推宰相。科道是剧中书生及其亲朋任官的第二选择。科道在明清两代司职纠察，因此对纠正当日社会黑暗现实具有积极作用。二者在剧中的结合表明名教爱情剧的出现确实与明清之际的现实密切相关。剧作在反映晚明政治大事如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党争结社、奸臣专权、宦官柄政等的同时，也对社会其他畸形现象如文武官员爱财怕死、变节事敌，官吏盗贼互化，男风，篾片等也予以描写。不过二者在剧中所起作用不同：重大事件在作时代背景的同时也起确定作者政治立场的作用，而社会畸形现象则起扩大作品反映现实广度与深度的作用。名教爱情剧各剧作的创作原则并不一致，整体呈现出由偏胜向包容、集大成转化的趋势，而这与明清之际文学风气的变化相适应。明代文学风气多呈偏胜、极端之态度，而清代则以包容、集大成为特点。作为明清文学转化的过渡期，明清之际的文学风气则兼具两代的特征，偏胜、包容、集大成在其中皆有体现。此外，受程朱理学复兴的影响，明清之际文学的思想立场向理学靠拢，教化性增强，而这也正是名教爱情剧恪守名教、主张教化的根源所在。除上述内容外，论文还对名教爱情剧的内涵、影响，明清之际的特征等做了研究或说明。

陈仕国^[2]（2015）在《《桃花扇》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桃花扇》自问世后，便深受民众喜爱。本文力争在前人研究之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桃花扇》接受情况进行全面梳理与考察。从微观上，主要探究对《桃花扇》自刊刻以来，包括出版者、读者、改编者、观众等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及不同时期其各种经验、趣味、素养等综合形成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及其知识结构、社会地位、时代变迁等因素对《桃花扇》接受之影响。在宏观上，主要对《桃花扇》各个时期各种方式接受进行探究，包括对《桃花扇》在各个时期文化政策、社会思潮、学风状况等具体进行考察，力求有理有据。本文以《桃花扇》逻辑接受为经，以历时性接受为纬，对《桃花扇》版本形态、舞台演出、文本批评、效仿改编及各种文体对剧作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阐释，主要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对《桃花扇》清代以降全本刊刻情况进行综合考察。《桃花扇》清代刊刻本主要分为介安堂刻本、西园刻本、沈氏刻本、嘉庆刻本、兰雪堂刻本和暖红室刻本等类型。此不同类型之刊刻本，其编次版式、眉批尾评、题评序跋等剧本体制形式均不同。本章对《桃花扇》不同刊刻本之剧本体制形式进行分类梳理、归纳与考察，以揭示各式各样《桃花扇》版本所传递出之接受信息。第二章对有关《桃花扇》之演出与接受进行论述，勾勒清代以来观众对《桃花扇》之接受轮廓。由于演出场所之转变，观众身份之迥异，清代与近、现代演出之风格及观众之接受效果会有所不同。本章对清代与近、现代民众对《桃花扇》演出之差异性进行考述，以助于深入理解观众在不同历史时段接受《桃花扇》之心态和审美取向。第三章对清代以降各个时期文人对《桃花扇》批评研究之具体情形进行阐释。清代文人墨客多以咏剧诗词这种带有较为明显自发性与随意性之批评方式，对《桃花扇》内容要旨、艺术风格及其创作原则等进行批评。民国时期，文人学者亦延续清代以来对《桃花扇》之简单批评方式而显得单薄，具有表层性与分散性之特征。真正对《桃花扇》进行学术研究肇始于建国以后，无论在批评样式及批评方法上，还是在批评内容上，皆取得较大成绩。本章勾勒清代以降读者批评《桃花扇》之轮廓，显示出不同历史时段不同读者身份接受之差异性。第四章对后人改编《桃花扇》之作进行考述论评。现存晚清民国以来《桃花扇》改编本二十余种，本章对晚清民国及建国后的《桃花扇》改编本进行爬梳，探讨改编本之独特艺术特色，并阐述改编本出现之来龙去脉及其所蕴含之文化意义，从而展示《桃花扇》改编本呈现观众或读者接受中某些共性与基于改编者身份不同而带来差异性。第五章论述各种文体创作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桃花扇》无论是思想精神还是艺术手法，在戏曲、小说、诗词、影视剧本等文体中皆可见其印迹。本章主要论述戏曲、小说、诗词及影视剧本对《桃花扇》接受之状况，并对其接受所蕴含之意义进行评析。

宝怀隽^[3]（2015）在《贾岛诗歌研究》文中提出贾岛（779-843），字浪仙，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一生历经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朝，正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走向衰落的时期。贾岛早年出家，后由韩愈所劝还俗应试，却屡屡失败，终生不第。贾岛作为中唐时期的着名诗人，以其个性鲜明的五言律诗的创作闻名于中晚唐的诗坛，对后代诗人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历来的诗歌研究中，对贾岛的重视和研究程度都不够，主要的看法是其诗歌内容贫弱、境界窄小，多写僻涩琐细的意象。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学界对贾岛的研究渐多，开始正视这位诗人的创作特性以及对诗坛的贡献及影响，但仍不够全面。二十一世纪以来，贾岛研究渐成热点，研究者从各个角度研究贾岛的生平经历、思想内涵、诗歌的艺术特色等等，使得贾岛其人其诗的面貌逐渐完整，但是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贾岛研究仍有可探索的空间。本文尝试对贾岛的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从各角度深入地研究其作品的内容、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充分认识诗人的思想、艺术成就及对后代的影响。