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广播电台的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民族广播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文献综述）

许菲^[1]（2021）在《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韩自1992年正式建交,迄今已近30年,而两国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历史远比这个时间更长,城市外交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独特因素。单就中韩城市外交的基本形式和主要成果——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来说,从1993年7月1日首对中韩国际友好城市——连云港市和木浦市正式缔结友城关系算起,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中韩间已缔结友好省市（姊妹城市）关系206对,韩国成为除日美两国外与中国签订友好城市协议最多的国家。最初,中国连云港市和韩国木浦市缔结友城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时至今日,中韩城市外交合作领域不再限于经贸投资领域,其交往发展广泛辐射到地方政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体育运动、妇女儿童权益、环境保护、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交往成果可谓是全面开花。与此同时,中韩地方政府间的交往层次不断深化,由最初的省市一级行政单位发展到区县级行政单位,社会组织、市民团体乃至个人纷纷加入到该行列。可以说,城市外交为中韩地方关系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营造了有利氛围,其在经贸投资、文化旅游、教育培训、城市治理、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成果良多,惠泽民众。经历了初期的接触和探索阶段后,经过磨合与调整,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逐渐走向稳定增长阶段,其交往目的和目标由最初的注重获得转向合作共赢发展。在此背景下,中韩国际友好城市的缔结形式不再限于“一对一”关系,开始转向“一对多”方式,而交往模式则由双边为主发展到双边与多边并重,中韩地方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城市国际组织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交往对象也由经济发达地区逐步向其他地区辐射。总体来看,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不能就此回避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友好城市总体发展不平衡、合作形式比较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导致民众存在误解、扩大贸易引发双方经贸摩擦。虽然中韩地方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但往往是事倍功半。而究其原因则十分复杂,一些属于结构性的因素远非地方政府之力所能解决。如在超国家层面,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发挥作用而逐渐改变了既有的交往格局。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的制约、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难以排除。在民间层面,非政府组织、传媒集团等社会组织实体,也谋求在对外交往中表达利益诉求,都成为无法忽视的重要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交织,地方、国家和国际事务相交融,现阶段中韩城市外交发展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形势和环境,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基于超国家行为体、国家行为体、次国家行为体、社会行为体四个层次,借助白里安·豪京的多层外交理论,并融合加里·马克斯、里斯贝特·胡格提出的多层治理理论,形成理论阐释和具象认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的总体分析框架。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审视,中韩城市外交发展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系由多元行为主体的影响交互所造成,远非是地方政府层次一力所能突破解决。同样,在多层面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还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层面的各类国际组织、国家行为体的代表——中央政府,以及社会行为体层面的非政府组织和日益活跃的各类传媒力量。由于公民社会、地方行政、国家政治、国际政治在囯际政治国内化、国内政治国际化的交互作用下日益结合为一个多层化的世界政治舞台,由此中韩城市外交发展所牵涉到各层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其中的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要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必须在社会、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多个维度层次上同时采取行动,才能够有望获得最终的成功。显然,中韩城市外交要取得持续健康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社会行为体、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层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基于多层外交理论的视角,当前中韩城市外交发展存在合作形式单一、民间主体参与不足、传播力度不够、民众时有误解等突出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虽然地方政府或能自力解决,但平衡区域发展、解决两国经贸摩擦等绝非地方政府能力之所及。以中韩地方经贸摩擦为例,虽然市民团体抗议、反倾销调查、构筑技术性壁垒等单一化的表象不时呈现,但实质却与国家层面的中韩同为外贸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无关系。伴随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步伐加快,中韩间产品差距减小、市场争夺趋于激烈,加之两国经贸依存度颇高,尽管中韩地方政府有较大意愿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但调整外贸、产业结构政策等属于中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奈何不得,在政治、安全、外交等敏感议题上更是如此。