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跨国公司失踪人员

一、寻找跨国公司的失踪者（论文文献综述）

黄玥莹^[1]（2021）在《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研究》文中指出1976年阿根廷魏地拉军政府上台之后,对社会反对力量发动了“肮脏战争”,旨在维护军政府的专制统治,这期间军政府利用绑架、谋杀等手段制造了大量的“失踪者”。在此背景下,1977年4月30日,“失踪者”的母亲们决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总统府前的五月广场举行集会,抗议军政府的镇压行为并要求其交代“失踪者”的下落。此后,母亲们的集会定期举行。虽然母亲们需要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和军政府的压力与威胁,但是她们积极寻求帮助、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在“五月广场母亲”们和人权组织的努力下,运动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阿根廷国内的人权问题开始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运动的过程中还产生了“五月广场母亲协会”和“五月广场祖母协会”组织。军政府在英阿马岛战争战败之后被迫下台,1983年新政府开始了对军政府人员的审判,但是直到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时期,审判仍在进行。“肮脏战争”结束后,母亲们在要求审判军政府人员的同时,继续积极展开寻找失踪人员尤其是失踪孙辈的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此同时,“五月广场母亲”们与周边地区和国际社会在人权领域展开了合作,在相关组织和“五月广场母亲”的共同努力下,最终推动了关于“强迫失踪”和“身份认同”的相关国际公约的产生。本文第一章介绍了阿根廷魏地拉军政府发动的“肮脏战争”,以及1977年“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发端。第二章梳理了1977年至1982年期间“五月广场母亲”们所遇的阻碍、威胁以及她们采取的应对措施,介绍了在抗争过程中成立的“五月广场母亲协会”和“五月广场祖母协会”及运动的代表人物,同时分析了美国卡特政府人权外交对阿根廷国内人权问题的影响。第三章主要论述了在1983年阿根廷军政府垮台之后,阿方辛、梅内姆、基什内尔政府对军政府的漫长而又波折的审判。“五月广场母亲”积极参与了审判的过程,和人权组织一起推动了“真相审判”的进行,并在寻找“失踪者”问题上取得了成果,在此过程中,“五月广场母亲协会”得到了新的发展。第四章主要是对“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的性质及影响进行评价。