贾岛终生不第、生活穷困潦倒，因此作品中多有哀怨愁苦的情绪，诗歌格局确为不大。这种特色既有个人原因，也与唐代复杂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的思想中既有因早年出家而习得的佛家思想，也有儒家经学济世的影响，所以作品在悲叹个人苦痛的同时，仍有胸怀天下的济世之音。而在诗歌艺术上，贾岛深受前代和同时代诗人的影响，自成具有独特个性的诗歌特色，在五律方面独成一家，其他诗歌体式也别具特色。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贾岛的生平经历以及所处时代的情况，为全面了解诗人提供考察的背景。第二章归纳贾岛诗歌的内容，在反映社会现实、个人穷困的生活、与友人的友情、个人复杂的心路历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第三章讨论贾岛诗歌的艺术风格，分为奇僻、清新、平淡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四章在情景交融、音律、对仗等三个方面研究贾岛律诗的艺术特色。第五章分别讨论贾岛五古和绝句的艺术特色。第六章分析佛教对贾岛诗歌的影响。

徐丽丽^[4]（2015）在《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文中认为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聪明、机警、狡黠、多疑，它们善于居住在土穴和树洞之中，并经常出没于距离人类住所不远的地区。因此，人类对狐并不陌生，反而具有一种亲切感。然而，笔者在本论文中所要讨论的并不仅限于动物学意义上的狐，而是在充分地了解狐的自然生态的基础之上，找出文学作品中的狐与人类思想观念或特性的相似之处，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找到二者思想情感的切合点，从而探讨其在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化属性。文学作品中的狐身上，早已深深地刻上了人类思想的烙印，是已经被逐步地人格化了的狐，在它身上寄托了无数人类的意识情怀，成为了观念的载体。狐作为中日民间宗教信仰广泛崇拜的对象之一，常以变化莫测、神通广大而又颇通人性的形象出现。笔者在大量的文献整理和阅读后发现，“人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婚恋话题，在中日两国的古典作品中尤为显着。婚恋中由于有了“狐”的加入，其向人们所展示的社会意识、文化心理、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变得更加微妙复杂、更加全面深刻，在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心理等研究方面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尽可能全面地搜集了中日两国有关“狐”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国到清末，日本到江户幕府为止），先从宏观上梳理出“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的基本情况，从而把握两国狐文学的基本模式，然后探讨二者形成的社会及心理原因，认识“人狐恋”与“非人狐恋”话题背后的本质，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最终达到揭示中日两国特定的文化内涵的目的。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所示：第一章由四个小节构成。第一节主要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介绍了狐的基本属性，如狐的外貌特征、种类、分布等，也特别地将狐与狸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区别；第二节则以图腾狐为出发点，概括总结了全世界范围内各国民间故事及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第三节与第四节则是以中日两国的狐信仰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为研究对象，分别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狐信仰源于中国，后远渡重洋传入日本，在日本又经历了与日本本土的蛇信仰相互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成为日本国民广泛推崇的民间信仰的过程，这些内容在第三节与第四节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第二章是由三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第一节中分别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异物婚恋故事”进行了界定，指出本论文由于是以“人与狐”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因此取其“狭义”，即以人与动物以及由动物衍生出的神异身份之间的异物婚恋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第二节中主要论述了异物婚恋故事所产生的原因，笔者分别从“万物有灵”观念、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同时揭示了异物婚恋故事中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及“人类社会征服与被征服的性关系与性意识”等本质性问题；而第三节中则是以“异物婚恋故事的类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此项研究笔者主要选取了德国学者艾伯华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丁乃通着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以及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着的《日本昔话集成》作为依据，分别从类型、数量、故事梗概和地域分布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最终以表格的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章是本论文中分量最重的一章，它是由五个小节构成的。