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氏春秋》:大有益于治道之书（论文文献综述）
于海川[1]（2020）在《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子产是春秋中后期郑国着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子产的治国事迹主要见于《左传》之中,《左传》记载了子产执政之时,面临郑国紧迫的内外局势,充分发挥个人智慧,审时度势,任贤使能,对内进行改革,取得突出成就;同时在晋、楚大国挟裹之中,不卑不亢,纵横捭阖,依靠娴熟的外交辞令和出色的外交智慧,为郑国争取利益。子产作为春秋时期卓越的政治家,被孔子喻为“古之遗爱”,并受到时人和后世的热议。宋代之前,对子产的研究主要是对子产个人魅力和治国功绩的赞赏。先秦时期,各学派对子产治国褒贬皆有,以褒为主,尤其是比子产稍晚的孔子,赞子产能行君子之道。汉代至唐中期,受“汉学”解经路径影响,对子产的认识和评价主要是通过儒生对《春秋》、《论语》、《孟子》等经典的注解中体现,这一时期,杜预《左传》学贡献和对子产注解值得关注,他赞誉子产的执政功绩,对子产受人非议之政也有回护。唐中后期,“新《春秋》学派”以己意解经,探求圣人宏旨大义的学术思路给宋人评议子产以新的启示。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表现在对儒家经典中所记子产治国史事的评议:首先,宋代《春秋》学的发展,义理史学的兴起,苏辙、王当等为子产列传,突出了子产以礼守国;刘敞、晁补之、张耒、程公说以子产某则史事立论进行阐释,体现了他们治国原则;吕祖谦对子产治国的认识能发前人之未发,对子产的施政理念和为政举措及背后国内外局势进行了更为深刻地分析,体现了宋人对子产治国评析的水平。其次,宋人在《论语》、《孟子》记载孔子、孟子之言基础上将文本注疏与思想创新相结合,对子产的政治道德予以解读和阐扬,体现出对子产政治道德和政治理念新的思考。子产因在郑国进行改革而被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先驱,他的治国思想和施政策略也引起宋代士人的关注,世殊时异,改革的参与者更多对子产为政思想的引用,王安石的《三不欺》篇,糅合了诸家思想之长,对儒家、法家的治世思想和吏治之道化而用之,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源泉。司马光、苏轼等人则依据自身立场选择子产治国事迹针砭时弊,以“子产不毁乡校”所体现早期民主思想,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作为反对变法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借子产“作丘赋”、“铸刑书”史事隐喻变法政策的弊端,表达对王安石变法遗祸后世的隐忧。通过分析研究宋人对前代着名政治家、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宋代思想史、经学史的全貌,对宋人“引先王之政,化而用之”的改革思想和施政举措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王宏强[2]（2019）在《韩非君道论研究》文中认为先秦诸子大多将重建秩序和实现治世寄托在“明君”身上,他们的“治道”因而往往最终落实在“君道”上。所谓君道是思想家对理想君主所赋予的政治目标、政治原则以及政治规范。有别于其他诸子,韩非试图为“中主”设计一套为君之道,意在使资质平平的君主也能够实现高效统治。如何确保君主权位的恒久稳固,并能够有效运用绝对化的权力,使国家机器高效运转,是韩非君道论的核心问题。韩非一方面反对“必待贤而治”,刻意遮蔽中主极易沦为暗主的问题,为中主进行集权统治提供了合理性说明;另一方面反对任何形式的君臣易位,将君主永享国祚视为天经地义。运用“法治”进行社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的重要内容。从先秦礼法转变、儒法之争和驱民于农战三个维度看,韩非的法治具有“绝对性”的特征,即一方面君主绝对控制臣民,另一方面臣民绝对顺从君主。官僚控制是韩非君道论最独特的部分,它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二是君主对官僚系统中重臣的重点控制。所谓“整体控制”是指君主将官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以“法术”来选拔、课考和规范官僚,使官僚系统得以高效运转,从而成为忠实贯彻君主意志的工具。所谓“重点控制”是指君主将重臣作为重点控制对象,以“术”来防范、伺察和严惩重臣,消除对君权直接或潜在的威胁。君主的社会控制和官僚控制归根结底均是对“人”的控制,“人情”便是君主控制臣民最切实的着力点。韩非的“人情”仅仅指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缺少“人之为人”的内涵。“因人情”实际上是君主“用人情”基础上对“人”进行控制的方略,具有鲜明的将“人”工具化的倾向。韩非君道论本身呈现出君主由自我控制向自我膨胀演化的轨迹,这一演变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专制君主从自信自律向自圣自负演变的趋势,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转变为“逆人情”。总之,韩非君道论的要旨是君主简便高效地控制官僚系统进而控制社会,意在构建一个强大到极致的君主权力系统和一个萎缩到极致的编户齐民社会,从而以富强之资一统天下。研究韩非君道论既有助于理解周秦之变的历史趋势,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政治思维和理论困境。
刘英男[3]（2018）在《《墨子》语言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关于《墨子》一书,学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其思想方面,来自文学角度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尝试从语言艺术角度对《墨子》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论述了重谈辩的社会环境对《墨子》艺术特色的的影响。战国时代重谈辩的社会文化氛围是墨家学派产生发展的重要历史契机,也是孕育《墨子》一书的肥沃土壤。《墨子》以论辩见长,墨子本人便是一位杰出辩士,这些与当时游说论辩风潮的兴起都有着紧密联系。第二章论述了《墨子》“言有象”的论辩艺术。分别从寓言、譬喻、引用三个方面总结了《墨子》“言有象”的论说技巧。《墨子》是寓言格的重要开拓者,其寓言具有论证形象、清晰化,形制简单、粗糙化的特点。譬喻修辞在《墨子》一书出现频率极高,这与墨家推理重类比的思维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墨子》中引用修辞以“略举人事”和“全引成辞”最为常见。第三章论述了《墨子》“事有比”的论辩艺术。分别从复叠、对偶、排比、对照、层递、错综、列举分承几个方面总结了《墨子》的论辩技巧。以质朴为主要语言的特点的《墨子》一书,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呈现出其自身特质,其以质朴为底色的“事有比”论辩技巧独具特色。第四章论述了“以名举实”的论辩艺术。本文对墨家的名实观进行了梳理,分别从表达情境与论辩艺术、表达者与论辩艺术两个角度对“以名举实”的论说方式进行了初步探析。第五章论述了“以说出故”的论辩艺术。本文对《墨子》一套论说体系进行了讨论,初步探讨了“以说出故”的论辩艺术。从墨家辩学基本范畴、墨家辩学的原则、说出故论辩特点三方面着手展开探讨。第六章从对墨子语言观探讨着手,论述了《墨子》质木无文的语言风格。从取实予名的名实观和功利主义语言观两点对语言观进行了分析论述。以注重逻辑语言清晰、为国为民质朴少华、强调谈辩先质后文三个角度为切入点对《墨子》质木无文的语言风格进行了评述。