张广杰^[2]（2020）在《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文中指出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私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在国际私法国别研究方面涌现出一大批成果。以韩德培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提出,介绍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私法或冲突法方面的情况,可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有所借鉴。之后,国内出现了一批国别研究成果,主要有美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介绍和评述。这些成果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发现这些成果大多集中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少有亚洲国家的国际私法研究。日本是亚洲国家中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中日之间既是近邻,又是贸易伙伴,我们在经济、科技、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都有长期的合作关系。随着中日两国民商事往来越来越频繁,双方的民商事纠纷也在不断增加。为此,了解、熟悉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理念、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知道日本擅长吸收他国长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脱亚入欧”思想指导下,在法律领域全面继受了德国法、法国法和意大利法。二战后日本在宪法等多个部门法领域又继受了美国法。近代以来,日本法大量继受了欧美各国的法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法律体系。1日本国际私法立法所走过的路可以印证日本法的这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正是我们要学习和借鉴的,这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国别研究易陷入翻译和介绍之嫌,之前的研究大受欢迎是因为我们亟需了解域外法,从无到有地构建我国的国际私法体系。2010年我国颁布《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之后,国别研究不再是热门选题。但从比较法的研究方法来看,国别研究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尤其是比较的视角和方法论的运用。本文选择《日本国际私法研究》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其一,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日本古代曾大规模地继受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近代又全面继受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从而使日本法在结构上或形式上完全切断了与传统法律制度的联系,这种“切断”是如何形成的?日本国际私法在继受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时如何做到移植与本土相结合;其二,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较早,在历次修订中日本国际私法理论与学说的大讨论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先行与实践检验是日本国际私法学界具有的开放理念,并把这些理论细化到条文的修订上;其三,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也处在立法模式选择、现行法条修订的讨论中。2019年12月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学会建议稿）编纂工作会议上提出,“目前民法典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当中,民商事法律制度将出现重大调整,国际私法的立法也应当做出相应调整,予以积极的回应。……国际私法学界应提前做好基础研究工作,提出兼具科学性与现代化的法典建议稿。”我国民法学界和国际私法学界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各抒己见,有时又互不干涉,缺少法理上的论证和部门法之间的协调。在这方面,日本的修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的研究视角不同于以往的国别研究,其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第一,把学说思想与法律修订融为一体,探究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元素。日本自古以来擅长吸收他国长处,尤其在法律领域,从学习中国法、法国法、意大利法到德国法,从法律制度到法律文化,这些域外法的学习和借鉴都体现在每次法条修订上。本文第一章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史的基本面相和发展脉络,为以后各章的叙述作了铺垫,也为法律修订奠定了法理上的依据。系统梳理日本国际私法学说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研究纸上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1858年日本与欧美五国签订通商条约后,迫切需要制定与欧美国家匹配的法律制度,开始研究万国公法和国际私法。《法例》的制定与日本历史上的“民法典论争”有关,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博瓦索纳德、橞积陈重、福原镣二郎、平冈定太郎等法学家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法学家的法律思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来探究日本国际私法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本文展开研究的创新基础。第二,把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贯穿于论文主线,从外观上的形,到内容上的意,深入分析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过程。通常论文中的“比较”,往往是专辟一章,或者是纵向看沿革,或者是横向看域外,与其他章节其他内容的融合度较差,呈水油隔离;本文的“比较”,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力求真正“比”出一些有价值的结果。本文的比较立足于纵向沿革的历史背景,横向法条新旧对比,细化从形到意的变化,分析这种变化的内在原因。第三,把日本法的修法经验提升到立法理念、法律思维和立法技巧层面,挑选了从《法例》到《通则法》中变化比较大的修订内容,归纳、提炼出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经验,即渐进式修法,法理上论证、比较法视野、移植与本土结合等成功经验,并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提出若干修改建议。本论文除导言外共分六章,计17万字。论文首先从历史维度来研究日本的国际私法。以日本国际私法的历史沿革为切入点,叙述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过程,勾勒出法律移植与本土结合的过程;其次从比较法的视角分析日本国际私法从《法例》到《通则法》的修订过程,无论从语言表述上还是具体规则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日本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较好地体现了法律移植与本土国情的融合,在立法理念上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一章从历史维度切入,全面、细致考察了日本国际私法理论对国际私法立法的贡献。日本明治民法主要模仿德国民法典,当时日本法律体制正从法国法转向德国法,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背景正是产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的一些理论都有明显的德国法思想。本章通过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萌芽阶段、发展阶段及成熟、完善阶段的分析,大致勾勒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由《法例》到《通则法》的演变过程,展示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基本轨迹。法律的修订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第二、三、四、五各章分别从变化比较大的领域来讨论日本国际私法的修订背景、理论讨论和具体内容。第二章着重讨论自然人民事能力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方面的变化,梳理出《法例》中自然人能力相关规定的不足与缺憾,比较和分析了《通则法》修订的具体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弱者原则）,《通则法》在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方面,将交易保护条款的冲突规范双边化,这样更能体现内外国法律平等适用,更符合国际私法的基本理念;第二,《通则法》在民事行为能力宣告法律适用方面,没有将民事行为能力宣告的原因与效力分开,均适用日本法。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内国交易,进而确保权利保护的有效性;第三,在失踪宣告法律适用方面,将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分开,这一修订符合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四,在监护制度法律适用方面,《通则法》为了及时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和保护被监护人居所地的社会利益,除了原则上适用被监护人本国法之外,还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日本法,即“法院地法”。此外,这部分内容也考虑到监护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条约的最新发展,法律条文的规定力求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第三章对“法律行为”领域的法律适用进行新法与旧法的对比分析,指出《通则法》在“法律行为”法律适用方面既保留了《法例》的一些传统规则,体现了日本的国情,同时又顺应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则法》没有一味考虑当事人意思来确定准据法,增加了客观连结点,采用特征性给付理论推定最密切联系点。如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法律行为,推定不动产所在地法为与该法律行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样既强调了法律行为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也兼顾到法律选择的灵活性;第二,将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于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不再囿于行为方式适用属地法原则。如法律行为方式与两个国家有联系时,符合其中一国法律规定即为有效的规定,这也符合“与其使之无效,不如使之有效”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第三,为了更好地保护弱者,《通则法》对消费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设置了强制性规定,还增加设置了各种保护弱者方面的规定。这些条款的修订与发达国家以及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基本一致,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规则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第四章重点分析了日本《通则法》在债权立法现代化方面的改革,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表面上看,这次《通则法》的制定在侵权方面做了很多修订。数量上,比《法例》多了6条规定;内容上,由单一适用原因事实发生地法改为以适用结果发生地法律为原则、适用加害行为地法为例外,增加了两类特殊案件,即产品责任和名誉侵权的法律适用,增加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通过连结点的软化以及引入最密切联系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增加侵权冲突规范的灵活性,这使日本国际私法顺应了当代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第五章总结了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领域的总体变化,通过比较《法例》与修订后的《通则法》,从相关案例中分析日本国际私法在婚姻家庭关系立法方面兼顾国情与世情,突出了本土化的重要性。本章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在婚姻方面,适用条件比较严格,即对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必须重叠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这是因为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涉及的因素比较多,例如双方当事人本国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政策选择等。与之相反,考虑到婚姻方式不涉及价值判断和政策选择,法律条款的设计尽可能使婚姻成立,所以在形式要件（即婚姻方式）方面,《通则法》规定了选择性连结点。其次,在婚姻的效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等关系中尊重两性平等原则。特别在夫妻财产制、离婚和亲子间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方面采用了阶梯式连结点,充分体现了两性平等理念。最后,在涉外遗嘱继承方面,虽说学界提出很多不同观点,审议会上也进行了详细讨论,但《通则法》仍然维持了《法例》的相关规定,加上日本未批准1988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死者遗产继承准据法公约》,这些都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本土化特征,并不一味地移植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而是从本国国情、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谨慎地、适度地修改法律,甚至可以说有点保守。但在遗嘱方式的有效性方面,日本将1961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的主要内容并入国内立法《遗嘱处分方式的准据法》,体现了日本国际私法在修法过程中既考虑到国际接轨因素,也注重本国国情。有选择地继受西方的立法经验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走向成熟的印证。第六章的重点是日本国际私法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通过历史维度和比较法视角来研究日本国际私法的立法发展,笔者试图对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归纳,总结一些对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经验,为我国现阶段正在热议的国际私法立法模式、《法律适用法》的修订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议。笔者认为,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关系,即趋同论与特色论、国际化与本土化、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灵活性与稳定性等相互关系;理顺这些关系要落实在具体条文的修订上,如应该在立法上抛弃以国籍或住所为标准的本国法主义,将“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的标准;进一步厘清强制性规范的概念,细化直接适用的领域,并为域外强制性规范特别是第三国强制性规范的适用留下空间;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条件,限缩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上的自由裁量权,降低法官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本国法的可能性。由《法例》到《通则法》,无论是法律名称、法律体例、语言表述,还是立法内容,都体现了国际私法立法的现代化进程。1《通则法》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取得了很大进步:第一,在合同法律适用的问题上,为了其灵活性和可预测性得到更好的平衡,从而放弃了僵化的客观连结点“行为地”,引入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特征履行理论。而且又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对消费者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了特别规定,符合国际私法立法发展总趋势。第二,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和意思自治原则引入到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的冲突规范中。第三,在侵权领域,优化了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客观连结点,从而在价值取向方面,既追求保护受害人的客观效果,又考虑了侵权人和受害人之间利益的平衡。第四,实现了婚姻法、亲子法方面的两性平等,并将“阶梯式连结”（日语表达为“段阶的连结”）应用于婚姻效力、夫妻财产制以及离婚等领域,更合理地保护当事人双方的权利。2第五,实现准据法确定的简易化以及身份关系成立的简易化,对分割适用主义进行部分修改,采用了选择性连结点方法,不仅有利于法律关系的成立,还可以保护当事人利益。第六,顺应国际私法统一化趋势,将经常居所地、处理夫妻间财产关系的准据法以及保护弱者原则等国际公约中的重要概念与内容引入《通则法》。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的不断推进,选择适合国情的立法完善方式,充分体现了其法律制度自身的合理化。日本国际私法立法经历了漫长的修法过程,其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也在日臻完善,走向成熟。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与司法的完善提供很好的样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杨巧^[3]（2020）在《阿兰达蒂·洛伊小说中的庶民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一名“作家兼活动家”,阿兰达蒂·洛伊不仅对印度的各种社会问题针砭时弊,表现出了一名政治家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在其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她对于印度社会庶民问题的反映和深刻的反思。本论文将从庶民角度出发,研究洛伊小说《微物之神》和《极乐之邦》中的庶民问题,具体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绪论简析了印度较为普遍的庶民现象及洛伊小说中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简述了庶民学派及其发展,概述了洛伊小说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本文的选题依据。第一章从种姓维度,性别维度,阶级维度三个方面列举出了洛伊小说中的四种庶民身份,即不可接触者、女性、海吉拉和贫民群体。第二章分析庶民生存困境的权利表征。纵观印度的历史,庶民主要经历了殖民帝国的“内部殖民”,本土精英的压迫和后殖民语境下新的“外部殖民”这三种权利表征。第三章聚焦于庶民的主体性问题。在精英书写的历史中,庶民面临着主体性缺失的问题。在小说中,洛伊通过构建庶民的主体性意识赋予庶民主体性。同时,也塑造了两个不同程度的觉醒者形象。第四章简析了洛伊庶民书写的艺术特征。小说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艺术。洛伊通过即物写实、心理时间与碎片化、不均质性的庶民书写形式,呈现了两个破碎而完美的庶民故事。