不过,上述表象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无可作为。其实,中韩地方政府可以借助参与国际次区域合作和国际城市组织的契机,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共同努力在国际平台上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也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借助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总而言之,积极推动中韩城市外交发展符合两国的核心利益诉求,有利于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健康发展。在此过程中,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多个主体层次上的共同努力、统筹协调缺一不可。这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中韩友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不仅与中韩地方资源禀赋条件以及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意愿有关,更与国家层面的宏观发展政策等密切相关。对此,除地方政府自身的积极努力外,还需要国家层次宏观政策上的资源平衡调配,尤其是向中韩发展落后地区予以政策性倾斜,促进其走上外向型合作发展道路,更多、更全面地展现城市外交在新时期中韩伙伴关系发展中的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肖赛玥^[2]（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李恒^[3]（2021）在《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技的迅速发展、工程问题复杂性的提升以及工程活动利益相关者的增加,使得工程师在工程实践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程伦理问题。在高等工程教育中,作为工程师培养核心环节之一的“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程伦理教育被以美英为代表的世界工程强国视为培养伦理卓越工程技术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末,现阶段,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缔约国以及“新工科”项目的扎实推进为我国的工程伦理教育提供了重要契机。尽管如此,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仍面临三个重大挑战:一是工程伦理教育在供需对接上未实现动态平衡;二是工程伦理教育治理手段乏善可陈;三是工程伦理教育与我国工程情境的适配性不高。针对上述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特征,提炼关键机制。本研究围绕“系统分析符合工程伦理教育内在发展规律的关键机制”这一核心议题开展研究,并由此展开三个环环相扣的子研究:第一,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建构;第二,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估;第三,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首先,本文运用系统文献综述法和文献计量法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其次,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法对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理论结构和实现路径进行建构性研究;再次,以本研究提出的关键机制为指标来源,以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为方法指导,针对113份评价样本,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开展实证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作出以事实为导向的客观判断;最后,整合所有研究结论,消除理论话语和实践话语的阻隔,归纳用于完善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得到了以下四个结论:（1）工程伦理教育的复杂性决定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复杂性,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优化教育策略、汇聚协同力量、把握国内国际动向等核心要点,主要涵括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三个维度。（2）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是“合理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合理性”方面,情境机制契合了价值合理性的意蕴,培养机制和协同机制则契合了工具合理性的表征。在“合规律性”方面,情境机制是控制单元,情境机制通过构建了一个包括社会因素、自然因素和精神因素在内的场域而成为关键机制的“指挥控制中心”;协同机制是存储单元,通过“各种协议”（如,伦理准则）和“软硬件”（如,经费资源）的配合而成为了“制度池”和“资源池”;培养机制则是运算单元,高校根据“情境机制”的“指令”并在“协同机制”的干预下,整合各类教育要素、深入本土教育实践、打造教育新模式。（3）本研究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的实施现状进行评估。实证评估结果显示,按权重由大到小排序,依次是情境机制（36.0%）、协同机制（33.7%）和培养机制（30.3%）;按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是培养机制（71.711分）、情境机制（70.319分）和协同机制（68.339分）;按优秀（80-100分）、良好（70-79分）、合格（60-69分）和不合格（≤59）进行等级分类,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现状的综合评价等级为“良好”（70.074分）。（4）深入我国工程伦理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境,立足“培养机制”、“协同机制”和“情境机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细化培养机制,在供需对接上实现动态平衡;强化协同机制,丰富工程伦理教育的治理手段;深化情境机制,适应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阶段和独特需求。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其一,通过扎根理论研究、规范研究、案例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实现路径及其规范性特征;其二,通过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工程伦理教育关键机制实施现状的评价体系并开展了实证评估;其三,立足中国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完善关键机制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实践启示。