高旭[4]（2018）在《中国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淮南子》学派归属问题,学界主要有"杂家"说与"道家"说两种观点,其中后者自清代中后期以来,渐趋复兴,并流变衍生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现有认识不论"杂家"说,抑或"道家"说,都有其显着的局限之处。从《淮南子》本有思想要义重新审视与探讨,可知其决非"杂家",不仅应被归为"道家"学派范畴,而且更应被视为一种先秦以来道家发展的特殊的汉代新形态,即贯通融铸老、庄、黄三种道家之学,形成"大道"哲学的理论核心与枢轴,进而秉持通变求治的汉代黄老理念兼采综用百家,构建起"心身国同治"的新的道家内圣外王思想体系的"淮南黄老道家"。
王琦[5]（2017）在《朱熹帝学思想研究 ——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指出宋代文治治国导向,促进了士大夫阶层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帝学应运而生,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新动向。宋代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纷纷致力于学术思想体系的撰述与建构,通过经典诠释的优先权,影响帝王及其政治实践。自从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学谓之“大学”以来,《大学》在帝学建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正学引导帝王,以道统规范治统,致君尧舜的新帝学意识,具有以内圣之学的特征,并与宋代之前重在功利权谋、架驱臣民的帝王术相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帝学是宋代兴起并由宋儒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建构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的学问与理论体系。帝学理论不断发展与丰富的过程,实质就是帝王理想“角色”不断被士大夫“期待”与“塑造”的过程。与帝学发展相适应,一种以崇尚义理为特征的新经学体例——“经筵讲义”逐渐产生,成为了儒家士大夫诠释经旨义理,对帝王进行教育的教学讲稿与帝学教材而流传开来。它既是宋代学术由传统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型的结果,又是经筵制度发展与完善的产物,还是士大夫建构帝王之学的重要载体,寄寓了其重构政治社会秩序,致君尧舜的王道理想,是理学思想发展与帝学形成的重要环节。朱熹作为宋代集大成的理学家,其平生精力尽在《大学》。他不仅构建了以《大学章句》为“四书”之首的理学思想体系,而且撰写了《经筵讲义》,力图以《大学》建构帝学。关于朱熹对《大学》的检释,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其《大学章句》与四书及理学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于朱熹的帝学着作《经筵讲义》则少有涉及,更没有将其放在宋代帝学兴起、发展的脉络下,审视朱熹在宋代帝学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对朱熹生平及其所上封事奏劄的梳理,可以发现,从他在《壬午应诏封事》中首次提出以《大学》为“不可不熟讲”的帝王之学,至其绍熙五年入侍经筵,进呈《经筵讲义》的三十二年间,恒定不变的主题就是以《大学》“诚意正心”之学,正君心立纪纲,以道统规范治统,从权力的源头约束君权,挽救南宋王朝的危机。朱熹通过对儒学与其它学问的比较,确立了以《大学》为架构的儒家正学的地位,其实质就是以理学建构帝学。朱熹通过天理论、心性论、理一分殊等哲学观念与命题的运用,解答了帝王学什么、为什么学、如何学等系列问题,为帝王学为圣王提供了理论依据与逻辑论证,从而完成了帝学理论的第一次建构,将宋代帝学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通过朱熹《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的比较,可知因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的不同要求,导致了两者诠释目的、诠释体例、诠释方式与语言表述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体现了帝王之学的兴起对宋代学术转型的影响。这也是朱熹入侍经筵时,并没有采用《大学章句》作为讲稿,而是重新撰写《经筵讲义》进呈的根本原因。《经筵讲义》专为帝王而作,具有强烈的帝学主体意识。这既与帝王特殊的身份与朱熹诠释宗旨有关,也与个体道德认知与实践特点相关。《经筵讲义》作为帝学教材,承载了朱熹以理学建构帝学的价值理想与政治追求。既是对宋代重建政治社会秩序时代课题的回应,又是对范祖禹以来帝学思想的理论化与系统化,体现了朱熹帝学以内圣为根本而及于外王的思想特征,使得《大学》成为真正的“圣王”之学。从范祖禹到朱熹、再到真德秀,体现了宋代帝学兴起、发展、演变的逻辑线索,进一步推动了理学的发展与传播。
孙文起[6]（2017）在《宋代传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所论"宋代传记",是指两宋时期创作的,以"传"为名的人物纪事或拟人纪事作品,主要包括单独刊行的"类传"以及文人别集中的"传体文"。宋代传记是中国古代传记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宋代散文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宋代传记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梳理传记文体的发展演变,探索宋代传记主要类型,总结宋代传记的文学价值和文体特征,对宋代传记中的大家、名作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全文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章《宋前传记发展述略》。本章从文体功能的角度追溯传记的起源,展现"传述"理念下写人艺术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第二章《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诗文革新、民族危机以及理学思想,是影响宋代传记发展的主要因素,本章旨在梳理宋代传记演变脉络,对宋代传记创作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宋代各类传记各有渊源与发展线索,本文第三章《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选择"名臣传""武将传" "僧传"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名臣传"寄托了士大夫对贤臣政治的期待;"武将传"为主战派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僧传"在宋代的变化,体现了佛教面对新形势的适应与调整。第四章《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旨在探讨宋代传记的文体划分与文体功能,理清传记与其它文体的关系,总结宋代传记的艺术特色。"传记"类名开始在宋代目录着录中独立出现,然而,宋代多数目录着作又将杂记、杂事收入"传记"。相比之下,宋代文章选本对文集传记的题材类型、文体性质的认识更成熟。"传体文"是宋代传记的主体,传体文与墓志、行状、传奇有着相似的文体特征,却又有不同的文体功能。宋代传记的基本功能是"与史互补","议论"是宋代传记的时代特征,特定的传记功能观构成了宋人对传记"得体"的认识。宋代传记的艺术性也值得关注:叙事有轻重,人物形象更突出;作者的"显"与"隐"丰富了传记的文学表达;作者的"情"与"志"拓展了传记的精神世界;诗歌或诗评为纪实的文字增添了文学色彩。下篇为宋代传记专题研究,共七章。分别选取欧阳修、司马光、曾巩、苏轼、胡寅、朱熹、杨万里、陆游等八位作家。这八位作家的传记思想和传记创作各有特色,譬如,欧阳修传记的"简而有法",曾巩传记的"平正中和",司马光传记的史学考辨,苏轼传记的奇伟诙谐,在上述诗文大家的努力下,文集传记"史"的一面没有丢失,"文"的一面却在增强。南宋传记也颇有可说。胡寅、朱熹的传记经世致用,皆有为而作,体现了传记的现实意义;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更注意传记的艺术性,丰富了传记的文学价值。