叶晓芸^[4]（2020）在《蓝博洲报导文学研究》文中认为蓝博洲作为台湾中生代传统左翼作家,又是岛内报导文学的中坚力量,其口述历史报导文学在台湾发声场域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接续了陈映真以后批判现实主义写作精神,致力于台湾社会变革,促进两岸关系,和平统一。以文学实践历史是其鲜明的创作特征,通过借鉴新兴的现代口述历史学方法,记忆成为文学通向历史的桥梁。本文从历史建构、历史诠释、历史叙事三个方面对蓝博洲报导文学展开研究。第一章主要阐述蓝博洲巧妙地借鉴现代口述史学方法,利用田野调查和人物访谈的方法,采集历史人物口述证言及其他历史证据,重新建构台湾光复初期历史真相,打破蓝绿阵营对战后台湾历史的操控。第二章主要说明构成台湾历史的历史人物思想成为当今认识过去的窗口,他们的祖国认同意识在日本殖民者和蓝绿阵营的拨弄下虽历经艰难也将顽强地延续发展,蓝博洲通过实践和受多种因素影响逐步形成并强化他的左统意识。日据以来台湾进步青年的中华民族历史认同意识有力地佐证了大陆与台湾“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母体联系。第三章分析蓝博洲报导文学的叙事策略,虚构性、文学性、严肃的历史审视意识,使作品兼具“历史”与“文学”的双重属性。由此得出蓝博洲报导文学具有重要社会历史意义。