笔者在本章中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妻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日两国存在“人狐恋”情节的文学作品纳入研究范围之内，从作品的核心情节如报恩、复仇等骨架部分所表达的内容为根本出发点，又将“狐妻型”故事进一步划分为神婚式、圆满式、悲情式、复仇式和淫欲式五种类型，各成一节。笔者在每小节中都分别针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比两国狐意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讨其产生的文化根源之所在。第四章主要由两方面内容构成，一是围绕着中国文学作品中狐男的意象特征进行的讨论，其中研究的主要对象既有博学多识的书生狐，也有异物婚恋故事中的“狐郎”等；二是探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狐男意象，以及日本文学作品的异物婚恋故事中为何几乎不存在“狐郎”的原因。中日“人狐恋”故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狐妻型”故事相对），由于“狐”的男性形象数量较少且十分琐碎，因此，笔者是将“人狐恋”中的“狐郎型”故事与“非人狐恋”中狐的其他男性形象，如狐博士、狐友、狐父、狐仆等合并在同一个章节之内，再分别进行研究论述的。第五章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非人狐恋故事中的人与狐，笔者分别从“和谐共处的人与狐”和“相互对立的人与狐”这两方面针对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人狐关系”问题进行了举例说明，并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然后又针对“狐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从伦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总而言之，笔者希望通过对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的对比研究，来探讨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层文化，探索中日两国民族文化层面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发现作为同属汉文化圈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最终探求中日两国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发展、演变的规律，揭示其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文化价值。

方正^[5]（2013）在《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 ——以明代黄州府为考察中心》文中研究说明湖北文化发展有三大重镇：春秋战国时期的荆州；东汉三国时期的襄阳；明代的黄州府。明代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着作人数等均居湖北省首位。明代黄州府教育发达,文化勃兴,人才蔚起,一流大师云集,四大名着巧结鄂东缘,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风骚,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黄州府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代黄州府人文鼎盛是建立在县域文化发达的基础上,特别是北部的麻城,南部的蕲州,中部的黄冈。明代鄂东地域形成了三大文化圈：一是北部的黄安—麻城,二是中部的黄冈—蕲水,三是南部的蕲春—黄梅—广济；鄂东地域形成了四大文化中心：科举的中心,进步哲学的中心,进步文学的中心,医药学的中心。这种人文气象的形成是地缘政治、历史积淀、经济发展、教育以及结社讲学之风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黄州地域文化有一个兴起、发展、繁荣、消亡（再生）的过程,明代的黄州文化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繁荣期,具有生命的张力,虽然,清代黄州文化仍然在湖北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已经僵化,而清末民国是东西文化激荡,是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期。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在明代却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对这种人文气象形成的文化生态的探讨,无论是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当下的文化建设都意义重大。