在宋人的观念中,传记已具备"文"与"史"的双重性质。"与史互补"的功能价值以及"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赋予传记当代史的意义。文集传记的高度繁荣,是宋代传记的主要特色。士大夫在坚持纪事信实的前提下,以文章的眼光看待传记。文章的载道功能、文章的致用价值、文章的叙事方式,很自然地体现在传记中。宋代传记发展与诗文创作的整体趋势息息相关,欧阳修、曾巩、苏轼、苏辙等文章大家的文学观念,影响着传记创作。宋代传记是中国传记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丰富了传记的史学价值,拓展了传记的文学内涵,为后世传记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刘海天[7]（2016）在《《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编纂于唐朝贞观五年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节选了唐前经、史、子三大部类中的六十五种文献,核心内容是与治国理政相关的理论经验。《群书治要》不仅是直接促成“贞观之治”的资政参考书,在流传至日本后,也同样带来了治世局面。可以说,《群书治要》是唐前治国理政智慧精华的总结,也是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经典文献。但所憾目前针对《群书治要》的研究并不丰富。本研究以作为中国政治特色的“民本思想”为切入,梳理《群书治要》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关“民本”的具体表述,挖掘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此作为今日民族及文化复兴之参考。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研究思路方面,参考了本土学术话语体系的叙述方式,在论文框架设计上借鉴了佛家天台宗阐释经典所使用的“五重玄义”,从释名、辩体、明宗、论用几个方面展开。论文以“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贯穿始终,以此作为民本思想的哲学依据、理论源头,可作本文之“体性”。论文又以传统哲学思想中的“阴阳之道”、“中庸之道”为依据展开,以确立民本思想的实践原则,是为本文之“宗脉”。“阴阳”与“中庸”的具体“应用”,则表现于“德治”,即政治上的“德位相成”,经济上的“德本财末”,文教上的“德主刑辅”。因为“民本”是一种施政理念,而不是具体的施政方法,唯有通过“德治”,才能实现“民本”。故“德治”可以作为“民本”的代名词。通过运用此分析框架,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哲学推衍脉络清晰可见,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学术“一以贯之”、中国文化“一体万用”的特点。以中国话语解读中国经典,才能贴近经典的本意。通过对《群书治要》的梳理,可知民本思想在政治上主要体现在“德位相成”,即为政者的爱民之“德”与为政者所居之“位”应相匹配。民本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君民、官民是一体共荣的关系,天下无私属而为人民共有。施政宗旨是为民谋利、以民为本,施政方法是权力集中、以君为主。但君主非专制,而是以君为主的共治。王道中对内圣外王、文德武功的追求,皆是立足于爱民,革命的本质是顺天应人、为民谋福。国家因爱民而设官,选拔官员以爱民之德、利民之能为主要标准,因此官员阶层并非固化,而是开放流动的。为了实现德治,国家会通过治吏提高行政力,故古代虽云“忠君”,其实质却是“忠于民”。在经济方面,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德本财末”的理念上。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团结民众、惠利民众,经济与政治的互动规律为“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由“德本财末”,而产生了轻徭薄赋的使民思想和问疾救苦的养民思想。在生产方面,中国古人通过发展农业富民足民,安定社会。在消费方面,则重视节欲戒奢,以达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分配方面,古人以重义轻利为原则,认知到国财与民财一体共生,国家不可侵夺民财,要缩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在文化教育方面,民本思想则体现在“德主刑辅”的教化方式上。确信人性本善是教化民众的起始点,也是尊重民众的根本体现。教化民众以伦理道德为先,唯有重德才能使社会和谐而人民安乐。教化应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序,以在位者的修身为根本。礼乐教化是古代教化的主要形式和载体,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化民成俗。刑罚是辅助教化、止绝恶行的必要手段,刑罚的目的不在惩罚而在威慑生耻,故用刑当以仁心公正而不可以暴虐偏私。刑罚之用应随顺天时,不可过节。法治是治民良方,但应注重简易而不繁苛。就德治与刑治的关系而言,德治为法治之本,这是由人性本善的特质决定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唐前关于“民本思想”的理论学说和实践经验都已经非常成熟。而对比古今政治可以发现,这些智慧已经在当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得到具体应用,并成为了中国的特色和优势。古今政治智慧的历史传承,充分说明了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宏大历史背景。通过对《群书治要》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沟通古今的素材,获得继往开来的智慧,找到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历史文化依据。
周瑾锋[8]（2016）在《唐宋笔记小说硏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古代小部研究领域,肇记小说历来较少受到嗣注,有限的关注集中在其史料价值上,而未能给予其独立的文学视角的研究,即大多还停留在迥逞的研究,没有从笔记小说本身的文体学或理论批评角度展开。在唐宋小说研究领域,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笔记小说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唐代小说研究一直以傅奇为主流,而宋代的小说研究重点也是以括本为主的白话小说,笔记小说虚於次要地位。唐宋两代在文化上高度繁荣,在笔记小说作品的数量和品质上达到很高的水准,其中唐代是笔记小说发展的重要过渡陪段,宋代是肇记小说走向成熟、繁荣的陪段,唐宋两代的笔记小说理应成为笔记小说乃至古代小说研究的重点之一。本论文是关於唐宋笔记小说的综合性研究,关注唐宋笔记小说的多个方面,目的是为了能够弥补当前唐宋小说研究领域的一个薄弱环节。通过这一研究可以大致了解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的创作、传播、批评等情部沉,有助於我封唐宋小说发展的总体情况有更为全面的认识,也能够对笔记小说在唐宋时期小说总体格局中有一个准确定位。本论文涉及了一些笔记研究中比较关键的问题。首先,关於“小说”、“笔记”、“笔记小说”等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仍然处於模糊含混的状态,有待於进一步的厘清和规范。唐宋两代作为笔记创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在“笔记”或者“笔记小说”的创作和观念上有哪些继承和燮化发展也有待於作过一步的梳理。