夏婷婷^[5]（2019）在《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激进社会运动进入了高潮,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冷战格局下美苏对拉美的争夺,加剧了拉美地区局势的动荡。在这一政治形势下,拉美的激进青年仿照古巴的先进经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游击运动。这些激进思想的诞生不仅来源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还与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关。阿根廷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导致部分激进青年判定:国家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这一看法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蒙托内罗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激进反抗运动。蒙托内罗反抗运动内生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革新天主教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最初的聚合空间,革新天主教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工具,推动他们作出革命的论证;其次,蒙托内罗选择了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政治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选取的庇隆主义与庇隆主义运动和庇隆本人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了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再次,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蒙托内罗的失败,但蒙托内罗对革命形势和国家军事能力的误判以及自身政治组织能力的不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对蒙托内罗成员的身份界定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凸显为阿根廷政治和社会中左右翼矛盾的核心特质。本文基于蒙托内罗组织的核心出版物,对前蒙托内罗成员的访谈、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军政府内部的情报文献等一手资料,重构该运动的兴起、组织壮大、流亡、反攻与失败的全过程。通过结合“全球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与阿根廷的政治社会格局、运动的组织网络、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因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地考察,试图勾勒出该运动具有的阿根廷特色的政治文化。对蒙托内罗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阿根廷当今政坛的政治逻辑。