本文分五章对明代黄州府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展开探讨。第一章是概论,探讨明代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外部条件。在政治上,明代黄州府有两个明显变化,一是武昌成为湖北的区域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一变千年的不利局面,获得区位优势；二是“蕲黄合一”,鄂东地域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两州分治的局面,这种统一局面有利于内部人员往来、物资的交流和文化的互动,有利于鄂东地域整体实力的提升。“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不仅为鄂东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同时,自宋代以来,江西是中国文化发达之域,江西移民优化了鄂东的人口结构,提高了鄂东的人口素质,有利于鄂东教育文化的发展。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明代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局面,鄂东之沿江平原位于粮食生产发达之域；明代中期,汉口兴盛,“鄂东五水”通过长江与汉口相连,在鄂东地域形成了辐射四方的交通网,推动了鄂东集散型农业的发展,鄂东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黄州府由以前的下等州府一跃为上等州府,经济是文化繁荣的基础。第二章探讨的是黄州何以成为湖北的科举中心。本章以麻城为个案,探讨明代麻城科举兴盛的文化生态。明代黄州府进士人数居湖北省第一位,而麻城的进士人数在湖北省所有州县中居第一位,超过了襄阳等府的进士总数,因此,以麻城为个案,具有典型性。明代麻城科举的兴盛,首先得益于麻城外销型农业的发展、世家大族土地和财富的积累。经济上的优势并不能马上转化为科举的成功,明代麻城后期的进士人数远远高于明代前期,表明经济上的成功到科举的成功需要一个过程。经济上的成功到科举的成功,其中的关键是教育,麻城的世家大族通过兴办书院,延请名师讲学,极大地提高了麻城科举的成功率,特别是冯梦龙的春秋学和李贽的苏学与麻城科举的成功关系甚大。第三章研究的是黄州何以在晚明成为进步哲学的中心。宋明理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而成就李贽的是鄂东的山水与人文。明代鄂东王学左派学术空气浓厚,黄安、麻城是学术高地,王学左派的着名人物先后来鄂东讲学。李贽来鄂东后,在他周围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向心力的集结体,与当时的文化中心南京和北京互动,与天下着名学者互通声息,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是李贽进步哲学观形成的关键。第四章探讨的是明代黄州府诗文创作繁荣及诗文风格形成的原因。本章首先描写了明代鄂东诗文创作整体概貌,接着以文本解读为中心,除了对明代鄂东着名的士大夫之诗文进行研究外,还运用民间视角,对明代鄂东的闺妇和歌姬的诗文进行了重点考察,为了避免这种个案研究和民间视角所带来的平庸化与碎片化,在研究中,笔者在突出地方文学特色的同时,注重突出地域特色与明代中后期主流诗坛公安派与竟陵派的互动。明代鄂东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诗文风格的特色是建立在鄂东文化积淀的基础之上,明代鄂东文人的结社讲学之风与李贽所倡导的“童心说”是鄂东楚风兴盛最为关键的因素。第五章探讨的是黄州何以成为明代湖北医药学的中心。湖北医药文化历史悠久,肇始于原始社会,形成于战国到秦汉,发展于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兴盛于明清,在汉晋之间的荆襄和明清之际的鄂东,曾形成两大高峰。本章首先运用计量学方法,从定量上考察,明代黄州府无论医学人物还是医学着作均居湖北省第一位,而在湖北省各个县中,蕲春的医学人物最多,达12人,比汉阳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每一个府的人数总和还多,李时珍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罗田医学着作最多,达29部,全部是万密斋一个人的着作,超过了武昌府、汉阳府、承天府、襄阳府、郧阳府、德安府、荆州府每一个府的医学着作总数。李时珍和万密斋在药物学和医学上的伟大贡献是鄂东由医药中心走向医药学中心的关键。在探讨鄂东医药学中心形成的文化生态时,采用个案研究,主要以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为考察中心,探讨李时珍成就《本草纲目》的自然和社会条件。

郭玉^[6]（2015）在《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程敏政举进士，入翰林，陪侍帝侧，辅弼储君，名位不求而自至。但是，他一生中有两次被迫致仕，皆在其官运飞腾之时。第一次在弘治元年十月，弘治五年十月复官；第二次在弘治十二年六月，致仕后三日而卒。作为一名政治地位蒸蒸日上的帝王近臣，程敏政处理问题时，颇有失当之处。在排除异己的关键时刻，这些失当之处自然就会成为他的“罪状”。程敏政有三次休宁家居，或因父母离世，或因受人弹劾，这是人生中的不幸，然而却是学术上的幸运。程敏政家居闲暇，无案牍累形，故能专心学术。他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作品，而且整理了许多文献着作，奠定了其学术大家的地位。所以，这三次家居是程敏政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程敏政深居馆阁之中，诗作不免浸染“三杨”旧习。