其次,本论文将涉及唐宋时期笔记体小说的多个方面,对笔记体小说的撰述背景、撰述意图、撰述方式、命名方式、目录着录等方面过行探封,以期对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的创作、传播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第三,关於小貌文体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傅奇体、话本体、章回体都己经有了专门的论着,得到了学界的承认。而“笔记体”这一称谓在学界还存在较大学议,本论文作为对唐宋笔记体小说的研究,势必要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从文体学的角度对笔记小说作一番梳理,以期对笔纪小说的体制、叙事、审美方面的特徵具备比较深入的认识。第四,本论文在输述的遇程中,不但注意到唐宋笔记小说在创作和文体规范的延续性、一致性,也兼顾到了差异性,即因唐宋雨代具体历史背景的不同,从而造成笔记小说在观念、创作方面的差异,最终导致文体上的差异。最後,本论文在材料的挖掘上,将立足於已有的材料基础,尽可能有所扩展,将以往被忽略或重视不够的材料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内,加以关注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观点新结论。
徐继文[9]（2014）在《《吕氏春秋》儒家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吕氏春秋》是先秦时期最后一部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总结的着作，由于它杂采众家，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对于《吕氏春秋》一书的学派倾向和主导思想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是书中儒家思想占有很大比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吕氏春秋》多处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阐发，十分推崇孔子，引用儒家多部经典，对儒家思想给予足够的重视。研究《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有利于了解《吕氏春秋》对于儒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加深对吕书思想内容方面价值的认识。本文主要对《吕氏春秋》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和分析，第一章主要分析《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质。《吕氏春秋》整合了儒墨名法等学派的思想，历来被视为杂家的代表。博采众长融合诸子成为《吕氏春秋》的特色。《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质一方面表现在它融合百家，书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各家思想呈现出杂而不纯的面貌，这也成为吕书杂家特质的重要表现。因此，本文对书中儒、道、墨、法等思想杂而不纯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吕氏春秋》十分重视儒家思想，受儒家学派影响比较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吕氏春秋》十分推崇孔子，二是《吕氏春秋》多处引用儒家经典。本文第二章重点分析了《吕氏春秋》对于孔子的推崇以及该书对儒家经典引用的情况。《吕氏春秋》对于儒家思想有多方面的阐发，在此过程中有所斟酌和取舍，它对儒家思想的吸收整合多表现在政治思想上，以及社会伦理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等等，第三章具体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音乐思想四个方面分析书中所呈现的儒家思想特色，《吕氏春秋》书中所涉及的儒家思想大体在这四个方面范围之内。本文通过三大章节对《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质、尊崇孔子、引用儒家经典以及书中儒家思想进行分析，以期对于《吕氏春秋》这部着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吕氏春秋》整合了儒家学派的思想，是东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它的出现对先秦两汉时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应该受到重视。
贾兵[10]（2011）在《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即先秦诸子学说中关于政治传播的尚未序化、尚未形成系统的基本的政治传播思想要素,这些观念促成了政治传播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先秦政治传播观念,是孕育后世华夏政治传播思想文化的母体,对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资料进行整理,并对其背景、内涵、意义作出阐述,有助于把握先秦文化与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深层互动,把握文化与政治传播观念的双向制约;有助于重新审视华夏政治传播文化的本质与意义,是对华夏传播、华夏文明研究必要领域的开垦;对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内涵的把握,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当今的传播现象;有助于促进新时代传播理论的建构。本文选题上的创新主要是首次将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观念作为一个整体并考察其整体特征及内涵。内容上的创新主要包括:提出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文化心理机制,总结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在中国传播思想史上的奠基地位和价值,归纳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诉求在政治传播思想中的意义,界定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社会心理、主体规范、政治环境、系统及言辞的内涵和特征。观点上的创新主要包括:首次尝试提出卑感文化概念,认为它是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文化心理机制,指出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政治社会化目的、传播致效手段及二者的悖反关系,指出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在系统性上的不完整性。材料上的创新主要是首次对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原始材料进行全面的系统整理,对许多传播学界广泛引用的关键材料进行了重新考证和阐释。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主要内容包括: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思维机制;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思想根源;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价值取向;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社会诉求;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引导观;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宣传观;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传播致效观;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历史局限和当代价值。