连婉廷^[4]（2021）在《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音乐是一种包含人类丰富情感与复杂认知的艺术表达,能够为人类提供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例如审美功能、教化功能、娱乐功能等。音乐的题材、体裁是丰富多样的,不过并非所有的音乐都主要服务于政治。在政治场域之中,部分音乐作品能够发挥政治功能,这类作品以表达政治信息为目的,塑造了“音乐政治表达”,发挥了相应的“音乐政治功能”。与普通的音乐表达不同的是,只有在政治场域中传递政治信息的音乐表达,才是音乐政治表达。由此,立足于音乐政治表达分析音乐政治功能,是政治学研究中具有音乐与政治交叉研究属性的重要范畴。政治与音乐具有相关性,虽然政治与音乐是看似相互独立的文明系统,拥有各自的形成逻辑与各自成熟的研究领域,但是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每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联。这些关联推动了事物的产生、发展与变化,引发了由学科之间相互交融所产生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逻辑,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拓展了人类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也构成了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依据,为厘清政治与音乐之间的逻辑,提供丰富的学术想象空间和理论探索驱动。音乐政治表达能够发挥某种政治功能,象征、动员与认同便是其中三重较为常见的功能。自古以来,音乐政治表达的例子屡见不鲜,无论是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中“乐与政通论”,还是柏拉图所提及的派地亚过程中音乐对教化民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抑或是亚里士多德对音乐调性和德性之间的关联性阐述,都能够反映出政治家通过音乐的强动员性、象征作用和塑造情感的价值,从而教化民众以实现促进社会稳定等政治目的。从音乐的社会价值来看,音乐能够充实人类精神、调动人类情感、传承人类文化以及塑造人类文明,无论运用明示还是隐喻的方式,音乐政治表达都在政治文化中传递着政治信息,并以艺术表达和意识形态传播的姿态广泛存在。本文的总体架构是总分总的形式,第一章总体概括了音乐政治功能的基本内涵、三重功能的内在关联以及相关基础理论。最后一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的双向性和从责任视角延伸音乐政治研究的可能性。中间三章以并列式的方式进行展开,三种功能都通过功能主义中“结构-过程-功能”的研究层次进行具体分析。首先,概念性的解释音乐政治表达的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与前提。因为,并非所有的音乐表达都能够实现政治功能,并且不同音乐所发挥的政治价值不同。不同音乐的具体内容、传播路径不同,这些差异成为了是否能够实现音乐政治表达以及实现何种政治功能的依据。因此,本研究并非在针对音乐的艺术性进行探索,而是立足于政治学的视角,将部分音乐作品作为分析对象,进而挖掘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机理。其次,音乐政治功能很多,但是象征、动员与认同是较为常见的并且对政治需要而言十分重要的音乐政治功能。辨析音乐政治功能可以借鉴社会学的功能主义理论,并将其细化为“结构-过程-功能”三个维度。结构方面,从音乐的自身结构以及音乐的社会分工来理解音乐政治表达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宏观结构。过程方面,音乐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表达能够促成某种政治目标的实现,这一过程便是音乐政治表达能否发挥某种政治功能的过程。功能方面,不同的结构与过程可以塑造不同的音乐及其音乐的政治实践,音乐可以通过特定的结构与过程实现某种政治功能。最后,本文终章总结了音乐政治表达具有双向性的特点,对于政治稳定而言音乐政治表达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亦可能是反向的。反向作用易引起群体性事件,引发争乱等。因此音乐政治表达需要从责任的视角对音乐创作者责任以及政府对音乐宣传的责任两个方面加以延伸。本文的研究重心在于三重政治功能,不同政治功能的产生逻辑不同,因此三重音乐政治功能的分析重点也有所不同。首先,音乐政治象征方面。能否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在于音乐符号能否通过政治意义的在场,实现符号的价值转向。通过政治权力的作用使广义的政治意义进行强化,从而实现音乐政治象征。其次,音乐政治动员方面。实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的核心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情感的唤起,进而引发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变化,从而通过音乐对人们的思想与行为进行动员。最后,音乐政治认同方面。实现音乐政治认同功能的关键在于音乐中所表达的身份信息,能否使认同主体产生同一性、归属感、利益满足。因此,符号、情感与身份是厘清音乐象征功能、音乐动员功能与音乐认同功能的核心理论,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音乐政治象征功能是通过音乐符号与政治意义相结合,形成的能够给人呈现出神圣性、权威性的音乐政治符号。音乐政治象征是包含政治意义的音乐符号,符号与象征之间的普遍差异在于意义的在场。因此,音乐政治象征既是音乐符号,更是饱含政治意义的政治象征。借助皮尔斯符号三元论可以发现,符号意义通过像似、指示与规约的方式被修辞,从而表达某种既定的意义。音乐政治象征通过音乐符号表达某种政治意义,并通过政治权威的认可、塑造和强化这一政治意义,最终生成具有权威性与神圣性的音乐符号,进而产生象征性权力。虽然各国国歌是音乐政治象征功能的标志性作品,但是发挥政治象征功能的音乐表达远不止于此。所以,本文将“中宣部100首优秀歌曲”进行分类,从音乐的国家政治象征、音乐的政党象征以及音乐的政治精神象征三重角度进行作品梳理。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象征功能具有神圣性、修辞性、权力转化性的特征,即政治象征的音乐表达具有神圣性、音乐的政治意义需通过修辞性实现、音乐的政治象征过程中的权力具有转化性。