吴昊^[6]（2018）在《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美国调整了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人权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逐渐上升。1977年卡特当选总统后开始推行人权外交,拉美地区是美国人权外交的重要对象之一。当时,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被军政权统治,这些军政权执政的国家成为卡特在拉美推行人权外交的主要对象国,其中智利具有代表性,这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军政权执政国家,智利的人权问题比较严重,国际关注度较高。因此,人权成为卡特政府对智利军政府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美国希望通过敦促智利军政府改善本国的人权状况,来达到改善自身形象和避免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目的。尽管如此,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不仅没能解决智利的人权问题,反而疏远了美智两国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看,人权外交导致美国丢失了一些亲美政权。因此,卡特政府受到国内舆论的质疑与指责。之后,里根政府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将人权与现实利益结合,对智利军政府推行实用主义人权外交。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最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国内外相关成果,研究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的缘起和背景、出台过程、具体措施、降温的表现与原因,以及它对里根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智利的案例研究,可以由小见大,进一步分析卡特政府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权外交的特点及其本质,加深对美国人权外交的理解与认识。通过对档案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及分析,本文试图使卡特对智利人权外交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由此揭示出卡特时期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的实质,卡特人权外交对美智关系的影响,以及对智利人权外交与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权外交间的关系。本文正文部分主要分为四章:第一章分析了全文背景,首先考察美国人权外交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接下来分析了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对智利军政府的政策,在福特政府时期,人权因素开始出现在美智关系中。第二章首先分析了卡特政府对智利人权外交的催化剂——莱特利尔事件,该事件虽然发生在福特时期,但直接影响了卡特政府对智利执行人权外交的决心与力度。之后,本章系统分析了卡特政府对智利人权外交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公开支持国际组织谴责智利,调整援助政策,利用自己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限制流向智利的私人资本等。国会在福特时期通过的三项《对外援助法》的修正案在卡特时期正式成为联邦法律并具有强制性效力,它们成为卡特推行人权外交的重要法律依据。第三章主要分析卡特时期人权外交的降温。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既没能遏制苏联的扩张,也没有为自己在第三世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反而因为受制于人权原则损害了与友好国家政府的关系。因此,人权因素在卡特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开始下降,相应地安全因素地位上升。第四章分析卡特政府的智利人权外交对里根政府政策产生的影响。里根政府在人权中加入“双重标准”原则,优先考虑现实利益,形成了实用主义人权外交,本章最后分析了里根的实用主义人权外交对1988年智利公投以及实现重新民主化客观上所起的推动作用。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本文认为,卡特政府对智利的人权外交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转折时期的产物,卡特政府希望通过对智利实行人权外交,达到稳定智利社会形势的目的,进而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是,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的出发点并不是解决智利的人权问题,既得不到智利国内反对派的共鸣,又疏远了与智利军政府的关系。本文对智利的案例分析证明,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不可能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问题,更不可能做到对每一个国家一视同仁。里根政府在总结了卡特人权外交的经验教训后实行实用主义人权外交,顺应民主化潮流,客观上对智利的重新民主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即使历届美国总统把美国人权外交说得冠冕堂皇,也改变不了其维护美国现实国家利益的事实。

夏晓娟^[7]（2018）在《梅内姆时期阿根廷政治民主化研究（1989-1999）》文中研究表明梅内姆执政时期（1989-1999年）是阿根廷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阿根廷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尽管受到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影响,但在国内外系列利好因素的推动下,阿根廷民主政体保持相对稳定,政治民主化取得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军事改革有利于军政关系的调整,政府变被动为主动,将军队归置到民选政府体制之内,肃清了威胁民主政体的军方威权因素;法制革新强化了对行政权力的规制,有利于促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有效制衡局面的形成;社群组织、舆论媒介的发展有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体现出民主在基层的稳步推进;政治文化得以扬弃,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如政界高层协商与合作的加强,民众依法维权意识的普及,政府之民众民主价值观养成教育的开展等,均体现出民主化已深入国民意识之中。