本文的主要观点有:（1）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文化心理机制是《周易》《周礼》中呈现的“卑感文化”,早在西周时期就孕育了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雏形;（2）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已蕴含了现代政治传播诸要素,相应的认知维度与深度确保其从整体上建构了中国政治传播思想的相对系统的框架;（3）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主要关注政治传播学以下领域的问题:政治传播的价值取向——依循天道、政治传播规范——人和政治的双重规范、政治传播体系——以名序为架构、政治传播主体——君臣相依、政治传播手段——侧重对人性和语言的把握与运作、政治传播目的——政治社会化;（4）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与其文化心理机制是双向互动制约关系,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依据卑感文化的心理机制而产生,又反过来通过在政治层面的运作而强化了这一文化心理机制;（5）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是微观层面上的论述,不具备完整的宏观系统性;（6）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呈现出目的与手段的悖反局限性。
二、《吕氏春秋》:大有益于治道之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吕氏春秋》:大有益于治道之书（论文提纲范文）
（1）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宋代之前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先秦诸子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二节 汉至唐中期学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三节 唐中后期新《春秋》学的发展及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宋代《春秋》学思潮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为子产立传 |
| 第二节 以子产言行立论 |
| 第三节 吕祖谦《左传》学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解读 |
| 小结 |
| 第三章 宋代《四书》学背景下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宋代注《论语》者对子产及其治国举措的认识 |
| 第二节 宋代注《孟子》者对子产为政的评价 |
| 第三节 宋人议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及“王道政治”模式的构建 |
| 小结 |
| 第四章 宋代变法改革背景下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 |
| 第一节 宋朝政局危机 |
| 第二节 变法改革人士对子产治国的认识 |
| 第三节 反变法派引子产“行仁政”阻止变法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韩非君道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韩非研究述评 |
| 一、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法家与韩非研究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的韩非研究 |
|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港台地区的韩非研究 |
| 四、国外的韩非研究 |
| 五、韩非思想的专题研究 |
|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本文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本文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非其人其书及韩非思想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非其人其书 |
| 一、韩非的生平 |
| 二、《韩非子》一书的编纂、传承、版本与真伪问题 |
| 第二节 韩非君道论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韩非君道论的思想背景 |
| 第二章 韩非君道论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道理论与以道论君 |
| 第二节 变化史观与新圣登场 |
| 第三节 矛盾观与敌对意识 |
| 第四节 人情论与君臣市交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韩非的“势”论与绝对君权理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以赏罚权为核心的君主之“势” |
| 第二节 韩非“势”论所内含的绝对尊君意识 |
| 第三节 追求明主、批判暗主与绝对尊君 |
| 第四节 韩非绝对尊君的原因探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韩非的“法治”与社会控制 |
| 第一节 从礼法转变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二节 从儒法之争看韩非“法治”的社会控制 |
| 第三节 从驱民于农战看法家“法治”的御民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韩非的“术”与官僚控制 |
| 第一节 韩非的“法术”与君主对官僚系统的“整体控制” |
| 第二节 韩非的“术”与君主对重臣的“重点控制” |
| 一、重臣对君主的壅蔽 |
| 二、君主的防壅之术 |
| 第三节 韩非官僚控制理论的内在悖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韩非的“因人情”与君道论的建构 |
| 第一节 不以“人之为人”为内涵的“人情” |
| 第二节 “因人情”与“人”的工具化 |
| 第三节 有关君之“人情”的问题 |
| 第四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
| 第一节 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 |
| 第二节 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 |
| 第三节 顺人情与逆人情 |
| 第四节 韩非君道论的内在逻辑 |
| 第五节 余论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墨子》语言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战国谈辩与《墨子》成书 |
| 一、《墨子》的语言与战国谈辩 |
| 二、《墨子》成书考辨 |
| 第二章 《墨子》的“言有象” |
| 第一节“言有象” |
| 第二节 寓言 |
| 一、论证形象、清晰化 |
| 二、形制简单、粗糙化 |
| 第三节 譬喻和引用 |
| 第三章 《墨子》的“事有比” |
| 第一节“事有比” |
| 第二节 复叠和对偶 |