第二,音乐政治动员功能通过音乐情感的价值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促发群体参与政治运动,以实现政治目标。政治动员与相对较静态的政治象征不同,政治动员的目的是为了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唤起并培育政治情感,实现对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动员。音乐的价值在于它既能够携带政治信息,同时也是情感的表达。音乐自身的旋律与节奏的配合更替能够引发听众对情感的期待和释放,再加之歌词中明确表达的政治信息,使音乐更适合于唤起和培育某种政治情感,并且音乐的社会感染性能够影响广泛的人群。因此,音乐在抗战、“下乡”等政治情景中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动员功能。研究发现,音乐政治动员功能具有人民性、明确性、社会感染性特征,即音乐政治动员以创作人民性内容为主、音乐政治动员事件具有明确性、音乐的社会感染性是实现音乐政治动员的关键要素。第三,音乐政治认同是通过音乐的情感信息与文本信息,向公民传递情感与认知,以促进公民认同心理的政治过程。因为音乐政治认同功能是建立在公民认同基础上的,所以身份不仅是理解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也是解释音乐政治认同的核心脉络。音乐中的政治信息不仅能够表达与身份相关的内容,同时也能够代表不同的身份。在音乐政治认同表达中,无论是由血缘、族群构成的“先天”的历史与文化观念,还是被“后天”的情感与社会认知改造而形成某种政治情感,抑或是通过利益驱动而形成的政治认知与政治倾向,都需要通过认同主体对音乐表达中的有关身份的信息进行价值判断。研究发现,音乐政治认同具有公民性、分层性、边界性,即公民性是音乐政治认同的来源、音乐政治认同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受众以及传播内容具有分层性、音乐文化认同的跨边界性能够跨越政治的边界。总体来看,本文聚焦于自上而下的音乐政治表达范畴,因为正是这类音乐作品凝聚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家国情怀。然而,在广泛的政治文化中,自下而上的表达也是音乐政治表达中不可忽视的范畴,例如美国摇滚中具有大量的体现反叛精神的音乐作品。因此,政治责任对音乐政治表达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责任能够促进音乐政治表达的有序发展,发挥功能最大化。政治责任是完善音乐宣传体系的重要依据。一方面,政治责任可以使政府能够指导、改进和监督音乐宣传的内容、制度和机制。另一方面,音乐政治表达也需要基于具有政治责任意识的创作动机。就此而言,本议题还具有更加广阔的探索空间。

朱鸿亮^[5]（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同志立足文化强国,围绕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论断,也提出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在当前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拓展的情况下,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概括和系统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化、整体化研究,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狭义上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生成的,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全部精神活动及其物质产品中包含的精神因素,去除其中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从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首先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产生背景与内容体系,接着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拓展性研究。就内涵的拓展性研究来说,包括文化源流论一章,讨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源流关系,并辨析了三者之间传承转化的关系,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包括意识形态主导论一章,详尽讨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中的主导性问题,本章的特色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建设整合进意识形态主导性和意识形态工作中,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宣传思想工作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外延的拓展性研究来说,主要包括文艺论宗教论网络文化分论一章,这是对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涉及的文化各领域、各方面的专门而集中的考察,意在努力呈现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关于文化的理论观点的丰富细节,也为下一步的分析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建设内涵与外延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文化自信论一章,研究了自信问题的由来、自信的必要性和依据、以及如何坚定文化自信等问题,无论意识形态工作抑或价值观践行、传承传统文化抑或弘扬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必须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主观条件;而文化建设论一章,从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论述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实践基础;文化交往论一章,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他国他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交往,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客观条件,也是提升中华文化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中国方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本文理论研究的重要结论,首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思想体系进行了总结概括。其次,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主要线索与总体特征有七:以人民为中心、明确的问题导向、鲜明的实践指向、强调创新引领文化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文化工作、把人才建设放到首位、坚持党的领导。再次,从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内涵、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创新、深化和拓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创造性论述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话语创新和表述创新等六大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最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结束全篇。