一旦离开京师，南奔老家，多能突破窠臼，或沉重悲愤，或忧嗟余生，颇能折射台阁重臣的心灵一角。尤其是衔冤致仕、亲人辞世之时，文多怨气，语含悲音。当他耳闻目睹生民遭受的苦难，内心受到巨大的震憾，创作了一系列哀矜民瘼之作，颇有批判力度。但风弱木强，不能撼动“台阁体”的根基。程敏政的散文创作，自有高格，非唯雍容之体。佳作篇什，足以追步前贤，亦无愧于后。他的政论散文大多数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系统阐释其宏伟的政治蓝图，体现了“礼治天下”的思想。史论散文往往从具体历史事件入手，纵议历史人物，观点求新求异，偶或因循守旧。程敏政的记文、序文多数是应请之作，文章的社交性往往大于文学性。作为皇帝的近臣，程敏政善于点缀皇朝的升平气象，批判锋芒晦而不明，却有一定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山水游记无论描写景物，还是抒发感情，可堪佳作，列入唐宋大家诸作之中，毫不逊色。名世之作《明文衡》为程敏政独自编选，欲成一代之文，作者生前两次结集而未付梓。从第一次结集算起，经历了成化稿本、弘治稿本、程曾抄本的嬗变，最终形成正德五年初刻本。嘉靖两个重刻本基本保留初刻本的原貌，乾隆两个删改本均作了程度不同的删改。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删改力度最大，删文数量是摛藻堂全书荟要本删文数量的二倍。无论是以“平胡征虏”为题材的文章，还是偶涉违禁思论的文章，不分程度轻重，只要涉及敏感话题，悉以抽删。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四库馆臣不惜更改题名、词语，甚至增入新的文章。这体现了清庭对前代遗文的警惕心理，同时亦表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既保存了文献，又毁灭了文献。因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文衡》中的《提要》颇有商榷之处，如卷数、文体种类、录文时间上下限及相关选文的评价等。程敏政的文学创作观散见于序、跋、题记等中，既重视传统文论，又能有所突破。但是，他的创作观与《明文衡》的编纂宗旨颇有异同。《明文衡》意在批驳“去道入文”的文弊，唱导“文道合一”文风。《明文衡》长于选文，短于选诗，“文”具有很大的宽泛性。《明文衡》四十种文体“以类相次”，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这种对不同“文”采取的包容态度及严密的编纂思想决定《明文衡》在广义“文选学”上占有一席之位。《明文衡》所选的琴操都是文学性极强的作品。琴操须协琴而歌，且与修身等活动关系紧密，即使处于穷途末路，犹能自守高尚的情操。作为古曲，琴操有一定的写作模式，且每首琴操皆有本事。本事一般与古圣先贤有关，因此琴操指意深远。杂着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体。吴讷谓它以“议论说理”为主，徐师曾说它“随事命名”。程敏政对杂着的理解正好衔接了二人的观点，然而他的理解并不一致。胡翰《杂着十四条》、胡俨《杂着十一条》显示了杂着之“杂”，在某种程度，这体现了《明文衡》选文的宽泛性。

杨威^[7]（2015）在《张耒诗文佛缘禅境》文中指出对于本论文的选题，笔者斟酌再三。这篇论文属于个案研究，没有对所研究的“个案”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探讨，而是撷取佛禅一脉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一些学者已经对张耒的诗文艺术、内容、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综合性考论，故对张耒个人进行全面析考意义不大，难有突破和创新；第二，湛芬、韩文奇等先生虽对张耒理学、禅学思想进行了阐述，但未得十分深入，这也为本篇论文的探究留下了空间；第三，对考察角度和范囿需谨慎。既然探讨个案，就不能过于宏观，求全责备。但亦不可专精于蝇头锥颖，使求证沦于片面。孔令宏先生说得很有道理：视域的确定很重要。视域过大过宽过广，看似无所不包，实则往往粗疏，犹如蜻蜓点水。视域过小过狭过窄，往往越往细处钻研越感到吃力，甚至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往往被讥笑为钻牛角尖或繁琐。1基于以上三点思考，本文将题目定于“张耒诗文佛缘禅境”，即将探讨的视角和阈限集中在张耒佛禅思想的原委和诗文中的禅学境界。张耒（1054——1114），字文潜，祖籍毫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2“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着作左郎、秘书丞、着作郎、史馆检讨。世称宛丘先生、肥仙。张耒有佛业宿根，其外祖李宗易一生追崇白居易，受白氏的佛悟影响较大，故其诗文平易之中溢生出勃勃禅趣。张耒青少年游学于陈，日受外祖熏染，其诗文内蕴定慧，外逸禅趣，熙宁八年（1075年）张耒应大苏之邀作《超然台赋》即可为证。此是张耒佛缘的重要渊薮。“苏门蜀学”是北宋“理学”与“传统蜀学”共同孕育出的集地域性、集团性、政党性、学术性于一身的概念。“苏门蜀学”以儒为体，旁通三教，惯习佛禅，又重经史，这些对厕身“苏门”的张耒影响很大。虽然张耒非“援禅入诗文”的开拓者，但作为“蜀学”的承继者，他很好地传续了“蜀学”重禅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宋诗的哲理性与思辨性为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又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其脱离了唐诗的窠臼，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为其余朝代所不及。