| 第三节 排比和对照 |
| 第四节 层递和错综 |
| 第五节 列举分承 |
| 第四章“以名举实”的论辩艺术特点 |
| 第一节 情境与论辩特点 |
| 一、名实相怨的社会风气 |
| 二、谈说论辩的交际目的 |
| 第二节 表达者与论辩特点 |
| 一、墨翟名实观与质木无文 |
| 二、后期墨家以名举实的名学思想与质木无文 |
| 第五章“以说出故”的论辩艺术特点与《墨子》的语言逻辑特点 |
| 第一节 语言逻辑基本理论 |
| 第二节《墨子》语言逻辑特点 |
| 一、墨家辩学基本范畴类、故、理 |
| 二、墨家辩学的原则：言必立仪 |
| 第三节 以说出故论辩特点 |
| 一、以说出故 |
| 二、以说出故的论辩原则：以类取，以类予 |
| 第六章 墨子的语言观与墨子的语言风格 |
| 第一节 墨子的语言观 |
| 一、取实予名的名实观 |
| 二、功利主义语言观念 |
| 第二节《墨子》质木无文的语言风格 |
| 一、注重逻辑，语言明析 |
| 二、为国为民，朴实少华 |
| 三、强调谈辩，先质后文 |
| 小结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目录 |
| 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4）中国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杂家”说的缘起、延续及局限 |
| 二、“道家”说的缘起、流变及不足 |
| 三、淮南黄老道家:“大道”哲学视阈的新考察 |
（5）朱熹帝学思想研究 ——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帝王之学研究状况综述 |
| 1.2.2 经筵讲义研究状况综述 |
| 1.2.3 朱熹《大学》与“帝学”相关研究状况综述 |
| 1.3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宋代新帝学意识的兴起与经筵讲义的形成 |
| 2.1 宋代士大夫的崛起与经筵制度的定型 |
| 2.1.1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崛起 |
| 2.1.2 宋代经筵制度的定型 |
| 2.2 宋代新帝学意识的兴起 |
| 2.2.1 “学”“道”“治”之间:帝王与士大夫的价值追求 |
| 2.2.2 经以治身,史以考变:帝学经典体系的新探索 |
| 2.2.3 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帝学思想框架的呈现 |
| 2.2.4 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帝学概念的界定 |
| 2.2.5 宋代帝学兴起的原因 |
| 2.3 宋代经筵讲义的形成与特点 |
| 2.3.1 经筵讲义的萌芽与形成 |
| 2.3.2 经筵讲义的发展与流传 |
| 2.3.3 经筵讲义的特点 |
| 第3章 朱熹入侍经筵及其帝学理念的确立 |
| 3.1 朱熹的生平及入侍经筵 |
| 3.1.1 朱熹的生平 |
| 3.1.2 朱熹入侍经筵 |
| 3.2 《大学》与朱熹帝学理念的确立 |
| 3.2.1 朱熹帝学思想的萌芽 |
| 3.2.2 朱熹帝学思想的发展 |
| 3.2.3 朱熹帝学思想的定型 |
| 第4章 朱熹以理学建构帝学 |
| 4.1 儒家正学与帝学架构 |
| 4.1.1 帝学辩证:儒家正学 |
| 4.1.2 帝学架构:《大学》 |
| 4.2 帝学依据:天理人性 |
| 4.2.1 个体去蔽复性、修身立德的需要 |
| 4.2.2 帝王修已治人、治国理政的需要 |
| 4.3 帝学目标:内圣外王 |
| 4.3.1 理气与物欲:“明德”之“明”与“不明” |
| 4.3.2 明明德的内涵:“自明”与“新民” |
| 4.3.3 止于至善:明德、新民之标的 |
| 4.3.4 盛德至善:圣王的德业事功 |
| 4.4 帝学的实现:“道”与“治”的融合 |
| 4.4.1 格物致知:为学最为先务 |
| 4.4.2 诚意正心:修身立德之要 |
| 4.4.3 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 |
| 第5章 朱熹的《经筵讲义》与帝学 |
| 5.1 朱熹《经筵讲义》与《大学章句》比较：基于帝王之学与士大夫之学的视角 |
| 5.1.1 经典诠释目的不同 |
| 5.1.2 经典诠释体例有别 |
| 5.1.3 经典诠释方式有异 |
| 5.1.4 语言表述风格不同 |
| 5.2 朱熹《经筵讲义》的帝学主体意识 |
| 5.2.1 道德自觉性与主体性:圣王理想实现的关键 |
| 5.2.2 认知来源与过程:天命在我、知之在我 |
| 5.2.3 道德践履与成就:其机在我、至善在我 |
| 5.2.4 诠释宗旨:为学修身的“第一义”与“第二义” |
| 5.3 朱熹帝学与《经筵讲义》 |
| 5.3.1 朱熹“帝学”理论体系的理学特征 |
| 5.3.2 朱熹以《经筵讲义》建构帝学的原因 |
| 5.4 朱熹帝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其间所发表的论文目录 |
（6）宋代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上篇 |
| 第一章 宋前传记发展述略 |
| 第一节 传记文体的起源 |
| 一 传记文学与传记文体:提问者的两种视角 |
| 二 实录与传述:人物书写的两种方式 |
| 三 "传述"理念与传记文体的萌芽 |
| 第二节 传记文体的成熟 |
| 一 纪传体的起源与成熟 |
| 二 杂传的成熟及其与史传之关系 |
| 三 汉唐书目着录之传记与事实之传记 |
| 第二章 宋代传记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北宋传记的发展 |
| 一 宋初传记的复兴 |
| 二 北宋诗文革新与传记发展的契机 |
| 三 诗文革新与传记文学性的增强 |
| 四 诗文革新与北宋传记思想的多元化 |
| 五 北宋中后期传记风格的转变 |
| 第二节 南宋传记的变化 |
| 一 南宋传记的爱国主题 |
| 二 理学思想影响下的南宋中后期传记 |
| 三 南宋中后期传记创作的多样化 |
| 第三章 宋代传记的类型与主题 |
| 第一节 宋代传记的类型及发展 |
| 一 文臣传、武将传 |
| 二 耆旧传、家传 |
| 三 高士、高隐、孝子、列女 |
| 四 僧传、仙传 |
| 五 自传、假传 |
| 六 宋代传记各类型发展的总体趋势 |
| 第二节 宋代名臣传记的思想内涵及影响 |
| 一 北宋名臣传的创作实际 |
| 二 北宋私家贤臣传的思想主旨 |
| 三 南宋名臣传记的继承与开拓 |
| 第三节 民族危机与南宋传记主题转变 |
| 一 从"武将有儒行"与"儒臣有武干"谈起 |
| 二 南宋传记中的武将与武事 |
| 三 《南渡十将传》中的武将群体形象 |
| 四 民族危机与其它传记题材的主题变化 |
| 第四节 适应与调整:北宋僧传主题的自新 |
| 一 释赞宁"僧传"编撰对儒家史学理念的借鉴 |
| 二 释智圆援儒证释与释家"中庸"之义 |
| 三 儒释融通的加深与释契嵩僧传风格的新变 |
| 第四章 宋代传记的文体学考察 |
| 第一节 宋代书目着录之传记与文章总集中的传记 |
| 一 宋代目录学视野下的传记 |
| 二 宋代文章总集编撰中的传记划分 |
| 第二节 宋代传记的文体类型及与其它文体之关系 |
| 一 传记类名变化与传记分类思路 |
| 二 宋代传记的文体类型 |
| 三 宋代传记与其它文体之关系 |
| 第三节 宋代传记的功能 |
| 一 传记文体的基本功能 |
| 二 与史互补:宋代传记的一般功能 |
| 三 议论:宋代传记功能的时代特征 |
| 四 宋代传记功能观念中的"得体" |
| 第四节 宋代传记的艺术特点 |
| 一 主与次:传记的人物塑造 |
| 二 显与隐:传记的叙事之法 |
| 三 情与志:传记的精神世界 |
| 四 质与文:传记的体性之别 |
| 下篇 |
| 第一章 欧阳修传记思想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意义 |
| 第一节 欧阳修传记理论的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欧阳修传记理论的现实指向 |
| 第三节 欧阳修的传记理论的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司马光《文中子补传》 |
| 第一节 《文中子补传》的文本流传 |
| 第二节 《文中子补传》的史料镕裁 |