章玺^[6]（2021）在《中国民间童话的改编研究》文中认为民间童话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讲述中得以传承。从民间童话具有变异性的特点来看,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新生。童话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儿童强烈的阅读需求,以及商业资本的助推等因素,使童话的改写和转化已经成为必然。在当代,民间童话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以有声书、广播剧等为代表的口头传播形式,也有以纸质书等为代表的书写印刷形式,还有以动画等为代表的影像形式。本研究立足于民间文艺学的视角,从媒介变迁的角度对源于民间的童话这一文体入手,关注中国当代童话的多元形态,从纷繁多姿的“童话”百花园中梳理出具有中国民间特色的童话,分析其是如何对传统民间童话进行改编的。同时,基于电子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从童话的本土化创作实践中,重新思考童话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共有四章。引言部分首先说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接着阐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最后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第一章研究童话的文化传统。从童话的经典式开头“很久很久以前”入手,回顾了童话在中国的发展史,回答“童话距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这一疑问。从五四时期的时代背景出发,理解童话这一文体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由于童话文体本身具有的复杂性,使“童话”这一概念从进入中国起就呈现出含混不清的局面。在“儿童本位”观的基础上对“古典童话”“民间童话”“创作童话”加以区分,并通过对古典童话进行梳理,挖掘出适合改编成现代童话的文学资源。第二章研究童话的“再创作”。以文字书写类型的童话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为孩子建构一个“可记忆的中国”。首先分析《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集》是如何改写传统民间童话的,接着回顾中国民间童话改写的历史和现状。最后通过评析《汉声中国童话》、萧袤“山海经系列”两个经典案例,说明国内出版社和童话作家是如何利用传统题材进行童话再创作,借此探讨童话改写的原则和方法。第三章研究童话的“新传播”。以影像视听类型的童话为研究对象,聚焦当下童话传播的新形式。从读图时代这一背景入手,探讨当代儿童生活和阅读现状,分析绘本、儿童电子读物、动画等是如何讲述和传播传统故事。绘本作为一种强调“图文统一”的艺术形式,促进了民间童话的视觉化改编。儿童电子读物,极大地促进了民间童话的传播,充分满足了儿童听故事和看故事的需求。而动画作为一种更为复杂的综合艺术,在改编上难度更大。“中国学派”对传统民间童话和民间艺术的创造性运用,依然值得今天的动画创作者学习。第四章是对多元媒介下民间童话改写和阅读的反思。一苇出版的《中国故事》引发的争论,从侧面说明了童话改写的困难。通过观察民间童话在不同媒介中的改编,总结了关于民间童话改编的六点建议。通过描述当下家长对童话的认知,说明童话在当代对儿童和成人的双重意义,以及如何更好地进行亲子阅读。结语部分,在对中国童话创作现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展望童话的未来,探讨童话创作向民间传统回归的价值和意义。

杨胡灵^[7]（2021）在《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文中提出体育教材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教学文本,是实现体育教学中“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是对培养学生掌握运动技术汲取体育健康知识的重要工具,其中基础教育的体育教材对中小学生的终身发展与全面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随着当前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不同网络信息对中小学体育课学习内容有着不同形式的解读,具有极强的便利性,从而对当前传统的中小学体育教材的使用情况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如何编写体育教材将教材适用于学生学习,成为体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建国七十年以来人教出版社出版的中小学体育教材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选编原则、框架结构、教学内容及学习评价进行梳理,找出教材编写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访谈了解现今体育教材使用情况,探明原因,为我国今后体育教材的编写研究及教材的指向性提供理论上的借鉴与建议。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教材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编写中并未很好的落实,且在落实的过程中教师以自身的理解和场域去判断学生的需要,却与学生真实的需要出现了偏差,因此,以“学生为主体”的编写思想并未得到师生的认可。2.教材内容编写所制定的选编原则在实际编写中却没有很好的落实,现今的选编原则与师生之间的需要存在着偏差,没得到师生的认同。3.教材所编写的教学内容和所制定的框架结构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很好的落实,与师生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且不能满足师生的需要。4.教材所编写学习评价中的评价方法、内容、主体和标准与实际教学中的考核评价没有很好的契合,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并未得到教师认同。整个研究发现新时代体育教材编写的展望:1.体育教材编写思想应更深层次地融入以学生为主体;2.体育教材内容的编写应与现阶段实际情况相契合;3.体育教材理论知识内容与德育、技术技能相结合;4.体育教材应注重内容及框架结构的多样化;5.体育教材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提高体育教材实用性;6.小学体育教材学生用书的编写,实现纸质动画与视频动画学习相结合。