除了继承了“道”、“玄”、“自然”、“逍遥”等传统“心学”之外，宋诗本身又带着三分禅心，这种文学趋向决不应被我们漠视，以禅心折观宋诗，反而能为我们深入体会宋诗的三昧提供全新的视角。历来研究张文潜的同道很多，他们多对张耒诗文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学论断进行阐发，但对张耒诗文之中的禅学思想不大着意。本文虽属个案研究，但力求可以以点带面，以张耒诗文管窥宋代诗文的整体风尚，以禅意佛心蠡测宋代独特的诗文面目。我们自然会思考宋诗与佛禅的关系，以张耒个体来讲，他之所以会在自己的诗文之中表现其或绰约或郁勃的禅性总会沉积着各式各色的缘由，这会给我们自然带入其人与佛及诗与禅之世界。儒家经世济用之观念烙记在每位儒者内心，他们为实现政治抱负而甘愿毕其一生心血追求“致君尧舜、醇化黎元”的儒业。这早年的进取心终争不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党争”后的张耒敛性收心，主动请求外调以期避祸远锢，其儒教的进取之念遭受重创，其“逃禅”之念似更执着。回头看来，政治斗争是张耒产生“逃禅”之念的动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一旦士大夫的施政理念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逃避来寻求妥协，这是儒性的无奈。由“入世”到“逃禅”似乎成就张耒等儒者历劫之后的题中之义。唐代诸贤仙株各异，每个个体皆光彩照人，他们之间虽相互抵赏却和而不同。宋代文人与唐贤之别就在于他们已经有了集体意识，政治集团自不必说，以学术为纽带便可以形成各样的集体，而一个学术集体的“集体意识”又自然会为其成员提供学术导向。张耒籍苏辙之力厕身苏门集体，成为苏轼门生。苏轼本人及苏门集团成员的崇禅意识对张耒自然会有很大影响，加之同遭贬谪历尽宦游之苦，回头再看禅心势必更为澄澈，张耒留心佛禅与这种“集体意识”不无关系。

李文兴^[8]（2015）在《晚清诗僧寄禅研究》文中认为诗僧研究作为佛禅与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近些年已取得斐然的成就，尤其以晚唐五代、明末清初这两个阶段的诗僧研究最为显着，但对晚清至民初诗僧的关注却相对较少。因此，本文选取晚清诗僧的标志性人物寄禅（八指头陀）作为系统研究的对象，试图填补目前晚清民初诗僧研究的不足。寄禅一生都与佛禅和诗歌结下了难解之缘。他幼失怙恃，感念于尘世无常，遂慨然出家，曾于佛前燃两指示佛，因自号八指头陀。先后任七大寺院住持，守护法度，弘倡佛法，振兴佛门，终成高僧大德，最终亦为佛教利益献身；自悟作诗并与诗友往来唱和，诗禅互融，自成风格，数量颇丰，时诗坛巨擘多有褒扬之辞。因此，以《晚清诗僧寄禅研究》为题对寄禅的佛禅思想和诗歌艺术作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旨在为晚清民初诗僧研究提供一个典型案例，并梳理诗僧创作的历史脉络。绪论部分首先说明选题的缘起，指出寄禅作为晚清佛教界的领袖和诗坛的重要成员，对佛禅与诗歌都充满了高度的真诚，其佛禅思想和诗歌艺术均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其次回顾了本课题的研究现状，认为虽有同期诗人的评价及当代学人的论述，但大多简略而微观，系统或宏观的研究非常少见，因此对寄禅作整体的宏观研究非常必要。最后说明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和范畴。第一章：寄禅的人生经历与诗歌交游。首先通过文献的比对，确定寄禅出家的时间。其次厘清寄禅与湖湘诗派、“同光体”诗人、中晚唐诗派等不同派别或文学团体之间广泛而友好的交游关系，并管窥在唐宋诗之争的背景下晚清的诗坛格局和文学风貌。第二章：寄禅的佛禅思想及流变。以寄禅主要生活经历发生转折、文学风格出现显着变化的时间段作为思想形成和转变的节点，将其佛禅思想的流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光绪十四年之前，其出世思想逐步形成，佛禅思想逐渐深化；第二阶段为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其出世思想和入世思想陷入纠结；第三阶段为光绪二十五年之后，其佛禅观念逐步淡化、入世思想开始形成。从出世到纠结再到入世，其佛禅思想的变化饱含了沉痛而浓烈的家国情怀和人生悲苦。第三章：寄禅的诗歌类型及审美特征。为避免重复已有的研究，主要分析四类诗歌。一是体现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圆融印合的山水田园诗，其审美特征为自然清丽、空寂旷淡、含蓄天成、我梵一如。二是体现佛禅映照和人格意趣的咏梅诗，作为寄禅最具个性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其审美特征为禅意通透、意趣盎然，其“清而不冷”、“幽而不怨”、“孤而不独”、“淡而不枯”的咏梅诗特色，是寄禅诗情、禅思、人性杂糅融汇的结果。三是体现佛禅生命意识和人生况味的哀悼诗，这部分作品历来无人论及。其中，哀悼禅友的诗歌体现了探寻“本性”、追逐“自心”的生命意识，超越生死、“明心见性”的终极观念和“生死自知”、“来去自如”的生死观；哀悼诗友的诗歌体现了情同骨肉、断手断足的人情真性之伤；哀悼官员的诗歌体现了尘世之念和社会意识、参与意识的流痕。他的至真性情渗透到哀悼诗中，呈现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从整体上体现了他的慈悲心怀、社会意识和世俗倾向。四是体现佛禅修为与艺术修养、个性才情融合的题画诗，这部分作品极少有人论及。其中，山水类题画诗表达了活泼愉悦的林泉之恋、洒脱忘机的禅隐之悦；怀旧、感事类题画诗抒发怀旧、感时、伤世的悲戚愁苦；自题自画诗体现自在洒脱、生死淡然的人生志趣；佛禅故事类题画诗诠释随缘任运、自性本觉的佛禅旨趣。最后简略分析了寄禅的抒怀诗。第四章：僧诗源流下的寄禅诗歌艺术特色。首先确定本文采用的“诗僧”与“僧诗”两个概念，并梳理诗僧创作的历史脉络，推断出以寄禅为核心并引领的诗僧创作第三次高峰的结论。