| 第三节 《文中子补传》的史学思想 |
| 第四节 司马光传记作品的文章价值 |
| 第三章 曾巩传记理论的史学渊源与文章意义 |
| 第一节 史官经历与曾巩理想中的史传 |
| 第二节 曾巩的史学理想与传记理论 |
| 第三节 曾巩传记理论的文章意义 |
| 第四章 苏轼传记创作的三个问题 |
| 第一节 苏轼"不为行状墓碑"探因 |
| 第二节 苏轼传记中的奇人异事 |
| 第三节 苏轼"假传"的文化内涵 |
| 第五章 胡寅传记创作的时代意义 |
| 第一节 胡寅"世用"思想的学术渊源 |
| 第二节 《子产传》《诸葛孔明传》的世用价值 |
| 第三节 《陆棠传》的士风批判意义 |
| 第六章 朱熹的传记思想及影响 |
| 第一节 "格物致知"与朱熹的纪事功能观 |
| 第二节 朱熹传记的"世用"思想 |
| 第三节 朱熹传记思想的影响 |
| 第七章 杨万里、陆游的传记创作 |
| 第一节 杨万里传记的学术渊源及政治用意 |
| 第二节 杨万里传记的文学意义 |
| 第三节 陆游传记的文学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全宋文》所收单篇传记目录 |
| 致谢 |
（7）《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原因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对《群书治要》与“民本”的概述 |
| 第一节 《群书治要》简介 |
| 一、《群书治要》的历史意义 |
| 二、《群书治要》的文本特质 |
| 三、《群书治要》的现代价值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的理论源头 |
| 一、“民”“本”的解读 |
| 二、民本思想与“道”的观念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的实践原则 |
| 一、阴阳之道与中庸之道 |
| 二、以德为本的治国理念 |
| 第二章 德位相成的政治观 |
| 第一节 立君为民 |
| 一、心体相依的君民关系 |
| 二、君主民本的施政宗旨 |
| 三、内圣外王的王道追求 |
| 四、顺天应人的革命思想 |
| 第二节 设官爱民 |
| 一、以民为本的官制设置 |
| 二、德才并重的选考之法 |
| 三、仁义廉洁的官德要求 |
| 四、忠君为民的君臣之际 |
| 第三章 德本财末的经济观 |
| 第一节 聚民养民 |
| 一、散财兴德的富民思想 |
| 二、轻徭薄赋的使民思想 |
| 三、问疾救苦的养民思想 |
| 第二节 富民导民 |
| 一、重农固本的生产理念 |
| 二、崇俭戒奢的消费理念 |
| 三、重义轻利的分配理念 |
| 第四章 德主刑辅的教化观 |
| 第一节 以德化民 |
| 一、明德至善的教育目标 |
| 二、伦常道德的教育内容 |
| 三、上行下化的教育方法 |
| 四、崇礼重乐的教育制度 |
| 第二节 以刑教民 |
| 一、明刑弼教的立刑初衷 |
| 二、哀敬公正的量刑原则 |
| 三、遵道尚中的法制精神 |
| 四、貌离神合的德刑之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唐宋笔记小说硏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之界定 |
| 二、已有研究之概况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一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撰述背景 |
| 第一节 史家情怀与知识主义 |
| 一、实录与动态——史家情怀 |
| 二、博物与求知——知识主义 |
| 第二节 宗教情怀——翰迥报应、求仙长生 |
| 一、佛教——论迥报应 |
| 二、道教——求仙长生 |
| 三、佛道思想的传播与唐宋笔记小说 |
| 第三节 三教的融合与世俗化 |
| 一、三教的融合 |
| 二、三教的世俗化 |
| 第四节 民间宗教与信仰 |
| 一、鬼神精怪与命定思想 |
| 二、南方文化 |
| 第五节 商业、城市化及出版印刷的影响 |
| 一、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 |
| 二、出版印刷业的发展 |
| 第二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撰述意图 |
| 第一节 资治体、寓劝诫 |
| 一、功利主义文艺观之影响 |
| 二、时代变迁之要求 |
| 三、箴规与辅教 |
| 第二节 广见闻、补史阙 |
| 一、广见闻 |
| 二、补史阙 |
| 第三节 资谈笑、助谐谑 |
| 一、笑话、谐谑与娱乐 |
| 二、剧谈与娱乐 |
| 三、滋味与娱业 |
| 第四节 其他意国及宋人的新燮 |
| 第三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与命名 |
| 第一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 |
| 一、笔记小说的着述方式 |
| 二、笔记小说的取材方式 |
| 三、唐宋笔记小说的成书方式 |
| 第二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命名 |
| 一、唐宋笔记小说命名基本情况 |
| 二、唐宋笔记小说小说命名的理论内涵 |
| 第四章 唐宋笔记小说的文体特徵 |
| 第一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体制特徵 |
| 一、标题 |
| 二、分类 |
| 第二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叙事特徵 |
| 一、叙事与虚构 |
| 二、从口传到书面 |
| 三、程式化与类型化 |
| 第三节 唐宋笔记小说的审美特徵 |
| 一、体制风貌与审美 |
| 二、撰述状态与审美 |
| 三、案头与审美 |
| 余论 |
| 附录一：唐宋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格局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官方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 |
| 一、《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经籍志》的着录情况 |
| 二、《崇文总目》与《新唐书·艺文志》的着录情况 |
| 第二节 私家目录的笔记小说着录 |
| 一、《郡齐读书志》的着录情况 |
| 二、《直齐书录解题》的着录情况 |
| 第三节 笔记小说着录格局形成的原因 |
| 一、四部分类法与笔记小说之着录 |
| 二、笔记小说的特点及其与四部之关系 |
| 附录二：唐宋笔记小说序跋辑录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成果 |
| 後记 |
（9）《吕氏春秋》儒家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概况 |
| 三.研究思路 |
| 一、《吕氏春秋》的“杂家”特质 |
| （一） 《吕氏春秋》的成书背景 |
| 1.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趋势 |
| 2.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与融合思潮 |
| （二） 《吕氏春秋》“杂融”诸子百家 |
| （三） 《吕氏春秋》各家“杂而不纯”的面貌 |
| 二、《吕氏春秋》对孔子的尊崇及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
| （一） 《吕氏春秋》对孔子的尊崇 |
| （二） 《吕氏春秋》对儒家经典的引用 |
| 三、《吕氏春秋》对儒家思想的吸纳与整合 |
| （一） 政治思想 |
| （二） 伦理思想 |
| （三） 教育思想 |
| （四） 音乐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 古籍 |
| （二） 专着 |
| （三） 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10）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的意义与内涵 |