尚超楠^[8]（2016）在《美越关系中的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与美越关系正常化》文中认为冷战时代,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力量为己任,介入了印度支那地区,支持越南的反共产主义力量。越战期间,北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部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开始利用美国战俘作为谈判筹码,要求美国撤军。美国为反击越南,反过来拿释放战俘作为撤军条件,与越南展开谈判斗争。自此以后,美国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成为了贯穿美越关系发展始终的关键问题。尼克松政府后期,美越最终签订巴黎和平协定,规定当事各方解决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美国援助越南重建的义务。早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就确定了在东南亚构筑反共防线的目标就,因此它不甘心轻易放弃越南,于是继续支持阮文绍政权,到福特政府时期,还多次否决越南加入联合国的申请。越南统一前,其境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抗议美国实行分裂越南的政策,拖延甚至拒绝与美国合作调查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越南统一后,建立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战后重建援助成了越南对美国的主要诉求。美国拒不承认有此义务,并坚持越南配合调查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随着国内舆论对该问题的关注度逐渐提高,以及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美国卡特政府时期,开始灵活处理对越关系和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美越关系渐有好转。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并形成了越苏同盟,美越关系又一度降到冰点,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成为了当务之急。里根在第二任期,迫于国内压力,开始加快解决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的进程,改善美越关系。这一时期,越南在国际上受到长期孤立,其在柬埔寨的侵略政策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其国内又面临着生产下降,物资奇缺,人民生活水平极度低下的困境。这迫使越南政府调整对外政策,在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上表现出了积极的合作态度,试图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和美越关系正常化。1987,里根任命维西将军为总统特使,处理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和对越关系事务,使美越关系取得了重大突破,到里根卸任时,美越已经在该问题上取得了许多成果,美越关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为最终实现美越建交铺平了道路。