其次以“月”和“影”两意象为例分析对僧诗典型意象的继承与开拓，以“月”喻永恒存在之佛旨与禅法，以“月”喻宁静澄澈之自性与禅心，以“月”喻天然自得之意境与理事圆融之禅境；以“影”塑造意象的静态美和动态美，以“影”抒发孤寂寥落的心态，以“影”喻示不落言筌、自性清净的禅悟。“月”、“影”意象展现了寄禅强烈的生命意识、丰富的情感体验和佛禅体验，是对僧诗意象的开掘与创造。再次分析对僧诗清雅诗风传统的继承，对应其佛禅思想流变的三个阶段，将其诗风划分为清丽、清闲与清瘦的早期诗风，清苦与清寒的中期诗风，清寂与清旷的晚期诗风三个较为明显的层级，综合而言，寄禅的诗风仍延续僧诗“清雅”主流，有盛唐之清丽，又有晚唐之荒寒。最后通过寄禅论诗的《唐宋诗别说》分析他尊唐抑宋的诗歌理论，梳理出对僧诗创作理论和湖湘派诗论的继承，从一个侧面展示晚清诗坛流派纷争，诗体变革暗流涌动的局面。几点体会和感受：一、通过论述寄禅的佛禅思想和诗歌艺术，意欲明确寄禅所引领的第三次诗僧创作高峰，确立他在文学史和佛禅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并通过其文学活动的辐射较为宏观地俯察晚清民初的诗坛格局，力图填补晚清民初诗歌研究的某些空白。二、从佛禅的角度，选取佛禅与诗歌融合密切的山水诗、咏梅诗、哀悼诗、题画诗来分析寄禅诗歌的审美特征，不取既往研究所依重的禅理诗和爱国诗，尤其对哀悼诗和题画诗的研究是以往僧诗研究的空白，可视为本文的创新，能够为今后诗僧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三、在以往所作的个体研究、群体研究和断代研究的基础上，从僧诗源流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寄禅对僧诗创作的继承与创新，将会增加结论的严密性和可靠性，丰富诗僧文学研究的方法。

辛明玉^[9]（2015）在《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清初王渔洋以神韵诗歌创作及理论领袖文坛，同时他也是一位富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小说作品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刻。他不但写小说，而且评小说，作为评点《聊斋志异》的第一人，促进了此书的传播。王渔洋非常重视通俗小说，论述涉及《平妖传》等多部作品。因此，不论在小说创作实践还是在小说理论研究方面，王渔洋在小说史上都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对王渔洋文言小说的研究长期存在如下问题：缺乏独立地位，表现在依附于诗歌研究；依附于《聊斋志异》研究；研究局限于志怪与志人内容等。受古今小说观不同的影响，研究者往往将王渔洋小说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对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比较重视，而对其他内容则否认其小说价值，对于王渔洋其他小说着作缺乏小说视角的研究分析。王渔洋小说是一个整体，在对传统子史部小说的继承发展，在纵览漫长小说发展史、广泛阅读总结古人小说作品的基础上，形成了师法古、重变通的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具有讲求实录、以笔记体为主、写作风格转益多师等的特点：一是追步魏晋，继承了六朝小说叙事简洁、粗陈梗概的写作传统；二是借鉴唐宋，对唐传奇和宋人笔记采取了学习和对话的借鉴方式；三是博采群书,广泛阅读古人小说作品，汲取前人文言小说创作成果，形成了兼收并蓄、纳百家语成一家言的胸怀和气度。王渔洋小说具有丰富题材类型，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运行、社会生活、地理物产等领域，主要有佛道鬼神类、人物轶事类、笑话谐谑类、地理博物类、风俗文化类、典章制度类、谈艺论文类、辩订考证类等不同题材。王渔洋出身科举世家、官居高位、一代诗宗、见闻广博等的特殊经历，形成了王渔洋小说独特的文化气质，即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侧重科举俗信，在性别意识方面重视女性才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记录了一定的民间人物和故事，表现出与其他文学家特别是小说家不同的特点，具有深层的文化背景和内涵。王渔洋小说的艺术特点表现为：大雅之音、精于剪裁、含蓄隽永。大雅之音指将文人雅士、仕宦生活作为重要写作客体，以忧国为民、匡正时弊的写作目的为雅正志趣，将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花鸟虫鱼、山水美景等高雅情趣纳入笔下。精于剪裁主要表现为篇幅精致、情节精巧、视角精准，小说没有铺陈渲染宏大的篇章结构，但对故事情节进行了曲折多姿的设计，往往以微知着、以近知远、以微观反映宏观，通过对细节、场面的描写，以小见大地表现人物及反映社会生活。含蓄隽永主要表现为：形象潇洒飘逸、意境清远优美、语言生动传神，以简练的笔墨、含蓄的意境，呈现清新悠远、意境空灵、典雅含蓄、简洁凝练的审美风格。王渔洋是山东地域文化的重要集成者、代表者、开拓者之一，从创作动机看小说是王渔洋的“毕生追求”，从心理上看小说是王渔洋的“大隐孤舟”，从小说文化功能看小说是王渔洋的“补史情怀”。这些动因来自于山东文化海纳百川的胸怀气度，这也是山东地域文化雄踞中国大地的成功秘诀。这些动因表现为明清之际山东文化的发展脉络和时空特点，经济社会发展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物质支撑，家族文化传承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载体，因时代而通变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心理动因，活跃文学结社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平台，天行健君子自强是明清山东文学崛起的重要因素。继往而后开来，鉴古方能知今，明清山东文化的图谱为今天推进山东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启示和思考。