| 1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的意义 |
| 2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的概念 |
| （二）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的理论基础 |
| 1 国外研究综述 |
| 2 国内研究综述 |
| 3 研究方法 |
| 一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思维机制 |
| （一） 思维的基本特征：一体化和人格化 |
| 1 图腾崇拜体现的思维特征 |
| 2 原始思维的思维特征 |
| （二） 东周之前的古人思维特征 |
| 1 各家观点的不足 |
| 2 考古及文献资料体现的思维特征 |
| 二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思想根源 |
| （一） 卑感文化 |
| 1《周易》中的卑感文化 |
| 2《周礼》中的卑感文化 |
| （二） 先秦诸子的观念与卑感文化的关联 |
| 1 对社会环境的认知：诸子论势 |
| 2 对社会心理的认知：诸子论尊卑 |
| （三） 西周的政治传播现象及观念 |
| 1 仪式传播：祭以尊 |
| 2 政治传播的社会化功能：教以导 |
| 3 组织中的信息：令以使 |
| 4 政治传播中的语言：宣以读 |
| 5 政治传播中的受众主动性：听以察 |
| 6 政治传播中的媒介：书以录 |
| 7 政治传播中的监督：会以计 |
| 8 政治传播中的反馈：逆复以通 |
| 三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价值取向 |
| （一） 政治传播的哲学观：神秘元素 |
| 1 政治传播观念的自然原型：天 |
| 2 政治传播观念的哲学原型：道 |
| 3 政治传播观念的特殊要素：鬼 |
| （二） 政治传播观念的行为体现：处道而为 |
| 1 老子之道的内涵 |
| 2 不言之教的内涵 |
| 四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社会诉求 |
| （一） 先秦诸子论政治传播的结构 |
| 1 先秦诸子政观中涉及的组织维度与控制维度 |
| 2 先秦诸子治观中涉及的权力维度与意识形态维度 |
| （二） 先秦诸子论政治传播的目的与规律：圣治之道 |
| 1 政治传播的根本规律：拟天设官 |
| 2 政治传播的主体规范：法天行道 |
| 3 政治传播的功能：知天下情 |
| （三） 先秦诸子的治世理想 |
| 1 先秦诸子面对的政治传播环境 |
| 2 政治传播主体的内向规范：法天道之仁善礼诚 |
| 3 政治传播主体的外向规范：法天道生民 |
| 4 政治传播的结构规范：法天道承六官之仪 |
| 5 政治传播的目的规范：保信道畅通 |
| 五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引导观 |
| （一） 先秦诸子的政治传播心理观 |
| 1 先秦诸子论人性 |
| 2 现代政治传播心理维度上的人性观 |
| （二）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主体行为规范：说与听 |
| 1 社会环境与主体行为规范 |
| 2 个体因素与主体行为规范 |
| 3 群体因素与主体行为规范 |
| （三）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社会化与政治传播互动 |
| 1 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化原则 |
| 2 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化内容 |
| 3 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
| 4 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化条件 |
| 六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宣传观 |
| （一） 先秦诸子对言辞的认知 |
| 1 先秦诸子对言辞语言学层面上的认知 |
| 2 先秦诸子对言辞符号学层面上的认知 |
| 3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媒介观 |
| 4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信息观 |
| （二） 先秦诸子对政治传播主体的认知 |
| 1 重视传播者素质：修身察内 |
| 2 重视政治环境：正法度 |
| 3 重视中介人：任贤人 |
| 4 重视组织：设专职宣传 |
| 5 重视传播技巧：以禁保通 |
| 七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中的传播致效观 |
| （一） 关于传播致效的现代政治传播研究 |
| 1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的侧重点 |
| 2 对心理因素的研究 |
| （二） 先秦诸子对传播致效的认知 |
| 1 受众因素 |
| 2 传者因素 |
| 3 各要素之间的互联 |
| （三） 追求传播致效的意义 |
| 1 防曲知之蔽 |
| 2 察情得实 |
| （四） 传播致效的方法 |
| 1 把握信息与内容的本质联系 |
| 2 把握政治传播诸要素的关系网 |
| 3 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 |
| 4 依据政治信息的自然特质 |
| 结论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历史局限和当代价值 |
| （一）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历史局限 |
| 1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欠缺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性 |
| 2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呈现出手段与目的的悖反局限 |
| （二）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的当代价值 |
| 1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价值 |
| 2 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在传播学理论方面的价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四、《吕氏春秋》:大有益于治道之书（论文参考文献）
- [1]宋代士人对子产治国的认识和评价[D]. 于海川. 河北大学, 2020(08)
- [2]韩非君道论研究[D]. 王宏强. 兰州大学, 2019(08)
- [3]《墨子》语言艺术研究[D]. 刘英男.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4]中国道家的汉代黄老新形态——《淮南子》为“淮南黄老道家”新论[J]. 高旭. 广西社会科学, 2018(01)
- [5]朱熹帝学思想研究 ——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D]. 王琦. 湖南大学, 2017(06)
- [6]宋代传记研究[D]. 孙文起. 南京大学, 2017(09)
- [7]《群书治要》民本思想研究[D]. 刘海天.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8]唐宋笔记小说硏究[D]. 周瑾锋. 华东师范大学, 2016(10)
- [9]《吕氏春秋》儒家思想研究[D]. 徐继文.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 [10]先秦诸子政治传播观念研究[D]. 贾兵. 上海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