谭杨^[9]（2014）在《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文中提出阿根廷20世纪初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让很多欧洲国家都瞠目结舌,而之后民众主义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经济体制同时兼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政治体制在民选政府和军事专制之间周期性摇摆。对外政策上也总是在亲美和亲苏之间徘徊,经常以一种“南美大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9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可以被称为拉美国家中最极端的案例。从1982年到2002年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革。1976年—1983年阿根廷处于“国家改组进程委员会”（Proceso）统治之下。这届军政府设计了“国家改组计划”,希望对国家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军政府时期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由于美国政府出于“冷战”的需要,极力阻止共产主义的势力进入拉美地区,所以全力支持“国家改组计划”军政府对左派势力的镇压。军政府任命的经济部长马丁内斯有着深厚的国际背景,与美国金融界和政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军政府的经济理念和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影响。卡特政府上台后,利用“人权”外交政策对阿根廷军政府进行了打压。后来随着美国方面“沃尔克汇率冲击”的到来,阿根廷陷入了外债危机,经济停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军政府发动马岛战争,导致其自身迅速垮台,国家进入民主化时代。阿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从军方手中接受政权以后,民主化开始逐步推进。这个过程是复杂而曲折的,这中间涉及到对军方高层的处理,军人当中仍然有部分人想恢复军事专制体制或者是保持军人对国家的“监护权”。在对外关系方面,阿方辛政府努力修复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交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保持良好的沟通。由于“奥斯特拉尔计划”与“春季计划”两项经济计划先后失败,阿方辛政府被迫提前下台。阿方辛政府执政时期主要的贡献就是巩固了民主化的成果,这主要得益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政治民主化在拉美已经盛行。当时冷战接近尾声,美国没有再支持拉美国家的军政府的必要了,所以这也使得民主化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90年代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庇隆党领袖梅内姆上台之后所推行的政策与庇隆主义背道而驰。新政府接受了IMF和美国推销的“华盛顿共识”,实行近乎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使得整个阿根廷社会都发生了变化。在对外关系上,梅内姆采取了全追随美国的战略,同时加强与本地区国家的关系,积极推动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举行了很多次谈判,并得到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获得了很多笔贷款,这对稳定阿根廷的经济有着较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也降低了阿根廷经济改革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与国际金融机构不断地签署新贷款协议,债务不停地增长,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的信心,这也成为以后经济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90年代后期,庇隆党走向分裂,党内的政治斗争日趋激烈。这导致庇隆党力量的分散,激进党则与其他党派结成同盟,一举赢得了选举。德拉鲁阿仍然坚持维护货币局制度,坚持按照IMF的新自由主义的路线施政。IMF对阿根廷在执行削减财政赤字、紧缩开支、降低债务方面的表现非常不满意,决定不再向其提供支持。IMF的决定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信心,外资大规模撤走,本国资本也大量外逃,经济危机爆发了。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德拉鲁阿被迫下台,正义党的杜阿尔德成为总统,他果断地废除了货币局制度并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杜阿尔德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并没有挽救国家,并且其国家管制型的经济政策还受到IMF的严厉批评。基什内尔接任总统以后,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经济理念,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通过财政扩张和公共工程项目来刺激经济的复苏。在对外政治政策采取“离美”的策略,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加强与本地区的合作；在对外经济政策上,采取“离IMF”的策略,不再听从其经济政策建议和贷款援助。这一切努力,都降低了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内部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自此以后,在没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形势趋于稳定。在1982-2002期间,阿根廷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环境、外部因素的变化直接诱发了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最后的经济大危机,也与这种过度接受外来影响有关。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受外部因素影响,政治民主化并没有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反而出现了一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自由化的不兼容的状况。在这20年中,国际关系、外部因素对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体系变动的影响不容忽视。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外部因素对国内的影响,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王志谋^[10]（2013）在《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游荡者”是源于19世纪巴黎并遍布全球的一类现代城市人群形象,他们厌恶资产阶级城市工业与制度文化,以“个人”为中心、以“感性”为标榜,追求一种艺术化的生存方式,与城市形成了一种若即若离、模棱两可的暖昧关系。在波德莱尔、本雅明等诸多理论家的关注与探究下,这一形象成为了考察现代性的一个特殊视角。本文以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不同类型的分类探析,梳理从“个人”的出现所致的游荡的发生到消费社会对“个人”的重新编码这一过程中,游荡者“感性”的发展与表征及其对“个人”实现的作用,以管窥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部分从新生代小说中密集出现的“游荡”现象提出问题,继而对“游荡者”概念及其与城市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存在着一个以经典游荡者为核心的游荡者概念圈：最里层的是“漫游者的崇高偶像”,他有着反讽的姿态与强大的人格,以其对抗于资本主义粗俗生活的优雅姿态体现着诗意的生存；最外层的是处于游荡状态的都市人,身份模糊,精神萎顿,不断寻求着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折射出消费文化对主体的诱惑与压迫；中间则是由工业城市向消费城市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对立面的变化而产生的由私人性游荡者向公众性游荡者转变的文人群,他们承受着诗意激情与生存困顿的持续冲突,并不断发生转变。贯穿三者的是“不断寻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的游荡性。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游荡者与城市形成的四种关系：对抗城市、发现城市、依赖城市与投降城市。厘清“游荡者”概念及相关的理论阐释后,论文对当代文学中的游荡者形象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了以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为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的理由。最后概述了相关研究现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第一章以朱文、韩AI等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考察“寻找型”游荡者,他们专注于新价值的寻找。90年代从根本上扭转了“短20世纪”所形成的价值系统和历史观,由此导致价值的坍塌与追寻的欲望,寻找型游荡者们以“出去”为基本姿态,疏离于政治体制与商业体制,探寻着形而上价值的可能性向度。但“回家”之路被封堵,乡村与历史所表征的传统诗意也在城市的巨大吸附力下变质,“返回”变成了一种想象；身体的还原解放了欲望,也导致了性爱分离,欲望与虚空的无尽循环诱发了对性的超越性思考,但以怀疑主义为思想核心的游荡者们始终无法找到将“性”与“理想主义”结合的现实途径；由此,他们由对虚无的感受而堕入了“无聊”及对“无聊”的享受。朱文笔下的“小丁”是这一形象的集中代表。第二章从邱华栋、朱文等的小说出发分析“置换型”游荡者。此类游荡者悬置了对价值问题的思考,激活了对城市的视觉,并形成了新的现代审美观,以多元自我实现对一元化自我加以“置换”,以都市审美实现对终极价值加以“置换”。置换型游荡者的生成源于城市社会的快速发展及游荡者们对碎片化生存方式的认同,并以充足的好奇心、富于想像力的匿名的审美视角与对边缘世界的独特关切为特点。他们以“漫步”与“追踪”两种步态勘探都市,在漫步中摄取瞬间的美感、感受震惊、陶醉与孤独,在追踪中体验越界的快感,并通过“收藏”的方式建构一种“气息”,召唤一个“不仅时空遥远而且更加美好的世界”。邱华栋笔下的一类游荡者即体现了这种富于英雄主义气质的都市审美生存。第三章以刁斗及部分80后小说家的创作为主要对象探析“感觉型”游荡者。他们将身体感觉置于首位,重视行动,“不断追求新的感觉、空间与风格”的游荡性是他们之为游荡者的最主要标识。审美范式从美感到快感的转化是此类游荡者生成的主要背景,全球性亚文化的影响及自我认同的需求是其生成的重要原因。感觉型游荡者从颓废主义出发,实践一种从快乐出发的“行动主义”,从身体到行为都突出“风格”以求自我表现。基于酒吧对感觉型游荡者的重要意义,本章将其游荡空间分为酒吧内外两种,他们在酒吧中追逐欲望,并通过各种超常行为力图将欲望个性化,酒吧外则主要以冒险与恶作剧的方式追寻越界的刺激、体验自我的生存。由于感觉型游荡者们快感实践的超前性与“被殖民化”,他们通过身体快感与意义重构这两种方式所实现的快感追寻,不免沦为了对物的包围与人的异化状况的一种仪式化抵抗。第四章从“美女作家”及其创作出发,聚焦于本雅明所特别关注的商业时代的文人与妓女,讨论“推销型”游荡者,分析商品逻辑对他们的归化。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蔓延导致了消费的性化与性的消费化,中产阶级趣味随之也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文化,这是游荡者本身商品化的主要生成语境,他们以性感化、符号化与媚俗化为共同特点兜售欲望、招徕眼球,但又各有不同。妓女对欲望的兜售以解放自身的欲望为前提,并有着打通物欲与爱欲的努力,作为欲望对象,她们不仅针对性欲的满足,同时也被投射了越界、寻梦及自我实现的欲望,她们提供了打破禁忌、释放欲望的途径,但同时义是规训欲望的工具。“美女作家”是文人商品化的一个典型,她们以身体物质化与作品自传化为手段兜售欲望,同时以一种雕琢的优雅实现对这种欲望的包装,这种“个人化写作”恰恰体现了消费社会对个性的收编。结语部分从主客两方面分析了“个人化”贫弱的内在原因。一方面,当代中国游荡者们对“个性”的追寻由于与传统的断裂和对西方文化不假思索的复制而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消费社会的商业机制具有强大的收编力量,因此,游荡者们的“个人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姿态。但体制内精英阶层对创造性、想象力、自由、可能性等传统资产阶级无力过问的“审美领域”的介入毕竟表征了一种感性的关怀。可以期待的是,当真正的中国经验成为了游荡者们坚实的精神前提,“个人化”或将重新成为体制外的挑战性力量。