赵霞^[10]（2015）在《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蒲松龄（1640-1715）是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莫言（1955-）是中国当代着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两人均生长在古代齐国之地。他们的创作受到相同地域文化的浸染，呈现出某些相似或者相近的特色；同时，由于人生经历及时代的不同，两人的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本论文用五章篇幅从不同方面探究两位文学大家的同与异。绪论包括三部分，主要包括选题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等内容。第一章比较了作家生平，分为四节。第一节写蒲松龄、莫言两位作家所处的时代、教育背景之异同；第二节写二人孤独寂寞的成长经历；第三节写二人的创作道路。蒲松龄一生科举失意、莫言童年孤独与饥饿的创伤体验对他们各自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在苦难中升华，与文学结缘；第四节写作家的性格特征对其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写齐、鲁文化以及民间文化对蒲松龄、莫言创作的影响。虽然从根源上讲，二人皆受到齐文化的熏陶，但是二人的创作也受到鲁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影响，并且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反叛与超越。此外，蒲松龄还受到淄川文化的影响，莫言受到高密文化的影响。第三章是对文学中永恒主题的演绎。就爱情、亲情、死亡、抨击现实等方面展开讨论。蒲松龄、莫言在这些文学母题的处理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第四章对比分析了蒲松龄、莫言作品中的两类人物形象：女性形象和儿童形象。从思想根源、创作心理以及文化影响的角度分析了蒲松龄、莫言笔下人物形象的共性和差异。第五章论述蒲松龄、莫言的创作特色。从取材、语言、诗意化、想象力等方面进行分析，找出了他们的共同性，分析了彼此的差异及原因。结语部分主要是对前面几章从宏观上进行总结和概括，强调了本文的主要观点——莫言对蒲松龄的学习是于继承中创新。蒲松龄、莫言同时受古齐文化的影响，而作为莫言的祖师爷爷，显然蒲松龄本人也对莫言产生了重要影响。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国内外关于蒲松龄或莫言各自的“作家专题”性质的研究已开展得相当深入，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在二者“比较研究”方面却几乎还是空白，尤其是关于莫言对蒲松龄的传承性以及文化上的不可割裂性的研究还很欠缺，只有片段或资料性的文字昭示着二者的“可比性”，所以本论文拟在前期成果的基础上，将这两位着名作家的语言风格、题材来源、创作历程、成长经历、人物塑造以及作品特色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等方面的异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比较研究，试图能拓展蒲松龄、莫言研究的学术领地和研究空间。

二、支持“落第博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支持“落第博士”（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之际名教爱情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桃花扇》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贾岛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 ——以明代黄州府为考察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张耒诗文佛缘禅境（论文提纲范文）

（8）晚清诗僧寄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支持“落第博士”（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之际名教爱情剧研究[D]. 崔武杰. 山西师范大学, 2015(08)
• [2]《桃花扇》接受史研究[D]. 陈仕国. 山西师范大学, 2015(08)
• [3]贾岛诗歌研究[D]. 宝怀隽. 吉林大学, 2015(08)
• [4]中日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狐意象研究[D]. 徐丽丽. 吉林大学, 2015(08)
• [5]人文重镇形成的文化生态 ——以明代黄州府为考察中心[D]. 方正. 武汉大学, 2013(12)
• [6]程敏政诗文创作与《明文衡》编纂研究[D]. 郭玉.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7]张耒诗文佛缘禅境[D]. 杨威. 吉林大学, 2015(08)
• [8]晚清诗僧寄禅研究[D]. 李文兴. 吉林大学, 2015(08)
• [9]王渔洋文言小说研究[D]. 辛明玉.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10]蒲松龄莫言比较研究[D]. 赵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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