彭雪梅^[8]（2021）在《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文中研究指明教科书乃课堂教学之依据,然现阶段高中体育教科书使用率不高甚至很低,这需要我们反思其编写范式是否存在问题。遂本文以库恩“范式”的3个维度（科学共同体、理念、方法）贯穿全文,探究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转换特征、现存问题及发展趋向,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提供借鉴与启示。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对4套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进行历史考察发现: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经历了“3次转换”,其编写范式在科学共同体上呈现出人教社专业编辑、专家教授和一线优秀教师组成的“三结合”队伍特点;编写理念上呈现出“知识本位”向“育人本位”逐步推进的特点;方法上呈现出“单一”到“多元”的特点。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专家、教师及学生得出:现行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面临“两大现状”和“六大问题”,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教”与“学”的需求,编写范式出现危机。“两大现状”为师生使用率低和师生满意度低;“六大问题”为:作用与价值尚未显现;内容对学生吸引力低;内容较难且讲解浅泛,多数学生难以掌握;时代适应性差,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实际操作性不强;编写人员结构不合理。最后依据现存问题并结合以往的编写范式提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编写范式的发展趋向为:（1）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应规范编写人员领域,编写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科学共同体应为从事高中体育教育研究、教学的人员及管理人员等;同时应优化科学共同体的人员结构,缩小专家教授的比例,加大一线教师的比例,同一教学内容的编写应专家教授与一线优秀教师合作完成;此外还需优化科学共同体的地区分布,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应服务于全国各地的学校,而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各地专家教授、教研人员和优秀教师共同组成共同体,有利于更好地把控各地教育教学实际情况。（2）理念上,凸显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作用与价值;增强教科书内容的趣味性和创新性;体现时代性,注重学生学习需求的实现;准确掌握学生实际水平,处理好教学内容与学生水平不相符的情况;关注基层教育的实际情况,增强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内容的实用性;落实人教版高中体育教科书的实行制度,注重体育教科书作用与价值的具体实现。（3）在内容编排上应注重知识结构的“螺旋式”上升,且应详细具体,便于理解;内容的呈现方式上不仅要文字与图表相结合,还应以便捷的方式加入视频教程;在考核评定方法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合理的考评标准;学习评价方法上应具有多元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自评、他评和互评相结合等;学练方法上更具指导性和科学性,注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究。

陈辉^[9]（2021）在《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文中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成为一个主导世界格局并具有话语霸权的国家。国情咨文演说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本文探讨了其话语策略,旨在揭示美国政治话语策略的合法化本质以及隐藏在合法化话语中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政治话语,国情咨文演说的政治本质和交际意图是使美国政府的政治议程合法化,以获得国会议员和公众的认可和支持。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1进行过系统研究。而且,关于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展开,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方面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本文将悉尼学派的语类分析视角运用于国情咨文演说的合法化策略研究中,提出了四个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的研究问题:1)作为政府工作报告,国情咨文演说关注的优先事项是什么?优先事项的历年变化折射出哪些政策变迁轨迹?2)演说者如何在独白式语篇中与受众进行对话以获得期待的对话空间和协商空间?3)为了实现既定的交际意图,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由哪些部分组成并具有哪些突出特征?4)国情咨文演说作为政治话语语类,其语类特征具有哪些合法化功能?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前三个问题从语类分析视角全面分析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为回答第四个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个问题以语类分析为主导视角探讨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及其表现形式,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识别了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在文本中的实现方式和作用。本文选择了 1989年至2020年期间五届政府的国情咨文演说作为分析语料。