二、寻找跨国公司的失踪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寻找跨国公司的失踪者（论文提纲范文）

（1）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论文提纲范文）

（3）阿兰达蒂·洛伊小说中的庶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蓝博洲报导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梅内姆时期阿根廷政治民主化研究（1989-1999）（论文提纲范文）

（8）美越关系中的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与美越关系正常化（论文提纲范文）

（9）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论文提纲范文）

（10）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寻找跨国公司的失踪者（论文参考文献）

• [1]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研究[D]. 黄玥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2]日本国际私法研究—从《法例》到《通则法》 ——从《法例》到《通则法》[D]. 张广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阿兰达蒂·洛伊小说中的庶民问题研究[D]. 杨巧.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2)
• [4]蓝博洲报导文学研究[D]. 叶晓芸.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D]. 夏婷婷. 上海大学, 2019(04)
• [6]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智利人权外交研究[D]. 吴昊.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梅内姆时期阿根廷政治民主化研究（1989-1999）[D]. 夏晓娟.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8]美越关系中的战俘与战斗失踪人员问题与美越关系正常化[D]. 尚超楠. 浙江大学, 2016(07)
• [9]外部因素影响下的阿根廷国家变革（1982-2002） ——从马岛战争到21世纪初经济危机[D]. 谭杨. 南开大学, 2014(04)
• [10]新生代小说中的“游荡者”研究[D]. 王志谋.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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