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本文运用相关的理论框架对语料进行标注和编码,对语料文本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从演说者阐述的优先事项、与受众互动表现出的对话性以及演说语篇呈现的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这三个维度对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旨在探究隐藏在这些语类特征背后的话语合法化功能和策略。首先,本文通过语料库分析软件PowerConc提取了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50个主题词,归纳了美国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十类优先事项:国土安全、经济、社会保障、教育、家庭、就业、科技、犯罪、能源和价值观。上述议题体现了美国历届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延续性。然后,以同样的方式提取主题词,本文将在每届政府的语料文本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分别和在分析语料库中能凸显话题特征的前10个主题词进行比较。分析语料库中的这10个主题词涵盖了就业、家庭、社会保障、教育、国土安全（反恐）和经济六类优先事项,是五届政府共同关注的优先事项。结果显示,除开克林顿政府,其他四届政府都有除了这六类优先事项之外特别重视的工作事项,体现了这四届不同政府在优先事项上的时代性。具体表现为,乔治·布什政府重视推行“自由”价值观和打击毒品犯罪;乔治·沃克·布什政府同样强调“自由”价值观的重要性;奥巴马政府视能源问题为影响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因素;特朗普政府将打击毒品犯罪、推行移民新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妇女地位列为其政治议程中的重要事项。其次,基于评价理论的介入系统框架,本文探究了演说者运用不同的介入方式和介入资源在独白式语篇中和受众进行互动并为自己赢得协商空间的对话过程。国情咨文演说的对话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二个对话模式,即对话性压缩和对话性扩展;二个主要介入方式,即“否认”和“接纳”;三个核心话题,即“计划”、“问题”和“处事风格/价值观”;二个关键因素,即话语主体责任和对话空间。随后,基于Martin（1992）提出的“语类图式结构”概念,本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还原了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即由一系列可识别的五个“阶段”组成:问候^序曲^政府工作报告^宣言^致谢,其中阶段3“政府工作报告”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12个核心“步骤”组成:社会问题、优先事项、新政策、成就、民族自豪感、团结、挑战、价值观、政府责任、嘉宾、故事、国际担当2。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规律性、灵活性和递归性。最后,基于前三个研究问题的发现,本文解构了演说者运用一系列话语合法化策略来证明其政治议程的合法性的过程。结果显示,国情咨文演说的语类特征本身就具有合法化功能,包括优先事项的意识形态本质、构建理想受众以及高度规约化的语类结构所蕴涵的传统的合法化策略（包括“授权”、“合理化”、“道德评价”、“叙事化”和“情感诉求”）。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传统的合法化策略（van Leeuwen,2007;2008）作为更具体的方式来辅助和提升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其中“道德评价”、“授权”和“情感诉求”成为贯穿演说始终的主要话语合法化策略。本文是针对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进行的一次具有创新性的探索。本文剖析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并将语类特征的合法化功能与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联系起来,还扩展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van Leeuwen（2007;2008）的分析框架,增添了属于“授权”类别的“机构权威”和“宗教权威”子类别、属于“神话虚构”3类别的“叙事故事”子类别和独立的“情感诉求”类别。另外,本文以语类分析视角为主导视角,并结合批评话语分析视角,原创性地构建了一个专门用于分析政治话语合法化策略的研究路径,弥补了传统的话语合法化策略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上的不足。

王一帆^[10]（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二、中国民族广播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民族广播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民间童话的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8）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论文提纲范文）

（9）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民族广播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多层外交理论视角下中韩城市外交研究[D]. 许菲. 吉林大学, 2021(01)
• [2]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3]工程伦理教育的关键机制研究[D]. 李恒. 浙江大学, 2021(01)
• [4]象征、动员与认同：音乐的三重政治功能研究 ——以“中宣部100首歌曲”为分析对象[D]. 连婉廷. 吉林大学, 2021(01)
•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体系研究[D]. 朱鸿亮. 西安理工大学, 2021(01)
• [6]中国民间童话的改编研究[D]. 章玺.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7]建国七十年基础教育阶段体育教材编写特征与展望 ——以“人教版”为线索[D]. 杨胡灵.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8]建国七十年高中体育教科书的编写范式及发展趋向 ——以“人教版”为线索[D]. 彭雪梅.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9]美国国情咨文演说的话语合法化策略：语类分析视角[D]. 陈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10]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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